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持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范文
時間:2023-11-13 17: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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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日、美、法三國高科技產業的產業政策比較分析
1、對目標產業政策的態度
日本是產業政策的積極倡導者(當然,在日本也有少數人對產業政策持反對態度,但并沒有形成主流),大多數日本人認為,政府對產業政策的支持,是日本經濟由低技術向高技術轉變,由技術追隨國逐漸發展壯大為技術領先國的主要原因。因此,日本政府注重利用產業政策來扶持和保護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日本通產省在選擇鼓勵發展的特定目標產業時,一般避免某個產業中最尖端、可能也是最著名的宏大的生產計劃。典型的策略是從相對簡單的高科技產品開始,然后設法比其他國家做得更好、更有效率。只有在掌握了相對簡單的技術以后,日本企業才試圖轉向更加尖端的領域。因為通產省的開發戰略依賴于商人和政府官員的意見和觀點,因此,日本的產業政策一般不會支持不受顧客青睞的產品,或者日本企業難以生產的產品。
法國政府同日本一樣,注重利用目標產業政策發展高科技產業。其原因主要包括:
一是法國的資本市場發育非常不完全,資本不能很容易地流入高科技產業;二是法國企業非常害怕風險,不敢冒險在高科技產業投資;三是相對落后的法國企業無法與技術領先者競爭。
另外,還有人支持用經濟手段達到非經濟目標的原因,包括國家安全和國家聲譽等。法國政府注重發展高科技產業,主要是因為:
一是軍事獨立的需要。法國希望通過發展自己的高科技產業,開發高精尖武器,從而在軍事上獨立于美國;
二是由于國家聲譽的需要。正如美國把宇航員送上月球的部分原因是為了提高國家聲譽一樣,法國選擇制造超音速客機,也是為了顯示法國在技術上是先進的;
三是認為高科技產業會持續快速增長,并引導更多的傳統產業增長,從而增強國家的經濟競爭力。
美國與日本和法國不同,美國政府不扶持特定的目標產業。多數美國人認為,政府的作用是提供一個能鼓勵私營企業和工人去開發高科技產業的環境,這個環境包括: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能用于開發特定商用產品和流程的基礎知識體系。培養熟練的技術工人、工程師以及科學家等,都需要政府資助,部分原因是年輕人可能借不到錢來支付獲得這些技巧的費用。同時,投資于基礎研究項目的報酬很低,因為收益被廣泛共享,溢出效用非常大,所以這種研究需要政府補貼。因此,美國政府注重資助基礎研究,很少資助高科技產業的商用開發。
為什么美國對目標產業的態度迥異于日本和法國呢?主要是由于美國與日本、法國等國的資本和勞動市場的差異。美國的證券資本市場相當發達,有好點子的發明者,很容易就能找到私人投資者向新企業注入資金,以便能分享利潤。銀行也愿意冒險貸款給高科技產業中新的小企業。
此外,美國工人也比其他國家的工人流動性更強。一個科學家可能最初在大學里以研究為職業,后來到企業里搞商業應用,最后又辭職建立了一個新企業。這種勞動市場的高流動性,使高風險的高技術企業也能得到大量的資本。由于沒有什么障礙阻止資本和勞動力流向新興高科技產業,把大學實驗室里的基礎研究成果轉化為私人部門的商業應用渠道業已存在,所以美國不需要政府資助特殊產業。
2、產業政策措施
日本在選擇了特定目標產業以后,采取各種有效的產業政策措施鼓勵國內的研究開發、投資和生產。通產省和其它政府機構采取許多措施引導資源投入到特定目標產業開發,如,在銀行和外匯政策上向目標產業傾斜,對企業的合并和投資決策進行行政指導以及在產業發展遇到困境時給予幫助的保證等等。日本政府采取研究開發補貼、低息貸款以及稅收優惠等產業政策手段扶持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日本還通過限制進口促進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以前,主要通過關稅或配額以及限制外國直接投資達到這一目的?,F在,這些壁壘大多數已被取消或者降到相當低的水平,但其他形式的保護仍然存在。
例如,NTT(一家政府擁有的電話公司)同幾家私營公司密切合作發展尖端通信產業,研究開發協議以及生產合同都僅限于“NTT家族”的國內公司。盡管NTT也開始購買美國設備,但到目前為止,進口高科技產品是受到限制的。健康和安全標準也用于限制進口以保護國內生產者。例如,在制藥行業,日本拒絕接受在他國實驗后出具的新藥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證明。這種規定使得外國公司更難進入日本市場。
法國實施的目標產業政策措施與日本相似,主要包括研究開發補貼,直接從預算中撥款,政府要求銀行優惠貸款給目標產業以及通過諸多貿易壁壘實施進口限制等等。
而在美國,除了政府采購以外,一般不采用其他國家政府采用的產業扶持政策。除了在保密的國防領域有限制外,對外國高科技產品的進口以及外國企業的投資,美國市場都是開放的。對大多數高科技產業,政府很少對它們的貸款給予補貼,或者幫助它們制定發展計劃,也不對特殊高科技產業的投資給予支持。
3、產業政策績效
總地看來,法國的產業政策績效遜色于日本和美國。法國的產業政策在提高高科技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方面并不很成功。法國政府沒有像日本那樣找到合適的政策,促使本國企業趕上技術領先的美國企業。例如,法國的半導體和計算機行業都遠遠落后于美國和日本的競爭者。法國飛機產業的產業政策也不成功,盡管“協和”和“空中客車”兩家公司在技術上都獲得了成功,但它們還沒有盈利?!皡f和”飛機是為一個從來都不曾存在過的市場生產的,只是在政府的命令下由國有航空公司購買。法國政府及其英國伙伴已經對“協和”飛機的研究開發和生產成本給予了補貼,現在還繼續對法航和英航給予運營補貼。“空中客車”也還不能說它是成功的商業范例。雖然它的銷售情況不錯,目前已對美國公司構成了有力的競爭,但這全靠政府對它的研究開發、生產成本和融資給予大量補貼。
法國實施的產業政策措施與日本的極其相似,但為什么法國未能促進目標產業的發展,而日本卻成功了呢?
