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實驗的科學倫理思考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動物實驗的科學倫理思考，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善待實驗動物 倫理原則

［中圖分類號］B8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1）04－0020－02

引言

實驗動物和動物實驗在生物醫學和預防醫學發展中做出了重要貢獻，可以說，沒有實驗動物和動物實驗，就沒有今天的實驗醫學和預防醫學。人們在利用實驗動物進行科學實驗，避免人類自身受到痛苦或傷害，獲得了科學研究或測試數據的同時，實驗動物卻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生理或心理的傷害，甚至死亡。據統計，全球現在每年大約有兩千萬只動物被當作實驗對象,其中四分之三被用作醫學目的,其中大約有八百萬只動物被用在了那些使其遭受痛苦的實驗當中。那么，這樣的動物實驗是否具有倫理學上的合理性？實驗動物是否應該得到倫理學的關懷或善待？這些問題，一直是哲學家們和生物醫學工作者思考和爭論的焦點。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認為人區別于動物在于人有理性。“理性能力差者”為“理性能力強者”服務。動物的存在就是為人類服務的。法國哲學家勒內•笛卡爾(Rene Descartes)也認為，非人類動物沒有思維，只具有物質的屬性，是一種“自然的機器”。由此說來，動物是沒有權利的。理由很簡單，“天地之性，人為貴”。德國哲學家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認為，人本身就是目的，動物就是間接達到人的目的的手段。他的仁慈論又認為，人們之所以倡導對動物的仁慈情感，是因為這有助于培養人與人的仁慈情感。

英國的功利主義創始人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認為，感受痛苦和快樂的能力是動物享有權利的充分條件。動物實驗為人類謀得的利益超過了它們對動物造成的傷害(Paton,William.(1984).Man and Mouse: Animals in Medical Researc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人道主義者沙特(Henry S.Salt)于1891年出版其著名的《動物權利與社會進步的關系》一書，認為人類有自由與生存的權利，動物也應該有。英國倫理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從邊沁的理論出發，提出了動物解放論。他于1973年發表的《動物的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一書，已被奉為動物權利運動者發對動物實驗的“圣經”。美國生命中心主義論者泰勒(Paul W.Taylor)反對將所有生物分為有價值的與沒有價值的、高等的與低等的。泰勒認為，所有生物都是道德的主體，無論哪一物種都應獲得平等的道德關懷。

支持哲學家提出動物擁有權利的觀點，有這樣幾種理由：一是神學認為，人和動物都是上帝創造的。既然是被上帝一起創造的，那么人和動物本身就都有存在的價值。在伊甸園的時候，人是不吃動物的，人和動物是平等的。二是進化論認為，人是由動物進化來的，人和動物是近親，人應該平等地對待動物。三是認為動物也有感覺，能感受疼痛。動物是否具有權利不在于它們能否推理，也不是它們能否說話，而在于它們能夠感受痛苦。

縱觀哲學史上關于動物道德地位的討論過程，從動物權利之爭到動物福利的提出與維護，最終都統一到了應該善待動物的思想，只不過是善待的目的、方式和程度不同罷了。今天對于實驗動物而言，我們又如何善待呢？善待實驗動物應該遵循怎樣的倫理學原則呢？下面是筆者分析有關資料，總結歸納出的幾個方面的倫理學原則。

一、動物基本福利原則――“五種自由”原則

動物福利通常被定義為一種康樂狀態,在此狀態下,動物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而痛苦被減至最小。從動物飼養基本規律出發，根據動物的基本需要，上世紀70年代，英國布蘭貝爾委員會提出了農場動物基本享有“五種自由”的權利，即：①享有不受饑渴的自由。②享有生活舒適的自由。③享有不受痛苦、傷害和疾病折磨的自由。④享有表達行為天性的自由。⑤享有無恐懼和悲傷的自由。這五種自由,后來被廣泛稱為動物五項基本福利原則，理所當然也應該成為善待實驗動物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

二、動物實驗的“3R”原則

既然認為動物是有權利和道德地位的,那么,作為權利的主體,動物就應該擁有它們所應該擁有的權利。基于這樣的倫理學理念，1959年，W.M.S.Russell和R.L.Burch在研究有關動物實驗人道主義技術的基礎上出版了《人道主義試驗技術原理》(The Principles of Humane Experimental Technique)一書，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提出了“3R”原則，即Reduction(減少)、Replacement(替代)和Refinement(優化)。Reduction（減少）指減少使用實驗動物的數量。可以采取合用動物、改進統計學設計方法、用低等動物代替高等動物、以使用高質量動物代替數量等方法來減少使用實驗動物的數量。例如在處死或已死亡的動物身上進行外科手術實習，或在病理解剖時提供器官或組織，用大量無脊椎動物來代替一只非人靈長類。替代（Replacement）是指采用其他手段代替實驗動物。如用離體培養器官、組織、細胞等代替實驗動物，用低等動物代替高等動物，使用物理學或機械學系統代替實驗動物等。Refinement（優化）主要是指動物實驗技術路線和手段的精細設計與選擇，使動物實驗得到良好的結果并減少實驗動物痛苦。如合理地及時地使用麻醉劑、鎮痛劑或鎮靜劑，以減少動物在實驗過程中遭受的不安、不適和疼痛，采用人類先進的臨床診療無痛技術和遙控技術對動物施行手術和臨床觀察。

三、實驗動物飼養管理的倫理學善待原則

為了加強實驗動物福利，國家科技部于2006年了《關于善待實驗動物的指導性意見》，成為我國善待實驗動物具有行政指令性的文件。文件對在實驗動物飼養管理過程中，如何規范實驗動物飼養與應用條件、飼養人員對實驗動物的日常照料等方面做出了具體規定。

（一）實驗動物飼養與應用條件的倫理學善待原則

1.設施環境應滿足實驗動物享有呼吸新鮮空氣和免受疾病折磨的自由。應按照實驗動物設施環境國家標準，建立和改善實驗動物飼養與應用條件。

2.設施空間應滿足實驗動物享有生活舒適的自由。其中，對于非人靈長類實驗動物及犬、豬等實驗動物,應設有專用的運動場地,并定時遛放。

3.設施結構條件應滿足實驗動物享有表達行為天性的自由。如籠具內宜放置供實驗動物活動和嬉戲的物品，運動場地內宜放置適于實驗動物玩耍、消遣的設施或物品。

（二）實驗動物飼養過程的倫理學善待原則

1.飼養員必須愛護實驗動物,不得戲弄或虐待實驗動物。例如在進行抓取動物等操作時,應方法得當,態度溫和；在日常管理中,應注意觀察動物行為或狀態是否異常。

2.應滿足實驗動物對飲食、飲水的要求,使之不受饑渴之苦。給予的飼料和飲用水，既要充足又應符合國家標準的質量要求。在實驗動物妊娠期、哺乳期等特殊生理狀態下,應滿足其對營養和飲食的特殊需要。限制實驗動物飲食、飲水必須要有正當的理由。

