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觀幸福感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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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分類號R395.6
Dodge的幸福理論提出已有70年的歷史，關于個人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研究亦是心理學界重視個人生活質量研究的一個明顯標志，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國外學者的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1]，第一階段主要是簡單描述與主觀幸福感相關的人口統計項目；第二階段是探討獲得幸福的各種途徑和跨文化研究[2,3]，并建立了相關的理論；第三階段則是研究方法的探索。國內這一領域的研究起步雖晚，但近年來關于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的研究已初見成效，這些成果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擬對近年來的研究進行梳理，以期對今后的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1概述
主觀幸福感作為心理學的一個專門術語，它專指評估者根據自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的整體性評估，它是衡量個人生活質量的綜合性心理指標，反映主體的社會功能與適應狀態。每個人在現實生活中，對自己的生活質量都有滿意與否或滿意程度高低的不同評價，這些不同的評價與個人對自己生活質量的期望值有關，因此，它是由需要（包括動機、欲望、興趣）、認識、情感等心理因素與外部誘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種復雜的、多層次的心理狀態。
主觀幸福感有多項衡量指標，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1）認知評價，是對生活質量的整體評估，即生活滿意度；（2）積極情感，包括諸如愉快、高興、覺得生活有意義、精神飽滿等情感體驗；（3）消極情感，包括憂慮、抑郁、悲傷、孤獨、厭煩、難受等情感體驗，但不包括重性情感障礙和神經癥[4]。其中，認知評價是主觀幸福感的關鍵指標，作為認知因素，它是更有效的肯定性衡量標準，是獨立于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的另一個因素[5]。
主觀幸福感是個人所具有的一種獨特的心理狀態，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主觀性，以評價者自定的標準而非他人標準來評估；（2）穩定性，主要測量長期而非短期情感反應和生活滿意度，它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值；（3）整體性，是綜合評價，包括對情感反應的評估和認知判斷[6]。
2主觀幸福感的相關理論研究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國外學者提出了多種理論。早期理論建構的重點在于證明外部因素如事件、情境和人口統計項目是如何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如Diener對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作了區分，但研究發現外部因素的影響較小，因此后來的研究主要著力于內部因素，即個人內部建構決定生活事件如何被感知，從而影響幸福體驗。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Diener[1,7]概括出適應理論、社會比較理論、價值觀和目標理論等。吳明霞[5]對國外近30年來主觀幸福感研究的理論進展進行了總結研究?？偫ㄆ饋?，主要有以下幾個重要的理論。
2.1目標理論
目標是情感系統重要的參照標準，它影響情緒，影響主觀愿望和快樂，檢驗它可以很好地了解人的行為。目標種類、結構、向目標接近的過程和目標達成，都影響個人情感和生活滿意度。我們追求的目標和我們用以達到目標的策略的成功與否，明顯地影響著我們對自己和生活的滿意程度。盡管有目標并不能保證快樂，但有明確目標并努力工作從而成功地達到目標的人，他們顯示出的快樂超過了那些沒有目標或達到目標時有困難的人。研究表明，當一個人能以內在價值和自主選擇的方式來追求目標并達到可行程度時，主觀幸福感才會增加，即目標必須與人的內在動機或需要相適宜，才能提高主觀幸福感。自我接受、助人、親和性等有關的內在價值目標，是自然需要和生長需要的表達，比美貌、名譽、金錢等外在目標，對主觀幸福感意義更大。
2.2期望值理論
個人在進行主觀幸福感的評價時總是與一定的標準相對比，其實這一標準就是個人的期望目標。若目標實現了，則主觀幸福感的值高，反之則值低。但事實上，過高的期望值對個人生活的滿意度是不利的。Wilson提出，高期望值對幸福感是一個重要的威脅[5]。然而，在決定主觀幸福感時，期望的內容比期望實現的可能性更重要。測量被試期望目標的信心時，對實現內在期望（個人發展）的可能性估計與主觀幸福感呈正相關，而達到外部期望（名譽、金錢）的可能性估計與主觀幸福感呈負相關[5]。因此，期望值并非最好的主觀幸福感預測指標，而期望值、現實條件與個人外在資源（權力地位、社會關系、經濟狀況等）和內在資源（氣質、外貌等）是否一致，可以作為主觀幸福感的預測指標[8]。
2.3社會比較理論
早期社會比較理論強調對比的結果，即個人與周圍人比較，如果自己優于別人則感到幸福[5]。在進行社會比較的過程中，人格特質的影響顯得尤為重要，幸福的人常作向下比較，由于優于別人而獲得較高的主觀幸福感，感到不幸的人既作向上也作向下比較，因而處于一種比較矛盾的心理狀態中，即中國人所講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狀況；樂觀者傾向于注意比自己差的人的數目，以此評價自己在某一群體中所處的位置，從而“知足常樂”，悲觀者則相反。現代生活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需要層次多樣化，使得進行比較的信息呈現出多樣性，加之人們運用信息的方式存在差異，因此社會比較理論的內容日益豐富和復雜化。
2.4人格―環境交互作用理論
有些收養和雙生子研究表明，客觀情景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有限，而基因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顯著。但Veenhoven認為，影響主觀幸福感平衡水平的是相對穩定的人格特質，因而主觀幸福感既有類似特質的又有類似情景的特性[9]。因此，基因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不是直接的，即基因因素影響人的行為，增加經歷某種生活事件的可能性，在某種情境下，使某類獨特行為反應更可能發生，從而影響主觀幸福感[5]。后來的研究發現，如果說人格因素不是主觀幸福感最好的預測指標，至少也是最可靠、最有力的預測指標之一[6]。人格特質對情緒的影響可以被情境削弱或強化，因而其影響超出直接的主效應；人格與環境交互作用影響主觀幸福感。Diener等人提出三個主觀幸福感交互作用模型[9]，即交互作用的加法模型、較復雜的交互作用動力模型、人格影響情境從而增加或減少主觀幸福感的模型。交互作用的加法模型認為，非獨立變量的變異來源于個人、情境和二者交互作用的變異。一些人對積極情感反應的心理傾向性強，積極事件的發生會帶來更加強烈的幸福感，幸福感需要人格和環境相結合才能產生。較復雜的交互作用動力模型認為，人格和情境是兩個既獨立又依賴有著雙向因果聯系的變量，個人根據其人格特質選擇情境。在決定情感方面，人格―情境一致不如人格―具體參與行為一致重要，因而，環境特征、個人行為和人格特點交互作用影響主觀幸福感。第三個交互作用理論認為，人格產生情境，情境增加或減少整體幸福感。
2.5適應和應對理論
現代主觀幸福感理論的中心概念是適應或習慣化[5]。Helson對適應的解釋為：對重復出現的刺激反應減少減弱；重新建構有關刺激的認識，以及刺激對生活影響的認識。這種適應或習慣化使人們在一定程度上總是適時地調整自己的情緒，從而保持對自己生活的相對滿意度。但適應更多的是一種消極被動的心理生理過程。應對是一種積極主動的心理過程，具有理、精神信仰、給普通生活事件予以積極意義、對事件進行積極評價、問題焦點式應對以及尋求幫助等有效的應對策略的人，其主觀幸福感水平高[5]。
以上理論顯示出對主觀幸福感研究的深化和研究領域的拓寬，同時眾多的研究探索了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為教育教學工作和個人的發展提出了有益的建議。
3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
國外近年來的研究重點在于探討個人氣質特征、認知方式、目標、文化背景、適應、應對策略等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國內學者在對主觀幸福感進行本土化研究的過程中，更多地自下而上，探索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如鄭立新和陶廣放[10]認為，影響個人生活滿意度的因素有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主觀因素包括個體的人格特質、價值觀念，對待事物的態度和取向等與認知有關的因素，客觀因素包括個體的實際生活和工作環境、自身健康情況、個人和家庭經濟收入等，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對實際工作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3.1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是個人在社會中得到承認的重要體現。辛自強和池麗萍的研究[11]表明，朋友、鄰里、同事、配偶、父母的支持以及個體的團體參與程度能增加個體的正向情感；缺乏朋友、配偶和父母支持、遇到煩惱時不懂得利用社會支持的個體，會產生較多的負性情感；得到朋友、鄰里、配偶、父母支持并主動參與團體活動的個體更經常體驗到快樂感。這一結果也暗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社會的人，他總是生活在一定的群體中，想得到群體的認可和支持更表明了個體的歸屬感，因此這種愛與被愛、支持與被支持的過程，使得每一個個體得到的正向情感多于負向情感，這是主觀幸福感的重要情感指標。鄭雪等人的研究[12]認為，外在準則并不直接影響主觀幸福感，而是通過積極情感、自我體驗等維度間接地對其加以影響。
3.2個人應激水平
面對不同的困難和壓力，個人的應激水平不同，因而內心體驗也不同。劉仁剛和龔耀先[13]的研究表明，主觀幸福感與應激水平尤其是抑郁顯著相關，抑郁是影響主觀幸福感的重要情緒因素，或者說不幸福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抑郁，焦慮在某種程度上對正性情緒產生負面影響。
3.3價值觀念和健康狀況
價值觀是人們用來區分好壞標準并指導行為的心理傾向系統[14]，是浸透于整個個性之中支配著人的行為、態度、觀點、信念、理想的一種內心尺度，為個人自認為正當的行為提供充分的理由。張河川和李瀾仙[15]的研究發現，影響高校中年教師主觀幸福感的主要社會因素是職稱、成就和工作條件，且男性顯著地比女性在體現自身價值的職稱、成就和工作條件中有更高的期望值，與該人群不適應、焦慮、敏感、憤怒、緊張精神癥狀之間有較高的相關，且這種價值觀念直接影響到個體的健康和生活質量。何瑛[16]的研究發現，影響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因素中，健康的影響十分顯著。這也說明，在個人的生活中，身心健康是基礎，而自身價值的實現是個人生活質量高的標志，體現了現代人重視自我實現的新觀念。
3.4專業因素
個人所學專業或所從事的職業也會影響個人的主觀幸福感。何瑛[16]的研究發現，大學生的專業因素對其主觀幸福感的影響顯著，該研究所選取的被試中，對主觀幸福感影響最明顯的六個學科的排序依次為：藝術科―文科―農科―工科―理科―醫科。這一排序與學生就業壓力大的現實是分不開的，各學科的差異對學生就業帶來了不同的影響，加之所涉及的知識領域的廣度及社會對各種職業的認同和需要都影響了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
3.5經濟因素
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使學生的經濟意識也增強了。何瑛[16]在其研究中，讓大學生列舉出自己所認為的衡量主觀幸福感的指標，在473名大學生中有281人列在第一位的是“有錢”，占總人數的51.1%。這一現象說明了大學生敏感的經濟意識，對如何引導他們的消費觀念也提出了新的思考。
4展望
幸福是一種主觀感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觀。乞丐因得到一個硬幣而感到幸福無比，百萬富翁雖然腰纏萬貫，但他未必感到幸福。因此，對主觀幸福感的深入研究是了解個人生活滿意度的重要依據，也是調節個人生活的一個重要手段。今后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討以下幾方面的問題：（1）進一步探討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其他因素，如人格特質、歸因方式、人際關系、家庭文化背景、家庭結構等是如何影響個人主觀幸福感的，以及它們對個人主觀幸福感影響作用的不同權重。（2）探討不同人群（如女性、不同職業者――尤其是一些特殊職業者，像飛行員、地質勘測者、明星、下崗職工、社會高收入者等）的主觀幸福感，進一步考察他們的主觀幸福感有何異同。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Kahneman[17,18]研究在決策行為中人的主觀幸福感，給我們極大的啟示。（3）加強跨文化研究，東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異，因此我們可以在中國文化背景下，探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城、鄉）、不同地區（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群體的主觀幸福感，加強其理論和實證研究。（4）研究方法的創新，近年來國內外運用較多的研究方法是自我報告法，除此之外，國外一些學者也在嘗試著運用實驗的方法進行研究，這也是我們今后努力的一個方向。
幸福是一個亙古而又常新的話題，幸福是每個人生活和奮斗的目標。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追求幸福的愿望愈來愈強烈，該領域的研究前景更加廣闊，其應用價值也愈顯重要。
