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生態學理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人類生態學理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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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類胚胎；胚胎干細胞；生物倫理學

胚胎干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ESC）是指來源于著床前囊胚內細胞團或早期胚胎原始生殖細胞的一大類未分化的全能干細胞，具有無限增殖、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的潛能。人類胚胎干細胞（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hES細胞）在臨床移植醫學、細胞治療、組織工程、生物學基礎等研究領域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和巨大的應用前景，對于有效地治療人類多種疾病，維護和促進人類健康具有巨大的潛在價值。但由于hES細胞的來源同胚胎道德地位、克隆人等一系列敏感問題有著密切聯系，因此帶來了法律問題，也引起了人們對人類胚胎和胎兒組織是否尊重的“世紀倫理之爭”.

1 干細胞的來源、分類及功能

干細胞是指在生命的生長和發育過程中起“主干”作用的原始細胞（progenitor cells），它們具有自我更新、高度增殖和多向分化的潛能。尤其是人類胚胎干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s），它可以分化成人體全部200多種細胞類型，進而構建人的心、肝、腎、神經等多種組織和器官，最終發育成一個完整的個體，是一種全能干細胞。根據來源的不同，干細胞分為成體干細胞和胚胎干細胞兩種。成體干細胞指人體內為修復或替代體內損傷或正常死亡的細胞而產生的干細胞，其分化能力有限。目前，人類胚胎干細胞的來源主要有五種途徑：①用選擇性流產的人類胚胎組織產生；②用不孕癥治療后的剩余胚胎組織產生；③用以研究為目的的捐獻配子人工受精創造的胚胎產生；④應用嵌合體胚胎產生；⑤應用體細胞核移植技術產生。2007年，美國Wake Forest大學的研究者在《自然》（Nature）上報告說：從羊水中可以分離出多能干細胞。這種方式介于“成體干細胞”和“胚胎干細胞”之間，為獲取干細胞提供了新的思路。用不同來源的hES細胞研究干細胞，引發的倫理問題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同[1]。

按照干細胞的分化階段，人們將干細胞分成三大類：即全能干細胞、多能干細胞和專能干細胞。全能干細胞可以分化為組成整個人體的216種所有的細胞類型，它可產生一個完整的胚胎。多能干細胞可向多種細胞類型分化，但不能制造完全發育所需要的所有組織。專能干細胞是在干細胞發育的后期出現的，細胞也變得越來越專門化，例如神經干細胞、造血干細胞等。

顯而易見干細胞的治療則是它們的主要功能。科學家們指出干細胞治療是一種具有潛在革命性的治療疾病和損傷的、在醫學領域應用廣泛的新方法。它的目標是通過干細胞移植提供健康的新細胞修復身體受損的或病患的部分。例如是通過干細胞移植治療白血病，神經干細胞移植治療帕金森病、阿耳茨海默病、糖尿病、心臟病、多樣硬化癥、燒傷和脊髓損傷等疾病的新療法意義重大。

2 干細胞研究所面臨的主要倫理問題

胚胎干細胞研究中的倫理問題主要涉及人類胚胎的地位、胚胎干細胞來源、治療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等方面。具體問題有：人類胚胎的道德地位是什么；贊同或反對“生殖性克隆”的倫理論證是什么；為何“治療性克隆”能得到倫理學的辯護。在討論中還涉及到對“人的生命”和“人格”等概念的理解。在西方國家，有不少人堅持胚胎就是生命，特別是一些基督教徒和神職人員以及反對墮胎的人員，他們認為這是褻瀆神靈、侮辱生命的尊嚴，并且認為克隆人的胚胎遲早導致克隆人的出現，故而表示強烈抵制和反對。女權運動者也從婦女、尤其是貧窮婦女的健康保健出發，對干細胞研究提出異議。并且過去幾年中，有些西方國家曾立法禁止或部分限制而起步艱難，這些因素成為干細胞研究倫理紛爭的焦點所在。

1999年，人類基因組組織（HUGO）倫理委員會發表了關于克隆的聲明。從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學界一直在高度關注胚胎干細胞研究中的倫理問題，對上述倫理問題的研究與國際社會近乎同步，發表了不少高質量的學術論文，舉辦了若干次高級別的研討班，相關的研究成果被寫入了生命倫理學教材。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認識胚胎干細胞研究的倫理本質，為國家制定相關倫理準則提供決策參考，也為媒體和公眾的廣泛參與討論提供了概念基礎。不少專家學者也在積極推動和參與把理論成果轉化為審查項目中的行動指南，2003年2月，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課題組提出了《人類胚胎干細胞研究的倫理準則（建議稿）》[2]。

為規范干細胞研究中潛在的諸多倫理問題，科技部和衛生部于2003年12月出臺了《人胚胎干細胞研究的倫理指導原則》規定：“用于研究的人胚胎干細胞只能通過下列方式獲得：①體外受精時多余的配子或囊胚；②自然或自愿選擇流產的胎兒細胞；③體細胞核移植技術所獲得的囊胚和單性分裂囊胚；④自愿捐獻的生殖細胞。”這些胚胎干細胞來源方式需經受倫理上的嚴格考證。我國hES細胞研究應用這種來源應做如下限制：捐獻者自主決定是否繼續存貯或捐獻給另外的不孕夫婦；不許有預先設計地獲得胚胎；不能買賣胚胎及胎兒組織；應以最少量的胚胎用于最重要的研究；研究者不得在治療不孕癥時有目的增加植入胚胎的數量和增加配子等。

3 我國對人類胚胎干細胞研究的基本立場

鑒于干細胞研究的巨大社會和經濟利益，同時也涉及到人類生命雛形以及“克隆人”的重大倫理問題，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研究部倫理委員會認為：為了“醫為仁術”這個崇高的事業，應該支持我國科學家積極開展人類胚胎干細胞，使我國人類胚胎干細胞研究健康有序地發展，為21世紀科學的發展作出我們的貢獻。該中心的倫理指導大綱中指出：人類胚胎干細胞研究應遵循的倫理原則包括：行善和救人、尊重和自主、無傷和有利、知情同意、謹慎和保密等原則。對胚胎干細胞研究的倫理規范中：①是反對“克隆人”。人類胚胎干細胞研究中涉及到體細胞核轉移技術（SCNT），因此堅決反對濫用SCNT用于復制人類為目的任何研究；②支持治療性克隆的研究，例如通過干細胞研究究得到的組織、器官，可用于臨床移植手術等；③謹慎對待胚胎實驗。

雖然科學是把雙刃劍，但我們不能低估人類理性的強大力量。應就胚胎干細胞研究中的倫理問題，加強科學家、倫理學家、政策制定者和法學家之間的對話交流，開展對媒體從業者和公眾的相關教育培訓，世界各國在科學和倫理學的爭論中揚利抑弊，通過立法手段使hES細胞研究走向健康的研究軌道，使生命科學更好地造福于人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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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曾永成；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中國生態智慧

[作者簡介]宋堅，欽州學院人文學院院教授，廣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部灣海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桂學研究中心“廣西北部灣海洋文化協同創新研究團隊”首席專家（廣西欽州 535000）。

一、引言

曾永成先生給我的印象，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儒雅博學的謙謙學者。第一次認識他，是從拜讀他的專著《文藝的綠色之思：文藝生態學引論》開始的。文如其人，我相信他是一個很有責任感的人。讀其書，想其人，受其思想的熏染，我心里漸漸萌生了一些想法。也許正是從那一刻起，我開始確立了自己今后的學術方向和為學目標。時隔10年之后，我終于有機會到川考察，在他的家鄉成都老街，見到了曾先生。果不其然，他正是我想象的那樣，是個學養深厚的學者。我們幾乎徹夜長談，從馬克思到康德，再到杜威和懷特海，從生態論到感應論，再到自然生成論，無所不談。我仔細聆聽了他的學術思想和今后打算。他雖然年已七旬，依然精神矍鑠，思如泉涌，侃侃而談，一刻也不忘記自己的學術使命和人生追求。他是我所認識的人群中為數不多的一輩子也不改變自己初衷的學者之一，這就是我多年來一直對他心懷敬佩的主要原因。

我與曾先生談論最多的，就是文藝生態學的問題。我們一致認為，在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今天，文藝的生態學問題已經引起越來越多人的重視。文學首先是人學，它應當為人的生態本性和生態環境的進一步優化而存在，建立起真正的人文關懷精神，這應該是文藝生態學的終極目標。其專著《文藝的綠色之思》正是以此為宗旨，從人類生態學和美感的自然生成這個獨特的視角，系統地論述了文藝的本色、生成與發展，還原了文藝理論應有的終極關懷精神，從而給傳統僵化的文藝理論注入了生機與活力，使得文學藝術和文學理論重新回到藝術的本體和人類生命的本體。

二、自然生成與氣韻美感

曾先生成熟期的文藝生態學思想，就體現在他的代表著作《文藝的綠色之思――文藝生態學引論》中，這是他最富代表性的學術成果之一。他把“綠色之思”作為生態文藝的核心問題加以探討，最終目的是為了讓文藝回到人類生命本體，還原其本色與原生狀態，其目的就是要使文藝更貼近人民群眾的生命存在和活動，為優化人民大眾的生態環境服務。曾先生始終認為，文藝從誕生以來就關懷著人性的現實處境，守望著人性生成的歷程。20世紀的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文藝，把人性危機作為中心主題。那些關懷自然生態和環境問題的文藝作品，也不能不把筆觸伸向人性本身的種種反生態的病相①。曾先生的文藝生態學理論的一大亮點是“自然生成論”，這個理論明顯是受到了馬克思的“自然向人生成”本體論的啟示。馬克思說：“全部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②他通過文藝理論及其美學中蘊含的生態意識和生態智慧，提出了“自然向人生成”的論斷，又從本體論中闡釋人與自然相親共融的趨勢，從而揭示藝術與人類生態的本質關聯。在人學與生命哲學的理論闡釋中，他肯定了文藝是人類進行生態調節以推動自我生成的“精神綠地”，從而還原了文藝的本質內涵。以此為基礎，他充分論述了人本生態觀與美學的生態學化的問題。他認為，美學要真能對人類生命及其環境的生態優化發揮應有的作用，就必須從生態學中吸取智慧，獲得必要的學理啟示和價值誘導，使美學自身生態學化。

其實自然之美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意蘊。大自然是人類生命的根基和泉源，她以其美的光澤、美的旋律和美的景色昭示著生命的禮贊與向往；自然之美是上蒼賜予人類的最厚重的禮物，它可以遣情抒懷，滌情蕩志，又可以讓人適意人生，感受幽邈，使人領略天地之浩蕩，體會人生樂趣之無窮。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自然美不愧為人類內心向往之生態家園。文藝審美是人類實現生命的超越，從而豐富生命意蘊、怡情養性的高級形式。只有進入到藝術審美的高級階段，才有可能使人類生命的原始精神透過層層的歷史帷幕，閃射出最質樸、最本真的光芒，從而照亮世俗的庸常與混沌，啟悟后人從煙雨迷蒙的現實中走出來，找回激情奔放的領地和理想放飛的天空。文藝通過與人類生命相諧和的節律感應形式，促進人類的生態功能，改善生理與心理狀況，從而達到最佳狀態。藝術作為人類情感經歷和生命體驗的詩意傳達，包含著豐富的審美內涵，而且蘊蓄著強大的思想力量。它不僅給人們提供消遣和娛樂，使人們進入樂而忘憂、物我兩忘的境地，而且提供給人類心靈的庇護所，留一方精神靈魂得以棲居的凈土。藝術審美活動正是實現生命超越的觸媒，它使得人類的生命順利完成從物質到精神的過渡，從而變得自由活潑、圓潤綿延，并實現生命內涵的豐富完整和生命質量水平的躍進，文藝審美活動也因此而獲得永久的魅力③。這正是曾永成先生著重闡述的觀點。

關于文藝生態的節律氣韻美感，在曾永成先生的早期著作中就加以強調了，這種思想最早成型于《文藝的綠色之思》中。該著認為，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早就揭示了自然節律對生命進化的作用，尤其對動物美感的性選擇和情緒誘導都起關鍵性作用；即使是自然生態，也少不了節律感應這種“原美感”的生態調適方式。人生成于自然的節律之中，自然的節律形式不僅通過節律感應給我們的生命注入更多的活力和秩序，而且也使我們在感應中領悟生命的智慧和意義，這種意義感悟又進一步激發和調適我們的生命節律，使其升華并進入美的意境。曾先生的“氣韻美感”論，在他后來的系列論文中得到了更充分的闡述，這里不再贅述。

三、對懷特海與中國文化生態智慧的科學闡釋

曾先生退休以后專心致力于西方懷特海和東方傳統文化生態智慧的深度挖掘和闡發，先后撰寫和發表的代表論文有《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論懷特海有機宇宙論哲學的生態美學意義》《有機宇宙論與中西古今美學的融通――從懷特海看宗白華美學的世界性和深生態學品格》《懷特海有機哲學“范疇體系”中的生態美學底蘊》《賦比興：中國古代詩歌審美特性的總體概括》等。首先，他從古老的中國文化中汲取生態智慧，提出宇宙的原生之美，正是體現了讓世界回歸于它的本原的審美性質，指出莊子所說的“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意味著審美性和審美價值乃是世界存在和生成的原初性質，是世界存在的基礎，由永恒客體合生創進的生成方式造成了世界生成的原初審美性。自然性本來就是生態性和審美性的統一和融合，生態美學也因此應該是生態哲學的出發點和基礎。緊接著，他闡釋了懷特海審美經驗論和生態哲學觀，指出了世界的神秘性和高深莫測的幽深，構成了美的特性和詩性，使人類對世界的認識不可窮盡。我們永遠對這世界懷有詩意與敬畏，敬畏與承認它的神秘與幽深，而且我們對這世界秘密的探尋永遠都在路上。在這方面，語言、詩與節奏旋律就讓我們感受并神往于世界深邃的幽邈。

曾先生認為，西方科技文明割裂了世界的整體性，環境的破壞造成了審美觀念的偏差，對“萬物之理”的否定使整個世界都被祛魅，面對這樣的理性顛倒，懷特海從19世紀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發現了對世界原生的審美性的深沉詠歌。對于自然界之美的依戀和敬畏，必然修正我們固有人格中的抽象和偏頗，重新建立起與宇宙自然世界之間的有機聯系和對世界整體生命精神的感悟。這些詩歌把被舊哲學長期顛倒的世界景象修正、再顛倒過來，于是世界得以復歸于它原初的審美本性及其審美價值。得到認可和闡釋的“天地之美”，才是打開“萬物之理”這個宇宙奧秘的鑰匙。對此懷特海說：“十九世紀的文學，尤其是英國的詩歌，證明了人類的審美直覺和科學的機械論之間的沖突。雪萊生動地描述了盤桓在內在機體變化之上的永恒感官對象是如何地變幻莫測。詩人華茲華斯則把自然當成持續不變的場所，并認為其中包含著奧妙莫測的靈機。這里面還存在著他的永恒客觀：‘陸地與海洋，未曾見此光。’雪萊與華茲華斯都十分強調地證明，自然不可與審美價值分離。”①

其實，認可和闡釋的“天地之美”，才是打開“萬物之理”這個宇宙奧秘的鑰匙。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天道即自然之道，亦即審美之道，自然本來的生態性質和價值就是它的審美性質和價值，而這也正是懷特海有機宇宙論哲學的“天道”論。在中國古代詩學和美學中，“自然之道”“自然之理”“自然之法”“自然之趣”“自然之妙”之類崇尚自然原生之美的觀念比比皆是。對于自然之“道”的審美底蘊，許多藝術家都有真切的感悟。畫家范曾在談到宇宙那種妙不可言的永恒整體和諧就說：“我們不妨把這種和諧稱為宇宙的大智慧，而把人類自文明初開迄至今日的一切睿智成果視為人類的小智慧。唯其宇宙的大智慧浩瀚無垠，人類的小智慧有可能一步步的更新和發展，逐步緩慢地趨近這大智慧，卻永無達到的可能，因為其間包含著哲學上無限的概念……宇宙有毋庸置疑的不可書諸語言文字的、至大至誠、至剛至柔的和諧的力量，這力量使億萬星辰在橫無際涯的天宇協奏，那是‘大音希聲’（老子語）的偉大的交響樂。只需從其中真正吸取一點兒靈感，便有貝多芬的雄渾博大的第九交響樂，便有司馬文章、蘇辛詞賦。那才是人類一切文明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智慧之泉源。”①中國的藝術家都潛心自然，感悟天道之美，并以此為樂，就說明了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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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教育生態學；大學英語；教學問題

一、引言

“生態學”一詞在教育研究中正式使用是在1932年，美國教育學者沃勒在其《教學社會學》中提出“課堂生態學”的概念。20世紀40年代，由堪薩斯大學的巴克和賴特主持的密德威斯特心理學現場研究所是當時對人類行為進行生態學研究的中心。1966年，美國教育學者阿什比提出“高等教育生態學”的概念，但不少學者認為，“教育生態學”這一術語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院長克雷明于1976年首先提出的。20世紀70年代，康奈爾大學的布朗弗布倫納沿著這一路線繼續前行，并試圖建立一門“人類發展生態學”。而英國學者埃格爾斯頓在其《學校生態學》（1977）中獨樹一幟，以研究教育資源的分布為主旨；同時，埃格爾斯頓還注意到，生態學所關注的是有機體的行為和生活方式，以及其與周圍環境的關系。此外，一些學者則從教育與環境的關系方面展開探討，如費恩的《公立學校的生態學》（1971）、坦納的《生態學、環境與教育》（1974）、沙利文的《未來：人類生態學與教育》（1975）等。