3.應給予實驗動物細心的照料。如當大型實驗動物(指猴、犬、豬等)分娩時,應有人現場監護,防止意外發生。當實驗動物發生疾病時，應采取必要的適宜的疾病防疫措施。

（三）實驗動物運輸的倫理學善待原則

1.應遵守國家和地方有關法規對實驗動物運輸的規定，同時符合國際運輸相關規定。

2.應遵守安全、舒適、衛生的原則，通過最直接的途徑盡快完成。

3.應把動物放在合適的籠具里，籠具應能防止動物逃逸或其他動物進入，并能有效防止外部微生物侵襲和污染。

4.運輸過程中，能保證動物自由呼吸，必要時應提供通風設備。

5.實驗動物不應與感染性微生物、害蟲及可能傷害動物的物品混裝在一起運輸。

6.患有傷病或臨產的懷孕動物，不宜長途運輸，必須運輸的，應有監護和照料。

7.運輸時間較長的，途中應為實驗動物提供必要的飲食和飲用水，避免實驗動物過度饑渴。

四、實驗動物使用的倫理學善待原則

在使用實驗動物過程中，善待實驗動物的核心內容，就是采取各種人道主義的措施避免、減少或減輕對實驗動物造成恐懼、疼痛和痛苦。

（一）Marshall Hall原則

早在1831年，英國生理學家Marshall Hall就對如何規范動物實驗提出了著名的5條原則，即：1.如果靠觀察可以獲得所必需的資料，則不需要進行動物實驗。2.如果沒有明確的限定和預期的結果，則也不需要進行動物實驗。3.科學家應對前人和同代人的工作有充分的了解，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復實驗。4.良好的實驗應該使動物受到最小的痛苦（可改用較低等的、反應遲鈍的動物）。5.任何實驗動物均需在能提供明確結果的環境下進行，以避免或減少重復實驗。

（二）多數倫理學家認定的原則

對如何規范動物實驗，大多數倫理學家也有一個認定的原則。這就是：

1.實驗不合法認定。任何一種動物實驗都將被認為是不合乎道德，除非實驗者能夠證明該實驗的合理性。

2.除非該實驗的好處非常明顯，否則該實驗即不合理。

3.應盡量提高被用于實驗的動物的福利，減少動物所遭受的不必要的痛苦。

4.活體解剖時必須給動物注射麻藥。

5.應盡量減少用于實驗的動物數量。

6.應盡量尋求動物實驗的替代品。

（三）動物實驗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科學家普遍認為，以科學研究為目的使用實驗動物時，實驗操作者應當負責任地和合乎道德地管理和使用實驗動物。

1.保證不進行沒必要的動物實驗，只有在用其他替代技術嘗試失敗后才可使用動物進行實驗。

2.不給動物造成沒必要的疼痛和死亡或不安。

3.使用實驗動物進行的任何科學研究都必須符合“3R”原則。

4.動物實驗應符合本國的法律和指導方針。

5.實驗用動物必須采用統一許可的標準進行飼養管理，建筑設施、籠器具應舒適、安全，同時，要重視動物的社會性及行為需求。

此外，對實驗動物必須愛護，不得戲弄或虐待。保定實驗動物時，應遵循“溫和保定，善良撫慰，減少痛苦和應激反應”的原則。在對實驗動物進行手術、解剖或器官移植時，必須進行有效麻醉。術后恢復期應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鎮痛和有針對性的護理及飲食調理。處死實驗動物時，須按照人道主義原則實施安死術。處死現場，不宜有其他動物在場。確認動物死亡后，方可妥善處置尸體。在不影響實驗結果判定的情況下，應選擇“仁慈終點”，避免延長動物承受痛苦的時間。靈長類實驗動物的使用僅限于非用靈長類動物不可的實驗。除非因傷病不能治愈而備受煎熬者，猿類靈長類動物原則上不予處死，實驗結束后單獨飼養，直至自然死亡。

【參考文獻】

篇2

外科學總論是從基礎醫學課程過渡到臨床醫學課程的橋梁，是醫學生順利完成由學校學習到臨床學習及臨床工作過渡的重要階段。在現代醫學快速發展的今天，外科先進的手術器械、手術技術、手術方法不斷涌現，但仍然不能替代對外科手術基本知識和技能的學習，只有在牢固掌握了外科各項技能的基礎上，才能在所研究的領域深入發展和提高。外科學總論是一門理論性和實踐性都很強的課程，一方面，實踐需要理論做指導，另一方面理論又必須在實踐中理解、鞏固和提高。這一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過程，須經過實習、實驗來實現[1]。外科學總論動物實驗給這種結合提供了一個最好的平臺。

1 動物實驗在外科學總論教學中的意義

1.1 通過動物實驗，將外科學總論所學的基礎理論、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系統起來形成一個整體

外科學總論主要講述了無菌技術和外科手術基本操作技術，其中無菌技術包括刷手法、泡手法、穿無菌手術衣、戴無菌手套、病人皮膚消毒、不同手術部位無菌巾的鋪蓋方法及手術過程中無菌操作原則。外科手術基本操作技術包括外科手術常用器械的識別和使用、切開、分離、手術視野的暴露、止血、結扎和縫合。每一種技能又有其規范操作原則及注意事項。而這些復雜繁瑣的操作技能和理論知識是在開展動物實驗之前陸陸續續分各章節獨立講述的，在學生們的腦海中是支離破碎的、混沌的，感覺彼此之間的聯系并不大，很難將外科學總論所學知識技能和未來的臨床手術建立起直觀的聯系。通過動物實驗，學生們從準備實驗開始，隨著手術的進行，將所學內容形成一個完整的操作系統：病人的無菌準備、手術人員的無菌準備、手術的麻醉、手術器械的規范使用、手術刀口的切開、分離、手術視野的暴露、止血、結扎、縫合；同時手術過程中無菌原則的貫徹執行及手術過程中各人員的協作配合也得到了較好地練習等。

1.2 有利于建立牢固的無菌觀念

無菌觀念是每一名醫療從業人員貫穿整個職業生涯的中軸線，是所有醫療人員的根本[2]。形成和建立牢固的無菌觀念，這對于醫學生后期的課程學習、臨床見習、實習乃至畢業后臨床醫療工作的水平和質量均有至關重要的影響[3]。在一定意義上，無菌技術的嚴格執行有時比手術本身更重要。通過動物實驗，更容易檢驗出同學們對無菌技術的掌握情況及無菌觀念的形成與否。在動物手術過程中，通過不斷強化無菌觀念，讓同學們由開始的有意識去執行無菌技術，轉化成一種無意識的自覺行為。

1.3 提供一個相對真實的手術模擬環境，完成由學校學習到臨床見習和實習的順利過渡

各章節講述的外科手術基本操作技能訓練都是在各種模型上進行的，模型上的感覺和真實的軀體存在著很大差別。例如打結縫合，同學們練習的時候是在縫合盤上進行的，打結的力度只能由同學們自由發揮，因為很難用語言恰當描述，許多學生在打結時要么張力很小要么張力很大，很難準確把握。縫合用的模擬皮膚是用橡膠或袖口做成的，這兩種材質和人體皮膚感覺截然不同，并且操作時手是裸露的。在動物實驗中，縫合的針感、打結的力度及在有限的手術視野中各種操作如何完成等，同時操作時必須戴上無菌手套進行，這些都需要在動物實驗的過程中重新找到感覺。另外在實驗模型上的練習過程中，無菌觀念會出現削弱，學生潛意識中會認為即使違反了無菌操作原則也不會在模型上引起感染[4]。動物實驗給同學們提供了一個全面的練習平臺，從而縮短了進入臨床見習和實習的適應過程，能夠取得更好的臨床見習和實習教學效果。

