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文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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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京味文學，不能不弄明白它的含義。隨著京味和京味文學近十年來在學術界內外持續升溫，這個術語自然被許多人談論，但我感覺談論中仍存在一些含糊不清的地方，由此引發種種誤解。出于這種考慮，這里嘗試對京味文學的含義作點梳理工作，并進而就其要素和特征做點初步探討，以就教于方家。[1]

一關于“京味”的界說與質疑

談論京味文學的含義，當然首要的是辨明京味文學一詞中“京味”的含義。學者趙園在《北京：城與人》中對此有著開創性界說。她把京味文學與寫北京的文學、京派文學等外在概念清晰地區分開來，并著重對京味文學本身做了具體分析。在她看來，“老舍是使‘京味’成為有價值的風格現象的第一人，‘京味小說’這名目，卻只是在新時期的當下才被叫了開來。”[2]同時，趙園還對京味文學的含義和特質作了富有洞見的界說：“‘京味’是由人與城間特有的精神聯系中發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對于文化的體驗和感受方式。”[3]她揭示了京味文學中(1)人與城的精神聯系、(2)人的文化體驗、(3)人對于城的文化意味的感受等。進而她認定，需要(4)把“京味作為一種風格現象”去把握。[4]這四方面在今天看來對把握京味文學仍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值得注意的是，她清晰地回答了有關京味文學的四個重要問題：第一，老舍是京味文學的開創者；第二，京味文學這術語是后起的，產生于“新時期的當下”即20世紀70至80年代；第三，京味是指人所感受到的北京城的文化意味，或是人對于北京城的文化的體驗和感受方式；第四，京味是一種文學風格現象。對頭兩個問題，她的界說是沒有疑問的，然而，對后兩個問題，就存在著需要質疑并重新考慮的地方了。首先，所謂“人所感受到的城”中的“城”是指什么？是指古代的北京城還是指現代的北京城？這里的“古代”與“現代”之關系是值得重視的。其次，“城的文化意味”中的“文化”是指何種文化，古代的北京城文化還是現代的北京城文化？這里的“文化”的所指同樣需要關注。再次，京味中的味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文化意味”，那么這種“意味”究竟是指什么？是指“人對于文化的體驗和感受方式”本身，還是指人所“體驗和感受”到的“文化”？最后，京味的特質究竟在“風格”還是在別的什么？它是一種古往今來的地域文學風格，還是一種只在歷史的某一時段才出現的特定現象？這四個問題其實是相互聯系著的，難以分開。繼趙園女士的開創性探討之后，我們有必要繼續前行，從一個新視角對京味文學現象做進一步把握。

二京味文學的含義與特質

要明確京味文學的含義和特質，需要依次回答如上提出的相互聯系著的四個問題。

首先，北京城是指什么。京味文學，顧名思義，當然是指能讓人體驗到北京城意味的文學。但這里的北京城有三不是：第一，不是指非古非今的籠統或抽象的北京城(北京概念)，如果是，抽象的北京城還能有什么京味呢？第二，不是專指古典的北京城(老北京)，如果是，古典北京與現在有什么相干呢？三不是專指現代的北京城(新北京)，如果是，現代北京有啥京味兒可言？北京城其實是一面包含著上述三義(北京概念、老北京和新北京)，一面又另有更為豐富而復雜的特定所指。京味文學中的北京城，確切地說，應當是指古都或故都北京城在現代的特定存在風貌。由于如此，它內部絕非簡單的和諧，而是存在雙重悖論。第一重是指故都與現代的悖論，即它看來是故都北京，卻正在現代衰頹著；它看來是現代北京，卻處處可見其古典遺存。它既是古典的又是現代的，是古典的現代遺存。第二重是指生長與衰頹的悖論，即它既是生長著的又是衰頹著的，是生長的現代中的古典衰頹。從而，北京城是一座充滿故都與現代、生長與衰頹的悖論的“城”。這樣的“城”當然不僅僅是指地理學上的隨便什么地點，而是富于文化意味的地點。那么，“文化”指什么呢？

