封建思想范文10篇

摘要：本文以胡宏有關“封建”的論述為中心，具體考察其在不同時段、不同政局下的論述變化。其論述大致由肯定郡縣制，只是修正郡縣制在實行時的缺陷；再到在史論中隱約批評郡縣制，意欲恢復封建；最終全面論述封建建制，認為封建是大法大本。其論述雖看似循序漸進，實為在具體時勢下的權衡結果。

關鍵詞：胡宏；封建；郡縣

“封建”一詞，最早見于《詩經》，一直貫通商周于今之間，其意義衍化之時，往往與政治結構、意識形態相關。平添幾分駁雜與混亂。故不深究歷史脈絡，回復各代、各人具體論述中的實情，很難得其近真之相。有宋一朝。士大夫對于“封建”玩味最多。且多意含接續三代道統之意，出于政治上的表現，便是欲落實封建古制。然“復歸”三代，落實封建，亦多是對現實政治反應的一種策略。隨時勢變化而變遷。胡宏(1105-1161)便是其中一例。胡宏封建由主張修正郡縣制的缺陷，到史論中隱約批評郡縣制。最終認定應改郡縣為封建，而封建多與井田相合。其轉變看似循序漸進，實多于當時政局、時勢相關。

一

胡宏，字仁仲，學者稱五峰先生，福建崇安人。生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卒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五十七。胡宏少年便私淑二程。稱二程“紹孔、孟之統，振六經之教”，對當時所流行的王、蘇、歐陽之學皆未首肯，且編纂《程子雅言》以“破王安石之奸說”。宣和七年(1125)，胡宏至京人太學，從學程門高弟楊時(1053-1135)，遂正式成為二程再傳弟子閉。在宋廷南渡之前。胡宏的學術與政見大致受二程影響，反對王安石的變法與“專用己意訓釋經典”。這種觀念大致延續至后。且與其在不同時期對“郡縣”“封建”的不同論述大有關系。

南渡至臨安的趙宋朝廷，外有強敵壓境。內則遷都未久、百事待理，如何處理好內外關系。雖為舊題。實擔新意。胡宏在《中興業》中首次論述“郡縣”問題。他在此時認為郡縣具有重要作用，說“有土則有民，有民則有財。置守令，所以養民生財也。”然而“平時，監司州郡已不肯同心國事，互相忌惡。”遂使自喪亂后。形成“州郡專以抗拒監司為能，監司專以陵撓州郡為事。”而究其原因，其弊最要不在郡縣，乃是“為漕使者，不能平貴賤，通有無。或厚斂茍免以資敵，或重載遁逃以實己。是使守令不得養民以生財也。為憲使者，不能察奸欺，允刑獄，賦污狼藉者不按。奸宄通賊者不治，是使守令不得治民以息爭也。”其主張，“或宜盡罷監司之職，屬之連帥，選擇守令，使各清心省事，專以墾田練兵、興利除害為務。”則此期。胡宏并未見有批判郡縣制之舉，只是認為現行的監司等官制牽制了郡縣的長處。

論文關健詞:紅樓夢；傳統；法律思想

論文摘要:《紅樓夢》是中國古代四大文學名著之一，是一部對封建社會進行現實主義批判且藝術價值極商的文學作品，從不同角度給我們提供了很多研究素材。《紅樓夢》創作于清代，在政治法律方面，清代繼承了漢唐宋明等歷代封建制度的主干，并有所發展，其典章制度發達完備，堪稱中國封建法制之集大成者。透過如此深刻的寫作背景，我們可以通過對這部內容豐富的文學作品的研讀，來體味中國傳統法律思想。

一、皇權至上，法自君出

在中國古代，君主是國家的象征，是國家主權者。君主掌握國家“要”事，即制定國家的基本政策，主持制定和頒布成文的法律及決定和各項政令，即“出令布憲”、“出號令，明憲法”，選任人才。這就是說君主集中掌握國家的立法權、決策權、及人事任免權。法自君出，刑由君定，既是被社會所公認的理論原則，又是必須普遍遵行的社會現實。“皇權至上，法自君出”深深烙印在中國封建體制中。皇帝是整個大家的家長，皇權不可侵犯，下屬臣子百姓都視為他的子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主張制禮樂、定征伐等政治法律行為應由天子掌握，他對諸侯割據、大夫專權的政治局面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論語?季氏》:“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候出。自諸候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他還嚴厲批評了各種潛越行為。董仲舒以“天人感應”學說為基礎，認為君權神授，皇權至上。他說“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在封建制度下，君主的言論是金科玉律，神圣不可侵犯，決不允許陽奉陰違，抗拒不從。君主的詔令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它可以取消法律，更改法律，代替法律。為了維護皇權，確保君主的權力及其人身的絕對安全，歷代封建王朝都從立法方面作了嚴格規定。所謂謀反、謀大逆、謀叛、大不敬等罪名，都是為了維護皇權而制定的。在文學名著《紅樓夢》中，也體現了中國古代皇權至上，法自君出的法律思想。《紅樓夢》第十八回中元妃省親的諸多細節就體現了這一點。元春才選風藻宮后，被尊為貴妃，成了皇族，因此她的地位就超出了原來的小家，以大家來衡量了，其祖母賈母，生父賈政都在皇權之下視為臣子，因此都要對元妃行國禮，說話也要用敬辭，而寶玉就更不用說了。祖孫、父女、姐弟之禮都在大家系統中以君臣之禮取而代之，以表示對皇權至高無上的敬畏“賈赦領合族子弟在西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半日靜悄悄的。忽見兩個太監騎馬緩緩而來，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趕出圍幕之外，便西面站立;半日又是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隱隱鼓樂之聲。一對對鳳霎龍族，難羽宮扇，又有銷金提爐，焚著御香，然后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執事太監捧著香巾、繡帕、漱孟、拂塵等物。一隊隊過完后，后面方是八個太監抬著一頂金頂鵝黃繡鳳燮輿，緩緩行來”…元妃人園后，禮儀太監跪請升座受禮，引賈赦、賈政等于月臺下排班，后又引賈母等女眷自東階升月臺上排班，昭容皆傳元妃諭令曰:“免”。茶已三獻，賈妃降座，出園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不迭。賈政又至簾外間安，賈政雖是元妃生父，但此時已經君臣有別，所以身為臣子的父親要向身為皇妃的女兒行禮請安，隔著簾子，賈政囑咐賈妃“業業兢兢，勤慎恭肅以侍上”，賈妃囑咐父親“國事為重，暇時保養”。公務員之家