參考文獻
1 Diener E, Biswas-Diener R. New direction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earch: The cutting edge. India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0, 27, 21~33
2 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In: H. Grad, Blanco A, Georgas eds.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95
3 Diener E, Diener M. Cross-cultural correlates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5, 68: 653~663
4 段建華. 主觀幸福感概述. 心理學動態. 1996, 4（1）： 46~51
5 吳明霞. 30年來西方關于主觀幸福感的理論發展.心理學動態,2000,4： 23~28
6 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4,95（3）: 542~575
7 Diener E S, Oishi S. Recent finding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dia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997, 24, 25~41
8 Diener E, Fujita F. Resources, personal striving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nomothetic and idiographic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5, 68（5）: 926~935
9 Diener E, Eunkook M S, Richard E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 125（2）: 276~294
10 鄭立新, 陶廣放. 兒童主觀生活滿意度影響因素的研究. 中國臨床心理學, 2001, 9（2）： 105~109
11 辛自強, 池麗萍. 快樂感與社會支持的關系. 心理學報, 2001, 5： 442~447
12 鄭雪, 嚴表賓, 邱林. 廣州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研究. 心理學探新, 2001, 4： 46~50
13 劉仁剛, 龔耀先. 老年人主觀幸福感與應激水平的相關性研究.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 2001, 1: 28~30
14 黃希庭. 心理學導論.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15 張河川, 李瀾仙. 183名高校中年教師心身健康與主觀幸福感的相關分析. 中國健康教育, 1998, 14（3）： 13~16
16 何瑛. 重慶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狀況及其影響因素. 重慶師專學報, 2000, 19（2）：35~38
篇2
關鍵詞：幸福感；主觀工作幸福感；工作幸福感；主觀幸福感
中圖分類號：F24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主觀工作幸福感研究綜述
收錄日期：2015年10月22日
一、前言
霍爾巴赫說過，幸福是一種存在方式，一種我們希望它延續不斷、或我們愿意在它之中長久生存下去的存在方式。我國心理學家黃希庭和蘇彥捷（2010）也提出追求幸福是人類永恒不變的動機。由此可見，幸福是我們人類千百年來一直孜孜以求的。
幸福感的研究目前在心理學界異軍突起，主要得益于Seligman和Csikzentmihalyi開拓的積極心理學新領域。然而現代意義上的幸福感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以Wanner Wilson于1967年撰寫的《自稱幸福感的相關因素》為標志。對于幸福感的界定主要有快樂論和實現論兩種視角，即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與心理幸福感（Psychology well-being，簡稱PWB）兩種不同研究取向。我們傳統意義上的幸福感所指的是主觀幸福感（SWB），Diener等人（2003）對主觀幸福感的定義如下：主觀幸福感（SWB）是一種人們對其生活進行評價的科學分析，這種評價分析既是當前的又是長期的（比如對過去幾年的）。這些評價包括人們對事件的情緒反映、人們的心情以及對他們所形成的滿意度、成就感模式和在婚姻和工作等領域中的滿意程度。
自幸福感研究的出現至今已過去半個世紀，除理論的提出外，西方學者在主觀幸福感的實證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這些研究的對象大多聚焦在青少年、大學生、城市居民與老年人身上（Phillips、Cheng、Yeh&Siu，2009），卻很少關注員工及工作方面的幸福感（Seligman&Csikszentmihalyi，2000）。隨著“以人為本”的現展理念的深入滲透，現代企業意識到只有提高員工工作滿意度與幸福感，尊重員工、關懷員工，才能真正意義上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為企業創造最大價值。與此同時，積極組織行為學與積極心理學的研究也迅速發展，學界對員工心理幸福感的實證研究也逐漸增多。
研究表明，高的主觀幸福感產生高的工作滿意度，而具有更多積極情感的員工往往能夠獲得同事更好的評價，管理人員對于快樂員工的生產能力、工作質量、可靠性和創新力也會給予更多的正性評價（Staw，1994）。相比工作滿意度，主觀幸福感更能準確有力地預測員工績效，實證研究也表明管理者對員工的績效評估與員工的主觀幸福感顯著相關，而與員工的工作滿意度無關（Wright、Cropanzano，2000）；Cropanzano、Wright和Staw通過縱向研究說明了工作幸福感不但與工作績效顯著相關，而且對其具有影響作用。除此之外，主觀幸福感還可對離職傾向做出一定程度的預測。
二、國內外主觀工作幸福感研究概況
（一）主觀工作幸福感的界定。幸福感這一概念引入與工作相關的研究時，不同理論支持者對工作幸福感概念的界定存在分歧――支持快樂論（hedonic）的研究者認為工作幸福感是員工對工作的認知評價和情感體驗，其操作化定義包括三個方面：整體工作滿意度、情感幸福感和工作層面的滿意度、情緒體驗；支持實現論（Eudaimoni）的研究者則認為工作幸福感是指員工的心理幸福感，強調個人價值的實現、優秀的品質以及從事有意義的活動。也有學者認為工作中的幸福感就是較高的工作滿意度、較多的正性情感和較少的負性情感，主要指員工對于工作的積極情感和認知評價，這與Diener對主觀幸福感的定義是一致的。綜上所述，工作幸福感即工作中的主觀幸福感或主觀工作幸福感。
（二）主觀工作幸福感的維度。Bradburn在1969年通過研究發現，影響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的因素不同，因此他是最早提出正性情感和負性情感是與主觀幸福感有關的獨立維度的學者，他還提出了主觀幸福感是由這兩個維度構成的假設。1976年，Andrew和Withey又提出了主觀幸福感的第三個維度，即認知維度，指個體構建一個適合于自己的標準，并將生活的各個方面作為一個整體來評價自己的滿意程度。同年，Campbell等提出了工作幸福感的領域維度，認為人們的幸福感不僅取決于情感，而且取決于按照特定標準對自己所處境遇的判斷和相關的高級認知過程。
Diener等人于1985年通過實證研究證實了Bradburn的觀點，即正性情感和負性情感不是同一連續體的兩端，而是彼此獨立的兩個維度。而Diener（2004）在發表自己的理論研究時總結提出，可將工作幸福感分為對工作進行情感評價的積極情感（positive affect）、消極情感（negative affect），以及對工作進行認知評價的整體滿意度（global satisfaction）和不同領域的滿意度（domain satisfaction）四個維度。Diener認為工作中出現較多的積極情感和較少的消極情感可以提高員工對工作的情感評價，而對工作的認知評價即我們所熟悉的工作滿意度。
（三）主觀工作幸福感的測量。工作幸福感注重的是個人內在的主觀感受，因此測量這一概念時大多以自陳報告法為主。從縱向來看，20世紀80年代以前有關主觀幸福感的測量大多采用單項目（single-item）自陳量表的方法，單項目自陳量表通過提一個問題來詢問被試對工作的整體主觀幸福感。隨著測量學以及相關理論的發展，不少研究者嘗試構建多項目（multi-item）總體滿意感量表。多項目自陳量表主要從情感和認知兩個方面進行測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多項情感量表有情感平衡量表（affect balance scale，Bradburn，1963）、積極與消極情感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Watson，1988）、工作情緒量表（job emotional scale，Fisher，2000）、工作情感量表（job affect scale，Burke，1988）和工作相關情感幸福量表（job-related affective well-being scale，Van Katwyk，1995）。具有代表性的多項認知量表主要有明尼蘇達工作滿意度量表（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MSQ）、工作描述指數（job description index，JDI）和彼得需求滿意度問卷（nee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NSQ）。由于主觀測量中受試者的記憶會對測量產生影響，使結果產生偏差（Kahneman，1999），Stone在同年提出了使用體驗抽樣法（experienceOsampling method，ESM）來測量主觀幸福感的建議，這種方法在工作幸福感的實證研究中也有使用。
自陳報告法在工作幸福感的研究中使用廣泛，然而由于獲得的是主觀性的測量結果，可能會出現偏差，因此需要使用其他客觀測量法來進行補充，普遍使用的有如下幾種：（1）生理測量法。如通過測量被試的血壓、體溫、心律、皮膚導電系數來判斷他們的情緒；（2）知情者報告法。又稱觀察者報告法，指邀請知情者或專家提供或測量被試工作中有關快樂的行為信息；（3）任務測量法。
（四）主觀工作幸福感影響因素。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總結前人的研究結果，我們可以將其歸納為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兩類。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經濟狀況、社會支持、文化、人際關系、婚姻等；內部因素主要包括人格特質、氣質類型、遺傳、性別、自我效能、應對方式、自尊等。
工作幸福感的影響因素與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類似，也分為外部和內部，但切入點較小，主要圍繞外部的工作環境和內部的個人特質，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因素：
1、個人特征。個人特征主要包括人格特質、氣質類型、應對方式和自尊等幾個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人格特質。Headey和Wearing在1992年提出觀點，認為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的基準線分別由外傾性和神經質這兩種特質決定，Rusting和Larsen在1997年通過實證研究證實了這種觀點――研究發現具有外傾特質的人在實驗中對含積極內容的圖片反應更為強烈，而具有神經質特質的人則對含消極內容的圖片反應更為強烈。
2、外部激勵。這里的外部激勵主要指的是工作中的經濟回報。雖然財富與主觀幸福感是一種動態的相關關系――當人們的收入增加后，只會在一定時間內感到幸福，一旦適應這種收入水平后，人們的預期也會隨之上升，便不再覺得幸福，但國內學者（王佳藝、胡安安，2006）研究發現，工作幸福感與絕對收入水平無關，而與相對收入水平相關；并且相對收入水平的比較對象對工作幸福感的作用也不盡相同，結果顯示行業平均收入水平比同事平均收入水平對幸福感的影響更為重要。
3、工作特征。不同性質的工作對大腦的喚醒程度不同，而研究表明絕對喚醒水平影響主觀幸福感，除此之外，喚醒水平的變化也會產生快樂。
4、個人與組織之間的契合度。這一因素包括人――環境（組織）匹配及人――環境（組織）匹配方向，而這也是工作幸福感影響因素研究的新方向。隨著互動心理學及個人與組織契合研究（person-organization fit，Yang、Che&Spector，2008）的興起，學者們發現在研究員工幸福感的影響因素的同時，強調環境與個體因素的重要性，可以加強對員工幸福感的預測力。
三、主觀工作幸福感研究意義及未來展望
自20世紀60年代起，人本主義思潮便席卷全球，“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也滲透進企業的每一個角落，現代企業逐漸意識到只有提高員工工作滿意度與幸福感，才能真正意義上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為企業創造最大價值。因此，對工作幸福感的研究不僅能夠從實踐角度提高員工的主觀幸福感，同時能夠引起企業管理者對員工工作幸福感的重視，營造快樂的工作氛圍，為企業創造更大價值。
然而，通過梳理、總結前人的研究，我們不難發現，有關工作幸福感的實證研究主要來自于國外學者，而國內的實證研究比較少，多為理論研究或文獻綜述，因而我們可以以此為切入點，進行跨文化研究。另外，國內外工作幸福感的研究集中于主觀幸福感（SWB），而幾乎不涉及心理幸福感（PWB），因此我們未來的研究走向可以整合工作中的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最后，我們可以對不同種類的工作幸福感進行更加細致的研究。
主要參考文獻：
[1]苗元江.心理學視野中的幸福――幸福感理論與測評研究[D].江蘇：南京師范大學，2003.
[2]Bruce Headey.Subjective Well-Being：Revisions to Dynamic Equilibrium Theory Using National Panel Data and Panel Regression Methods.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6.7.
[3]張興貴，羅中正，嚴標賓.個人-環境（組織）匹配視角的員工幸福感[J].心理科學進展，2012.20.6.