原因之一是法國缺乏對市場的研究。法國官員有時不考慮對新產品是否有足夠大的需求。當然,預測一個尚不存在的產品的未來需求是很困難的。但是,早在1973年能源價格暴漲之前,私人專家就已經預見到像“協和”這樣的超音速民用飛機的需求太低,進行投資是無利可圖的。
原因之二是法國產業政策的制定者似乎還忽視了高科技市場的供給。一般來說,技術追隨者應試圖先在新技術產業中相對簡單的位置上立足,然后再向更尖端的領域擴張。但是,法國的計算機戰略卻不是先從小型的計算機或者外圍設備開始,而是一開始就企圖制造大型計算機主機,直接與ibm公司競爭。向最尖端領域的世界市場的領先者挑戰,對相對落后的法國企業顯得要求過高,因此失敗了。
如果法國官員在制定產業政策時,能同日本政府一樣,與私人專家商量一下,就可以避免上述兩種錯誤。這些專家會對需求不足或發展目標過于野心勃勃提出警告。私人專家也會犯錯誤,但他們比政府官員更重視市場因素,而政府官員則可能過分地強調國家聲譽或者其他非經濟因素。日本政府在選擇目標產業和實施相關產業政策時,注重與私營部門達成共識。日本通產省和大藏省下設一個專門的委員會,由來自大公司、銀行、大學、新聞界和工會的專家組成,這些專家包括潛在的生產者、潛在的購買者、出口貿易商和銀行家。日本政府真誠地聽取這些產業專家的意見,從而使得政府制定的各項產業政策能與私營部門達成共識。而在法國等其他國家,政府經常試圖在沒有得到私營部門積極支持的情況下實施產業政策。雖然私人企業肯定樂于接受有特定用途的政府資金,但他們有時卻拒絕把自己的資金投入他們認為不合適的項目。政府引導私人活動的努力并不總是成功的。
二、結論性啟示
通過以上比較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的、但不是全部的結論,這對于剛剛加入wto、國內資本和勞動力市場很不發達的我國來說,具有重要的啟示。
首先,產業政策不應只是政府官員出于政治上考慮的需要,更應贏得各類產業專家和企業家的支持,這是產業政策得以切實有效地貫徹實施的必要條件。法國高科技產業的產業政策與日本很相似,但在法國卻沒有取得像日本那樣的成功,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國的產業政策多為政府官員主觀制定,缺乏與私人專家的合作和溝通。這也啟示我國政府在制定各類產業政策時,要充分聽取各類產業專家和私營企業家等經濟領域實踐者的意見,以確保產業政策的合理性、適用性和有效性。
篇2
關鍵詞:風險投資;高科技產業;發展機制;資本市場培育;投融資
中圖分類號:F27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2374(2012)15-0001-03
風險投資是一種創新性投資,而高科技產業也是創新性較強,高投入、高收益的行業,二者存在天然的有機的聯系,風險投資對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具有較強的推動作用,同時,高科技產業快速發展對風險投資的繁榮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二者相互促進、相互依存、相互制約,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發展,形成了特殊的產融結合模式,以現代科技為基礎,快速推動了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1 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催化作用機制
風險投資是一種商業投資行為,是通過對具有較大失敗風險的高新技術開發領域的投資,在取得成功后獲得高資本收益的行為。風險投資定義多種多樣,其中,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定義較為寬泛,認為風險投資是在高新技術及知識的基礎上,對生產、經營密集型的創新產品及服務進行的投資。而全美風險投資協會認為風險投資是職業金融家對新興的、快速發展的、競爭潛力巨大的企業的股權資本投入。
高新技術產業與風險投資相互依存,形成了新型的互動關系,為風險投資創造了巨大市場。二者相互依賴、相互制約,風險投資為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經濟技術。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投融資機制要符合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創業的技術經濟動態過程的經濟學特征,并以此作為目標,高科技產業具有特殊性,也決定了融資的特殊性,具有金融價值多元性、投融資結構耦合性及投融資金融工具多樣性的特點。由高科技及創新產品高投資風險的特性界定,投資整體成功率較低,一般為20%左右,區別于銀行貸款的低風險性目標,高科技產業具有較高投資風險,造成高科技企業從正常金融渠道融資困難,決定了高科技產業化本身資金來源的特殊性,必須通過風險投資資金注入實現。在高科技產業發展過程中,風險投資主要針對產業化早起及研究開發后期環節進行投融資,對高科技產業發展既有較強的推動作用。具體表現為風險投資的發動機功能;對高新技術產業化制度功能的實現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能夠有效的篩選市場,進行產業培育,實現風險分散,發揮政府導向性,起到資金放大器的作用;有效激勵高新技術產業創新功能的實現。
2 完善風險投資,建立高科技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機制
2.1 財務稅收的優惠機制
國家稅收政策對風險投資者預期收益及風險具有較大影響,由此決定,許多國家及地區政府為促進風險投資的繁榮發展,都制定了較為優惠的稅收政策。例如,美國政府為更好的發展風險投資業,鼓勵私人投資,政府降低了風險企業所得稅比例,由1970年的49%調整為1980年的20%,下調幅度明顯。風險投資所得額中的60%不予征收所得稅,剩余40%風險投資所得額減半征收。1985年,法國政府對風險投資公司非上市股票獲得的收益或資本凈收益免征所得稅,最高免稅額能夠達到企業收益的三分之一。英國政府1994年頒布了《創業投資信托法》,為鼓勵風險投資業發展,對符合該法要求的“創業投資信托”實行了全面稅負豁免及優惠政策,其中包含了基金公司資本利得稅、個人投資者收入稅、資本利得稅及其他稅負減免等優惠。
2.2 現代化人才的培養機制
高素質的風險企業家應具備持續的創新精神及良好的企業經營理念,目前我國“應試”教育對學生創新性的發展具有較大的阻礙,所學知識較為單一,學科設置不科學,理論學習與實踐學習相脫離,導致教育人才與企業需求存在較大矛盾。因此,應全加強教育體制改革,努力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為企業提供高素質、綜合性人才,并鼓勵海外人員歸國發展,吸取國外先進經驗,促進企業長足發展。
2.3 制度化風險投資機制
風險投資對制度化創新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具體表現為:進行有效的市場篩選,進行產業培育,促進風險分散,發揮政府導向性,起到資金放大器作用,實現要素集成,不斷激勵創新,促進相互合作、全面降低成本,全面提升創新觀念。其中,激勵創新及降低交易成本作用較為明顯。風險投資在高科技產業發展中承擔了較高的風險,這是一種冒險精神,能夠有效地實現激勵創新。同時,風險創新對企業風險管理、人員相互協作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2.4 構建法制保障機制
在鼓勵風險投資業發展的同時,政府應針對技術開發進行法律法規的制定,并有針對性地進行部門建設,為風險投資業的發展提供支持?,F階段,我國在以風險投資為調節對象的法律建設方面存在較大缺失,同時《證券法》、《公司法》中也存在不利于風險投資體系形成的內容,在此方面,日本和韓國的做法值得我們學習借鑒。1980年,日本風險投資剛剛發展,政府就出臺了《新工業技術大綱》、《高級技術工業密集區開發促進法》等法律法規,日本風險投資在1986年實現了迅猛發展,創造了90億日元的好成績,這都是政府支持的具體體現。1986年韓國也相繼頒布了《新技術財政資助條例》、《中小企業創立支持法》,全面的促進了風險投資行業的發展,目前,韓國風險投資公司已經有58家,整體資本達713億美元。
2.5 國家宏觀調控的政策機制
現階段,我國風險投資業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應大力加強政府職能建設,采取直接撥款的方式有效刺激風險投資業的快速發展,發揮政府導向作用,鼓勵風險投資行為,制定促進風險投資的相關政策,對風險投資者及風險企業進行無償補助。英國及新加坡政府在扶持風險投資發展方面成績較為突出,而我國還存在較多不足。英國政府大力支持發展高技術產業,將支付款中33%的資金用于高技術發展,高技術產業開發費用所占比例高達20%。新加坡政府出臺了關于風險投資政策,向高技術企業進行投資并連續虧損3年者,能夠得到50%的政府投資補貼。但從根本上講,政府不應過多的參與市場,應通過法律法規建設有效規范風險投資業,保障其穩定發展,改善風險投資外部環境,為風險投資發展營造良好的投資氛圍。
2.6 經濟與科技互動的綜合機制
不斷促進經濟與科技的互動,有效建立產學研全面結合的綜合機制。努力實現部門相互協作,共同發揮作用,發揮企業家、創業者及科學家的積極性與創新性。加強企業信用體系建設,有效降低風險投資中的人為風險,發揮資金、信息、政策、國家信用體系、中介服務的綜合作用,全面推動我國風險投資業的快速發展,并為高科技產業發展奠定良好的經濟基礎。
3 結語
