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學范文10篇

自1997年11月以來，全國諸多新聞媒體就我國中小學語文教學現狀，紛紛發表文章或舉行座談會，展開熱烈的討論，這引起了社會各界特別是語文教育工作者的普遍關注。

引發這場大討論的是《北京文學》1997年第11期的三篇文章。以“憂思中國語文教育”為專題，此刊刊登了一位小學生家長、一位中學語文教師、一位大學文科教師的三篇文章：《女兒的作業》《中學語文教學手記》《文學教育的悲哀》。三篇文章涉及的問題很多，例如，《女兒的作業》談到，學生的作業要花很多時間去分析字（部首、筆畫、讀音、義項），很像在搶辭學家的活；教師要求練習答案不能與標準答案有絲毫出入，否則就算錯；學生作文很多都是兒童八股，充斥著假話、假感想、假故事。《中學語文教學手記》認為，目前使用的語文教材內容陳舊、落后。以高中第一冊為例，真正從語文角度來編選的篇目大約只占一半，全書竟沒有一篇反映當代社會生活、議論精辟、文字精彩的作品。從初中到高中，議論文的分析和寫作教學都是按“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這條著名公式來進行的。1997年12月4日，《北京文學》雜志社召開了關于“憂思中國語文教育”的研討會。《文藝報》1997年12月13日，在頭版發表會議綜述。綜述提出的問題主要有這樣幾點：第一，不管走到哪里，幾乎所有的語文教學方法都大同小異，千篇一律；第二，教師、學生和命題者都圍繞著考試打仗，題目所要求的答案越來越苛刻；第三，教材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利潤而被有關部門壟斷。同一期的《文藝報》還發表了題為《我不同意這樣評價中學語文教育》的署名文章，針對《北京文學》的幾篇文章展開了爭鳴。

在《北京文學》雜志社的這些舉動之后不久，《中國青年報》在“專題報道”欄目里，選登了這期《北京文學》的兩篇文章，對其標題作了評價性的改動——《對女兒那些毫無意義的作業，我們真是深惡痛絕》《中學語文教育實在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并附上了“編者按”。為把討論引向深入，讓更多的人認識語文教育的現狀和未來，《中國青年報》從1998年2月26日起辟出專門版面——“教育導刊”，進行“語文，該怎樣教”話題的討論。“話題討論（一）”首刊該報記者的專題報道——《語文，該怎樣教》，并配發了一幅壓題照片。該文以北京一高校教師和少兒出版社一編輯的女兒的作文為例，指出了作文內容的假大空、八股氣。在3月4日的“語文，該怎樣教”“話題討論（二）（三）（四）（五）”中，發表了如下的文章：《我們無奈》《教師身不由己》《學生：作文如“八股”》《教師：語文教學本末倒置》《人文精神的失落》《語文貴在實踐》……

就在大眾媒體正在開展語文討論的同時，《北京文學》繼1997年第11期之后，1998年第3期再次刊載署名的討論文章。3月10日的《中國青年報》在“專題報道”欄目中，搶先摘發其中的兩篇文章——《誤盡蒼生》《我們失去了什么》。《誤盡蒼生》一文認為高中語文課本以及相關的“教參”、考卷，給人總的感覺是煩瑣而荒唐，試題花樣層出不窮，出題考人成癮成癖。因而，這實際上已不是誤人子弟的問題，而是一件誤盡天下蒼生的大事。因為所有的老師都得用這種課本、“教參”教書，都要想盡辦法讓學生們能對付這種試題，還有天下所有當父母的，都得為這種煩瑣荒唐付出財力、精力。《我們失去了什么》指出中學語文教學的根本問題是人文價值、人文底蘊的流失，并分析應試教育在我國的幾種顯著特色——一是課程的難度、深度已成各國之最；二是重點學校制度和異乎尋常的教育競爭；三是形成所謂“唯理性教學模式”。《北京文學》可謂一不做、二不休，1998年第7期又發表了《清理與反思——著名學者教授談中國教育》的專訪稿。該文中四位著名教授（文學家、美學家、文藝理論家）對語文教育的即興式發言，意在從理念上對語文教育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清理，試圖找到走出語文教學誤區的出路與途徑。1998年11月25日，教育部基教司專門邀請部分在京學者教授，召開“中小學語文教育改革研討會”，共商語文教學改革大計。會上，學者教授們在指出當前語文教育教學種種弊端及危害的同時，提出了許多頗具建設性的意見。

力求比較客觀地闡述語文教育教學存在的問題，探討解決辦法的是《中國教育報》專辟的“調查報道”欄目。1998年2月底至3月中旬，該欄目連續五期刊載該報記者的系列報道——“對中小學語文教育現狀的調查與思考”，圍繞語文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究竟是什么、語文教育工作者面臨的挑戰和困惑有哪些、語文教學改革的出路何在等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調查與思考（一）”從“認清語文教育的功能和目的”的角度，闡述了部分從事語文教育研究的專家學者、中小學語文教師的共同看法——中小學語文教育有“應試教育”影響下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問題，也有學科本身的問題。主要問題是重知識、輕能力，重理論、輕實踐；語文教學急功近利、舍本求末，忽視對人的全面培養。“調查與思考（二）”提出“閱讀教學亟待加強”的論題。文章透析了由于我國傳統的語文教學是以寫作為中心的，加上受“應試教育”的影響，中小學語文教學長期存在一種傾向，即忽視閱讀教學，尤其是忽視課外閱讀的狀況。分析了語文教學過分注重考試內容而忽視基礎的培養，其結果使人的思維變得越來越教條、刻板的問題。“調查與思考（三）”希望語文教學“走出識字教學的誤區”。在強調培養學生掌握和運用祖國語言文字的能力這一語文教學的根本任務的同時，特別闡明小學階段應使學生能認好字、寫好字、讀好課文，聽懂別人的話，說明白自己要表達的意思；中學階段應全面打好聽說讀寫的基礎，使學生具備正確使用祖國語言文字的能力。要變單純的講解為學與練，變單純的傳授技巧為綜合性的訓練，走出僵化的教學模式。“調查與思考（四）”呼吁作文教學必須“突破僵化的思維模式”。文章列舉了當前作文教學存在的問題：一是讀與寫嚴重脫節，學生不會從課文中汲取營養用于自己的寫作之中；二是寫作公式化；三是重視寫作技巧的指導，而忽視對學生進行人生觀、世界觀的教育啟迪；四是課文與作文脫節，教師缺少課后指導作文的材料。“調查與思考（五）”分析了當前考試指揮棒仍然在語文教學中起著重要作用，而要克服“應試教育”帶來的種種弊端，其根本出路在于——“轉變教育觀念，改革教育方法”。