1976年，美國哥倫比亞師范學院院長Lawrence Cremin在《公共教育》一書中提出“教育生態學”(Educational Ecology)的概念，這可能是第一次將生態學的觀念引人了教育理論的研究領域。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教育生態學的研究范圍不僅更加寬廣，而且向縱深方向發展。幾十年來，從簡單借用生態學概念到消化、吸收、發展，逐漸形成了學科雛形，開始能夠以教育生態學自身的概念和方法與傳統教育學初步接軌，提供新的教育學研究視角和學術工具。

時至今日，隨著生態學這一“邊緣”學科的迅速中心化，生態學的觀念開始深人人心，生態主義已經成為當今人類思想的主流傾向之一。生態學在教育理論領域的影響也不斷深人，人們開始從生態學的角度關注教育理論的方方面面，比如課堂教學這樣比較具體的環節。

二、 生態學與大學英語教學的相似性

1.研究目的的相似性

生態學：促進生態系統朝著更成熟的穩態發展，促進生物的可持續發展；大學英語教學研究：促進大學英語教學系統的優化和完善，促進人（管理者、教師、學生）的可持續發展

2.研究對象的相似性

生態系統研究的對象包括有機體的行為和生活方式以及它們與周圍環境的關系。研究的生態因子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生物種群。宏觀來說，大學英語教學系統包括教師、學生、管理者的行為以及他們與教學環境的關系。微觀方面，人員構成包括：教師、學生、管理者、學生群體、教師隊伍、大學英語教職員工與非英語專業的學生。

3.研究內容的相似性

生態系統研究的內容包括物種因對環境的適應性不同而此消彼長；物種內部的密度效應關系；物種之間共生或排斥的關聯；以及生態失衡的原因是由于人口、經濟發展對資源的壓力接近或超過資源的承載能力而造成的。同樣地，學生在學業或就業的競爭中、教職員工在職稱評聘或薪酬待遇競爭中的優勝劣汰也是此消彼長的；學生與學生的關系、教職員工之間的關系、管理者之間的關系都應保持適度距離。同時教職員工（教師、管理者）與學生的關系可能出現互利共生或對立的情形。在大學英語教育系統的紊亂或不和諧的失衡局面可能是由于學生數量激增、教育發展對教師、管理者和教學資源的壓力超出教師、管理者和教學資源的承載能力造成的。

4.研究者所持的基本觀念具有相似性

系統觀：生態系統中的因子相互聯系、彼此影響；系統和環境不斷地進行能量、信息和物質的交換；系統雖然由相對獨立的各個部分組成，但卻是具有一定功能和特性的有機整體。而教學中師生相互聯系、彼此影響；大學英語教學系統內部師生之間的知識、信息、文化等的交流以及大學英語教學系統與社會環境之間在資源、信息等方面的交換；大學英語教學系統由管理部門、教職員工、學生等相對獨立的要素組成，但卻是具有育人功能的有機整體。

整體觀：把不同層次的研究對象作為一個生態整體來對待；大學英語教學系統是一個整體、師生要全面發展。

平衡觀：生態系統中結構上、功能上、輸入與輸出物質和能量都需保持平衡；大學英語教學系統中生師比、教學育人質量、投入產出比等需保持相對穩定。

控制觀：人既是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又是其管理者，必須遵循生態規律并對生態系統加以調節和控制；師生、管理者既是大學英語教學系統的組成部分，必須遵循教學規律，又能積極發揮能動性，在不同程度上對大學英語教學系統加以調節和控制。

5.研究方法的相似性

生態學和大學英語教學系統都會涉及到實證研究、實驗研究、實地觀察等研究方法。

三、基于生態學的視角，審視我國大學英語教學系統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根據生態學原理中，環境變化是導致生物形態、功能變化的主要原因，而生物的多樣性、開放性是生態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之一。某個物種的突然增加會破壞生態平衡以及物種內部關系的密度效應和種間關聯。

對應地，大學英語教學系統中也出現了一些生態失衡現象，比如大學英語教學系統（教師、學生、管理者、資源）未能適應系統內外環境的變化；師生的發展模式千人一面；大學英語教學系統的開放程度過低；大學英語學生因高校擴招而激增導致大學英語教學系統結構紊亂、功能減弱；師生關系、生生關系的矛盾、對立和沖突。

四、生態學背景下對我國大學英語教學的啟示

1.構建生態化、可持續的課堂情境系統在英語教學中應致力于構建一種體驗式、參與式教學模式，構建和諧、民主、體驗、生命、發展的有效課堂教學，重新選擇與確定師生角色，構建人文、平等、自山、開放、對話的生態因子存在模式，從而實現教學雙邊活動最人化的有效教學。

2.構建辯證的師生觀促進教和學的和諧平衡要求教師的主導作用與學生的主體作用的辯證統一要求教師專業成長與學生發展的和諧平衡，倡導師生通過合作與探究活動加強主體間的交流與互動，平衡不同的沖突與對抗，構建和諧課堂文化圈尊重文化的多元性。

3.構建學生生態共同體重視學生之間動態的信息交流，彼此形成一個真正的“學習共同體”，從而達到共識、共享、共進的日標，使教師的角色從傳統的知識傳授者轉向學生發展的促進者與合作者，及時傳遞語言、意義與價值。

4.構建人本主義對話，促進師生生態角色轉換課堂中要彰顯師生話語的動態性、交互性、反饋性和師生主體間的對話性。這種對話使學生不斷與知識客體、與其他師生、與自我內在進行融合，在互為主導因子的過程中，教師與學生共同成為課程的積極推進者、平等的對話者和行動的研究者，同時也共同成為解構者，在解構的過程中，師生共同參與知識文化的建構。

5.全面、系統地研究影響教育的生態因子，并且明確各生態因子是如何作用于教育的，從而進一步優化教育結構，促進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加快高中階段教育的普及，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建設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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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玉梅.（2009）.生態式課程探析.《當代教育科學》.7

5. 林新事.（2008）.《英語課程與教學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

6. 孫芙蓉,謝利民.（2006）.國外課堂生態研究及啟示,《比較教育研究》.10

7. 吳鼎福,褚文蔚.（1990）.《教育生態學》.江蘇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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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產業生態化；理論綜述；三個層面；應用研究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9)01―0116―07

一、產業生態系統理論研究在中國

(一)理論引入早，研究起點高

我國產業生態化研究始于上世紀90年代初。檢索文獻，“產業生態化”一詞較早見諸于劉則淵(1994)的《產業生態化與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道路》一文。該文提出，所謂產業生態化就是把作為物質生產過程為主要內容的產業活動納入到大生態系統中，把產業活動對自然資源的消耗和對環境的影響置于大生態系統物質、能源的總交換過程中，實現大生態系統良性循環與持續發展。產業生態化本質目標就是在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生態環境可再生的基礎上，達到人一社會一自然之間的協調持續發展。該文進一步闡述了農業生態化、工業生態化、第三產業生態化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以及建立產業生態化試驗區的思想。

國內著名生態環境學者王如松也詳細地介紹了產業生態理論的研究方法和熱點，指出生態產業是按生態經濟原理和知識經濟規律組織起來，基于生態系統承載能力、具有高效的經濟過程及和諧的生態功能的網絡型、進化型產業，它通過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生產體系或環節之間的系統耦合，使物質、能量能多級利用、高效產出，資源、環境能被系統開發、持續利用。王如松還進一步提出了產業生態化的組合、孵化及設計原則：橫向耦合、縱向閉合、區域耦合、柔性結構、功能導向、軟硬結合、自我調節、增加就業、人類生態和信息網絡，并介紹了產業生態管理的5種方法：生命周期評價(面向產品環境管理)、產品生態設計(面向綠色產品開發)、生態產業園規劃(面向區域的規劃)、生態產業孵化(面向生態產業開發)、生態管理(面向可持續發展)。

劉則淵、王如松等關于產業生態化系統理論知識的引入、介紹和開創性研究，對促進和推動我國產業生態化系統理論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

(二)研究視角寬泛，研究成果豐碩

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內學者紛紛把“注意力”集中到產業生態系統這一研究領域。國內權威研究機構、高校、產經主管部門及業界等也把產業生態化系統研究列入到中長期科研規劃之中。該研究領域也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并在資金、政策方面給予了很大支持。

1．關于產業生態系統理論研究視角。學者們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深入探討，如有學者從經濟學和政府公共管理角度入手，對產業生態化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與研究。黃志斌(2000)就認為產業生態化是保證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實現經濟、生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但在我國產業生態化過程中面臨不少問題，一是市場失靈導致企業外部資源社會配置達不到最優化；二是許多環境資源公共化導致價格扭曲、資源無價或低價，弱化了廠商開發高效、低耗、低污染、能實現綠色消費的產品。為此，他提出了解決對策，即應用科斯定理使環境資本產權化，用財稅政策謀求環境系統無害化。樊海林(2004)則從經濟學和企業競爭視角研究產業生態系統理論，他認為產業生態和企業競爭之間存在內在關系，產業生態實踐會大幅度提高企業各種投入品所帶來的基本附加值，而這又恰好是市場上顧客效用導向的結果，顧客效用函數中環境效用地位的凸顯使企業運用生態理念提升產品環境附加值的可行性和動機日益趨強。反過來，企業所處的既定的市場結構(企業競爭)直接制約其對于產業生態實踐的選擇，企業在戰略實施過程中是否嚴格遵守綠色的“路徑依賴”也會對其產業生態實踐的現實性產生重要影響。

2．關于產業生態學研究。許多學者對中國產業生態學進行了積極探索。如王如松(2002)的《產業生態學：從褐色工業到綠色文明》、周文京(2005)等人的《生態產業與產業生態學》、王壽兵(2006)等人的《產業生態學》等都為中國產業生態學理論構建奠定了基礎。

3．關于產業生態系統穩定、評價及傳統產業改造研究。武春友等人專門就產業生態系統穩定性進行了研究，他在總結國內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判定產業生態系統是否穩定要從結構、技術、外部三個維度進行衡量，其中結構性影響因素有7個，技術性影響因素有4個，外部性影響因素有6個。陸宏芳、彭少麟等人則以廣東順德市區域產業生態系統為例，根據產業生態系統開放性、本土性、閉路循環性和經濟性等4個基本特征的評價需要，沿產業“生命周期”鏈，對資源消耗、內部循環、產出交換、廢棄排放等生態經濟界面進行有效實證分析研究，構建了該區域產業生態系統能值分析指標體系。鑒于我國目前很多地區正進行傳統產業改造與升級，也有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和探討。如顏京松、王如松等人在產業轉型生態系統工程中指出：在產業結構調整、優化過程中，必須從觀念、管理和技術三個層次，加快傳統產業改造、轉型、升級及新興產業發展，大力推進產業生態轉型和建立生態產業。袁增偉、畢軍等人以產業經濟、環境和社會效益最大化為目標，提出了實現傳統產業生態化轉型模式研究。這些研究成果不僅符合我國國情，而且對我國今后產業生態化發展進程、方向與路徑將產生積極影響，特別是對東北老工業基地、資源型城市和區域經濟實現成功轉型，更具有現實的、科學的指導意義。

4．關于企業定位及企業仿生研究。如何定位企業，并探討企業存在價值，也一直是國內很多學者研究的重點。因為對企業存在價值的探索直接關系到產業生態化的形成。顯然，只有以生態學理論為指導，把企業視為“生物個體”，并把企業之間的物質、能量、信息及價值聯系視同為“自然生物聯系”，才能使企業的存在具有“生物意義”，才能在實踐中構建生態化產業系統。這種研究視角實際上是在產業生態化大背景下要求重新定位企業生存價值，即產業系統生態化的存在是以企業個體生態化存在為前提的。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如韓福榮、徐艷梅(2002)在《企業仿生學》中為我們構建了完整的企業生態系統，并用數學方法和實證分析方法系統研究了企業仿生化過程。楊忠直(2003)也在《企業生態學引論》一書中指出：“可用系統論的方法構造以企業為主要經濟單元的商業生態系統，并研究其物質交換規律及其穩定性與進化”。達慶利(2002)則“以人為藍本”模擬構建了“一種類生物的企業系統模型”，更進一步地從生命科學的角度揭示了企業這一“人造生命體”的運作過程。張焱(2003)從企業發展動態角度提出了戰略生態學概念，并進行

了深入的戰略生態透視。陸玲(2001)把研究視角放大到企業群，即“類生物群”，認為企業群落存在“群落效應”，涉及到不同產業、企業種群之間的能量金字塔從總體上顯示著以第一產業為基部，以第二產業為中部，第三產業在第二產業之上逐級形成群落生態鏈的頂部。于渤(2005)等則從方法論人手，為企業實現產業生態化提供了科學可行的分析工具。還有學者借助生態學理念嘗試在企業間構建生態化供應鏈、生態化信息網絡及生態化知識管理鏈等。2004年袁政發表了題為《產業生態圈理論論綱》一文，更把產業生態系統理論研究推向了。結論是顯然的，沒有生態化的企業個體，就沒有生態化的產業系統。

5．關于產業生態系統復雜性研究。產業生態系統理論思想指出，產業生態系統構建是根據整體、協調、循環、自生的生態控制原理去系統設計、規劃和調控人工生態系統的結構要素、工藝流程、信息反饋關系及控制機構，使系統獲取較高的經濟和生態效益。它是揭示企業物流和能流新陳代謝規律、產品生命周期過程及產業興衰演替的經濟生態學，是產業的資源開發及環境影響活動對生命支持系統脅迫及其響應機制的自然生態學，是人類生產、消費活動與周圍自然、經濟、社會環境關系的人類生態學，是物質生產單元、環節或體系之間在時間、空間、數量、結構和序理層次上的生態工藝設計和生態系統耦合的工程生態學。因此，產業生態系統是極其復雜的“人造”經濟系統，具有系統復雜性的全部特征。

6．關于產業生態系統理論的應用推廣。圍繞產業生態化系統研究，學術界創立了不少新概念、新思想，如“產業共生(Industrial symbiosis)”、“共生鏈(Symbiosis chain)”、“耦合(coupling)”、“閉合(Closing)”、“產業柔性(Industrial flexibly)”、“產業生態位(Industrial ecology position)”、“產業生態系統循環(Industry ecosystem circulation)”、“產業進化(Industrial evolution)”、“產業生態園”等，這都很好地豐富、發展、創新和完善了我國產業生態學科理論。令人欣慰的是，為了更好地推廣應用產業生態學理論，近幾年來不少高校和專門研究機構還將產業生態學及其相關理論著作列為碩士、博士教材；國家自然基金、國家社科基金、“863”專項及其它相關專門基金還立項贊助我國產業生態化研究；國家有關部委也在采礦業、火力發電、農業及食品加工業、機械制造業等投入專門資金，組織科研隊伍進行產業生態化建設，并取得了較好的經濟、社會和生態等綜合效益。

(三)呼喚構建“中國式”產業生態理論體系

從產業生態概念引入到產業生態學理論創建，從理論探討到應用研究，從典型個案剖析到區域實證分析，從企業個體產業生態化實驗到跨區域企業間產業生態化協作等，?產業生態化理論研究及其應用在中國已成“燎原”之勢。產業生態系統理論思想對我國現有產業實現生態化轉型，促進生態資產與經濟資產、生態基礎設施與生產基礎設施、生態服務功能與社會服務功能的平衡與協調發展具有重大指導意義。大量研究成果的推廣，對各地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科學決策支持。

然而，我們也必須認識到，產業生態系統理論無論其產生背景，還是其應用前提與基礎，我國與發達國家目前在市場機制、產業發展階段、產業構成關系、產業政策引導、產業創新水平等方面都不在同一水平。目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存在巨大的不平衡性，各地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對相關產業的吸引力存在較大差異，產業政策導向也存在明顯偏差，不同地區的傳統產業改造與升級特征指向不同，大區域間的產業生態融合與構建尚存在政策與法律上的明顯障礙。此外，近幾年來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增加，發達國家在對中國進行產業轉移過程中與我國現有產業生態對接還存在諸多不確定的因素。因此，采取“拿來主義”，不加改造地照搬國外產業生態理論，必定會在一定程度上誤導我國產業生態化發展及其進程。為此，理論界和業界都有充分理由探索和構建符合中國經濟特征的產業生態理論體系。

二、產業生態系統理論應用研究

產業生態理論研究表明，產業生態系統是依托自然生態系統，以企業或產業為主體而建立起來的社會經濟子系統。要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必須確保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子系統(產業生態系統)的可持續與可協調。但產業生態系統畢竟是“人造生態系統”(Artificial Ecosystem)，即現代“工業化系統”，究竟如何實現，僅有理論探討是不夠的，還有許多實際問題需要解決，在產業生態實踐性應用方面有許多學者進行了深入研究。綜合分析產業生態系統理論應用可以歸納為三個層面：微觀層面的企業生態系統、中觀層面的園區產業生態系統和宏觀層面的跨區域產業生態系統。