綜上所述,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現代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將面臨更多的風險、隱患。對此,我國政府機構與企業自身應給予足夠的重視,切實采取有效措施,促進并完善風險投資,由此才能進一步推動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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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內容摘要:高科技作為更為先進的生產力,其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日益凸顯。而高科技產業集群是區域競爭力的重要來源和集中表現。區域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體現是產業競爭力,因此,研究國內外高科技產業集群發展現狀具有重要意義,文章對比分析國內外高科技產業集群發展現狀,對促進廊坊高科技產業集群發展具有借鑒作用。
關鍵詞:高科技產業 集群發展 區域競爭力 創新
產業集群理論是20世紀90年代美國哈佛商學院的競爭戰略和國際競爭領域研究權威學者邁克爾•波特創立的。高技術產業集群發展模式受經濟發展及投資環境的影響,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宏觀環境和微觀環境。從國際來看,美國發達的經濟取決于高科技的發達,高科技的發達取決于硅谷等高科技產業集群的發展。從國內來看,浙江省產業集群在數量和質量上在全國領先,因此浙江省的競爭力和人民富裕程度也在全國名列前茅。由此可見,發展高科技產業集群是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的必然選擇。
國外高科技產業集群發展現狀
產業集群理論是20世紀20年代出現的一種西方經濟理論。其涵義是:在一個特定區域的一個特別領域,集聚著一組相互關聯的公司、供應商、關聯產業和專門化的制度和協會,通過這種區域集聚形成有效的市場競爭,構建出專業化生產要素優化集聚洼地,使企業共享區域公共設施、市場環境和外部經濟,降低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形成區域集聚效應、規模效應、外部效應和區域競爭力。
(一)美國擁有比較完整的研究與開發體系
美國硅谷已經成為舉世矚目的高科技創新中心,引領著世界科技革命和技術創新潮流。在美國高科技產業發展歷程中,美國硅谷形成了以微電子為主的高科技產業集群,其高技術產業集群以小企業為主。硅谷高科技產業集群各企業雖同在一個行業,但類型多樣、發展重點不同,企業在相互競爭和學習中尋求發展。據統計,在目前全球100家最大電子和軟件公司中,有20%是在硅谷創業成功的;美國100家大科技公司有1/3總部設在硅谷。
從研究與發展(R&D)的投資來看,盡管美國財政連年出現巨額赤字,但研究經費卻不斷增加。20世紀80年代,美國政府用于基礎研究的開支,按不變價格計算增加了60%,工業部門用于基礎研究的投資增加了70%。1989年美國在研究和開發方面的投資達1292億美元,比英、德、法、日、加的總額還要多。由于在高科技制高點競爭地位的變化,使得美國在27個關鍵技術領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總之,在美國高科技產業集群發展的歷史上,美國產業集群發展思路對高技術產業快速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再加上政府的有效扶持,成就了美國世界科技強國的現狀。
(二)歐洲被稱之為“世界科技革命的搖籃”
以蒸汽機為標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以電力為標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都發源于歐洲,因此歐洲被稱之為“世界科技革命的搖籃”。借助這兩次產業革命的浪潮,歐洲一度在世界高科技產業中獨占鰲頭。然而,20世紀7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性石油危機,給歐洲各國經濟造成巨大沖擊,此前20年的經濟繁榮景象猶如曇花一現,歐洲陷入了長達數十年的經濟滯脹。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盟國家為了盡快擺脫石油危機給歐洲經濟發展造成的嚴重影響,普遍重視并加快了在高科技政策領域的一體化進程,通過建立和協調歐洲國家的高科技產業政策,力爭改變歐洲國家在全球經濟競爭中的不利局面。歐洲國家將高新技術視為一個動態概念,不作硬性的統一定義,一般而言,它通常是指那些集知識、技術和資金密集型為一體的現代科學技術產業和科技產品。
歐盟先后了七個科技框架計劃。這一系列科技框架計劃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官方綜合性科研與開發計劃之一,具有投資規模大、研發領域寬、參與機構和人員多等特點,是近20年來歐盟實施其科技戰略和行動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和手段。作為歐盟科研活動的主體,科技框架計劃已經發展為歐盟最重要的發展戰略計劃。隨著科技框架計劃的發展,歐盟的研發投入規模顯著增加,由最初的32.7億歐元上升到第六框架計劃的175億歐元,翻了近6倍。金融危機后孕育的“歐盟2020戰略”,將在未來10年為歐盟國家實現在科技上趕超美國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和政策基礎。在歐盟看來,如何在全球高能源價格時代保持歐洲國家競爭能力,關鍵在于:迅速從傳統經濟向低碳經濟結構轉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快高新、綠色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幫助歐盟國家迅速擺脫經濟衰退、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鞏固歐洲國家高新制造業基地的地位,利用低碳節能技術、清潔能源技術來實現環境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的新目標。這些思路應為我國高科技產業集群的發展提供借鑒。
(三)日本更重視“技術立國”戰略
日本發展高科技產業集群,筑波科學城就是一個典范。筑波科學城的建設與發展受到世人關注,并在1980年名噪全球??萍歼M步對日本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30%左右提高到60%。20世紀90年代,日本推出新的“科技政策大綱”,其發展重點都是放在高科技產業上。為了實現提出的目標,政府通過信貸、稅收、財政補貼等經濟手段,扶植高技術可獲低息貸款,若開發成功,按低息還本付息,若開發失敗,則免付利息。政府還規定對電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高科技產業實行優惠稅制與折舊制,對企業的高技術研究開發給予補助。由上不難看出,日本高科技產業集群屬于資本與技術結合型的產業集群。研究日本高技術產業集群發展現狀,我國最好能借鑒的是其兼并收購方式。這有利于加快我國高技術產業集群的發展,降低我國高技術產業前期研發風險。
(四)大德科技園是亞洲最大的產、學、研綜合園區及韓國的經濟增長動力
大德科技園是韓國最大也是亞洲最大的產、學、研綜合園區,被稱為韓國科技搖籃和二十一世紀韓國的經濟增長動力。為發展高科技事業,增強國際競爭力,韓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仿效美國、日本等國家,建立起一批集科研、教育、生產一體化的高科技園區。韓國大德科技園規劃始建于20世紀70年代初期,現已成為與美國硅谷、日本筑波相媲美的科學城。大德科技園從一開始就重視基礎設施的建設,當首批院所遷入后,特別強調為科研人員提供優厚待遇和配套服務。此外,在引進人才方面,他們也注重從旅外本民族科技人員中吸引人才的引進戰略,這些成功的措施可為我國科技園的發展提供借鑒。除此之外,大德科技園緊密配合韓國骨干產業的發展,從重化工的技術開發,逐漸轉向電子通信等高技術工業,帶有較明顯的階段性,而且在園區規模和產學研聯系方面,也是先由小區起步,然后根據需要向周圍地區擴展,逐漸發展成為目前規模的科學城。而且大德科技園為使產品更快的進入海外市場,還努力加強與國外的科研院所、高科技企業的聯系和協作,開設科技市場,進行科技成果的展示和營銷。在研究新興市場國家―韓國高科技產業集群發展思路的啟發下,我國最好借鑒的是可持續發展理念,即建立科技園區應循序漸進,由小到大、由內而外的規模化發展,繼而成為亞洲乃至世界一流的高科技產業集群基地。
我國高科技產業集群發展現狀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逐步走向深入,產業集群的發展也逐漸從民間層面進入政府視野,從低技術、低成本、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甚至微型企業的集聚發展到高技術、創新型產業集群嶄露頭角,從東南沿海向內地蔓延滋長。目前,《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明確規定我國未來全社會研發投入的戰略目標是:到2010年,全社會研究開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2.0%;到2020年,全社會研究開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
(一)我國高科技產業集群發展的成功代表當屬北京中關村