如何改革中小學語文教學，已成為廣大語文教育工作者關注的焦點問題，1999年6月上旬，《中國教育報》又陸續四期刊登該報記者的系列報道——“如何改革中小學語文教學”。“如何改革（一）”指出“在生活中學習語文”，符合學生學習語文的規律。語文教學改革必須克服“應試教育”的弊端，走出作品分析的模式。返璞歸真，以人為本。必須從學生的實際出發，探討學習語文的規律，必須始終把握生活是語文能力培養的源頭活水。“如何改革（二）”認為提高閱讀教學效率的根本出路是“走出串講串問的模式”。文章列舉了提問式分析方法依然統治著語文教學，致使語文教學效率不高的事例，提出閱讀教學應從教材的實際出發，從學生的實際出發，設計簡練精當、講求實效的教學過程，把教師的活動大幅度減下來。要將矛盾的焦點擺在學生面前，用具有研究價值的問題去激發學生思維的火花。“如何改革（三）”認為閱讀量不夠，語言的吸收與積累太少，必然影響學生的表達。呼吁語文教學要堵住煩瑣分析的老路，把讀書的時間還給學生，“在精講中精讀”。強調深鉆大綱、吃透教材、抓住關鍵，把要解決的問題凝煉于精講之中。以學習語言文字為目的，以讀寫為主要訓練手段，達到課堂教學以“精”取勝，課外閱讀以“博”為佳之目的。“如何改革（四）”闡明改變語文教學中串講串問的現狀，關鍵一環是要轉變教材觀，因為“教材無非是個例子”。因此，語文教學要以學生活動為主，加強語言訓練，創造性地使用教材，把教材作為訓練語言文字和提高閱讀能力的材料。只有把語文訓練立足于課內，并把問題解決于課內，學生的負擔才會真正減輕，質量才會真正提高。

首都賽場文明禮儀宣傳教育實踐活動昨啟動———

本報訊昨天下午，首都賽場文明禮儀宣傳教育實踐活動啟動儀式暨《奧林匹克知識市民讀本》首發式在工人體育場舉行。近千名首都青年志愿者和綠色狂飆北京文明球迷拉拉隊隊員聚集在工人體育場，向全市球迷朋友們發出倡議：從小事做起，從我做起，拒絕不文明觀賽行為，倡導賽場文明禮儀。

據悉，今年五六月份，市委宣傳部、首都文明辦、團市委、市體育局和市文化局等單位將在全市集中開展賽場禮儀宣傳教育實踐活動。結合五六月份國內外各項重大體育賽事活動和演出活動，以“禮儀北京、人文奧運”為主題，以球迷文明助威為重點，大力宣傳文明觀賽、觀演禮儀常識，突出抓好奏國歌起立、人走場凈和賽場不文明語言等問題，努力創造賽場文明。

市委、市政府要求，要把賽場禮儀宣傳教育實踐活動抓得更緊、更實、更好。要抓好賽場禮儀知識學習普及工作，使廣大市民特別是青少年學生，了解比賽基本規則和觀賽禮儀常識，提高文明觀賽、觀演的素質和水平。

市委、市政府有關部門決定，從昨天的中超比賽開始，廣泛開展“文明看臺”和“文明球迷”評比活動以及賽場“青春微笑行動”。綠色狂飆北京文明球迷拉拉隊將與青年志愿者結對成組，對賽場看臺實現點對點的管理。體育專家和禮儀專家將為市民開設“公益大講堂”，普及奧運知識和禮儀知識。開展文明賽場口號、助威歌曲以及文學作品、攝影、DV作品的征集活動。

由市委宣傳部、首都文明辦、奧組委新聞宣傳部組織編寫的《奧林匹克知識市民讀本》一書昨天正式發行。三部門還將于今年5月至8月聯合舉辦北京市奧林匹克知識有獎競賽活動，市民可以通過答題卡、上網和電話等多種形式參與競賽活動。

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最早可以追溯至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它是歐洲中世紀末期以來，人們批判封建宗教文化的彼岸神性觀念，凸現人性及自身價值的一種思想武器。對于中國來說，自由主義完全是一個舶來品，它的傳入源自于清末民初知識分子借用西方思想和價值觀念對抗舊文化和舊傳統，以達到社會變革、民族獨立的目的。因此，從這一角度來劃分文學，自由主義文學就帶有了濃厚的政治色彩。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發端于北京的自由主義運動就在中華大地狂飆突起，引領潮流。經過不斷醞釀，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自由主義思潮的中心轉移到上海，它已經成為引領中國自由主義文學，影響20世紀中國文學格局的一股重要力量。

