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監測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疾病監測，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英文名稱：

主管單位：中華預防醫學會 內蒙古醫學院

主辦單位：內蒙古醫學院附屬人民醫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呼和浩特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16開

國際刊號：1673-9388

國內刊號：15-1350/R

郵發代號：16-294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2007

期刊收錄：

核心期刊：

期刊榮譽：

聯系方式

篇2

1資料與方法

1.1資料來源

收集2010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由醫療機構上報的戶籍為和平區的心腦血管疾病病例。其中，心腦血管疾病發病病例由全市的醫療機構收集，填寫報告卡報至病例戶籍所在地的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然后錄入天津市非傳染病發病監測系統。心腦血管疾病死亡病例來源于醫療機構通過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信息系統報告的戶籍居民全死因資料。

1.2質量控制

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每季度抽查各醫療機構報告的發病和死亡病例，進行真實性核對及漏報情況調查。

1.3監測病種

目前，天津市監測報告的心腦血管疾病發病病例包括腦卒中、冠心病急性發作事件和原發性高血壓患者。其中腦卒中包括腦梗死、腦出血、蛛網膜下腔出血和未分類腦卒中；冠心病急性發作事件包括急性心肌梗死、冠心病猝死。根據國際疾病分類編碼ICD-10來確定心腦血管疾病死亡病例，心血管疾病ICD-10編碼包括I05-I09、I11、I20-I27和I30-I52；腦血管疾病ICD-10編碼包括I60-I69[2]。

1.4統計學分析

用Excel2003進行數據處理，用SPSS18.0統計軟件進行χ2檢驗和描述性統計分析。按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年齡構成比計算標化發病率和標化死亡率。檢驗水準α=0.05。

2結果

2.1心腦血管疾病監測總體情況

天津市和平區2010-2014年心腦血管疾病新發病例共10974例，發病率為545.27/10萬，因心腦血管疾病死亡的總人數為7919例，死亡率為393.48/10萬。5年間心腦血管疾病發病率總體上來看有升有降，2011年有所降低，2012年又明顯上升，2012年之后基本上穩中有降，但是2014年發病率仍高于2010年，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8.55，P＜0.05），各年標化發病率進行兩兩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且發病率最高的病種為腦梗死（χ2=23265.17，P＜0.05），見表1。將各年死亡率進行標化，和平區居民心腦血管疾病死亡率自2011年明顯下降，之后相對穩定；2012-2014年間標化死亡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2014年死亡率低于2010年，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9.91，P＜0.05）。而死亡率最高的病種為急性心肌梗死，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8928.21，P＜0.05），見表2。

2.2不同性別人群心腦血管疾病監測情況和平區

2010-2014年男性發病6598例，發病率為681.63/10萬，女性發病4376例，發病率為418.90/10萬，男性發病率明顯高于女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639.54，P＜0.05），見表3。男性死亡人數為4006例，死亡率為413.86/10萬，女性死亡人數為3913例，死亡率為374.58/10萬，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9.78，P＜0.05），見表4。2.3不同年齡人群心腦血管疾病監測情況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隨著年齡的增長呈上升趨勢，70歲之后發病率達到高峰，而80歲之后的死亡率最高，達到人群平均死亡率的10倍，見表5、表6。

3討論

篇3

大連市沙河口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遼寧大連 116021

[摘要] 目的 通過對大連市2013—2014年食源性疾病哨點醫院監測結果的分析及對比，了解大連市食源性疾病主要病原體感染情況分布及其變化趨勢。方法 對2013—2014年夏季在中心醫院腹瀉門診就診的腹瀉患者進行個案調查并采集糞便標本進行細菌檢測。結果 2013年275例患者中，檢出志賀氏菌1株、檢出率0.4%（1/275），副溶血性弧菌63株、檢出率22.9%（63/275）。2014年200例患者中，檢出副溶血性弧菌40株、檢出率20.0%（40/200）。2013年與2014年相對比，致病菌檢出率無明顯差異。結論 大連地區食源性疾病病原以副溶血性弧菌為主，應在完善食源性疾病哨點醫院監測系統的基礎上，持續加強對各類海鮮產品及其制品的風險監測。

[

關鍵詞 ] 食源性疾病；哨點醫院；監測分析

[中圖分類號] R15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5654（2015）01（a）-0009-02

[作者簡介] 隋學林(1980-)，男，主管檢驗師，本科，主要從事疾病預防控制工作（微生物檢驗）。

世界衛生組織對食源性疾病定義為：食源性疾病是指通過攝食而進入人體內的各種致病因子引起的、通常具有感染性質和中毒性質的一類疾病[1]。食源性疾病是分布廣泛，最為常見的疾病之一，直接影響到人民群眾的健康，也會關系到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近年來，食源性疾病已成為疾病預防控制工作中監測和研究的重點問題之一[2-4]。為了解大連市食源性疾病主要病原體感染情況分布及其變化趨勢，提高食源性疾病暴發早期識別、預警與防控能力，2013年大連市沙河口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開始參與食源性疾病哨點醫院主動監測工作。現將2013—2014年大連市食源性疾病哨點醫院監測結果進行分析對比，報道如下。

1 樣本與方法

1.1 樣本來源

2013—2014年大連市中心醫院腸道門診對符合食源性疾病病例定義的病人進行信息采集（包括癥狀與體征記錄、飲食暴露史、臨床檢驗結果、臨床診斷等個案信息），同時采集病人的新鮮糞便或肛拭標本送臨檢實驗室。2年總計采集475例糞便標本（2013年275例，2014年200例）。

1.2病例定義

以腹瀉癥狀為主的就診病例，每日排便3次或3次以上，且糞便性狀異常（稀便、水樣便、粘液便或膿血便等）。

1.3檢測項目及方法

嚴格按照《大連市食源性疾病監測工作手冊》中《糞便中沙門菌、志賀菌、致瀉大腸埃希氏菌和副溶血性弧菌的分離鑒定標準檢驗程序（SOP）》，對收集到病例生物樣本進行沙門氏菌、志賀氏菌、副溶血性弧菌、致瀉大腸埃希氏菌檢測。

1.4試劑和儀器

麥康凱瓊脂、木糖-賴氨酸-脫氧膽酸瓊脂（XLD）、3%氯化鈉堿性蛋白胨水、3%氯化鈉胰蛋白胨大豆瓊脂、TCBS瓊脂、三糖鐵、氧化酶試劑等，由北京陸橋技術有限責任公司提供；沙門菌顯色培養基、弧菌顯色培養基是由鄭州博賽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科瑪嘉顯色培養基；API生化鑒定條是由法國梅里埃生物公司提供；沙門氏菌、志賀氏菌和致瀉大腸埃希氏菌診斷血清由寧波天潤生物藥業有限公司提供。

1.5統計方法

采用spss 13.0統計軟件對研究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計數資料用百分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結果如表1所示，2013年275份病例糞便標本中，有64份標本檢出致病菌，檢出率為23.3%（64/275）。其中副溶血性弧菌檢出率最高，檢出63株、檢出率為22.9%（63/275）；福氏Ⅱ型志賀氏菌檢出1株，檢出率為0.4%（1/275）；沙門氏菌和致瀉大腸埃希氏菌未檢出。