[4]王佳藝，胡安安.主觀工作幸福感研究評述[J].外國經濟與管理，2006.28.8.
[5]Diener，E，Scollon，C N，& Lucas，R E.The evolving concept of subjective wellObeing：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happiness[A].In Costa，P T，& Siegler，I C（eds.）.Advances in cell aging and gerontology[C].Amsterdam：Elsevier，2004.
篇3
范陽（1990-），女，江蘇省無錫市人，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生，主要從事發展經濟學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3BJL056）;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13YJA790166）;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11YJA790026）
摘要：為了研究我國居民住房消費的攀比性及其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采用對武漢居民的隨機調查數據進行計量分析，通過研究發現：代表性居民住房消費對其親友中住房條件較好者住房面積的彈性約為0.7，這表明居民住房消費具有重要的向上攀比性。采用ordered logistic模型進一步研究攀比性住房消費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發現居民住房面積與其親友中住房條件較好者住房面積相差越大，居民幸福感越低;然而，如果代表性居民的住房面積超過其親友中住房條件較好者的住房面積，其幸福感將不受其住房面積和親友住房面積的影響。這意味著，過大的住房面積“對他人有害，對自己無益”。
關鍵詞：住房消費;攀比性;相對住房面積;主觀幸福感
中圖分類號：F016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3.012
住房問題已經成為當前中國社會各界最為關注的民生問題之一，近年來，我國居民人均住宅面積有了大幅度提高①，但是絕對人均住宅面積的提高一定意味著居民幸福感的增加嗎？
在經濟學中，存在一種消費攀比現象，認為人們在消費上互相影響，個體的偏好不僅同他自己的消費量有關，還同社會中他人的消費水平或經濟中的平均消費水平有關;個體的效用與自身的收入和消費水平正相關，也與參照群體的平均收入和消費水平（或攀比水平）負相關＼[1＼]。
但是，如果居民的住房消費存在著攀比性，居民會僅僅滿足于和其所在群體的平均水平攀比嗎？有些商品如珠寶、汽車、住房等相對于其他商品如食品、保險、閑暇等是更加能顯示消費者地位的，消費者對這類商品進行炫耀性消費以顯示其財富并由此感到滿足。居民的住房也屬于顯示性財產，如果居民的住房面積僅僅與其親友的平均水平相當，則只能為其提供基本的滿足和尊重，但居民無從炫耀;只有當居民的住房面積高于親友中的平均水平甚至處于領先地位時，居民才能通過住房顯示其財富水平并由此得到榮耀。因此，向上攀比是更可能出現的現象，即居民更傾向于和其住房條件較好的親友進行攀比，而當居民由于購買力約束無法實現這種追求時，居民的主觀幸福感會受到負面的影響。
本文從居民滿意住房面積和其住房條件較好的親友住房面積的關系出發，使用ordered logistic模型實證檢驗了居民住房消費的向上攀比性與居民主觀幸福感的關系，并通過分段子樣本檢驗，探討了不同住房水平下攀比性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一、數據來源和計量分析模型
相對于宏觀數據，微觀數據更適用于考察社會、經濟和人口結構因素對居民住房需求的影響，本文采用的數據來自于華中科技大學城鄉創新發展課題組針對城鄉居民基本生活情況調查所獲取的微觀數據。課題組于2013年7月至8月與武漢市客流較大的幾家大型超市（包括武漢家樂福光谷店、武勝路店，中百倉儲友誼路店、閱馬場店及吉田路店）進行了溝通，在每日客流高峰時期（晚6點至晚8點）對排隊等待付款的顧客每隔五名進行訪談調查以保證樣本具有代表性和隨機性，共回收有效問卷480份。
由于受訪顧客不署名，調查結束后雙方幾乎永無見面可能，因此受訪者不必擔心個人隱私會被暴露，可以更放心地填寫個人真實信息;同時，受訪者在排隊等待的十幾分鐘內無其它事可干，在明確調查目的僅為純粹的經濟學研究后，被拒絕的可能性大為降低。訪談主要是對家庭住房消費進行調查， 包括的主要問題有：“您在本市的住房面積是多少？”、 “您覺得你本市的親朋好友中，住房條件較好的人平均住房面積是多少？”等。本文采用居民在本市的住房面積作為居民住房需求的衡量指標，采用居民親朋好友和同事中住房條件較好的人平均住房面積作為居民住房消費攀比性的衡量指標。該調查中還包括問題：“是否認為自己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人？”居民以1～6分分別表示為其主觀幸福感打分，1分表示很不幸福，6分表示很幸福。本文采用居民對該問題的答案作為居民主觀幸福感的衡量指標。另外，調查數據對每個受訪者的個人信息也進行了細致的調查，包括居民年齡、受教育水平、收入情況、婚姻狀況、就業狀況等。這些信息為研究住房需求的攀比性提供了很好的數據基礎。
本文沿用了新古典消費行為理論分析框架，設定模型為：
hsq=f（y，p，X，feq）（1）
借鑒Fontenla和Gonzalez＼[2＼]、彭代彥和賴謙進＼[3＼]以及其他學者的研究，本文計量模型如下：
lnhsq=β0+β1lnfeq+β2lny+β3lnp+γX+ε（2）
其中：hsq表示居民住房需求，取居民在本市住房面積;feq用于衡量居民住房在多大程度上受攀比性影響，取本市親朋好友中，住房條件較好的人的平均住房面積。
選用居民住房面積代表居民住房消費水平從而有效地避免了測量偏誤。住房面積是客觀的，居民在被調查時可以回答準確的面積。但如果選用住房消費量，每個被調查的居民對住房消費量的理解可能存在差異（有些居民僅僅告知房屋購買總價，有些居民則可能會將裝修費用、物業費用等其他一起計入后告知）從而造成調查偏誤，Fafchamps和Shilpi認為居民的各類消費量是難以準確衡量的，因此使用家庭背景變量（如父親的教育水平、父母是否從事農業等虛擬變量）作為工具變量＼[4＼]，本文則用可直接觀測的住房面積代表居民住房消費水平從而避免調查偏誤。
選取住房條件較好的親友的平均住房面積而不選取所有親友的平均住房面積是因為在考察后者對居民住房需求的影響時，無法確定這種影響是由攀比性導致還是由相似的消費習慣導致，而前者對居民住房消費的影響顯然更可能通過攀比性效應作用。
y表示居民收入，取居民的家庭年收入，用于衡量居民住房在多大程度上受收入影響;p表示居民所住小區周邊房價，此處假設居民購買住房時不存在置換成本，因此用所住小區周邊房價作為居民住房消費的價格;ε表示隨機變量。
X表示一組控制變量，構成如下：
age表示居民的年齡，age2表示居民的年齡的平方項。年齡對住房需求存在影響，年輕人特別是進入婚齡期的年輕人，有追求住房豪華、美觀、舒適的欲望，住房需求較大，而老年人住房的湊合心理較強，住房需求較小。我國居民個人住房需求面積從20歲后開始快速上升，直到50歲后住房需求面積開始下降＼[5＼]，個人住房需求面積與年齡呈現倒U型曲線變化，因此在控制變量中引入年齡與年齡的二次項。
edu表示居民的教育水平，用一組虛擬變量表示，教育的差別可能影響居民的住房需求，因此將教育水平引入控制變量。
gender表示居民的性別，mar表示居民的婚姻狀況，性別差異與婚姻狀況對住房需求也存在影響，尤其我國存在男性青年結婚時準備婚房的傳統，因此將性別與婚姻狀況引入控制變量。
child表示居民子女個數，子女個數越多，居民住房需求可能性越大，因此將子女個數引入控制變量。
在攀比性住房消費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研究中，本文設定模型為：
Happy=f（req，y，PERSONAL）（3）
其中，req衡量居民住房消費的攀比性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取居民住房條件較好親友平均住房面積/居民住房面積，本文中，將此變量定義為相對住房面積，在后文中均采用此表述;PERSONAL為居民個人特征變量，包括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和子女數。被解釋變量Happy為排序變量。在排序模型中，有一個觀測不到的連續變量z*i，代表個體i在作選擇時得到的效用，z*i=xiβ+vi，式中xi為所有解釋變量，β為待估參數，v是正態分布的誤差項。觀測不到z*i，只能觀測個體i的選擇zi，這是一個離散的排序數據，如本文的居民主觀幸福感。
設Happy*為無法觀測的潛變量，代表居民的實際效用，則有：
Happy=1，Happy*≤r1
2，r1<Happy*≤r2
3，r2<Happy*≤r
4，r3<Happy*≤r4
5，r4<Happy*≤r5
6，r5<Happy*
式中：ri為切斷點，有r1<r2<r3<r4<r5。即當受訪者的幸福感Happy*低于一定臨界值r1時，會感到“很不幸?！?高于臨界值r1但低于臨界值r2時，會感到“不幸?！?高于臨界值r2但低于臨界值r3時，會感到“有點不幸福”;高于臨界值r3但低于臨界值r4時，會感到“有點幸?！?高于臨界值r4但低于臨界值r5時，會感到“幸?！?高于臨界值r5時，會感到“很幸?！?。我們無法觀察到這些Happy*的臨界值，受訪者回答“很不幸福”取1，“不幸?！比?，“有點不幸福”取3，“有點幸?！比?，“幸?！比?，“很幸?！比?。
本研究中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的統計描述見表1。
表1變量名與其統計描述
變量單位或定義變量名平均值標準差最小值最大值
家庭年收入萬元y11.8211.100.8100
周邊小區住房價格元/m2p7733.782906.5490030 000
性別男性=1，女性=0gender0.560.5001
年齡歲age34.3911.04187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小學及以下=1，否則=0edu0.010.1101
初中初中=1，否則=0edu10.100.3101
高中（含中專、職高）高中=1，否則=0edu20.210.4101
大專大專=1，否則=0edu30.230.420
本科本科=1，否則=0edu40.360.4801
碩士碩士=1，否則=0edu50.070.2501
博士及以上博士及以上=1，否則=0edu60.010.1001
婚姻狀況已婚=1，非已婚=0mar0.650.4801
子女個數個children0.710.7005
本市住房條件較好的親友好友的平均住房面積feq130.0564.5220800
相對住房面積feq/hsqreq1.921.620.2513
個人在本市住房面積m2hsq90.8160.7610600
居民主觀幸福感很不幸福=1，不幸福=2，有點不幸福=3，有點幸福=4，幸福=5，很幸福=6Happy4.421.2316
二、實證結果及其分析
（一）基本回歸結果及分析
表2中，回歸（1）是以居民住房面積的自然對數為被解釋變量，采用OLS方法得到的回歸分析結果，其中控制了收入、住房價格及其他變量，以女性、教育水平在小學及以下、非已婚為基準組，考察了全體樣本，發現住房條件較好的親友平均住房面積對居民住房面積影響顯著為正。
表2攀比性住房與主觀幸福感實證結果
因變量：lnhsq因變量：Happy
解釋變量全部樣本hsq≤feq
（1）（2）全部樣本
（3）（4）hsq≤feq
（5）（6）hsq>feq
（7）（8）
lnfeq0.490***0.682***
（6.29）（9.44）
hsq0.002860.00691**0.254
（1.44）（2.30）0.61
req-0.141**-0.125**-0.00408-0.626
（-2.57）（-2.21）（-1.05）-0.35
lny0.221***0.163***0.410***0.415***0.357**.415***0.208
（5.59）（3.91）（3.01）（3.16）（2.43）（2.94）0.42
lnp-0.0876-0.0837
（-1.64）（-1.64）
觀察值4603974604603973976363
R20.290.350.0230.0260.0280.0280.0520.046