早在“五四”之前，北京就是全國文化的中心，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網羅了全國大多數的新文化運動精英，其中就包括最早引進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嚴復、梁啟超、王國維等文化先驅者。嚴復和梁啟超主要從近代啟蒙主義的角度出發，在自由主義中國化的構建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王國維則清醒地認識到“今日之時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時代”［1］，他從文學的角度闡述了自由主義藝術的超功利性，成為近代自由主義文學思想的開拓者。不過單純地從文學方面來講，這一時期以梁啟超為代表的功利主義文學觀占據著時代的主流，追求藝術性的自由主義文學只能在時代舞臺的邊緣發出微弱的聲音，這似乎也預示著自由主義文學未來之路的坎坷。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自由主義作為否定封建文化專制主義、破除思想禁錮的工具被廣泛傳播。陳獨秀、、胡適都從思想啟蒙的角度呼喚人格獨立和個性解放，倡導思想自由，這些與嚴復、梁啟超等新文化運動先驅有著一脈相承之處，然而對于自由主義文學的理論和藝術表現方式卻缺乏深入探討。直到“五四”運動之后，新文化陣營出現分化，以胡適、周作人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開始關注文學的獨立性和審美特性，自由主義文學才有了明顯地發展。周作人在“五四”時期提出的“人的文學”理論雖然主要是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但其對自然人性的肯定、對個人價值的鼓吹以及個人本位主義的立場無疑滲透著自由主義的精髓，為自由主義文學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石。“五四”以后，周作人更是宣稱去開墾一片擁有“獨立的藝術美與無形的功利”［2］的“自己的園地”，開始了對自由主義文學的自覺探索。在胡適、周作人等人的影響和帶領下，北京文壇出現了一批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的刊物和社團，如《語絲》、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等，廢名、李金發、沈從文等一批年輕的自由主義作家也逐步走上了文壇。這些作家和團體在政治上大多向往英美現代民主制度，藝術上主張文學的相對獨立性，堅持內心精神的獨立性，具有明顯的個人主義和個性化傾向，北京作為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的發源地，其基本特征已經初露端倪，并逐漸走向明朗化。

如果沒有時代背景的轉變，也許北京的自由主義文學思潮會一直順利地發展下去。不過到了1927年前后，由于北洋軍閥政府處于崩潰的前夕，加緊了對知識階層的鎮壓，政治環境急劇惡化，大批知識分子被迫離京南下。而上海由于擁有租界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比較成熟的文化消費市場以及海納百川的城市文化特征，很快吸引了大批知識分子的到來。徐志摩于1926年移居上海，任教于上海光華大學、大夏大學和南京中央大學。胡適也于1927年5月底到達上海，與徐志摩、邵洵美等創辦了新月書店，另外還有聞一多、饒孟侃、葉公超等相繼離京南下，加上從南京來的余上沅、梁實秋，他們于次年創辦了《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動陣地由此轉移到了上海。《現代評論》也于1927年3月從138期轉移至上海出版，由丁西林主編。林語堂1927年3月受邀任武漢外交部秘書，不久飛抵上海全心寫作。沈從文則在1928年從北京到上海，先是與胡也頻、丁玲籌辦《紅黑》雜志和出版，接著于1929年去吳淞中國公學任教，直到1930年秋接受武漢大學聘請離滬，后來還于1931年初在上海短暫生活過一段時間。這些自由主義作家齊聚上海，再加上此時在文壇嶄露頭角的施蟄存、劉吶歐、穆時英、戴望舒等現代派作家，很快掀起了一場自由主義文學思潮。上海之所以能成為繼北京之后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的中心，并不僅僅因為大批自由主義作家的到來，上海發達的報刊出版業亦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事實上，早在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的中心轉移之前，許多自由主義文學的書籍就在上海出版，例如，胡適的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就是1920年3月由上海的亞東圖書館出版的，聞一多的《紅燭》也于1923年9月由上海的泰東書局出版。另外早期新月派的徐志摩、梁實秋等人與上海的創造社曾經有過一段相當親密的交往，在《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刊物上，經常可見梁實秋的詩、散文和小說，創造社諸人還曾主動邀請梁實秋、聞一多主持《創造季刊》的編務工作。還有上海《民國日報•覺悟》《時事新報•學燈》以及商務出版社、中華書局等都為自由主義文學的發展提供了舞臺。總之，在早期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的起源過程中，雖然北京為自由主義作家提供了生活和寫作的主要基地，但上海的報刊出版業也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由于租界相對寬松的言論空間，上海的報刊出版業競爭激烈、盛況空前，營造出自由、開放、多元的文化氛圍。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的中心轉移到上海之后，這些有利條件更為自由主義作家提供了得以任意馳騁的陣地。新月社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大本營，而新月書店的創辦是他們在上海的重新崛起，成為影響深遠的文學社團的重要標志。在短短幾年之中，新月書店出版各類書籍近百種，其中大多數為自由主義文學的作品或理論著作。圍繞著新月書店，《新月》月刊于1928年3月10日創刊，主要撰稿人有徐志摩、聞一多、饒孟侃、梁實秋、潘光旦、葉公超等，刊物內容除了文藝外，還有政治、經濟和法律方面。

它和1930年創刊的《詩刊》在詩藝的創造和探索，文藝理論、文學批評的建樹上都展示了自由主義文學的強大實力。除此之外，上海的文學刊物和報紙副刊，如《小說月報》《時事新報•青光》《文化評論》《現代》《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都先后刊載過自由主義作家的創作或評論，上海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局、萬象書屋、北新書局、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現代書局、光華書局、上海遠東書局、大東書局、合成書局、金屋書店、時代圖書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大大小小的出版機構都曾經成為自由主義作家出版作品的陣地。許多作家雖然不在上海生活，但大部分創作卻是通過上海報刊出版業這個窗口在全國產生廣泛影響的，例如，周作人的散文隨筆《澤瀉集》《談龍集》《永日集》《夜讀抄》《苦茶隨筆》《風雨談》都在上海的北新書局出版，還有《看云集》《藝術與生活》《瓜豆集》等都通過上海這個陣地影響著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的發展。另外，沈從文、梁實秋等雖然在上海時間不長，但也大多借著上海報刊出版業這個舞臺為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的興起搖旗吶喊、敲鼓助威。從這個角度來說，上海成為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的中心也是勢所必然。在上海自由主義文學思潮勃興的同時，左翼文學運動也在如火如荼地發展中。隨著政治斗爭的日趨尖銳，主張文藝獨立性的自由主義文學與要求文學做政治“留聲機”的左翼文學之間的論爭頻繁展開。圍繞著文學的批評標準與態度、文學的人性與階級性、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系等，雙方展開了尖銳地論爭。作為自由主義者，無論是否承認文學的階級性，他們都反對將文學作為政治斗爭的工具，主張尊重作家作為個體的人的獨立性，維護作家追求思想和藝術自由的權利，反對用統一的思想框架和藝術框架來束縛作家。另外，上海自由主義文學思潮還強調對人生和人性的探索，主張用文學去表現人性，認為只有表現出人性的豐富與深邃，具有精神深度和終極關懷的文學作品才有可能成為經典。從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到梁實秋的人性論，再到沈從文、張愛玲、錢鐘書等在作品中對人性的深層探討，無不表明“以人為本”的創作思想是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的理論基石。

