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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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天論》中，荀子指出，天星墜落、社木鳴叫、日蝕月蝕、風雨不調、怪星常見于天等現象，人們不了解其原因而感到奇怪是正常的，但若畏懼這些現象就大可不必。他解釋說：這些現象“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荀子認為最可怕的是“人妖”，即統治者“政令不明、舉措不時、本事不理”所造成的災禍。只要政治清明，人們不迷信，就是有了自然災害也不會形成太大影響。天地自然的變化都按自己的規律運行，不受人的意志干擾，用荀子的話來說就是“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為小人匈匈也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商周以來的君主，常以君權天授為中心，論證自己權力的合理性，荀子卻明確地說，天對于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圣王、暴君都與天無關。這對于傳統的天命觀顯然是巨大的沖擊。

荀子的天論達到了那個時代所能夠達到的思想高度，對于它在思想史上的價值的確應當充分肯定，但若硬給它帶上一頂“唯物主義”的桂冠，則大可不必。論者一般以為荀子提出了與唯心論的“天人合一”說相對立的“天人相分”理論。其實，“天人相分”說，只是論者對荀子思想的一種理解，荀子自己并沒有說過“天人相分”，他只說過“明于天人之分，則謂至人矣”（《荀子·天論》）。荀子所強調的是要弄明白天和人各自的名分。這里的關鍵在于“天人之分”的“分”，不是作為動詞的分別、區分之意，而是作為名詞的職分、名分之意。在戰國時期的文獻材料中也有許多作為名詞的“分”字之例，如：《孟子·盡心上》謂“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商君書·定分》篇謂“名分已定，貧盜不取”，都是典型的例證。這些文獻材料證明，作為名詞的“分”字之義在于“職分”和“名分”。鄭玄注《禮運》謂“分，猶職也”，是正確的。“分”字的這個意義，有時也被寫作“份”，這個意義上的“分”字也應當讀為“份”之音。

荀子關于天人關系的思路是：天有常規，人有等級，高明的人便會“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荀子·榮辱》）。荀子所提倡的“明于天人之分”，其目的就在于此。荀子所說的“不怨天”的“知命者”就是“明于天人之分”的“至人”，亦即“順命以慎其獨”（《荀子·不茍》）的君子。所謂“明于天人之分”，意即明白天、人兩者的名分、職分而不可僭越。當然我們這里不是說這句話完全與天人的區分、劃分沒有關系，而只是說其主導思路在這里并非是區分天與人的界限。

“天”的名分、地位，亦即“天”的屬性如何呢？荀子對此曾經進行過許多分析。戰國時期諸子的天論從多種角度進行過探析，或謂天為自然之天；或謂天為神靈之天；或謂其為倫理之天。在荀子的理論體系中，天雖然并沒有絕對摒棄自然屬性，但“天”的自然屬性是湮沒在它的神的屬性之中的。人們對于高高的天和運行著的日月、星辰等有自然的、直觀的印象。荀子正是利用了這種粗糙表象來闡述天的神秘屬性。荀子認為

“天”不僅是有目的、有意志的神，而且還有自己的道德屬性，“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的道德屬性里面，荀子認為最重要的是“誠”，“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荀子·不茍》），天的篤實不欺的品格，是它造就萬物的保證。《荀子·天論》從各個方面論證了天的公正無私、毫不偏袒的品格。由于天的公正無私，就使得人們在社會動亂時不會產生對于天的怨恨之言，所謂“知天命者不怨天”（《榮辱》）的道理就在此。荀子指出，天是人世間的統治者的圭臬，說他們應當“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荀子·正論》）。所謂“天帝”本來是人按照世間君主的形象塑造出來的，但荀子卻顛倒過來，以為世間的君主乃是“天帝”的影子。

篇2

關鍵詞：《正名》;荀子;社會語言學

社會語言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于20世紀60年代誕生在美國，中國的社會語言學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也經歷了初創、迅速發展、穩定深入三個階段。雖然在我國社會語言學起步較晚，但是對社會語言學的一些基本問題的研究卻在很早就已經出現，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保留下來的典籍中，其中荀子作的正名篇能較集中地反應對語言的看法，其論述至今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

一、語言的產生

荀子說“名無固宜，約之以名，約定俗成謂之宜，異于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

“名”指的是事物的名稱，“名無固實”是說名稱不是固定的指稱某一事物的，名稱和事物之間本來沒有什么本質的必然的聯系，名稱只是代表了客觀事物的符號而已，也就是說語言名稱和客觀事物之間的關系本初是任意的。這和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綱要》里所講的“語言符號是任意的”的這個意思表達是一致的。雖然在名和實之間沒有什么必然的聯系，但也并不意味著名就可以任意的指稱事物，聯系“名”和“實”的是約，即是指社會的約定。“異于約謂之不宜”，語言和客觀事物之間經過社會的約定俗成之后，他們的關系就會固定下來，成為了標準，再就不能任意更改，并且還具有一定的強制性。正像索緒爾所講“事實上，一個社會所接受的任何表達形式，原則上都是以集體習慣，或者同樣可以說，約定俗成為基礎的”。

“名無固宜”和“約定俗成”從任意性和強制性這兩個方面闡述了語言符號的特性。任意性指的是語言符號在產生之初是任意的，與客觀事物之間沒有什么本質的必然的聯系。而強制性是指語言在社會生活的實際運用當中，就具有了一定的強制性。

語言與社會的關系是社會語言學研究的基礎理論問題之一，荀子運用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提出了“約定俗成”的理論，開創性的指出了語言是“任意性”和“強制性”的結合，正確的闡述了語言的社會本質，對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二、歷時和共時的社會語言觀

從歷時的角度講，語言是一個在繼承中發展著的系統。語言是社會的產物，并非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相應的發生著變化，荀子在《正名篇》中對此也有比較較深刻的闡述，例如，“后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于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他還進一步解釋說，“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于舊名，有作于新名。”荀子此說不僅闡述了一個制名的方法，而且也是一個對語言也需要創新也需要發展的一個表述。“名”不是一成不變的，既有循舊，也有作新。循舊名與作新名都是制名的方法。前者是對前代語言文化的繼承和襲用，保證了語言的穩定性和繼承性，使得交際能夠順暢地進行，后者強調了語言也需要適應變化了的社會觀念，語言是在繼承中發展的。荀子“循舊作新”的語言觀在某些方面可以說是對孔子的循舊束新、過分強調語言的永恒性和穩定性的一種糾正。

從共時的角度來看，荀子也揭示出了語言具有方言與共同語的區別。在荀子生活的戰國時代，漢語方言主要有南北兩系，南系有楚語和越語，北系為夏語。周游列國的荀子，對各地的語言、風俗等有著廣泛的接觸，并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儒效篇》中說：“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這就說明荀子已經認識到語言的地域變體，方言就像風俗習慣一樣隨居住地和環境不同而不同。他在，《榮辱篇》中說：“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這就好像越人習慣使用越語，楚人習慣使用楚語，君子無論居住在什么地方都習慣使用雅言一樣，不是自然具有的本性和認識能力使他們這樣，而是由于他們的習得和風俗習慣不同所造成的。在這里，荀子不僅強調了語言因地理環境因素而產生的地域之別，形成各地地域方言，而且還超越地域方言，關注到了專屬于社會集團變體的共同語――雅言。雅言又稱夏語或諸夏之言，是在吸收了各地方言中最好的部分及最共通的成分之后而行成的書面語。所以，雅言不僅適用范圍廣，而且王室宮廷和讀書人等君子爭相使用。寫文章不用雅言，必然會造成交際上的障礙。

三、語言的社會功能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辭擅作名，以亂作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奸，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拖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托為奇辭以亂正名，故一于道法，而謹于循令矣，如是則其跡長矣，跡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于守名約之功也。”

“名定而實辨”指的是事物的符號名稱確定下來之后，不同的事物之間也就好區分和辨別了，那么道術也就能夠得以施行，意志也就能夠得以暢通，人們也就遵從并且取得一致的認識。荀子還對“以亂正名”的人進行了批判，稱他們為“大奸”其罪惡不亞于假造契券、尺稱的罪惡，這樣人民就不敢亂用名稱，也就變得真誠樸實，也就容易使役，長此以往，人民依于法制，遵守命令，為政者也就可以成就功業，長治久安了。荀子完全是從當政者的角度來論述語言功能的，他把語言的規范同治理國家、治理人民緊密聯系在一起，這就在某些方面夸大了語言的功能。

“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費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

荀子在這里指出了語言具有“別同異”、“明貴賤”的功能。不同的人群，他們的形體容貌和心理是不同的，尊卑和貴賤如果不分明，相同和不同如果沒有區別，這樣必然會造成模糊不清的病癥，而事物勢必就會有困頓荒廢的禍患。所以，制定名稱來指稱客觀事物，就可以使貴賤高低分明，相同和不同清晰了。“別異同”是指語言還具有認識的功能，能夠區分不同的事物，指出事物的異同。“明貴賤”是指語言能夠區分高低、貴賤，這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語言是沒有階級的。

四、結語

綜上所述，荀子揭示了語言在社會發展中草創之初的任意性、歷時和共時的社會語言觀、語言的社會功能。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荀子的很多思想與現代語言學理論幾乎可以說是不謀而合。但是，荀子的語言觀終究是附屬于封建政治理論思想的，他更為關注的是語言的社會政治功能和道德教化功能。盡管如此，他敏銳的社會洞察力和精要入微的分析對儒家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仍然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為中國古典語言學的建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中國現代第一部《中國語言學史》中，語言學家王力先生曾強調過荀子的社會語言觀、語言的繼承和發展觀以及語言變異等語言問題，肯定了作為哲學家的荀子對語言學理論的突出貢獻。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荀子對語言的社會本質、語言的地域變體以及社會變體的論述，為我們研究古代社會結構與語言的共變關系，追溯共同的發展歷程提供了很好的歷史的淵源和知識佐證。荀子的這些經典的語言觀也成為了中國社會語言學發展的導向路標之一。（作者單位：新疆師范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

參考文獻：

[1]郭熙.中國社會語言學.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

[2]【瑞士】費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綱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3]《諸子集成》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

[4]陳原《社會語言學》商務印書館，2000.