二、禮法結合與’‘三綱五常”的宗法倫理思想

從歷史的演變來看，“禮”與“法”雖然有其差別，但也有相似之處。在周禮中，禮與刑是相輔相成的，也即所謂周公之法。對于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來說，離開了禮治便無法調整宗法倫理關系，從而失去統治的支柱。離開了法治則無法對付民眾的反抗和內部對抗性的矛盾，禮與法的相互滲透與結合，構成了中華法系最本質和特有的法文化。所謂“禮法合治”是指宗法與官僚制的結合，家族倫理原則與君主專制原則的結合，道德教化與法律強制的結合，賢人政治與刑法治國的結合。“禮法合治”最初表現為“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管子認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禮法合治”學說是在漢朝形成和確立的，最初表現為黃老學派對嚴刑竣法的批判和提出德刑相濟，漢儒董仲舒提倡“罷黝百家，獨尊儒術”，并在司法實踐上提出“春秋決獄”，以儒家“禮治”原則和“禮”規范校正、補充本于法家思想的《漢律》，從此為“禮人于刑”打通了航道。董仲舒強調以禮為主，禮法結合，被確定為封建正統法律思想。以“三綱五常”作為指導立法的思想，主張刑罰必須符合禮教，“應合經義”“論心定罪”，“三綱五常”成為數千年中華之國粹，立法之大本。“三綱”是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對儒家禮教尊尊、親親原則的具體化，構成了國家與家族互相維系的縱向服從關系。“五常”是指仁、義、禮、智、信，是處理君臣、上下關系的準繩，是調整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系的基本原則，構成了維系橫向社會關系的首要規范。魏晉南北朝時期，禮法融合更突出地表現為以禮人律。唐朝時期以禮人法完成，宋明理學的出現使得“禮法合治”得以完善，認為法律“存天理”，是綱常的外在表現。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特點是:第一、宗法思想指導立法。第二、皇權至上，法自君出。第三、堅持特權，主張同罪異罰。第四、重德輕刑，重義輕利。而這在《紅樓夢》中也有反映，《紅樓夢》中薛蟠打死張三案，本來有罪的薛蟠因為賈雨村的枉法而逃脫了法律的懲罰，賈雨村的改判也體現了封建法制維護貴族特權。薛家是金陵四大家族之一，而“四家皆聯絡有親，損俱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這種貴族之間的聯姻關系使得權力在這里起到它最大的作用，凌駕于法律之上。從“護官符”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法律與吏治的弊端，薛家的權勢是辦案的官員拘情枉法的直接原因，而殉情枉法的官員最后也會得到四大家族的庇護，從而逃脫徹情的責任，于是法律的約束也就變得松弛。另外鳳姐弄權中也可見賈府勢力之大，可以干預司法。除了恩蔭制度中賈赦、賈珍等襲了爵，還有捐納制度中賈榮捐了五品龍禁衛，連賈府奴才賴榮也都求了主子，捐了個縣官。可見勢力之大，可以無視法律的規定。另外紅樓夢中無處不體現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賈府婚喪嫁娶禮儀之繁多，場面之宏大，足以說明財力與身份，經濟能力與政治地位在儀式上的關系。里面的婚姻都必須服從家長的意志，體現了封建的家庭倫理思想。賈氏史太君作為最大長輩，在家庭事務中享有特殊權力。從榮府持家大權交由賈政夫婦，到鞭答寶玉時賈母與賈政的對話，都體現了封建家長的權威。書中很多體現了宗法倫理思想對封建法律思想的影響。

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區分與段落，與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馬列主義傳入中國以及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有直接關系，也與20世紀20年代后考古學在中國興起，證實中國殷周以前確有夏朝及悠久的原始社會有一定關系。近代進步與相信馬列主義的史學家，認為中華民族同樣也經歷了原始、奴隸、封建（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三個時期。同志1939年在著名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對此作了結論性的肯定。新中國建立后，繼承馬列主義史學家的研究成果，進一步確立新史學體系的廣大史學工作者，從對中國通史的研究、編寫和教學的實際需要出發，曾進行了“中國封建社會分期”的大討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歷50多年后的21世紀與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武漢大學、蘇州大學、蘇州科技學院三所大學發起并再次舉辦“封建”與“封建社會”問題學術研討會，雖是“舊題”重議，但在社會又一次大轉型、各種思潮勃起的新形勢下，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我們認為核心問題是關乎到史學研究是否堅持和發展馬列主義唯物史觀、唯物辯證法的核心問題。

一、目前史學研究狀況需要回顧近現代史學的發展歷程

中國歷史學從總況說大體可分為傳統史學（《史記》至《清史稿》）、近代史學（即馬列主義史學，以下不再逐一注明。其標志是《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至建國前）兩大類或兩大階段。二者之間是繼承和發展的關系；每大段內的歷史分期與歷代史學家之間也是繼承和發展關系。紀傳體的“二十五史”，歷二千多年形成，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寶貴遺產；近代中國史學是20世紀30年代后才形成的，也取得了世人瞻目的成就。