在文學觀念上與左翼文壇相論爭的同時，上海自由主義作家還要面對來自國民黨當局的壓迫。新月社的這些知識分子從本質上說是一群自由主義者，他們接受了西方社會的現代價值觀念和人權觀念，積極呼吁民主、自由、人權。在《新月》月刊中，胡適、羅隆基、梁實秋等寫了許多諸如《人權與約法》《告壓迫言論自由者》《論思想統一》等鼓吹自由與人權的文章。而這些對獨裁專制的國民政府來說必然是難以容忍的，刊登胡適的《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的這期《新月》月刊就被國民黨下令沒收焚毀，刊物更是隨時面臨被取締的危險。而在文學方面，他們更是對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文學進行了激烈地否定，胡秋原、沈從文等都曾撰文對民族主義文學的文化專制主義本質予以揭露。可見，自由主義作家絕非左翼文壇所批評的那樣是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幫兇，而是始終堅持著對思想自由和人權觀念的倡揚，反對任何將文學作為政治工具的藝術觀念，在左翼文學和民族主義文學的雙重夾擊下艱難前行。

對于作家這種強烈的地域文化意識在其文學作品中的展示，評論家多從創作主體和創作客體兩個維度展開論述。首先是針的對創作主體———作家而言，他們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對所表現的內容灌注了強烈的、地域性的情感體驗。其次是對于創作客體———作品而言，作家通過對某一特定地域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描寫，使其作品成為“通過一幕幕風俗畫、風景畫、生活畫的鏡頭，進而集納具有獨特地域色彩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歷史景觀，進而描繪出鄉土氣息與時代氛圍交融一體的典型環境”④。不同的作家對不同的地域有著自己不同的體驗，但是作家對其所要表現的特定的地域卻有著極其相似的情感。論及地域文化對文學的影響，許多學者都不謀而合地指出這一點。何西來認為，“作家從小的地域文化傳統的接受與熏陶，他的鄉音、鄉思、鄉情，即是他的故園情結，都會以各種方式進入作品，影響他的選材，他的作品的情韻。”⑤北京大學教授嚴家炎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研究叢書》的《總序》中談完越文化對魯迅精神氣質的滲透之后，接著指出，“魯迅之外，沈從文之于楚文化，老舍之于京都文化，李劼人之于巴蜀文化，趙樹理之于三晉文化，穆時英、張愛玲之于上海文化，柳青、陳忠實之于陜秦文化，大致情形莫不如此。”⑥湖南師范大學教授田中陽認為，“特定的區域文化同樣孕育著小說家，塑造著小說家的主觀世界。尤其是區域文化中的群體思維模式和心理因素，影響著小說家的包括直覺或感受方向在內的主觀世界，諸如精神氣質，情感內涵，表情達意的方式，乃至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等等。因此他本身就成為某種區域文化的載體和體現者，以至于形成了與這種區域文化同質同構的心理定勢。”⑦西南民族大學教授賈劍秋也認為，“鄉戀和鄉愁生發于中國現代作家難以釋棄的鄉土情結。他們大多出生在鄉土村鎮，鄉土情結成為他們創作的一種動力。在創作中他們揮灑的鄉戀和鄉愁既有對生養自己的故土的眷念，又有對自己身處的現實鄉土環境的審視。在情感傾訴時由于作者曾經身處的地域、時代、生活環境的不同，對生活的體驗和悟察的程度、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情感訴求。”⑧“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⑨，詩人艾青如此深情地吟唱。文化是地域的產物，文學是性情的產物，20世紀中國文學之所以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和影響力，“是與它用敘事文學的模式書寫了作家們對古老土地的誠摯情懷讓每一個生長于這個古老土地上的人深深地感動分不開的。”⑩關于地域文化意識文學展示的第二個方面，評論家將目光主要集中在創作客體———作品上。不同地域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在作家作品中的不同反映，使得20世紀的中國文學成為一幅幅異彩紛呈的“風俗畫”、“風情畫”、“風景畫”。評論家首先注意到文學作品中對某一地域的自然地理環境的描寫，這種描寫對于作家的藝術風格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南京大學教授丁帆認為，“所謂‘地域自然’，就是自然環境為地域人種的性格特征、文化心理、風俗心理、風俗習慣的形成所起著重要的決定作用。這種‘后天性’的影響，亦成為地域文化小說所關注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瑏瑡丁帆的觀點說明了自然地理環境在地域文化小說中的重要作用。而田中陽則認為，“不同區域的自然環境和氣候在當代小說藝術個性的形成中，起著重要的‘選擇’作用”瑏瑢，直接點明自然地理環境對當代小說的藝術個性存在著深刻的影響，持相同觀點的還有賈劍秋、何西來和湖南理工學院教授李大健。賈劍秋認為，“以鮮明的地域特色展現作者故鄉的異域風情”是構成中國現代鄉土小說的地域文化審美特征的重要因素。李大健認為，“山川景物，民風民情對文學作品的藝術品位有著客觀規定性，對于作家的創作風格的形成起著主導作用。”何西來認為，“地域文化因素作為人物活動的外部環境進入作品，大體包括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兩部分。在小說中，它們主要起一種情調、氛圍的烘托作用，讓鑒賞者產生身臨其境的感覺，以增強逼真、似真的審美效應。”瑏瑥從創作主體———作家和創作客體———作品出發論及地域文化對文學的影響，是一個常談而常新的話題。某一地域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地理環境對于作家的影響，古人就有論及。當代學者拓寬了這一研究的視野，不僅指出了作品中所包含的豐富的地域文化因子，同時更進一步指出了地域文化對作家所施及的強大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不僅體現為作家的情感體驗，同時也影響著作家的思維方式、心理結構及審美情趣。