篇3

【關鍵詞】人欲；以農為本；富民；富國

一、義利論和人欲論

荀子認為人有好義和好利兩個傾向：“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 ①按照他的性惡論，好利是生而有之，好義則是后天教育的結果：“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 ②求利是人的天性，但是沒有限制的求利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無休止的爭奪，必須用義來進行調節。荀子對此做了深入的分析：“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多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 ③ “人能群”就是人能形成群體性的社會，人在社會中有等級職業及相應的利益分配，分配的標準就是義。人類社會因為有義才能有秩序，形成合力，并產生強大的能量，使萬物為人所用。因此義是人區別于禽獸的本質屬性，并是人成為萬物靈長的愿意。這樣義、利就是人所兩有了。

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而荀子卻說義、利為人所兩有，無論、不管君子還是小人都是一樣的。這是理論上的進步。但同屬儒家學派，荀子仍然主張以義克利，并把義和利看做是對立的兩極，兩者非此即彼。但這只是荀子談義利時的觀點，而在他的人欲論中，實際上表示了他對個人身份相當的那種私利的肯定。

對利的需要從主觀上說就是人的欲望。荀子認為人生來就有欲望，而且每個人的欲望都是沒有區別的：“凡人又所一同：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爾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又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④人除了必須的生存欲望，還有追求物質享受的欲望：“夫人之情，目與極色，耳欲極聲，口欲極味，鼻欲極臭，心欲極佚。此五極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⑤荀子認為人除了滿足直接消費的欲望外，還有持續不斷的積累財富的欲望。荀子沒有考慮人的欲望千差萬別，更沒有討論形成某些欲望的社會原因，而只將欲望歸之于人性。

荀子強烈反對靠“寡欲”和“去欲”來治理國家，而主張“道欲”和“節欲”。他認為人欲的有無和多少都無關于治亂，因為“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人欲是先天就有，對欲望的追求則決定于人心。所以，天下的治亂在于滿足欲望的行動是否合乎義，在于能否處理好主觀與客觀、需要與可能的矛盾。即使人欲過多，只要滿足人欲的行為合義，也無傷于國家的治理。所謂滿足欲望的行動合義，就是要對欲望有所節制，天子也不例外：“雖為天子，欲不可盡也。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 ⑥

孔子、孟子都承認人性對富貴的追求，但都把欲望看成是人性中消極、不義的陰暗面。荀子則對人欲持肯定得態度，這在認識上是很大的進步。肯定人欲就要考慮如何滿足人欲，這體現在荀子的富民富國思想中。

二、荀子的富民富國思想

荀子是一位犀利的現實理論家，他以敏銳的眼光觀察歷史和社會，提出了富民主張，認為人人皆向往富、追求利是，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絕不應該逆此而行。

荀子認為思富而棄貧，是人固有的本性。例如，荀子曾說：“今人之性，生而又好利焉。” ⑦ “不富無以養民情”。⑧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 ⑨他認為這種“好利求富”的欲望，是每個人天生就有的，不會分什么“君子”或者“小人”。

富民是反“均平”的思想。隨著封建生產方式的發展，新興地主階級積累了大量的財富，而原來的奴隸主貴族，一步步由富而貧，有的成了破落戶。面對這種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孔子提出“均無貧”的主張，他說：“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⑩而在孟子看來，封建國君“辟土地，充府庫”的“今之所謂良臣”為“古之所謂民賊”。孔孟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即主張“均貧”。荀子站在新興地主階級的立場上極力反對“分均”，他說：“分均則不偏，勢齊則不一，眾齊則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是天數也。” {11}荀子認為，名分都是相同的，就無法治理，勢位相等就不能統一，眾人一樣就很難役使。所以不能絕對平均分配社會財富，必須有貧富等級存在。而且荀子認為，求富為人之本性，富就不會被少數人所壟斷的 。

“富民”會不會導致“國弱”呢？先秦諸子的看法是不同的。孟子只講富民，不講富國。他說：“易其田疇，薄其賦稅，民可使富也”。{12}荀子不這樣認為，在他看來，富民和富國是相輔相成的，相互聯系的，富民的過程就是富國的過程，即“下富則上富”。荀子對此作了很詳細的解釋：“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余，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余弱丘山，不是焚燒，無所藏。夫君子奚患乎無余”。{13}這段話的大意是，統治者要按照規定征從賦稅，按照禮儀制度節約用度，使民有余力，國家才能富足。就是說，老百姓財富有了積累，經濟上寬裕了，才會有能力擴大再生產，把田地種好，這樣糧食就會成倍的增長。反之，老百姓貧困，就無法向土地投入，導致土地越種越貧瘠，產量越來越少，這樣國家的賦稅收入就會逐漸枯竭。按荀子所主張的“田野什一”之稅征收，生產的糧食多了，國家賦稅就自然會增加。荀子把富民與國富聯系起來，并把國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礎上，在當時那是很先進的。那么，通過怎樣途徑才可以達成共同富裕的目標？

第一，開源節流和節用裕民。

關于開源節流，荀子說：“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窯倉稟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意思是，百姓的財富生產是本，是源，國家貯藏財富和征收賦稅是末，是流。“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14}做到“上下俱富”。荀子認為這是“知國計之極”的表現。從以上知，荀子開源節流的主張就是要多生產，少征稅，將收入的農產品盡量的保留在民間。“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說明國家財政收入的提高應建立在人民擁有財富增加的基礎之上。

關于節用裕民，荀子說：“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余。節用以禮，裕民以政。”荀子的節用思想與墨子的節用有很大區別。墨子主張無差別的節用，荀子則主張有等級的節用，即“節用以禮”，人的身份不同，節用的標準也不同。而且荀子還主張通過滿足人的消費欲望以調動人的勞動生產積極性，從而得以讓財富不斷的增加。什么是“裕民”？荀子說：“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民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其中所列的裕民政策，除了“省商賈之數”之外都屬于輕徭薄賦的范疇，這是裕民政策的核心內容。荀子討論了是否實行裕民政策會造成的不同后果：“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 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則必有貪利糾取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它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 {15}

第二，以農為本。

荀子提出了“強本”“務本”等主張。荀子認為，要富民富國，就必須竭力發展農業生產。與傳統思想家一樣，荀子把農業生產看作是衣食之源，也是社會財富的根本來源。他主張，發展農業生產這個根本，首先要有足夠的勞動力。他明確提出：“士大夫眾則國貧，工商眾則國貧” {16}要富就得“省工賈，眾農夫”。就是說，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多了就能增加社會財富，使民和國都富起來，反之，脫離農業生產的人過多，財富就會減少，上下俱貧。荀子還要求封建統治者加強對農業生產的管理：“修堤梁，同溝澮，行水潦，安，藏，以時決塞，歲雖兇敗水旱，使民有所耕艾”；“相高下，視肥磘，序五種，省農功，謹畜藏，以時順修，使農夫樸力而寡能。” {17}不僅要興修水利，防治水旱災害，而且要察看土質好壞，因地制宜，精耕細作，同時還要保護自然資源，如保護山林湖澤，草木魚鱉等。此外，荀子認為，光是增加農業勞動力還不夠，還得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無奪農時”，使農夫“樸力而寡能”，如“罕興力役”等，其目的是為了穩定農業勞動力，保證農作時間，并使農民老實的、專心用力的從事農業生產，努力耕作。、

第三：肯定工商業地位

荀子在論述“強本”時，主張“省工賈。眾農夫”的主張，但我認為這同法家的“強本抑末”有很大區別。荀子的意思只是與農業地位相比較而言，工商業的地位和作用稍遜，但是他并沒有完全輕視和否定工商業在整個社會經濟中的作用。荀子認為，農業生產活動離不開工業，工業也能促進農業生產發展。就以當時的手工業來說，鐵工，木工，陶工等生產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有利于農業生產，能都使“農夫不吹削，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18}這就是說，制造質量好的靈巧的生產工具，有利于發展生產，增加財富收入。

荀子主張“王者之法”要做到“通流財務粟米，無有滯留”，“四海之內若一家”。“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緎，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旌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19}這里荀子雖然沒有明指商業，但顯然只有商業才能在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的消費者之間起到互通有無的作用。

荀子認為工商業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對于經營工商者給予了肯定評價。

三、小結

荀子認為追求欲望的滿足是人的本性，這也成為人們積極從事勞動生產創造社會財富的原動力。人類的整個歷史過程中，都重復著滿足人欲，產生新的人欲，再滿足新人欲的循環。而滿足欲望的途徑有很多，荀子的思想在當時具有前瞻性，他不僅認識到國家統治政策的重要性，還意識到自然與環境的基礎作用；盡管他繼承了中國古代一貫的農本思想，但是也沒有肆意貶低工商業。荀子帶有樸素唯物主義的經濟思想，不僅在當時非常先進，在當今社會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注釋：