注：①回歸剔除了個人收入與居民住房面積的異常值;②回歸1～4使用OLS回歸中，括號內的數據是穩健t統計值，回歸4～8采用最大似然法進行估計，括號內數據是z統計值，*、**、***分別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顯著;③回歸的控制變量系數估計值未完全報告，全部回歸結果請向作者索取。
當居民自身住房面積在親友中處于較高水平時，即居民自身住房面積大于住房條件較好的親友住房面積時（即hsq>feq），這部分居民本身是其親友攀比的對象，而自身可能不會與住房條件較差的親友去攀比住房，因此回歸（2）中剔除了這部分樣本，發現feq對居民住房面積影響仍然顯著為正，彈性約為0.7，說明剩余的樣本中居民表現出了更強烈的攀比性，居民傾向于向住房條件較好的親友攀比住房面積，即我國居民住房面積需求表現出向上的攀比性。
收入對數的系數衡量居民住房消費的收入彈性，比較可以發現，條件較好的親友平均住房面積對居民住房面積需求的影響更甚于居民家庭收入對住房需求的影響。
回歸（3）～（8）是在控制其他相關變量后，使用ordered logistic模型分別考察居民自身住房面積與相對住房面積對其主觀幸福感影響的回歸結果。
回歸（3）、（5）、（7）考察的是居民自身住房面積對其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發現當居民實際住房面積不超過其條件較好親友住房面積時，其住房面積對主觀幸福感有顯著影響，但是當其住房面積超過其條件較好親友住房面積時，其住房面積不再增加其主觀幸福感。
回歸（4）、（6）、（8）考察的是相對住房面積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在全體樣本中，相對住房面積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當居民住房面積與住房條件較好的親友平均住房面積差距越大，居民越傾向于感到非常不幸福，當居民住房面積與住房條件較好的親友平均住房面積越接近，居民越傾向于感到非常幸福。回歸（6）剔除了作為被攀比對象（即住房面積>住房條件較好親友平均住房面積的部分）的居民，也發現居民住房與其親友的差距對居民的主觀幸福感存在顯著為負的影響;回歸（8）考察了住房面積處于領先水平的居民的主觀幸福感，發現相對住房面積不再對這部分居民有影響。
（二）穩健性檢驗結果及其分析
年齡、年齡的二次項、性別、子女數以及教育的各項虛擬變量在表2回歸（1）和（2）中都不顯著，把這些變量從模型中去掉，進行OLS回歸，得出住房條件較好的親友住房面積對居民住房面積影響仍然顯著為正，且其彈性仍大于住房需求的收入彈性。
使用ordered logistic模型考察主觀幸福感，仍然發現居民住房面積和其住房條件較好親友平均住房面積差距對居民的幸福感有顯著的負面影響，而當其住房面積已經在親友中處于領先地位時（即hsq>feq），其和親友的住房面積差距不再影響其主觀幸福感。
同時考慮居民實際住房面積和相對住房面積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②，發現在全體樣本和相對住房面積≤1與相對住房面積>1的樣本中影響均不顯著，而相對住房面積在全體樣本和相對住房面積≤1樣本中均對居民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在相對住房面積>1樣本中則對主觀幸福感沒有顯著的影響。
綜上回歸分析結果，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個基本結論：
1.我國居民的住房需求存在向上的攀比性，且攀比性的影響甚于收入的影響。居民傾向于與住房條件較好的親友攀比，其條件較好的親友住房面積越大，居民的住房面積需求也越大。
2.住房消費的攀比性對我國居民的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居民住房面積與其攀比的對象住房面積差距越大，居民越傾向于對生活感到非常不幸福;然而當居民的住房面積超過其親友中住房條件較好者的住房面積時，即使再擴大其與親友差距也無法增加其主觀幸福感。
三、結語
Duesenberry的相對收入理論闡述了消費者會受到其他消費者行為的影響，本文研究表明，我國居民的住房需求存在向上的攀比性，其住房需求會受到其住房條件較好的親友的影響;代表性居民住房消費對其親友中住房條件較好者住房面積的彈性約為0.7，這遠大于對收入的彈性（約為0.16～0.22）。
關于住房幸福感的實證研究，我們進一步分析可發現，攀比性住房消費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居民住房面積與其親友中住房條件較好者住房面積相差越大，居民幸福感越低;然而，如果代表性居民的住房面積超過其親友中住房條件較好者的住房面積，再擴大其與親友住房面積差距并不會增加其幸福感。這就意味著，過大的住房面積“對他人有害，對自己無益”。對此，政府應當采取相應措施限制居民購買過大面積的房產，其中一個可行的手段就是按面積征收房產稅。
注釋：
①我國農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積1978年為8.1 m2，1990年為17.8 m2，2000年為24.8 m2，2011年為36.2 m2，2012年為37.1 m2，數據摘自《中國統計年鑒2013》;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2002年為24.5 m2，2011年為32.7 m2，2012年為32.9 m2，數據摘自《中國發展報告2013》。
②回歸中使用實際住房面積hsq的對數對相對住房面積req的殘差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以排除共線性;所有穩健性檢驗結果均未報告，感興趣的讀者可向作者索取。
＼[參考文獻＼]
＼[1＼]Duesenberry，James S. Income，Saving，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ur＼[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3132.
＼[2＼]Fontenla M，Gonzalez F，Navarro J C.Determinants of housing expenditure in Mexico＼[J＼].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09，16（17）：17311734.
＼[3＼]彭代彥，賴謙進.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福利影響＼[J＼].管理世界，2008（3）：175176.
篇4
論文關鍵詞：農民工,自尊,主觀幸福感
1引言
2001年，政府提出“城市化加速”政策，農村勞動力涌向城市的速度迅速提高。大約十年時間，中國的農民工增加了一億多人，他們為城市的基礎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成為城市快速發展不可缺少的力量，但他們的生活狀況和心理狀況、他們的所想所憂卻很少有人能夠理解，他們背井離鄉，遠離家人，來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受到社會的不公平待遇和城市居民的偏見……他們是城市中的弱勢群體，也是社會的熱點話題，但其相關的心理研究卻相對缺乏，而且大部分研究也只是采用SCL-90癥狀自評量表，對其心理健康狀況只做大體測量,并沒有深入的分析研究。本次研究從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入手，旨在探索農民工自尊與主觀幸福感的相關關系。
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SWB）是指個體依據自己設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所做的整體評估，包括生活滿意度和情感體驗兩個基本成分，國外對于SWB的研究起步早，理論與實踐的探索較國內深入。國內近年來關于SWB的報道數量有所增加，但研究對象多局限于青年人和老年人。關于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的研究，認為自尊是對主觀幸福感的最可靠、最有力的預測指標之一。Baumeister、Camplell、Krueger等認為，高自尊個體往往從積極方面看待自己，相信在面臨失敗時更為自信，能較好的應對各類問題，導致較高的主觀幸福感。Kernis等考察了自尊水平、自尊穩定性和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高且穩定的個體傾向于有較高的心理幸福感水平。
本研究通過分析農民工自尊與主觀幸福感的相關性，從而從主觀視角探討農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的影響因素。這對提高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水平與心理健康水平，促進城市建設與和諧社會建設有深遠影響。
2對象與方法
2.1對象
2009年4月在煙臺市三個建筑工地抽取147名男性農民工進行調查，回收問卷123份，回收率83%，最終有效問卷106份，有效率86%。其中~20歲、21~、31~、41~、51~5個年齡組的人數依次為10、41、28、17、10人，平均年齡33歲，壯工，技工兩個工種的人數分別為75人和31人。
2.2方法
2.2.1測量工具
自尊測量Rosenberg自尊量表（SES）,該量表是由10個題目組成，分數按照4級評分。1表示非常符合，2表示符合，3表示不符和，4表示非常不符合，其中，3、5、8、9、10為反向記分，總分范圍10-40分，分數越高，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采納東北師范大學田錄梅教授提出的建議：第8題存在理解上的文化差異。所以在本次研究中刪去。
主觀幸福感的測量根據Diener的《生活滿意度問卷》與農民工實際生活編成主觀幸福感問卷，共有10個題目，每一題用1-7分打分，1-3分為“不是”，4分為“一般，還可以”，5-7分為“是的”。并根據主觀幸福感的定義與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將題目分為6個因子：生活滿意度（第2、3、4、5、6題）、情感體驗（第7、8、9、10題）、生理需求（第2、3題）、安全（第4、5題）、歸屬和愛（第6、7題）、自我實現（第1、9題）6個因子。
2.2.2施測
以團體測量方式進行，作答時給予指導語，根據最近一周內的情緒體驗答題，獨立完成，現場收卷。
2.2.3數據處理
采用SPSS(13.0)進行數據處理，具體的統計學方法包括:相關分析；t檢驗；ANOVA
3結果
3.1農民工的自尊與主觀幸福感水平
表1農民工自尊與主觀幸福感及其各因子水平（M±SD）
項目
A
A1
A2
A3
A4
A5
A6
分值
45.88±10.71
26.83±6.26
18.85±5.47
9.19±2.42
8.77±2.66
8.66±3.49
9.03±3.21
注：A、A1、A2、A3、A4、A5、A6、B分別代表主觀幸福感總分（總分70分）、生活滿意度（總分35分）、情感體驗（總分28分）、生理需求（總分14分）、安全（總分14分）、歸屬和愛（總分14分）、自我實現（總分14分）。下同結果分析，根據主觀幸福感問卷等級評定分數所表示的意義，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處于中等水平。
3.2農民工的自尊與主觀幸福感及各因子相關性
表2農民工的自尊與主觀幸福感及各因子相關性
A
A1
A2
A3
A4
A5
A6
B
0.203*
0.189*
0.176*
0.140
0.218*
0.046
0.223*
注：*Correlationissignificantatthe0.05level(1-tailed).結果分析，除生理需求、歸屬與愛因子外（r=0.140，r=0.046），自尊與主觀幸福感總分及其他因子生活滿意度、情感體驗、安全、自我實現均存在顯著正相關。
3.3農民工的自尊與主觀幸福感水平的工種差異（M±SD）
表3農民工的自尊與主觀幸福感水平的工種差異（M±SD）
壯工
技工
t
? p
A
46.29±10.42
44.87± 11.49
0.620 0.536