1.4 有利于一些非技術能力的培養

1.4.1有利于培養團結協作的團隊精神 團隊精神對任何一個企業或組織來講都是不可或缺的精髓，否則就如一盤散沙[5]。團隊成員有著一個共同的奮斗目標，他們之間的行為相互依存，相互影響，因此必須很好地合作，追求集體的成功。一臺復雜手術的成功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任何人無法獨立完成，團隊凝聚力發揮巨大作用。在外科學總論的動物實驗中，學生們能夠輪流擔任不同角色，每個人既要明確自己的職責范圍，又要注意和其他人之間的配合；同時在不同角色轉換中體會到每個角色的重要性，意識到每個環節若出現失誤都會影響手術效果，甚至會出現手術并發癥及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而且每次動物實驗手術的成功對于每一個同學來說都有一種成就感，更容易使同學們找到集體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1.4.2有利于培養沉著冷靜、綜合分析判斷、處理突發事件的應激能力 手術本身有一定的復雜性和風險性，而不同的個體又有著其特殊性。學生們首次面對動物實驗明顯存在著自信心不足，在處理突況時學生們表現為手足無措、大腦空白，而這些表現對于一個外科醫生來說是致命的。隨著動物實驗的開展，隨著動物實驗難度的逐漸增加，學生們身臨其境地在活體上真實操作，去處理一次次突發事件，比如切開過程中的噴濺型出血、實驗未結束時動物麻醉的清醒等。也就是在這些處理的過程中培養了同學們綜合分析判斷、沉著冷靜處理的能力，心理素質得到很好地錘煉，這些能力即使通過大量技能操作練習、理論培訓也是無法達到的。

1.4.3有利于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及愛傷觀念 動物實驗時，學生們面對的是一個真實、鮮活的生命。我們要求學生們對待動物要像對待患者一樣，要有高度的責任心。同時在動物實驗過程中不斷強化學生的倫理道德教育，從愛護、關心動物到愛護、關心病人，培養學生以病人為中心、為病人服務的職業意識[6]。

2 動物實驗教學活動的具體實施

2.1 明確最終教學目標，強調技能操作和無菌技術學習的重要性，重視前面基礎理論、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學習

運用加強理論模式指導實驗教學，在外科學總論學習的開始階段，明確告知學生各項手術基本技能學習的重要性，并且重點強調前面技能操作的學習和后面開展的動物實驗之間的關系。如果有扎實的理論基礎和嫻熟的手術技能作為基礎，通過動物實驗訓練，外科學總論的學習將會產生一個質的飛躍；假如前面的理論知識和技能不能很好掌握，在動物實驗的過程中將會被動地去完成，很難有較好的學習效果。學習目的的明確激發了同學們的學習熱情，同時我們通過利用業余時間開放實驗室，安排專人指導，規范手術基本技能操作的每一個細小動作，為下一步開展的動物實驗奠定良好的基礎。

2.2 加強課前預習。

采用 “以問題為基礎”（Problem-based-learning，PBL）的實驗教學方法，這種教學方法倡導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讓學生獨立地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使學生變被動學習為主動學習，對培養學生的終身學習能力、人際溝通技能、團隊協作精神、批判性思維能力具有獨特作用[7]。所以每次實驗課結束前布置下一周動物實驗課內容，要求同學們在一周內預習外科學總論實驗指導，熟悉動物實驗操作的每一個步驟，并結合以前所學解剖學知識，明確手術部位的解剖層次及毗鄰關系，并提出幾個和下次動物實驗有關的問題供同學們思考。同學們課下可通過翻閱相關書籍了解和本實驗有關的內容，也可利用網絡視頻提前了解動物實驗的操作步驟，這樣學生們在手術時才能了然于胸游刃有余。

2.3 重視教師示教在動物實驗中的重要地位

對于動物實驗示教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示教老師單純地把手術演示一遍即可，那樣同學們只是被動接受，而不能發揮同學們的主觀能動性，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

2.3.1示教形式 我們采用邊說邊做的形式講解實驗步驟，講解過程中注重啟發式教學，不斷提出問題，讓同學們來思考解決，培養他們主動思考、綜合分析的能力。同時臨床讓同學思考如果某些操作不當將會帶來怎樣的危險，例如結扎不牢等，培養他們嚴肅認真、一絲不茍的工作作風。

2.3.2 預見性問題的處理 結合以往動物實驗過程中同學們容易出錯的地方以及在操作過程中有可能出現的問題和相應的解決辦法，防患于未然。

2.3.3選拔職業素養高、手術基本操作規范、嫻熟的臨床外科醫師充實到實驗教學崗位上 示教老師愛崗敬業、精益求精的思想和行為在示教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每一個學生；嫻熟的技能操作、豐富的臨床實踐經驗也會對學生的職業責任感和上進心產生積極作用。

通過示教，同學們在預習中產生的一些疑惑及時得到了解決，實驗步驟得以夯實，還掌握了潛在問題的解決辦法，同學們對于整個手術過程清晰明了，手術的成功率會大大提高，對手術的自信心也會隨之建立。

2.4 合理安排好動物實驗開展的順序

動物實驗內容的安排由易到難，循序漸進，讓同學們有一個心理及技能操作的適應過程。我們從最初的實驗動物麻醉開始，讓同學們首先掌握手術區域的備皮、消毒、靜脈穿刺、麻醉藥物劑量計算、麻醉分期觀察、器官插管等，這些操作相對簡單但同樣重要。隨后開展靜脈切開術、清創術、動物盲腸切除術，中間還穿插著模型換藥術、離體腸端-斷端吻合術，最后開展動物腸切除-腸吻合術。隨著手術難度的不斷提高，有著逐漸積累起來的經驗和教訓，同學們的無菌觀念不斷加強、手術操作技能不斷提高、心理素質也由最初的緊張恐懼逐漸變得較為成熟與穩定。

2.5 組建實驗學習小組

在外科學總論學習之初，就組建實驗學習小組，將一個班大約50人分在兩個實驗室里，每個實驗室再分5個學習小組，每個小組大約4～5人。每個小組人員組成由班長和學習委員根據學習成績、學習積極性、性格特點及男女比例等多方面合理配置，挑選學習態度端正、工作積極大膽的同學擔任組長，使實驗學習小組能真正發揮作用。要求每個小組根據本小組特點制定一個切實可行的學習計劃。按照一般手術人員分工，在5次動物實驗中，5人可輪流擔任主刀大夫、第一助手、器械護士、巡回護士、麻醉師，若4人組麻醉師和巡回護士由一人擔任。組建的學習小組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小組，他們除了輪流承擔衛生打掃工作，還要在前面基礎理論知識技能操作的學習中、每次動物實驗課的預習、操作及課后討論中相互監督，相互促進，及時發現同學之間不規范的操作，及時給予指出改正，共同學習、共同進步。

2.6 加強巡視指導，規范其正確操作。

每個實驗室同時開展5臺動物手術，安排2名教師給予指導，在指導工作過程中既要放手不放眼，又要時時刻刻指出缺點與錯誤[8]。老師要對學生的操作嚴格要求，遇到錯誤及不規范操作要耐心給予指導，若不能及時更正他們錯誤或不規范的操作，就等于在他們今后的見習、實習和未來的臨床工作中埋下了隱患，并積極督促他們盡快建立嚴格的無菌觀念。

2.7 實驗結束后，組織同學課下討論并書寫實驗報告

篇3

劉海洋用硫酸傷害北京動物園黑熊事件激起了人們的憤慨。許多人從法律的道德的和心理的以及教育的角度發表評論，同時表達了對動物受到傷害的痛惜之情。這的確讓人欣慰，因為這是良知的表現。只是，透過劉海洋傷害動物案反觀我們社會對待動物的態度時，所看到的卻不只是這些事情了。我們的社會對動物的實際做法仍然有許多令人痛心的地方，我們的道德關切仍然沒有擴展到人類的朋友動物身上。

“劉海洋認為他最喜歡的是生物。為什么他反而去傷害生命呢？”