①《大略篇》

②《榮辱篇》

③《王制篇》

④《榮辱篇》

⑤《王霸篇》

⑥本段引文均見《正名篇》

⑦《性惡》

⑧《大略》

⑨《榮辱》

⑩《論語·季氏》

{11}《王制》

{12}《孟子·盡心上》

{13}《富國》

{14}本段均引文《富國篇》

{15}同上

{16}同上

{17}《王制篇》

{18}《王霸篇》

{19}《王制篇》

【參考文獻】

篇4

[關鍵詞]荀子 傳統文化 心理衛生

荀子作為先秦時期儒家最后一位集大成者,“集百家之學說,成一家之言”。荀子的思想主要體現在《荀子》一書中。這部著作不僅包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政治主張、經國策略,而且還有較全面、較系統的心理衛生思想,本文就其中蘊含的心理衛生思想進行簡要分析,以期對我國當前的心理衛生與保健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客觀認識自我并悅納自我

在現代社會,人們所面臨的種種困惑和追問,無不與自我認識這一主題息息相關。而荀子早在兩千多年前提出了人性惡與人貴論思想,這對當代人如何正確認識自我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同另外兩個儒學大師孔子和孟子相反,荀子并不避諱談論人性的弱點,他從人的本質欲望著手,提出并闡釋了“人之性惡”,并把這些人性固有的弱點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欲望人人都有,譬如“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薄愿厚,惡愿美,狹愿廣,貧愿富,賤愿貴”。(《性惡》)人們的欲望就是這樣“窮年累世而不知足”。(《性惡》)荀子認為,一個人只看到自己的優勢,而忽視自身固有的不足,就會盲目樂觀、自以為是,難與人相處。過高或過低地評估自己,都易導致自滿或自卑,不利于自我的成長。如果看清楚了人性之中本來就存在的缺陷,正所謂“其善者偽也”,經過后天的努力,我們將會發現自己愈來愈好。相比之下,認為人性本善的孟子則由于對人的本質太過于樂觀而顯得有些理想主義了。甚至在當代,一提到荀子的性惡論,就有不少人唯恐避之不及,這種現象實質上則暴露出了人們不敢正視自我的極度脆弱心理。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類對自然界的征服,使得人們的自尊心急劇膨脹,惟我獨尊,不能夠也不愿意正視并接受自身仍存在的缺欠。

如果一個人只看到自己的不足或缺點,就會喪失信心,缺乏朝氣和積極性。因此荀子在談論人性弱點的同時,并沒有忘記探討人的優點。他提出了非常有影響的“人貴論”思想。“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非相》)在荀子看來,人與動物和植物相比其高貴之處在于:人有分辨、判斷、自我認識等高級的智慧,而其他生物則不具有,這便為人類認識自我提供了可能性。

所謂“吾日三省吾身”,即通過內省形成客觀的自我認識和評價,并悅納自我,對個人內在的心理與外在行為及人際關系皆大有益處,這正是現代人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前提條件。正如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所說:“認識自己,是人類的最高智慧。”老子也說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尤其在當今二十一世紀,“以人為本”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認識自我將成為人類個體乃至整個社會不斷發展和完善的基本前提。

二、心平愉――保持良好的心境

荀子對愉悅的心境所產生的積極作用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正名》)意思是說,心境愉快時,雖然沒有美好的供養,但耳、目、口、身卻也能覺得享受到了美好的東西。同時荀子也指出了消極的情緒所產生的不良后果:“斗怒,害也”,(《臣道》)“快快而亡者,怒也。”(《榮辱》)從現代科學的觀點來看,荀子關于情緒的說法是非常有道理的。培根也曾說過:“在吃飯、睡覺、運動的時候,心中坦然,精神愉快,乃是長壽的最好秘訣之一……至于心中德情感及思想,則應避嫉妒,焦慮,壓在心里的怒氣……”現代心理衛生學研究也表明,樂觀、開朗的人大多高壽,其原因在于:如果一個人能夠經常保持平靜恬淡的心境,減少心理沖突,就能夠使得神經系統和內分泌系統的正常功能得以維持。而神經系統和內分泌系統的正常運行,又有利于提高自身免疫系統的功能,自然能夠維持身心的健康。

如何保持良好的心態呢?荀子認為,人的需要的合理滿足以及對不合理欲望的有效節制可以使人產生心理上的平衡。欲望人人都有,這是很自然的。當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得不到滿足時,人就會處在一種緊張狀態中,心理平衡就難以維持。但是,個人欲望是不可能完全得到滿足的,即使通過努力進取,也只能一部分得到滿足。尤其在當代社會,過度的物欲不僅敗壞著人的道德意志,而且也損害了人們的身心健康。因此荀子所主張的“進則近盡,退則節求”的思想在當今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他要求人們在可以進取的情況下,就盡量使自己的合理需求近于滿足;在應該退讓的情況下,就應節制自己的不合理的欲望,這樣才有利于維持心理上的平衡狀態。

三、治氣養心,修德養生

荀子認為,養生必養心。“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修身》)意思是說,用調理血氣來保養身體,其壽命之長可排在彭祖的后面,用培養自己的好品德來達到自強,其名聲可與堯、舜相媲美。“治氣”方能養心,“君子養心莫善于誠,至誠則無他事也。”(《不茍》)荀子說:“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毅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修身》)意指如果血氣剛強,就用心平氣和使其柔順;如果思想深沉而不明朗,就用坦率忠直使其改變;如果勇猛兇暴,就用循規蹈矩去幫助;如果行為輕率,就用動靜有法去限制;如果心胸狹隘,就用廣博寬大使其開闊。“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修身》)荀子認為,遵循禮儀,獲得良師的指點,愛好專一是調理血氣、修養心境的最佳途徑。

荀子還推崇修德養生的觀點。他認為 “有德則樂”,“樂則能久”,人應該把對完美道德的追求放在第一位。“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修身》)意志、道義可以超越富貴、地位,注重道德品質的修養就會看輕身外之物,獲得一種精神上的優越感,達到心理上的平衡。人生真正的快樂莫過于心胸坦蕩,精神上充實愉悅,因而只有“賢者”,即道德修養高的人才能享受心靈的平和輕松。孔子就曾說過“仁者壽”,“有大德必得其壽”,“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說明我國古人早已認識到,良好的道德和性格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標志之一,道德高尚和性格開朗的人,就不會患得患失,這樣就能免除各種焦慮煩惱,經常保持樂觀的情緒狀態。

四、化性起偽――重視學習,加強主觀努力

荀子提出了“人性本惡”之后,并沒有對人的惡的本性感到失望,相反,他提出了“化性起偽”的主張,認為人性經過加工改造是可以變惡為善的。荀子認為后天的學習是改造人性的必要條件,因此他非常重視學習。“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勸學》)他又說:“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后正,得禮儀然后治。”(《性惡》)

荀子還強調了人的主觀努力在“化性起偽”中的重要價值:“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性惡》)為什么“小人”不能成為“君子”,“君子”也不能成為“小人”呢?關鍵在于“肯為”與“不肯為”,能為而不為或可為而不為。“不積硅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勸學》)只要有堅忍不拔的毅力,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成功的。大多先哲都是靠這樣一種“鍥而不舍,金石可鏤”的信念來成就自我的。荀子還強調學習重在實踐,“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勸學》)學習必須要親身實踐,深切體驗,即所謂的“實踐出真知”。在實踐中學習,并在實踐中充實和完善自己,這對于那些因心靈空虛而飽受各種心理問題困擾的現代人來說,無疑是一劑良藥。

五、居必擇鄉,游必就士――環境塑造法

心理學研究表明,人的心理機能是對環境長期適應的結果,人的心理和行為取決于當前的刺激、個性特征、整個環境及特征。“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變也,所漸者然也。”(《勸學》)荀子認為,環境對人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荀子尤其注重生存環境中習俗對人性的影響。一個人要變惡為善,就應積極主動選擇生存環境,即所謂“居必擇鄉”。因為居住在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中有利于積累“善”的品質,從而改善自己與生俱來的“惡”。“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積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不茍》)環境對人的心理和行為具有普遍的制約作用,通過選擇良好的生活環境,避開外界的不良因素影響,在積極健康的環境中,使心理也向著健康的方向發展。在好的環境中,人自然會受到好的影響;而在惡劣的環境中,人即使有學好向善的愿望,也會潛移默化地受到壞的影響。

除了自然環境會對人的心理產生重要影響外,個體所處的社會環境也會產生極大的影響,這主要涉及周圍人的素質、整體氛圍及人際關系等。荀子就十分重視良好人際關系的建立,并就如何選擇交往對象、交往中應該注意的問題以及交往的藝術等方面做了精辟的闡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修身》)意指選擇交往對象時要慎重,應該明白哪些是幫助我的人,哪些是害我的人,也即“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修身》)多與品行高尚、志同道合的人交往,這不僅可以提升自身素質,還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發展。“與人善言,暖于布帛;傷人以言,深于矛戟”,(《榮辱》)在交往中,應該使用中肯的話來贊美別人,避免用惡言中傷別人。“談說之術:矜莊以蒞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非相》)指說話的藝術在于,用嚴肅端莊的態度來對待人,用正直真誠的態度跟人相處,用堅強的信心來幫助人,用巧妙的比喻讓人感悟,用分析的方法讓人明白。在現代社會中,自然環境惡化,人際關系淡漠,環境適應困難等等問題,不僅影響到人們的生理健康,也同樣向人們的心理健康提出了挑戰。然而人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可以有意識地選擇有利的生活環境,培養和諧、融洽的人際關系,使身心保持俱佳狀態。因此,荀子關于交往藝術的論述在今天仍有極大的現實意義,值得我們身體力行。