1.史學研究現狀需要再次討論“封建”與“封建社會”

1978年改革開放后，老、中、青史學家在對“”進行“反思”中奮起，在繼承和發展馬列主義史學中，相繼出版了各類題材的史學論著。僅以古代史或通史說（依時間順序），就有劉澤華主編的《中國古代史》（1979年）、朱紹侯主編的《中國古代史》（1982年）、張豈之主編的《中國歷史》（通史，2001年）、周一良等主編的《新編中國通史》（2001年）、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2004年）、傅衣凌主編的《中國歷史》（2006年）、晁福林主編的《中國古代史》（2007年）、《中國史稿》編寫組修改出版的《中國史稿》、蔡美彪續主編的《中國通史》五至十二冊（2008年出完）、上海人民出版社組織的《中國通史•斷代史系列》等；各大學編寫的古代史、通史或簡史；通俗性的戲說、細說、圖說、正說、論壇等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中國史版本，不下四五十種。從影響大、采用多的高等學校教材《中國古代史》、《中國歷史》（或通史）而言，改革開放初期編寫的，基本上多沿襲《中國通史簡編》、《中國史稿》體例，“編”或“章”中有《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1990年后的史書則多以斷代的先秦、秦漢等相稱，沒有了前者的“三種社會形態”術語。《原始社會》被“遠古”、“上古”、“中華遠古”、部族、“史前”等所取代。《封建社會》被“西周”、“戰國”等所取代。其諸多原因中，怕“回避”原始、奴隸、封建社會分期的爭論是主要的。有的則是對馬列主義的“五種社會形態”產生懷疑，甚至否定。這樣一來，就出現了少數史學專家否定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方法與“近代中國史學”的所謂“創新”。如以“新科學”的《人是太空人的試驗品》稱：“大約在五萬年以前，一批外星人來到地球，他們具有高度的智慧。當他們發現地球引力等因素不適合他們居住時，他們選擇了地球上精力旺盛和智力較高的雌猿，注入了太空人的基因進行雜交，這便產生了地球上的人類。”①編者的話稱贊曰：“李衛東博士的這本書，‘改寫了人類進化的全部歷史，揭示了地球文明的所有謎案’。”②

徹底推翻了馬克思、恩格斯“勞動使猿變成人”的科學理論。《中國歷史通論》云：“所謂‘奴隸制’與‘封建制’的‘古史分期問題討論’曾一度熱鬧非凡，今日看來連它的前提都搖搖欲墜。而所謂‘封建社會內部分期問題’，即自秦以來的歷史分期，至今少有人問津。‘封建’一竿子到底，一盆‘專制主義’漿糊，貼上‘加強’、‘進一步加強’標簽，就可解決一切。現行‘通史’教材，讀來無味，就因讀不出異同變化。每朝每代都是政治、經濟、文化、民族關系四塊，初期休養生息———中期危機加深———末期農民起義三段論，一副面孔，一個模式，像翻燒餅那樣單調無味。”③我們在有關論文中，或在有的學術會議上，也能見到或聽到與此類似的意見，甚至還有比這些更為尖銳的批評。武漢大學、蘇州大學、蘇州科技學院聯合發起再次舉行“封建”與“封建社會”問題學術研討會，是很有必要的，也是適時的。1999年戴逸先生在為《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寫的《總序》中說：“第四代史學家是在‘’結束以后成長起來的。經過十年‘’，歷史學從廢墟中走出來，發展很快。近二十年的時間，中國史學處于重新探索階段”，“試圖探索出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史學理論體系。”④其重要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否已經過時，今后還要不要堅持，怎樣堅持，這些都需要進一步反思，探索答案。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仍然是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而“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一種開放、發展的學說”，“只有吸收全人類文化成果中的營養，才能發展馬克思主義。如何正確對待各種學術流源，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問題。解決好這個問題，中國史學才能發展，才會有生命力。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⑤此說是正確的。盡管社會轉型期出現各種思潮、各種史學觀點是正常的，但馬列主義唯物史觀必須堅持，近百年的馬列主義中國歷史學成果應當繼承，代代史學家亦應受到充分尊重和肯定。