20世紀中國文學的地域文化審視

地域文化對作家的影響，除了某一地域的自然景觀之外，還有其歷史沿革、民族關系、風俗民情、生活狀態、語言鄉音等重要因素。換言之，較之于自然條件，由歷史形成的人文環境的種種因素對文學的影響更為復雜、深刻。20世紀中國文學中，作家在對特定地域人文景觀的描述中，往往隱含著作家“改造國民性”的深思。武漢大學教授樊星認為，文學的地域文化研究不止于“究天人之際”，同時也應當通過地域文化揭示民族性。

(一)評論家指出風俗民情對于文學作品的重要性。田中陽從“對文學個性化形成的價值”、“對小說無限的、永恒的魅力”、“與文學的認識功能相通”等三個方面全面展開論述，深刻揭示出區域風俗民情對文學的影響:“對于文學，尤其是敘事藝術的小說來說，區域文化中的風俗可能是最重要的了。區域性風俗對文學、尤其是對小說的內容和形式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瑏瑧嚴家炎在論及20世紀中國鄉土小說流派時認為，“風俗畫對于文學，決不是可有可無的。無數藝術實踐的經驗證明，文學作品寫不寫風情民俗，或者寫得深沉不深沉，其結果大不相同:它區分著作品是豐滿還是干癟，是親切還是隔膜，是充滿生活氣息還是枯燥生硬。世界上許多生活底子雄厚的大作家和大作品，都是注意寫風俗民情的。”

(二)評論家將作品中的風土習俗分為“丑陋”和“美好”兩種類型。“丑陋”和“美好”反映出作家在表現這兩種風俗時所蘊涵的不同的思想感情，體現作家不同的審美傾向，但作家文化審視的視角卻都是鮮明的。在表現“陋俗”的作品中，評論家指出:“作家在鄉土文化的反思中，將代表鄉土固有文化靈魂的民俗作為焦點審視，通過一定的民俗來反映歷史文化積累的塵垢，從文化積淀中探查國民性的病根和社會衰朽的病源。”關于這一點，評論家列舉出一系列的作家:從現代的魯迅、鄉土小說流派的諸位作家、茅盾、巴金、老舍、蕭紅、趙樹理到當代的韓少功、鄭義、賈平凹等人。在對個體作家作品的評論中看到，作家的作品經由描繪風土習俗而顯示出文化審視。如評論家對魯迅作品的評價:“他將鄉土小說的創作與國民性問題的探索聯系在一起，將鄉土人物的命運與對中國文化的批判聯系在一起;將民俗風情的描繪與文化審視的目的聯系在一起。”而關于“美好的風土習俗”，評論家認為:“作家筆下的鄉土風俗表現得美好、優秀、富有人情，閃爍著文明智慧之光，為異域風情涂抹著明麗斑斕的色彩。”除了表現“明麗斑斕的色彩”之外，“美好的風土習俗”之中也隱含著作家的文化審視。評論家同樣從個體作家入手，指出魯迅、廢名、沈從文、孫犁、汪曾祺等人的創作“以淳美鄉俗寫美好人性”，從而揭示出“一個民族常綠的童心”。

教學目的

1.用朗讀的方式學習本課的語言

2.概括文章的內容要點

3.品味北京胡同所蘊含的文化韻味，對胡同文化有自己的見解

教學重點

概括文章的內容要點

說起京味文學，不能不弄明白它的含義。隨著京味和京味文學近十年來在學術界內外持續升溫，這個術語自然被許多人談論，但我感覺談論中仍存在一些含糊不清的地方，由此引發種種誤解。出于這種考慮，這里嘗試對京味文學的含義作點梳理工作，并進而就其要素和特征做點初步探討，以就教于方家。[1]

一關于“京味”的界說與質疑

談論京味文學的含義，當然首要的是辨明京味文學一詞中“京味”的含義。學者趙園在《北京：城與人》中對此有著開創性界說。她把京味文學與寫北京的文學、京派文學等外在概念清晰地區分開來，并著重對京味文學本身做了具體分析。在她看來，“老舍是使‘京味’成為有價值的風格現象的第一人，‘京味小說’這名目，卻只是在新時期的當下才被叫了開來。”[2]同時，趙園還對京味文學的含義和特質作了富有洞見的界說：“‘京味’是由人與城間特有的精神聯系中發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對于文化的體驗和感受方式。”[3]她揭示了京味文學中(1)人與城的精神聯系、(2)人的文化體驗、(3)人對于城的文化意味的感受等。進而她認定，需要(4)把“京味作為一種風格現象”去把握。[4]這四方面在今天看來對把握京味文學仍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值得注意的是，她清晰地回答了有關京味文學的四個重要問題：第一，老舍是京味文學的開創者；第二，京味文學這術語是后起的，產生于“新時期的當下”即20世紀70至80年代；第三，京味是指人所感受到的北京城的文化意味，或是人對于北京城的文化的體驗和感受方式；第四，京味是一種文學風格現象。對頭兩個問題，她的界說是沒有疑問的，然而，對后兩個問題，就存在著需要質疑并重新考慮的地方了。首先，所謂“人所感受到的城”中的“城”是指什么？是指古代的北京城還是指現代的北京城？這里的“古代”與“現代”之關系是值得重視的。其次，“城的文化意味”中的“文化”是指何種文化，古代的北京城文化還是現代的北京城文化？這里的“文化”的所指同樣需要關注。再次，京味中的味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文化意味”，那么這種“意味”究竟是指什么？是指“人對于文化的體驗和感受方式”本身，還是指人所“體驗和感受”到的“文化”？最后，京味的特質究竟在“風格”還是在別的什么？它是一種古往今來的地域文學風格，還是一種只在歷史的某一時段才出現的特定現象？這四個問題其實是相互聯系著的，難以分開。繼趙園女士的開創性探討之后，我們有必要繼續前行，從一個新視角對京味文學現象做進一步把握。