動靜結合,形神俱養

荀子在養生方面主張形神俱養,以動養形,以靜養神,動靜結合。動,指精力分散雜念起;靜,指精力專一無雜念。荀子指出:“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天論》)說明人身體好壞與壽命長短,決定于后天各種保養條件是否完備,以及是否適度地運動,強調了運動對人體健康的意義。相反,若“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天論》)即忽略養生而又缺少身體活動的人,老天爺也難以使他健全,當然不可能健康長壽了。“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倦而容貌不枯”,(《天論》)則進一步說明了勤勞健身的重要性。在衣食無憂、營養充沛(甚至過剩)的當代社會,不少人就因為缺乏運動而忍受各種疾病的折磨。現代科學研究也證實了“生命在于運動”的合理性,經常進行適度的運動不僅有利于人體生理功能的健康發展,同時還會帶來良好的心理狀態。當今的全民健身運動意義正在于此。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荀子提倡的“動時”,即運動要適度,符合自然規律,而非盲目地過度運動。長時間的持續運動狀態或靜止狀態,都容易引起人的疲勞。因此,荀子還認為,只修身不修心不足以達到維護身心健康的目的,必須配以恰當的修心之法進行恒久的鍛煉,也就是“虛壹而靜”,(《解蔽》)做到了虛心、專心與靜心,就達到了最大的清澈澄明的境界。當人進入“靜”的狀態時,心境是恬淡虛無的,身體是極度松弛的,一切順其自然,這就是最好的養神狀態。尤其對于腦力勞動強度較大的人來說,靜坐不失為一種極佳的修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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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覺敷等.中國心理學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篇5

摘要  在先秦諸子百家中，荀子是一位非常重視教育問題的思想家，他一生游歷講學，曾在稷上宮——當時百家爭鳴的場所和學術中心，廣覽各家學說，還被尊為“最為老師”，并三次任學宮祭酒。荀子涉取諸家學說，成為百家爭鳴中的集大成者。在他的著作中，有《勸學》、《修身》、《性惡》、《禮論》、《儒效》、《解蔽》等篇章。從不同角度論述教育和學習問題，內容十分豐富。

關鍵詞  明分使群；起偽化性；謹順其身；虛一而靜；隆師親友

荀子（公元前313—238年），名況，尊為卿，戰國末期趙人（今山西安澤人），是我國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學家。荀子一生雖命運多舛，然其思想博大精深、穿越時空，三十二篇鴻文巨制盡顯中華民族智慧之靈光，不愧為諸子百家之集大成者。其教育思想更是他學說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教育的社會意義

“群”是荀子提出的一個范疇，他從群體和社會的角度對人類的學習和教育作了探究。他在《王制》篇中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聲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既如此，維護人類群體就是人類的首要問題，此其一；其二，為了維護群，必須“制禮義以分之”。“明分使群”，這二者都離不開教育。

首先，人通過群而生存，學習又是生存的重要形式或特征之一，而人的長處是“善假于物”，學習教育正是人類“善假于物”的表現。這里學習的意義已不限于人們道德和知識方面的增長，而是與整個人類的生存特征——以群體的形式善于利用、制造外物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有了聯系。學習受教育成了人類的本質內涵之一。其次，學習保證了人之群的實現。按照荀子的邏輯，人類要生存、發展，必須結合成群，但由于“人生而有欲”，就“不能不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荀子禮論》）這種紛危害人類群體的存在，為了使群體免遭破壞，就要有“分”，“為之制禮義以分之”，而禮義要外加于人，就必須通過學習、受教育。可見學習教育對于人類的存在具有根本意義。正如我們要構建“和諧社會”，同時也應提出建設“和諧教育”，使教育與人的全面發展相互促進。

荀子不僅從群體、社會的角度對學習、教育進行了關照，而且他認為教育對“性本惡”的個人改造具有重要作用。

二、教育的作用

荀子認為人性本惡。他說：“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 （《禮論》）；“天職既立，開功既成，形具而神生” （《天論》），即人同萬物一樣是天地自然的產物，基于這一事實荀子認為人的本性首先是自然性。自然生就的本能便是性，而性的外延是情、欲，荀子又說：“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可免也。”（《正名》）荀子認為，人的性、性、欲有四個方面的具體內容。

1、感官欲望

《性惡》篇說：“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息，此人之情性也”。也就是說耳、目、口、舌等感官所好，餓了想吃飽，冷了想穿暖，累了想休息，這些都是人的性情的本性。

2、好利

好利無疑是以感官滿足為基礎的一種主觀欲望，具體表現為對財富的追求與占有，《榮辱》篇說：“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余財蓄積之富了也，然而窮年累月不知足，是人之情也。”《性惡》篇中也說：“夫性惡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在感官滿足的基礎上，進一步追求更多物質財富的享用，而且這種追求生生世世都不會因滿足而停止，這就是人之常情。

3、嫉妒心

嫉妒心可謂是好利的外延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性惡》篇說：“生而有疾惡焉”。荀子認為：人一生下來就有嫉妒憎恨的心理。

4、好榮惡辱

《榮辱》篇說：“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王霸》篇說：“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這是說王者都有制人而不被人制的共同心理，有功高蓋世與日月爭輝的追求，有天下百姓都如影隨形的愿望，這是一種權利欲。     

感官欲、望好利、嫉妒心、好榮惡辱四個方面的表現，荀子一并都視為人的本性，于是進一步論述說：“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生而禮義文理亡焉。（《性惡》）

荀子認為人的天性中有導致惡的因素，而善則是后天形成的，本能中不存在道德和理智。如果聽任人的天性自由發展而不加節制，則會帶來不可收拾的惡果。因此，對人性必須進行改造，即實施教育。其最根本的辦法是起偽以化性，實現“性偽之合”。所謂的“偽”，是與先天的“性”相對的，指后天的人為作用，泛指一切通過人為的努力而使人發生的變化。《性惡》篇中說：“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為人者，謂之偽。”即：學了就能收到成效，經過人為造成的，叫做“偽”。那么，性與偽何以可合？ 荀子認為：“無性則偽之無所知，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全，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

性偽合而天下治。”  

除根本辦法之外，荀子認為在環境的選擇、教育者、受教育者的修身養性等方面下功夫也是改造性惡的有效途徑。

環境和習俗的熏陶是一個人成長的土壤，在《勸學》篇中荀子對社會環境的影響與作用做了精辟的論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

 

……故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土，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所以說有什么樣的風俗，就會有什么樣的習性。東西南北的各族孩童，生而啼聲無異，及其長，習性各異，原因就在于此。而歷史上著名的“孟母三遷”的故事也印證了這一觀點。

教師的教育是依一定的規矩對人加以改變的過程，也就類似于木工用墨線、微火使木變直、為輪的過程。而個體的努力荀子稱之為“積”，即不斷地注意積累知識和提高道德水平，就這樣不斷地變化本性，使之“長遷于善”，就能“長遷而不返其初”了。（《不茍》）《儒效》篇又說：“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意即：人沒有師法，本性就會任意發展；有了師法，就會增加知識的積累。師法來自于學習教育。在現實生活中，莎利文老師在海倫凱勒的成長與成功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充分說明了教師的重要性。

修身對改造性惡也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在《修身》篇中，荀子論述了以學習禮義來提高自己的品德修養。他在《正名》中也說：“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先天本性的表達要由“心”去加以節制。所以我們應通過禮義的學習凈化心靈，陶冶情操。

俗話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我們可以改造性惡的過程形象地比喻成一棵樹的成長過程，本性猶如一粒種子，環境猶如土壤，教育好比培植環節，修身乃是開花結果。再優良的種子種在再優良的土壤中如果沒有精心的培植，也會大大減小成長為為人所用的可造之“材”（賢能之士）的可能性。由此可見，教育是使人的本性由惡變善的重要手段。

三、教育的目的

荀子在《勸學》中說：“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于為圣人。”這反映出荀子教育目的的主張。

首先，出于走向統一的時代需要，也出于荀子禮法兼治的政治理想，他要求培養推行禮法的賢能之士，或者說是具有儒家學者身份且長于治國理政的各級官僚。

在《儒效》篇中，荀子將當時的儒者劃分為三類，即大儒、雅儒、俗儒。他認為俗儒只是徒然學得儒者的外表，峨冠博帶，道貌岸然，但對先王之道，對《詩》、《書》、《禮》、《義》只會做教條背誦而已，全然不知其用，“以欺愚都而求衣食焉”。雅儒的言行已基本符合儒者風范，不自欺欺人，但智慧卻不能補足法制教令沒有涉及到的地方，他們只能使“千乘之國安”。而大儒是最理想的一類人才，他們不僅知識廣博，而且能“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以已知推知未知，自如地應對從未見聞過的新事物。任用這樣的人“則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為一”。顯然教育應當以大儒為最佳目標。