一、皇權至上，法自君出

在中國古代，君主是國家的象征，是國家主權者。君主掌握國家“要”事，即制定國家的基本政策，主持制定和頒布成文的法律及決定和各項政令，即“出令布憲”、“出號令，明憲法”，選任人才。這就是說君主集中掌握國家的立法權、決策權、及人事任免權。法自君出，刑由君定，既是被社會所公認的理論原則，又是必須普遍遵行的社會現實。“皇權至上，法自君出”深深烙印在中國封建體制中。皇帝是整個大家的家長，皇權不可侵犯，下屬臣子百姓都視為他的子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主張制禮樂、定征伐等政治法律行為應由天子掌握，他對諸侯割據、大夫專權的政治局面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論語?季氏》:“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候出。自諸候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他還嚴厲批評了各種潛越行為。董仲舒以“天人感應”學說為基礎，認為君權神授，皇權至上。他說“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在封建制度下，君主的言論是金科玉律，神圣不可侵犯，決不允許陽奉陰違，抗拒不從。君主的詔令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它可以取消法律，更改法律，代替法律。為了維護皇權，確保君主的權力及其人身的絕對安全，歷代封建王朝都從立法方面作了嚴格規定。所謂謀反、謀大逆、謀叛、大不敬等罪名，都是為了維護皇權而制定的。在文學名著《紅樓夢》中，也體現了中國古代皇權至上，法自君出的法律思想。《紅樓夢》第十八回中元妃省親的諸多細節就體現了這一點。元春才選風藻宮后，被尊為貴妃，成了皇族，因此她的地位就超出了原來的小家，以大家來衡量了，其祖母賈母，生父賈政都在皇權之下視為臣子，因此都要對元妃行國禮，說話也要用敬辭，而寶玉就更不用說了。祖孫、父女、姐弟之禮都在大家系統中以君臣之禮取而代之，以表示對皇權至高無上的敬畏“賈赦領合族子弟在西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半日靜悄悄的。忽見兩個太監騎馬緩緩而來，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趕出圍幕之外，便西面站立;半日又是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隱隱鼓樂之聲。一對對鳳霎龍族，難羽宮扇，又有銷金提爐，焚著御香，然后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執事太監捧著香巾、繡帕、漱孟、拂塵等物。一隊隊過完后，后面方是八個太監抬著一頂金頂鵝黃繡鳳燮輿，緩緩行來”…元妃人園后，禮儀太監跪請升座受禮，引賈赦、賈政等于月臺下排班，后又引賈母等女眷自東階升月臺上排班，昭容皆傳元妃諭令曰:“免”。茶已三獻，賈妃降座，出園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不迭。賈政又至簾外間安，賈政雖是元妃生父，但此時已經君臣有別，所以身為臣子的父親要向身為皇妃的女兒行禮請安，隔著簾子，賈政囑咐賈妃“業業兢兢，勤慎恭肅以侍上”，賈妃囑咐父親“國事為重，暇時保養”。

二、禮法結合與’‘三綱五常”的宗法倫理思想

從歷史的演變來看，“禮”與“法”雖然有其差別，但也有相似之處。在周禮中，禮與刑是相輔相成的，也即所謂周公之法。對于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來說，離開了禮治便無法調整宗法倫理關系，從而失去統治的支柱。離開了法治則無法對付民眾的反抗和內部對抗性的矛盾，禮與法的相互滲透與結合，構成了中華法系最本質和特有的法文化。所謂“禮法合治”是指宗法與官僚制的結合，家族倫理原則與君主專制原則的結合，道德教化與法律強制的結合，賢人政治與刑法治國的結合。“禮法合治”最初表現為“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管子認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禮法合治”學說是在漢朝形成和確立的，最初表現為黃老學派對嚴刑竣法的批判和提出德刑相濟，漢儒董仲舒提倡“罷黝百家，獨尊儒術”，并在司法實踐上提出“春秋決獄”，以儒家“禮治”原則和“禮”規范校正、補充本于法家思想的《漢律》，從此為“禮人于刑”打通了航道。董仲舒強調以禮為主，禮法結合，被確定為封建正統法律思想。以“三綱五常”作為指導立法的思想，主張刑罰必須符合禮教，“應合經義”“論心定罪”，“三綱五常”成為數千年中華之國粹，立法之大本。“三綱”是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對儒家禮教尊尊、親親原則的具體化，構成了國家與家族互相維系的縱向服從關系。“五常”是指仁、義、禮、智、信，是處理君臣、上下關系的準繩，是調整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系的基本原則，構成了維系橫向社會關系的首要規范。魏晉南北朝時期，禮法融合更突出地表現為以禮人律。唐朝時期以禮人法完成，宋明理學的出現使得“禮法合治”得以完善，認為法律“存天理”，是綱常的外在表現。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特點是:第一、宗法思想指導立法。第二、皇權至上，法自君出。第三、堅持特權，主張同罪異罰。第四、重德輕刑，重義輕利。而這在《紅樓夢》中也有反映，《紅樓夢》中薛蟠打死張三案，本來有罪的薛蟠因為賈雨村的枉法而逃脫了法律的懲罰，賈雨村的改判也體現了封建法制維護貴族特權。薛家是金陵四大家族之一，而“四家皆聯絡有親，損俱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這種貴族之間的聯姻關系使得權力在這里起到它最大的作用，凌駕于法律之上。從“護官符”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法律與吏治的弊端，薛家的權勢是辦案的官員拘情枉法的直接原因，而殉情枉法的官員最后也會得到四大家族的庇護，從而逃脫徹情的責任，于是法律的約束也就變得松弛。另外鳳姐弄權中也可見賈府勢力之大，可以干預司法。除了恩蔭制度中賈赦、賈珍等襲了爵，還有捐納制度中賈榮捐了五品龍禁衛，連賈府奴才賴榮也都求了主子，捐了個縣官。可見勢力之大，可以無視法律的規定。另外紅樓夢中無處不體現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賈府婚喪嫁娶禮儀之繁多，場面之宏大，足以說明財力與身份，經濟能力與政治地位在儀式上的關系。里面的婚姻都必須服從家長的意志，體現了封建的家庭倫理思想。賈氏史太君作為最大長輩，在家庭事務中享有特殊權力。從榮府持家大權交由賈政夫婦，到鞭答寶玉時賈母與賈政的對話，都體現了封建家長的權威。書中很多體現了宗法倫理思想對封建法律思想的影響。

摘要：魯迅先生的小說中，很多作品都反映了舊中國的婦女形象及其解放問題，塑造了一些十分典型的婦女形象，她們從順從一步一步艱難地走向反抗，并且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是她們的犧牲是值得的，正如單四嫂、祥林嫂、子君和愛姑等等形象一樣。本文主要是通過對這幾個典型形象的逐步反抗斗爭及其思想義的深入分析，揭示束縛婦女進步反抗的深層原因，進一步探討魯迅先生對婦女的關注及對她們的解放問題的深邃思考。