A1
26.00± 6.23
27.17± 6.28
0.877
0.382
A3
9.24± 2.44
9.06± 2.69
0.338
0.736
A4
8.80± 2.69
8.71± 2.62
0.159
0.874
A5
8.79± 3.33
8.35± 3.90
0.577
0.565
A6
9.15± 3.26
8.74± 3.14
0.588
0.558
B
26.77± 3.25
25.81± 2.44
1.489
0.140
結果分析，p值均遠大于0.05水平，即壯工與技工的自尊與主觀幸福感水平無顯著差異。
3.4農民工的自尊與主觀幸福感水平的年齡差異分析
表4農民工的自尊與主觀幸福感水平的年齡差異分析(ANOVA)
--20
21—30
31—40
41—50
51--
F
p
A
47.70±9.60
43.49±9.72
46.21±11.44
46.76±12.62
51.40±9.18
1.299
0.275
A1
27.50±3.75
? 25.93±5.48
26.39±6.66
27.24±8.42
30.40±5.58
1.112
0.355
A2
19.20±5.16
17.39±5.71
19.57±5.62
19.71±5.06
21.00±4042
1.371
0.249
A3
10.00±1.89
8.76±2.00
9.18±2.57
9.00±3.24
10.50±2.27
1.386
0.244
A4
9.10±1.60
8.90±2.80
8.46±2.89
8.35±2.76
9.50±2.22
0.441
0.779
A5
7.50±3.75
7.66±3.47
9.36±2.98
9.94±3.73
9.80±3.3
2.349
0.059
A6
8.40±3.44
8.73±2.95
9.00±3.44
9.24±3.73
10.60±2.46
0.792
0.533
B
25.50±2.22
26.56±2.93
26.82±3.36
26.35±3.278
26.50±3.41
0.349
篇5
關鍵詞：大學生；主觀幸福感；主觀幸福感團體訓練
中圖分類號：G64文獻標識碼：A
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致力于研究大學生主觀幸福感問題，但大多都是從探討其影響因素的角度出發，如何切實有效地提高其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卻很少見，有鑒于此，本研究在考察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特點的同時，提出運用團體訓練的方式來提高其主觀幸福感水平，進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一、研究目的與假設
（一）研究目的。對主觀幸福感低的大學生進行干預，檢驗以提高主觀幸福感為目的的團體訓練的有效性。
（二）研究假設。以提高主觀幸福感為目的的團體訓練可以有效地提高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發展水平。
二、研究方法
（一）被試。采用《綜合幸福問卷》（GWB）對大連市某大學586名學生（男女比例平衡）進行幸福感水平測評，并從中篩選出幸福感發展水平低的28名學生作為被試，隨機分成兩組，其中實驗組14人，控制組14人。
（二）研究工具?！毒C合幸福感問卷》（GWB）是用來評價被試對幸福的陳述，得分越高，幸福感越高。問卷具有較高的信度、效度和使用頻率。問卷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再測信度分別為：0.87、0.86、0.90。
（三）研究設計。實驗組學生進行主觀幸福感的團體訓練，控制組不實施任何處理。（表1）
（四）干預過程。實驗組在兩名指導教師帶領下，每周參加一次以提高主觀幸福感為目的的團體心理訓練。同時，控制組只進行常規的活動課訓練。根據大學生主觀幸福感低的心理原因、心理和行為表現，精心設計主觀幸福感團體訓練活動方案，訓練方案包括“八次活動、四個階段”，每次活動持續一小時。
團體名稱：提高主觀幸福感團體訓練營。
團體目標：幫助團體成員全面認識自己，接納自己并接納他人。幫助團體成員找到自我價值，增強自我價值感。增強成員在生活、學習和人際交往中的信心，建立協調的人際關系，從而提高其幸福感，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團體訓練過程：
1、準備階段。這是第一次活動。在這個階段，指導教師引領成員互相認識，消除他們的緊張、陌生感與焦慮感，提高他們對團體活動的興趣，形成良好、融洽的團體活動氛圍，并初步建立團體，使成員初步形成并體驗到對團體的歸屬感。
2、實施階段。實施階段包括六次活動，也就是第二次至第七次的活動。指導教師要求每次活動都必須有一個明確的主題，圍繞整個訓練主題逐步深入地開展活動，進而實現訓練目標，六次活動的主題依次為：（1）自我探索：增強團體凝聚力，提高對團體的信任感，鼓勵成員的互動和了解，使成員在和同伴的相互作用中完成初步的自我探索；（2）認識自我：促使團體成員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熟悉，進一步增強團體凝聚力，通過從同伴那里獲得的支持、肯定和積極反饋使成員更加充分的認識自我，提高自我價值感和被其他成員、指導教師肯定和認可的感覺。主要通過熱身游戲、團體協作游戲和成員初步自我探索活動；（3）悅納自我：運用語言和行為的訓練，鼓勵團體成員對彼此的身體、表情、動作做出積極的回應，改善成員對自己外表、身體、行為舉止的接納，進一步增強被同伴、指導教師肯定和認可的感受，從而提高成員的自信，提高主觀幸福感，提升心理健康水平；（4）挑戰自我：利用團體動力，激發成員潛能，使成員體會到和同伴通力合作、共同努力，完全可以克服困難，完成任務，增強成員的能力感和價值感；（5）積極歸因訓練：運用歸因訓練，引導成員改變思維認知方式，幫助成員對生活中的事件或行為進行積極正確的歸因，進而增強自我價值感；（6）積極應對訓練：引導成員思考他們在什么情境下更容易產生壓力、挫折體驗，面對壓力的反應以及給他們帶來的影響。通過練習幫助他們學會緩解壓力，自我放松，引導成員對生活中的挫折和壓力進行積極應對。
整個過程中都強調成員及指導教師之間的積極反饋、支持合作與理解，使團體成員感受到更多的來自他人的支持、認可與尊重，這大大增強了個體的自我價值感、自我能力感以及自我悅納感，使個體能夠更加積極地對自己進行評價和體驗。每次活動結束后都留下家庭課后作業以鞏固團體訓練的成果。
3、結束階段。第八次活動也就是最后一次活動為結束階段，在此次活動中應該注意處理好離別情緒，進行總結，使成員能將所學所感帶到現實生活中，延續團體動力的積極作用。在活動結束后再次應用《綜合幸福感問卷》進行后測。
4、追蹤評估。實驗結束1個月后，為了評估干預的保持效果，對實驗組與控制組的主觀幸福感水平進行再次測評。
（五）無關變量的控制。我們將團體訓練設置在下午活動課時間，團體訓練打亂了原來的行政班級順序。對于實驗組學生來說，他們和其他同學一樣也在活動，從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實驗者效應。
問卷調查采用團體施測的方式，在班級中由全體學生共同參與，這樣避免了作答時的內部比較和外部比較對學生自我的影響。為了避免學習效應，后測問卷的題目順序、打印格式與版式均與研究一中的問卷不同。
（六）統計方法。采用SPSS13.5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三、結果分析
團體訓練干預結果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進行評估。定性方法包括主試的觀察記錄、團體成員家庭作業的評估以及團體活動結束后進行的訪談調查。定量方法則是在團體訓練前后用《綜合幸福感問卷》進行測量，將兩次測量得分進行差異檢驗。
（一）團體訓練前實驗組和控制組的主觀幸福感水平比較。團體訓練前，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綜合幸福感問卷》上的得分差異比較，結果如表2所示，兩組在幸福感總分上不具有統計學意義，即兩組被試實驗前的主觀幸福感水平具有同質性。（表2）
（二）團體訓練后實驗組和控制組的主觀幸福感水平比較。為了進一步證明團體訓練對提高大學生主觀幸福感水平的促進作用，在團體訓練后對實驗組和控制組的幸福感總分進行差異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在幸福感總分上實驗組都極其顯著地高于控制組。這表明，團體訓練對提高大學生主觀幸福感水平有顯著的影響。（表3）
（三）實驗組與控制組團體訓練前后的主觀幸福感水平比較。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團體訓練前后《綜合幸福感問卷》總分差異，結果如表4所示。在前測和后測中，實驗組的幸福感總分差異達到了顯著水平，且后測得分顯著高于前測。這表明，實驗組總的幸福感水平獲得了顯著提高。而控制組在前后測的幸福感總分上不存在顯著差異，也就說明，控制組的幸福感水平在團體訓練前后保持穩定。（表4）
（四）實驗組的追蹤評估結果。為了進一步說明團體訓練對提高大學生主觀幸福感水平的長期而穩定的效果，本研究在團體訓練結束1個月后，對實驗組進行了追蹤評估，結果如表5所示。前測與后測以及前測和追蹤后測在幸福感總分上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并且后者得分顯著高于前者。而后測與追蹤后測的比較中，幸福感總分都不存在顯著差異。這表明，經過團體訓練，實驗組總體幸福感水平都獲得了顯著提高，并且得到了鞏固和保持，主觀幸福感的團體訓練活動對實驗組產生了積極影響。（表5）
（五）訓練后成員自我總結。在最后一次團體訓練結束前，團體中的每位成員對整個團體活動的感受及收獲做了總結。從成員的自我總結中，我們可以看出團體訓練可以有效地促進主觀幸福感的提升。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1、每位成員在活動中幾乎都體會到了高興和愉悅的心情。在每次活動結束后的“收獲園”中，有很多成員提到“今天我很快樂”之類的話；2、大多數成員能夠敞開心扉，結交新的朋友，其人際關系獲得了提升。主觀幸福感低的個體往往比較自卑，他們別別人不信任，將自己囿于狹小的朋友圈子里。甚至是自我的世界里。隨著訓練的進展，大多數成員學會了將自我展現給他人，也樂于與人交往，他們的交友范圍也有所擴大；3、能夠重新全面、客觀地認識自我、悅納自我。這一點在他們的自我總結中體現的很明顯，正如有的成員陳述：“原來我也有很多優點”；4、成員錯誤、極端的歸因方式得到了糾正與改善，也能夠積極應對自己所遇到問題和壓力了，能夠采取積極的應對方式去面對挫折；5、絕大多數成員能夠克服自卑，變得更有自信了，對生活和學習有了新的認識和期待，也充滿了熱情。
另外，在團體訓練結束后，大多數成員認為自己在活動過程中很愉快，增強了對自我的了解，增強了自信心，而且所有的人都表示愿意在今后的生活中如果有這樣的活動仍然積極參與，也表示盡力將團體訓練活動中學到的運用到以后的日常生活、學習中。
四、討論
大學生是接受高等教育的群體，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生中堅力量，是我國社會文明發展的推動者，是主流價值觀的塑造者和載體。在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的同時，大學生的培養質量成為重中之重。而大學生的培養質量不但體現在學業、技能、思想方面的進步，還要體現在其心理水平的健康及心理素質的提高。本研究采用量表評估、量表追蹤評估、成員自我評估以及領導者對團體成員家庭作業的評估等領導者的觀察記錄評估手段對訓練效果進行了綜合評估，評估結果表明：團體訓練可以有效地提高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水平。
（作者單位：遼寧對外經貿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張雯，鄭日昌.大學生主觀幸福感及其影響因素.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4.18
[2]張曉文.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大學生個性發展及心理健康狀況的比較研究.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1.17.2.