2014年200份病例糞便標本中，有40份標本檢出致病菌，檢出率為20%（20/200）。這40株致病菌均為副溶血性弧菌，其他三種菌未檢出。

對2013年和2014年食源性疾病患者糞便標本致病菌檢出率的對比，發現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73，P＞0.05）。

3 討論

近幾年，在沿海地區由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食物中毒呈上升趨勢[5-7]。該次調查顯示，2013—2014年大連市食源性疾病患者糞便標本中副溶血性弧菌的檢出率高達21.7%，為主要致病菌。

副溶血性弧菌是1950年從日本一次爆發性食物中毒中分離發現，為一種嗜鹽弧菌，需在一定氯化鈉濃度的環境中才能生長繁殖。此菌廣泛分布于海水、海底泥沙、浮游生物和魚貝類等海產品及其腌制食品中。大連作為沿海城市，市民多有生食或半生食海產品的習慣，如果保存不當可導致副溶血性弧菌大量繁殖，造成較大的食品安全隱患。提示監管部門應加大相關知識的宣傳教育。

副溶血性弧菌在海產品中的分布有明顯季節性，夏秋季也是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的高發季節，采集的標本副溶血性弧菌檢出率大大高于其他季節[8-10]。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應將食源性疾病哨點醫院監測范圍繼續擴大，對全市范圍腸道門診的腹瀉患者進行有效監測，以提高食源性疾病暴發早期識別、預警與防控能力。在此基礎上，相關部門應持續加強夏秋季對各類海鮮產品及其制品的風險監測，從源頭開始防止被病原菌污染的食品流入市場，保證人民群眾的食品安全。

[

參考文獻]

[1] 陳炳卿，劉志誠，王茂起.現代食品衛生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1：747.

[2] 呂秋艷,王志越,宋景紅,等.2010-2012年北京市門頭溝區食源性致病菌監測結果[J].職業與健康,2014,30(5):633-635,638.

[3] 蔡周梅,郭永強,林靜梅.2012年梧州市市售食品中食源性致病菌檢測結果[J].職業與健康,2014,30(5): 636-638.

[4] 羅壽軍.2011—2012年廣西壯族自治區隆林縣食品微生物污染檢測結果[J].職業與健康,2014,30(2):205-207.

[5] 何潔儀，李迎月，鄧志愛，等.廣州市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特征分析[J].中國食品衛生學雜志，2011,23（5）：464-468.

[6] 游杰, 黃薇,梅樹江,等.深圳市社區食源性疾病主動監測系統評價[J].職業與健康，2014,30(3):408-410,413.

[7] 梅玲玲,龔璞,占利,等.浙江省副溶血性弧菌O3:K6血清型菌株多位點序列分型研究[J].中國人獸共患病學報,2014,30(3):278-281.

[8] 張俊彥，梅玲玲，朱敏，等.301份海水產品副溶血性弧菌定量檢測分析[J].中國衛生檢驗雜志，2007，17（3）：509-510.

[9] 封會茹,曲梅,耿榮,等.2010-2012年北京市豐臺區感染性腹瀉病原菌分布及耐藥性分析[J].疾病監測,2013,28(2):96-100.

篇4

【關鍵詞】 食源性疾病;哨點醫院;主動監測

世界衛生組織對食源性疾病定義為:食源性疾病是指通過攝食而進入人體內的各種致病因子引起的、通常具有感染性質或中毒性質的一類疾病[1]。食源性疾病是當今世界上最廣泛的衛生問題之一。大多數食源性疾病的臨床表現為輕度自愈性疾病,但這類疾病的發生極其頻繁,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相當大。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2008江蘇省食源性疾病哨點醫院主動監測數據。

1.2 方法 在江蘇省蘇州、無錫、南通、泰州、揚州、常州、南京、徐州8個市,每個市選擇有代表性的綜合性醫院2所(市區和城郊結合部各1所)作為哨點醫院,于4～10月份對疑似食源性疾病的患者詳細詢問其24 h內的飲食史,并填寫食源性疾病報告卡進行報告。哨點醫院對每個患者及時采集足量的糞便、嘔吐物或血標本進行檢測,檢測病原的種類為沙門氏菌、副溶血性弧菌、變形桿菌、空腸彎曲菌、單核細胞增生李斯特氏菌、腸出血性大腸桿菌、蠟樣芽孢桿菌、河流弧菌、溫和氣單孢菌等。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7個月的主動監測共報告食源性疾病疑似病例2 091例。其中蘇州報告47例,無錫181例,南通1168例,泰州154例,揚州377例,徐州118例,常州18例,南京28例。見表1。

2.2 食源性疾病發患者群臨床癥狀分布 臨床表現中12.6%的人有發熱癥狀,患者出現惡心癥狀占60.2%,29.1%的人有嘔吐癥狀,83.5%的人有腹痛癥狀,98.7%的人出現腹瀉癥狀。

2.3 引起發病的原因食品分布

原因食品分布中,肉與肉制品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占29.2%,水產品引起的占14.3%。見表3。

2.4 食源性疾病責任單位分布 從可疑食物銷售地點分析,出其他原因外,家庭最多,占21.0%,飲食服務單位其次,占12.2%。見表4。

2.5 食源性疾病患者治療情況分布

發患者群中,輸液的占85.2%,使用抗菌素治療的占91.1%,住院的人數占發病總數的2.3%。見表5。

2.6 致病因素分布 從食源性疾病原因分析,原因不明的占絕大多數。從食源性疾病患者糞便中分離出菌株137株。副溶血性弧菌55株,變形桿菌58株,沙門氏菌3株,志賀菌2株,大腸埃希菌2株。見表6。

3 討論

食源性疾病有暴發性和散發性的兩種,食物中毒是暴發性食源性疾病;本文哨點醫院主動監測的數據是散發的食源性疾病病例。

據報道,1980年全球有562萬人死于食源性疾病,其中亞洲有364萬人,占64.8%;英國約有1/5的腸道感染病是經食物傳播的,而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每年約170萬0～15歲兒童因食源性微生物污染引起的腹瀉而死亡。根據最近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報告表明,食源性疾病的實際發病數要比報告的病例數多300～500倍,全世界因食物污染而致病者已達數億[2]。我國關于食源性疾病的統計資料目前還沒有,但食物中毒患者每年在2萬人左右。

本文報告的食源性疾病臨床表現中腹痛腹瀉癥狀的占絕大多數,分別占83.5%、98.7%。原因食品分布中,肉與肉制品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占29.2%,水產品引起的占14.3%。從可疑食物銷售地點分析,除其它類外,家庭最多,占21.0%,飲食服務單位其次,占12.2%,食品攤販第3位,占8.3%。發患者群中,輸液的占85.2%,使用抗菌素治療的占91.1%,住院的人數占發病總數的2.3%。

從食源性疾病原因分析,從患者糞便中分離出菌株137株。副溶血性弧菌55株,變形桿菌58株,沙門氏菌3株,志賀菌2株,大腸埃希菌2株。原因不明的占絕大多數,因此應加強食源性疾病病原的溯源能力。

我省開展食源性疾病主動監測,哨點醫院剛設立不久,報告體系及相關制度還不夠完善。例如,8個設立哨點醫院的地區中,從患者糞便中分離菌株137株,無錫72株、徐州18株,泰州16株,而蘇北的南通并無此類數據,此外,致病菌檢測的種類也較局限。今后應當進一步完善監測網絡及報告卡制度,強化崗位職責,各哨點醫院應該盡可能地對每份標本進行實驗室診斷,及時采集足量的標本做更多的檢測。

食源性疾病的監測是降低食源性疾病發生的基礎工作,是評估控制和降低食源性疾病的重要措施,食源性疾病監測對闡明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學的變化特點及其影響因素,揭示新的食物媒介和病原因子等方面也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3]。

參 考 文 獻

[1] 陳炳卿,劉志誠,王茂起.現代食品衛生學.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1,747.