關鍵詞：魯迅小說婦女反抗形象探索

一

“五四”運動掀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專制，提倡民主”上午呼聲越來越高。這時期出現了大量反封建禮教，追求婦女解放的文學作品。魯迅是較早關注婦女解放問題的偉大作家之一。在他的小說創作中，為我們留下了一個個鮮明生動的婦女形象，通過這些我們看到了魯迅先生對婦女，特別是對舊中國勞動婦女命運的深切關注。她們中的典型形象是：《明天》中的單四嫂，《祝福》中的祥林嫂，《傷逝》中的子君和《離婚》中的愛姑，而且基本都是婦女反抗的悲劇形象典型。本文試通過對這幾個典型形象的分析，探討魯迅對婦女的關注及對她們解放問題的不斷探索。

二

（一）逃避的反抗

科學技術的普及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有著獨特的作用。在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一個國家、地區科學技術的普及程度，從根本上決定這個國家、地區生產和文化的發展水平，決定著這個民族的創造能力。

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的關系。科技創新是國家、地區綜合競爭力的關鍵，而科學技術普及是科技創新的前提和基礎。科技創新和科學技術普及是一體兩翼，兩個輪子，相互依存，相互促進，是科技發展的兩個重要方面，共同推動著生產力的發展。科技創新是在科技前沿不斷取得新的突破，而科學普及則是科技創新的一個重要基礎。科學技術的普及是科學技術第一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必經環節，沒有科學普及，也就不可能有持久的科技創新。我們絕不能只重視科技創新，不重視科學普及，更不能只要科技創新而不要科學技術普及。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科技創新和科學普及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科技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源動力，而科普是經濟發展的助推器。在知識經濟初現端倪的今天，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知識創新步伐不斷加快，人才和科技已成為支撐現代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基礎。有一份資料顯示，英國在1660年-1730年擁有了世界上40%的科學成果，因此，當時的英國國力最強大。美國1950年擁有了世界上57%的科學成果，因此至今一直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從這個方面分析，在我們發展經濟，增強國家、地區綜合實力中，以下趨勢十分明顯。一種趨勢是從重視財富的現實增量、轉向財富的潛在增量。潛在增長是什么？就是科學技術。第二種就是從重視物質資本等有形財富，轉向技術、人才等無形財富。第三種就是設備引進轉向重視管理、技術軟件引進。如果從認識的角度來看，科技創新是國家綜合競爭力的關鍵，而科普工作就是將科學技術大眾化、應用化、普遍化，任何一項科學技術要為人們所掌握，轉化為巨大的現實生產力，一定離不開科普工作，科技創新的目的，就是通過科學技術普及進而轉化為生產力。因此，我們要像重視科技創新那樣重視科普工作，否則，經濟發展就后勁不足。

科普工作面臨的形勢和挑戰。科普工作，是提高公眾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途徑。公眾的科學文化素質明顯提高、形成比較完善的科技和文化創新體系，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一個重要方面。當前，科普工作面臨著嚴峻挑戰。首先，陳舊的、玩固的封建思想仍給科普工作造成消極影響。我國是一個具有數千年封建社會歷史的國家，破除起來非常不容易。封建迷信思想本質上是與科普文明相對立的，封建思想越濃厚，科學普及就越困難。第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賦予科普工作十分繁重的任務。當今時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各種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知識更新的速度越來越短。科學以其難以置信的速度展示其無窮的魅力和對人類社會產生的巨大影響。如何使公眾了解各類科學知識，知曉各類科學技術，這賦予科普十分繁重的任務。第三，市場經濟的功利因素給科普工作帶來的新情況、新影響。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企業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這是無可非議的。科學普及是一項公益性工作，是一項更多體現為少量的零碎的分散經濟效益和長期的整體的巨大的社會效益的事業。因此，科學普及需要公共財政更大投入和需要社會各界共同作出努力和奉獻!

內容摘要：魯迅和金東仁是中韓兩國代表性的作家，且兩位作家都處于相同的歷史時期，他們都敏銳地捕捉到了當時的社會問題，并將關注的目光轉向女性，描述女性悲慘的命運，呼吁關注女性問題，更深刻地呼吁解放封建社會。不僅如此，兩位作家都很擅長使用諷刺手法。本文對金東仁的《土豆》和魯迅的《祝福》中兩位女主人公“祥林嫂”和“福女”進行比較研究，并結合諷刺理論和女性主義，分析其悲劇的原因，探究當時的社會現實和封建制度對女性的毒害。

關鍵詞：諷刺理論;女性主義;女性形象;比較研究

《祝福》是魯迅第二部小說集《彷徨》中的第一篇，是魯迅的小說代表作之一。魯迅以極大的熱情歡呼辛亥革命的爆發，可是辛亥革命后，帝制政權雖被推翻，但取而代之的卻是地主階級的軍閥官僚統治，宗法觀念、封建禮教仍然是壓在人民頭上的精神枷鎖。在這樣的背景下，魯迅1924年寫下了《祝福》。小說使用第一人稱，講述離開故鄉的知識分子，在舊歷年底回到故鄉“魯鎮”后暫寓在魯四叔的宅子里準備過“祝福”大典時，見證了四叔家先前的女仆祥林嫂瘁死的悲劇，接著通過對女主人公祥林嫂悲慘生活的描述，深刻展示了20世紀20年代中國農村的真實面貌。金東仁是韓國近代文學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土豆》是他優秀的代表作之一。韓國20世紀20年代正處于日本殖民地統治時期，國家主權喪失，在日本的殖民殘暴統治下，人民不斷被榨取摧殘，百姓生活困苦。《土豆》創作于1925年，描述了貧窮的農村女性“福女”為了生存而一步步走向墮落和死亡的過程，揭示了社會環境所導致的人類道德墮落的主題。《祝福》和《土豆》兩部作品都是以20世紀20年代的農村為背景，作品的兩位女性主人公分別為“祥林嫂”和“福女”。本文將運用諷刺理論，并結合女性主義理論對兩位女性的形象進行比較研究，探究其悲劇的原因，揭示當時的社會現實和封建制度對女性的毒害。