在我們的教育體系中，缺乏愛的教育，也缺乏愛護動物的教育。許多人認為應該從教育上來思考劉海洋傷害動物的行為。

在一般人眼里，劉海洋是個從小受到“好的”教育的學生，他就讀的大學甚至是中國最好的大學。每一個學校都能保證他學到技術意義上的知識。在這樣“完善的系統教育”中，他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比如學習好，特別是數理化學得好。

其實，在一個應試教育系統里，你是學文科也好，學理科也好，一切都被化為具體的知識；知識變成一道一道的習題，它們與豐富多彩的世界有什么聯系？與真實的生命有何相干！只要拼命上了大學，你就是好的，其他的都會消失在這個價值下面。而合作互助、愛護弱小、尊重生命這些理念在這種教育體系里面沒有多少分量，愛和美善也沒有多少分量。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家長的問題，整個社會都在鼓勵這樣的“好學生”。

劉海洋認為他最喜歡的是生物。比之數理化，比之電機，這是一個與有機的生命最為密切的學科，那么，為什么他反而去傷害生命呢？中學生物課講授的內容，從植物、動物到人，再到DNA、細胞、遺傳變異等，注重的是知識層面的介紹，缺少的是那種把地球看作所有生命的家園的平等意識，也很少談人類對自然和其他生物的責任這回事。雖然最新編訂的生物課本，已經想到要“加強動物與人的關系的內容”，并且重視“滲透思想感情、態度和價值觀教育”。可是，它的具體內容仍然不斷顯露出狹隘的生物觀和對動物的歧視。動物被分成有益和有害的，對人的價值則主要是“有用”。

甚至在初中生物課本里就開始寫上“野鴨肉味佳美，羽毛可以作被褥的填充材料，也可以用來制作各種工藝品”；“蟒和其他大型蛇的皮可用來制作皮革和樂器，很多毒蛇的毒液能夠用來制作藥酒，蛇膽……可以做成中藥材”；而“哈士蟆的輸卵管風干制成的哈士蟆油是著名的滋補強壯劑”！在這樣的介紹里，連國家《野生動物保護法》也不顧了。這的確是一種壓抑不住的潛意識在起作用：生物如果不是為人所用的又有什么價值呢？

我們再來看看它的動物實驗課吧。

現行生物課中的動物實驗課真可說是一種殘酷的訓練。課本那么輕易地就說“取一只活青蛙”或者活魚或者一只活鳥，“剖開它的體腔”、“看看它的內部構造”……每個學生都應該用刀子把一只活青蛙或者小兔子，生生地剖開，看看它怎么出血，怎么顫抖，怎么痛楚萬狀地死去。可以想象，在那種并未成熟的年齡，學生們會怎樣合理地任意地切割動物，一刀一刀地施行凌遲般的刑罰，讓一只完全無助的青蛙或者兔子受盡痛苦，在自己的眼前死去。為什么生物課的學習更容易把動物看成是工具，而不是值得尊重的生命呢？

我曾經聽到一個中學生物老師說，他用兔子做過脊椎斷裂實驗，就是把兔子的頭割斷，看它的神經怎樣跳動。我認為那不如說是屠殺訓練。你通過扭斷兔子的脖子得到的所謂知識，平常人透過常識就可以獲得了。那不需要斷送一只兔子的生命去證明。如果這也算實驗的話，人們要殘害多少無辜動物去做驗證呢？每一代人都要去做早已成為常識的虐殺動物的實驗嗎？

“科學”二字多么神圣，一件事只要被叫做“科學實驗”，就成了合理的。以科學實驗的名義，人們任意切割、殘害生命的做法似乎就有了正當性。許多制度化的對動物的折磨就是在科學實驗的名義下被人們逐漸習慣了。如今在我們的社會里大量被濫用的動物實驗有多少是不必要的，有多少是過度的和沒有意義的呢？在某些所謂實驗里，強迫各種動物忍受可怕的痛苦來驗證極其無聊的結果，諸如強迫小動物吞食口紅、油漆、清潔劑、合成香精等等五花八門的東西，直到它們不能忍受，大半死掉為止。

當然，并非所有的動物實驗都不必需，只是，我們應當非常謹慎地使用動物實驗，應該注意到動物的痛苦，注意到人對動物的不公平心態。也應該有法律和各種措施來嚴格限制動物實驗的數量和方法。

事實上，多半的動物實驗都可以找到代替的方法，而不必任意浪費大量動物的生命，甚至把動物看作活該如此。劉海洋辯說自己用火堿、硫酸燒傷黑熊是為了做實驗。在所有能為自己開脫責任的借口里面，做實驗是一個聽上去最“合理”的理由了，在課堂上，大家不也這樣合理合法地傷害動物嗎？至少他想要這樣來為自己贏得幾分同情或者幾分正當性。這里面有沒有值得反省的關聯呢？假設劉海洋真的學了生物學，在實驗室這個隱秘的角落里，他會合法地對動物做些什么樣的實驗呢？

“在中學階段就用小動物活體來做所謂實驗，對于學生的心靈是一種傷害，而不是健康的養料”

人有許多種學習的方式，全看他們怎樣看待世界。如果覺得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為人所用，人是一切生物的中心和主宰，就會無視其他生命的價值，就會把任意濫用和傷害能力低下的其他生物視為當然。

如果我們把自己看作地球生命共同體中的一員，就會發現，我們的許多做法都值得檢討。譬如，在中學階段就用小動物活體來做所謂實驗，就是一個不人道的設計，對于學生的心靈是一種傷害，而不是健康的養料。這一點，連有的學生已經意識到了。可是我們的教育體制和成人教師卻沒有反省。有一位著名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因為反對這種殘酷的實驗課，跟學校和老師做了多次交涉，懇求老師能不能不要傷害青蛙，或者分成小組，共同解剖一只青蛙，而不是人手一只。可是，她到底都沒有勸說成功，于是就決定在那一天拒絕到校上課。那是她整個學期第一次請假不去學校。

她的勇氣有沒有引起注意，有沒有成為下一次類似實驗課的真正有意義的障礙，我不知道，但是，我真心為這個中學生的愛和勇氣感到驕傲。她不因為生命弱小就去欺負，不因為善小就不為。

現在許多國家都取消了小學和中學的動物活體實驗。這是近幾十年來環境倫理觀念和道德進步的結果。生物學已經建立很多年了，寫作的書籍成千上萬，現在還有了各類模型、圖譜和視聽網絡可以用來學習。而我們卻要在趕上“發達國家的實驗水平”的口號下，努力設置活體動物實驗課。的確，在以往的歷史上，一些西方國家有過名目繁多的殘害動物的實驗，但是，隨著動物保護哲學和生命倫理觀念的強烈沖擊，動物福利組織的實際抗爭得到極大的認同，中學里野蠻的動物實驗課逐步被取消，換成觀察動物在自然生境下的生活，或者解剖動物尸體來學習。為什么我們非要做日漸被別人廢除的殘酷實驗呢？在中學階段，有什么知識是非要透過折磨動物來學習呢？可能，我們需要趕上的不是生物課的實驗水平，而是其他的東西，比如對待動物生命的態度。香港環保先驅溫石麟在回憶自己怎樣走上以保護自然為己任的道路上來時，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生物老師———他大學預科的生物教授。這位外籍老師是他愛護自然的最初的帶領者。一次，他們去香港海邊做海岸生態考察。那位老師站在退潮的爛泥里，告訴正在尋找生物樣本的學生們：你們可以取上來觀察，但是，完事后要放回原位，因為它們是屬于這里的，我們是大自然的觀察者，不應該破壞、擾亂大自然的平衡。這位赤腳站在爛泥里的教師，一直引導著他的學生走向尊敬生命、愛護自然的生活。