二京味文學的含義與特質

要明確京味文學的含義和特質，需要依次回答如上提出的相互聯系著的四個問題。

最后統稿才發現，本期重勘的三部小說《美食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妻妾成群》都首發在《收獲》雜志，分別發表于1983年第1期、1985年第5期和1989年第6期，且均為《收獲》當期中篇小說頭題。從時間分布上看，也正好是20世紀八十年代的前中后期。如果我們做一個更大范圍的期刊調查，不只是本期幾部小說，《收獲》可能為整個改革開放時代提供了最多的現象級文本。其他的，像《十月》《當代》《人民文學》《鐘山》《花城》《北京文學》也是現象級文本的重要來源刊物，這和刊物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地區位優勢密切相關，也和刊物的定位、傳統甚而某一個階段某個主編或者編輯的文學趣味也有著千絲萬縷的牽系。說到《收獲》和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文學，大眾傳媒關注得最多的是它和先鋒文學之間的淵源，其實它對思想文化和文學邊界的拓殖，是有著一以貫之的刊物傳統——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收獲》，不僅僅發明漢語文學可能，也引領思想文化前鋒，現實地參與到國民精神和審美建構，這是現象級文本植根的土壤。故而，《收獲》和其他幾家刊物出產最多的現象級文本不是偶然的。期刊以怎樣的洞見去發現和編輯文本，在更遼闊的想象中把文本編織到文學脈絡和社會結構，需要以期刊和編輯為中心進行專門的研究。還可以觀察到的是，不少現象級文本可能會突破各種各樣的禁忌，禁忌不完全等于社會熱點和公共議題，政治法律、道德倫理、國民心理、文化傳統、人性底線和審美慣例等都可以是某個方面的禁忌，有人有邊界有秩序就會有禁忌，有禁忌就會有突破禁忌的沖動和快感。

期刊的編輯者需要對挑戰禁忌的文本可能產生的“破壞性”后果有預先的研判。不過，即便有研判，有的現象級文本最后的命運和走向不是期刊編輯者或者出版人所能掌控的。禁忌性文本容易出圈，一旦出圈成為社會性公共事件，審美影響力和控制力的權重就會變得減弱，這樣的例子在中國當代文學史可以舉出不少。應該意識到禁忌雖然具有破壞性，但往往又是被賦予了創造力，審美領域尤其如此，正是對某些既有禁忌和規則的不斷挑戰和突破，才可能推動社會的文明和進步，或者文學本份的審美開疆拓土。從這種意義上，對某些現象級文本和它嵌入的時代之關系研究，揭示出文學的現象級文本也是整個時代風向的癥候性文本，比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1985年，《廢都》《白鹿原》在1993年，都是值得深究的。關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2006年，時任《收獲》副主編的程永新接受《新京報》采訪時說過：80年代，張賢亮寫了一部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和李小林等人一起去北京組稿，大家看了這個小說以后都覺得不錯，認為張賢亮寫出了人性，有一些真實的體驗在里面。之后，我們把它作為一部重要作品，由李小林編發了。北京的一些女作家對此很有意見，說張賢亮的作品體現大男子主義。因為小說里面有一些性描寫，主人公章永嶙在與一個女人同甘共苦的生活中恢復了性功能，這種描寫在西方文學中很常見，現在回頭看也不算什么。但是，當時的文壇對此還是很難接受。老作家冰心也對此提了一些意見，打電話對巴金說，你要管管《收獲》了。一開始別人說的時候，巴金沒太在意，他還是比較相信我們的判斷。但是，冰心給他打電話說這件事，他開始重視起來。他和冰心以姐弟相稱。步入高齡的老巴金看完小說之后對我們說，小說沒有什么問題。正是因為如此，每一部現象級文本都有一部公開的或者易于發現的發表、闡釋和接受史，還有一部文學內外權力斡旋“看不見”的隱秘史。本期張學昕教授論文重勘蘇童《妻妾成群》于一個長時段和同時代的審美路線圖。如論文指出的，普通讀者召喚出來的確實可能是蘇童說過的，小說觸發來源之一是西安詩人丁當的那幾句詩“男人都有一個隱秘的夢想，嬪妃三千，妻妾成群”。“隱秘的夢想”如果是原型性、集體性的國民心理，或者白日夢式的意淫，甚至惡趣味和劣根性等等，在商業時代都可以換算成注意力以及資本變現。這一點在傳統通俗文藝和近些年的像網絡文學這樣的大眾新文娛樣式都可以獲得有力的佐證。現象級文本在今天可以是資本市場趨之若鶩的大“IP”。這種大“IP”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市場意識初萌并沒有今天的圈錢能力，像本期重勘的《美食家》早已經是蘇州的文化符號，《美食家》在很多人的理解里就是蘇州美食地圖和飲食文化簡寫本，但小說家陸文夫個人從中獲得的也只是“陸蘇州”這個“虛名”。