以高新技術企業、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為基礎,依托強大的科技基礎設施和豐富的專業服務資源,以及以創新型企業、行業協會、產業技術聯盟為代表的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中關村形成了我國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結構最完善的區域創新體系,實現了從單打獨斗、封閉式創新向開放式協同創新的轉變。中關村擁有以聯想、方正為代表的高新技術企業近2萬家;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為代表的高等院校40多所;以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為代表的科研院所130多家;國家級重點實驗室57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26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29個;各類孵化器50余家,大學科技園14家;以清華大學國際技術轉移中心、中科院國家技術轉移中心等為代表的技術中介機構上千家;企業自發設立、自主管理、職業化運作的新型協會組織超過30家。
近年來,中關村出現了產學研結合、協同創新的多種模式,一批企業與大學院所成立聯合實驗室;36家國家重點實驗室面向企業開放,提供研發檢測服務,并掛牌為“中關村開放實驗室”;由企業牽頭、圍繞核心技術和標準成立的產業技術聯盟達到22個;形成了中關村軟件園、中關村生命園、國家工程技術創新基地等10多個產業特色明顯、集聚效應突出、創新活躍的國家級專業園和產業基地。
(二)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享譽世界
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自1992年成立以來,一直被國際同行稱為“The Silicon and Medicine Valley in China”而享譽世界。經過近二十年的開發,園區構筑了生物醫藥創新鏈、集成電路產業鏈和軟件產業鏈的框架。在科技創新方面,園區擁有多模式、多類型的孵化器,建有國家火炬創業園、國家留學人員創業園,一批新經濟企業實現了大踏步的飛躍,目前的張江正向著世界級高科技園區的愿景目標闊步前進。2010年園區經營總收入達到1100億元,年總收入增速達15%左右,成為我國高科技產業化的龍頭區域。張江高科技園區管委會透露,“十二五”期間,張江物聯網產業將設立百億元級產業基金,成長為千億元級產業集群。由上海市商務委員會、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主辦,上海浦東軟件園承辦的“2010年上海軟件外包國際峰會―中國軟件園區高峰論壇”于2010年11月在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舉行。本次由上海浦東軟件園承辦的“2010年上海軟件外包國際峰會―中國軟件園區高峰論壇”,是首次將全國知名軟件園區管理者聚集起來,共同探討關于我國軟件園區如何建設、經營、發展的大型論壇。各軟件園區代表在論壇上溝通運營經驗,并就“園區發展形勢、軟件產業特點、品牌向外輸出、集成服務體系以及園區與政府關系”等方面展開深入討論,從而探尋軟件園區未來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基于我國是發展中國家這一基本國情和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特殊要求,北京、上海在發展高科技產業方面都注重發揮自身的優勢,突出體現在都把挖掘大專院校、科研院所的資源潛力為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突破口,都努力形成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都大力扶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發展,加強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建設,發展社會化科技中介服務,培養及吸引各類創新人才,實行財稅優惠政策,開展科技風險投資服務。在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環境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完善,使京滬同時被公認是我國發展高新科技的二大板塊。上海提出在2020年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經濟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著眼于這樣一個跨世紀宏偉戰略目標,上海市作出了加快高科技產業集群發展進程,發揮高科技產業集群在新一輪經濟發展中的領頭羊作用這一重大戰略抉擇。
結論
綜述國內外高科技產業集群發展現狀,可以發現高科技集群發展的可持續性核心在于企業的技術自主創新力。21世紀,世界經濟增長的熱點在我國,我國應以國情為出發點,以企業為本創新出適合我國高科技產業集群發展新模式。既要學習借鑒又不完全照搬才是我國高科技企業的發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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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風險投資 鉆石模型 競爭力
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又稱為鉆石模型,是由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著名的戰略管理學家麥克波特提出的。該理論是針對特定地理區域(國家)的分析架構,其所思考的是在特定區域內的企業,如何透過國家的特色、政府政策及該國企業特點,以創造有別于其他國家的競爭優勢。
國家競爭優勢有四個基本要素和兩個變量所構成的菱形關系。本文將根據波特的“鉆石模型”和風險投資業的特點,結合各國在發展風險投資各階段的共性和個性,從風險投資業發展的生產要素、需求要素、關聯和輔行業、企業戰略、結構和競爭、政府――國家政策環境五個因素出發,搭建風險投資業的“鉆石模型”。
一、生產要素分析
風險投資對一國乃至全球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科技創新的推動上。風險資金投向領域多是計算機生物技術、通信等高科技領域。發展風險投資,不僅需要眾多風險企業家和風險投資家這些精通技術、管理、金融等多方面知識的“通才”,還需要眾多計算機、生物工程、通信技術方面的技術人才。因此,對于風險投資來說,與其他行業最大區別在于其第一生產要素是高素質的專業人才。如一國或地區能匯集眾多的各領域的高技術人才、眾多科研院所和完備高端人才機制基礎上配合在一般生產要素方面優勢等條件可以有力地支撐風險投資的發展。
二、需求條件分析
風險投資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作為一種投資方式,它是一種高風險、組合、長期權益性專業投資,在支持創新、加快科技成果轉變為現實生產力和推動高科技術產業化方面具有巨大促進作用。同時它也是金融業功能擴展和分工深化的必然結果。風險投資的出現是微觀經濟主體在投融資方面的各種現實和潛在需求,并且表現為創新金融工具的創新工具和創新金融制度的不斷產生。風險投資作為創新的金融制度,體現了潛在需求,滿足現實需求和創造新需求的豐富功能。它促使生產過程提前到技術創新與理念創新階段,并且還將中小型成長企業的培育和壯大獨立出來運行,從而使金融業內部的分動更加細化,分工的拓展同時也提高了資金運行效率。
三、在相關和支持性產業方面
高科技產業在風險投資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高科技相關產業,如計算機、生物技術、通訊工程等產業發展過程對資金有較大需求,但其融資需求很難通過傳統渠道獲取,這就需要金融在科技創新行為在新的層次上結合,風險投資在這些行業和領域飛速發展背景出現。同時,一國的風險投資來源渠道拓寬還依賴于養老基金、基金、私人投資保險公司、基金會和外國投資等各類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發展程度。這些產業與風險投資業之間形成互相扶持關系。各國風險投資實踐已反復驗證一國風險投資發展是建立在高速發展的新興產業和高科技產業及金融業基礎上。
四、在企業戰略、組織結構和同業競爭方面
風險投資高回報高風險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發展,風險投資產業對經濟的“發動機”作用和對高科技產業的促進作用、和美國風險投資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巨大成功對各國起到了強烈的示范作用,各國爭相發展本國的風險投資業已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目前風險投資業已經形成了一定格局,亞洲的中日韓、北美的美加等國均在全球范圍內實現了風險資本的國際流動,在世界金融和高科技市場上展開了激烈的競爭。此外,各國內各行業和部門之間進行了廣泛配合,共同營造良好的政策和產業發展環境,發揮政府作用和財政資金支持,對風險投資業發展形成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五、機會因素和政府決策
成立政策支持和政府引導企業面向國際市場競爭等。一般情況下,可能形成的機會有時候會因為基礎科技的發明創造、傳統技術出現斷層、全球金融市場重大變化和外部需求劇增等因素對一個國家的相關產業很可能意味著一次難得的機遇。當前各國均面臨著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等全球性問題,為搶占未來科技的制高點,各國均重點扶植清潔能源、環境生態等行業創新投入,新一輪金融危機同樣預示著新的科技革命誕生,這些對風險投資的發展來說都是難得的歷史機遇。