我深信，這就是教育。善待自然、善待動物是需要學習的，沒有人天生具備這種態度。

“不僅動物園的動物，幾乎所有動物———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的生存狀態都取決于人的行為和觀念”

教育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個社會對待自然、對待生命有什么樣的認識，有什么樣的氛圍，都會顯現到教育中來。如果說要“分析劉海洋”的話，其實也應該同時分析一下我們的社會對待動物的態度。

就說動物園吧。那個幾十平方米大的所謂黑熊園子，整個位于半地下，完全由水泥鋪就，水泥地面，水泥圍墻。它們沒有什么可躲的地方，所以惡意的游人很容易傷害到它們。這自然是為了人的觀看需要而建造的，是以人為中心設計的，動物的利益根本不在考慮之列。可以說，監養式動物園的問題就在這里，一切以人的便利為主，動物是人的觀賞物，是人的欲望和意志的奴隸。

在夏天最熱的時候，北京街頭地面溫度最熱能達到50℃左右，那個完全由水泥構成的熊園，沒有一棵樹，一棵草。黑熊只能躲在高墻下的陰影里“茍延殘喘”。1995年夏天的那個下午，我在那里看到的兩只黑熊，蜷曲著沿著墻半躺著，難受地張著嘴喘氣，令人不忍卒睹。它們能熬過多少個這樣的夏天而活下來呢？更不要說游人投喂垃圾、塑料以及各種廢棄物的傷害了。

黑熊的遭遇在動物園里并不是個別的例子，北京動物園也不是各地動物園里格外差勁的例子。對動物不公平的現象在全國各地的動物園里比比皆是。以人為中心來設計動物的生活嚴重地限制了人們為動物的基本利益考慮。鋼筋水泥籠子不適合動物的天性，狹窄的空間、無時無刻不直接面對游人的驚恐，讓動物的身心不能得到基本的休息。這些對動物來說是極大的不公平和傷害。

從媒體在近十年所報道出來的情況看，動物園珍稀動物的非正常死亡數字令人吃驚。這些珍稀動物非正常死亡多半與動物園管理不善、粗暴對待動物和各種人為傷害有極大關系。

1997年3月27日，上海動物園的一只國家二級保護動物海豹客死柳州。這已是一個星期內慘死在柳州柳俁動物園內的第二只海豹了。經解剖檢查發現，這只三歲大的海豹胃內有10多個塑料袋和石頭、鐵釘、牙簽等物。海豹胃部已經嚴重受損，導致死亡。而另外一只海豹的死因完全相同。不要說愛，看上去人們對無辜的海豹簡直充滿了仇恨。

1996年，西安動物園一只雌性長頸鹿因誤食游人投喂的塑料袋造成胃堵塞而死亡。這只日本贈送的長頸鹿死時腹內尚有一胎兒未出世。而南京某動物園的雌性長頸鹿也遭到同樣的命運，死時也有一胎兒未出世。它的胃里不僅有塑料袋，還有鐵絲、電線、玻璃等物！有的動物死去后胃里竟然有近兩公斤不能消化的塑料鐵皮等雜物！從南到北，到處都發生這種慘劇，正可以映照出我們的社會和人群的一般品質。

多年來，在這種惡劣游人不斷的地方，動物園方面為什么不能給動物提供一個與游人隔絕的安全距離？這是很難做到的事情嗎？動物園除了把動物捉來或者買來，監禁起來加以展示，就沒有別的責任了嗎？是什么東西阻礙人們為動物的基本利益著想呢？

1997年11月19日，內蒙古通遼市西拉木倫公園的一只東北虎被殘酷殺死，虎皮被剝。據報道，現場“慘不忍睹”：老虎籠鐵門虛掩，“門上的鎖頭也不見了”。該市園林局書記說，由于經費緊張，該園只能做到一般的飼養管護，比如“防止猛獸出來傷人或自行逃走。至于防止被盜殺盜走，沒有嚴格措施，而且這也超出了公園平時管理和看護的范圍”。動物被籠養在公園內，其安全卻“超出了公園管理和看護的范圍”！老虎被束縛住手腳，卻沒有被安全地看護，只好任人宰殺。

1996年7月19日，廣西柳州暴發大洪水，市動物園是重災區。在洪汛期，動物園方面沒有積極轉移動物。大水到來時，被困籠中的動物預感到災難將至，驚懼不堪，卻無法逃生。結果，一頭獅子由于高度驚慌，導致心力交瘁而死。一頭4歲的豹子躁動不安，不肯進食，在籠中拼命奔跑，最終因絕食、發熱病死。死后檢驗，該豹子患有肺炎，食道有異物等。在這場大水中，柳州動物園有近90只珍貴動物因驚嚇淹水和受病死亡，占該動物園動物總數的1／4。這些被人生硬地鎖在籠子中，供人觀賞取樂的動物生命，在大難臨頭的時候，卻沒有被稍微周到地遷離危險之境。動物也有恐懼的感覺，也有求生的本能。這一點被人大大地忽視了。

現在，在全國各地，名目繁多的動物園越建越多，大小城市都要有動物園，縣城也要有。公家要辦，私人也要辦。越來越多的各種動物因之被囚禁起來，做人的觀賞品。是人們越來越愛動物嗎？其實事情可能正相反，許多動物園是在商業利益驅動下建立起來的，只表明了人的統治心態和不負責任。

在制度上，我們對建立動物園沒有嚴格的資格審定和限制，這也使得動物園越建越濫。在監養式動物園外，所謂放養式動物園或者野生動物園也越建越多了。然而，許多所謂野生動物園對動物的管理也一樣漏洞百出。1998年3月，珠海市一家私營野生動物園因資金出現問題，后續計劃無法實現，將動物養在大林山區。由于“飼養條件太差，導致一只華南虎病死，五只蜂猴先后死亡”。據說那養老虎的地方如同豬圈，惡臭熏人。如此惡劣的所謂野生動物園也能合法飼養國家最珍貴動物華南虎，喂死了也幾乎無聲無息。

動物園的動物雖然生活在動物園內，但是它們的命運和人類社會緊密相連，它們的生活境遇和福利也與人的態度密切相關。實際上，不僅動物園的動物，幾乎所有動物──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的生存狀態都取決于人的行為和觀念。

“人不能殘酷對待一只野生動物，同樣也不能殘酷對待一只家養動物”

在人類的技能大大地超出地球上一切其他生物以后，動物的生存狀態就已經緊緊地和人的行為聯系在一起了。在人和動物構成的世界里，人類占據了全部優勢，因而動物的命運就不僅是動物的事情，也關乎人的道德和良知。只是，從前人們并不認為怎樣對待動物涉及到人的德行，那只是收益的問題，但是，隨著人的道德眼光不斷擴大，道德關懷對象不斷擴展，倫理內容也逐漸從人的利益擴大到對動物福利的考慮。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對動物福利的思考首先是關涉到身邊動物的，而不僅僅涉及野生動物。

在劉海洋傷害動物園黑熊案中，許多人認為被傷害的黑熊應該屬于野生動物。因為這樣看起來劉海洋的行為就更加嚴重和惡劣，更有依據加以懲罰。顯然，在我們的意識里，用硫酸傷害一頭野生熊和傷害一頭馴養熊或者一頭家養豬的含義是不同的。這固然表明人們有了保護野生動物的意識，然而用硫酸傷害馴養熊或者家養豬與傷害野生黑熊真有什么不同嗎？馴養熊或者家養豬不會感覺疼痛嗎？家養動物的疼痛和野生動物的疼痛有等級的分別嗎？人們并沒有仔細思量，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在受到嚴重傷害時感覺的痛苦和疼痛是一樣的。在這意義上，對野生動物實施殘暴和對家養動物實施殘暴是一樣的惡行。人不能殘酷對待一只野生動物，同樣也不能殘酷對待一只家養動物。事實上，虐待家養動物是更經常發生的。