1.諷刺理論和女性主義

首先看諷刺主義，鄭伯奇說：“諷刺文學不是下意識的產物，也不是自然發生的東西。在階級社會中諷刺文學是一種斗爭的武器。但是，同樣是斗爭的武器，諷刺文學，在斗爭的發展過程上，有它的特殊的地位和意義。[1]1935年春，魯迅在《論諷刺》和《什么是“諷刺”?》兩篇短文中說：“我想：一個作者，用了精煉的，或者簡直有些夸張的筆墨———但自然也必須是藝術的地———寫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實來，這被寫的一群人，就稱這作品為‘諷刺’”[2]。正面討論了諷刺問題，他提出的“精煉”與“夸張”，是諷刺的表現特征。魯迅認為“諷刺”是“藝術”，且是能讓人“受感動”的，這里的“受感動”是指震撼人心的力量。不僅如此，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中，概括說明了諷刺文學的緣起、界定其特點、說明其風格等，理解和掌握了諷刺的“公心”“婉曲”“戚諧”三個特點[3]。女性主義也是文學作品中經常使用到的理論，且近年來，女性主義也與其他學科相互交叉，成為一種重要的交叉性理論。女性主義，是后結構主義思潮和后現代理論的一部分。后結構主義是一場解構一切中心、為邊緣者爭取權力的思想運動。女性主義可以看作是解構父權中心、為處于邊緣的女性說話的理論[4]。因此運用女性主義分析女性人物形象，不僅是分析文學作品的一種手法，也有助于思考關于女性的地位和發展。本文運用諷刺理論和女性主義對《祝福》和《土豆》的女主人公“祥林嫂”和“福女”進行分析研究，比較研究其相同的悲劇命運和不同的悲劇原因。

2.相同的悲劇命運

一、彩禮制度有助于家庭財富的代際轉移以及新家庭的財富重組

在先成家后立業的傳統思想下，很多家庭（特別是廣大農村家庭）在自己子女學業結束后便催促子女的婚姻事宜，而這些剛剛步入社會的男青年，他們并沒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在彩禮習俗的影響下，一旦達成締結婚姻的意向后，男方需要向女方交付一定數額的財物，為了顯示男方締結婚姻的誠意和展現男方家庭的經濟實力，或是在傳統習俗的壓力下，男方向女方交付的彩禮的數額往往并不是一個小數目，至少在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程度下不是一個小數目。而男青年自身很難承擔起這筆不小的開支，于是，男方父母便承擔起了這個“重任”。在男方向女方交付彩禮后，女方家庭很多情況下為了自己女兒在新家庭中樹立地位，避免遭到男方父母的“輕視”，往往會將彩禮的部分或全部作為女方的嫁妝，雖然嫁妝形式不同，但畢竟將這些款物又轉移到了新成立的家庭中。所以，男方父母籌備的彩禮款物，實際上間接演變成為新家庭經濟基礎，有助于新家庭的財富重組，從而實現了財富間的代際轉移。

二、彩禮制度有助于補償女方家庭的勞動力損失及女方父母養老保障

雖然我們已經進入到文明的社會主義社會，但是我們并不能否認，在很多農村地區（特別是部分落后地區的農村）封建傳統思想依然存在。男婚女嫁的思想根深蒂固，很多情況下女方出嫁后需要將戶口等遷入到男方的戶口下，女方家庭不再保留女方的戶口，甚至很多地區的村委會會將遠嫁他鄉的女方土地收回。“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的思想依然大有市場。而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女方家庭一旦將女兒出嫁，便意味著家庭中失去了一個壯年勞動力。以筆者家鄉（河北省定州市GY村）的習俗為例，女兒出嫁后便視為完全脫離了女方家庭，而成為男方家庭的一個成員，女方需要對男方父母盡贍養義務而無需對己方父母盡贍養義務，且女方在出嫁后不參與女方父母的遺產繼承。在這樣的環境下，彩禮制度充當著補償女方家庭的勞動力損失的功效。與此同時，彩禮亦然作為了對女方父母養育之恩的感恩之情，補償了其父母二十余年的“養育費用”。在這種封建傳統思想的影響下，女方父母在少子、甚至無子的情況下，為了保障其頤養天年時最起碼的養老費用，會將彩禮中的部分款項截留，以充當其養老準備金。故彩禮制度的構建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下緩解法律規定與習慣法的沖突問題，有助于封建思想影響下的老年人保障。

三、彩禮制度有助于擔保婚約履行和便利女方的私力救濟

由于我國法律并沒有明確婚約的效力，所以男女雙方家庭締結的婚約不能得到國家強制力的有效保護，只能基于習慣法和民間習俗，其履行只能倚仗于習慣法所形成的社會強制力以及男女雙方的私力去維護和救濟。由于一直以來的風俗習慣，特別是傳統的封建道德對女方的要求往往高于對男方的約束。而且，無論男女雙方何方違約，都會給女方造成比男方更大的名譽損害。特別是在部分受傳統封建思想影響比較重的農村地區，一旦女方毀約，或是女方被毀婚約，都會給女方在當地“婚姻市場”造成致命性的打擊。即使是女方被毀婚約的情況下，都會使當地人們認為女方品性有問題或者其他生理及心理缺陷，使其在本地“婚姻市場”嚴重“貶值”甚至只能遠嫁他鄉。所以一旦婚約訂立，女方往往比男方更期待婚約的成功履行，彩禮制度在這種環境下充當了婚約履行的擔保作用。由于彩禮往往數額較大，使得男方在彩禮的約束下，便會考慮重新改定婚約或者毀約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代價。彩禮成為了女方維護婚約履行的一種私力救濟途徑，其在維護婚約履行，保護女方權益，保障女方名譽等方面發揮著不可小覷的作用，也是女方最重要的私力救濟方式之一。