再說《妻妾成群》，可以想見，有多少人是沖著“妻妾成群”，包括后來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來閱讀蘇童并定義蘇童。確實，如張學昕教授所言，《妻妾成群》“蘇童的寫作，完成了一次歷史性、根本性的轉變”，是蘇童最初對“舊”世界的想象和書寫沖動，或者“對舊時代一種古怪的激情”。這是小說家蘇童和作為代表的批評家張學昕的審美密約。我也相信，普通讀者中會有一部分能夠加入到這個小說家和批評家的審美共同體，體悟到《妻妾成群》的“人性漩渦中徒然的掙扎”（程光煒）。讀者構成的復雜性，包括具體到專業讀者構成的復雜性，顧奕俊博士論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關注到同時代批評家之間的沖撞和對話。現在可以看到，一本收入四十余篇評論的《評〈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寧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在小說發表不到兩年就正式出版，且首印一萬冊。這不僅能夠看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文學圈的反響，也能部分反映文學批評在1980年代在向圈外溢出的影響力。同時，顧奕俊還注意到“性”之于張賢亮的寫作策略。揣度禁忌的社會容忍度，冒犯之。但事實上，當普通讀者講小說的某些片段當著“小黃書”閱讀時，“性”與附著于“性”的幻術，只是張賢亮極其有限的、解決相應敘事問題的途徑方式。《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此，賈平凹的《廢都》又予以升級。1990年代一直到新世紀初，很多審美終端不在“性”的小說都以“性”作為營銷的賣點，比如《白鹿原》《上海寶貝》等，且無需像八十年代《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樣遮遮掩掩。作為現象級文本的《妻妾成群》（也包括《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美食家》）肯定激活并吸附了有著“非文學性”（比如性幻想和吃貨夢）“隱秘的夢想”的潛在讀者，他們是《妻妾成群》也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美食家》龐大的讀者俱樂部的一員。事實上，還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有兩點：第一，蘇童《妻妾成群》發表的1980年代，一方面“妻妾成群”已然是一個吐棄的舊社會關系方式，但作為文化心理是國民的殘夢，文化心理和社會關系方式存續的不對等，助長了意淫的“隱秘的夢想”在幽暗處生長；另一方面，更開放的“性”欲望化時代還沒有降臨。《妻妾成群》在相對匱乏的時代，滿足了一部分讀者“隱秘的夢想”。緣此，擴大了《妻妾成群》讀者的基本盤面。第二，我們承認和強調小說家和專業讀者的“深讀”，同時那些把《妻妾成群》就讀成一個男人和四個女人宅斗的“淺讀”是不是也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可以作如是觀。不只是“色”，《美食家》的食，對應的也是吃飽到吃好到吃得藝術化的匱乏恢復到“豐盈”的過渡時代。一定意義上，《美食家》的前文本（潛文本）是物質匱乏的饑餓記憶及其書寫，在“吃”的文學表達上，《美食家》和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具有互文性。這提醒我們注意，欲望的文學表達得以葳蕤滋生的時代恰恰對應著壓抑和匱乏。文學表達成為現實生活解放和補償的替代品。值得一提的，壓抑和匱乏并無終結之處，解放和補償只是階段性的，所謂欲壑難填。

就像李徽昭教授論文所認為的：“《美食家》既有當代中國的政治反思，也有對飲食等日常生活與城市文化的深度介入，形成了欲望消費與城市及時代的間性思考。在歷史政治與日常生活的張力之間，《美食家》建構了欲望與消費的新觀念，解放了曾受革命禁錮的欲望與消費，從而成為時代變革的內在動力。”在李徽昭教授的描述中，可作多義性解讀的文學文本成為現象級文本是一個不斷溢出，不斷破壁、跨越圈層的過程。本期設計里還可以有八十年代之后的《白鹿原》《我愛美元》《廢都》《上海寶貝》等涉欲望表達的文本。預想中，隨著時間的推進和欲望樣本的擴容，改革開放時代的文學欲望表達，流與變漸次展開。本欄目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社會主義文學經驗和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文學研究”（19ZDA277）階段性成果。

作者：何平

說起京味文學，不能不弄明白它的含義。隨著京味和京味文學近十年來在學術界內外持續升溫，這個術語自然被許多人談論，但我感覺談論中仍存在一些含糊不清的地方，由此引發種種誤解。出于這種考慮，這里嘗試對京味文學的含義作點梳理工作，并進而就其要素和特征做點初步探討，以就教于方家。[1]

一關于“京味”的界說與質疑

談論京味文學的含義，當然首要的是辨明京味文學一詞中“京味”的含義。學者趙園在《北京：城與人》中對此有著開創性界說。她把京味文學與寫北京的文學、京派文學等外在概念清晰地區分開來，并著重對京味文學本身做了具體分析。在她看來，“老舍是使‘京味’成為有價值的風格現象的第一人，‘京味小說’這名目，卻只是在新時期的當下才被叫了開來。”[2]同時，趙園還對京味文學的含義和特質作了富有洞見的界說：“‘京味’是由人與城間特有的精神聯系中發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對于文化的體驗和感受方式。”[3]她揭示了京味文學中(1)人與城的精神聯系、(2)人的文化體驗、(3)人對于城的文化意味的感受等。進而她認定，需要(4)把“京味作為一種風格現象”去把握。[4]這四方面在今天看來對把握京味文學仍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值得注意的是，她清晰地回答了有關京味文學的四個重要問題：第一，老舍是京味文學的開創者；第二，京味文學這術語是后起的，產生于“新時期的當下”即20世紀70至80年代；第三，京味是指人所感受到的北京城的文化意味，或是人對于北京城的文化的體驗和感受方式；第四，京味是一種文學風格現象。對頭兩個問題，她的界說是沒有疑問的，然而，對后兩個問題，就存在著需要質疑并重新考慮的地方了。首先，所謂“人所感受到的城”中的“城”是指什么？是指古代的北京城還是指現代的北京城？這里的“古代”與“現代”之關系是值得重視的。其次，“城的文化意味”中的“文化”是指何種文化，古代的北京城文化還是現代的北京城文化？這里的“文化”的所指同樣需要關注。再次，京味中的味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文化意味”，那么這種“意味”究竟是指什么？是指“人對于文化的體驗和感受方式”本身，還是指人所“體驗和感受”到的“文化”？最后，京味的特質究竟在“風格”還是在別的什么？它是一種古往今來的地域文學風格，還是一種只在歷史的某一時段才出現的特定現象？這四個問題其實是相互聯系著的，難以分開。繼趙園女士的開創性探討之后，我們有必要繼續前行，從一個新視角對京味文學現象做進一步把握。

二京味文學的含義與特質

要明確京味文學的含義和特質，需要依次回答如上提出的相互聯系著的四個問題。

作為現代商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相結合的產物，大眾文化以巨大的影響力使得它的傳播載體———大眾傳媒能遵循市場經濟原則，以市場要求取代精神要求。在這種既是意識形態的又是物化形態的商業化運作中，大眾傳媒以其強大的影響力傳播了大眾文化。在這個大眾文化凱歌高奏的時代里，民眾喪失了自身的判斷力和理性，不僅欣賞品位和格調下降，而且發生著價值和信仰危機。在這個媚俗的商業化時代里，大眾成為媚俗的犧牲品。