其次，北京城的文化是指什么。由于存在上述雙重悖論，北京城的文化就不是簡單地僅僅指向古典或現代，而是指現代文化中的古典文化，確切點說，是現代性文化中的古典性文化遺存，或是古典性文化的現代性遺存狀態。

再次，京味的味是指什么。京味的味，不是簡單地指靜態或籠統的北京“城的文化意味”，而是包含如下兩重意思：一是文化在這里僅僅是指故都北京城特有的古典性文化傳統在現代的遺存，屬于現代中的古典；二是味在這里主要是指故都北京在現代的可以回瞥到的感興流溢狀況，是它在現代無可挽回地走向衰頹時散溢的最后的殘留光華，屬于故都流興。所以，京味的味應當是指故都北京在現代衰頹時散溢的最后的流興，而這種流興是通過現代人的回瞥領略到的。汪曾祺在《胡同文化》中感嘆道：“北京的胡同在衰敗，沒落。除了少數‘宅門’還在那里挺著，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經很殘破，有的地基柱礎甚至已經下沉，只有多半截還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門外還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馬樁、上馬石，記錄著失去的榮華。有打不上水來的井眼、磨圓了棱角的石頭棋盤，供人憑吊。西風殘照，衰草離披，滿目荒涼，毫無生氣。”但正是這些“衰敗”、“沒落”卻令人情不自禁地回瞥，從而“產生懷舊情緒，甚至有些傷感”。[5]

最后，京味的特質是指什么。把京味定性為“風格”，誠然具有合理因素，但基于上述原因，不如說，京味的特質在于，它是故都北京在其現代衰頹過程中讓人回瞥到的一種獨一無二的和不可重復的地緣文化景觀。京味文學作為一種文學現象，當然可以被視為文化現象的一部分。不過，京味文學畢竟是故都北京地域產生的特定文化現象，因而這種文化不能不與北京地緣或地理結下不解之緣。按照克朗的文化地理學觀點，“不論‘文化’如何被定義，我們都應該把它放在現實生活的具體情景中，放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里去進行研究。”[6]任何文化都是發生在特定時空情境中的文化。在這個意義上，文化總是一種在特定時間內的“可定位的特定的現象”。[7]如此，京味可以說是一種定位于故都北京、定時于它的現代衰頹時段的地緣文化景觀。

這樣，就可以來說說京味文學的含義和特質了。京味文學，是能讓人回瞥到故都北京城在現代衰頹時散溢出的流興的文學。這個界說想突出如下幾層意思：第一，人的回瞥體驗。京味文學中顯然包含著一種體驗——回瞥體驗。這種體驗是回瞥而不是感受、更不是想象。與感受指向現在、想象指向未來不同，回瞥體驗著眼于過去，是要在回憶中體驗過去。置身在當代的北京人，為什么不是全身心投入現在的新北京體驗，而是偏偏分出心思，熱切地回瞥那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故都北京城？這種發自當下的回瞥體驗行為本身耐人尋味。第二，故都北京城。京味文學之“京”不是簡單地指現在的北京城，而是指故都北京城。這顯然是與今都即現在的首都北京相對來說的，是突出古代的都城，它的人、事、情等。過去的故都北京有什么？衰頹的城墻、殘存的京腔京韻、亟待搶救的胡同風俗等等？它們何以引人回瞥？第三，在現代。雖然突出故都北京城，但又強調它在現代。現代，在這大致是指鴉片戰爭以來至今的時段。在現代，既包含故都北京城在現代的殘留狀況，又包含它在現代并對現代呈現的特定意義。這里就有著故都與現代、古與今、新與舊等的比較、交會、沖突、調和、互滲等問題了。第四，衰頹。這應當是“京味”中包含的“味”之實質所在了。此味當然屬于有價值的東西，但它并非來自正在上升的、興起的有價值之物，而只能是正在下降的、衰頹的有價值之物。它屬于有價值的，但畢竟已經衰頹或正在衰頹了。正是有價值之物的衰頹，有理由喚起人的回味之沖動。京味，不正是從故都北京城在現代的衰頹中散溢出來的特殊意味么？第五，散溢。這是指散發、流溢，是堂皇的東西在衰頹中的無可挽回的凋殘和零落。那是一種特殊的引人回味的氣息散落。第六，流興。這是從中國古典“感興”在現代的流溢狀態來說的。流興就是流動、流溢的感興。