政府是最后一個變量,波特認為在鉆石體系中,政府可以通過整合資源和加以引導為風險投資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發展氛圍。以色列的風險投資發展最為鮮明的特色是政府積極進行早期干預、成立政策支持和政府引導企業面向國際市場競爭等。以色列在1993年正式啟動風險投資市場,政府投資8千萬美元,吸引到了1.2億美元建立了十個基金,以色列政府采用的“私募的專門高科技風險投資基金”為主,輔之以“公共基金”和投資公司等其他形式發揮了風險基金的市場催化作用,加快了高科技產業的迅猛發展。
波特的鉆石理論將國際貿易理論研究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將一國的國際競爭力的供需、相關因素和各因素之間的聯系進行全面深入的系統探討,因此一直被尊稱為當代最新的國際貿易理論。波特理論對于發展風險投資業的啟示而言,要素稟賦對一國的國際貿易競爭形態已經不起主導作用,基本要素的重要性逐漸被高級要素所替代。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發展風險投資業的比較優勢尚不具備的,完全可以通過選擇、培育和扶持逐步形成競爭優勢,并且還可以根據不同的競爭階段推行合適的競爭策略。該理論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風投業利用政府干預方式重點發展及開發新的比較優勢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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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高??萍籍a業 比較研究 啟示
1 國外高校科技產業發展的典型模式
1.1美國模式
美國以高校、科研機構與企業開展合作研究作為高??萍籍a業的主要模式??萍紙@和咨詢服務是美國模式的兩大特色。
20世紀70年代以后,面對日本在各方面的嚴峻挑戰,美國政府特別重視產、學、研合作,并在經濟上予以資助。產學研合作形式多種多樣:有的大學設立“技術革新中心”,承擔了企業的革新任務;有的大學設立咨詢機構,教授兼任企業顧問。咨詢服務是大學與企業間形成更高級合作的第一步,美國大學有三分之一的教師從事各種各樣的咨詢服務:以大學為主要力量共同創建研究中心。產、學、研合作研究中心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針對長遠的、對國家未來工業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工程技術問題另一種是針對實用性很強,能促進高校的科研成果向工業產業轉移的研究項目。高校、科研機構與企業共同開發新產品,把基礎研究、產品試制、生產和市場連成一體。
美國的硅谷是個典型的高科技園區。斯坦福研究院、斯坦福大學等硅谷的研究機構始終把握高科技發展方向是硅谷成功的重要前提。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硅谷科研工作者獲得的技術專利數目每年約為3500項,比美國東部波士頓地區多50%,是其余其他美國高科技中心獲得專利數的三倍以上。在硅谷早期發展當中,美國政府雖然沒有對園區企業進行直接資助,但一直對諸如研究所,大學等高科技研究機構進行大量的資金投入,使高科技研究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隨著硅谷的發展,硅谷企業傾向于把資金投入到那些見效快,與企業經營業務相關的應用技術類型,而對于開發周期長的基礎性科研項目,企業很少進入,因為這些項目前景不明,很可能會使企業遭受損失,而美國政府填補了這項空缺,其對基礎科學,邊緣科學和超前技術等領域進行了長期大量投資,正是由于有了高科技前沿領域的帶動,硅谷的各項應用技術才有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從新技術轉化為產品,很多中間因素在起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資金。風險投資無疑是重要的資金來源之一。由于硅谷有大量的智力資源,新想法,新技術不斷涌現,風險投資也大量集中于該區域。目前,硅谷集中了全美國1/3以上的風險投資公司,投資總額也由5億美元上升到34億美元。風險資本對企業的創建,技術的創新提供了強大的資金支持;同時,由于風險資本的介入,風險投資企業從組織領導班子,參與管理、實行監督等幾方面對所投資企業進行監控,加速了中小企業向擁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的成熟企業的轉變。
1.2德國模式
德國政府自1982年起先后建立了60多個具有本國特色的科學園區與80多個類似科技園區的科技中心。創辦風險投資公司是德國政府加快高??萍籍a業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措施。德國政府在組建風險投資公司的初期采取了相應的扶持政策,除了要求國家銀行與風險投資公司為企業技術創新進行資金投入外,政府還積極鼓勵私營金融機構為新建企業提供風險投資,并承擔80%的風險擔保。
德國政府特別注重專利的申請,并制定了相關行動計劃,指出大學有權對本??蒲腥藛T的發明申請專利,大學教師可以從其發明的成果轉化收益中獲取30%。此外,德國的中介服務機構在高??萍籍a業化過程中也發揮了很大作用,并且幫助各個行業的中小企業開展研發活動,促進研究成果盡快在實際中應用。
1.3加拿大模式
加拿大模式的特點是服務型政府始終貫穿于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整個過程。加拿大政府設立了具有“創新系列”功能的計劃和管理機構,它對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每個階段,每個環節都給予扶持。其中包括:針對技術開發階段,科學研究及實驗開發稅收優惠計劃(SR&ED)、工業研究輔助計劃、加拿大技術伙伴計劃(TPC),針對資金需求量大的生產階段,加拿大實業開發銀行(BDC);針對涉及市場營銷業務的加拿大出口開發公司(EDC)、加拿大商業公司(cCC)。加拿大商業公司是國有出口機構,主要職能是幫助企業贏得外國政府合同。
2 國內外高??萍籍a業發展的比較研究
2.1發展類型比較
從國外實際情況看,高校產業主要分布在第三產業,第二產業很少,第一產業幾乎沒有;另外,從技術方面看,高校產業主要以技術周期短,技術秘密較高。以技術服務為主要業務的高科技企業居多。
從國內的情況來看,目前我國科技型企業2355個,占全部高校企業總數的51.61%,其他類型企業2208個,占48.39%。從經營性質來看,從事工業生產的企業為1 893個,占41.49%,從事商貿的企業425個,占9.31%;從事其他經營方式的企業2245個,占49.20%。由此看出,我國高校產業中第三產業比重和高科技企業的比重與國外高校產業都還有一定的距離。
2.2發展形式比較
國外高校產業的主要形式包括參與創建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高校主要是以參與的形式進入;吸收社會風險投資企業家興辦高科技產業,以大學的研究成果為條件,直接分流人員興辦企業,企業與大學建立多種形式的產、學、研聯合體,大學直接投入部分資源,并以高科技成果估價參股的形式加入社會企業,大學直接投資獨立興辦企業,但是這種方式很少。綜合可見,國外絕大多數大學并不直接興辦企業,他們采取的方式是積極以高新技術成果、人才和良好的投資環境來參與高新技術開發區和吸引社會風險投資企業家。
從國內的情況來看,目前學校獨資企業3044個,占全部高校企業總數的66.71%國內聯營企業1 478個,占32.39%外資合營企業41個,占O.90%。由此看出,我國高校選擇獨資形式占據絕大多數的比例,而在國外卻是相對最少采取的形式。
2.3管理體制比較
目前我國高校產業中由學校管理的企業為4031個,占88.34%,由校內院、系、所管理的企業532個,占11.66%。高校以事業單位法人的身份直接參與科技企業的創辦和經營,高校對科技產業的管理主要還是采用原來的行政管理模式。
國外高校一般不直接參與對企業的管理,而由職業經理人員進行。在高校產業的人力資源配置上,采取了徹底與高校脫鉤的“分流”的形式。由于歷史原因,我國高校企業的主要職工多數是高校的在編人員,這種做法不利于形成職業經營管理者隊伍,不能調動員工生產積極性,最終影響了高??萍籍a業的規范和發展。
由于國外高校投資的多元化,高校在創辦產業中可以將用于辦學的資源進行多元化配置,并且利用市場機制在適當的時機退出以獲得高校資產的保值。增值。目前我國高校企業大部分是獨資企業,并且多數還沒有完成改制工作,因此高校產業普遍存在著產權不清、校企不分等問題,加上我國高校企業目前還缺少與市場相聯系的制度安排和企業經營的
不確定性,使高校資產不能很好地退出市場,實現保值,增值的難度極大,影響了高校對科技產業工作投入的積極性。
2.4激勵機制比較
國外高校對于科技成果的獎勵十分重視,將它作為創新活動最重要的激勵機制。例如,美國高校對專利許可費的分配政策是“扣除15%的管理費后,其余按學院,系,個人各占1/3的比例分配”。相比之下,我國高校對于科技成果的獎勵則普遍偏低。以清華大學為例,該校的政策是“上交學校1 5%,獎勵發明人或設計人10%,專利單位酬金30%,專利單位事業發展基金45%”。顯然,這對于調動科研人員參與科技產業的積極性是非常不利的。
2.5服務體系比較
國外高校產業的服務體系包括五個方面高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的信息服務體系;風險投資的支撐體系,與相關部門聯合建立金融服務體系:高校技術產權交易體系:全國高校企業經營管理人才的教育培訓等。
對比國外相對完善的服務體系而言,我國高校產業的發展還急需有利扶持與全面服務的政策環境與市場環境,其中比較突出的問題還包括高校產業的融資渠道不暢、產權交易市場滯后、高校科技產業化的風險投資體系及其完整的退出機制尚未建立等。
3 國外高??萍籍a業發展對我國的啟示
通過如上比較,我國應從國外的高校產業發展中吸取如下的經驗
3.1高校應主要發展高科技產業