(一)微觀應用研究――模擬自然生態構建企業產業生態系統

產業生態系統理論認為，企業運營在本質上是實現物質在加工或轉換過程中的價值增值，但這一活動的開展，要通過物質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流動來實現，而且企業在獲得價值增值的同時必然在一定程度上產生資源剩余。企業經營活動，就是一系列的流程活動。一些學者就此提出，企業應當模擬自然生態系統來構建自己的核心流程系統――核心價值增值系統，力求使得物質和能量在企業這個微觀增值流程系統中實現充分轉化和利用，盡量減少甚至消除轉換過程中的資源剩余或浪費，減少對環境的污染或破壞。對此，企業必須以其核心機制增值系統(核心價值鏈)為主依托，通過與核心價值鏈鏈接，建立新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能夠有效利用剩余資源的價值增值子系統。增值子系統與核心價值鏈之間可以是閉環關系，也可以是開環關系，這有賴于剩余資源再利用的技術手段和工藝要求。

美國學者Heriberto Cabezas等人進行了模擬生態與技術實驗，進一步指出產業生態系統是一個復雜的可持續系統，人類社會活動的工業、農業與自然生物之間構成復雜的“廣義食物網”，其隱含意義是企業的產業生態系統運作要遵循生態意義上的客觀規律，簡言之就是企業應當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生態系統。另有兩位學者Jouni Korhonen和Juha-Pekka Snakin從生物進化方面探討了企業產業生態系統實踐與進化問題，他們也通過模擬自然生態建立各種資源利用、能量循環和產業多樣化運行模型，科學地揭示和分析產業生態學在生態經濟、環境規劃和組織管理中的應用，并強調產業生態學及產業生態進化理論將在未來產業經濟發展中發揮巨大作用。此外，Arun J.Basu，Dirk J.A.van Zyl等人還進一步把產業生態學理論與企業潔凈生產理論結合在一起，更加明確地指出企業潔凈生產

的程度依賴于產業生態化的程度。這些研究成果及觀點，既踐行了產業生態理念，又豐富了產業生態系統理論體系。在政策、資金和技術支持下，發達國家的一些大公司還創建了一批具有示范性的生態化企業運營模式，這些模式在產業生態系統理論指導下，逐步得到改進、完善和提高，并在實際運行中取得了相當好的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等綜合效益。如美國、加拿大等國的發電企業、玻璃制造、水泥制造、陶瓷制造企業都構建了比較完整的企業內部生態系統；日本的現代農業企業、水產養殖及加工企業也已完成生態模式構建過程。

上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一些較具規模的資源型企業也開始致力于微觀層面上的企業生態應用研究，并將重點放在企業物質和能量的內部循環利用上，取得了良好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效益。以廣西貴糖集團為例，該集團在甘蔗制糖過程中構建了三條生態主鏈：蔗田甘蔗制糖廢糖蜜制酒精酒精廢液制復合肥回到蔗田；甘蔗制糖蔗渣造紙；制糖(有機糖)低聚果糖生態鏈。從而實現了物質資源和能量的多次循環和利用，減少了環境污染，增加了經濟效益，三條生態鏈構建了制糖廠、釀酒廠、紙漿廠、造紙廠、碳酸鈣廠、水泥廠、發電廠及蔗田等企業生態群落。類似企業還有四川沱牌集團(白酒)、山東魯北集團(建材、化工)、山東海化集團(海洋化工)、內蒙古包頭鋁電集團(電、鋁)、遼寧朝陽天馬集團(麻紡)、聯想集團(手機)等，它們都建立起了完整的企業產業生態系統。

近些年，各地政府在產業政策制定、項目引進及審批、資金融通、技術改造立項等方面對企業構建產業生態，實現循環利用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與支持，這也積極有效地推進了我國產業生態理論成果在企業中的應用。

(二)中觀層面應用研究――構建經濟園區產業生態系統

進入21世紀，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工業化程度較高國家，產業生態學理論應用研究從傳統制造業、采礦業、農業及養殖業逐漸擴展到零售業、旅游業、IT產業及知識服務業。產業生態循環體系應用研究也從局限于企業內部物質、能量、信息、知識、價值的“微循環”逐步擴展到“近鄰”企業間的生態“小循環”，并進一步拓展到跨區域、跨行業的生態“大循環”。眾多學者把企業生態模擬實驗研究法、產業生態實證研究法等推廣應用到研究企業間如何構建產業生態系統，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是各國大型產業生態經濟園區(Industrial Ecology Parks)。事實也證明，產業生態經濟園區(簡稱產業生態園)模式可能成為未來人類社會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選擇的主導經濟模式。

產業生態園在世界各地充滿活力，類型與結構豐富多彩，發展前景被一致看好，并能較好體現產業生態系統理論思想。因此，產業生態園的研究備受關注。

產業生態園由美國Indigo發展研究所Ernest Lowe教授在1995年提出，其定義為：一個由制造業企業和服務業企業組成的企業生物群落，并通過在管理包括能源、材料和水等這些基本要素在內的環境與資源方面的合作來實現生態環境與經濟的雙重優化和協調發展，最終使整個企業群落尋求到一種比單個公司個體效益的總和還要大得多的群體效益(Community benefit)。同年，Cohen-Rosenthal E從四個方面定義產業生態園：一是最大限度地保存自然和經濟資源；二是減少企業對物料、能量進行利用、管理和處理過程中的經濟負擔和社會負擔；三是提高產業園的運行效率和質量，以及員工的健康水平和企業公眾形象；四是通過廢棄資源的再使用或出售獲得經濟效益。產業生態園在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已有很成功的實踐案例。如美國紐約州的普拉特博園：大型軍用飛機重新開發，資源和廢物管理，環境管理系統。北卡羅萊納州的富蘭克林郡園：關于能源更新和環境技術的復雜商務活動。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州的范庫弗峰園：蒸汽制造廠、造紙廠、包裝廠；安大略湖的康沃爾園：發電廠、蒸汽制造廠、造紙廠、化工廠、食品廠、電子設備廠、塑料廠和混凝土預制板廠等。

關于產業生態園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有學者又提出了新的見解。A.J.D.Lambert、F.A.Boons(2002)等把產業生態園分為具有明顯區別的兩類：一類是以某一企業為主體，進行大規模資源開發或集成制造而構建的復合型工業生態園(compound industry parks)，這一類型產業生態園實際上是企業生態系統的延伸和拓展；另一類是以某一類相關產業為主體構建的能夠實現多種類型企業集群共生的產業生態園，A.J.D.Lambert把它稱之為“混合型產業生態園(Mixed industrial parks)”。A.J.D.Lambert等人還進一步就物質、能量、信息交換與循環，以及生態園內企業間的組織聯系等，對兩類工業園進行了深入細致地比較研究，并指出“混合型生態產業園”更值得我們關注。通過文獻分析可以確定上文中提及的美國紐約州的普拉特博園、加拿大安大略湖的康沃爾園、中國魯北工業園等屬于第一類產業生態園；而大城市中CBD、分布于中國各地的特色產業區(區域企業集群)等屬第二類產業生態園。1994年至2002年，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L.W.Baas和F.A.Boons采用技術經濟的方法對Rotterdam港區的工業生態系統進行了研究，探討了該區域產業生態系統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決策水平。產業生態園的研究、設計、構建及運作在中國學術界也受到廣泛重視，如武春友(2003)等對產業生態園中的產業生態鏈結構模型進行了研究；畢軍(2004)等研究了產業生態園區生態系統理論及優化調控機制；劉力(2001)則提出了產業生態園開發模式；王如松(2004)等提出了產業生態園規劃設計的基本原則；蘇敬勤(2004)深入分析了產業生態園價值鏈，并提出價值鏈管理系統；龔曉寧(2003)分析了產業生態園內工業鏈特征；盧兵友(2001)較早就指出：生態產業園區――可持續發展的一種理想模式等等。在中國，以某一個或某幾個企業為“關鍵種”構建起來的生態化產業園有很多成功例子，如煙臺經濟技術開發區以東岳汽車、LG和富士康電子、氨綸和華潤錦綸等幾個核心企業為“關鍵種”，按照產業生態鏈內在關系重新規劃開發區不同產業功能區，并對缺失的產業生態鏈進行“補鏈”，使產業生態系統日臻完善。類似的還有山東榮成水產品加工產業集聚(園)區、天津生態示范工業園(鋼鐵)等。此外，最富發展活力、最具規模效應、最具競爭優勢的各種類型區域產業集群也正向園區產業生態化方向發展。

有學者進一步將產業生態園研究及應用范圍進行了拓展。如提出資源型礦區產業生態化發展模式研究、城市區域經濟產業生態化研究、專業化區域經濟產業生態化研究、傳統服務業生態化研究等，并已取得一

定的研究成果。周科平在礦區生態承載能力、生態環境恢復和產業生態鏈延伸風險與控制方面做出了一定貢獻；彭少麟等人用數理工具研究了產業生態系統區域的能值分析指標體系和能值整合評價方法，為特定區域內自然環境資源與人類社會、經濟的統一評價提供了新的思路，促進了能值理論方法與產業生態學研究進一步耦合。袁愛芝深入細致地對山東半島城市群產業生態化與生態城市建設開展了研究。她認為要用生態學理論、經濟規律和系統工程的方法來經營和管理傳統產業，實現其社會、經濟效益最大化，資源高效利用，生態環境損害最小和廢棄物多層次利用的目標。許長新借鑒生態系統的有關理論，提出了金融產業生態系統的生態承載力概念，界定了其時空、技術和社會經濟內涵，分析了其演化的客觀性、整體性和動態穩定性特征。重點分析了金融產業生態系統生態承載力的控制因素：經濟金融資源承載力、產業生態環境承載力和系統生態彈性，認為金融產業生態系統要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考慮系統的生態承載力。

這些研究成果極大地拓展了產業生態研究視角，促進了區域經濟和產業經濟發展，豐富了產業生態理論體系。

(三)宏觀應用研究――跨區域產業生態系統

目前，國內外產業生態理論及其應用研究多囿于某一企業或某一有限空間區域范圍內，這些研究成果要應用于“大尺度”跨區產業生態化過程，在一定程度上缺少科學指導意義。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產業生態系統構建及其運作研究較少，進展較慢。

在跨區域產業生態化過程中，相關產業(企業)間利益分割、產業生態鏈基礎建設及其共享機制、生態鏈上非盈利性公共節點企業運營資金支持、基于長供應鏈的產業生態鏈管理、基于網絡環境下的產業生態化知識共享及知識轉化、中間廢棄物管理(包括逆向物流、廢物循環利用工程技術創新、相關行業管理標準等，如廢棄干電池、廢舊電腦及家電處理的生態化)、不同區域間的政府及企業間協調機制與手段、產業政策導向、中間消費者生態化消費(綠色消費)教育等方面亟待開展研究。很顯然，解決上述諸多現實問題，僅憑企業自身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須依靠跨區域企業間、政府間及產業生態理論研究機構共同合作，才能產生產業生態協同效應。

不過，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跨區域產業生態模式之一――以關鍵企業為核心構建的跨區產業生態系統的應用研究還是取得了一定成果。如微軟公司在全球幾十個國家和地區構建了緊密或半緊密關系的產業生態伙伴多達38000個；芬蘭NOKIA公司生態鏈共享伙伴也有數百個；沃爾瑪公司利潤的6％來源于其產業生態系統上合作伙伴的信息共享。這種產業生態模式一般被學者認同為商業生態模式。

三、結束語

產業生態系統理論及其應用研究在中國學術界、產業界已普遍開展起來，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和應用國外先進的產業生態化思想理論體系，必定促進我們在現有研究基礎上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一是在資源與環境壓力下，通過交叉融合多方面學科知識，我們將逐步創立和完善產業生態學科理論體系，并形成中國特色，為中國產業生態化過程提供理論指導。二是以產業生態學系統理論研究為先導，實踐應用為前提，將產業生態化研究向縱橫兩方面延伸。縱向研究逐步深入到產業生態鏈、產業生態工程、產業生態管理、產業生態評價等；橫向研究逐步深入到產業間生態化耦合協同機理、產業同步進化機制、產業間循環利用等，并由此構建產業生態化過程的網絡運作體系和知識體系。三是在產業生態系統理論指導下，各地創建或重構了一批高標準產業生態化示范經濟園區，并在經濟發展、環境保護、資源利用方面取得了實質性成果，形成集理論性、科學性、可行性和實踐性于一體的產業生態化經濟園區規劃原則、設計思路，為未來產業生態化經濟園區發展和提升奠定了堅實基礎。

篇5

[關鍵詞]王建革；環境史；生態社會史；水文生態史；景觀生態史

近年來，環境史研究逐漸發展成為熱門學科，來自文理各個領域的學者廣泛參與到環境史討論的隊伍中，逐漸形成一個聯系較為緊密的學術共同體，并在理論界和現實社會中發揮重要影響。環境史研究要求學者立足于生態系統的核心層，即人類與自然相互作用的界面，考察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建革教授，二十多年來一直致力于環境史研究，研究視野從蒙古草原逐漸南下到華北平原，再到江南，先后出版了《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江南環境史研究》等著作，尤其是《江南環境史研究》一書，更彰顯了其匯集農學、美學、歷史學、社會學之力打造出的景觀生態史研究路徑，將環境史理論研究推進至哲學層次，同時也使學界看到了環境史研究的現實人文關懷及其對當今生態文明建設所具有的重要理論指導意義。

一、學術背景

20世紀80年代，王建革在山東萊陽農學院學習農學。當時的萊陽農學院農學學科分化并不明顯，農學本科生需要學習土壤肥料學、作物學和育種學等學科知識，這段學習經歷為王建革日后從事農業史和環境史研究奠定了寶貴的學術基石。綜合而嚴格的農學學習，使他更為直觀且深刻地觀察、理解了生物與無機物之間的相互作用。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制約與促進，技術作為中間媒介在人與自然關系互動中的作用，以及貫穿其中的能量與物質流動，這些對于解讀農業典籍、思考以農立國的中國傳統社會，是極其有益的。在《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一書完稿時，王建革回憶說：“時光一去二十多年，非常幸運，以前所學的，特別是所受到的農學訓練，幾乎都用上了。我深深地知道，這種幸運不是人人都有的。”①后來他到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今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前身，簡稱“農遺室”）攻讀農史研究生。20世紀90年代農遺室的學風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要求學問必須面對現實，即把古農學的知識與農業生產現實相對應；二是重視田野調查。當時人類學尚未興起，農遺室的學生已比其他史W和社會科學的研究生更注重田野工作。當時農遺室許多著名的農史專家，除了李長年和郭文韜等導師外，繆啟愉、王達、宋堪慶等幾位先生也給當時攻讀研究生的曹樹基、蕭正洪和王建革等人上過課。繆啟愉先生擅長立足農業現實，依據鄉村習慣與地方知識體系進行考證，他在研究《齊民要術》時就借用了20世紀50年代大量可見的傳統農業技術，用于解讀中國古代技術。王達先生對《補農書》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亦是將學術研究與實證考察緊密結合的實踐。如今，近九十歲高齡的王達老師對曾與陳恒力先生深入桐鄉農村進行農業調查的情形仍然記憶猶新。在農遺室，王建革先后師從章楷、郭文韜兩位先生。在碩士研究生階段，他以“山東植棉史”為題進行碩士論文研究，對20世紀50年代以后華北的農業生產開始有了系統的了解。攻讀博士期間，他的論文研究方向是人口壓力與農業的問題，其中涉及生態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在這個階段，聞大中先生利用《補農書》對古代江南生態系統進行分析，將中國17世紀江南高效循環的生態農業介紹給國際生態學界，引起了很大反響，也給王建革提供了極為有益的啟示。受聞大中和郭文韜兩位老師的鼓勵，王建革嘗試從生態史角度著手展開研究，將生態系統理論引入傳統時代社會，嘗試探索生態―社會史的研究路徑。但由于這方面的研究在當時國內學術界尚無先例可循，國外的生態史學術專著也未大量引入國內，探索之路困難重重。

1992―1995年在南京農業大學讀博士期間，王建革發表了論文《小農與環境――以生態系統的觀點透視傳統農業生產的歷史過程》，這是國內較早的生態史論文。他在文中提出了小農生產的生態性和社會性，因而在物質循環流和產品循環流的水平上，以生態學理論為依據，系統地分析了農業生態系統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并結合我國農業生產的歷史實際，探討了小農在自然生態系統以及社會系統之間所處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的歷史過程，進一步揭示了我國傳統精耕細作農業技術的生態學背景。此后，王建革對于人口、資源、農業與社會發展的討論逐漸深入且細化。農業生產涉及自然與人文多方面要素，這對研究者提出了較高的綜合知識背景要求。為此，王建革奔波于國內各大圖書館，查閱分散在相關領域的文獻資料。20世紀60―80年代，國際學界的人類生態學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王建革在北京圖書館讀到了人類生態學著作，并從中汲取了大量的學術營養，為他在生態史中的一系列學術探討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華北與內蒙：生態―社會史領域的探索

1996年，王建革到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也邁出了生態―社會史具體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這期間，他開始探索從人類生態學的角度闡述我國歷史上社會制度、人口壓力與生態環境變遷之間的聯系，并發表了《人口、生態與我國刀耕火種區的演變》《資源限制與發展停滯：傳統社會的生態學分析》《人口、制度與鄉村生態環境的變遷》《人口、生態與地租制度》等論文。在思考人文與生態關系的同時，王建革也開始著力分析影響生態系統的核心自然因素，如關于土壤肥力的探討等甚是精彩，這些探索為他的博士后研究“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奠定了基礎。1999―2006年間，王建革默默無聞地在學界做一位這樣的學者：嚴密地梳理“滿鐵資料”以及民國調查、筆記小說等文獻資料，又致力于田野考察，圍繞生態與社會展開嚴謹的論證，發表了關于華北和內蒙的三十余篇論文。此后，《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和《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兩本專著的出版則是水到渠成。