篇5

心肌肌鈣蛋白Ⅰ（cTnⅠ）對診斷心肌損害的敏感性、特異性均較高[1]。中華醫學會檢驗分會于2002年提出，cTnⅠ可取代心肌酶肌酸激酶（CK）和肌酸激酶同功酶（CKMB）而成為檢出心肌損傷的金標準。cTnⅠ以兩種形式存在于心肌細胞內，約30%游離在胞漿內，為可溶性；大部分以結構蛋白形式固定于肌原纖維上，為不可溶性[2]。其與心肌結構蛋白相結合，通過肌漿中鈣離子濃度變化調節心肌收縮和舒張過程。

cTnⅠ的臨床意義

新生兒窒息與cTnⅠ：新生兒窒息后體內氧自由基及脂質過氧化物增高，可直接損傷生物膜，使細胞膜結構破壞，細胞通透性改變，在心肌細胞損傷早期，游離于胞漿內的cTnⅠ快速釋出，血清cTnⅠ水平于傷后4～6小時升高，于損傷后18～24小時達高峰，1周后降至正常。其分子量較CKMB小，當心肌受損時cTnⅠ更易從心肌細胞中彌散釋出。因此，測定cTnⅠ可作為圍生期窒息后心肌損害的早期、靈敏、特異的診斷指標，并作為常規生化檢查項目，以便得到早期診斷、及時治療，減少新生兒病死率。

小兒膿毒血癥和膿毒性休克與cTnⅠ：已有研究證實，膿毒血癥和膿毒性休克能引起血清cTnⅠ的升高。檢測感染性休克犬血清cTnⅠ水平，結果發現感染性休克1小時后cTnⅠ升高達50%。在膿毒血癥、膿毒性休克病人中血清cTnⅠ升高31%～80%。

嚴重燒傷與cTnⅠ：重度燒傷后并發癥多，心臟是主要受累臟器之一。然而嚴重燒傷患者除傷及皮膚外，還常累及肌肉組織和其他組織器官，使非心臟來源的CK、CKMB、LDH和AST升高，故以心肌酶作為燒傷后心肌損傷的指標受到一定限制。

癲癇發作與cTnⅠ：國內外已有動物實驗研究證實，用電刺激后大鼠100%驚厥發作，驚厥以致癲癇動物并檢測電驚厥大鼠癲癇發作時及發作后動態血清cTnⅠ的變化，驚厥6小時即增高，12小時達高峰，24小時下降，血清cTnⅠ均高于驚厥前，說明電驚厥大鼠癲癇發作可引起心肌肌鈣蛋白異常改變，心肌肌鈣蛋白在驚厥后的升高說明癲癇發作可引起心臟結構性損害。測定42例驚厥持續狀態患兒血清心肌酶譜、cTnⅠ與非驚厥持續狀態的驚厥患兒進行比較，實驗組測陽性率50%，對照組均為陰性。小兒癲癇、驚厥持續狀態因素很多伴有腦損傷，特別是發作時神經肌肉痙攣引起骨骼肌損傷，血清CK、CKMB可升高。因此，常規將生化指標CKMB用于診斷心肌損傷不夠準確。研究表明：①驚厥時代謝率增加2～3倍，耗氧量也隨之增加2～3倍，可引起cTnⅠ水平的升高，心肌缺氧可能性增大。輕度可致細胞質未結合的 cTnⅠ釋放；嚴重者因微血管受損而致供氧進一步減少，心肌受損嚴重，cTnⅠ將持續釋放。②驚厥持續狀態引起嚴重缺氧和腦損傷，形成惡性循環，同時伴骨骼肌不斷損傷，cTnⅠ與CK、CKMB相比，靈敏度和特異性更高。因此，對該類病人應加強檢測cTnⅠ有助于識別早期和微小的心肌損傷。

小 結

綜上所述，血清cTnⅠ檢測已越來越多地應用于非心臟病領域，在兒科引起微小的心肌損傷疾病種類很多，及時檢測血清cTnⅠ，對于預測疾病并發癥，早期診斷、治療、評估預后顯示了極其重要的臨床價值。

篇6

[關鍵詞] 病殘兒；醫學鑒定；出生缺陷干預；非遺傳性疾病

[中圖分類號] R715 [文獻標識碼] B[文章編號] 1673-9701（2011）21-17-02

人類是社會發展的主體，出生缺陷干預工程自2000年以來已成為計劃生育工作的重點。本文對289例病殘兒的病因、地區分布進行分析，旨在為降低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質提供有效對策。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1997～2008年富陽市獨生子女病殘兒醫學鑒定結果及病史記錄共289例。289例病殘兒年齡1～14歲，男243例，占84.08%，女46例，占15.92%。農村兒童228例，占78.89%，城鎮兒童61例，占22.11%。

1.2方法

由病殘兒的父母書面申請，鄉鎮街道計生服務員負責調查核實，并進行家系調查，市計指導站初審后上報杭州市人口計生委，再由杭州地區市級專家鑒定小組現場體格檢查、審核相關輔助檢查項目，提出疾病診斷，作出鑒定結果。

1.3鑒定標準

1991年國家計生委的《獨生子女病殘兒醫學鑒定診斷暫行標準及第二胎優生原則》和根據2002年國家計生委的《病殘兒醫學鑒定診斷標準及其父母再生育的指導原則》。

2結果

病殘兒疾病分布情況：289例病殘兒疾病分布48種，其中非遺傳性疾病208例，占71.97%；遺傳性疾病81例，占28.03%。遺傳性疾病中多基因遺傳病50例，占61.73%，單基因遺傳病25例，占30.86%，染色體病6例，占7.4%。具體詳見表1、2。

3討論

289例病殘兒中，非遺傳性疾病208例，其中神經系統疾病116例（55.77%），眼耳疾病23例（11.06%），惡性腫瘤16例（7.69%），血液系統疾病11例（5.29%），心血管系統疾病6例（2.88%），其他36例（17.31%）。由于外傷、產程處理不當等原因造成后天殘疾75例，占病殘兒的25.95%，故本文重點討論。

車禍、燙傷、燒傷、意外傷等導致后天殘疾44例（肢體殘疾10例、精神發育遲滯10例、失明8例、繼發性癲癇6例、腦性癱瘓5例、偏癱3例、尿道斷裂左恥骨斷裂1例、生殖器損傷1例），占所有病殘兒的15.22%，發病年齡為2～7歲，農村兒童占76%。作為學齡前兒童的監護人和教育機構，在做好客觀環境的防護、看管之外，進一步加強兒童對危險排除、災難處置、日常行為規范等教育，增加消防、地震、急救等知識的實地演練，提高兒童的自防、自救能力，是減少病殘兒的發生可控性方法。