對于我自己選用的特定術語“流興”，這里有必要做點解釋。“流興之‘流’應是指一種流動不息、流溢不止狀態；而流興之‘興’正是指富于深長余興的古典感興。感興是中國古典文化‘場’所生長的一種基本而又獨特的審美氣質或品格。‘流’是指流變、流溢或流散，是原有的某種東西正在散落、播散或消散狀況。流興，是中國古典感興在現代性語境中遭遇裂變后的流變物。當原來生氣勃勃的自足的感興整體被無情地肢解、散落為碎片時，這些屬于中國深厚文化傳統的古典感興碎片并不會輕易走向寂滅，而是會在現代性語境中重新流溢開來，生成新的流溢不絕的審美對象。讀者在閱讀現代文學文本時，會從中發現并欣賞那既熟悉而又陌生的流興。總之，流興是現代文學文本特有的一種興象類型，是由興辭所建構的流溢不息而又余興悠長的感興變體。”[8]作為古典“感興”的現代傳承方式，現代文學的“流興”具有重要的現代性價值。“流興對于現代人具有雙重美學功能：既能讓他們重新接續那被迫斷裂的古典性傳統，又能特別滿足他們在現代生活境遇中的新訴求。流興是現代情境中的古典流變物。”[9]由上面的論述可見，京味說到底就是一種流興，或者就是流興的一種呈現狀態。完整而渾融的故都感興在現代衰頹了，散落成流興，盤桓在京城的胡同、大院、公園、廢墟。

由此看來，京味文學的特質在于，它是一種回瞥到的故都北京的地緣文化景觀，確切點說，是定位于故都北京、定時于它的現代衰頹時段、借助具體的北京人情風俗通過回瞥方式去體驗到的一種地緣文化景觀。

三京味文學的要素和特征

根據上面有關京味文學特質的認識(“是定位于故都北京、定時于它的現代衰頹時段、借助具體的北京人情風俗、通過回瞥方式去體驗到的一種地緣文化景觀”)，這里不妨梳理出京味文學的要素。可以說，上述認識已經內在地包含京味文學五要素：地、事、風、話、性。第一，地，是指京味文學總是要再現故都北京城特有的地點景觀；第二，事，是指京味文學總是要講述發生在故都北京城的事件；第三，風，是指京味文學要描繪故都北京城的風俗民情；第四，話，是指京味文學總是要講故都北京特有的語言；第五，性，是指京味文學要刻畫生長在故都北京的人們的性格特征。這五要素支撐起這種地域文學的一種總的回味——流興。也就是說，京味文學要回瞥出故都北京在其衰頹中散溢的現代流興。在這個意義上，京味文學就可以視為能夠讓人回瞥到故都北京的獨特地點、事態、風俗、語言、秉性等特色的文學。

上面的五要素在具體的作品里呈現出來，就可以見出京味文學的五個特征：第一，地點上，北京場；第二，事件上，北京事；第三，風俗上，北京風；第四，語言上，北京話；第五，性態上，北京性。京味文學所傳達出來的總精神是北京人的侃平氣質，這是指通過調侃以達成自我心理平衡的過程。