方萬鵬在書評中寫道，王建革在“在地域社會的研究中貫穿生態史學的方法……該書的研究視角不存在學術標簽的跡象，而是真正踐行了生態史學的理論”①。全書圍繞生態環境與鄉村社會的主題，探討了傳統社會末期黃河以北、太行山以東、燕山以南的廣大地區的生態環境及其對應的社會特征，這是王建革將生態學理論與思路融入到歷史學、農業史研究的具體實踐，其研究成果展現了人與環境的歷史，既是物質作用的過程，也是心靈、思想和人類整體社會關系對外界反映的歷史。全書從影響生態系統最重要的自然因素開始論述，然后逐個講述諸要素狀態，繼而分析生態系統的運行與調控，可見其清晰的生態系統理念與研究邏輯。首先，不同的水環境產生不同的政治與社會效應。鑒于干旱對華北平原農業的重大影響，一方面，對水的治理衍生出灌溉與社會的問題，從而決定了水利的自然形態與社會組織形態；另一方面，水環境影響著沿河地區的土壤肥力或沙化進程，來自人類社會的農業變遷也影響著土壤的肥力。水土環境是自然體系中最核心的基礎要素，也是該著展開論述的基礎。其次，王建革論述了生態系統中的諸要素狀態，作物、家畜、人是農業生態系統的主體。農作物是人們主要的食物來源，因此耕作技術歷來為人們所重視，并且固化到人們的生活周期中。畜牧業供給人口的能力弱于種植業，且由于取食關系，一個地區所負載的人和動物的數量相對穩定，當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牲畜必然減少，因此在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畜牧業呈現萎縮趨勢。最后，該著進一步分析了生態系統在以上要素基礎上的運行情況。各要素以取食關系建立聯系，保證物質與能量流在系統中往復循環，但人口過度增長，在排斥家畜畜養的同時，也影響了農作物的種植，從而影響了傳統社會末期人們的飲食與營養水平，“三料危機”的出現也警示了生態系統的失衡。而災害是生態系統運行中的重大波動，由此衍生的社會應災機制、聚居方式都與生態文化有關，面對生態壓力，人們也形成了不同的關于人與環境的信仰理念。在該著中，王建革運用投入產出法分析了近代農業生態系統，重新審視了傳統經濟史中關于租佃的一些認識，彌補了此前學者們對近代華北生態關注的不足，也詮釋了環境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對歷史學發展的卓越貢獻。

《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出版之后受到了學界的高度評價，鄒逸麟先生說：“華北平原是我國傳統社會的主要農業基地，也是災害頻發、社會矛盾較尖銳的地區之一。考察其農業生產、技術水平、鄉村的生態和社會變動，剖析其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對了解當今華北平原的農業與社會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作者在滿鐵資料為主的鄉村調查資料基礎上，收集大量方志材料，進行實地考察，歷時十年，寫下了這部專著，使華北平原從清代到民國時期的農業技術、生態環境以及鄉村社會諸方面的研究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②葛劍雄先生也高度評價了王建革的學術研究：“王建革教授是農學博士，在農業開發、土地利用、生態環境等方面有扎實的基礎，又在歷史地理、社會史等方面做了較深入的研究，所以該書既有科學原理的探索，又充分運用了文獻研究、社會調查的成果，資料豐富、觀察細致、論證合理，是一項溝通文理的綜合性研究，在近年來同類成果中居領先地位。”③

圍繞著蒙古草原的生態問題，王建革于2006年出版了《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一書。他研究蒙古的機緣來自對華北社會的研究，在查閱“滿鐵”資料時，王建革看到了大量關于對內蒙古地區豐富且詳實的調查資料，這批資料對當時的人口數量、牲畜頭數、牲畜結構和游牧規律、放牧特點等均有詳細的調查，是進行生態史研究的珍貴資料。草原、游牧、農業是蒙古社會傳統的三大支柱，草原上的人、牲畜與作物的關系構成了農牧業生態問題，所以，王建革以“滿鐵”和其他日占時期的資料為核心，輔以舊方志和筆記小說、20世紀50年代的檔案資料，運用生態人類學和歷史學方法，由草原生態和游牧生態的內容進入話題，在此基礎上揭示了游牧生態與蒙古社會的關系，論述了畜群與蒙古社會的關系，以及蒙古游牧社會在漢農業滲透后所發生的重大變化。《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的研究邏輯與《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一書建構在相同體系下，比較而言，前者關注的生態要素略為簡單，但生態系統的層次清晰明了。自然系統中物質與能量流在草原植被―畜群―人之間往復循環，這是蒙古社會生態運行的基礎。蒙古社會中人的經濟與社會地位甚至階級關系均不同程度地受畜群的影響。而在文化層面上，農耕技術滲透的過程是蒙古社會流動性降低的過程，此后，社會結構、文化、制度等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均是建立在生態系統變遷的基礎上，因此，結合生態系統的變遷來闡釋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互動就更有說服力。研究蒙古社會時，王建革多次到蒙古草原開展田野調查，其著作鮮明的“文理結合”“注重實證研究”“對滿鐵資料的謹慎和靈活使用”①特征多被學者們贊譽。

三、以水文生態為基礎的江南生態環境層次研究

告別了蒙古與華北，王建革將目光投向了江南。不同的地理特征造就了不同的社會形態，水是江南社會的靈魂，理解江南的關鍵也在于對水的理解和把握。王建革汲取了歷史地理學前輩關于水文研究的精華，并結合自己的知識背景，融會貫通地開始嘗試探索各層次生態系統的歷史，并通過《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和《江南環境史研究》兩本著作揭示了生態系統的層次。《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是以吳淞江下游地區為中心區域的研究，其揭示的層次基本在水文、土壤、農業與社會諸方面，而《江南環境史研究》則是以吳江和杭嘉湖為中心地區的研究，進一步豐富了這個層次。

《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從氣候、水、土等自然環境基礎要素寫起，然后到技術、社會組織、結構層面，最后到制度、文化層面展開分析。全書共有九章。第一部分關注基礎的水文環境，根據水文生態原理重新解讀了古人關于三江水文生態的一些理論；考證了太湖東部沒有三江，只有逐步形成的吳淞江，以及周邊的塘浦河網對吳淞江上游河道的形成也產生影響。在江南水鄉，水環境變化往往會引起鄉村社會體制和農田景觀的相應變化，故該著在第二部分分析了大圩時期的河道水環境、鄉村社會體制及農田景觀變化。“水環境與圩田的改制，實是江南許多制度變化的重要原因”②，家、鄉村共同體、豪強對水環境的不同認知影響了他們的治水實踐。李明慧在評論《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對目前環境史研究的啟示時也看到了這一點，說：“……如地方百姓與官府、地方與中央之間在治河方面的矛盾。結合這些社會內部的矛盾來考察或許會使生態環境史研究更為豐富。”③在水環境變化的基礎上，農田景觀隨之改變，繼而導致唐宋轉型期的詩歌呈現出小區域化、微妙化、多面化等特征。在第三部分，該著結合常熟縣的河道與水利社會狀態個案，主要描述了宋以后小圩模式發展，以及水利共同體在內容上的變化。第四部分是關于稻田生態歷史的獨特分析，水環境、農作技術、社會組織都對土壤變化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部分作為個案研究，作者從水鄉環境和水利入手，接著以肥料和土壤之間的生態聯系為主線，分析了農村傳統農業生態系統的投入產出比，認為傳統時代的農業生態系統的效率遠遠沒有發揮其增產的潛力。第五部分研究傳統生態系統的信息流，涉及一個廣泛的地方性知識體系。在農業生態系統中，人往往發揮著主導作用，傳統時代的農人們對各種環境因子都有著精細的觀察，并依據這些觀察采取相應的決策，這也是后人理解的傳統時代人與環境關系最為關鍵的部分。王建革站在生態系統觀的高度，解讀文集、詩歌及其他關于水文、水利、農業著述等史料中有關水環境與土壤、農業等要素的關系，對吳淞江流域的主要河道和河網形成時期的水環境進行了長時段的歷史考察，圍繞水環境和治水，考察了自然系統與鄉村社會之間的頻繁互動及其構成的多姿多彩的歷史過程。

《江南環境史研究》在地域上延伸了《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的研究區域，從吳淞江中下游轉至中上游和嘉湖地區。更為重要的是，在《江南環境史研究》中，王建革關注的生態系統要素逐漸增多，且將自然生態系統與人的生境密切結合。該著以吳江和嘉湖地區的水環境，由人與水環境互動而產生的水文與地貌的變化，農業與水生植物的變化，以及士人階層對環境感知的變化為重點，分四部分展開分析。第一部分涉及純粹的無機自然，包括湖泊、河道以及自然的降水與天氣的冷暖。首先分析了吳淞江口的陸淤引起的太湖東部地區水網與地貌形態的變化，然后分析了吳江長橋以西的水環境引起的圩田和地貌變化，特別是分析了太湖沿岸的淤積和湖田形成的過程，最后分析了吳江與吳淞江中下游地區的水旱敏感性。在這里，作者分析了人們長期關注的溫度和降雨在不同地表下的反映的問題，也是環境變遷學者長期關注的問題。水環境豐富時期，水災較少，旱災基本上不發生，而隨著人口增加和開發程度加巨，豐水程度下降，水旱暮υ齠啵吳淞江中下游逐步形成高地，產生了旱災敏感。第二部分分析了與人類關系最密切的那部分自然環境，即關系到生態環境的核心層――鄉村和農田，主要研究了嘉湖地區生態環境的形成過程和桑基農業的歷史發展。歷來關注桑基農業的學者眾多，但是放到農業生態系統中進行考察，王建革是最為精辟的一位，如書中分析：

湖羊飼養所對應的小環境與桑基農業生態環境有天作之合。民國調查報告有：“如果每頭羊全年產肥平均為二千五百斤，那么三要素的總量將是：氮，二十點七五斤；磷酸五點七五斤；鉀，十六點七五斤。而一畝桑地全年對肥料三要素的要求為：氮，二十點二五斤，磷酸四點三斤，鉀十一點二六斤。恰與一頭羊所產的肥料相符合，農民習慣，全年羊肥的大約百分之六十五用于桑地，百分之三十五用于水田，加上蠶沙（用于水田），河泥和其它肥料，可以完全一畝田稻一畝地的用肥量需要。就農村施肥的一般水平言，一頭羊的肥料可以解決一畝田和一畝地的大部分用肥需要。‘以桑養羊，以羊養桑’是這一帶農民的傳統經驗。”生態系統的自循環滿足了小農在小生境下的經營。”①

在人口壓力和農業開發作用下，自然景觀向鄉村景觀轉變，農田景觀逐漸精細且加強。第三部分分析了野外的自然和人對自然的審美，不但講述了水生植物在水環境變化下的變化，也講述了文人對水生植物的審美反應。在這一部分，作者對江南生態系統的分析明顯多了一個重要因素，即野外具有審美意義的植物，這些植物在生態系統中處于關鍵的生態地位，一方面提供了眾多生物的生存環境，有利于保持生態系統多樣性和穩定性，另一方面也是人類獲取生存資料的重要來源。所以，對野生植物狀態的探討，更有助于全面理解生態系統的運行與發展。第四部分是關于人對環境感知的研究。人對環境的反映，一部分體現在社會組織方面，諸如為了適應水環境而產生的水利型社區等，這部分內容較早地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并已經形成諸多討論；另外還有一部分體現在審美方面，涉及人文與藝術，長期以來這方面的研究是不足的。由于這一領域的資料內容主要記錄在文學史或藝術史中，如何將它應用到生態環境史研究中，作者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討。如為了分析不同群體對生態系統的反映，并從認知層面分析環境變化對人的審美的影響，王建革從早期詩賦、中期山水畫到后期江南私家園林的相關內容中旁征博引，論述精辟。從全書的表達來看，前半部分以自然生態系統為主，后半部分側重環境與文化的關系分析，特別是變化的環境對人類審美的影響，系統講述了一個自然與人文互動的生態文明發展過程。

四、景觀生態史領域的探索

景觀產生于人與環境相處的歷史過程中，“景觀不是環境中的某種自然要素，而是一種綜合的空間，一個疊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的空間系統。其功能和演化不是遵循自然法則，而是服務于一個人類群體……用于加快或減慢自然過程……許多人造的空間組織形成已經與自然環境如此地融合，以至于它們本身與環境已經難以區分、難以辨認。”①由此可見，景觀更是一個地域性顯著的生態系統。王建革從生態系統的邏輯出發，解讀和處理史料，對影響景觀形成的水、土、植物等自然因素和不同群體的觀念等社會因素逐層分析，繼而解釋自然與人文的互動，既在理論研究中取得了方法、觀點的諸多創新，也對生態文明建設有啟示意義。

在對華北與內蒙的研究中，王建革已經關注到了景觀史內容。《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一書中，他對水利社會中政治景觀和棲居景觀的分析是一個突出的案例，村莊形態及分布、社會組織機構的運行都顯著受到灌溉的影響。因此，王建革綜合河流、地形、農業、戰爭、社會習慣等因素，揭示了傳統社會末期華北鄉村景觀呈現出一種內聚的形態。而在內蒙社會，水草是游牧生態基礎，繼而衍生了游牧社會特有的景觀：從逐水草而居到有規律的游牧。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結成的游牧單位與界限劃分是本土的政治景觀，而農業滲透之后，村落形態逐漸鞏固，定居加強，畜群放牧也逐漸從夏、冬營地游牧到耕地與耕地之間留下草地，或者村邊保留牧地，無論是政治景觀還是棲居景觀都發生了顯著變化。

轉到江南研究之后，王建革對景觀的分析更為豐富。作者在《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的研究中，在持續關注政治景觀和棲居景觀的同時，對野外空間的探索逐漸增多。野外空間中動植物群落的變化、空間大小的變化直觀地反映著人地關系，但學術界相關研究甚是缺乏。他根據大量文人歌頌自然的詩詞，在史學呈現上復原了唐宋時期的豐水環境下，由河道與河岸上的樹木花卉、野生植被、圩田中的農作物等共同塑造的江南景觀，尤其是對鄉間野生植被的關注與研究，豐富了景觀史研究。另外，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群體的觀念也影響著景觀的形成與發展。宋代以后，在人口壓力與資源破壞的影響下，水與田野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尤其是在小農經濟興起以后，家景、鄉景、野景都趨向微型化。景能怡情，尚可喻志，因此，景觀可作用于人的心靈從而影響文明的進程。“環境不但使人產生了空間感、時間感，還產生了四時循環的感覺和認識”②，動植物的生長變化如何渲染人們的環境審美、時序感、家鄉歸屬感等，在《江南環境史研究》中都有更為豐富的論證。從《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的出版到2016年之間，王建革撰寫了十余篇關于江南水土環境、鄉村景觀的學術論文，一幅幅立體的傳統鄉野景觀畫面逐漸在史學上呈現出來，待《江南環境史研究》出版，便引起學術界一片好評。

在王建革的景觀史研究中，景觀要素豐富且層次分明。在影響景觀的自然要素中，地貌是最基本的因素，而河道等水體又深刻影響著地貌，因此，他的著作分析均以水為核心，之后延伸到土壤，植被；社會因素中，結合歷史進程，考察國家、鄉村共同體和小農在不同階段對景觀產生不同的影響，農業景觀、野外風光、聚落形態構建了景觀的變化。《江南環境史研究》作為一部較為純粹的環境史著作，對上述要素的分析更為詳細，且長時段的考察更為系統。早期的江南，景^中自然成分居多；唐代開始，來自國家的力量加強，農業開發大規模實施，農田景觀豐富起來，但野生花卉及其他植物依然廣泛存在，圩田、樹木、田野與植被立體化風景有序而多態，直到唐代末期，農業開發成熟，村落依然擁有優美的野生植物景觀；五代開始，小農力量增強，在精耕細作體系下，桑基農業景觀增多；宋代以后，在人口壓力下，水面多被大規模地分割開發，逐漸破碎，景觀呈現出更多的人為狀態。

篇6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自然生態系統；對外直接投資生態系統

中圖分類號：F752.0文獻標識碼：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3.002

“生態學”一詞是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1]1866年提出的。海克爾在《普通形態學》中將生態學定義為：研究動物與其有機及無機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特別是動物與其他生物之間的有益和有害關系。后來，其他學者[2]在生態學定義中又增加了生態系統的觀點，并把生物與環境的關系歸納為物質流動及能量交換。20世紀70年代以來，生態學則被進一步概括為物質流、能量流及信息流。

美國生態學家E.P.Odum[3]38在其經典著作《生態學基礎》中提出，生態學起源其生物學，但早已超越了生物學的范圍，不僅包括自然科學，也包括社會科學，更多的是一種認識論和方法論，生態學是一門廣泛的多層次的學科，與其他相對較狹窄的傳統學科有著較好的交叉。胡艷[4]認為，生態學理論與方法的應用有兩種：一是研究對象與生態環境有密切關系的學科，如農業生態學、醫學生態學、工業資源生態學等；二是研究對象本身具有生態系統的特征，即研究對象具有生態系統的特征的生態學理論與方法，如知識生態學、產業生態學等。