篇6
摘要：大學生是社會中的重要群體，正處于人生發展的關鍵時期。大學生心理健康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本文通過探討大學生的時間管理傾向與主觀幸福感的相關關系，以期對提高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和主觀幸福感的水平起到一定的作用。
關鍵詞：主觀幸福感 時間管理傾向 當代大學生
作者簡介：盧益飛 女 1987.8生人，漢族 單位：浙江師范大學。
作為21世紀文化新生代的當代大學生心中，幸福是一個充滿神秘的概念，追求幸福是每個人的權利，幸福是人生的最終目的。近年來社會發生巨大的變化、中國教育體制不斷深化改革和就業市場的影響，大學生的心態發生顯著的變化，主觀幸福感作為個體對其生活質量的整體評價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學生的心態，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質量已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
一、主觀幸福感、時間管理傾向的涵義
西方現代社會高度發展引發人們的心理危機，20年代50至60年代，西方開始對幸福心理學進行科學研究。隨著這一研究的不斷完善，它對當代大學生的自我定位、人生追求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和經濟社會的突飛猛進，我們將“文化自覺”作為自我認同的同時注重對幸福感的探索。
對于“幸福”的釋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確切的說它是一種持續愉快的感覺。所謂“幸福感”，它是指一個人對生活等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心理滿足和愉悅的美感，是主體自我平衡的內心體驗和心理感受，是一種積極的心理狀態。
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指個體依據自己設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所作的整體評價，是衡量人們生活質量的一個重要的綜合性心理指標。[1]
時間管理傾向(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是種時間維度的人格特點，是個體在對待時間功能和價值上，在運用時間方式上所表現出的心理和行為特征，由時間價值感、時間監控觀和時間效能感構成。時間管理傾向既是個體對時間的態度、計劃和利用等認知特點，也是個體對時間的價值觀和行為傾向，是一種具有多維度多層次心理結構的人格特征。[2]
二、影響時間管理傾向的相關因素分析
(一)家庭環境因素
從家庭因素的角度出發，父母教養方式無疑是學生人格的塑造者，時間管理傾向作為一種人格特征也受到很大的影響。父母溫暖呵護而又嚴格要求子女對大學生的時間管理傾向有積極影響，反之父母的冷漠忽視且無限度放任子女對大學生的時間管理傾向有消極影響。
父母教養方式從不同程度上影響子女的時間管理傾向，我們可從“接受一參與性”、“嚴厲一監督性”兩個維度加以明確分析。父母教養方式的接受一參與性、嚴厲一監督性兩個維度對大學生的時間管理傾向有積極的作用，即如果父母給予子女更多適宜的溫暖呵護，且子女能夠感受到父母的用心良苦，父母與子女進行良性溝通，那么他們進入大學后對時間就有較為積極的態度和觀念，能夠較好地在行為上利用和運籌時間，對自己把握時間的能力也較為自信；如果父母嚴格要求子女行為，那么他們在進入大學后把握時間的能力以及對這種把握的自信也越高。反之父母的冷漠忽視且無限度放任會對學生的時間管理產生消極影響。
(二)教育制度因素
我們的基礎教育存在一定不足，在時間管理方面缺乏相應的教育措施。由于長期處于應試教育的環境中，學生缺乏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在很大程度上屬于一種被動的接受。學生進入大學后，自由支配的時間驟然增多，但是相當多的學生不懂得如何支配自己的時間，缺乏學習主動性。學生求學的過程因而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斷裂，針對此情形我們應切實加強對學生時間管理能力的教育，使他們能夠積極樂觀的面對工作學習和生活。時間管理能力的教育，對今后的生活更是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社會環境因素
近年來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出現了許多新的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在勞動力資源豐富的當代中國競爭壓力異常強大，大學生面臨著“一畢業就失業”的窘境，對于即將踏入社會的大學生來說是個很大也是很現實的挑戰，引起大學生的心理起伏和情緒波動，他們的主觀幸福感正在慢慢下降甚至消失，從而影響到大學生在時間管理方面的調整。不同的大學生因為主觀幸福感的改變使他們在時間管理方面作出不同程度的調整。
三、時間管理傾向和主觀幸福感的相關分析
(一)性別差異分析
研究發現男女生在幸福感量表中差異不顯著，這在更大程度上說明了在當今的社會中，男女平等的觀念越來越強，而這些觀念在我們的大學校園中也體現得更加充分，男女生對待生活學習及工作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趨于一致。
另一方面，研究表明男生的理性思維要優于女生。在做事方面，男生更傾向于先有計劃再付諸行動，在時間管理效能上男生對自身駕馭時間的能力有較高的預期，這在某種程度上與男生平時總是表現出比女生更高的信心有關。
(二)年級差異分析
在時間管理傾向和主觀幸福感上年級差異都不顯著。隨著年級增長，兩者均呈總體下降趨勢。剛入校的大一新生對大學生活充滿了憧憬和好奇，也表現出較高的主觀幸福感。隨著教師和家長的監督減少，大學生擁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時間，需要應付更多學習以外的事物，時間管理傾向越來越弱，這些似乎讓他們無所適從，因而對自己駕馭時間的信念和預期也有所下降?？梢娢覀儜訌姶髮W生時間管理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們的基礎教育存在一定不足，學生在過分制約的學習狀態下鮮有充分發揮主動性，失去父母和教師的監督，學生卻不知該如何支配自己的時間，同時也沒有表現較高的主觀幸福感。
(三)時間管理傾向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的剖析
研究顯示大學生時間管理傾向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時間管理較好者有較高的幸福感，時間管理較差者幸福感較弱，時間管理較好者的主觀幸福感要明顯高于時間管理較差者的主觀幸福感。
一方面，善于管理時間的大學生其主觀幸福感也較強，能夠很好地完成學習、工作等各項任務；同時善于管理時間的大學生有較高的成就感，在學校更加能夠受到教師和同學的欣賞。而不善于管理時間不能很好完成各項任務的人，同時不會有較高的主觀幸福感。
另一方面，大學生進入大學后開始有自主管理的時間。時間管理傾向較強的同學能夠很好地完成從高中到大學的過渡：他們能很好地完成以及安排豐富的業余生活，他們精神充沛、熱愛生活，因而也就有較高的主觀幸福感。不善于管理時間的學生不能很好的完成從高中的大學的過渡，常感覺自己無事可做，感到空虛無聊，對生活充滿失望，易降低其主觀幸福感。
參考文獻：
篇7
關鍵字：主觀幸福感；大學生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Yu Xue-li1 Dong Jia-yu2
（1. Songshan Shaolin martial arts Career Technical College，Henan Dengfeng 452470，China；2.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2000，China）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status is a reflection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and personal growth，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subjective sen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article from the subjective factors influencing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in two aspects， carries on the elaboration.
Key words： Subjective well-being， College student
1 引言
在知識經濟大潮中，教育的地位與作用越來越重要，享受高質量的教育已經成為當前人們的一致愿望，大學生的數量激增，作為一個很重要的社會群體，在人們的認識里，他們應當是充滿活力與朝氣，無限創意，是未來社會的建設者和接班人，但現在經常聽到大學生們感嘆：“空虛”、“無聊”，他們目前的狀態是怎樣的，我們有必要對其幸福感進行研究，如何培養大學生主觀幸福感對大學生的成長與生活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2 主觀幸福感的概述
所謂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簡稱SWB）是心理學的一個專門術語，根據自己的標準對自身生活質量的一個整體性評估[1]。它具有整體性、主觀性及相對穩定性等特點。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分析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希圖對大學生的幸福感的培養、教育和引導有所幫助。
3 影響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因素
3.1 主觀因素
3.1.1 自尊 許多研究都表明自尊是主觀幸福感的一個重要預測因素。高自尊的個體往往積極看待自己，保持積極的正性情緒狀態，樂觀向上，相信自己有能力把問題處理好，從而形成較好的主觀幸福感。低自尊的個體，往往被消極情緒所左右，對自己遇到的問題沒有信心解決好，主觀幸福感的體驗相對較低。
3.1.2 人格特征 主觀幸福感是一種個體的主觀體驗，其具有穩定性，而人格特質也具有穩定性，二者具有高度的相關 [2]。很多研究都表明，外向性人格與生活滿意度有關，與負性情感無關，外向性人格樂觀積極向上，當遇到不滿意的事情時，會積極的進行調整，生活滿意度比較高，其負性情感體驗相對較少；神經質人格與消極情感有穩定的相關[3]。
3.1.3 歸因傾向 自我效能與主觀幸福感呈顯著的正相關。外控傾向的個體，總把事情的成功與失敗歸因于外部，看待遇到的問題較為悲觀和被動，遇到困難采取消極的應對方式，把希望寄托在外界環境上，損害自身的幸福感；內控傾向的個體，相信自己能把事情處理好，通過努力把事情處理好了，獲得了滿足感，其幸福感水平相對比較高 [4]。
3.1.4 價值取向 個體的價值取向對主觀幸福感有重要影響。內部價值中的自我實現可以提升大學生的自我效能感，增強自信心，提升幸福感；外部價值如財富、美丑等對個體的幸福感沒有影響。
3.1.5 心理健康水平 心理健康標準中有一條就是“具有幸福感”，心理健康作為健康的重要指標，影響著人們的幸福感，健康的心理是能體驗到幸福感的基礎。
3.1.6 其他 有研究認為，信賴對于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具有預測作用，信任度與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極其高度的正相關。性別對于主觀幸福感的影響還沒有一致的定論，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來證實。
3.2 客觀因素
3.2.1 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是個人在社會中得到承認和肯定的重要體現。許多研究表明，大學生主觀幸福感與社會支持呈顯著正相關，社會支持主要來自于老師的支持，家人中主要來自母親的支持，其中異性朋友的支持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最大 [5]。
3.2.2 經濟狀況 它單指大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或者他的經濟來源狀態，它對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一直是研究者比較關注的因素之一，但對于二者的關系還沒有一個定論。佟月華研究表明，有些低收入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高于總體學生的平均值[6] 。一些研究者則認為經濟狀況與主觀幸福感呈正相關。他們認為經濟水平高，使他們在生活中能夠得到滿足，幸福感指數就高。然而有些研究者也發現經濟狀況只在非常貧困時有影響，因為他們的基本需要都得不到滿足，這樣影響到他們的幸福指數，在經濟狀況能滿足學生基本需要后，幸福感的指數也會跟著上升。嚴標賓、鄭雪等的研究發現，家庭經濟收入低的大學生的生活滿意度要低于家庭經濟收入高的大學生[7]。
3.2.3 生活事件 生活事件是人們在學習、家庭、和社會支持系統中出現的所有刺激的總和，日常的同學交往，與老師的交流，家人之間的溝通和關心，社會給予的一些支持和影響，它們都會對主觀幸福感產生重要的影響，其中重要的生活事件會引起主觀幸福感的變化。但研究中又發現有些無關緊要的事件如“校園環境”、“老師水平”等也成為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10]。
3.2.4 文化因素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主觀幸福感水平存在著較明顯的差異。嚴標賓對香港、中國、美國三地的研究結果顯示，他們的總體主觀幸福感水平上并沒有顯著差異。大陸學生的生活滿意度比美國學生低，而與香港大學生的差異沒有達到顯著水平。這有可能是教育體制的不同造成的，大陸學生課業繁重，沒有發展自己愛好的時間，在大學里興趣也相當的狹窄，體驗不到大學的極致美好，到大四又要為就業而奔走勞碌，幸福感相對較低，而美國學生的興趣愛好比較的廣泛，大學既能樂學又能參加各種活動，盡情的釋放自己，又沒多少就業的壓力，所以他們的幸福感相對較高。
3.2.5 健康狀況 健康是影響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一個重要因素，自我感知的健康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更大一些 [2]。沒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即使有再好的物質和精神的享受，也不會有幸福的感覺，關注點完全在于不健康的身體上，剝奪了其它方面的享受。
3.2.6 人際關系 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同學們，徜徉在美麗悠靜的大學校園里，他們與社會的接觸相對較少，每天面對的除了老師，就是同學們，除了學習就是課外活動，人際關系在大學生的生活里占據很大一部分，所以人際關系對于大學生幸福指數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青春朝氣的年華，多數的大學生都會是在戀愛時期，此時的戀愛關系、兩性情感對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很有很大的影響，這是由他們所處的特定的生理心理年齡階段決定的 [11]。牽手散步的戀人，花前月下時，很是美好，失戀時候的痛苦也很明晰，此時，與朋友的關系就至關重要了，得益于朋友的開導走出陰影，再遇到一個合適的人，又開始了幸福之旅，所以，在大學里人際關系對他們的影響是很大的。
3.2.7 專業因素 總體幸福感按專業劃分，藝術科的幸福指數最高，其次是理科文科，工科和醫科農科的幸福指數最低[12]。藝術科的學生，整天受藝術的熏陶，生活在美好的感覺中，而工科和醫科學業相對繁重，沒有那么多的時間去從事有關藝術享受的活動，生活乏味，幸福感相對較低。
3.2.8 家庭教養方式及父母文化程度 家庭教養方式分四種不同類型，即民主型、權威型、放任型和溺愛型。研究表明，民主型、權威型教養方式的總體生活滿意度要顯著地高于放任型與溺愛型家庭教養方式。在消極情感方面要明顯低于后兩種教養方式，消極家庭教養方式下的大學生明顯低于積極家庭教養方式下的大學生[12]。
4 結語
影響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具體到每個人身上可能不同的因素對他們的影響力度是不一樣的，應當根據自身的情況來進行調節，讓自己的生活過的愉快和幸福。
參考文獻
[1]Diener E.Subjective Well-Being[J].Psychology Bulletin，1984，3.
[2] Diener E，Suh E， Oishi S. Recent findings on subjective well - being[J]. Indian J Clin Psychol，1997，1.
[3] 段建華.主觀幸福感概述[J].心理學動態，1996，1.
[4]何瑛.重慶大學生主觀幸福感及其影響因素[J].重慶師專學報，2000，2.
[5] 吳丹偉，劉紅艷. 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與社會支持的相關研究[J]. 河
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3.
[6 ] 佟月華. 低收入大學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主觀幸福感研究[J]. 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03，4.
[7]嚴標賓，鄭雪，邱林. 家庭經濟收入對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影響[J]. 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02，2.
[8] 于靜華. 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研究綜述[J]. 哈爾濱學院學報，2005，5.
[9] 謝曉鵑.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分析[J].上海商學院學報，2008，5.
篇8
Abstract: The article described the conception and structur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t the same time introduced the measuring too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analyse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t last, The article point some problems about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gives some ideas for future research.