胎兒宮內外窒息、產程處理不當、產傷等產科原因導致后天殘疾31例（精神發育遲滯13例、繼發性癲癇8例、腦癱6例、臂叢神經受損4例），占所有病殘兒的10.73%。隨著產科質量的提高病殘兒隨之減少，1997～1999年27例，2000～2008年4例。故加強產程監護、選擇合適的助產方式結束分娩、提高醫護人員的責任意識、提高產科質量、提高新生兒窒息復蘇水平等是進一步減少病殘兒發生的重要環節。

本組病殘兒男女性別比為5.281，與國內多家機構調查結果一致[1]。城鄉之比為3.741，農村病殘兒的發生率明顯高于城鎮，造成地區分布差異原因可能是：農村孕產婦文化水平較低，自我保健意識、優生優育觀念淡薄；孕期農藥、放射線等有害物質的接觸較多，造成對胎兒的傷害；城鄉之間優生優育知識指導存在明顯的差異；農村的醫療技術和條件相對落后于城鎮；孕產期保健落實不到位；農村相對落后的婚育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等。

病殘兒中智力低下103例，占35.64%。其中遺傳性疾病20例（多基因遺傳病引起智力低下13例、染色體病21-三體綜合征6例、單基因遺傳病黏多糖儲積癥1例），占19.42%。非遺傳病中智力低下83例（產傷、意外傷害等原因造成的有34例，胎兒宮內窘迫、早產、腦炎后遺癥、腦積水、顱內腫瘤等共計20例，不明原因29例），占80.58%。智力低下是指在發育期內（18歲以下）智力功能明顯低于同齡水平（智商＜70），同時伴有適應社會環境的個人生活能力的明顯缺陷。智力低下在我國的發生率為2.2%，輕、中度者約為2.0%，重度者為0.2%[2]，特別是重度智力低下，給家庭、社會、國家造成了多方面的負擔，故預防與治療應引起高度重視。智力低下的病因學分類為：單基因突變、染色體異常、內分泌疾病、疾病的后遺癥等。因引起智力低下的原因很多，所以預防工作也應從多方入手。圍產期（即孕28周至產后7d）關系母嬰的生命及健康，對胎兒的智力發育有著極重要的影響。因此，加強圍產期保健，確保孕婦健康，減少影響胎兒發育的有害因素，防治孕期并發癥，能有效減少智力低下兒的發生。孕婦在圍產期應定期進行產檢，防止感染，慎重用藥，禁食煙酒，節制性生活。尤其孕晚期性生活易引起胎兒宮內感染、胎膜早破及早產，易引起腦癱。另孕期慢性缺氧亦會引起神經系統后遺癥。妊高征患者由于胎盤缺血、缺氧，致使胎兒腦細胞分化受阻，易致使智力低下，故孕高征者應及時采取措施進行治療，改善胎兒缺氧狀況，將腦細胞損害降到最低程度，若治療效果不佳者，則應及早終止妊娠。從智力低下病因分析可見，產程窒息是導致兒童智力低下的最常見后天因素，會導致嚴重腦損傷，且窒息時間愈長，腦損傷越嚴重，智力發育愈低下。加強產程監控，能有效避免產程窒息，有利于減少智力低下病殘兒的產生，有利于促進優生優育[3]。

4建議與對策

要加大對優生優育、孕期保健、生殖健康、遺傳病等知識的宣傳教育力度，形成全社會、多層面、全方位的優生知識普及氛圍。作為計劃生育部門和醫療機構要建立優生遺傳咨詢，一方面要對遺傳病者及其家屬解釋遺傳病的發病原因、遺傳方式、診斷、治療、預后等，分析子女患病的風險率，介紹產前篩查的重要性，并提出建議和指導。另一方面，也包括對廣大健康的咨詢對象普及科學知識，發動群眾積極參與優生工作，促進母嬰身心健康，推動社會進步。

加大出生缺陷干預力度，大力推行“出生缺陷干預工程”。以“政府引導、部門配合、群眾參與”的方式，認真落實好三級干預。一級干預：指出生缺陷尚未發生時針對病因采取的措施，也是預防、控制和消滅出生缺陷的根本措施，包括婚前檢查、遺傳咨詢、孕前保健和指導、孕早期保健。二級預防：指在孕期通過早發現、早診斷和早采取措施，以預防出生缺陷的發生，包括孕中晚期保健、產前診斷、產前監護。三級預防：是對出生缺陷兒的治療，包括新生兒的疾病篩查及對畸形兒的治療康復。目前主要針對PKU、先天性甲狀腺功能低下兩種遺傳性疾病進行篩查，對篩查出的患兒及時進行診治。政府要加大對出生缺陷干預的財力保障，為廣大育齡夫婦提供免費或低價位的口服葉酸、婚前優生檢測檢查及遺傳疾病篩選服務等，提高群眾的參與率，從根本上減少病殘兒的發生，為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創造和諧的人口環境。

[參考文獻]

[1] 張鳳霞，徐文，姚屹，等. 圍產兒出生缺陷監測結果分析[J]. 中國婦幼保健，2006，21（15）：2119-2121.

[2]高士濂，王經綸. 人類生殖調節圖譜[M]. 沈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12.

[3] 黃梅珍. 獨生子女病殘兒腦性癱瘓致病原因分析[J].中國計劃生育學雜志，2000，8（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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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弋，1977年12月生于浙江省金華市。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碩士。現任職于湖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衛檢所，湖北省衛生檢驗專業委員會秘書。研究方向為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及微生物學檢驗。曾在SCI及國內核心期刊上公開發表專業論文20余篇，參編著作1本，參與起草國家食品安全標準3個，獲湖北省及武漢市科技成果獎各1次。

近年來，食品安全事件的頻繁出現給廣大消費者的生命安全與健康，不斷帶來風險和精神恐慌，食品安全現已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公共衛生問題。2009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明確規定了各級檢測機構在食品安全事件處理中的重要職責，這就要求相關人員不僅必須具食品安全保障的基本能力，還應具應對各類食源性致病菌引起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監測、檢驗能力，為食品安全預警提供科學的技術支持。與傳統的微生物檢測方法相比，一些更加快速，準確的新方法正在逐步普及。特別是一些生化和分子生物學儀器的使用，既節省了人力成本和時間，也提高了檢測的靈敏度和準確性。為了進一步的了解食源性致病菌的流行病學特點及實驗室檢測，我們邀請到湖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馬弋老師，請他與大家共同分享解決食源性致病菌檢測問題的成功經驗。

記者：常見的食源性致病菌檢測項目有哪些?請舉例說明一些常見食源性致病菌的特點及其致病機理?