在投資行業實際上也存在類似自然生態系統的投資生態系統。硅谷銀行主席魏高思[4]表示，美國硅谷產業群實際上就是一個整合了高校學科優勢、風險資本和創業企業等資源要素的良好投資生態系統，使得該地區獲得了良好的投資效果。胡艷[3]等提出了風險投資生態系統概念，并對其框架和特征進行了分析。在實踐中，越來越多的專業人士也認識到投資行業里存在一個生態系統，并認為中國本地的（風險）投資生態系統越來越成熟[4]。

上面介紹的投資針對的是風險投資，目前還沒有專門介紹對外直接投資的生態系統的文章。而風險資本投資與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在投資者、投資方式以及外部環境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從我國2000年提出“走出去”戰略到2011年溫州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探索建立規范便捷的直接投資渠道，凸顯出OFDI在經濟中的地位在加強。但是從十多年的成效來看，我國OFDI之路并不順暢，2009年中國企業跨境收購的失敗率為全球最高，達到12%；2010年這一比率降至11%，但仍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國和英國公司2010年海外收購的失敗率僅為2%和1%[4]。筆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具有生態學特征。理論和實踐日益表明，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步伐的加快，應該從生態系統的角度，保證對外直接投資與內部和外部環境的協調發展。為此，筆者在本文中提出OFDI生態系統概念，并分析其基本特征。

一、對外直接投資生態系統的概念及其意義

（一）對外直接投資生態系統的定義

對外直接投資生態系統（簡稱OFDI生態系統），是模仿生態學的相關理論在研究和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問題時提出的。OFDI生態系統是指在一定的空間和時間范圍內，直接投資主體在特定的投資環境和投資機制約束下，通過與對外直接投資運作中的勞動力、資本、管理、制度和信息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形成的有機統一體。

（二）OFDI生態系統的內涵

理解OFDI生態系統的內涵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對外直接投資主體在該系統中是相互依存的完整統一體，主要投資主體是企業、政府、行業組織、中介機構等，個人也是重要投資者，但通常是依托于某個其完全控股企業的，因此將其視為企業組織。主體結構及其職能分布狀況直接影響到投資生態系統的效率。第二，對外直接投資環境包括內部和外部環境，也覆蓋了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內部環境主要是指企業自身投資決策程序的科學性，投資效率的高低以及企業組織結構、文化、資源等部分。外部環境主要是影響企業OFDI的政治環境、社會環境、技術環境、經濟環境的總稱。宏觀環境主要是政府投資政策、經濟周期、資本市場等因素。中觀層面的環境主要指行業組織、投資產業相關政策及產業結構。微觀環境主要指企業競爭力以及相關中介機構（包括金融機構）的影響。第三，OFDI生態系統的結構與系統的能量（如勞動力、資本、管理能力、制度約束和信息等要素）密不可分，相互影響互為反作用。

（三）OFDI生態系統的意義

提出OFDI生態系統的概念其意義在于，一方面可以參考生態學比較成熟的思維模式，從整體上把握科學的對外直接投資框架，從整體效用最大化出發，明確相關利益方的職能和地位，推動我國“走出去”戰略持續快速地發展。生態學的重要目標是在有限的資源和特定環境下，在維持生態平衡的基礎上實現可持續發展；而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是在實現國內外資源要素平衡和特定的投資環境下實現投資價值的持續積累。另一方面，如果對外直接投資符合生態學的理論和實踐，那么就可以借鑒比較完善的生態學數學模型和相關指標來定量測量OFDI有關指標，這也是很多其他學科積極與生態學結合的原因之一。

二、OFDI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對比分析

隨著生態學成為一種科學的思維方法，“生態”二字有了更深刻的含義和更廣泛的群眾基礎。李宏煦[6]認為，生態是一種競爭、共生、再生、自生的生存發展機制；生態是一種追求時間、空間、數量、結構和秩序的持續與和諧的系統整合功能。隨著對OFDI發展的進一步認識，人們逐漸認識到OFDI在機制和功能方面與自然生態系統具有很高的相似度。下面從構成要素與行為模式兩個方面，將OFDI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進行類比。見圖1。

生態位在生態學中的含義是指有機體在生物群落中的功能和地位，它具體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對生物個體或種群來說，它在種群或者群落中的地位與功能，包括空間、時間、營養及與其他生物個體或種群的相互關系；其二是環境所提供的資源和生物對環境的生態適應度[7]。顯然，對外直接投資中的生態位是指各參與方在群落中的功能和地位的定位，以及對投資環境的適應能力。十多年的經驗表明，各相關利益方并沒有充分認識各自的職能，甚至一些職能長期缺位，如中介機構隊伍并沒有相應壯大，相關的金融服務缺位，尚無專門提供海外投資保險的保險公司，這無疑加大了企業的投資風險，阻礙了海外投資的步伐。同時自然生態系統的一些分析模式，如種群增長模式，都可能適用于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增長模式，因為OFDI中母國的投資企業要受到相關國家的資源、技術以及政策法律、市場規模影響的限制。

（二）OFDI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行為模式對比

OFDI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從各自的行為模式來看，也具有共同的生態學特征。以互利共生為例，自然生態系統中互利共生是指兩物種長期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相互依賴，雙方獲利的依存度達到了彼此不能獨立生存的地步。在OFDI生態系統中也存在類似的現象，如中介機構與投資者的關系，還有投資產業分布中上下游產業的關系，其結構的優化都會促使其產生互利共生關系。再如競爭關系，自然生態系統中，由于食物網中資源有限，不同的物種之間可能產生競爭關系，是一種此強彼弱的關系。在OFDI生態系統中同樣有這樣的問題，比如東南亞接收外來投資，長期以來是日本占其直接投資市場的主導地位，而最幾年來中國對外投資發展迅速，在東南亞投資市場份額不斷上升。中國在東南亞的市場侵入必然將引起中日兩國在其投資市場的競爭關系加劇。從生態學的競爭關系考慮，或許我國可以找到一些投資應對策略。再如耗散結構系統、反饋調節機制方面，OFDI生態系統都與自然生態系統有著類似特征。見表2。

三、OFDI生態系統框架的構建

1959年E.P.Odum[3]94建立了一個普適的能量流動模型。他認為該模型利用不同的能量通道，根據能量流動路徑，將不同的營養級連接起來。其中自外由內有日光輸入和現有有機物輸入兩個能量輸入通道。同時也具有自內而外的三個能量輸出通道，即光合作用中沒有被固定的日光能、生物呼吸以及現成有機物的流失。

對外直接投資生態系統中也具有類似的能量輸入通道，并將各參與方緊密聯系在一起。從輸入通道來看，一個是資格準入通道，通常一些國家都會對直接投資準入行業設置相關權限，或者對投資者身份有相關的規定；另一個是要素輸入通道，通常會對資本、勞動力、技術等方面有相關的要求，如對股權比例和用工條件設置要求。從輸出通道來看，一方面是產品輸出、技術輸出（這有賴于OFDI不同的投資動機），另一方面是價值的輸出，表現為資本的回籠和利潤的匯回。從實踐來看，簽訂多邊或者雙邊的投資協定，提供投資便利措施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打通投資的輸入通道與輸出通道，只有比較通暢的投資通道（包括輸入通道和輸出通道），整個投資生態系統才能高效率地運轉。

四、OFDI生態系統的特征

自然生態系統與OFDI生態系統都是依據生態學原理運作的，他們具有系統的一般特征，但是因為研究對象的不同，也具有各自的個性特征。作為一個系統，OFDI生態系統具有其一般特征。美籍奧地利生物學家L.V.Bevtalanffy[7]3031認為，系統是相互作用的諸元素的綜合體。他認為系統都具有如下共同特征：整體性、層次性、結構性、功能性、變異性和相對穩定性。自然生態系統與OFDI生態系統還存在如下共同特征：都具有開放性特征；都在遠離平衡狀態中發展；要素間都存在著復雜的非線性聯系。

作為一個非自然的生態系統，OFDI生態系統具有自己獨特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OFDI生態系統是一個人為的、非自律的生態系統。自律系統是指那些處于良性循環的生態系統。但OFDI生態系統是以人的行為為主導，以社會投資環境為依托，以生產要素為命脈，以政策體制為經絡的復合生態體系。投資體系所需要的能量和信息需要人為地傳輸轉換和加工處理。人既是決策者又是調控者；既是建設者又是破壞者。

第二，OFDI生態系統是一個依賴性很強而且比較脆弱的生態系統。雖然該系統本身具有投資運作中客觀存在的反饋調節機制，但是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能量的輸入和輸出通道對政策的嚴重依賴且參與者較少，從而使得該生態系統比較脆弱。例如，跨國公司依據全球生產要素的相對優勢分布等因素決定其經營決策，并通過掌握這些相關的市場要素變化來調整其經營決策。這些市場要素在短期內并不會輕易改變，但是對外直接投資流動規模卻受要素之外的政策影響較大，如稅收、對外國投資者政策等，同時少數的巨型跨國公司占據了直接投資市場的較大份額，因此當環境變化時，相對于國際貿易而言OFDI波動更為明顯，這表明OFDI生態系統是脆弱的。反過來說，要建立一個相對穩定的OFDI生態系統，就要努力控制經濟系統參數之外的變量，如保持投資政策的穩定性，形成一致性預期。

第三，OFDI生態系統是一個流量大運轉快的開放生態系統。從二戰以來，世界直接投資規模日益擴大，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投資兼并浪潮，并且從二戰以來的經濟周期和數次金融危機來看，直接投資規模變化都較為顯著，這表明OFDI生態系統的運轉速率較快。同時，OFDI生態系統是開放的，隨著企業自身實力的增強和外部條件的成熟，除了實力較強的國有企業，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也進入到這個系統，成為系統分工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第四，OFDI生態系統能量和信息是循環流動并且增值的過程。自然生態系統中，能量的流動是單一方向的，能量以光能的狀態進入生態系統后，將以熱的形式不斷逸散于環境之中。能量在生態系統流動的過程，就是能量不斷遞減的過程[7]124。但是，OFDI生態系統中，能量和信息是循環流動的，并且在投資運作中與其他資源要素結合，通過再投資運作產生增值。在外部和內部環境承受范圍之內，通過能量和信息的循環和增值流動，投資者規模實力不斷壯大發展。

五、結語

直接投資特別是跨國企業作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元素，通過搭建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長期合作平臺，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的長期穩定的經貿合作，使得各國近年來日益重視本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OFDI生態系統的構建，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和實踐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方法，其投資增值的可持續性的思維方式為我們合理構建投資框架體系提供了指導。提出OFDI生態系統概念后，后續研究的重點應該是生態運行的機制問題，同時提供一個可供參考的標準型OFDI生態系統，并建立系統的運行監測指標。

[參考文獻]

[1]李振基，陳小麟，鄭海雷.生態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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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宏煦.生態社會學概論[M].北京：冶金工業出版社，2009：7.

篇7

關鍵詞：生態史學 思想框架 研究思路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中國生態史（或稱環境史）[1]研究如新筍破土、蓬勃向上，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中國史學的一個嶄新分支——生態史學正在逐步建立之中。然而，應當如何建立和建立怎樣的中國生態史學？生態史學應當具有什么樣的思想框架？如何在史學體系中給予它以合理的學科定位？它與中國史學的其它分支、特別是目前居于顯學地位的社會史研究是什么關系？對于這些問題，學者時或言之，專門系統的論述則未嘗見，故筆者草成本文，陳述幾點初步想法，期以拋磚引玉。

一、中國生態史學的本土淵源

從世界范圍來說，生態環境史研究大約興起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學者開始進行這方面的專門研究稍晚一些，80年代初開始出現在題目上標注“生態環境”一詞的史學論文，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別是最近幾年來逐漸成為熱門課題，一些學者相繼呼吁建立中國環境史學，筆者甚為贊同，但更愿意稱之為“中國生態史學”。

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國外環境史學的影響，這一點毋須諱言。近三十余年來，歐美國家的環境史研究不斷發展，新論迭出，漸成熱門之學，并且有的外國學者還致力于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環境問題[2]，令國內學者聞風聳動。不過，根據筆者的觀察，直至今日，除臺灣學者之外，國內對西方環境史學的了解仍然很少，有關方面的理論方法尚處于初步引進的階段[3]。也就是說，迄今為止，國內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在思想理論和技術方法上并未受到歐美環境史學的顯著影響，而主要是依憑本國的學術基礎。換言之，由于“歐風美雨”的刺激，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在較短時間里快速興起，以致最近若干年來標榜“環境史”或“生態史”的研究課題日益增多，但無論就問題意識還是就理論方法來說，它都具有不可否認的“本土性”[4]，可從上個世紀中國史學自身發展的脈絡中找出它的學術淵源和軌跡。只不過早先的相關研究是在不同學科中分頭進行的，顯得非常零散，也沒有明確打出“生態史”或者“環境史”的旗號。筆者以為：構建中國生態史學，固須積極引進和學習國外相關理論和方法，對國內學者所作的前期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績進行一番認真清理亦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中國生態史學方能建立在更加堅實的學術基礎之上，更好地結合本國實際開展研究工作，并免受“邯鄲學步”之譏。為此，筆者先對大陸學者以往的相關研究作一個簡要的評述。

1.考古學和古生物學者的相關研究

在中國學術界，最早關注歷史生態環境的是考古學和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向以歷史早期的物質文化遺存為主要研究對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出土文化遺存時，除了關心人體骨骸、人造事物（如器具、建筑、墓葬、手工業場所等）之外，也注意動物骨骸、植物籽粒或核殼等。出土動物骨骸、植物籽粒和核殼，指示著遠古時代各地動植物種類的構成乃至整個生態系統的構造。上個世紀前期，當考古學家在殷墟遺址中清理出大象的遺骨和古文字學家從甲骨文中發現“獲象”、“來象”之類的記載時，學者逐漸認識到這種動物曾在華北地區棲息，也很自然地想象當地古今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其它多種喜溫動植物遺存（如犀牛和竹鼠的遺骸、水蕨孢子等）亦在華北各地不斷出土，學者做出了遠古中國氣候和動植物構成與現代迥然不同的判斷[5]。

上世紀末期以來，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受到社會的普遍關切，考古學者也深受震撼，在國外考古學的影響下，大陸和臺灣都有一批學者積極著手建立中國的環境（生態）考古學，試圖對遠古人類聚落的生態環境進行某種程度的重建，并考察特定區域的生態環境因素對遠古社會組織、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影響。與此同時，古生物學家也不再孤立地認識某些野生動植物，而是逐漸采用生態變遷的大視野，根據動物和植物考古資料，考察某個區域動植物區系和物種構成和特定動植物種類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及其原因。應該說，考古學和古生物學家所開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至少為我們長時段地考察中國生態環境變遷提供了豐富的和古今對比強烈的歷史信息。

2.歷史地理學和氣候史學者的相關研究

歷史地理學以自然和社會現象的歷史空間分布為主要研究內容，致力于探討人地關系演變的過程和規律，與生態環境史研究有著天然的密切聯系。由于特殊的專業優勢，歷史地理學者具有令人贊嘆的廣闊思維空間，他們不僅注意到了歷史上的森林破壞、河湖變遷、沙漠擴張和一些珍稀野生動植物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也注意到了歷史上聚落、城市及經濟產業的分布與生態環境的關系。雖然他們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歷史地理學的，但前輩學者如史念海、譚其驤、侯仁之、文煥然、何業恒等人的不少論著實堪稱生態史研究的經典。

氣候史方面，早在民國時期，竺可楨就已注意到中國歷史上氣候的冷暖變遷問題。1972年，他在早年研究的基礎上，發表了題為《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4]的著名論文，對中國東部氣候的周期性寒暖波動進行了系統論述，成為學者引用頻率最高的史學論文。繼他之后，有一批學者先后在這方面開展了系統的研究，出版了數量可觀的論著[5]。

從最近10多年的成果來看，歷史地理學者顯然不再滿足于考察和描繪某些自然和社會文化現象的歷史空間分布，而是日益關注自然現象與社會文化現象之間的彼此聯系，在人口與環境、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與環境、社會變動與氣候變遷、疾疫和災害與環境、民俗與環境等諸多方面，都進行了卓有成績的探討；一些研究其實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課題了[6]。假如它們仍然必須被稱為歷史地理學的話，那么只能說生態史學和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本來即有很大的重疊，兩者間的界線事實上非常模糊，幾乎無法斷然劃清。直到目前，我們所進行的許多生態史課題，往往是由歷史地理學者提出并率先開展研究的。如果說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主要是從歷史地理學中生長出來的，也不算言過其實。我們要想特別標立一種與歷史地理學相區別的生態史學，必須從學理上進行認真辨別，對兩者的理論方法和學術指向做出必要的判分[7]。