1996年11月8日，中央電視臺對廣東的生豬“加料”和“注水”現象曝了光。可以看到，那是怎樣一種“加料”：壯漢們強行按住一頭豬，硬掰開豬嘴，把直徑約六七厘米的粗管子，塞到豬嘴里，直到腭喉部，然后再強行加壓，生生往豬體內灌注了四五大斗盆黃稀湯樣的所謂飼料。這一過程是在豬的拼命慘叫和痛苦掙扎中完成的。據報道，從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運來的生豬進入廣東后，就不斷地被強迫灌注。

被灌注后的生豬一個個肚圓腹脹，腿腳哆嗦著，東倒西歪，顯現出極度痛苦的情形。一些豬被擠踏在車板上，嘴里流著黃水，奄奄一息。在到達廣州之前，生豬一般要經過四五次這樣的“保養”。不難想象，豬們要經受多少可怕的折磨。這些豬運到屠宰場，不到一個小時，就大半死亡。屠宰后，把豬胃拿出來一看，已經像籃球一樣大小，重約10公斤。這已經是經過倒流、吸收后的情形了。大部分生豬是被活活撐死的。每一天，這樣的事情都發生著，并且何止廣州一地。

可悲的是，這種“酷刑”不僅僅是對豬的，而是普遍施用在家禽家畜身上的。有報道說，有人買活雞，挑了最肥的，結果是注滿了水的“肥雞”。時至今日，人們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了。一個養鱉能手在購買種鱉時，誤買了注水鱉，結果沒多久，種鱉全死了。想想看，這種對小動物的折磨多么無情。那么小一只雞或鱉，注進體內足有半斤至一斤水，這是何等的痛苦。讓動物處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狀態里，是怎樣的惡行！世界上有哪個民族這樣對待他們親手飼養的動物呢？

家養動物以自己的生命貢獻于人類的生活。它們至少也應該有自然的生活，并得享生命的一般樂趣，而不能在被虐待中完成一生。然而，通常，人們對虐待動物的行為熟視無睹，似乎動物的命運就該如此。這種態度導致虐害動物成為一種陽光下的罪惡。遺憾的是，在有關注水家畜（禽）的報道中，鮮有注意到動物的痛苦，并關注家養動物生存狀態的。大家在意的是灌注者的缺德行為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使市民的“菜籃子”不圓滿。這固然是一個大問題，然而若深思這種行為造成的人的精神丑惡就更是一個大問題了。在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酷吃、酷用動物的例子，但是從未有過如此大規模虐害動物的情形。這或可表明今天道德墮落的底線在哪里。

“一個文明的國家應該為保護動物不受虐待而設立人道的法律”

任意折磨有感覺能力的動物（無論是野生動物還是家養動物），讓它處于疼痛難忍的狀態，慢慢死亡，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也應該是一種違法行為。這不僅僅是為了人的情感和良心不受到傷害，而是人沒有權力這樣對待動物。但在現實中，要想依據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來懲處這種行為是不可能的，不僅因為這部法律的保護對象中沒有普通的野生動物和家養動物，還因為它沒有考慮到動物的基本利益，比如不被虐待的權利等。而依據“毀壞國家財產罪”來懲處傷害動物的罪行也是不恰當的，動物不是普通的所謂“財物”，它們有感覺能力。傷害它們比毀壞一般的財物要嚴重得多。所以，要保障動物不受虐待，并且在人的管理下能夠得享一般的生活，就應該制定“反對殘酷虐待動物法”。這個法律所關涉的對象，應該既包括野生動物，也包括那些同樣有感覺能力的家養動物。

這些主張并不是一時的多愁善感，而是嚴肅的道德、法律和政治議題。

在近代，是英國人最先把同情的眼光投向動物，并在法律實踐中解決這個道德議題。1809年，一位英國勛爵在國會提出一項提案，要求禁止虐待馬、豬、牛、羊等動物。這項提案在當時遭到了人們的嘲笑，結果，雖然在上院獲得通過，但在下院被否決。

這并不奇怪，因為許多人的心智還不能包容動物的利益。法國哲學家笛卡爾對動物的偏見曾經影響了幾代人。他認為動物不會思考因而不會感到痛苦。不過，偉大的倫理學家邊沁認為，笛卡爾的錯誤在于把會思考和會感覺苦樂混為一談了。邊沁說，“問題不在于動物是否能思索，是否能說話，而在于它們是否能感到苦樂”。邊沁堅持把人道主義關懷運用到動物身上，他堅決認為，皮膚的顏色不是一個人遭受暴君任意折磨的理由；同樣，“腿的數量、皮膚上的絨毛或脊骨終點的位置，也不是使有感覺能力的存在物遭受同樣折磨的理由”。因而，在判斷人的行為善惡時，必須把動物的苦樂也考慮進去。

到了1822年，英國人關于動物的思考已經相當成熟，所以，世界上第一個反對虐待動物的法律真正獲得通過。它使虐待動物本身成為一種犯罪，而此前，虐待動物這個罪名必須具有一個法律要件，就是惡意對待動物的主人而不是動物本身。盡管這個法令僅僅適用于大的家養動物，比如牛、羊、豬、馬等，而把狗、貓和鳥類排除在外，但是，它仍然被認為是動物福利保護史上的里程碑。

這個法令不僅影響到本國民眾，也影響到其他國家。法國也在1850年通過了反虐待動物法律。隨后，愛爾蘭、德國、奧地利、比利時和荷蘭等國也通過了反虐待動物法案。1866年，美國駐俄公使伯格回到紐約，開始呼吁反對虐待動物。駐俄期間，他曾目睹馬夫毒打馬，感到痛苦萬分。伯格認為殘酷地對待活著的動物，會使人道德墮落，并變得野蠻起來。而一個民族不能阻止其成員殘酷對待動物，也將面臨危及自身和文明衰落的危險。在他的努力下，美國也成立了“禁止虐待動物協會”，并迅速通過了“反虐待動物法案”。這部法案被認為超越了英國的反虐待動物法令，因為它禁止虐待所有動物，包括野生動物和家養動物。

這個時期的仁慈主義思想提出了人應該善待動物，并把道德對象擴展到了動物。雖然，人們還沒有看到動物權利問題，但是他們想要幫助不會說話的動物不受虐待，同時也幫助人提高德行。這直接促進了動物福利的改善，并為進一步思考動物權利問題奠定了基礎。到了20世紀后期，不僅歐美國家，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包括亞洲和拉美、非洲一些國家都制定了反對虐待動物的法律，動物福利協會和各種動物保護組織紛紛涌現。現在，人們已經普遍認為，一個文明的國家應該為保護動物不受虐待而設立人道的法律，更認為殘害和毀滅生命是不正確的，愛護和促進生命才是人的基本責任。

中國也需要這樣的法律。雖然立法并不能保證在這個時代就解決全部人與動物的關系問題，但是，這樣的法律將促使人們反省對待動物的方式，并妥善解決動物遭受虐待的現實問題。實際上，反虐待動物法只是期望一種最低的人道：即不能隨意地把動物置于痛苦狀態，不能以虐待動物取樂或者惡意地破壞野生動物的基本生存環境。