馬弋：常見的食源性致病菌檢測項目主要分為定量檢測和定性檢測，定量檢測主要是針對一些衛生指標菌，它能反映出食品受到污染的程度，例如細菌總數和大腸菌群的檢測；而定性檢測的致病菌一般都是在某一類食品中不得檢出的，不同的食品容易受到污染的致病菌也有所不同，比如說禽類食品容易受到沙門氏菌的污染，沙門氏菌是一種常見的腸道病原菌，全世界已發現的血清型有2500多種，不產生外毒素，有較強的內毒素，并有一定的侵襲力，個別菌還能產生腸毒素，其中傷寒沙門氏菌能夠引起腸熱癥為主的傷寒，副傷寒，是我國《傳染病防治法》中規定報告的乙類傳染病之一，而非傷寒沙門氏菌則會引起胃腸炎和敗血癥。與此同時，嬰幼兒奶粉及米粉中的阪崎腸桿菌的安全性問題，近年來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2008版的國家標準GB／T4789《食品衛生微生物學檢驗》就把它作為新增菌納入進去，它主要引起嬰兒患上腦膜炎，壞死性小腸結腸炎、菌血癥和嚴重的神經系統后遺癥。此外，海產品中以副溶血性弧菌最為常見，該菌進入人體后會在消化道內迅速繁殖生長，產生大量的腸毒素。患者會出現劇烈腹痛、腹瀉，嘔吐和發熱，大多數患者會中度脫水，如果搶救不及時，患者會因為嚴重脫水而有生命危險。

記者：結合您多年來微生物檢驗經驗您覺得微生物檢驗的難點及核心要素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馬弋：我個人覺得最大的難點及核心是對致病菌的定量檢測，因為致病菌長期與人類共存，大部分致病菌都是我們腸道內常見的菌群，大多都是條件致病菌，只有達到一定的量，超過了一定的發病閾值才引起發病，所以食物中檢出陽性致病菌并不一定發病，而且食物的一些加工過程也可以殺滅致病菌，所以定量的概念很重要。由于細菌的生長和環境密切相關，數量是不斷在發生變化的，所以最難的還是定量。再一個就是細菌的耐藥性，現在由于抗生素的濫用，導致臨床醫生很難選擇合適的抗生素對病人進行救治，所以在監測致病菌的同時最好能對其耐藥譜進行一個檢測。如果只做定性檢測，難點在于檢測方法的靈敏度，這跟檢驗人員的經驗，培養基的質量，儀器設的使用等因素相關。

記者：鑒于食源性致病菌的上述特性，其檢測技術也需要不斷更新以滿足檢測高要求，那么未來一段時間內，檢測技術的發展方向是什么?

馬弋：與傳統的檢測方法相比較，新型的微生物檢測技術正向快速的分子生物學技術，免疫學技術，代謝技術、基因指紋圖譜技術，自動化儀器、生物傳感器等方向發展。

記者：在此您能否介紹幾種新的檢測方法?

馬弋：新型快速檢測技術：

1、API手工生化鑒定系統：最常見的有用于革蘭氏陰性桿菌鑒定的API20E。

2、以免疫學方法建立的快速檢測技術：免疫測定法的代表技術是ELISA技術，是抗原或抗體吸附到固相載體上作為一種試劑，來檢測標本中有無相應的抗體或抗原的一種方法。ELISA具有高度的特異性和敏感性，幾乎所有可溶性的抗原抗體反應系統均可檢測。與免疫熒光技術相比，ELISA敏感性高，不需特殊設，結果觀察簡便。

3、分子生物學方法鑒定系統：是從分子生物學水平上研究生物大分子特別是核酸結構及其組成部分。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眾多檢測技術中，核酸探針和聚合酶鏈反應，以其敏感，特異，簡便、快速的特點成為世人矚目的生物技術革命的新產物，除了可用于初篩檢測，由于其具有高特異性和敏感性，也可直接用于微生物的鑒定。

4、自動化儀器。

半自動微生物鑒定系統：是由微量生化檢測系統發展而來。其原理是將各種不同的生化反應組成專一鑒定試劑條(或板)。經培養后用光電讀數器自動讀數，將數據自動傳送到計算機，由計算機分析處理，并打印結果分析報告。這一類的鑒定系統主要有：ATB(法國梅里埃公司)，BIOLOG(美國BIOLOG)等，半自動微生物鑒定系統除了鑒定微生物外，也可進行藥敏試驗。

Vitek全自動細菌鑒定系統：采用光電技術，電腦技術和細菌八進位制數碼鑒定相結合。對各反應孔底物進行光掃描，動態觀察反應變化，一旦試卡內終點指示孔到達臨界值，指示反應完成，系統將最后一次判讀的結果所得生物數碼與菌種庫標準菌生物模型相比較，經矩陣分析得出鑒定值和鑒定結果，并自動打印報告。

篇8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系指在妊娠期首次發現或發生的糖代謝異常，其發生率為1～5％。與2型糖尿病一樣是由于胰島素分泌的相對不足所致。妊娠期復雜的代謝改變使糖尿病的控制更加復雜化，患者的病理妊娠、分娩期并發癥和胎嬰兒并發癥也明顯增高。開展GDM普查、充足的孕前準備及細致科學的妊娠期護理是減少母嬰并發癥的重要環節。我院對2004 年1 月～2008 年7 月分娩的21 例GDM患者加強了血糖監測和護理，取得了滿意效果?，F將護理經驗總結如下。

1 臨床資料

2004 年1 月～2008 年7 月在我科產前檢查確診并住院分娩的GDM患者共21 例，初產婦17 例，經產婦4 例；發病年齡22～38 歲，平均27.3 歲；分娩方式：16 例剖宮產，5 例自然分娩；分娩孕周＜38 周6 例，38～40 周15 例；病理妊娠和分娩期并發癥5 例，其中妊娠期高血壓綜合征（輕度）2 例，泌尿系感染3 例；胎嬰并發癥6 例，其中巨大兒1 例，高膽紅素血癥和胎兒宮內窘迫各2 例，新生兒感染1 例；新生兒出生體重：1 例巨大兒，體重4350 g，20 例新生兒體重在3050～3900 g。

2 妊娠糖尿病的篩選

2.1 提高產前診斷，篩選GDM

有以下幾種情形的孕婦應檢查是否存在妊娠糖尿病：①有糖尿病家族史者；②有異常分娩史者，如原因不明的多次流產、死胎、死產、新生兒死亡、畸形或巨大兒分娩史；③此次妊娠懷疑胎兒偏大或羊水過多；④反復霉菌性陰道炎久治不愈；⑤肥胖孕婦；⑥年齡＞30 歲的孕婦；⑦早期反復出現尿糖陽性；⑧有多飲、多食、多尿者。

2.2 篩查方法

孕婦空腹血糖較非孕婦低，因而空腹血糖不作為篩查方法。尿糖（＋＋）或以上應引起重視，但作為篩查方法未被廣泛應用。我們采用24～30 周口服50g葡萄糖篩選，陽性者口服葡萄糖作糖耐量試驗（OGTT）。

3 護理

3.1 做好健康宣教

GDM患者因控制飲食、應用胰島素治療、反復檢查、缺乏糖尿病知識而緊張、焦慮，擔心影響胎兒發育及致畸，因而，要加強對GDM患者及家屬的健康宣教，既要讓患者了解GDM對孕婦、胎兒、新生兒的影響，提高重視程度，又要認識到良好的飲食控制及系統的藥物治療能有效地控制并發癥的發生。囑其嚴格遵守醫囑，定期復查，并隨孕期進展，逐漸增加就醫次數。

3.2 重視心理護理

根據患者的文化程度、認知能力及性格特點，選擇最恰當的溝通方式，鼓勵患者正確對待疾病，請家屬配合做好孕婦的思想工作，幫助患者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本組患者通過良好的健康宣教及心理護理均遵醫囑定期產前檢查，積極配合治療、護理。 轉貼于