其次，教育還以傳授知識，傳承文明為目的。

在《勸學》中，荀子說：“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冰，水為之，而寒于水。”這形象地說明通過教育、學習，不僅能接受前人的文化知識，還能在此基礎上有所提高和發展，以超越前人。這表明荀子認為教育的目的還在于傳授前人的知識，傳承中化文明。確實，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而人類在代代相承，逐步走向文明的過程中如果離開教育，后果簡直無法想象。

四、教育的方法、原則

荀子的教育理論相互滲透，相互聯系，其中關于教育方法和原則亦在《勸學》、《性惡》、《修身》、《儒效》等篇章中都有涉及。

1、荀子關于學習的過程和思想方法的分析相當的完整而系統。

在《儒效》篇中，有：“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其言行，不失毫厘，無它道焉，己乎行之矣。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人，其道百舉而百陷也。”

這一段話表明了學習的不同階段與過程的統一的思想。荀子認為見聞、知、行每個階段都有充分的意義，從而構成一個完整的學習過程。

其一，見聞。荀子認為見、聞是學習的起點和獲取基礎知識的來源，即人的學習來源于口、目、耳、鼻等感官對外物的接觸，從而形成不同的感覺，這就使學習活動成為可能。在見聞的基礎上，學習必然向更高一階段發展，這就是“知之”。其二，知。荀子在《懦效》篇中說：“舉統類而應之，……，是大儒者也。”換言之，學習且善于運用思維的功能去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就能應對前所未遇的事件。這就是知——思維在學習過程中的意義。由此可見，荀子十分重視思維這一環節。從外界獲取的知識通過大腦思維處理后，最后付諸于“行”——學習的最高階段。其三，行。荀子認為：“學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這也應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荀子將“行”作為學習的目的和最終歸宿，來檢驗由見聞、知而得來的東西是否切實可靠，只有到此時，“知”才能算是真正“明”了。荀子的“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在這里他注意到學習是見聞、思考、行動三者相環相扣的過程，將孔子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以及“吾到一以貫之”所道出的學與思、一以貫之的關系論述得非常精微，至今仍值得我們反復玩味。

2、荀子對于教與學的方法也有所研究。我們分別從教授方法和學習兩個方面進行探討。

（1）教授方法。 荀子關于教學方法的論述主要可以歸為兩條，即“問而后告“和”謹順其身“。關于”問而后告“，可謂是孔子”不憤不啟，不排不發“的繼承。荀子在《勸學》中說：”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三，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響矣。“單從表面上看，荀子此觀點似乎有些不近人情，教師為何要到學生問時才告呢？但從深層次思考，我認為荀子的”問而后告貴在啟發學生獨立、積極地去思考問題，提出質疑，這種出發點不正與兩千年后的今天我們所提倡的創造性學習、啟發式學習如出一轍嗎?可見荀子教學思想的超前性和進步性。而關于“謹順其身”，荀子在《勸學》篇中說到:“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 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面后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后可與言道之禮；色從，而后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 ；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 ，謹其身。”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教育者要時刻注意受教育者的求學狀態，來把握適當的教學時機，還要根據他們提問的內容決定是否要回答或怎樣回答。對于提出那些粗野惡劣、不和禮法的事不應回答；對于為了“爭氣”者，不應與之辯。而教育者應“不傲、不隱、不瞽 ，謹順其身”。

（2）學習方法。  關于學習的方法荀子認為學習者自身不但要有“專一積學”的吃苦精神，還要有“虛一而靜”的心理狀態，同時還要注重“善假于物”的手段，做到“隆師親友”，并始終明白“學無止境”的道理。

首先，荀子認為學習者學習要專一、精進不已。作為《荀子》一書首篇的《勸學》就說到：“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鰲，非蛇、鱔之穴無可寄托者，用心躁也”。荀子用形象的話語告訴我們學習要專一的道理。當然，在選擇人生目標和道路時也應如此。在選定專一的目標后更要注意艱苦學習、不斷積累的過程，所以荀子對“積累”的論述也有很多精到之語。如《勸學》所云：“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駕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就是最有名的例證。他認為才性高的人如果心志不專，沒有毅力，也將一無所成；反之，才性低的人  只要矢志不渝、持之以恒，也可達到理想的彼岸。故在《修身》篇中說：“跬步而不休，跛鱉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彼人之才性相懸也，豈若跛鱉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鱉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耳。”這段論述皆對比鮮明地告訴我們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和鍥而不舍、持之心恒是獲得成功的必要條件。

其次，荀子還注意到學習時的心理狀態對學習效果的影響，因而他主張學習時應當“虛一而靜”。“虛”，是指虛心不抱成見，“不以所己臧害所將受”。 （《解蔽》）即不因已學知識而影響對新知識的接受。“靜”，是指心態要平各寧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

再次,荀子把學習的過程看作是獲取并使用工具的手段,他認為人的優點在于能夠利用已有知識。他在《勸學》中說：“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于物也”,這里的“假于物”即是把學習看作是工具的意思。

然后，在外界條件方面，荀子還提倡學習者應“隆師親友”。從而將教師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說：“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并稱，把教師作為治國之本。當然，教師參政必須有其中介，那就是施教，即禮義的傳授。所以，歸根結底荀子是在推崇教師地位的同時，無形中讓禮擁有了至高無上的尊嚴。《修身》中說：‘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無安之禮之為是也。”教師儼然成了禮的化身。

荀子既然如此重視教師，那么對于為師之道也提出了十分嚴格的要求，他認為；“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這里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一是“博習不與”即學習廣博并不包括在內。這體現了荀子對儒學重道輕藝的傳統的維護，也與他所提倡的專一，重禮相聯系，故“博習”不可以為師。二是他列舉的四種可以為師的人，即是說教師要有尊嚴與威望，有豐富的閱歷和堅定的信仰；要能有條不紊地講述；要精通細微深奧之理并善于闡發，如是可以為師矣。顯然荀子對教師素質的要求較高，但決非不可企及。著與我們今天所要求的提高教師素質、實施素質教育有相通之處，足見荀子思想的穿越時空性。

篇6

論文關鍵詞：荀子,辭當,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荀子的辭及其功用

“辭”在《易經·系辭》中就有由“辭”來斷定吉兇的意思。“辯吉兇者存乎辭”、“辭也者各指其(卦或爻)所之”。“所之”，指出事物情況趨向何處，即通過辭推斷事物情況的吉兇。《墨子·小取》中已提出“以辭抒意”。“意”就是人的思想，“以辭抒意”就是用判斷表達人的思想。而表達一定思想內容的“辭”，其名辯形式是判斷，語言形式則表現為語句。荀子繼墨家之后更清楚地闡述了“辭”的本質，在《正名》篇把辭定義為：“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是聯結兩個不同對象的名以表達一個思想的。這里的“以論一意”與墨家的“以辭抒意”是一致的，而“兼異實之名”，則更加明確地說明了辭是由不同的名組合而成的，揭示了名辭之間的關系，比墨家“以辭抒意”的界說前進了一步。從荀子對辭的界定中可以看出：辭是由名構成的。荀子認為，“累而成文，名之麗也”。這里的“累”即積累，聯結。“文”即是辭。名與名之間的聯結、配合就構成辭，即語句。這是傳統邏輯的內容，卻在荀子關于辭的定義中得到了體現。

在荀子的邏輯思想里，辭主要有兩方面的功用：一為知名，一為達意。

1、知名

何為知名?知名就是準確地連名成辭，對名恰當的的運用。

“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荀子·正名》)

“名聞而實喻”是說單舉一個名，只能使人明了其所指之實，這是“名”之用。“累而成文”，把兩個以上的名聯結在一起成為文句(辭)，表達一個完整的思想，就叫“名之麗”，名之用與麗都很恰當，即能準確恰當地運用一個名才能算真正懂得、了解一個名。

2、達意

荀子在談論名辭的作用時指出：“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這里的“極”就是“本”的意思，即辭的作用就在于能夠表達思想主旨。孔子也說，“辭達而已”，不求過分地文飾。荀子說：“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就是說，要用正確的名和恰當的辭準確地表達自己的思想主旨，反對任何不顧辭所表達的確定思想而“玩奇辭”的人。他批評惠施、公孫龍子“蔽于辭而不知實”，只能是“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于志義者也”。

二、“辭當”與當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

在言語問題上，孔子主張“雅言”，孟子提倡“善言”，二者都強調言必有信、言必有義，反對言而無實、遠離實際、不近人情的“空言”。荀子在言辭問題上強調“辭當”，反對邪說、辟言。然而人的言辭怎樣才能算恰當?荀子對此作了四個方面的要求：

一要信。荀子強調言必有信，以不信為恥。如《非十二子》所說：“恥不信，不恥不見信。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并把“言無常信”的人稱之為小人。古有《曾子殺豬》的故事，也恰恰體現圣賢不因小事而損信的實踐踐行。一次，曾子的妻子準備去趕集，由于孩子哭鬧不已，曾子妻許諾回來后殺豬給孩子吃。曾子妻從集市上回來后，曾子便捉豬來殺，妻子阻止說：“我不過是跟孩子說著玩的。”曾子說：“和孩子是不可說著玩的。小孩子不懂事，凡事跟著父母學，聽父母的教導。現在你哄騙他，就是教孩子騙人啊。”于是曾子把豬殺了。曾子深深懂得，誠實守信，說話算話是做人的基本準則，若失言不殺豬，那么家中的豬保住了，但卻在一個純潔的孩子的心靈上留下不可磨滅的陰影。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更應以“信”字作為自己言談和教育學生的根本，不能單純迎合上級領導的意圖而扭曲客觀事實，也不要因為善意的謊言來掩蓋個別同學的缺點。只有這樣才能教師率先做到守信，才能使同學養成“恥不信”的風尚。