高校的第二功能是進行科學研究。因此,高校應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發展高科技產品或技術,特別是在微電子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工程技術、新能源技術等方面加強研究與開發,以促進我國高校科技產業的發展。
3.2高校應主要以“參與”方式創建科技企業
高??萍籍a業目標的實現,最終取決于企業行為,現代企業是高??萍籍a業化的主體。因此,高校應主要采取“參與”方式創建科技企業,具體包括利用高校研制的高科技產品,吸引社會風險投資;利用自己的周邊優勢和優惠條件,吸引高科技企業到校園的周邊興辦企業組建高新技術的工業化中試基地;以新技術開發、新產品研制,新技術和新產品的工業化試制為主,與國家以及地方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合作建設等。
3.3國家的宏觀調控加速了高??萍籍a業化進程
美國政府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來加強對高??萍籍a業的宏觀調控。美國國會于1 980年和1 986年先后通過了“史蒂文森一威爾德勒法”和“聯邦技術轉移法”,鼓勵高校與工業界合作并提供多種多樣的特別激勵。美國科學基金會(NSF)自1 973年開始,陸續推出了7項旨在促進高校科技產業發展的計劃,即:大學一工業合作研究計劃(1 973年),大學一工業在生物技術和高級計算機研究方面的合作計劃(1 983年)i工程研究中心計劃(1 985年)等。尤其是進入上世紀80年代以后,美國加強了科技重點向商業領域的轉移。布什政府于1 990年正式啟動了“先進技術計劃”。該計劃“旨在支持民營企業開發具有競爭力的通用技術,并將參與若干行業的開發實踐”??肆诸D政府還進一步推出了一系列旨在發展工業科技競爭力的計劃,如高性能計算機和通信計劃(HPCC)、制造業推廣合作計劃(MEP)、生物技術計劃等,由此形成了一個相互接力,功能互補、目標明確的計劃體系。德國政府的宏觀調控主要是通過加強科技立法,即法律導向與政策導向等措施促進高??萍籍a業化。美國和德國都擁有完備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于專利申請和專利使用做出明文規定,從而提高了科技人員創新的積極性。加拿大政府通過設立6個新的計劃或機構,使創新系列的每一個環節都能得到政府的扶持。
3.險投資是高校科技產業最重要的資金來源
高校科技產業高投入,高產出,高回報和高風險的特點使得許多傳統資本對之“望而生畏”。風險投資能夠以其獨特的運作方式滿足高校科技產業化對資金的巨額需求。據統計,美國90%以上的高新技術產業是按照風險投資模式來運作的,接受風險投資的企業中80%以上是高新技術企業,微軟公司,英特爾公司等均是借助風險資本而發展起來的。目前國外的風險投資主要由投資者共同出資組建創業投資基金,實行專家管理和運作,或者對高科技項目由多個投資者共同投資來運作。這種分散股權的投資方式是分散投資風險的主要形式。高科技投資業的興起,必須以形成其風險規避機制為保障。否則,投資者將因此動力缺乏,熱情消減,所以退出機制是推動風險投資業發展的關鍵所在。國外一般利用第二板市場以及證券交易市場收回風險投資,達到風險投資資金的良性循環。
3.5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高??萍籍a業的必然趨勢
國外高校科技產業化主要靠市場機制,市場引導科研向應用研究傾斜。我國高??萍籍a業經濟實體目前絕大多數都是事企不分的混合體,學校資產以事業單位的模式管理,致使校企雙方產權不清,企業經營受到學校干預,無法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發揮企業的特點。高校科技企業只有理順產權關系,建立起產權明晰、權責分明、校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才能真正成為自主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從而真正走出學校,走向社會,參與激烈的市場競爭,走上規模化發展的道路。
篇6
一、風險投資對臺灣地區產業轉型升級的作用
風險投資對臺灣地區產業轉型升級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風險投資是臺灣地區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融資渠道。1979年,臺灣地區設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吸引留學美國的臺灣地區專業人才返臺創業,同時這些專業人才也帶回了成熟的項目和技術。這些產學研要素有效聚集,促進了臺灣地區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這些高科技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急需大量資金投入,但由于企業處在初創期,一般缺少固定的抵押物,產品產業化和進入市場具有較大風險,銀行等金融機構不愿意滿足處在初創期科技企業的資金需求。雖然政府設立創投引導基金,對初創期企業提供一定的扶持資金,但是單靠政府力量難以滿足企業的資金需求,而風險投資恰能在一定程度上排除這些障礙,滿足種子期、成長期高風險項目的資金需求,正是由于風險投資有效解決了高科技產業的融資問題,從而有力推動了臺灣地區高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第二,促進科技創新,推動新興產業發展。根據美國學者Lemer和Kortum的研究數據,在科技創新過程中,同樣的資金投入,風險投資的貢獻率要明顯優于研發的貢獻率,前者是后者4倍左右。由此可見,風險投資極有可能成為推動新興產業發展的“倍增器”。對于臺灣地區來說,正是由于臺灣地區風險投資的存在與投入,才使臺灣地區光電、半導體、電子工業、生物科技等產業快速發展。被譽為“臺灣硅谷”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就是臺灣地區風險投資與高科技發展成功運用的典型。臺灣地區高科技新興產業中,電腦產量及市場占有率、電腦外設和配件的市場份額、集成電路設計及集成電路產業規模等均居全球領先地位。第三,完善資本市場體系,促進產業不斷轉型升級。產權的快速交易與變現是風險投資運作的重要基礎,臺灣地區建立了較為完善的風險投資變現市場,為風險投資退出與循環投資創造了條件,使風險投資能根據產業發展變化不斷進入新興的高科技創業型企業,推動產業不斷轉型與升級。第四,幫助企業提高管理水平,分散企業投資風險。風險投資機構擁有一批專業的風險投資家,他們既擅長風險投資又是企業經營管理的行家里手,對于企業來說,在獲得風險投資機構的資金時,更應利用風險投資專家的專業視野與豐富的企業管理經驗,幫助企業迅速提高專業化的管理水平。其次,風險投資機構對創業型企業進行投資時,會進行市場調研與可行性論證,對項目進行嚴格篩選。如盡職調查、分階段投資、定期拜問、在公司董事會中占據席位等辦法,可幫助企業有效控制和規避投資風險,促進企業發展。
二、浙江產業轉型升級面臨的問題及風險投資發展情況
(一)浙江產業轉型升級面臨的問題近幾年來,盡管浙江經濟總量、人均GDP在全國名列前茅,而作為制造業大省,從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看,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不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比例仍較高,勞動力、土地、環境等資源瓶頸約束不斷加大,因此浙江經濟發展中產業轉型升級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當前,浙江產業轉型升級中主要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第一,受土地等資源制約,開始出現高端產業外移,省內制造業低端化傾向。一方面,由于粗放型經濟結構的特點,土地資源等要素快速被占用,耕地銳減,使浙江經濟發展缺乏土地空間等要素,沒有土地空間,資金落不了地,投資項目上不去,同時還存在勞動力、水電及原材料供應緊張等資源瓶頸的約束。另一方面,其他省、市政府創造更好的土地等要素條件,保障環境以及規模經濟發展本身要求產業鏈配套等因素,浙江省內一些傳統產業出現了“抱團”轉移省外的現象,一些企業甚至將高端環節轉移到省外進行生產與經營,生產質量與檔次更高的產品,使浙江省傳統產業市場競爭力進一步下降,因此破解土地等資源要素瓶頸的制約,為轉型發展提供強有力的土地等要素保障,成為浙江各級政府要努力破解的難題。第二,資源要素在各產業中配置不合理,傳統實業缺乏資金等要素的有效支持。隨著近十幾年房地產行業的快速發展,許多制造企業受利益驅動紛紛進入房地產行業,導致許多企業減少甚至個別企業不再投資實業,資源要素大量配置在房地產等領域,傳統實業缺少資金,部分產業“空心化”,產業結構失衡。第三,公共產品保障能力不強。由于浙江地處我國東部沿海,長期以來國家投入建設不足,其公共產品保障難以滿足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隨著浙江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其公共產品保障能力更加不足,對產業轉型升級制約作用日益明顯。第四,企業創新能力不強。目前,浙江6萬多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近90%的企業幾乎沒有研發能力,研發經費支出占比很低,不足主營業務收入的1%,僅10%左右的企業具有較強的自主創新能力,企業生產中需要引進關鍵核心技術。第五,企業規模普遍較小,市場抗風險能力較弱。目前浙江大企業占比不高,中小企業占多數。中小企業雖然具有“船小好掉頭”的優勢,但存在抗風險能力弱的“短板”,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因此,浙江在經濟發展中,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更為迫切。