關鍵詞:大學生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
Key Words: university studentssubjective well-beinginfluence factors
作者簡介:劉海珍(1979―),女,陜西寶雞人,寧夏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應用心理學;張鶴(1978―),男,陜西安康人,寶雞文理學院教育系,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學校心理學。
一、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的概述
主觀幸福感研究大致自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興起, 80年代中后期開始進入我國研究者的視野。積極心理學家認為主觀幸福感就是指主體主觀上對自己已有的生活狀態正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生活狀態的一種肯定的態度和感受[1]。是衡量個體生活質量的重要綜合性心理指標。一般認為主觀幸福感有三個主要的衡量指標: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和低水平的消極情感。主觀性、整體性、相對穩定性是SWB有三個特點。目前,國外學者關于主觀幸福感的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簡單描述與主觀幸福感相關的人口統計學變量;第二個階段主要是建構有關的理論框架,探討獲得幸福的各種途徑和跨文化研究;第三個階段主要是將研究方法、途徑和主觀幸福感測量的理論進行整合[2]。
二 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研究的測評工具
我國關于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在90年代中后期才逐漸展開,目前主觀幸福感的測評均采用自評量表進行。我國研究者測評大學生主觀幸福感時通常采用以下四種量表:(1)Fazio(1977)編制的總體幸福感量表(GWB)是為美國國立衛生統計中心指定的一種定時性測查工具,用來評價受試對幸福的陳述,該量表共有33項,除了評定總體幸福感,本量表還通過將其內容組成6個分量表從而對幸福感的6個因子進行評分。國內段建華(1996)對該量表進行了修訂;(2)Campbell(1976)編制的幸福感指數量表用于測查受試者目前所體驗到的幸福程度.此量表包括兩個部分:即總體幸福感指數量表和生活滿意度問卷。前者由8個項目組成,后者只有一項。(3)KammamFlett(1983)編制的情感量表是以被試近期內體驗到的積極和消極情感之間的平衡為基礎,測查其主觀幸福感;(4)Ed Diener(1995)等人編制的《國際大學調查》(ICS)問卷(分A卷和B卷)。該問卷內容包括(1)個人基本資料:年齡、性別、家庭經濟狀況等;(2)主觀幸福感;(3)生活滿意度;(4)積極情感;(5)消極情感;(6)外在準則、社會關系;(7)自我體驗。
從總體看,這四種量表在我國大學生群體中施測時均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雖然主觀幸福感在不同的國家中存在一定的相似之處,但是我們在使用國外的量表之前,對量表的修訂還是非常必要的。同時還應當注意可使用多種方法對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進行測量。
三 影響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因素
(一)外部因素
1.人口統計學變量
目前人口統計學變量(如性別、年齡、地區、受教育程度等)對主觀幸福感影響的研究進行的比較多,其中較為一致的結論有兩個:其一,人口統計學變量與總體生活滿意度沒有非常顯著的聯系,兩者之間最高呈中等程度的相關;其二,不同性別、年齡的青少年的總體生活滿意度不存在顯著性的差異。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在主觀幸福感及其主要維度――生活滿意度上,女生顯著高于男生[3]。
2.經濟狀況
研究者對于經濟狀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系一直存在爭議。在對重慶大學生幸福生活標準的統計研究中發現,51.1%的大學生認為有很多錢是幸福的[4]?？梢?經濟狀況影響大學生的幸福感體驗。但別的研究則認為,收入僅在非常貧窮時有影響,一旦人們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經濟狀況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就很小了。佟月華的研究就表明,有些低收入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高于總體學生的平均值[5]。
3.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是個人在社會中得到承認的重要體現,是主觀幸福感的重要指標。社會支持系統為大學生體驗更多的幸福感提供了保障,也為他們適應社會和調整健康的心態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外部條件。國內外的研究都表明社會支持會對SWB產生影響【6】[7],但在預測SWB時,不同來源的社會支持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對于大學生來說,異性的朋友支持對SWB的影響最大,其次為老師支持和母親支持[6]。
4.生活事件
生活事件是指人們在社會生活過程中經歷的各種緊張性刺激。目前,人們對“生活事件是否會影響SWB”還沒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有學者研究認為,各種生活事件(正性生活事件、負性生活事件)都沒有對大學生SWB產生明顯的影響[8]。
5.家庭教養方式
家庭是青少年和大學生生活的重要場所,不同的家庭教養方式對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具有不同的影響。對大學生總體幸福感和父母教養方式的研究表明大學生總體幸福感與父母教養方式中父母親的情感溫暖、理解因子呈高度正相關,與父母親的過干涉、過保護、懲罰、嚴厲、偏愛被試、母親的拒絕等因子均顯著負相關[9]。可以說如果家庭氣氛民主、愉快,并且成員間相互關心,那么學生的主觀幸福感就強。
6.體育鍛煉
目前,關于體育鍛煉與主觀幸福感之間關系的研究比較少,但是大學生群體日常生活的特點決定了體育鍛煉將對他們的主觀幸福感產生重要的影響作用,其中運動量所起的作用較為顯著。徐葉彤等人研究表明,不同運動量對大學生的軀體健康維度、心理健康維度和社會功能維度產生了不同的影響,而尤以中等運動量為宜[10]。培養學生自我體育能力,養成自覺鍛煉習慣,對提高大學生的身心健康水平,增強主觀幸福感是十分重要的。
(二)內部因素
1.人格特質
影響大學生主觀幸福感最重要的內部因素是人格特質。國內有關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研究也表明,主觀幸福感與外傾正相關,與神經質負相關[11]。外向的性格使他們能夠與別人和睦相處,因而對生活質量的認知評價較高,具有較高的主觀幸福感水平。
2.自我效能
大學生的自我效能感是他們對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項任務的判斷和估計,它是個體自身潛能的最有力的主宰。余鵬等研究發現,自我效能對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有明顯的預測作用[12]。佟月華的研究也發現,自我效能感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極其顯著的正相關[13]。
3.自 尊
許多研究表明,自尊和主觀幸福感關系密切。高自尊者對自我持肯定態度,樂觀自信,對于消極的影響多采用積極的應對方式,并試圖適應或改變情境而不像低自尊者那樣回避現實,所以對于幸福的體驗要高。但自尊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呈正相關不具普遍性,在集體價值高于個人價值的社會文化中,高自尊感并不一定意味著高幸福感[14]。
4.自我概念
對于大學生而言,其自我概念直接關系到他們對自己、他人、社會的認知,關系到其當前的學習、生活以及以后的工作和發展?？梢?自我概念是影響大學主觀幸福感的一個重要因素。一般而言,自我概念積極的大學生對待問題比較樂觀,而自我概念消極的大學生往往對自己缺乏信心,這樣不可避免地會影響他們的主觀幸福感。楊昭寧、孔祥軍的研究發現,大學生幸福感指數與自我概念總分顯著相關(p
四 當前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及今后研究方向
盡管我國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研究有了較大的進步,但還是存在著許多問題,需要我們加以注意。首先,在對主觀幸福感各個維度的研究中,人們對認知因素的研究較為少。其次,由于主觀幸福感的測量方法和測量工具不盡相同,以致出現了許多相互矛盾或不確定的結果。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要力求拓展新的測評方法,編制適合于本土研究的測量工具,同時對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內部和外部因素進行更加廣泛和深入地探究。
參考文獻:
[1] Diener E. Subject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1): 34-43
[2] 陳姝娟, 周愛保. 主觀幸福感研究綜述. 心理與行為研究, 2003, 1(3):214-217
[3] 鄭雪, 王玲, 邱林, 嚴標賓. 大學生主觀幸福感及其與人格特征的關系. 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 2003, (2): 105-107
[4] 何瑛. 重慶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狀況及其影響因素. 重慶師專學報, 2000, (2): 35-39
[5] 佟月華. 低收入大學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主觀幸福感研究. 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 2003,11(3): 294-295
[6] 吳丹偉, 劉紅艷. 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與社會支持的相關研究. 河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5, 5 (3): 94-96
[7] Weiss R. The provisions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Rubin Z, ed. Doing unto other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4
[8] 嚴標賓, 鄭雪, 邱林. 廣州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研究. 心理學探新, 2001, 21 (4): 46-50
[9] 胡潔, 姬天舒, 馮鳳蓮. 父母教養方式與大學生總體幸福感的相關研究. 健康心理學, 2002,10 (1): 16-17
[10] 徐葉彤, 李艷紅. 體育鍛煉與大學生主觀幸福感關系的研究. 遼寧體育科技, 2003, 25(6): 79-80
[11] 于靜華. 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研究綜述. 哈爾濱學院學報, 2005, 26 (5): 97-99
[12] 余鵬, 宿淑華, 李麗. 大學生歸因方式、自我效能感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研究. 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 2005, 13 (1): 42-44
[13] 佟月華. 大學生一般自我效能感、應對方式及主觀幸福感的相關研究. 中國學校衛生, 2004, 25 (4): 396-397
篇9
1.1應對方式量表本問卷由肖計劃等依據國外多個有關應付方式的問卷改編而成，該問卷包括62個條目，共分為6個分量表，分別為解決問題、自責、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該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各題的因素負荷值均在0.35以上，6個應付因子重測相關系數分別是。
1.2一般自我效能感問卷選取Schwarz等人編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該量表由10個題目組成，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α值為0．87，重測信度為0．83。
1.3大學生主觀幸福感量表本研究采用的大學生主觀幸福感量表修訂自臺灣學者施建彬(1996)的中國人幸福感量表。因原量表的構念良好，用于河南地區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仍相當適用，故本研究未改變量表的原有架構及題目編排順序。因其中部分題目的用語不太符合大學生當前的生活狀態，故對這些題目加以修改。修訂過的幸福感量表的效標效度為0.85，重測信度為0.93，內部一致性Cronbachα值為0.95。
1.4施測程序采用集體施測，在任課老師的協助下由研究者擔任主試，統一指導語，強調保密原則，現場匿名獨立填寫，當場收回。在量表施測的同時獲得被試的一般人口統計學資料，如年級、性別等。測試完畢現場回收問卷并剔除作答不完全或明顯隨意勾畫的問卷。
1.5統計學處理采用統計軟件包SPSS13.0進行統計處理，選用的統計方法有描述統計、獨立樣本t檢驗、方差分析、皮爾遜(Pearson)相關分析、逐步回歸分析。顯著性水平取α=0.05(雙側檢驗)。
2研究結果