一、內容上的自然經濟觀點

內容上的自然經濟觀點,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主要特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傳統經濟思想始終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看成是最理想的經濟生活模式。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經濟思想的基本觀點產生和形成于春秋戰國時期。盡管地主階級內部當時存在著各種不相同的學派,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作為他們理想社會的經濟基礎。儒家思想后來發展為封建正統思想的主體。儒家創始人之一———孟軻曾這樣描繪儒家的社會經濟主張:“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饑矣。”(《孟子•盡心上》)這是一個典型的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封建小農經濟的圖畫。西漢后期召開的鹽鐵會議上,以封建正統思想標榜的文學賢良則認為社會經濟生活的模式應該是“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鹽鐵論•水旱》)這里雖然有手工業者,也有商人,但僅限于百乘之家,千室之邑的范圍內,而絕不同外界交換:“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鹽鐵論•通有》),“道路罕行,市朝生草”。(《鹽鐵論•力耕》)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然是其基本主張。東晉時期的陶淵明甚至把世外桃源看成是最理想的社會:“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耕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髻,并怡然自樂。”(陶淵明:《桃花源記》)。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所稱道的太平盛世,無非是“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史記•平準書》)以及“頻致豐稔,米斗四五錢,馬牛布野”(《通典•食貨七》)這種農業自然經濟的繁榮景象。直至到了近代的許多思想家,包括一些進步思想家,也仍然主張這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如龔自珍的“農宗”思想,就主張一宗百畝之田,其中十畝之地為住宅,十畝之田出租稅,十畝之田養佃戶,十畝之田種經濟作物,三十畝自家人口食用,余三十畝所產用來交換手工業品。要求人們“皆不得以澹泉貨,百家之城,有貨百兩;十家之市,有泉十繩,裁取流通而已,則衣食之權重,則泉貨之權不重。”(《農宗》)雖然不主張徹底取消貨幣,但仍然主張“衣食之權重”的農村自然經濟。甚至革命農民,并且是近代革命農民,也把自給自足的小生產經濟看成自己的理想國。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就主張:“凡天下,樹墻下以桑,凡婦蠶績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家雞,二母彘,無失其時。”“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長及伍卒為之,農隙治事。”完全是一幅古老的自然經濟圖景。第二,傳統經濟思想的自然經濟觀點的表現,是它的輕商、賤商和抑商原則。重農抑商一直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基本內容。康有為曾指出中國封建經濟思想的這一特點。他說:“吾國古者首去漁獵,則以農立國,是故分田制祿之經,重農貴粟之論,布滿經史。”(《請勵工藝獎創新折》)這里說的確是中國經濟思想史上的實際情況。早在戰國,封建制度產生時起,地主階級思想家就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即農業是富國富民的本業,而工商業則是末業。要富國強兵必須重本抑末。國家必須在政治上、經濟上、財政上大力推行重農政策,而打擊或限制工商業的發展。比如,商鞅變法就規定:百姓“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史記•商君列傳》)“不農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書•外內》)通過這種辦法,使“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同上)。西漢時期,國家規定“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商人子弟,“不得仕宦為吏”(《史記•平準書》),在政治上壓抑商人的地位。西晉王朝規定:“儈賣者,皆當著巾,白帖額,題所儈賣者及姓名,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太平御覽》卷八二八),對商人公然進行人身侮辱。直到近代,這種仇視商品貨幣經濟,賤視工商業者的傳統觀念,仍然具有巨大的影響。直到19世紀70-80年代,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已有相當發展的條件下,地主階級頑固派還在鼓吹只有“重農抑商”、“務本知儉”才能使中國富強的觀點,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家提出的“振工商以求富”的主張,仍然認為“自來天下之大計,未有舍本而可以圖富者。”(曾廉:《紡磚樓記》)。在中國歷史上,既使那些重視工商業的思想家,也都難于擺脫傳統的農本工商末觀點。重農抑商思想和政策在中國封建社會統治了2000年之久,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一條基本原則。封建傳統經濟思想維護自然經濟的特點是不奇怪的,形成這一特點的主要原因是:(1)農業是封建經濟最主要的部門,封建農業本來就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所以,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自然經濟觀點實際上是封建自然經濟基礎在經濟思想上的反映。(2)商品貨幣經濟對自然經濟有瓦解作用,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和封建剝削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地主階級思想家自然要竭力贊美、維護農業自然經濟,而敵視、打擊商品貨幣經濟。