(二)浙江風險投資發展及投資情況浙江的風險投資發展是在中國風險投資發展大背景下進行的。在1993年,浙江省就成立了國有獨資的浙江省科技風險投資公司,開始嘗試風險投資運作。根據浙江經濟發展的特點與產業發展的要求,浙江省政府及各級地方政府先后設立了創投引導資金,加強與商業性風險投資機構的合作,支持初創期科技型創業型企業的發展,并制定頒布了《浙江省創業風險投資引導基金管理辦法》,從引導基金投資對象、組織架構、投資管理及監督管理等方面進行了規范,推進風險投資的健康穩定發展。具體來說,浙江風險投資經歷了以下幾個時期。起步期(1986—1996年)。這個時期,中國政府為了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推出國家火炬計劃,由此催生超過80家的創業中心,同時商業性風險投資公司開始起步。在浙江杭州,1988年成立浙江省杭嘉湖技術開發公司,注冊資本金1000萬元,1993年先后成立浙江省科技風險投資公司和杭州市杭嘉湖科技投資中心,注冊資本金分別為3000萬和750萬。另在金華、寧波和湖州分別成立了幾家小公司。當時所募集到的資金主要投入到收益比較穩定的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新興高科技公司雖具有高成長性但由于高風險,當時投入資金占比不高。制度建設期(1997—2002年)。國際上,美國互聯網風起云涌,風險投資快速發展。在國內,風險投資之父成思危提案建議政府把發展風險投資作為國家的基本政策,推動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這個時期,浙江省的重點是制度建設和改善區域風險投資的政策環境,2000年浙江省政府制定《鼓勵發展風險投資的若干意見》,2001年杭州市出臺《關于進一步鼓勵科技人員創新創業促進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的若干意見》等,營造良好的風險投資政策環境,完善制度體系??焖侔l展期(2003至今)。根據前兩個時期風險投資的發展情況,我國對《證券法》、《公司法》及《合伙企業法》等法律進行修訂,并調整和完善了相關政策。全國風險投資機構數量快速增加,風險資本總量不斷擴大。2008年浙江省首次調查了省內32家風險投資管理機構和投資機構,收集了風險投資發展情況的有關資料和數據,匯編了《浙江省創業風險投資發展報告》。
近幾年來,浙江省一直是全國風險投資熱點地區之一,根據2009年至2012年《浙江省創業風險投資發展報告》的數據,浙江風險投資項目數及投資金額逐年迅速增加(見表2)。投資項目數、投資金額均居全國前列。從單項投資金額分布上看,2010年和2011年創業投資機構的單項投資金額最為集中的區間是1000萬~2000萬元,占比分別達到了29.03%,31.45%。與2008年和2009年相比,占比最高的單項投資金額區間提高了兩個檔次,但是5000萬以上的大項目仍然較少。從風險投資項目數主要行業分布看,能源環保、狹義IT、IT服務業等新興產業一直受到風險投資的青睞,傳統制造業的風險投資也占較大比例,文化與傳播產業風險投資關注度有較明顯提高(見圖4)。此外,網絡產業、光電一體化、生物科技產業雖有起伏,但總體上受風險投資關注度比較穩定。從統計數據與資料上看,近幾年浙江省創投業發展迅速,有力地促進了新興產業發展與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但是目前也存在以下一些問題,創業風險投資與新興產業發展計劃對接度不高,如何保持傳統產業風險投資力度的問題,風險投資退出通道建設完善的問題,創業風險投資大項目的投資比例不高及行業專業人才缺乏等問題。
三、借鑒臺灣風險投資經驗,推進浙江產業轉型升級
浙江是我國目前經濟發展速度最快、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省份之一,2011年統計數據表明,浙江省人口只占全國的3.97%,而生產總值卻達到3.2萬億人民幣,占全國GDP的6.8%左右。盡管如此,浙江較長一段時期以來,由于粗放式增長模式、土地等資源稟賦的制約、企業創新能力不強,導致浙江產業轉型升級滯后、企業核心競爭力不強,在區域競爭加劇、要素資源爭控、貿易糾紛不斷的背景下,浙江經濟發展面臨較大的挑戰和壓力。因此,浙江必須借鑒臺灣地區風險投資的成功經驗,結合浙江產業發展面臨的問題和風險投資發展趨勢,推進浙江產業轉型升級。
(一)大力發展風險投資機構,解決產業轉型升級資金需求臺灣地區的風險投資發展經驗告訴我們,高速成長的經濟需要巨額的風險投資資金,因此必須加快發展風險投資機構,按照高科技產業成長的規律和市場經濟規律進行運作,建立“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多方投入”的風險投資運行機制,實現風險投資機構快速發展。為此,第一,政府要建立一個協調管理機構。協調和平衡行政部門之間、風險投資家與企業家之間的利益關系,有效保障風險投資各方的利益和風險規避,為風險投資機構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第二,政府要創建優良的政策環境,鼓勵和引導大型投資機構、大中型企業、科研院所等,組建較大規模的商業風險投資機構。通過發行債券、招股等形式廣泛吸納社會資本進入創投基金,最終形成以商業性風險投資機構為主、政策性引導基金為輔的風險投資格局,解決產業轉型升級的資金需求問題,特別是科技型創業型企業初創期的資金需求問題。從風險投資的單項投資金額區間分布情況看,資金投向區間結構需進一步優化,應引導風險投資加大對大項目的投資,提高風險投資在大項目中的投資比例。第三,在大力發展風險投資機構的同時,積極引進和培養風險投資專業人才,提升風險投資機構資金運作能力。企業在吸引風險投資資金時,更需借助風險投資家等專業人才,來提升企業管理水平,規避企業投資風險。
(二)充分發揮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的作用,大力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首先,新興產業的發展與創新,其行業領軍企業往往能夠迅速整合全球高端資源要素而崛起,帶動整個國家或區域經濟的高速成長。例如,阿里巴巴集團只用了不到1/3義烏小商品城發展的時間,就再造了一個規模與其相當的網上貿易市場平臺;Google公司從創辦到躋身世界500強僅用了六七年時間。高科技新興產業發展速度迅猛,顛覆了傳統產業的發展規律。這種以產業關鍵性技術突破為重大特征的新興產業發展,是浙江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推手。所以,浙江各級政府必須充分發揮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的作用,大力引導商業性風險投資進入新興產業的關鍵性技術和共性技術研發,實現技術的重大突破,推動新興產業發展。其次,政府職能部門(如科技部門、環保部門等)經常性組織各行業專家學者對高新技術企業、創業型企業及時進行技術、產品、商業模式、專利、環保等方面的評估與認定,然后政府從稅收等方面對高科技新興產業制定優惠政策,促進風險投資進入高科技創業型企業。再次,政府應幫助搭建風險投資機構與企業對接的中介服務平臺,使處于初創期(種子期、起步期等)的科技創新型企業或政府重點扶持發展的戰略性高新技術產業及時得到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的支持和商業風險投資機構的青睞。從臺灣地區產業發展經驗看,浙江新興產業的發展方向,除近幾年一直最受浙江風險投資青睞的狹義IT業、IT服務業、能源環保產業和關注度明顯提高的文化與傳播產業外,浙江創業投資引導基金還需重點關注光電產業、半導體產業和發展前景良好的生物科技、文化創意、觀光旅游等產業,助推浙江新興產業的發展。
(三)加強引導風險投資進入傳統產業,推進浙江傳統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從臺灣地區風險投資發展經驗看,近幾年雖然風險投資進入傳統制造業的投資項目數、金額占比不高,但傳統產業是難以完全取代的。對于浙江來說更是如此,傳統制造業等傳統產業還具有較大的比重,其作用更不可能被新興高科技產業完全替代。一些浙江傳統基礎性行業,如紡織與服裝、皮革化工、建材、五金等行業還將繼續發揮應有的作用或在更大的區域間進行產業轉移。產業轉型除了在區域間進行騰籠換鳥外,更應重視地方傳統產業集群發展及產業內的轉型升級。首先,浙江經濟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特色是地方傳統產業集群發展,如溫州的制鞋、皮革等產業集群,紹興的紡織品、服裝等產業集群,慈溪、永康等地的建材、電器、五金產業集群等。這些產業集群具備錯位競爭和低成本的優勢,浙江省可將這些局部優勢整合集成研發、質量、營銷、品牌等整體優勢,打造“總部經濟在地化,生產基地省外化,研發機構國際化,營銷網絡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新型區域產業集群格局。其次,通過產業內改進生產工藝、提升產品品牌、改善企業管理和提高產業加工度等有效途徑,實現浙江經濟產業內結構轉型提升。因此,近幾年盡管風險投資在浙江傳統制造業方面投資占比不低,但仍應保持和加大力度引導風險投資進入傳統產業,推進浙江傳統產業集群發展與產業內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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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武漢 科技金融 創新 對策 建議