2.1臨床醫學專業本科生主觀幸福感得分情況結果如表1所示，臨床醫學專業本科生中男生的主觀幸福感平均得分和女生的平均得分為都高于表示“偏向正面態度”的48分，低于表示“較強正面態度”的96分，表示臨床醫學業本科生的主觀幸福感狀況良好，且不同性別及不同年級的臨床本科生主觀幸福感得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果如表1所示，臨床醫學專業本科生的主觀幸福感平均得分(67.81±13.58)高于表示“偏向正面態度”的48分，低于表示“較強正面態度”的96分，表示臨床本科生的主觀幸福感狀況良好，但程度不強;且不同性別及不同年級臨床本科生的主觀幸福感得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2.2不同自我效能水平主觀幸福感的差異比較將被試在自我效能感問卷得分進行高低排序，將總人數前27%歸為高分組，后27%歸為低分組，研究不同自我效能水平臨床醫學專業本科生主觀幸福感之間的差異，結果顯示，臨床醫學專業本科生中高自我效能組學生的主觀幸福感得分(73人，87.45±14.87分)高于低自我效能組學生的得分(102人，56.72±12.36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9.05，P=0.000)
2.3應對方式、自我效能和主觀幸福感的相關分析從表2可以看出，應對方式維度中，解決問題、求助兩個維度與主觀幸福感及自我效能感均呈顯著正相關;自責、幻想、退避、合理化四個維度與主觀幸福感及自我效能感均呈顯著負相關。臨床醫學專業本科生主觀幸福感與自我效能感呈顯著正相關。
2.4歸因方式、自我效能預測主觀幸福感的逐步回歸分析為進一步驗證歸因方式、自我效能感對主觀幸福感的預測能力，以自我效能感及歸因方式的六個維度為自變量，主觀幸福感為因變量做逐步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自我效能和歸因方式中的解決問題和自責兩個維度進入了回歸方程，自我效能和解決問題維度對主觀幸福感具有一定的正向預測作用，自責維度對主觀幸福感具有一定的負向預測作用，他們可以共同解釋主觀幸福感變異程度的28.4%(校正的R2=0.284)。
3討論
調查結果顯示，臨床醫學專業本科生能夠體驗到較高程度的主觀幸福感，這與國內學者對醫學生的主觀幸福感的調查結果相一致。分析原因，首先與大學生生活的年代與環境有關，現代大學生多來自獨生子女家庭，擁有的物質條件也比較優越，受到來自父輩的關愛和關注比較多，因此大學生從物質方面及家庭生活中獲得的幸福感還是比較強烈的;此外，隨著近年來臨床醫學專業的升溫，作為熱門專業的學生與同齡人相比可能會產生較強烈的優越感，因此體驗到更多的主觀幸福感和生活滿意感。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市場經濟的發展，一些西方國家的價值觀、生活方式開始影響到當代大學生的幸福觀，使得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開始過度關注自身的物質利益及生存狀況，造成他們感受幸福能力的缺失及人際關系的緊張。另外，臨床醫學專業本科生學習壓力較大，也是造成他們幸福感程度不強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影響臨床醫學專業本科生主觀幸福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自我效能感，高低自我效能組臨床本科生的主觀幸福感得分存在統計學差異，回歸分析也表明自我效能感對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的回歸效應，這些都表明臨床醫學專業本科生的自我效能感和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大學生作為一個成長中的團體，如果在生活和學習中形成了低自我效能感，就會感覺自己沒有能力應對生活中遇到的的困難和挫折，進而產生抑郁、焦慮等不良情緒，導致幸福感下降。因此，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對提高大學生主觀幸福感有重要作用，吳心靈等(2010)的研究結果也表明醫學生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其主觀幸福感也越高。
篇10
1.1數據來源本文的研究對象為在湖北省居住一個月以上，非本區（縣、市）戶口的16~59周歲的人口，數據來源于國家人口計生委辦公廳2011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的調查數據，該調查數據采用抽樣調查和專題調查相結合的方式于2011年5月對湖北省抽取樣本點，樣本范圍包含湖北省武漢和12個地級市以及神農架林區，本次調查的湖北省有效樣本共4000人。
1.2分析方法與變量設置本文通過spss17.0軟件[4]首先進行單因素分析，通過交叉表分析和卡方檢驗，尋找可能對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有影響的變量；然后采用多元Logistic回歸模型進一步檢驗分析這些變量對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及各自的影響程度。如果分類響應因變量的結果超過兩個，那么就可以使用多元Logistic回歸，多元Logistic模型把每個結果與一個基礎類別進行對比，通常取最后一類為參照類別。本文研究的是流動人口的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因變量是三元分類變量，通過問卷調查中“和流出地相比，在本地是否感覺更幸福？”的題項來獲得，回答類別分別是更幸福、差不多、不幸福和說不準，本文將“差不多”和“說不準”合并為一類，定義為本地和流出地相比是同樣幸福，簡稱“同樣幸?！保ǜ腋?，同樣幸福為2，不幸福為3）。自變量的選取綜合考慮影響被調查者幸福感的各種因素和問卷的實際情況，按照前述的幸福感函數分為以下五組因素：（1）個人特征因素，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戶口性質和受教育程度；（2）經濟因素，包括家庭每月總收入、總支出、現住房性質、從業狀態和就業身份；（3）福利政策因素，包括是否有城鎮養老保險、醫保、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城鎮低保和住房公積金；（4）業余生活狀況，包含是否參加業主委員會活動、是否參加社會公益活動、在本地和誰來往最多；（5）社會認同因素，包含是否覺得本地人總是看不起外地人、是否覺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為其中一員、我是否喜歡現在居住的城市和是否參加選舉、評先進活動。
2實證分析
2.1流動人口幸福感的描述性統計和卡方檢驗從調查結果看，流動人口中認為和流出地相比，現在更幸福的人口有1455人，占比36.4%，認為和流出地差不多幸福的人口為2372人，占比59.3%，認為現在比流出地不幸福的僅僅173人，占比4.3%。說明絕大多數流動人口還是認同現在的幸福感至少不比在老家差。交叉表分析和卡方檢驗結果顯示，從個人特征因素來看（表1），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和戶口性質因素的差異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都不顯著。表明對于湖北省的流動人口，個人特征因素和主觀幸福感沒有顯著的關系。從經濟因素看（表2），流動人口家庭每月總收入最低的0元，最高的100000元，單獨研究每種收入的家庭意義并不大，我們將收入分成4類，分別將2000元以下，2001~5000元，5001~10000元以及10000元以上記為1，2，3，4四類，研究每一類收入的家庭幸福感有無顯著差異；家庭月總支出最低的為200元，最高的為30000元，同樣我們將支出分為1000元以下、1001~3000元、3001~5000元，5001~8000元和8000元以上五類，分別記為1，2，3，4，5。從表中可以看出家庭總收入、家庭總支出、從業狀態、就業身份以及住房性質上的差異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都很顯著，說明經濟因素的差異是主觀幸福與否的一個重要因素。從福利政策因素看，流動人口的狀況有待提高。流動人口有城鎮低保、生育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養老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的比例都非常低，分別只占0.2%，0.6%，0.7%，0.7%，8.6%，0.4%，可以看出流動人口的福利保障是非常薄弱的。從福利因素與主觀幸福感的卡方檢驗表（表3）看，是否有城鎮低保、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等多種福利因素與主觀幸福感都沒有顯著關系，可能是由于享有這些福利的流動人口樣本太少，以至于可以忽略這些樣本。從業余生活狀況看，參加過業主委員會的活動的流動人口210人，占比5.3%，沒有參加過的2744人，占比68.6%，還有26.2%的人是不適合參加這項活動；參加過社會公益活動的流動人口1333人，占比33.3%，沒有參加的2404人，占比60.1%，有6.6%的人不適合參加。說明流動人口在新的城市中參與各項活動的還比較少。在本地和誰來往最多的問卷中，與戶籍人口同鄉、流入人口同鄉來往最多的比重分別為22.2%、24.8%，也就是47%的流動人口平時來往最多的人是老鄉，與其他本地人來往最多的占31.9%，說明在湖北的流動人口和本地人的交流還需進一步加強，不能僅僅和老鄉來往。從業余生活與主觀幸福感的卡方檢驗看（表4），是否參加社會公益活動、是否參加業主委員會活動，平時和誰來往最多對主觀幸福感有顯著影響，表明業余生活狀況也是影響湖北省流動人口幸福的一個重要因素。從社會認同角度看，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我喜歡現在居住的城市”分別占比重43.8%和53.7%，即97.5%的流動人口喜歡現在居住的城市。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當中，成為其中一員”的比例分別為46.4%和48.5%，即94.9%的流動人口愿意成為新的城市中的一員。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我感覺本地人總是看不起外地人”的比例分別為5.9%和19.9%，即只有25.8%的人認為本地人歧視外地人。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我覺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為其中一員”的比例分別為37.4%和57.1%，即94.5%的流動人口認為本地人愿意接受自己。參加過選舉、評先進的流動人口占比例14.0%，沒有參加或者不適合參加選舉、評先進的占86%，表明流動人口的政治權利還比較薄弱。從卡方檢驗看（表5），本地人是否總是瞧不起外地人、本地人是否愿意接受我成為其中一員、我是否喜歡現在的居住城市和是否參加本地的選舉、評先進活動等因素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都很顯著，說明湖北省的流動人口能不能被當地人認可和主觀幸福感有緊密聯系。
2.2流動人口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分析根據上一部分的分析表明，在影響流動人口幸福感的五組因素中，經濟因素、業余生活因素以及社會認同因素對幸福感有顯著的影響，而個人特征因素、福利因素對幸福感的影響不顯著。下面采用多元邏輯斯蒂回歸分析法具體分析顯著因素對幸福感的影響。（1）經濟因素從模型模擬信息表(表6)中的sig的值小于0.01可以得出方程有效。由似然比統計量（表7）檢測的結果可以出家庭每月支出、家庭每月收入、住房性質對方程有重要意義（sig的值小于0.05）。由參數估計表（表8，只列出參數顯著的變量）可以看出（基礎類型為：不幸福，支出=1，2，3，4，5按照支出由小到大的排列，具體含義前文已述），家庭支出對幸福感的影響是顯著的，由于分析結果表篇幅過大，這里只列出顯著的變量。由表可以得出，更幸福的截距項為正，系數18.98代表支出為5的人更幸福的概率與不幸福的概率之比的自然對數，表明每月支出最多的家庭更幸福的概率比不幸福的概率大，同樣幸福的系數19.86，代表支出為5的人同樣幸福的概率與不幸福的概率之比的自然對數，表明每月支出最多的人同樣幸福的概率比不幸福的概率大，其他支出水平下的系數都為負且有顯著意義，表明支出較低的人更幸福的概率比最高支出的人低。而經濟因素中的其他影響因素都不顯著，說明收入、住房性質、就業身份等因素雖然都對幸福感有一定影響，但這種影響并不明顯，這種現象也說明了有錢不一定幸福，物質條件好并不是幸福的充分條件，而支出對幸福感有顯著影響，說明消費的越多的人幸福的概率越大。（2）業余生活因素從模型擬合信息表（表9），得出方程有效。由似然比統計量（表10）檢測的結果可以看出是否參加社會公益活動、是否參加業主委員會活動、本地和誰來往最多對方程有重要意義（sig的值小于0.05）。由參數估計表（表11，只列出顯著的變量）可以看出，只有參與了社會公益活動和參與了業主委員會的活動的系數在0.1顯著水平下是顯著的，說明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和參加業主委員會活動對流動人口的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是顯著的，系數都為正表明參加了社會公益活動和業主委員會活動的流動人口更幸福的概率更大。（3）社會認同因素從模型模擬信息表（表12）中的sig的值小于0.01可以得出方程有效。由似然比統計量（表13）檢測的結果可以看出是否喜歡現在居住的城市、是否愿意融入現在的城市、是否覺得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本地人是否愿意接受我對方程有重要意義（sig的值小于0.05）。由參數估計表（表14），關于是否同意喜歡現在的城市的回答中（基礎類型是完全同意喜歡現在的城市），可以看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和基本同意的系數均為負數，表明和完全同意喜歡現在城市的比較，他們更幸福的概率較小，更喜歡現在居住城市的流動人口覺得更幸福的概率更大。關于是否愿意融入本地的回答中（完全同意愿意融入本地為基礎類型），可以看出不同意和基本同意愿意融入本地的系數為負，表明更愿意融入本地的流動人口感覺更幸福的概率更大。關于是否同意本地人總是看不起外地人的回答中（基礎類型是完全同意本地人總是看不起外地人），完全不同意和不同意的系數為正，表明越是感覺本地人總是瞧不起外地人的流動人口有更大的概率主觀不幸福。關于是否同意本地人愿意接受我的回答中（基礎類型是完全同意外地人愿意接受我），完全不同意的系數為正，說明越是感覺本地人愿意接受我的流動人口，主觀更幸福的概率更大。在同樣幸福的流動人口中，顯著的變量系數均為負，表明和完全同意喜歡現在的城市的人口相比，不同意喜歡現在城市的流動人口更幸福的概率更低，和完全同意本地人愿意接受我相比，不同意本地人愿意接受我的人口更幸福的概率更低，也表明了越是喜歡現在城市越是覺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的人口往往主觀更幸福的概率也越大。
3結論與政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