3.3 嚴格控制飲食

飲食治療對任何類型糖尿病都是最重要、最基礎的治療措施。GDM患者飲食控制的原則是既能為母嬰提供必要的營養，又要控制血糖水平。孕婦除供給胎兒足夠的熱量外，本身還要額外增加1254～1672 kJ/d熱量，每增加1個妊娠月，熱能增加量控制在15～40％，孕期總熱量一般為7524～8360 kJ/d，其中碳水化合物提供總熱量的50～60％，蛋白為15～20％，脂肪25～30％，每餐搭配高纖維素食品，保證各種維生素的攝入，患者每日可進5～6 餐，睡前加一餐，以利于減少血糖波動，防止發生低血糖或饑餓性酮癥?？刂圃衅隗w重增加不超過9 ㎏，每月不超過1.5 ㎏為宜。本組21 例患者按上述方案管理至孕32 周，4 例需胰島素治療，17 例至孕期末未用胰島素。

3.4 定期監測血糖

建議患者每月監測血糖1 次，如血糖水平過高或波動較大，除囑其飲食控制外，視情況給予胰島素治療，并適當增加血糖監測次數。

3.5 鼓勵適當運動

骨骼肌運動除消耗能量外，尚有增加胰島素與受體結合的作用。GDM患者進行有規律的體育運動，可降低血漿胰島素濃度，改善胰島素拮抗，增加外周組織對胰島素的敏感性，防止妊娠期體重過度增加，降低高脂血癥。向患者介紹適當運動的好處，幫助患者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根據孕期的不同階段，指導其進行適當運動。

3.6 加強胎兒監測

教會孕婦胎動計數法，孕4+個月始自測胎動，并適時增加產前檢查次數。密切監測母親及胎兒狀況，35 周后2～3 天行胎心監護1 次，密切監測胎兒宮內儲備情況，盡量選擇38 周左右終止妊娠。

經過嚴格細致的監測與護理，與2000～2003 年20 例GDM患者護理結果進行對比，兩組患者的病理妊娠、分娩期并發癥及胎嬰兒并發癥，差異有非常顯著性（P＜0.01）。

參考文獻

[1]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conference on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al. Diabetes， 1991，40(Suppl):197_201.

[2] 郭彩霞，王山米.妊娠期糖尿病[J].中華婦產科雜志，1996，31:636-639.

篇9

隨著對白血病發病機制的深入研究及其治療方案的改進,白血病的完全緩解率也有明顯的提高,但仍有一部分患者最終會復發。近年來的研究發現, 白血病的復發與微小殘留病密切相關。微小殘留病(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 )是指經過誘導治療達臨床緩解時，白血病患者體內殘留的少量白血病細胞。對患者進行微小殘留病監測對白血病的治療和預后判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檢測MRD的關鍵是尋找分子基因標志。細胞免疫表型及遺傳學的異常改變在急性白血病MRD 檢測中占有重要地位。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方法只適用于少數患者，大多數患者并不具備遺傳學的預后指標。隨著對急性白血病分子生物學發病機制研究的進步，人們把急性白血病的發生歸結為抑癌基因和原癌基因通過遺傳學和表觀遺傳學機制的發生異常改變［1］。DNA甲基化作為一種重要的表觀遺傳調控機制，其與腫瘤發生、發展以及檢測相關機制的研究逐步成為研究的熱點。表觀遺傳學生物標記（Epigenetic biomarkers），特別是DNA 甲基化相關標記檢測擁有遺傳學標記、抗體等標志不具備的優勢。本文就MRD細胞分子遺傳學的檢測方法及DNA甲基化檢測MRD的臨床應用進行綜述。

1 常用白血病MRD檢測方法的研究進展

1.1 分子生物學方法：遺傳學的改變，包括染色體易位/缺失、基因突變等是白血病發生的基礎，其所導致的正?；虮磉_調控紊亂和功能異常是白血病發生的主要原因。異常的遺傳學改變，已成為急性白血病臨床檢驗資料的重要組成部分。

實時定量聚合酶鏈反應( RQ-PCR ) 方法結合了PCR和熒光探針兩種技術，通過定量檢測白血病細胞中標志性基因實時觀測MRD，是目前檢測MRD最為敏感的方法，靈敏度可達10-4-10-5，已成為臨床實驗室建立MRD檢測方法的首選。其檢測的基因標志包括：（1）染色體異位形成的融合基因。如t(9:22), t(15;17),inv(16), and t(8;21)，T 細胞受體（T-cell receptor ，TCR）重排等，常見的融合基因包括: TEL /AML1、BCR /ABL、E2A /PBX1、MLL /AF4等。（2）在白血病中表達增高的腫瘤基因(如PRAME、 WTI 、PRAME、NPM1、STC- 1 等基因。（3）發生突變的基因(如FLT3 /ITD)。融合基因直接反映了白血病的病理特征,他在疾病發展過程中比較穩定,以其作為PCR檢測MRD的分子標志具有特異性強、敏感度高的優點［2］。但是這些檢查不僅價格昂貴，其檢測的標本為RNA，存在不易保存，結果不穩定的缺點。更令人遺憾的是,由于白血病是一組異質性很大的惡性血液病，各亞型之間遺傳背景不同，這些遺傳學基因標志只能覆蓋1/3的白血病類型，還有2/3類型的白血病不具備遺傳學基因標志，無法在臨床上進行MRD的檢測。即使聯合應用多種基因仍有40%～50%的患者無法找到適當的基因標志檢測MRD，使其疾病狀態缺乏準確的判斷依據。

1.2流式細胞術( FCM)：FCM是通過檢測在正常細胞上不表達或低表達而在白血病細胞上表達或高表達的白血病相關免疫表型來定量檢測MRD，能夠準確定量殘留白血病細胞數，并且還能了解殘留白血病細胞的凋亡情況［3］。其優勢是每秒可檢測5 000～10 000個細胞,并能用計算機記錄處理,快速地對各個細胞進行多參數定量分析,靈敏度達到10- 4。但應用此法必須要對患者初發時的免疫表型特征有詳盡了解,以便選擇適當的標志檢測MRD。因為白血病細胞與正常細胞相比, 通常低達10- 5～10- 6, 可能低于FCM檢測范圍而使這種方法缺乏特異性; 而且隨著病程發展, 細胞表面的抗原發生改變, 會導致假陰性結果。

2 異常DNA甲基化檢測白血病MRD的臨床研究進展

DNA甲基化是指在DNA序列不變的情況下，通過影響基因轉錄活性以調控基因的表達。DNA甲基化作為一種表觀遺傳學改變與白血病的發生密切相關，在不改變遺傳信息的前提下導致細胞遺傳特性改變，作為腫瘤性疾病"二次打擊"經典假說的重要補充，已成為白血病研究的新熱點。DNA異常高甲基化導致抑癌基因的失活在白血病發生發展、診斷、監測微小殘留病、預測病情以及指導治療方面都有重要作用，這些表觀遺傳學標志作為MRD監測標志物的臨床研究逐漸引起大家的關注。

P15基因甲基化與白血病的關系目前研究最為深入。73%～93%的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和57%的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ALL)患者發生p15基因高甲基化，且持續p15基因高甲基化預示疾病復發。與p15基因甲基化患者相比，p15基因非甲基化患者5年DFS明顯延長（15% v 62.5%；p＝0.02）［4］。