也就是說,地主階級的階級利益決定了封建經濟思想必然維護自然經濟,而敵視商品貨幣經濟。

二、觀察問題的國家本位主義立場

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對各種經濟問題的看法,總是以國家為本位,從國家的角度,從國家的立場,從國家的利益出發。有的學者在比較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和西方經濟思想時,稱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為國家經濟學觀點,就反映了傳統經濟思想的這一特點。中國歷代思想家經濟思想的中心點都是密切聯系如何治理國家問題的,如認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國》)以個人為本位,從個人角度談論經濟問題的,不是沒有,但為數很少。古希臘色諾芬的《經濟論》專門論述私人奴隸主怎樣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經濟,而同時期中國的商鞅、孟軻以及其他許多思想家的經濟思想著作,研究的則都是如何富國富民問題。由于觀察問題主要持國家本位主義立場,因而形成了傳統經濟思想如下兩個重要特征:第一,在政治與經濟關系問題上,總是強調政治的首要地位。國家政權是政治中最本質的東西。從國家立場觀察問題,自然也就是從政治上觀察問題,它要求處理一切經濟問題,都從地主階級的政治利益出發,認為政治上的安危比經濟上的貧富具有更重要的意義,認為“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傳統思想的這一特點,集中表現在貴義賤利思想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的長期統治上。中國古代所謂義,不僅是個道德規范,它實質上是一個表示封建政治原則和思想道德原則的范疇。利,則主要指物質經濟利益。中國經濟思想史上長期存在的義利之辯,實質是封建政治、思想、道德原則和物質經濟利益的關系問題,簡言之,也可以說是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問題。在這個基本問題上,地主階級傳統經濟思想一直堅持貴義賤利原則,即要求把義放在首位,謀利、求利必須符合義的原則,服從地主階級的政治利益和道德原則,要求統治者“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所以,“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四書•大學》)必須“見利思義”,當義和利發生矛盾時,不能見利忘義,而必須毫不猶豫地舍利取義。由于這種傳統觀念的束縛,封建士大夫都以安貧樂道為榮,而以置身經濟事務為恥。“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四書•大學》)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封建的義,是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在,貴義賤利原則,實質是維護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原則,它只關心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至于社會經濟、社會生產是否能得到發展,則是次要問題。正是這種貴義賤利思想,造成了封建社會知識分子輕視生產,鄙薄經濟事務的壞風氣。第二,關于國民經濟宏觀管理的理論,成為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由于觀察問題的國家本位立場,所以歷代思想家總是從國家角度出發,從封建經濟的全局出發來談論經濟問題。他們談論最多的,主要是義利關系即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問題,農工商關系即國民經濟各部門關系問題,以及國家財政問題、土地問題等,至于個人、家庭、單個生產單位如何處理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方面的問題,則很少有人論及。所以,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可以說是宏觀經濟學思想,而不是微觀經濟學思想,它主要是關于封建經濟全局、或國民經濟總圖景的理論,這是傳統經濟思想國家本位主義立場的必然結果。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國家本位主義立場產生的原因,首先與中國封建中央集權制的統治有關。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為了鎮壓農民的反抗,地主階級建立了強大的國家機器。“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和西歐封建制度很不相同,西歐國家是封建領主制,一塊土地經濟上的所有者,同時也是政治上的統治者。中國則不然。封建地主對農民可以進行經濟上的榨取,而政治上的統治,則主要是通過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來實行。在地主和農民的關系中,封建國家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不通過封建國家,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經濟關系就不允許有大的變動,任何一個關系封建經濟全局的問題都不可能得到解決。中國封建專制國家在封建政治和經濟生活中這種決定性的作用表現得十分突出,十分明顯。歷代地主階級思想家都十分清楚這一點,這就是為什么封建思想家考慮經濟問題往往從國家立場出發的重要原因。中國封建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與傳統經濟思想的國家本位主義立場這一特點也有關系。由于封建國家在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所以,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要干一番事業,要改造社會,實現自己的抱負,必須做官,然后才有可能。中國封建知識分子走的是一條學而優則仕的道路,追求的目標是讀書做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美德。他們平時學習,研究的是治國平天下之道,游說諸侯王公也好,參加科舉考試也好,靠的也是治國平天下之道,做官執政以后,用的也是治國平天下之道。所以,封建知識分子一生學的、說的、做的都是天下國家的大事,否則他們就沒有出路。所以,他們不談問題則已,一談問題就必然從國家立場出發,政治問題如此,經濟問題也如此,這可以說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觀察問題的國家本位主義特點形成的主觀社會原因。

三、理論發展上的停滯與僵化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與發展，人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也變得開放和多樣。現在的學生不再滿足于過去的“老師講我來聽”的機械授予式教學，而是敢于大膽發表自己不同甚至相反的見解。這種現象，對語文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種新型的探索式教學方法應運而生，但未能形成一個規范化的理論，所以，進一步研究探索式教學方法，在教學理論和教學實踐上都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下面，就以探索“魯迅《祝福》中祥林嫂之死”為例談談在高中語文課堂教學中如何實施探索式教學。祥林嫂是《祝福》的核心人物，祥林嫂死因的探索，對于理解課本內容，探究文章主旨很重要，是這一課教學的重難點所在。

一、教學導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祝福》是魯迅小說探索吃人問題的延續，那么，究竟是誰害死了祥林嫂?可能學生對于小說描寫的時代，沒有那種直接體驗，不能引發情感共鳴。那么用什么來激發學生的興趣?投其所好是關鍵。現在的學生都喜歡看偵探小說，情迷柯南、福爾摩斯等。那我們不妨把祥林嫂的故事當成一個偵探小說和破案的故事來講，要求學生從中找出兇手。在課文學習之始，我們就可順勢向學生自然而然地拋出一個問題:祥林嫂到底因為什么死的，她的“被逼迫”究竟源于誰。請你走進課本，研讀課文，探究文本，從中找出真正的兇手。這樣設置就使原本死氣沉沉的課本成了學生渴望探索的對象。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教師用適當的方法激發了學生的閱讀興趣，激起了學生的求知探索欲望，學生紛紛深入文本找尋“真兇”，探究答案。這樣，探索式教學就成功了一半。

二、教學環節:課本是根，教師是干，學生是葉

以課本為本，將課文內容作為探索的對象，不要偏離方向，所有的補充拓展都是為深化課文內容服務的。教師在教學中扮演串聯的角色，要掌控好整堂課。學生想到的方面要逐層深挖，學生想不到的方面要給予啟發和提示，同時要在學生想與思之后給予歸納總結。學生的任務則在于知識的豐富，大膽探索課本知識，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見解。

三、課后總結:身臨其境，合理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