3.農牧林業史學者的研究

農業、牧業和林業的本質，是充分利用各種自然條件如水、土、光、熱和物種資源，干預動植物的生命過程，促進那些經濟動物和經濟植物的再生產，獲得以衣食原料為主的各種產品。任何一個類型的農牧林業生產都不可能離開特定的生態環境，它們的歷史發展，與生態環境變遷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因此農牧林業史家比較早地關注到歷史生態環境問題，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我國農牧林業史家關注生態環境，大約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8]。在此之前，個別學者已發表過若干相關論文，如雷海宗先生在1950年代曾發表《古今華北的氣候與農事》[9]，根據古書記載概述華北氣候的變遷及其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但并未形成一種群體性的學術傾向。20世紀80年代前后，東西方農業科學界都在反思“石油農業”和過量使用化肥、農藥對農業生態系統的危害，提倡所謂“有機農業”（后來又提出“生態農業”，再往后則是“可持續農業”；日本則有人基于道家思想提倡所謂“自然農法”），不少中外農學家稱贊中國傳統農業技術方法的合理性和優越性，使中國農史學家受到了鼓舞，于是有人開始論說傳統農作方式對維持生態平衡的積極作用，比如重視水土保持和積肥施肥、實行作物輪作間作套種、種植與飼養相結合、采用生物防治等等，對促進有機物質循環和保持農業生態平衡的作用和意義，試圖闡發傳統農學的現代價值，其中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桑基魚塘”、“蔗基魚塘”生態農業模式被賦予了典范意義。農田水利作為農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向來受到重視，有大量的論著發表，學者很早就關注農田水利建設對水資源調配的重要作用，及其對農業生態環境正反兩方面的影響。與考古學家和歷史地理學家相比，農牧林業史家對歷史生態問題的論說顯得更加專業，這一方面由于他們具備良好的自然科學特別是生物學基礎，另一方面則由于他們一開始就注重對生態學（特別是農業生態學）理論方法的運用。

90年代以后，農牧林業史家的研究思路漸趨開闊，對于中國歷史上農牧林業與生態環境的關系，漸漸不再只是強調好的一面，而是開始反思傳統的農業資源開發利用方式的弊病及其所造成的生態惡果，例如關于黃土高原過度開墾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宋代以后長江中下游的圍湖造田和明清以來山區墾殖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等問題，均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批學者從農業史和經濟史入手探討中國歷史上的“天人關系”，也取得了相當可喜的成績[10]。盡管農林牧業史學者的研究范圍大抵局限于對產業內部歷史問題的探討，但由于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國，直到上個世紀才開始走上工業化道路，此前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其實也主要表現在農牧林業生產方面，離開了這些方面的基礎研究，想要真正認清中國生態環境變遷的歷史，殆無可能。事實上，自譚其驤、史念海以來，歷史地理學家探討中國古代生態環境問題，亦主要從農、林、牧業入手。

由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在中國，與生態環境史有關的學術研究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前期，并且已經取得了不少成績，為進一步考察中國生態環境變遷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為我們著手建立中國生態史學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學術資源。

然而，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構成中國生態史學。首先，以往相關探討大抵只是考古學、古生物學、歷史地理學和農牧林業史等學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統繪制中國歷史生態環境圖像為學術指歸。研究者對生態歷史問題的考察仍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專業，并沒有凸現出全面認識中國歷史生態環境、最終對之進行某種程度的系統重建的意向，更沒有從開始生態環境出發對社會歷史運動進行系統解釋的努力，這就造成相關研究與主流史學之間存在相當大的隔膜，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被一般史學著述所吸收；其次，盡管以往已經探討了許多重要論題，在研究思路和技術方法上也作了諸多有益的探索，為中國生態史學的建立準備了一些重要的構件。但是，這些論題、思路和技術方法顯得相當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間互不關聯，尚不足以構成學術界域分明、結構層次清晰并具有內在整體性和統一性的生態史學框架；其三，由于“自然”與“社會”二元分立的思想觀念根深蒂固，以往對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著不容回避的嚴重偏差：人們普遍將它視為社會歷史之外的另一學術領域。傳統史學一向重人事、輕自然，對自然的歷史用力甚少，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幾乎是一片空白，生態環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補，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矯枉未免過正，早先的生態環境史研究明顯偏重對自然層面的考察，社會層面的問題則被嚴重忽視了，從而造成了新的偏頗，以致許多人以為生態環境史的研究目標只是考察古今自然環境之變；其四、與以上幾個方面相聯系，盡管越來越多的學者逐漸認識到了開展環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實際介入這一領域者亦已不可謂少，但極少有人對這一新研究進行學理上的論說。迄今為止，國內的生態環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具體問題的探研，附屬在不同的相關學科之下，如果上升到“專門之學”這個層次加以考量，則仍存在著嚴重的學科理論缺失。正因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生態環境史研究只不過是探討一些邊邊角角的歷史問題，算不上什么專門的學問，至多只能充當歷史著述的“緣飾”和“花邊”，難登史學的大雅之堂。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1] “生態史”又稱“環境史”，中外學者都往往混用，但“環境史”的叫法更加流行。個人認為：這一研究的基本理論框架應是生態學，因此更愿采用“生態史”一詞。另外，“環境史”仍有將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人為分割的嫌疑，而在我所主張的生態史學中，兩者是一個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協同演變的整體，人類（社會、文化）系統應被視為地球生態大系統的一部分。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亞著名中國經濟史和環境史家Mark Elvin (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開始了系統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對洱海、巢湖、杭州灣、近代結核病與環境等問題的專門研究。伊氏曾與臺灣學者劉翠溶合作主編會議論文集——《積漸所止：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上、下冊），由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與中文版所收論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卻：中國環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為題，對中國環境史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系統論述。

[3] 近年來，一些研究外國史的學者如侯文蕙、、包茂宏、梅雪芹、高國榮等做了不少這方面的譯介工作，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學術信息，令人欽佩。

[4] 筆者這里使用“本土性”一詞意在說明：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主要并非導源于近30年來在國外興起的環境史學，而是基于本國學者在相關領域的前期研究。請切勿作過分寬泛的理解。

[5] 例如關于遠古動物，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發表了題為《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的長文[1]（pp.51~71)，根據殷墟出土甲骨卜辭中“獲象”、“來象”之文，參以其它文獻記載和出土實物，對商代河南產象及象之南遷事實進行了論述。其后，德日進、楊鐘健、劉東生等人又先后，對殷墟出土哺乳動物群進行了系統研究[2][3]。這些均可視為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先聲。

[6] 例如青年歷史地理學者王建革關于華北平原和內蒙古草原生態、經濟與社會史研究的系列論文，其實更多地采用了生態學而非歷史地理學的理論方法，與傳統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大異其趣，可為顯著的例證。

[7] 關于環境史學與歷史地理學的關系，同行學者時有議論，但對兩者究竟如何判分，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見。個人認為：環境史（生態史）的理論基礎是生態學，它的主要著眼點是“生命系統”，重在考察生物（特別是人類）與環境、生物與生物之間的歷史關系；歷史地理學雖然一向強調人地關系，但其理論基礎是地理學，主要著眼點是“空間構造”和“空間運動”。因此，歷史地理學并不能包辦環境史學的研究工作。

[8]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農史》、《農史研究》和《農業考古》等幾家農業史刊物，均陸續刊載有題目上出現“生態”一詞的論文。在同一時期的農業史著作中，更時常見有“生態農業”、“生態平衡”、“生態破壞”等詞句，有關論述也不斷增多。

[9] 該文收入氏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10]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農業史研究中，“風土”和天、地、人“三才”觀一直是學者關注的重要課題，先后有不少論著發表。1999年12月，中國農業歷史學會、中國經濟史學會古代史分會和《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聯合召開了“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 學術討論會，分別從天人哲學、農林牧業生產實踐、資源保護等多方面探討人類經濟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會議論文由李根蟠、原宗子和曹幸穗等結集為《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由中國農業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二、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中國生態史學

誠然，從不同學科出發考察歷史生態環境的具體問題，是非常有意義、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相關研究必須加以有機整合。若欲改變目前的“零打碎敲”局面，開展全面系統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以獲得對環境歷史變遷的貫通認識，并由此取得對社會歷史的更加透徹的理解，就必須建立一種專門之學——生態史學，使之成為中國史學中的一個獨立分支學科。

毫無疑問，生態環境史研究要想提升為一個專門獨立的史學分支，必須具備獨特的思想框架和理論方法。然而，完成生態史學框架體系的構建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西方學者已就“什么是環境史”、“環境史主要研究什么”這些基本問題討論了數十年，并提出了多種定義和構想，但各家的意見并不是很一致的；國內雖也有個別學者提出了一些設想[1]，但事實上還沒有人真正著手進行這方面的努力。在此，筆者也只能提出自己的一點粗淺見解。

我們認為：生態史學作為一個新的史學分支，其新穎和獨特之處，不僅僅在于它的研究對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理論和方法，首先（應當）體現在它將現代生態學理論方法應用于歷史研究，以生態學以及它的分支學科——人類生態學（生態人類學）、人口生態學、社會生態學和文化生態學等，作為觀察和解釋歷史的思想導引和分析工具。簡要地說，生態史學是運用生態學理論方法來處理史料、解釋歷史現象和歷史運動（既包括自然現象和自然運動，也包括社會現象和社會運動）的一種新史學。它的基本學術指向是采用廣泛聯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饋和協同演化的生態系統思想，陳述和剖析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互動變遷的歷史經驗事實，并就如何協調人類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與一般的歷史研究不同，生態史學的觀察視野不局限于社會和人事，而是將目光較多地投向人類的生物屬性和與人類社會活動發生過種種聯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現象；但生態史學又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實上只著眼于自然界（特別是地球生物圈）中與人類活動發生過關聯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說，生態史學的學科特點表現在研究對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態與社會文化的中間界面開展學術探討，對于這個中間界面，我們或許可以借用“天人之際”一詞加以概括。[2]在生態史學者看來，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乃是一個彼此影響、互動作用、協同演變的統一整體，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彼此施加于對方的歷史作用，人們對這種彼此作用的認識和反應，以及這些認識和反應的道德、價值、符號、組織、制度和各種行為體現，都是生態史研究者理應探討的內容。了解生態環境的歷史面貌和變遷過程，固然是生態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但考察生態環境及其變遷作用下的社會文化運動亦應作為它的基本任務之一，而正確認識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和過程，則是這一新興學科的最高追求[3]。

很顯然，生態史學雖然看起來應當集中考察歷史“自然”問題（這既是先前的研究所造成的錯覺，也是一種矯枉過正的結果），事實上卻堅決反對將社會和文化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不過，生態史學者之關注社會和文化，與一般歷史學者關注社會和文化相比，在視角上有較大區別——生態史學強調人類的生物屬性，以及社會現象與環境因素的歷史關聯，文化則被視為人類這種特殊生物同周遭環境（在這里，“環境”既包括自然環境，也包括社會環境）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體系。也許可以不甚恰當地說，生態史學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將人類還原為一種動物——同其它動物一樣需要空氣、食物、水和各種其它資源，人類的繁衍方式、人口密度、生命維持體系和社會組織形式等等，同樣深受特定生態條件的影響和制約。所不同的是，人類具有創造、學習和傳承文化的能力，在應對環境的過程中，構建了復雜的工具、技術、組織、規范、價值觀念和意義象征體系，而一般動物只是渾渾噩噩的寄居者；人類依靠其所創造的文化而生存，一般動物只是憑著本能而已。

在生態史學看來：人類的任何一種社會歷史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空間中進行的，離不開特定的環境條件，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種種生態因素的影響，如將生態環境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就難以全面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真正秘密。因此，具體（而非抽象）、實證（而非玄學化）地考察生態環境因素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影響，理應成為歷史學的一項重要任務。

與一般歷史學相比，生態史學不但有其特定的觀察視野和理論方法，而且具有獨特的社會歷史觀。它特別強調：無論文明怎樣發達、社會如何進步，人類始終都是動物界中的一員，人類的歷史始終都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統流轉的一部分。正如其它物種因生態環境的區域差異和時代變遷不斷發生變化一樣，人類社會和文化亦因所處環境的地域和時代不同而千差萬別。因此，社會和文化的許多歷史變異和差別，不但需從其自身的發生、演化過程中尋找答案，而且應從其所處的生態環境中求索根源。生態史學將告訴我們：在不同的時代和區域，社會文化如何受到各種生態環境因素的影響，并且在這些影響之下不斷發展演變？

另一方面，與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態史學雖然重視考察各種歷史自然現象，但時空界域圈定在人類誕生以來、與人類活動發生了關聯的那些部分。而在這一時空界域內的生態環境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人類的各種活動及其方式和結果，都是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影響因子和表現。隨著人類實踐能力的不斷增強，人類活動在生態變遷中所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生態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標，就是要弄清生態環境在歷史上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人類在其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從一定的意義上說，它事實上想要搞清楚：由人類活動所造成的“第二自然”是如何逐步形成、并且不斷發生改變的？這些改變又如何對社會產生反饋作用，影響人類的繼續生存和發展？

要之，在生態史學的思想框架中，環境是有人類的環境，人類活動是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促發和推動因素；社會是一定生態條件下的社會，許多生態因素都是社會歷史運動的重要參與要素——從總體上說，人類社會文化系統是地球生態大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在具體研究實踐中，我們既可側重探討人類活動影響下的環境變遷，亦可側重考察環境影響下的社會文化發展——這兩個側重構成生態史學研究的兩種學術指向，但兩者事實上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如果割裂了兩者之間的聯系，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史學。

根據以上想法，我們對自己所設想的中國生態史學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幾點歸納：

一、生態史學作為一種新史學，并非刻意拋棄傳統的史學理論、方法和命題，而是要在歷史觀察中引入生態學的理論方法，強化對生態環境與人類活動相互關系的歷史探討；

二、生態史學擯棄“人類中心主義”，人類及其社會和文化的歷史被視為地球大生態系統演變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也不是簡單地主張“生態中心主義”，雖然生態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對生態環境的歷史進行系統描述和某種程度的“重建”，但人類活動及其方式和成果仍然被放置在關鍵的位置。因此，生態史學的歷史觀既非“文化決定論”，亦非“環境決定論”，而是“人類——環境互動論”；

三、生態史學從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的中間界面尋找和選擇論題，它的基本內容（根據側重點不同）包括兩大方面：一是歷史時期的生態環境面貌及其在人為作用下所發生的種種變遷；二是在人類（社會文化）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生態環境及其諸要素所發揮的重要影響和作用[4]；

四、生態史學研究的最終目標，是探索人類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與過程，系統地描繪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和協同變遷的歷史圖式。

顯而易見，生態史學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它所要考察的，不僅僅是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也不僅僅是自然現象和環境因素，并且也不是兩者的簡單堆砌和相加，而是自然和社會兩大領域眾多現象和因素之間的有機、互動的歷史關系與過程。

毫無疑問，開展生態史學研究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研究者需要具備復雜、綜合和廣泛聯系的思想方法，需要具備廣博的知識——最好兼受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方面的訓練，并且需要具備超越于兩個學科領域之上的進行綜合、整體思辨的能力。由于以往學科劃分和教學方式的局限，一般中國學者在知識結構和思維訓練上都存在不可忽視的缺陷和不足。正因為如此，盡管目前生態環境史研究越來越熱門，已經觸及了非常廣泛的問題，但就所見的成果來看，多數論著的學術水平并不很高，總體上說，研究深度仍未超出1993年香港“中國生態環境歷史學術討論會”的會議論文[5]。我們注意到：一般歷史學者的相關論著中時或出現一些常識性的錯誤，而由具備不同自然科學背景的學者所進行的研究，又往往局限于各自的專業領域，彼此之間缺少必要的聯結和貫通，未能有機地整合起來形成系統的歷史認識。要想很好地開展這一研究，不僅需要有豐富的知識貯備、系統的理論方法訓練，而且要求不同專業領域的學者密切交流、通力協作。

[1] 例如，包茂宏在《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一文（載《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曾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視的設想。

[2] 之所以特別指出“借用”，是因為筆者并不認為“天人之際”的歷史含義并非今天所說的“人類與自然之間”。一些學者將“天”理解為“自然”，將“天人之際”、“天人合一”解釋為“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人類與自然環境的統一”是很不恰當的。但從歷史文獻中，我們一時還找不到一個更簡約的詞匯來表達這種關系，只好暫且借用。

[3]景愛《環境史：定義、內容與方法》[6]一文認為：環境史是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史，研究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歷史過程。顯然，在景先生看來，環境史所關注的“環境”并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而是與人類發生了關系的自然環境。在這一點上，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不過，雖然他所主張的環境史研究強調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但觀察的重點仍在于“環境”，而筆者所主張的生態史學是從生態學立場出發的，更強調人類與環境的整體性和統一性，不僅為了理解環境的歷史，同時更是為了理解人類和社會的歷史。

[4]景愛認為環境史研究應主要圍繞三個方面進行：第一，要研究自然環境的初始狀態；第二要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第三，要研究探索人類開發利用自然的新途徑[6]。梅雪芹在吸收西方學者觀點的基礎上，將環境史研究分為四個層次：一是探討自然生態系統的歷史，二是探討社會經濟領域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個社會和國家的環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關于人類的環境意識，即人類概述周圍的世界及其自然資源的思想史[7]（pp.10~11）。盡管他們都強調人類與環境的相互影響，但基本學術指向仍是理解“環境”，仍不能包容我們所設想的生態史學。

[5] 這次會議的絕大多數論文均收入前揭伊懋可、劉翠溶主編論文集。其中中文版除《序》和《導論》之外，設立了《比較的觀點》、《對自然環境的詮解》、《人類的聚落》、《邊疆地區》、《水文與水利》、《氣候》、《疾病》、《環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態》、《環境的形象-文學的和通俗的感受》和《環境與近代經濟發展-臺灣和日本》等欄目，一些論文視角之新穎、論說之深入十分值得贊嘆。 三、中國生態史學研究的兩種理路