法律具有引導人心的作用。人道的法律將會使得人們懂得，怎樣對待動物是善意的適宜的，怎樣對待動物是不公平不人道的。反虐待動物法案將有力地幫助人們確立這些觀念和準則，培育人的德行，并對違法者加以懲處。

篇4

國家醫藥管理總局、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等也分別在這一時期成立了倫理評審委員會或倫理專家咨詢委員會。為加強藥品臨床試驗方面的倫理監管，衛生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等有關部門頒布了一系列文件，對生物醫療技術的研究開發和臨床應用進行規范。1998年，衛生部頒布《藥品臨床試驗管理規范》(試行)，提出“倫理委員會與知情同意書是保障受試者權益的主要措施”。衛生部還頒布了《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人類庫倫理原則》(2001)年、《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管理暫行規定》(2006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2007年)、《醫療技術臨床應用管理辦法》(2009年)等文件。2007年，衛生部頒發《涉及人的生物醫學倫理審查辦法》(試行)明確要求開展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和相關技術應用活動的機構包括醫療衛生機構、科研院所、疾病預防控制和婦幼保健機構等，設立機構倫理委員會，對本機構或所屬機構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和相關技術應用項目進行倫理審查和監督。近年來，衛生部進一步加強了醫療倫理管理，出臺了《醫院管理評價指南(2008版)》和《倫理委員會藥物臨床試驗倫理審查工作指導原則》(2010年)，要求醫院建立倫理委員會等醫療質量管理組織，并進一步明確和規范了機構倫理委員會及其倫理審查的程序。衛生部所屬的研究機構和醫院依據國家規定，紛紛組建了各種形式的研究倫理委員會或醫院倫理委員會。此外，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也頒布了一些文件，如《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2003)、《醫療器械臨床試驗規定》(2003年)等。為適應生物醫學研究和創新發展的需要，中國科技部與衛生部近年來加強了聯合，在生物技術應用的規制建設方面作了許多有意義的探索。如2001年，科技部、衛生部等多個部門頒發了《實驗動物許可管理條例》、2003年科技部、衛生部聯合頒布了《人類胚胎干細胞研究的倫理指導原則》。近年來，國家“973”、“863”項目和自然科學基金委的課題申請，如果涉及人體、醫療問題，都已要求所在單位先進行倫理審查。可以說，中國已初步建立起生物醫學研究的倫理規制和相關技術規范，正與發達國家逐步接軌。

1.1中國生命倫理學的研究、實踐和科學家參與決策活動不斷深入

我國生命倫理學研究于20世紀80年代起步。1987年3月上海市醫學倫理學會成立，該學會是全國最早成立的醫學倫理學學術團體;1987年9月，東南大學與南京鐵道醫學院聯合成立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1988年中華醫學會醫學倫理學分會成立，此后各省市紛紛成立醫學倫理學分會。20世紀90年代以來，適應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迅猛發展的需要，國家863計劃、973計劃和自然科學基金等都對生物醫藥研究加大了資助力度，有關部門加快了制定技術標準和管理法規的步伐，生命倫理學受到了醫學家、生物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法學家、立法者、決策者和社會公眾等的廣泛關注，相關研究日益深入，研究機構和學會組織蓬勃發展。21世紀以來，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如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協和醫科大學(2001年)、華中科技大學(2002年)、武漢大學(2003年)等紛紛成立了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也成立了生命倫理學專業委員會(籌)，并從2007年到2010年組織召開了四屆全國生命倫理學學術會議。2010年，中國首個受試者保護工作體系在北京大學成立，通過為研究者提供培訓、對研究方案進行倫理審查、對研究過程進行倫理監督、對未來臨床和科研領導者進行能力培養、維護科研的誠信等措施，對受試者提供全方位的保護［1］。香山科學會議也多次把生命科學倫理問題作為會議主題進行討論。1999年8月，第120次會議以“21世紀生命倫理學難題”為主題，圍繞人類基因組計劃對生命倫理學的挑戰、輔助生殖中的倫理道德和法律問題、“克隆”中的倫理問題等三個中心議題展開了研討［2］。2002年4月，又召開了以“我國生命科學研究中的倫理問題”為主題的第180次會議，圍繞“中國與世界:生命科學究竟帶來哪些倫理和法律問題”、“生命科學研究中的倫理問題與科學家的社會責任”、“制定與生命科學相關的政策法規中的若干倫理問題”三個中心議題進行了討論。近年來，香山科學會議對再生醫學、合成生物學、納米藥物、干細胞、克隆等技術的發展及其倫理問題都進行過探討。不少生命倫理學方面的學者通過多種方式參與了科技部、衛生部等國家層面生物技術應用研究規制設置的倫理咨詢和政策制定。2001年，中國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倫理委員會向衛生部等機構提交了《人類胚胎干細胞研究的倫理準則(建議稿)》，獲得有關部門的采納和接受。生命倫理學家與醫學和公共衛生、社會學和法學專家一起給相關部門起草了艾滋病政策和法律改革的建議，促進了21世紀后我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顯著進展［3］。

1.2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生物科技倫理制度建設，并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中國生物倫理學研究和實踐從80年代的起步階段就直接得益于對國外相關研究和倫理實踐的介紹和引進，并在不斷學習、借鑒和發展過程中積極參與國際生物科技倫理的交流、合作研究以及倫理準則形成和推廣過程，努力發出自己的聲音。中國是國際生命倫理學協會的創始國，并在2006年成功在北京舉辦了第8屆世界生命倫理學大會。中國積極參與國際合作交流活動，多次組織召開了國際交流會議，如中英納米技術倫理學會議(2009)、中荷動物生物技術倫理學會議(2009)、中日韓東亞國家危重病人決策研究(2009)、中美臨床試驗倫理問題會議(2009)、中歐生殖醫學和干細胞研究合作倫理管治項目(2007年～2009年)、中法醫院倫理學會議(2001)，等等。有多名中國科學家在國際生命倫理學組織中擔任職務。在一些國際性的重大生命倫理問題上，中國明確表達了自己的立場。2000年12月2日，中國人類基因組社會、倫理和法律委員會通過聲明，表示接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基因組和人類權利的普遍宣言》和國際人類基因組組織(HUGO)的原則。2001年7月22日，科技部副部長程津在以《生物倫理:國際挑戰》為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技部長圓桌會議上說，我們贊成以治療和預防為目的的人類胚胎干細胞研究，但是堅決反對克隆人，不支持任何生殖性克隆實驗。在2010年第10屆世界生命倫理學大會上，中國學者提出，應以“和而不同”的觀點來正確處理國際倫理準則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4］。中國關于生命倫理學的研究、表達和制度建設正引起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關注。

1.2中國生物科技倫理宏觀管理制度建設總體上不容樂觀

目前中國生物科技倫理制度建設的關鍵問題是，中國還沒有國家生物倫理學委員會的類似機構，來從國家戰略層面對生物技術發展引發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進行系統分析和深度探討，也缺乏相關研究議題進入政府決策議程的適當機制。這種機制缺失，在相當程度上造成中國在生物技術應用研究領域的失范和混亂，并給國家生物技術創新計劃的實施帶來不良影響。在實際中，各級政府對一些生命科學研究和醫療技術的宣傳、推廣行為缺乏必要、嚴格的倫理評估程序和法律約束機制。許多跨國公司和機構借科研合作之名在中國境內從事違規的藥物人體試驗和動物實驗或非法獲取生物遺傳資源，嚴重影響了中國科學界的國際形象，侵害了中國的戰略利益。某些科研機構和決策部門基于自身利益考慮，對研究失范行為視而不見;或片面依靠某些科學家的意見進行決策，實施重大生物技術商業化項目或創新計劃，引起社會廣泛質疑。這不僅使科學界的誠信度和政府公信力受到傷害，而且使一些創新項目的推進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此外，還存在著倫理研究資源欠缺、倫理決策和管理經驗不足、相應規制設置不完善、已有規范得不到有效執行等突出問題，制約著我國生命倫理制度的發展與完善。