二要達。荀子對辭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務白其志義”，即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能夠精確地表達自己的思想，這是立辭的目的，也是用辭的基本要求，否則就會辭不達意。但是，荀子還主張“言辯而不辭”。“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茍之，奸也。”當一個辭已經將自己的主要思想表達清楚，并為對方所理解，就沒有必要再畫蛇添足地說了，否則就會陷入惠施的“蔽于辭而不知實”的錯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對當今特別是90后獨立意識比較強的大學生作思想政治工作時，不僅要注意準確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更要注意避免言過其詞的過多的說教。賣弄詞句濫情的說教只能引起學生的反感導致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大大降低。

三要雅。荀子雖然沒有像孔子那樣提出雅正之言，但把立辭的標準定為合禮義，認為其人在言談時必須要“禮恭”、“辭順”、“色從”。“禮恭”就是其人內心充滿恭敬，“辭順”就是言辭表達和順，“色從”就是談話間性情溫和，面露謙虛。荀子的這些要求雖然是強調在與人論辯時所要保持的君子之風，但在今天我們在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時仍然要注意尊重學生，理解包容學生。因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僅是一項莊嚴的使命，而且是一項高超的藝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教育的技巧和語言的藝術性直接影響教育的效果。教師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在遇到犯錯誤的學生時，居高臨下易，平心待人難;心有怨怒易，慈心相見難;自以為是易，設身處地難;簡單打壓易，曉理動情難;反唇相譏易，據理力爭難。

我們教師始終應記住破除學生身上的錯誤思想并不等于把這個打倒，只可智取、情化，或者以理服人，不可冷嘲熱諷，更不可污言穢語去傷害學生。因為所有的犯錯誤的學生都是有原因的，問題也不是他一個人造成的，其家庭背景、成長經歷和環境等諸多因素在影響一個人的心理。所以，我們只有走進學生的心理，才能從情感上贏得學生，進而引導教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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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荀子 養成教育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

一、荀子養成教育方法的內容

荀子積善成德的養成教育法，也就是茍子所說的：“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在茍子看來，長期的學習和積累可以養成習慣，習慣可改變人的本性、思想和素質，良性的積累可以“跛鱉千里”、“丘山崇成”，而惡性的積累則會導致“江河可竭”、“六驥不致”。因此，荀子積善成德的養成教育方法注重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強學生良性的積累，使他們養成良好的習慣，并在實踐中做到知行合一，同時又要注意防微杜漸，防止惡性積累，養成“圣人”般的高尚品德。荀子養成教育方法以“性惡論”為基礎，以“成圣”為教育目標，以“積和靡”為本質內容，更注重自我的反省和環境熏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二、荀子養成教育方法在當代思想政治教育中運用的必要性

1．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現狀。

一直以來，我國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單向灌輸為主，學生對道德準則和規范只限于書面的記憶和理解，并沒有深入實踐考察，造成他們知與行脫節，進而影響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對于學生思想政治素質完善與否的標準，教師們更多地強調學生對教育內容的全盤、機械、被動接受，忽視了學生道德心理與道德能力的培養，不能使這種道德準則和規范真正內化為學生實際的行為和習慣。審視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現狀，其不足之處主要表現為：強調知識灌輸，忽視道德素質、能力的培養；強調理論知識的教育，忽視社會實踐能力的培養；強調教學目標的實現，忽視行為習慣的培養和養成；強調制度的約束，忽視學生自律能力的提高等等。我國德育教育面臨著種種矛盾：一方面呼喚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另一方面強調的卻是文化素質的教育；一方面無時無刻不在強調德育的地位，另一方面德育不過是在課堂教育中稍稍加以落實。上述這些問題的癥結主要在于，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忽視道德情操、心理素質、行為習慣的養成教育。

2．荀子養成教育方法的優勢。

荀子養成教育方法與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是一致的，而且更符合中國文化傳統，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實踐中更具有可操作性，是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寶貴財富。茍子養成教育方法是一種以“克己自省、遷善改過的修身自得”、“身體力行、躬行踐履的實踐示范”、“循序漸進、積善成德的持續培養”和“環境滲透、制度規約的熏陶管理”為主要內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茍子的教學實踐中，強調對立與統一，反對將矛盾雙方的任何一方面作孤立的絕對的強調，既堅持人性本惡，又重視化性起偽；既堅持積善成德，又注重持之以恒；既堅持理論學習，又凸顯躬身實踐；既堅持制度約束，又強調行為自律；既堅持人本觀念，又重視客觀環境。茍子在長期的實踐中提煉出的養成教育方法主要在于解決德育基礎化問題。

3．荀子養成教育方法在當代思想政治教育中運用的必要性。

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時代主題，是持續推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必然要求。青少年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生力軍，他們是否能健康成長又直接關系到現代化建設人才的優劣。雖然時代不同了，但注重養成教育的傳統并未過時，批判性地繼承中國養成教育傳統的精華，對于改進和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是大有裨益的。因此，用茍子養成教育方法探索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強高尚道德品質和良好行為習慣的養成教育，對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其現實意義，實現茍子養成教育方法對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借鑒是勢在必行的。

三、運用荀子養成教育方法，加強和改進當代思想政治教育

1．注重環境，準確把握“適應性育人”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新情況。

荀子充分認識到環境對人的這種巨大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用，良好的環境對人起著重要的教化作用，不同環境培養的人的精神氣質是不同的，社會習俗與環境對人的品德與行為的塑造是至關重要并且是潛移默化的。因此，創造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環境，使環境對人的思想品德的積極作用得到充分的發揮是很重要的。

我們必須深刻認識環境育人作用的重要意義，并且重視對這些復雜的思想政治教育環境的研究、分析，及時掌握環境變化的動態，堅持道德教育與環境教育相結合，優化社會大環境及個體生活小環境，準確把握“適應性育人”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新情況，從個人到家庭到學校到社會，營造出一個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氛圍、環境，使青少年在日常生活和學習過程中養成良好的道德品格和良好的行為習慣，促進思想政治教育及教育對象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切實增強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時代感和實效性。

第一，優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個體內部環境，培養良好的品行。茍子認為：環境對人固然重要，但環境對人們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最終要取決于人們自己。當外部環境差、個體內部環境好時，個體可以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同時，個體還能或多或少影響、優化外部環境，人不是機械地被客觀環境所決定。既然所有思想政治教育行為及外部社會環境的影響都要通過個體內部環境的作用才能實現，那么優化個體內部環境就成為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成功的根本與前提。我們必須通過有效的教育活動對青少年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培養良好的品行，使其形成良好的內部環境。

第二，建設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校園外部環境，使青少年的人格在良好的文化氛圍和校園環境中得到升華。學校環境是青少年形成認識、發展情感、實踐行為形成的重要因素，是行為習慣形成發展的主要外部條件，對青少年具有潛在而巨大的教育功效。首先，我們要創建優美的校園物質環境。其次，我們要營造奮發向上的校園精神環境。最后，我們要建立健全校園制度環境。

第三，優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外部大環境，著實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營造出一個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氛圍、環境，使學生在日常生活和學習過程中養成良好的道德品格和良好的行為習慣。一方面，不斷充實富有時代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積極開發優秀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資源，利用各種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進行歷史和革命傳統教育，推廣易于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另一方面，運用多種形式和手段，加大基本道德知識、道德規范和必要禮儀等的宣傳力度。

2．踐行實踐，積極探索“全方位育人”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新路子。

荀子非常重視實踐，認為人的道德品質好壞和行為習慣的優劣是通過實踐來衡量和反映出來的，只有通過實踐才能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也只有把思想轉化為行為才能達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荀子“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而止矣”，是說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的身體力行，才是道德養成教育的最終目標。茍子十分倡導學以致用，非常重視實踐的作用，強調認識的目的在于實踐。他提倡言行一致，并強調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應把思想認識、道德信念轉化為實際的行為，重視實實在在的踐行對于個人道德修養、事物發展的價值和作用。

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不強，把思想政治教育變成了純粹的理論問題，課堂教學成了“假、大、空”的說教與灌輸。因此，我們必須積極探索“全方位育人”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新路子，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在實踐的基礎上把青少年學到的和認識到的知識變為他們的自覺的行為和習慣，才能真正達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

第一，旗幟鮮明地弘揚“知”，用正確的“知”來武裝、指導“行”。“知”就是青少年必須知曉的基本理論、基本原則、基本思想。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必須符合青少年思想認識形成和發展規律，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規律的“知”，堅持教書育人，積極改進課堂教學，開展全員教育，這樣才能正確指導學生的行為。

第二，豐富“行”的形式與內涵，在“行”中促進“知”的升華。思想政治教育要走出單純靠課堂教育的框框，努力把課堂教育與課外教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緊密結合起來。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禁錮在校園里，不能脫離社會現實，不能回避社會的焦點、熱點、難點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實事求是地分析、解釋社會變革中出現的種種現象。我們必須堅持實踐育人，廣泛組織社會實踐活動，引導青少年在社會實踐中運用所學的理論知識來分析新情況、新問題，辨別出現的不合理的價值取向，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真正在“行”的過程中達到“知”的升華。