Au等［5］檢測了l7例t-MDS/AMI 患者，l5例存在pl5甲基化。其中5例在發展為治療相關的t-MDS/AML前即已存在pl5甲基化，最早為兩年前。提示pl5甲基化發生在t-MDS/AMI 早期，檢測p15甲基化有助于判斷預后、指導治療。在一組65例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的研究中，31例存在p15甲基化的患者5年無病生存率僅為29．64％ ，顯著低于34例無甲基化的患者79%。p15基因甲基化與預后不良相關。

Id4和zo-1是我室新發現的兩個血液系統相關候選基因，并對其在白血病發生、復發中的作用及應用于MRD檢測進行了系列基礎與臨床研究。

采用MS-PCR的方法對完全緩解期白血病患者骨髓標本檢測id4基因甲基化狀態，結果發現：（1）58例完全緩解的急性白血病人MRD的檢出率為41%，MRD陽性的患者12個月內復發率為62.5%，而非甲基化的患者12個月內復發率僅為10%。（2）16例異基因外周血干細胞移植后的白血病患者中，5例檢測到MRD的患者中有4例在1年的隨訪期出現復發，而11例移植后MRD持續陰性的患者無一例復發。

研究對26例完全緩解的急性白血病患者進行zo-1基因甲基化檢測，MRD檢出率為34.6%，MRD陽性的患者12個月內復發率為57.1%，而非甲基化的患者12個月內復發率僅為15.4%，MRD陽性病人復發率明顯高于陰性者。Id4和zo-1基因甲基化檢測可能成為急性白血病新的生物標記用于預測疾病的預后以及復發。

隨著PCR 技術的進步，將實時定量PCR（real-time PCR）與MSP 結合提高了甲基化分析檢測的特異性和敏感性。高敏感性的甲基化定量PCR為MRD檢測開辟了另一種解決方法。甲基化定量水平的變化對于細胞修復、腫瘤預后、腫瘤化療后的耐藥等提供了新的研究指標，可以從另一個層面上揭示其發生機制。因此，甲基化定量PCR技術被應用與臨床各領域的研究。

Shuchi等［6］以啟動子區高甲基化狀態的雌激素受體α（estrogen receptor α;ER-α）和 p15INT4B 基因做為MRD標志，采用定量甲基化特異性PCR對180例急性白血病患者骨髓標本進行檢測，結果發現：（1）臨床緩解期的AML患者中, ER-α和p15INT4B基因啟動子區呈現高甲基化狀態的患者較低甲基化狀態的患者有更高的復發風險，而且ER-α和p15INT4B基因啟動子區甲基化水平的增高與患者無病生存期（disease free survival,DFS）縮短有明顯相關性。（2）對5名兒童ALL患者ER-α基因啟動子區甲基化程度進行了自誘導緩解后的追蹤檢測，結果提示疾病復發狀態較緩解狀態ER-α基因啟動子甲基化水平增加。其結果與目前常用的MRD監測標志TCR/免疫球蛋白重排水平結果基本一致。

另一研究以啟動子區高甲基化狀態的p73、p15、p57KIP2基因為MRD標志，通過對199例Ph染色體和MLL陰性的處于完全緩解狀態（complete remission,CR）的成人ALL標本進行定量甲基化特異性PCR檢測，研究結果提示p73基因啟動子區甲基化水平與第一次CR持續時間及無病生存期（DFS）及總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縮短間有顯著相關性［7］。因此，特定基因的定量甲基化PCR檢測有可能成為一種評估急性白血病復發風險及MRD檢測的有效手段。

結語

白血病作為一種惡性腫瘤，復發是影響其患者生存的主要問題?；颊唧w內白血病微量殘留病是復發的主要根源，對患者進行微量殘留病監測在白血病的治療和預后判斷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遺憾的是，由于絕大多數患者缺乏明確的遺傳標記作為早期檢測和準確評估MRD的標志，在臨床上常因治療不足導致疾病復發或治療過度引起嚴重并發癥，絕大多數患者在發病后1~3年內死亡。因此，要在白血病MRD早期檢測和指導治療上有所突破，就必須尋找能夠早期診斷白血病MRD的特異性強、通用性好的分子標志物。DNA 甲基化作為腫瘤相關標記，與遺傳學標記、細胞表面抗體等標志具有更多的優勢。首先，臨床常規的腫瘤標記檢測以蛋白或者RNA為對象，必須采集新鮮樣本以確定檢測結果的準確性。而甲基化檢測則以DNA 為樣本，很容易從各種體液中，甚至石蠟包埋組織中得到，極大地擴展了研究資源。其次，甲基化以DNA作為研究對象，較RNA 和蛋白更穩定，更容易保存。進而保證了檢測結果的可靠性。因此，DNA甲基化定量水平的變化對于腫瘤預后、腫瘤化療后的耐藥等提供了新的研究指標，可以從另一個層面上揭示其發生機制。

參考文獻

［1］ KrugU, GanserA, KoefflerHP. Tumor suppressor genes nnormal and m alignant hematopoiesis. Oncogene 2002; 21: 3475-95.

［2］ Mitelman F, Johansson B, Mertens F. The impact of translocations and gene fusions on cancer causation. Nat Rev Cancer, 2007, 7:233-245.

［3］ Szczepaski T, van der Velden VH, van Dongen JJ. Flow-cytometric immunophenotyping of normal and m alignant lymphocytes. Clin Chem Lab Med, 2006, 44: 775-796.

［4］ Teofili L, Martini M, Luongo M, et al. Hypermethylation of CpG islands in the promoter region of p15(INK4b) in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represses p15(INK4b) expression and correlates with poor prognosis. Leukemia 2003;17:919-24.

［5］ Christiansen DH, Andersen MK, Pedersen-Bjergaard J. Methylation ofp15INK4B is common, is associated with deletion of genes on chromosome arm 7q and predicts a poor prognosis in therapy-related myelodysplasiaandacute myeloid leukemia. Leukemia 2003;17: 1813-9.

［6］ Shuchi A, Matthias U, Steffen K, et al. DNA Methylation of TumorSuppressor Genes in Clinical Remission Predicts the Relapse Risk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Cancer Res 2007 ,Feb,671: 1370-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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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急性白血病;MRD;PCR

急性白血病在我國兒童及青少年中是一種常見惡性腫瘤?；颊咴\斷時，體內有10101012數量的腫瘤細胞，經誘導緩解治療，約60%90%患者達到完全緩解，完全緩解的患者體內仍存有106108數量的腫瘤細胞，稱微小殘留病(MinimalResidualDisease，MRD)［1］，是急性白血病患者復發的根源，完全緩解后仍需強化鞏固治療，并檢測MRD水平。MRD檢測是急性白血病療效判斷的主要手段，醫生根據MRD水平決定患者的化療次數和強度，以及是否需要接受骨髓移植等其他治療方式。近幾年有研究表明，隨著免疫學和分子生物學技術迅猛發展和檢測技術特異性及靈敏度越來越高，實時熒光定量聚合酶鏈式反應(Real-timereversetranscription-polymer-asechainreaction，RT-PCR)可檢測白血病目標靶基因表達，流式細胞術依據白血病免疫表型計算MRD%監測患者腫瘤負荷情況，有助于疾病預后的判斷和個體化治療［2－4］。故監測MRD水平是評估白血病治療反應、盡力消除MRD、延長CR期及提高患者長期存活率的關鍵。本文就MRD檢測在急性白血病中的研究進展作如下綜述。