1、北京場。北京場，是指京味文學所講述的故事總是發生在北京城這具體生活情境中。老舍《四世同堂》(1943－1949寫成，1951年發表)第14章描摹出1937年日本軍隊兵臨城下的北京中秋節氛圍：“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麗的時候。天氣正好不冷不熱，晝夜的長短也劃分得平均。沒有冬季從蒙古吹來的黃風，也沒有伏天里挾著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藍，那么亮，好像是含著笑告訴北平的人們：在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會給你們什么威脅與損害的。西山北山的藍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還披上各色的霞帔。在太平年月，街上的高攤與地攤，和果店里，都陳列出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來的水果。各種各樣的葡萄，各種各樣的梨，各種各樣的蘋果，已經叫人夠看夠聞夠吃的了，偏偏又加上那些又好看好聞好吃的北平特有的葫蘆形的大棗，清香甜脆的小白梨，像花紅那樣大的白海棠，還有只供聞香兒的海棠木瓜，與通體有金星的香檳子，再配上為拜月用的，貼著金紙條的枕形西瓜，與黃的紅的雞冠花，可就使人顧不得只去享口福，而是已經辨不清哪一種香味更好聞，哪一種顏色更好看，微微的有些醉意了！”接下來，老舍不厭其煩地連用5個“同時”，是要點明敘述人觀察北京城中秋節的多維度視角：他竭力要同時地或共時地把這里的豐富、多樣而又不分先后輕重緩急的美景和盤托出，一個也不落下。這就巧妙地給讀者勾勒出北京這故都場域的總體風貌，最后聚焦到“北平之秋就是人間的天堂，也許比天堂更繁榮一點”這個題旨上，給人印象別致而深刻。

2、北京事。北京事，是指京味文學所講述的是發生在北京城的事件。鄧友梅《話說陶然亭》寫十年“”期間，老管、胡子、茶鏡和將軍四個人“隱居”陶然亭公園，積蓄力量，積極參與到改變國家命運的1976年4月“”進程中的事情：“這幾天天安門前花如海，詩如潮，整個北京城的人，兩只眼睛都閃起了異樣的光彩。老管一天沒動、兩天沒動，第三天忍不住了，出了陶然亭蔫不溜地坐車到了前門，然后順著廣場往北走。許多詩詞、花圈都迫使他留步。他又愛看、又怕看，驚喜地發現人民發出如此強力的吼聲，又擔心會引出什么禍事。使他注意的還有一幅國畫，畫的是在一棵松樹上立著一只鷹。老管喜愛國畫，在被抄家抄走的東西中，就有一幅名貴的國畫，畫的也是鷹，那是名畫家華一粟的作品。聽說華一粟叫幾個“造反派”把右腕骨砸成粉碎性骨折，已經僵直，終生不能執筆了。他被沒收的那幅鷹，怕也早已翻過來寫了大字報。今天看到的這幅鷹，筆法很像那一幅，使他懷念起看熟的那張畫和從來未見過的畫家本人。懷念起中國的傳統文化，最終歸結到懷念保護、扶持這一切的。他覺得臉上冷颼颼的，兩頰已經濕潤了。”北京人從古到今生活在“皇城根”下，什么政治風雨沒見過？這里寫的是當代北京人參與的悼念的政治事件。透過在整個事件進程中并不起眼的一個側面，披露出北京的當代人事風情。

3、北京風。北京作為故都和今都，當然有它獨特的風俗傳統、遺風遺韻、新風新俗。而這正是京味文學樂意于記敘的。鄧友梅的《煙壺》記錄了北京的鼻煙壺：“今天我們若涉足到煙壺世界里觀光，仍然會目不暇接，美不勝收。按原料來分，有金屬壺、石器壺、玉器壺、料器壺、陶器壺、瓷器壺、竹器壺、木器壺、云母壺、觚器壺、象牙壺、虬角壺、椰殼壺、葫蘆壺，此外還有珍珠、腰子、鯊魚皮、鶴頂紅……按其大類已是舉不勝舉了。若分細目，名色更加繁多。比如同是瓷壺，又分官窯、民窯、斗彩、粉彩、模刻、透雕、青花加紫、雨過天晴、琺瑯、窯變……同是玉石壺，則分白玉、青玉、翡翠、珊瑚、瑪瑙、水晶……而瑪瑙壺中又要分玳瑁、藻草、纏絲、冰糖……若按造型來分，則又有雞心、魚簍、磚方、月圓、雙連式、美人肩等等。只一個圓壺，也要分作扁圓、腰圓、桃圓、蛋圓等。一句話，煙壺雖小，卻滲透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心理特征、審美習尚、技藝水平和時代風貌。所以一些好煙壺在國際市場上常常標以連城之價。”鄧友梅講述鼻煙壺，從規格、原料、種類到造型、文化傳統、拍賣，從制作到研究，從中國到外國，娓娓道來，如數家珍，不難喚起讀者對這種北京工藝傳統及風俗的向往。