2國外生物科技倫理制度建設的進展及經驗

(1)重視技術風險評估和技術的社會科學研究，預防高新技術的非預期后果。早在20世紀70年代，為適應公眾對日益涌現的新技術可能引發的潛在健康風險和環境風險的高度關注，美國國會頒布了《技術評估法案》(1972)。該法案強調對技術變化的廣泛社會影響進行預先評價的必要性，并授權創建了技術評估辦公室(OTA)，以全面理解新技術的潛在社會影響。這類“意在對現存技術或新技術可能產生的非預期結果進行分析的政策研究活動”［5］，被認為有助于改進技術決策的質量，有效化解各種治理危機。21世紀以來，隨著對新技術評估的復雜性和重要性的認識，歐美各國逐步從經典式技術評估走向參與式技術評估、論辯式技術評估和建構性技術評估，其總體取向是不斷擴展公眾參與的空間和深度，增加新技術評估中倫理的、法律的和社會的內容，以逐步消解單向度的技術精英決策體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增進社會公眾對科學界和決策層的信任度。

(2)通過國家立法設立國家生命倫理委員會，對重大生物科技可能引發的風險和倫理問題進行前瞻性評估和咨詢。20世紀70年代初期，當重組DNA技術即將問世之際，斯坦福大學分子生物學家保爾•伯格領導的一群美國科學家就倡議，在這一技術應用的相關規制和規范出臺之前應暫停與之相關的實驗研究活動。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家健康衛生研究院等迅速回應科學家的意見，建立了重組DNA特別委員會、重組DNA技術委員會等，對重組DNA技術應用的潛在危險以及相關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進行研究。1974年，美國政府依據“國家研究法案”，設立了“生物醫學和行為科學研究的人類受試者保護委員會”。該委員會是由議會設置的第一個美國國家研究倫理學委員會，其提出的著名的“Belmont報告”，明確了涉及人類受試者的研究活動的基本原則，為聯邦政府在這一領域的研究規制的設置奠定了基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幾乎每屆美國政府都設有國家生物倫理委員會，探討新的科學、醫學和技術引發的倫理問題。克林頓時代的生物倫理委員對克隆、人類干細胞研究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布什時代的生物倫理委員會則主要討論了干細胞研究、基因增強和生殖技術等引發的倫理問題。2009年11月，奧巴馬上任后不久就宣布設立新的生物倫理顧問委員會，研究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研究引發的“知識產權問題、科研中的利益沖突和權利尊重問題”等，以便通過新技術的社會評估，將相關的倫理辯論作為政府決策和治理的重要基礎。

(3)國際組織積極推進國際生物科技倫理準則體系建設和實踐，形成了一系列指導性原則與倫理規范。20世紀70年代以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和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際機構開始重視生命科學中的倫理問題，并在其工作計劃中對科技倫理學給予了優先地位。UNESCO曾在20世紀90年代先后建立了國際生命倫理委員會(IBC，1993)、世界科學知識與技術倫理委員會(COMEST，1998)，政府間生物倫理委員會(IG-BC)、聯合國機構間生物倫理委員會等倫理組織。這些組織積極推動國際社會形成倫理共識，為成員國加強倫理管理組織體系建設提供工具和技術支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員國大會先后通過了《世界人類基因組與人權宣言》(1997年)、《人類基因數據國際宣言》(2003年)和《世界生命倫理及人權宣言》(2005年)，為各國提供了有關生命倫理原則、標準和框架。UNESCO還進行了相應配套工作，促進倫理教育的推廣，倫理委員會的建立和經驗交流。在WHO、國際醫學科學組織理事會(CIOMS)、世界醫學協會(WMA)等國際組織的推動下，在生物醫學研究領域，國際社會已形成了一系列共同的倫理原則與規范。WMA的《赫爾辛基宣言———人體醫學研究的倫理準則》、CIOMS的《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國際倫理準則》等文件，對生物醫學研究中涉及人體實驗的倫理行為進行了明確規范，已成為成員國普遍遵守的國際倫理準則。2000年，WHO還制定了《評審生物醫學研究的倫理委員會工作指南》，提出，“國家、單位和社區應該努力建立倫理委員會和倫理審查系統……如果適當的話，政府應該促進在國家、單位和地方建立獨立的、多學科的、多部門的和多元的倫理委員會。倫理委員會需要行政上和財政上的支持”［6］。根據WHO的要求，各成員國都逐步在醫療機構建立起了倫理委員會，推行倫理審查制度。

3加強我國生物科技倫理制度建設的政策建議

國際經驗表明，要推進負責任的科學技術創新戰略，必須通過引入科學技術的社會評價以及設立國家倫理委員會等機制，在重大科技決策過程中引入倫理、法律和社會維度的考量，反映和表達公眾的普遍利益訴求，實現科學技術和創新的包容性發展。基于我國的現狀，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加強生物科技倫理制度建設。

(1)從戰略高度重視科技風險管理與科技倫理制度建設。科技倫理制度的建設旨在強化科學家、決策者以及社會公眾的社會責任意識，它是面向未來的戰略思考，展現的是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國家意志。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加強科技風險管理與科技倫理制度建設是一種具有前瞻性的戰略部署，事關國家的長治久安與社會和諧，有關部門亟須站在國家戰略高度，以一種負責任的姿態，高度重視科技風險管理與科技倫理制度建設，為科技的長遠發展創建有利的社會倫理環境和制度體系。

(2)建立重大項目的倫理審查與風險研究評估機制。加強生物科技創新的倫理研究和社會評估是完善生物科技倫理制度的重要環節。鑒于我國生物技術快速發展的態勢，亟須加強相關倫理研究和社會評估工作。特別是對于重大科技項目，尤其需要建立倫理審查與風險評估機制，對其后果進行多方面的價值評估———不僅要看其可能帶來的經濟效益，更應看其對環境生態、對人的生命健康以及社會福利、社會公正的影響。因此，建議盡快研究制定有關規則，在重大項目的立項、評審與答辯中引入倫理和風險評估指標，把規避安全風險作為項目評審和驗收的重要標準之一，并建立安全舉證機制。為實現真正的倫理規制，需要在答辯委員會、評價專家組等組織中吸收倫理學家、社會學家等加入，重視他們的參與和意見表達;對于某些重大高新技術計劃項目如轉基因作物、納米科技、合成生物學研究等，應配套設立專門的倫理研究議題，進行技術風險的前瞻性研究和風險跟蹤考察。

(3)設置國家級生物技術倫理委員會，組織開展相關評估、預測和決策咨詢工作。建議盡快成立國家生物技術倫理委員會。其主要職責可界定為針對生物技術前沿領域發展決策的需要，組織開展相關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系統研究和民意調查，為各主管部門提供咨詢和決策支持。為配合國家生物技術倫理委員會的建設，建議先行設置科技部生物技術倫理委員會，并將科技風險與倫理評價納入國家科技計劃和科研項目的評估以及科技前沿預測和決策議程之中。科技部生物技術倫理委員會的具體運行可依托科技部誠信辦公室或科技戰略研究院，其工作重點包括:就重大生命科技倫理問題進行調查研究，提供決策咨詢，代表政府與公眾溝通，對重大科技政策進行倫理審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