如上所言，我們所主張的生態史學，將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視為統一的整體，致力于探索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與過程，它所研究的是“天人之際”的歷史問題。這就決定了它既不能像傳統史學那樣只重視歷史上的社會和人事，曾被嚴重忽視的自然歷史變動將被當作重點突破的對象；亦不能像先前的相關研究那樣只對自然層面的問題情有獨鐘，眾多的社會歷史問題同樣需要認真加以考察，傳統史學所探討的諸多重要問題，仍將成為生態史學的重要論題，只是采用了新的思想方法，變換了論說的角度。換句話說，生態史學研究的對象，既包括自然歷史現象和問題，也包括社會現象和問題，橫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是一種典型的交叉學科。

與多數成熟的史學分支相比，生態史學具有顯著的“邊緣學科”性質。然而，在這里，“邊緣”意指它的思想空間是在多個多科領域的聯結和交匯部分，而不是說它應該被定位在歷史學科的邊緣位置——盡管它目前仍然多少有些尷尬地被視為一種邊角的學問。事實上，只要稍微回顧一下學術史，我們不難發現：一種學術究竟屬于“主流”還是“邊緣”，未必就是命定的，而是既取決于相關成果的積累，更取決于不同時期的學術興奮點——而學術的興奮點總是與人類社會的現實問題密切關聯。隨著歷史條件和社會情境的改變，曾經的主流學術可能被邊緣化，邊緣學術亦可能向中心位移而成為顯學。筆者大膽預測：生態環境史研究將逐漸登上中國史學的大堂正殿[1]。

當然，這仍需生態環境史學者做出持續不斷的努力，開展更扎實系統的研究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還必須努力改變研究理路，具體來說，需要更多地關注人與社會的歷史，從生態史學的立場出發切入主流史學所長期關注的那些相關歷史命題，即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史學、特別是目前居于顯學地位的社會史研究靠攏。這不僅僅是一種爭取學術地位的“技巧”，同時也是推進社會歷史認識的需要——觀察社會歷史運動和解釋社會歷史現象，原本即是生態史學的“應有之義”，只是路徑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回顧過去一個時期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的發展，我們不難注意到：不論從學術動機還是從實際研究情況來看，兩者之間都似乎少有瓜葛。直到最近10余年來，情況才發生了可喜的變化：這兩種分途發展的學術研究逐漸出現了互相交融、彼此會通的趨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和努力推進的學術走向，向來重人事、輕自然和將自然與社會相分離的史學傳統，將可能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應該說，互相溝通和彼此聯結乃是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不斷深入而產生的共同學術訴求。

試細言之。

按照先前的觀念，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目標是認識自然環境、而非社會文化的歷史。如前所述，中國學者早先的相關研究，正集中于歷史上的氣候、森林、野生動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變遷和農業生態平衡等方面，研究者大多具有一定自然科學背景，如氣象學、地理學、農（牧、林）學、文水（水利）學等等[2]。歐美早期的生態史研究大抵也是如此，美國的生態環境史研究，雖然早期的研究已多與環保、邊疆和拓殖的歷史相聯系，但重點仍在于自然方面[3]，目前這一領域的權威雜志——《環境史》是由美國環境史學會與森林史學會合辦的。但是，隨著相關研究不斷深入，學者日益意識到：生態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至少自農業時代以來，生態環境的諸多變遷與種種人為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無視人類活動的影響，就無法理解生態環境的歷史變化。正因為如此，最近一個時期以來，關于生態環境的歷史著述愈來愈重視社會性因素的影響和作用。美國“進入90年代以后，環境史與社會史合流成為一種趨勢，性別、種族都被納入環境史的研究內容。”[4]歐洲的環境史研究視野也在不斷擴展，從歐洲環境史學會網所刊1976-2004年間的相關論著目錄看，雖然近年的論著從數量上說仍以討論氣候、水源、森林、景觀、污染、災害疾病等問題者居多，但經濟、社會和文化與環境的歷史關系愈來愈受到重視[5]。在我國，關于近一萬年來（農業起源以來）生態環境變遷是否主要由于人類活動所致，學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但生態破壞的社會原因日益受到重點關注卻是無可爭議的事實，譚其驤、史念海等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其實已經率先做了若干十分精湛的開創性研究[6]。

社會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類群體（即社會）發展的既往經歷，理所當然應以解釋社會歷史現象為鵠的。然而，單純從社會來解釋社會、或者僅將生態環境視為社會發展的“背景”，顯然無法對眾多社會歷史現象做出圓融的解釋[7]。從年鑒學派開始，法國的社會史家逐漸不再只是在理論上承認環境對社會的影響，而是將生態環境視為影響社會歷史進程的結構性要素，通過實證研究探索其影響的具體機制，成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視角，并對歐美社會史、文化史和經濟史研究的發展發揮了重要引導作用。最近若干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者特別是地域社會史、災害疾病社會史和社會生活史研究者，也開始將生態環境作為能動因素納入各自研究思考的范圍[8]；在經濟史和文化史研究中，也出現了同樣的學術趨向。

雖然國內迄今仍無人對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相互結合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作專門系統的探討，但在我們看來，這兩個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領域發生關聯，互相對話、借取和觀照，走向匯流融通，卻是一種必然的學術發展走向和趨勢。這既是兩者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途徑，更是生態史學研究應取的理路。

站在目前主流史學的立場，人們也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生態史研究對于認識中國歷史究竟有何意義？最容易得到認同的回答是：有助于認識社會發展演變的自然背景。這樣的回答自然并沒有錯，但從生態史學的立場來看，則仍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很偏頗的。這是因為，在生態史學觀念中，生態環境不僅是社會發展演變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能動參與因素。對生態史研究進行合理的學術定位并與社會史研究真正有機地結合起來，完全可能為深化中國社會歷史認識做出更多貢獻，而不僅僅是為演繹社會歷史戲劇鋪設一個“自然的布景”。

筆者曾經指出：生態史與社會史研究互相滲透和結合，可能導致新的學科交叉，根據側重點不同，形成兩個學術分支：一是生態社會史，二是社會生態史[8]。前者的目標主要是了解自然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但與某些生態史研究相比，它特別強調并具體論證生態變遷過程中人類活動和社會（及其文化）因素的影響；后者則試圖采用生態學理論來研究歷史上的社會，強調自然環境因素的能動作用和影響，以期更好地認識人類社會及其發展演變，目的在于理解社會的歷史運動。簡而言之，前者是研究人類活動作用下的生態環境的歷史，后者則是研究生態環境參與下的人類社會的歷史。

為了進一步闡明我們的想法，且將自人類誕生以來的歷史不恰當地濃縮為一個童話式的簡短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茂密的叢林，林中有一個小村，村里居住著幾戶人家。村民們世世代代在這里勞作和生息……。”生態社會史家主要講述這片叢林的故事，談論這片叢林曾經有多大，生長過哪些樹木，棲息過哪些動物？進一步，會談論這片叢林逐步縮小、或至消失的歷史過程及其社會原因，如由于村莊的人口不斷增長，需要開墾更多土地、搭建更多房屋、樵采更多燃料等等，樹木因此不斷遭到砍伐，叢林面積逐漸縮小，原先棲息在這片叢林中的許多動物，也因無處藏匿和覓食逐漸逃逸、終至絕跡……等等；社會生態史家則主要講述這個村莊中的人的故事，亦即描述由這幾戶人家所組成的社會的歷史，談論諸如村落社會結構、經濟狀況、生活習慣、婚姻風俗、文化娛樂、生老病死……等等問題。如果想把故事說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就要進一步談論叢林和叢林中其它物種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村民的謀生方式、利益分配、權力結構、生育死亡、安全保障、娛樂活動，乃至信息交流、觀念情感等各個方面曾經發揮過的作用和影響。很顯然，由于歷史關注的側重點不同，可能分別做出不同的歷史敘述。而歷史的真實情況是，叢林與村莊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彼此互為變化的因果，任一方面的變化都是促使另一方面發生改變的能動因素。

側重“自然”一面的生態社會史研究，基于這樣一個預設：人類活動、特別是經濟活動，至少從農業時代以來就是生態變遷的主因之一。因此，有關研究雖然著眼于生態環境變遷，但強調人類活動的影響，對生態變遷的討論不是從生態環境到生態環境，而是將人口、技術、生產與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乃至意識形態等等社會性因素，與水、土、光、熱、生物、礦物等自然因素，一同視為參與物質循環、能量流動、信息傳遞乃至整個生態系統演變的重要因子，在特定情況下，甚至視為比自然因素更加重要的歷史變量。沿著這種思路所展開的生態史研究，實際上差不多是考察人類改變生態環境的歷史。

社會生態史研究，則將人類社會視為地球生物圈內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它一方面承認人類與其它動物相比具有極為特殊的智能，即創造、傳播、積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承認由于這種能力，人類社會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另一方面，它同時認為：人類必須服從生態規律的最終支配，社會發展變遷的歷史過程，從根本上說，乃是人類不斷調整與生態環境關系(包括經過自己改造的生態環境)的過程——技術體系的進步、生業方式的改變、社會組織的變遷，乃至風俗習慣和思想觀念的嬗變，都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社會對生態變遷的適應性調整，或者間接地跟從于這些調整；經濟類型、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乃至精神風貌等等許多方面的地域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態環境差異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同樣導致上述方面發生種種改變。正由于人類社會在地球生態大系統中與周圍環境存在著廣泛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流，是其中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因此人類社會的歷史，也就存在著采用生態學理論方法加以認識的可能性。

社會生態史的主要研究對象，仍然是歷史上形形的社會現象、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和流轉不息的生命運動。但與一般的社會史研究相比，它更側重探討社會現象的生物性質和自然基礎，致力于尋找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社會因子與生態因子之間的歷史聯系。在這里，紛繁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諸如衣、食、住、行、生產、消費、婚姻、生育、疾病、死亡、遷徙、社交、娛樂、戰爭等等，以及因之所產生的技術、組織、結構、制度、規范、習俗、思想意識，就不單純地被理解為“社會的”或者“文化的”，同時還被理解為“生物的”，是在特定“自然”和“生態”影響下產生、并反映特定自然生態環境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也就不應只是被理解為社會的單元或聚落，同時還是大小不同的生態單位或系統，可以采用生態學方法加以考察。要之，社會生態史學者承認文化因素的生衍變異和社會系統的發展演化具有自己的內在邏輯，但卻不認為它們是（至少不完全是）封閉、自限和自我決定的過程，而是與生態環境及其眾多因素彼此影響、協同演進的過程。

這樣一來，生態史學研究就有了兩個側重點不同的可取理路：即生態社會史和社會生態史研究。如果選取前者，即使在具體實踐中十分強調人類社會活動的影響作用，也仍然屬于社會史之外的另一學術領域，它的學術目標是系統地描繪生態環境及其變遷的歷史圖像，當然客觀上也可為講述人類社會的歷史故事增添一個“布景”和“底圖”；如果選取后一種理路，則不僅是生態史學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視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的思想框架。這種新的思想框架，將社會及其所處的環境視作一個有機、統一和整體的生命系統納入考察范圍，不僅考慮各種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將各種生態因素視為重要的參與變量，從而呈顯出一種新的社會歷史觀，我們姑且稱之為“社會（文化）——生態史觀”。一旦采用了這種新的框架，史家對“叢林中的村落社會”的觀察，既可能提出許多新的問題，對一些老問題的認識也可能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而不僅僅是在敘述故事時簡單地添加一些在過去看來無關緊要的內容。生態史家有信心為社會歷史觀察提供新的視角、問題意識、解釋途徑乃至新的歷史觀念，并對推進中國社會歷史認識做出獨特的貢獻。

從生態史學的視角來觀察社會歷史可能會提出哪些新的論題，現在還難以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會提出并討論許多從前不曾思考的歷史問題；以往曾經探討的不少論題，包括一些長期爭辯的重大問題，亦完全可以、而且應當重新研究，并可望做出新的解釋。事實上，已經有些學者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比如關于歷史上中國南北文明進程的差異、胡漢民族的沖突與融合、周期性的社會動蕩、經濟重心的轉移、水利與專制政體的關系[9]等等，已陸續出現了一些結合生態環境而重作思考的新論。還有不少重大問題，例如中國“封建社會”何以長期延續、何以歷史上漢文化不斷成功地向南擴張卻難以向長城以北推進？……等等，亦都可從人類——環境的互動關系和過程中重新求索。微觀層面上的許多歷史問題，同樣可以采用這一思想框架加以考察。當我們全面考察某個地域社會的歷史時，決不能置當地的山川形勢、氣候、水文、土壤、生物（特別是經濟動、植物）構成乃至礦產資源于不顧，因為當地社會在生產模式、飲食結構、服飾式樣、居處方式、交通設施、疾病、災害以及娛樂、信仰、知識等眾多方面所呈現出來的地方特色，都毫無疑問是根植于其獨特的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舉例來說，一個地方的水資源環境，必然要影響當地的生產結構和生活習慣，迫使人們圍繞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災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組織、制度和秩序，甚至進一步影響到當地民眾的心態，形成某些特殊巫術、禁忌和神靈信仰。如果不充分生態環境因素對社會文化發展的能動作用，許多宏觀和微觀層面的歷史現象都將無法得到合理圓融的解釋。

當然，筆者也曾指出：采用社會生態史的框架來認識社會，只是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特殊途徑，不能期望所有問題都能由此得到圓滿的回答。這是因為，社會生態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一般的社會史研究，有些社會歷史問題并不在它的觀察范圍；更重要的是，現代生態學畢竟導源于生物學，而人類不僅具有生物屬性，同時還具有文化屬性（特別強調一點：文化具有自我演繹性），擁有復雜文化和思想情感的人類畢竟不同于其它動物，人類社會系統與其它生命系統的差距很大，其系統結構、系統功能與運行機制的復雜性遠遠超過其它任何生命系統，在觀察社會歷史問題方面，現有生態學理論方法的解釋力仍然有所不足，對于現代生態學概念、術語和技術方法在社會歷史研究中的適用程度，不能期望過高，更不能簡單機械地套用，而應在認真披揀、選擇和改造其適用部分的基礎上，努力構建符合中國歷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論方法體系[8]。如果將人類社會簡單類同于一般動物系統，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所得出的結論將可能是十分荒謬可笑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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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梅雪芹.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王利華.社會生態史——一個新的研究框架[J].天津:社會史研究通訊（內部交流刊），2000，(3).

[1] 這一點可由《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中國史研究》、《史學月刊》、《歷史地理》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等權威學術期刊頻繁刊載有關方面的學術論文可以看出。

[2] 關于過去一個時期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發展情況，張國旺:《近年來中國環境史研究綜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2003年第6期）、佳宏偉:《近十年來生態環境變遷史研究綜述》（載《史學月刊》2004年第6期）分別作了較系統的回顧；王子今:《中國生態史學的進步及其意義——以秦漢生態史研究為中心的考察》（載《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提供了一些線索，可參閱。

[3]關于西方環境史學的發展，曾華壁《論環境史研究的源起、意義與迷思：以美國的論著為例之探討》（臺灣《臺大歷史學報》1999年第23期）、包茂宏《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及《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載《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和梅雪芹《20世紀晚期的環境史及其學術意義》（收入氏著《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分別有所介紹，可參閱。

[4]高國榮《美國環境史學研究綜述》（“中華文史網”2004年9月22日刊發）。對于這一轉變，包茂宏《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一文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此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載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2。茲據historyandtheory.org/McNeill.pdf）一文也有專門的論述。

[5] 由于筆者不懂英語以外的其它西方語言，以上印象只是根據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eh)網“Bibliography”英文部分得出的，讀者若欲了解詳細，請登錄 eseh.de/bibliography.html 。

[6] 例如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收入《長水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海《隋唐時期重要的自然環境的變遷及其與人為作用的關系》（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均為經典之作。

[7]盡管中國史家早就注意到自然對人事具有重要歷史影響（例如司馬遷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視為史家的基本任務，至少隱含了關注自然環境影響社會人事的思想傾向），近代以來中外史學家都曾就“環境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展開過熱烈討論，但自然環境（中國古人多稱“風土”）在傳統史學中曾長期被視為一種恒久不變的客觀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玄學化”了，“究天人之際”并未真正付諸實證性的學術實踐。

篇8

關鍵詞：芝加哥學派；人的關系的本質；交往；動機；庫利；馬克思

中圖分類號：G2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5-0035-02

一、芝加哥學派

芝加哥學派是由1893年至1952年間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一批卓越的教師與學生組成的。在傳播學領域里，他們宏大的傳播學理論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對傳播學的構建和以后的理論研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理論上，芝加哥學派為傳播學提供了大量的理論基礎，比如杜威的實用主義方法論原則；庫利的“鏡中我”理論和“首屬群體”概念；帕克的城市社會學和人類生態學理論；以及米德提出的“象征性互動理論”。實踐上，在傳播學史上有里程碑意義的佩恩基金會研究，它實地考察美國當時社會發展進程中面臨的眾多現實問題，對美國當時社會發展中急需解決的主要社會問題進行了系統而有效的研究，例如20世紀20年代后期，關于電影對兒童影響的研究，對后期進行的傳播效果的研究，提供了早期的模式，也為后來傳播學研究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許多共同特點，他們被連接成一個理論相互影響、生涯相互交叉的人際網絡。雖然他們的理論貢獻各有千秋，但有一個共同的理論：“人類關系的本質是傳播”。我們從這幾個主要代表人物分別來論述。