第三，堅持“知行統一”，打牢實踐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思想基礎。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標，道德行為習慣的養成教育是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基礎，知榮明恥的道德心理是自覺實踐社會主義道德的思想基礎。堅持知行統一，不斷鞏固和深化榮辱心理體驗，是弘揚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重要方面。因此，我們必須把道德行為習慣的養成教育看作是一個實踐過程，引導青少年從自我做起、從身邊做起、從點滴做起，在知行統一中形成特殊的榮辱心理體驗，在奉獻中感到驕傲和自豪，在實踐中陶冶道德感情、錘煉道德意志、增強道德信念，做到知行合一，加強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

3．重視自律，努力構建“一體化育人”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新機制。

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和規范的建設不完善，很多制度的制定內容不具體，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由于家庭教育沒能積極教育和引導，青少年缺乏克己、自責、自省的能力；社會道德失范現象為學校思想政治教育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因此，制度的約束和青少年行為的自律顯得尤其重要。在教育的實施過程中，我們要極力倡導人人是主體的全員參與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一體化育人”的新機制，把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實處。

第一，制定合理的、具體的約束制度。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內容過于寬泛，缺乏一套系統的行為規范，因而要求不夠明確，不夠具體，而易流于形式。因此，我們應該借鑒茍子養成教育方法，制定出一套適合社會主義道德的行為規范，并落實到青少年的行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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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工程造價；管理；問題；對策

引言

在項目建議書階段，部分建設單位會自主完成投資估算，將經審批后投資估算結果作為最高限額，但這種模式下，漏項問題嚴重，因此部分建設單位將會在可行性研究階段委托設計單位、勘察設計單位等編制可行性研究報告，后結合這些內容編制投資估算。本文將針對工程造價咨詢公司主導下全過程造價管理辦法進行研究。

一、工程造價管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項目設計階段造價管理存在的問題

結合現有設計階段工程造價管理工作展開形式來看，設計人員需結合設計委托到現場進行調查，確定設計方案，向造價人員提供數據上支持，完成后續估價或預算工作。造價人員自身對工程概況了解并不深入，而設計人員在確定方案過程中主要關注方案所體現出的安全性、實用性等內容，對經濟性關注不強。在這兩點作用下，項目設計方案并不能達到技術與經濟有效融合，成本控制工作的展開必會因此而受到影響。

2.項目招投標階段造價管理存在的問題

對于工程造價管理工作來說，項目招投標階段主要存在以下幾點問題：(1)工程建設項目內部存在不公正交易現象。部分工作人員利用自身職務之便，直接指定“關系戶”，這一類“人情工程”在造價上難以有效控制，必會對項目實施最終的經濟效益產生影響。(2)部分施工單位為自身利益，一味要求追加工程費用，這樣狀況可能導致工程造價超額。

3.項目施工階段造價管理存在的問題

首先，對于施工材料來說，部分建設單位所使用的材料價格管理辦法較為落后，不能針對材料采購量、存儲量等進行科學計算，無法應對市場中施工材料價格不斷波動，最終導致材料采購及應用過程中出現成本無法控制的問題。其次，對于施工組織來說，部分施工單位并不能針對現場人力、物力進行合理配置和利用，進而導致實際施工過程中出現大量浪費現象，如不能針對此現象進行控制，那么造價超額也將成為必然。

4.項目竣工結算階段造價管理存在的問題

如果不能針對施工單位所編制的工程結算書進行詳細核查，結算中可能存在的冒算多算、高套定額單價、高套取費標準等現象將無法得到有效制約，工程整體造價無法得到有效控制，項目工程整體的經濟效益將會大打折扣。結合現有數據來看，對施工單位結算審查核減率一般在15%~25%之間，也就是說，造價管理人員必須能針對施工單位竣工結算做好審查工作。

二、針對工程項目管理中存在問題的解決辦法分析

工程造價咨詢公司應輔助建設單位完成投資分析定性、合同造價條款審核、工程變更價款等工作。為了保障全過程造價控制的實施能達到預期效果，相關單位及造價人員應能結合以下幾點內容完成相關工作：

1.對項目設計階段造價管理問題的解決辦法

首先，造價人員應對工程項目基本資料進行收集，充分了解工程所在地水電路情況、地質情況、主要材料及設備價格等信息，在保障資料的準確性和可靠性，避免因為基礎資料不準確或真實性較低而影響投資預測及經濟分析等工作開展。其次，設計人員應與造價人員展開密切配合。在了解設計意圖基礎上，造價人員應與設計人員共同針對不同設計方案經濟性進行考量，分析不影響設計方案性能的同時降低造價成本的方法，最終完成方案優化工作。在工藝流程更簡單、設備選型更合理的基礎上，工程造價成本自然能得到更好的控制。最后，建設單位應針對設計方案的合理性進行審查，必要情況下可以通過圖紙審查中心的設置來保障方案設計質量。在設計圖紙質量得到有效監督及審查的基礎之上，項目整體造價自然能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2.對招投標階段造價管理問題的解決辦法

首先，招投標過程中應堅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從根本上避免作假或不公平交易等現象。在這過程中，應由專業人員對招投標工作展開情況進行監督，提升標的編制質量及評標人員職業素養，避免此類人為因素所導致的工程造價超額問題。在評標過程中，評標人員應能針對投標單位的社會信譽、資質情況、施工能力等進行考察和評定，避免只關注造價成本而導致整體工程無法按時交付或在施工質量上出現問題的狀況，此類問題反而會導致工程造價的大幅上升。

3.對施工階段造價管理問題的解決辦法

對施工材料價格的嚴格把控是控制工程造價最為主要的途徑之一，在保證材料質量滿足施工標準要求的基礎之上，相關人員必須能針對市場上各類材料價格的波動情況進行詳細考察，在此基礎上制定采購方案，避免施工現場出現材料大量堆積或庫存不足等問題。對施工組織方案來說，施工方應與造價人員共同針對不同施工方案在技術上、經濟上表現進行對比，選擇最為合理的方案，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工程造價自然能在原有基礎上得到更為有效的控制。對于實際施工過程中存在浪費問題來說，建設單位應通過監督制度的構建和完善來避免此類問題出現，并向施工方明確大量浪費問題出現時其自身需要承擔的責任，確保施工方能主動做好造價控制工作，從根本上避免施工原材料及現場各類資源的浪費。

4.對竣工結算階段造價管理問題的解決辦法

發包方可以與承包方預先在合同中對雙方協定的調整因素進行說明，并明確哪幾種物價可以波動，波動到什么程度時才能調整。一般情況下，當變動范圍處于合同價的±5%這一范圍之內時，承包方應承擔這一變動，若變動范圍在5%~20%之間時，那么則應由承包方負責10%，發包方負責90%，當超過20%時，雙方則應重新簽訂合同。在這結算方法的作用下，承包方在造價控制過程中的積極性將能得到很好的促進，進而有效降低工程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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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自訓”模式；大學生軍訓；思想政治工作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31-0280-02

大學生軍訓是大學生的“第一堂課”，是高校開展國防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大學生素質教育的有效途徑，對大學生思想政治工作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自1987年國家教委等六部委以文件形式指出了大學生軍訓的重要意義以來，國內高等學校積極投入到大學生軍訓的研究與實踐之中，大學生軍訓的內容、形式、方式方法不斷完善，形成了部隊派軍官到高校組織訓練、開展基地化集中訓練、高校組織“自訓”等多種模式，大學生軍訓在大學育人方面的作用日益突顯。本文將圍繞在“自訓”模式的大學生軍訓中如何做好新生的思想政治工作進行歸納總結。

一、“自訓”模式的大學生軍訓有利于新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

大學生軍訓“自訓”即軍訓完全由學校自行組織并施實，軍訓教員由在校老生擔任，依托老生帶新生的軍訓模式，目前在湖南、陜西等省部分高校開展。“自訓”模式的大學生軍訓較好地解決了傳統軍訓中由部隊及軍官造成的學校管理方面的約束因素，高校完成掌握了軍訓的主動權，可更好地將軍訓與學校育人思路相結合，充分利用學校自身的人力資源，在開展新生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有明顯的優勢。

1.在校老生擔任軍訓教員，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首先，教員是在校學生，能更好地理解學校開展大學生軍訓工作的指導思想，更好地服從學校的管理，更好地配合學校開展思想政治工作，而不會像部分部隊軍官那樣過分地強調訓練效果，與學校思想政治工作脫節，僅僅是為了訓練而軍訓，使得大學新生的“第一堂課”過于單調；其次，學生教員本身的言行舉止會深深的影響新生，新生在幾周的集中訓練中將與教員建立深厚的感情，教員是他們進入大學的第一位“老師”，他們主動地從教員身上吸取很多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優點，而學生教員往往都是各方面表現非常優秀的學生，他們這種言傳身教的教育將對新生形成積極向上的思想起到重要的作用。

2.學校自訂軍訓內容及方案，能促進軍訓與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自訓”模式的大學生軍訓，主動權完全掌握在學校，學校可以根據自身育人思路和目標，結合思想政治工作、安全穩定工作等方面制訂適合自身的軍訓工作內容和實施方案，使軍訓工作較好地融入學校育人工作。當前，大學生的身體素質逐年下降，心理承受能力大不如前，生活自理能力及是非辨別能力都成為不少大學生面臨的問題。軍訓作為大學生新生入學的“第一堂課”，將直接面對這些問題。很明顯，傳統的以隊列為核心的軍訓已經不能完全解決上述種種問題了，而“自訓”模式的軍訓可以在軍訓內容及方式方法上考慮到上述因素，有針對性地解決實際問題，將軍訓與思想政治工作相融合，使軍訓更好地適應當代大學的育人要求。