4、北京話。說北京話，當然是京味文學的一個主要標志。老舍開創了用北京話、包括它的口語來表現北京人生活的先河，大大展現了這種地域語言的表現力和魅力。不妨隨手拾來一例對話：“四嫂：你要是眼睛不瞧著地，摔了盆，看我不好好揍你一頓、小妞：你怎么不管哥哥呢？他一清早就溜出去，什么事也不管、四嫂：他？你等著，他回來，我不揍扁了他才怪、小妞：爸爸呢，干脆就不回來、四嫂：甭提他、他回來，我要不跟他拼命，我改姓！”(《龍須溝》)這是《龍須溝》的開場部分，寥寥幾句就把四嫂這個人物的火爆、潑辣性格畫出來了。而她的話語的聲調也很有表現力：三句話里每句的尾詞都用仄聲，短促、剛硬、急切，有效地傳達出其性格特征；每句話內部則注意詞語平仄相間，聽來覺得不僅擲地有聲，而且富于音樂感。

老舍開創的這一語言傳統在20世紀80年代京味作家林斤瀾、汪曾祺、鄧友梅、韓少華、陳建功等那里獲得了群體繼承。“敢情”是北京話特有的一個口語詞匯，在普通話里難以找到完全對應的詞，因而尤其能反映北京話的特點和北京的風土人情。這一點老舍早就有過示范：“敢情人家女子愿意‘大家’在后面追隨著。”(《黑白李》)“可是這個娘們敢情知道先干什么，她先奔了夏大嫂去。”(《柳屯的》)“太太本想叫大家早起，為是顯著精神，敢情有的人越早越不精神。”(《牛天賜傳》)陳建功的《轆轤把兒胡同九號》則更進一步，全篇幾乎都是圍繞這個詞語做文章：“‘敢情、’——這又是北京的土話。說‘敢’字的時候，您得拖長了聲兒，拿出那么一股子散漫勁兒。‘情’字呢，得發‘輕’的音兒，輕輕地急促地一收，味兒就出來啦。別人說了點子什么事兒，您趕緊接著話茬兒來一句：‘敢情！’這就等于說：‘沒錯兒！’‘那還用說嗎？’甚至可以說有那么點兒‘句句是真理’的意思。其實，此話在北京尋常得很，大街小巷，胡同里閭，不絕于耳，本來不值得在此絮叨。可是，在轆轤把兒胡同九號，這話可就不同尋常啦。這里有一位姓馮的寡婦老太太，也和別的老太太一樣，喜歡接在別人的話茬兒后面說：‘敢情！’——您可別大意了。馮寡婦的‘敢情’卻不是隨隨便便說出來的。您要是不夠那個‘份兒’，不足以讓她羨慕、崇拜，人家還是金口難開呢。”小說寫北京轆轤把兒胡同九號院里，鍋爐工韓德來在“”中發跡，回到院子里總是喜歡向街坊鄰居炫耀，而馮寡婦則總是用“敢情”去奉承，形成這個胡同里特有的群體生活景觀。“敢情”一詞在這里體現了突出的表現性功能，準確而生動地刻畫出韓德來和馮寡婦的性格特征。整部小說緊緊扣著一個“敢情”而展開故事、刻畫人物，活畫出韓德來、馮寡婦等胡同人物的群像，顯示了老舍傳統在第二代京味文學中的一種新開拓。