1急性白血病的MRD檢測

1．1MRD的臨床意義急性白血病主要的臨床治療手段包括聯合化學治療和造血干細胞移植(Hem-atopoieticstemcelltransplantation，HSCT)，同時注重個體身體差異及治療反應進行個體化治療。早期聯合化療后60%90%患者可達完全緩解(completere-mission，CR)，即患者骨髓中幼稚細胞﹤5%，外周血細胞基本達到正常水平，體內白血病細胞由1012降至109，骨髓形態學方法難以檢出白血病細胞，呈血液學緩解狀態，若不進行緩解后治療如強化鞏固治療或造血干細胞移植等，短時間內易復發。故運用特異性、靈敏度高等檢測方法在細胞生物分子水平上來監測MRD，根據MRD水平高低變化，對存有高度復發風險的急性白血病患者增加聯合化療的強度，另一方面減少復發風險低的患者由于過度化療引起的毒副作用，同時盡量避免骨髓形態學緩解后僅憑借醫師的臨床經驗或者盲目地治療，及時選擇最佳的聯合化療藥物方案和進行SCT的最佳時間點，預測臨床復發甚至達到最佳治愈的目標。1．2MRD檢測方法及臨床研究MRD檢測方法包括細胞培養、形態學、Southern雜交、PCR技術、免疫表型和熒光原位雜交(Fluorescentinsituhybrid-ization，FISH)等。有些方法由于技術自身的特異性、靈敏度和臨床操作性的原因，臨床應用價值不大。目前檢測MRD的技術主要有RT-PCR方法、流式細胞術(Flowcytometry，FCM)。1．2．1RT-PCR方法RT-PCR的引進使用超過近10年，是對急性白血病各亞型含有的染色體異位形成的融合基因、突變基因和異常表達的基因進行精確定量檢測，以評估MRD水平，其顯著特點是靈敏度可達10－610－5［5］，使白血病細胞檢測遠超于細胞形態學檢測閾值，目前已成為臨床實驗室檢測MRD的首選［6］，MRD監測基于特定的標記可以幫助我們預測白血病的復發并決定最佳的個體化治療方案，主要分子標志有免疫球蛋白(Ig)的抗原受體重組、T細胞受體(TCR)、基因病變、融合基因等。在急性白血病中，結合RT-PCR方法，定時檢測特異分子標志在AL患者體內表達的變化，可及時了解疾病的進展情況。PML-RARα是AML-M3型患者的一個特征性融合基因，黎承平等［7］運用RT-PCR技術對APL患者PML-RARα融合基因變化進行檢測，隨訪18例的CR患者中2例出現分子學復發(PML-RARα再次陽性)，提示臨床預后不佳。劉龍等［8］采用該方法檢測了APL患者初診和CR階段的PML-RARα融合基因表達，顯示達CR時基因表達水平明顯下降，但仍有較高的陽性率，經鞏固化療后其陽性率有所降低。在AML-M2型患者，約20%常見AML1-ETO融合基因的陽性表達，有實驗者［9］檢測該分子的表達以監測MRD水平變化，當患者在CR階段，AML1-ETO轉錄值降低2個以上，其無病生存率更高，并且AML1-ETO的拷貝數越低，臨床復發的可能性越低，相反，AML1-ETO轉錄增高，復發風險增加。張熔等［10］對兒童AML進行WT1、AML1-ETO基因檢測，顯示兩者表達水平呈正相關關系，并且在預測AML復發方面，AML1-ETO具有更高的敏感性、特異度及準確度，認為更適合監測融合基因陽性的AML的MRD水平。在B細胞ALL兒童中，AML1-TEL融合基因陽性率約占20%～30%，Nakao等［11］運用RT-PCR方法檢測該融合基因的表達量，結果可用于量化MRD的水平。薛芳等［12］對初診ALL使用細胞遺傳學、FCM和RT-PCR檢測MRD水平，顯示緩解期患者骨髓Ph染色體為陰性，RT-PCR檢測BCR-ABL融合基因MRD陽性率高于FCM，認為Ph染色體核型分析技術不夠靈敏，而RT-PCR檢測MRD較FCM靈敏度更高，BCR-ABL基因陽性提示患者緩解率低，提示有不良的預后，治療效果較差，達到緩解后也容易出現臨床復發。對于缺乏的特征性分子標記的AL，也可采用RT-PCR方法監測MRD水平。最近十年研究顯示，70%80%的白血病患者過度表達WT1基因，被認為是普遍白血病生物標記［13］。劉華勝等［14］對白血病、多發性骨髓瘤和淋巴瘤患者進行WT1檢測，結果白血病組WT1表達量明顯高于非白血病組。顧偉英等［15－16］檢測了患者異基因骨髓移植前后WT1表達，發現初診及復發時WT1明顯高于緩解后及對照組，且WT1再次上升時可提前40～180d預測白血病復發。故采用RT-PCR技術檢測可為初診患者檢測出部分特異性分子或非特異性分子的表達，協助臨床急性白血病的分型診斷以及根據基因的表達量判斷初診時患者的腫瘤負荷;通過實時定量檢測AL患者治療前后相關生物分子標記的表達變化，直觀反應治療過程中的MRD水平，有助于讓臨床醫師判斷疾病的預后情況，以便能夠盡早的進行干預治療避免血液學復發，提高患者的生存率。1．2．2FCM技術FCM技術依靠白血病細胞異常的免疫表型，即異?？乖磉_(包括表達跨系列或交叉系列抗原、跨期或不同期的抗原共表達、抗原表達量的異常等)檢測白血病細胞的比例，計算MRD%，靈敏度達10－510－4。已有研究表明，聯合RT-PCR測AML患者CR后WT1基因表達和FCM計算MRD%，結果CR后MRD和WT1低水平患者復發率更低，并且WT1基因量與MRD值呈正相關關系［17］，提高了檢測MRD值的特異性及敏感度。近期有報道表明FCM技術和WT1基因表達兩者結合，提高了急性髓細胞白血病預后移植前MRD的預后價值［18］。常莉等［19］采用FCM監測MRD，結果Cox分析顯示第15天骨髓象未達M1狀態、強的松試驗不敏感、緩解后MRD≥0．01%是B-ALL復發的危險因素。也有學者將ALL治療后第12周時MRD值≥10－3提示預后不佳作為預后指標判斷更為可靠［20］。有實驗室發現FCM檢測急性白血病CR后患者MRD的值差異較大(10－610－2)［21］，因此不能將MRD值作為臨床評價CR的單一指標，應結合其他有效評估指標綜合判斷，提高MRD檢測的陽性率，為個體化治療及分層治療提供指導作用。1．2．3FISH技術FISH方法是使用熒光素來標記染色體特異性探針和靶基因的DNA探針，通過染色體DNA原位雜交從而識別患者染色體結構和數量上的異常。該方法可準確定位染色體異常，并且能量化，但靈敏度只有10－310－2，實際臨床的運用受到限制，故將FISH作為臨床檢測MRD的一個輔助方式。目前有學者將FISH和FCM技術相結合檢測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中PML-RARα染色體異位，提高檢測效益，并且與RT-PCR檢測結果具有一致性［22］。

2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