3.學校各單位團結協作，形成合力，便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自訓”模式的大學生軍訓還有一個優勢就是它在某種意義上提高了軍訓在學校工作中的地位，因為軍訓基本不需要校外力量的介入，成了全校性的工作，領導會更加重視，各部門會有明確的分工與合作，學校的各種資源會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各單位團結協作，形成合力，有利用軍訓工作的開展，更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

二、如何在“自訓”模式的大學生軍訓中做好新生思想政治工作

1.以學校育人工作為目標，制定科學的思政工作內容。大學生軍訓中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具體內容需要結合學校自身的育人宗旨及學生的特點來制定，“自訓”模式的軍訓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平臺，其思想政治工作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積極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教育；（2）國防、時事及愛國主義教育；（3）紀律及法律教育；（4）校情、院情及集體主義觀念教育；（5）正確的愛情觀教育；（6）積極上進、自我表現的意識教育；（7）幫助完成角色轉變教育等。學校的軍訓思想政治工作在融入這些內容的同時，還要結合學院的辦學特色、學生的特征和思想政治工作隊伍的實際，因人制宜，突出重點，形成特色，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內容的科學性。

2.以品學兼優學生為對象，選拔培養好學生軍訓教官。在“自訓”模式的軍訓中，學生教員的選拔要以身心健康的學生黨員、優秀團員、學生干部以及退伍返校的優秀學生為主，因為這些學生思想政治過硬、語言表達能力強、組織能力強、有集體觀念和大局意識、熟識校情、學習經驗及方法豐富，能較好地給新生予以指導，有利用開展思想政治工作。

選拔學生教員要做好動員與發動工作，讓更多的學生參與其中，因為選拔本身就是給學生創造一個自我表現的平臺，是鍛煉學生的一種途徑。學生思想政治輔導員要做好參選學生的思想政治審核工作，確保學生教員思想的純潔性。選拔時要結合學生的形象氣質、隊列動作及口令表達等方面綜合考慮，評委要以熟悉大學生軍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員為主，不能讓不合格的“關系戶”“照顧生”進入學生教員隊伍，確保學生教員隊伍的高質量。

對學生教員要進行一定時間的集中培訓，培訓一般在暑期比較合適，培訓的內容以軍事教學及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為重點，覆蓋自身隊列動作、隊列紀律及條令、國防時事政治、內務整理、軍營歌曲及活動等內容。培訓要采取集體學習生活、教官講授示范、班排學習、單個輔導、小組討論交流、觀摩、會操等多種形式，讓學生教員充分感受軍訓的氛圍，盡快完成由學生到教員的角色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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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反思能力 自主學習 聽力 網絡環境

引言

《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明確指出， 大學英語的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英語綜合應用能力，特別是聽說能力，同時增強其自主學習能力，并倡導課堂教學與在校園網上運行教學軟件相結合的教學模式，促使學生的學習朝著個性化和自主化的方向發展。作為重要的語言輸入方式，聽力在語言習得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聽力水平差成為不少中國大學生用英語進行有效交際的一大障礙，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沒有掌握必要的聽力策略和方法。

反思活動關注學習過程，使得行為主體能夠以批判性的眼光全面審視學習過程，而反思性學習策略的靈活運用以及反思能力的發展則有賴于扎實有效的訓練與培養。

國內外針對學生反思策略的研究基本聚焦于傳統課堂環境，[2]-[7]對在網絡自主學習環境下的反思策略的研究幾乎是空白。本研究試圖探索在基于計算機和課堂的英語多媒體教學模式中，反思策略培訓對網絡自主學習的影響。

研究設計

1.研究問題

（1）通過實驗前后網絡自主聽力成績的對比研究，分析反思能力培訓是否有助于提高網絡自主聽力學習效果？

（2）實驗班和對照班的網絡自主聽力學習效果與反思行為運用的情況有何不同？何種反思行為影響網絡自主學習成效？

2.研究對象

受試者為某高校非英語專業一年級本科生，共248人。實驗班128人，對照班120人。實驗班教學引入反思策略培訓，對照班采用傳統教學方法。兩班都采用課堂聽力教學與新時代視聽說網絡教學平臺相結合的方式，課堂聽力教學每周2課時，網絡教學平臺規定每周完成1個單元。所用教材一致。

3.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包括：聽力考試成績、反思問卷和訪談。

（1）聽力考試試卷

鑒于大學英語四級考試真題的信度和效度，運用已考真題的聽力部分作為測量工具，試題包括： 短對話、長對話、短文理解和聽寫填空，滿分為35分。

（2）反思問卷

問卷借用了Kember et al[1]的“測量反思水平的問卷”。

（3）訪談

為了切實了解問卷分析中的問題，在實驗中期（第一學期末）和后期（第二學期末）， 隨機抽取實驗班和對照班高分、中分、低分組各3名學生進行訪談。

4.教學實踐

教學采用顯性方式，培訓貫穿于課堂教學和網絡輔導，相關內容在網絡平臺上。培訓形式包括：課堂內外對于反思的講解和網絡平臺上的輔導、電子檔案袋、合作學習、反思作業和同伴評估。

5.數據收集和處理

聽力成績取自2011年9月、2012年1月和2012年7月的聽力測試。客觀題均采用機器閱卷，聽寫填空的閱卷由不擔任受試教學任務的教師承擔。問卷由任課教師在課堂上發給學生填寫并當場收回。實驗班發放135份， 收回有效問卷128份， 對照班發放125份， 收回有效問卷120份， 共收回有效問卷248份。采用SPSS13.0軟件對問卷及成績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

結果與討論

1.實驗班和對照班成績分析

根據表1， 實驗班和對照班第一次聽力成績的平均數、標準差都很接近，t檢驗表明，前測聽力成績間無顯著差異（t=-0.299，p=0.766>0.05）。根據第一學期末數據統計分析， 兩班在平均數和標準差上均體現出較顯著差異（t=3.391，p=0.001

2.實驗班和對照班的網絡自主學習效果與反思行為運用的情況

表2列舉了三個語言水平（高、中、低）學生4類反思行為使用的平均值和標準差及t檢驗結果。

分析表明，在習慣、理解和反思行為中， 兩班高分組和中分組都存在顯著差異，而低分組只在習慣上存在顯著差異。在深層反思行為方面，兩班只有中分組存在顯著差異。

實驗班高、中、低分組的理解性、反思和深層反思行為的使用頻率均高于對照班相應組。三類反思策略的頻率從高到低依次為高分組、中分組和低分組，而對照班各組的行為無規律，培訓提高了反思策略的運用水平。

實驗班高分組、中分組、低分組的反思策略排序一致， 由高到低依次為理解、反思行為、深層反思行為和習慣。高分組和中分組的理解為高頻，而低分組為中頻，表明實驗班高分組和中分組能有選擇地、有意識地利用所聽材料的語言和語境等信息，對主題思想和重要細節進行預測和理解，填補漏聽或沒聽懂的信息。但兩班低分組無顯著差異。訪談表明，可能是由于低分組學生語言基礎知識薄弱。

反思行為方面，實驗班中分組比對照班均數高0.345，可見策略培訓大幅提高了其反思行為的運用能力。兩班高分組的反思行為差異不如中分組對比顯著，可能因為高分組在以往的學習中已經有意無意地使用了反思策略。低分組的反思行為有一定提高，但與對照班相比無顯著差異，是由于他們缺乏管理學習的意識和能力，培訓并未促使其反思行為發生質變。

深層反思行為方面，實驗班高分組為高頻，而中分組和低分組為中頻。實驗班能較客觀地進行深層反思，對學習態度、注意力、動機、情緒等進行監測和調控，并能監控和評價學習目標和計劃、學習策略、學習材料、學習結果。

習慣方面，低分組使用最頻繁，中分組其次，高分組最后。實驗班高分組習慣均數明顯低于對照班，說明經過培訓，高分組減少了無意識行為，增加了有意識的反思行為。中分組的習慣有明顯改善，而低分組仍缺乏必要的思考和監控意識。

結語

研究表明：（1）實驗班英語聽力成績進步明顯優于對照班，反思策略培訓有助于提高網絡自主學習的成績；（2）問卷調查和訪談表明實驗班和對照班在培訓前后的反思能力呈現顯著差異；（3）語言水平不同的學生使用反思行為的水平差異較大， 相對于中分組和低分組，實驗班高分組各類反思行為的使用更頻繁。

參考文獻：

[1]Kember，D.“Development of a questionnaire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reflective thinking，”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25（2000）.

[2]Lor，W.，“Studying the first-year students’experience of writing their reflection journals with the use of a webbased system”（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8）.

[3]Nunan， D.“Learner strategy training in the classroom： an action research，”TESOL Journal 6（1996）.

[4]Whitney，M.D.“Critical reflection in the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 through audiotaped journals，” System 30（2002）.

[5]孫立立、錢小陵：《元認知指導下的反思性物理學習》，《天津師范大學學報》（基礎教育版）2004年第3期。

[6]楊靜：《語文反思性學習的操作策略》，《現代中小學教育》2004年第6期。

[7]喻暉、徐錦芬：《培養大學生反思性英語學習能力的實證研究》，《外語研究》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