解讀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

解讀大眾傳媒與大眾文化的關系，首先要理解大眾文化及大眾文化在構造人類大眾精神物質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影響力。大眾文化是一種都市工業社會或大眾消費社會的特殊產物，是大眾消費社會中通過大眾傳媒所承載、傳遞的文化產品，這是一種合成的加工的文化產品，其明顯特征是主要為大眾消費而制造出來的，有標準化和模擬個性的特色。大眾文化是包含在主流文化之內，它是一個社會內與公眾輿論、價值觀念、社會時尚和生活方式大致趨同、基本適應的、又是與傳統文化核心內容有直接傳承關系的文化形態。大眾文化有地域性、通俗性、消費性、娛樂性、商業性、產業性等種種特征。

大眾文化在我國新時期的崛起始于改革開放時期，在改革開放時期逐漸獲得了主體意識的民眾，不僅需要新的娛樂形式，而且也需要表達這一階層的意識形態。大眾文化的迅速崛起有一系列發行量巨大的通俗雜志和報紙作證，有一系列原來屬于高級文化陣列的嚴肅文學紛紛改弦易幟為通俗文學作證。大眾文化的通行無阻表明的是大眾對它的支持與認同。關于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的關系，大眾傳媒是大眾文化的重要載體，大眾文化大眾傳媒傳播的重要內容，大眾傳媒塑造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對大眾傳媒有重要影響。文化影響傳媒，有什么樣的大眾文化就有什么樣的大眾傳媒。傳媒受文化的浸潤影響，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為一定文化的喉舌。大眾傳媒的重要功能是傳播文化的功能。有人說一張報紙就是一個國家文化的一部日記，它默記民族的文化演化與變革的軌跡，預示文化進化和傳播的基本趨勢。

大眾傳媒對通俗性、娛樂性、流行性、時尚性、商業性的大眾文化的傳播大大滿足了主體意識越來越強烈的現代人，使他們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夠在這些輕松的節目和娛樂中得到松弛和滿足。這種滿足的結果使傳播大眾文化的大眾通俗刊物發行量得到迅速飆升。有統計資料顯示，上海的《故事會》發行量達650萬份，湖北的《今古傳奇》發行量達200萬份，北京的《啄木鳥》達175萬份，山西的《民間文學》達100萬份。這些巨大的發行量標志著這些通俗文學有龐大的支持群體，它是對大眾文化合理性與合法性的禮贊，標志著大眾文化節日的到來，也是對適應市場經濟者昌逆市場經濟者亡的市場經濟規律的無言求證。在大眾文化強烈的通俗性和商業性的引導之下，許多報刊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質與量的變化。許多報刊由過去的4版增加到8個版面甚至數十版、100版或更多。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現大眾文化的娛樂版和生活時尚版。與此現象共生的是周末版和星期日刊的興旺發達及最體現大眾文化特征的晚報和都市報的異軍突起，成為報業發展的生力軍。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一個有趣或是諷刺現象是嚴肅文學的節節敗退和向通俗文學的靠攏。有資料顯示，安徽的《江淮文藝》改名為《通俗文學》、天津的《新港》改名為《文娛世界》、北京的《評論選刊》改名為《熱點文學》。報刊結構、內容數量的變化演繹在說明，大眾文化的巨大解構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無所不有，無處不在。它不僅無形中解構了過去一體化的文化專制，而且它的浸染力通過大眾傳播得到充分發揮，即演繹世俗生活并把它演繹得無可抗拒。

文化對大眾傳媒的引導和影響作用在地域文化差異和地域傳媒差異上也得到了充分凸顯。我們可以說，一個最突出的例證是東西方傳媒存在很大差異，而這差異本身是東西方文化差異的代表，在此我們不作論證。以中國傳媒為例，南北大眾傳媒有很大不同。北派傳媒（以北京為代表）政治性、思想性、指導性強，有較高的文化品位、當然也不乏前衛。因為北京是首都，是先進文化最先引薦和爭鳴的地方。北京文化的豪爽大氣、天子腳下的豪邁與責任感也使其排版大方質樸洗練富有沖擊力。語言簡練準確沉穩。而南方的報紙則信息性、商業性很強，注重輿論監督，娛樂版追逐時

作文教學可以說是整個語文教學的薄弱環節，作文教學中的問題也是社會和家長反響比較強烈的。談到當前作文教學存在的問題，上海市市東中學語文特級教師楊俊巖指出：“一是讀與寫嚴重脫節，學生不會從課文中汲取營養用于自己的寫作之中；二是寫作公式化；三是重視寫作技巧的指導，而忽視對學生進行人生觀、世界觀的教育啟迪；四是課文與作文脫節，教師缺少課后指導作文的材料。

記者在采訪中感到，對作文教學存在的問題，語文教師感慨頗多，他們認為，在“應試教育”影響下，作文教學走入了一種僵化的訓練模式。從小學到中學，作文教學忽略平時的觀察、積累、思考，不是鼓勵學生用富有個性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思想，而是讓學生生硬地背范文，按照一定的模式去套改作文。

臨近考試，教師們忙著猜題，學生和家長忙著請人修改作文，然后強化記憶裝進腦子里。有的學校幾乎以每天寫一篇甚至幾篇的節奏操練學生的寫作能力。其結果是，學了十幾年的語文，幾乎所有的學生都害怕寫作文，而對作文題，幾乎所有的學生都認為沒有可寫的，這是為什么？

上海市吳淞中學語文高級教師王根寶認為：“作文的關鍵是看有沒有話要說，根據自己的生活閱歷，或褒或貶，或揚或抑。但現在高考是一根指揮棒，教師只要求學生的文章觀點明確、論據充分、自圓其說，分數好一點，沖上二類卷就可以了，至于是真話假話、真情假情，就都不太關心了。”

寫作本是來自生活的需要，是有話要說、有情要抒、有事要敘。而學生為了取得好分數，可以任意拔高，泛泛而談、真情實感少成了寫作的通病。

一位中學生坦言：“我們寫作文不能寫心里話。老師教導我們，你們的作文不是寫給自己看的，而是寫給閱卷老師看的，只要寫得有技巧，只要讓閱卷老師覺得滿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