杜威：“社會不僅通過傳遞、溝通繼續生存；而且可以說社會在傳遞、溝通中生存，溝通是他們達到占用共同的東西的方法。”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杜威強調的是溝通和社會的關系，沒有溝通就沒有社會，社會在溝通中延續。

庫利提出兩條河流的觀點，一條是意識遺傳或動物傳遞，另一條是交流或社會傳遞。前者是生物種質，后者承載的是語言、交流和教育。庫利說：“沒有這樣的交流和傳播，心靈就不能生發出真正的人性，而且必定仍然處在非人非獸的狀態。”

帕克認為，人不是生來就是人，人類的特殊性質，是在“緩慢地、費力地和同伴卓有成效地接觸、合作以及沖突中”才獲取的。“我們所有人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心靈建造并且決定同伴的公開行動”因此“公共生活中此種參與的迫切需要——比如要求同情、認同、理解——是人類本性最基本特征之一。”這就是人類的本性，以及籍此獲得他們最鮮明的個性和人類的基本特點。

對于芝加哥學派而言，傳播維持和創造著社會。所謂的“社會自我”、“想象往”、“鏡中我”等等，都是要說明：傳播是人類生存的基礎，所有的社會行為都依賴于它，芝加哥學派構成了一個以人類傳播為中心的人格社會化的理論體系。傳播成了一種人類行為結構，成為一種表達形式的總和，一個被建構和正在建構的整套社會關系。社會起源于并存在于人們的關系之中，人們通過心靈、意識的互動建立并發展這樣的關系，關系依賴于交流。因此，總的來說，芝加哥學派認為：傳播是人類關系的本質。

二、對“傳播是人類關系的本質”的分析

首先，從概念本身來看，它存在自身的缺陷。這幾位代表人物都認為關系是天然存在的，而且不存在任何的障礙也沒有真假之辨。不知道它的源頭是哪里，也不知道它流向哪里，只是自然而然地不停流淌。但是我們必須正視一個問題，就是芝加哥學派所說的這種“關系”的來龍去脈，在當今的社會中，我們每個人并不能對發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我們必須依靠自己的觀念思想，去應付那些超出視線之外并且難以把握的事件，我們對于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事情，就是通過內心對這個事情的想象所認識的。因此人類和身邊的環境建立關系，如果沒有得到充分的外界信息，那么它只能是一種盲目和情感的混合物，是一種虛構的產物，這種建立在相信和虛構基礎上的傳播，又怎么能夠作為本質來看待呢。并且，我們不能忽視國家和階級力量所扮演的角色。在社會、政治等大環境的影響下，社會是一個自然和諧互動的有機體，思想是有機體的一種功能，通過對思想的控制和精心安排，把人們捏合在一起，這并非是人們通過自己的對話、交談、互動而融合在一起的，因此，在掌權者那里，傳播實質上淪為了勸服，成為一種世俗政府的功能。人與社會、環境的關系不存在于人與人之間，不是社會本體的自然呈現，而是存在于人腦與外在現實之間。同時因為人的社會地位、經濟收入的差異，交流互動必然是不對等的，既然存在如此大的差異和不對等，又怎么能說是本質呢。傳播只是一種虛擬環境的來源。

其次，從人的關系的本質這個角度來看，“人的本質”和“人的關系的本質”這兩個概念，實質上是一個問題，因為“人”已經不簡簡單單是個動物性的問題了，人不可能是孤立的，人是離不開關系的，離開關系的人則不能稱之為人，人的本質，實際上說明的也是人的關系的本質。

人類的本質特征必須包含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人類起源于動物界，人的本質特征首先包含人與動物共有的自然屬性，同時人也具有他的特殊性，并且人的自然屬性直接受人的社會屬性的影響。因此我們談論人的本質的時候，應該將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歸結在一起。芝加哥學派在論證他們觀點的時候，自然而然地從人自然性出發，直接就過渡到了人的社會屬性，但是卻沒有證實，這種過渡是如何可能的。

三、動機

人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為什么要和他人進行交流呢，庫利在《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一書中，把原因歸結為交流欲，歸結為人的一種自然屬性，沒有理由的，自然而然的，他認為人和人在一起就會發生交流，因為人都有這樣的欲望，但是他又沒有論證，這種欲望的源頭和去向。筆者認為，在人和人的互動和交流背后，一定存在“動機”即人們想得到什么，需要什么，芝加哥學派僅僅停留在了交流欲上，而沒有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這種欲望來自何處？我們要找尋他的本質，就要找到他的“動機”。

那么人們交往的動機是什么？人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交往。許多的社會學家對交往的動機進行研究，普遍得到這樣的幾種觀點：第一，英國社會學家戈夫曼的自我呈現論。交往互動的關鍵在于參加者向他人呈現自我，往往是強調有利于自我形象的屬性，而隱瞞其他屬性。第二，美國的社會學家霍曼斯提出的，社會互動是一種商品交換。人際交往中，得到的是報酬，付出的是代價，利潤就是報酬減去代價。人際交往中人們總是希望能付出最少的代價，獲得最多的報酬，只有雙方都獲利交往才能繼續。第三，菲斯廷格認為人們一時難以尋求客觀依據來判斷事情，于是就將自己的意見和團體的意見相統一，這樣才能使自己的認知相協調并且保持心理上的平衡，以取得團體中其他成員的支持和幫助，消除判斷事物或行為表現的偏差。這三種說法都有其合理性，也有片面性。但是他們之間的共同點，就是“需要”。需要是人的社會交往的動力之源。人之所以要這樣去做就是因為有了一定的需要，有了需要以后，再經過一定的刺激，便產生了動機，最后付出行動。動機是直接推動行為達到一定目標的心理力量。動機是人經過感知、認知后對需要做出的一個具有目的性的判斷。交往同樣也是先存著交往需要，然后產生交往動機，最后表現為外部活動即與人交往。

四、回到馬克思

那么交往需要的本質又是什么呢？人為什么會有交往需要？人當然不想成為一個孤單寂寞的人，但又并不是不滿足這種心理狀態就不能生存。那么這種交往需要的本質是什么？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生產本身是以彼此之間的交往為前提的，而這種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產決定的，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勞動都是社會性的，是在人們的交往中進行的，離開人與人直接的交往，生產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交往首先是生產活動的前提，同時建立在生產勞動基礎上的交往，采取什么樣的形式和如何交往，又是由生產決定的。交往和生產的相互作用，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巨大力量。因此我們找到了交往的動機的本質是生產，這種生產是一種經濟活動。人與人的交往歸根結底可以歸結到經濟交往動機上。

五、結論

芝加哥學派的代表性觀點“人類的關系的本質是傳播”，是從他們認為的人類的社會化的角度來說明的，提出了一個理論的前提，卻沒有論證是從何而來的。厘清“傳播”概念，首先不能僅僅從自然屬性的角度來講這個概念，我們同時具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本質特征。其次，對這個概念的源頭我們進行更加深入的探討，在交流欲之前，進行交往是有動機的，這種動機源自于我們的需要，而需要是個人力求占有一定的生存、發展的豐富條件的心理狀態和心理傾向，是人的社會交往的動力之源。從此看出需要的本質就是人類的生存發展，那么我們就可以歸結到人為了生存發展而產生的交往行為了。因此，人的關系的本質就應該歸結到經濟交往動機上，而不是芝加哥學派所說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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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中國　美國　高校　學生事務管理

[中圖分類號]G649/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843(2012)02－0154－03

高校學生事務管理是一個典型的美國術語，國外學者一般認為其與學術事務相對應。在我國與之相對應的術語是學生管理或學生工作，它是指那些直接作用于學生，由專門機構和人員從事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旨在發展培養學生政治、思想、品德、心理、性格等素質，指導學生正確行為的教育、管理和服務工作。主要包括宿舍管理、學籍管理、社團活動、校園秩序、獎勵與處分、心理咨詢、后勤社會化、貧困生資助、就業指導、健康教育等一系列與學生相關的非學術性事務。今天的美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它的工作理念先進、體系完整、專業化程度高，在美國培養世界一流人才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盡管中美兩國的文化背景、歷史傳統、價值標準、意識形態及人才培養目標有很大的差異性，但通過差異比較兩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的特點，也能夠為我國的高校學生事務管理帶來許多有益的啟示。

一、中美高校學生事務管理的比較

1　中關高校學生事務管理理論基礎的比較

西方的自由、平等的思想對美國的高校學生事務管理影響深遠，主體性自由是其現代性的基本標志，理性主義、實用主義、存在主義、工具主義是美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的哲學指導思想①。因此，美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強調要給學生創造一個自由的環境，提供一種真正自由的教育，從而使每個學生身體健康，心智得到完善和發展，并且有良好的品德，以便使他們能夠清楚、深刻地思考，熱情地探索，以及勇敢、果斷地行動，反對對于學生的壓制和摧殘，主張學生的自由發展。美國的高校學生事務管理在這種哲學思想的指導下，經過一百多年的研究與實踐，經歷了三種發展模式：替代父母制、學生人事服務和學生發展理論，提煉出SLI、LR、ASHE等理念，圍繞學生學習、全面學習、可持續發展進行了不斷的總結提升，形成了較為完善、目光長遠的理論基礎。此外，在長期的實踐中，美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還形成了四種實踐應用理論：咨詢和人格理論、人的發展理論、人類生態學或環境理論、組織與管理理論。這四種理論反映了實用主義、人文主義及個人主義等哲學思想在學生事務管理實踐中的具體運用。

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教育哲學至今仍然對我國高校的學生事務工作有著重大的影響。儒家思想追求的是“臣”的培養，而不是“官”的培養，強調順從，價值觀念中滲透著等級、專制、集權等服從于“大統一”的價值觀念。教育目的具有一定的社會政治功用，肯定教育在培養人才和治理國家中的重要作用，即通過教育，造就完善的人格，培養能治國安邦的賢才，以達到實行德政的政治目的。儒家的教育思想以經世致用的精神內核為中國近代學生事務管理提供了近于實用主義的立場，造就了一大批為民族興亡拋頭顱灑熱血的有志青年。但儒家鮮明的政教合一的指導思想也造成了學生事務管理強調社會本位、國家意識和集體意識，忽視個體價值的弊端。改革開放后，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高等教育學生管理受到西方高等教育思想的沖擊，人的全面發展學說、學生發展理論進一步深刻影響著高校學生事務管理。自由、民主的思想不僅成為高校學術上的追求，也深刻影響著高校學生事務管理。高校學生事務管理在理論研究方面主要是借鑒、融匯教育學、心理學、倫理學、管理學等相關學科的基本理論，以“育人為本、德育為先”為基本理念。雖然經過20多年的研究與實踐，但是目前我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的基礎理論研究仍然處于較低的水平，還沒有確立適合我國國情和學生思想實際的學生事務管理理念，還不能為我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的變革實踐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

2　中美高校學生事務管理體制的比較

美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體制是“一級管理體制、條狀運行機制”，學生事務管理的機構設置和權限分配只在學校一級進行，學院和系一級沒有對應的組織和分工要求。學生事務管理的組織機構獨立設置，在學校的高層行政領導中設有學生工作負責人，學生工作負責人分管若干分支機構。美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的具體運作程序一般為：學生個體――各學生事務機構――學生事務協理副校長――副校長――校長。這些機構和人員分別處理各種各樣的學生事務，分工很細，多頭并進，條狀進行。

我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機制呈“金字塔”式三級管理，學校設有分管學生工作的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其下設有學生工作部(處)、宣傳部、團委、教務處、招生就業處、保衛處、后勤集團、二級學院等部門。二級學院設有分管學生工作的副書記，副書記下設輔導員。我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的具體運行程序為：學生個體――學生輔導員――院(系)副書記――學生工作處(部)――副書記(副校長)――校長。這是一種典型的直線職能式科層制組織結構，這種組織結構以垂直的直線等級職權關系為主線，又設立了直接對直線主管負責人的職能部門。這種管理模式權力集中、責任分明、上傳下達、便于管理，適應于以思想政治工作為主題的傳統學生工作。但在這樣一套垂直的管理系統下，學校各部門的工作層層下達后，最終都由基層輔導員來承擔。長此以往，輔導員工作繁重，工作效率難以提高，無法實現服務學生、教育學生、提升學生的工作目標。

3　中關高校學生事務管理內容、目標和價值的比較

在管理內容上，美國的高校以提供咨詢服務、生活服務等工作為主，內容豐富，面面俱到，充分考慮學生的需求，學生事務項目呈現出多元化和多樣化的特點。中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在強調政治性和思想性的同時，以保持學校的穩定為前提，并對學生進行人格塑造、素質培養、創新能力培養等。中美兩國在學生事務管理的目標上，都強調既為學生服務又為學校服務。美國高校更多地從學生的角度出發，強調在服務中體現學校的管理，主要強調的是高等教育要培養“完整的學生”。而我國的學生事務管理更多地從學校的角度出發，強調在管理中為學校服務，工作目標是在關于人的全面發展學說的指導下，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加強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導學生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樹立良好的道德品質，養成文明習慣，勤奮學習，成為合格的社會主義建設專門人才。在價值取向上，我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以集體本位為價值取向，嚴格管理，主動干預，把學生約束、規范到正確的行為方式上來，以此做到防微杜漸，保證校園穩定。這種管理比較嚴謹，在保持穩

定方面起到了較好的作用，但這種模式限制了學生的自由，約束了學生的個性發展，束縛了學生的全面發展。美國高校則以個人本位為價值取向，即關注自由、平等、個性，注重以學生為本，尊重學生的選擇。但是這種管理比較松散，致使大學校園內吸毒、酗酒、槍殺等違紀違法行為時有發生，不利于校園的穩定和發展。

二、美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的借鑒與啟示

1　重塑“以生為本”的理念

隨著科學發展觀的深入人心，客觀上要求高校要改變重管理、輕服務的觀念，積極樹立“以生為本”的理念，重視服務育人。首先要強調學生的主體地位。“以生為本”就是要把學生看作管理的價值主體，既把學生作為義務主體，又把學生作為權利主體，認真傾聽學生的心聲，廣泛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最充分地激發學生的創造力，改變迫使學生機械、被動接受教育的做法。其次要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我們不僅要關注學生生活、安全、健康等自然問題，更要關注學生素質提高、人格完善、價值實現等現實問題；不僅要致力于思想政治素質的提高和學生的可持續發展，不僅要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而且要改革傳統的學習、生活方式，注重學生的社會實踐，鼓勵學生跨學科、跨專業選修課程，鼓勵學生兼修第二學士學位，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第三，關注學生的需求。我們不僅要關注學生的實際需要、現實困難和身心疾苦，重視大學生的就業指導和心理健康教育，為大學生的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與條件，搭建更加廣闊的平臺和空間，更要激發大學生高層次的精神需求，豐富大學生的內心世界，引導大學生對物欲性的日常生活進行精神的闡釋和理性的提升，提高他們的需求品位，豐富他們的需求內涵，培養他們的高級趣味，以現代視野、現代精神培養他們的健全人格和完備素養。

2　構建科學化的理論體系

縱觀美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美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之所以從幼稚到成熟，由定位模糊到職責明確，成為一個職能多樣化、工作標準化、人員職業化、研究學術化、理論綜合化、運行高級化的專業領域，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就是其擁有豐厚的理論基礎。無論是學生道德教育的基本模式和基本方法，還是學生事務管理的哲學理論和實踐應用基礎，都是建立在堅實而又豐富的科學理論研究和探索之上的，并且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和可操作性。借鑒美國的成功經驗，我國的高校學生事務管理需要構建科學化的理論體系。要注重社會學、心理學、倫理學、管理學、行為科學和經濟學等學科的理論支持，借鑒統計學、運籌學、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等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類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并能夠運用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拓展研究領域，把理論所包含的理念延展和細化，派生出具體可操作、可執行的任務、標準和規范。要積極開拓以哲學方法論為指導，以現代系統科學方法論為基礎，旨在觀照高校學生事務管理理念的整體性、實踐性問題研究的學科方法論，并在多學科研究引發“問題意識”的前提下創生出具有自身學科特色的研究方法及方法論體系。

3　構建扁平化的組織體系

通過分析美國學生事務管理的組織體系可以看出，美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是扁平的一級管理體制、條狀運行機制。在學校高層領導中設有學生事務負責人，學生事務管理的組織機構獨立設置，功能高度分化，學校根據分工由內部各中心或辦公室直接面向學生和學生組織開展工作。正是因為這種扁平化的組織體系，美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減少了中間層級，提高了執行效率，使其一直以高效率著稱。因此，改變我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機構臃腫、管理效率低下的現狀，構建扁平化的組織體系是題中應有之義。高校需要合并機構、整合職能、精簡機構、分流人員，著力建立專門化、分類管理的多中心學生事務管理體系，取消學生管理的中間層級，將學生事務的管理權歸并到學生事務處。成立直屬學校學生管理副書記兼副校長領導的多中心和辦公室。如學生學習輔導中心、學生心理輔導中心、學生資助中心，學生就業指導中心、學生公寓管理中心、學生發展研究中心、學生行為指導中心、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學生活動中心、黨團工作中心、學生工作常務辦公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