6、北京性。北京人當然自有其性情、氣質。祥子和虎妞(《駱駝祥子》)、那五(《那五》)、韓德來和馮寡婦(《轆轤把兒胡同九號》)、李百囀(《滿城飛花》)、馬青和于觀(《頑主》)、張大民(《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等，構成了京味文學畫廊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具有獨特的北京性的北京人形象。林斤瀾的《滿城飛花》寫大學畢業生李百囀為找工作，到研究所主任那里自薦：“說到畢業論文，也無心搬出副所長來，只提起實習時候，做過一些青少年犯罪的調查，有一個小男孩殺人的案子……這是脫口而出，沒有準備說這些，清早琢磨簡歷的時候，想也沒有想到這個案件。這些事情和自己的特長沒有關系，細說起來豈不是離題萬里了。但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管它呢，反正自認失敗不就完了，要說就說個痛快。一說起來才知道這個案件埋藏在心里，仿佛窖酒，越容越純。聽吧，自己的聲音純起來了，帶勁了，有滋有味了。看吧，那主任抬起了頭，那單眼皮的小眼睛，還是嚴厲，可是閃閃著尖刀般的光彩。李百囀覺著陷在沙發里，拘著手腳，案件里，有強烈的動作，索性嗵的站起來，比劃起來，誰知那主任也嗵的站了起來，給李百囀倒了一杯水……”。從這里可見，見多識廣的北京人素來具有憑借一張嘴打天下的神奇本領。

上面五個方面可以大體見出京味文學的獨特要素及其具體表現特征。

如果上述京味文學梳理有一定合理性，那么，這個意義上的京味文學就必然具有特定的內涵——遠非任何北京的文學都是京味文學、從老舍開創至今，京味文學已經歷數十年的歷史發展與演變。簡略地看，我所理解的京味文學總共出現過三代：第一代為20世紀20至40年代以老舍寫作為代表的文學，呈現從古典到現代變動中的北京胡同文化景觀，在語言、形象和風格等方面都奠定了現代京味文學的初創形態。這一代的故事的主要發生場是北京胡同，輔助場是街道、集市；主要人物是故都下層平民，還包括形形色色的市井人物。第二代為20世紀80年代以林斤瀾、鄧友梅、汪曾祺、韓少華、陳建功等為代表的文學，著力表現處于現代性進程中的故都平民生活及民俗殘韻。這一代的故事的主要發生場仍舊為北京胡同，以及街道、集市；主要人物既有故都下層平民，還有舊朝遺民、當代精英。第三代就是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以王朔、劉恒、馮小剛、王小波、劉一達等為代表的文學，表現在政治縫隙中縱情狂歡、在社會轉型中重求生路的北京大院文化景觀，包括王朔的頑主人物及其調侃、馮小剛講述當代北京平民的賀歲片、以劉恒、劉一達為代表的北京新胡同文化景觀、以王小波為代表的新京味書齋景觀。[10]當然，這一代還可以包括劉震云(《單位》、《一地雞毛》等)。這一代的故事的主要發生場是北京大院，輔助場有胡同、街道、禮堂等；主要人物則是“頑主”及“后頑主”。

注釋：

[1]本文根據即將出版的著作《京味文學第三代》，(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結項成果，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一章改寫。

[2][3][4]趙園：《北京：城與人》，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頁、第14頁、第15頁。

[5]汪曾祺：《胡同文化》，《汪曾祺全集》，第6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頁。

[6][7][英]克朗：《文化地理學》，楊淑華、宋慧敏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第102頁。

[8][9]拙著：《文學理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頁－272頁。

[10]我曾在《與影視共舞的20世紀90年代北京文學——兼論京味文學第四波》(《北京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中把王朔等歸為“京味文學第四波”，現糾正為“京味文學第三代”。因為經過反復考慮發現，原來被歸入的王蒙等作家的“擬騷體”小說不宜被納入京味文學范疇，而須從別種視角去另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