國家“十二五”規劃已經明確提出要加強科技與金融的結合,通過金融創新加速中小科技型企業的發展?;仡欀嘘P村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金融創新是支撐其科技產業迅猛發展的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站在新的歷史時點上,武漢要實現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應當首先致力于加大金融對科技的支持力度,創新科技金融。本文將立足于武漢科技金融發展現狀,客觀分析當前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提出武漢加快科技金融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武漢科技金融創新的現狀和面臨的挑戰
1、金融規模小,金融供給不充足
(1)金融資源存量少。從銀行金融資源的絕對量來看,截至2009年底,湖北省銀行業金融資產總額相對較小,總量僅有2.1萬億元,僅相當于北京市的26.19%,金融資源相對較少,這直接限制了武漢地區科技金融的發展。
(2)融資規模小。從上市融資的增量方面來看,湖北省2009年A股和H股上市融資規模僅為109.1億元,位于各發達省市之后,僅為北京市的7.23%,甚至比四川等西部省份的直接融資額小。
(3)科技金融機構實力弱。在清科的中國創業投資機構50強中,80%以上的機構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蘇州等地,東湖高新區只有華工創投上榜,且排名相對靠后,且華工創投管理的資金只有10億元,投資能力無法與國內大的創司相比。
2、金融結構單一,金融的需求主體實力弱
(1)風險投資行業的發展滯后。根據中國風險投資研究院等機構的《2009年中國風險投資行業調研報告》的資料的典型統計,北京地區無論是案例數量還是規模都是最多的,規模占比達18.97%,58.77億元,案例數量占比達17.70%,120個項目;投資規模居第二位的是上海地區,占比為11.43%,35.41億元,案例數量占比達10.47%,71個項目;投資案例數量居次位的是江蘇省,占投資案例總數量的14.45%,98個項目,規模占比達7.39%,23億元;湖北的風險投資規模占比達1.38%,4.27億元,案例數量占比達3.83%,26個項目。
(2)直接融資力度不足。2009年,東湖高新區企業上市數量與前幾年相比,勢頭較猛,共有6家企業在海內外上市,上市企業數量26家。2010年上半年,東湖高新區僅有1家企業上市,而中關村和深圳各有20多家企業上市。與國內先進地區相比,東湖高新區的上市企業數量、上市儲備企業、上市勢頭明顯不及國內先進地區,差距還是很大。
(3)融資對象實力不足。特別是從中小企業的發展潛力、企業上市后備資源的潛力來看,東湖高新區盡管為智力密集區,創新創業比較活躍,但是與中關村、深圳、杭州、蘇州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與示范區的要求較大。東湖高新區的龍頭企業、主導產業仍然是一些老企業、老產業,新面孔不多,符合上市的后備企業大約有100多家,整個高新區中小企業的發展潛力、企業上市的后備資源無法與先進地區相比。2009年,武漢的高新技術企業人均創造收入位列各主要城市之后,這表明武漢高新技術企業價值創造能力還較弱,整體實力亟待加強。
3、科技創新投入不足,金融創新環境有待改善
(1)科研經費投入需進一步加大。據調查,湖北省研發費用支出占GDP的比重僅有1.64%,低于各發達省市水平,僅相當于北京市的29.87%,并且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75%),這表明湖北省對研發投入不足,這嚴重影響了湖北的技術研發能力的提高。
(2)市場環境需加強協調。雖然近年來我國金融市場發展較快、進步明顯,但是與發達地區相比,武漢地區的金融市場還存在著許多問題,例如武漢的各類企業融資結構中間接融資仍占絕對比重,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的規模所占比重較小,企業80%以上的融資來自銀行貸款,對銀行的依賴性大,企業風險對銀行風險構成了顯著影響。這種融資結構狀況不僅不利于分散金融風險,而且會弱化市場本身對金融風險的調節功能,特別是弱化公眾投資者的風險意識。
二、武漢進行科技金融創新的良好機遇
1、國家級的實驗區和示范區為科技金融創新的提供政策扶持
當前,武漢的發展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國家對武漢提出了新的希望和更高要求,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建設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建設東湖高新區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等國家重大戰略聚焦武漢,武漢可以便利地獲取多項先行先試的政策優惠,這將有利于提升武漢在全國的戰略地位,同時也給科技金融發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間。
2、武漢固有的科技和金融基礎為科技金融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
武漢是全國重要的區域性金融中心,發展科技金融具有區位優勢、高新技術產業優勢、技術創新優勢等多方面的優勢。到2009年底,武漢市內已有銀行業金融機構22家、外資銀行5家、保險公司39家、證券公司總部2家,銀行密度居中部第一。此外,合眾人壽和交銀國投的總部也位于武漢。已初步顯現出區域性金融中心的雛形。在后臺服務中心建設方面,已有十多家金融機構在武漢興建或擬籌建信用卡中心、客服中心、災備中心等后臺服務總部,還有8家金融機構有意將后臺服務中心選址落戶在武漢。在金融主體建設、金融市場體系建設方面也有一定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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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科技總裁 祁東風
由財政部制定的《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首購和訂購管理辦法》和《政府采購進口管理辦法》近日開始實施了。這是我國首次出臺促進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的具體政策。這兩份文件的出臺顯示出國家對國內產業,尤其是國內高科技產業的培育和激勵又有了重大的、實質性舉措。
去年年底,我參加了中國計算機行業協會電腦系統分會會長擴大會議。在會上,我們幾位業界操盤的人都呼吁國家制定相關政策扶持國內企業的發展。與會者包括國內主要電腦廠商和評測機構的代表,財政部的代表也在。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相關部門已經注意到政府采購對國內企業的扶持作用,表示愿意和企業一起探討有效的途徑。政府主管部門不僅關心投資的數額,也很關心投資結構,以前主要是從研發投入端支持國內企業,現在更關注市場層面。
經濟發達國家都有一些扶持本國自主創新產品的做法。美國的《購買美國產品法》已經實施了70多年。該法規定政府要優先購買國內的商品。還記得2006年3月,聯想剛剛獲得向美國國務院提供逾1.6萬臺臺式機的政府訂單,就受到美中經濟安全調查委員會中個別委員以及少數美國議員質疑。他們認為聯想是一家中國公司,這一交易可能會對美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威脅。盡管聯想接受了調查和對話,但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仍然促使美國政府終止了交易。
財政部這兩個文件的出臺和實施,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落腳點是準確的,導向是清晰的。我認為,政府效率還是很高的,也相信后續還會有一系列的動作出來。因為必須有連貫的、包含具體實施細則的政策,包括具體案例的分析研究,才能夠產生圓滿的結果。除了欣慰之外,我也感覺到了壓力。因為能否抓住這個機會,還得靠企業自身創新能力的積累和釋放,國內企業只有具備核心競爭能力,才能不辜負國家政策扶持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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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高新技術園區的后起之秀,天津京濱工業園的發展可謂突飛猛進。自從2009年8月被納入天津市31個市級示范園區之后,不到3年時間,京濱工業園已匯聚了阿里巴巴、蒙牛乳業、大禹節水、一汽大眾、當當網、都市麗人等一大批知名企業,集聚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優秀人才,以及大量創新企業、技術和金。截止目前,京濱工業園累計引進內外項目280余家,實現招商引300億元,已初步形成了主導產業清晰、大項目龍頭帶動、小企業科技含量高的高速發展新格局。
高起點規劃
促進產業專業化集聚
同一類企業在特定空間上的專業化集聚是形成優勢產業集群的必然過程,也是新經濟時代全球產業發展的重要規律。京濱工業園順應產業發展的客觀需求,緊緊圍繞某一細分產業領域加快專業園建設,推動產業上下游企業、同環節的企業在空間上集聚,從而實現不同企業在信息、公共技術平臺、市場和人才等高端要素上的源共享。
2010年以來,京濱工業園緊跟發展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步伐,調整招商思路,按照區域和行業深化招商分工,成立2個駐外辦事處和4個招商部:一部負責北京區域并針對全國上市公司、預上市公司、股權投企業招商;二部主攻華南市場并針對互聯網、物聯網、動漫、電子商務、服務類外包企業招商;三部主攻西北市場并針對金融服務、大型商貿、文化、廣告類企業招商;四部主攻華北市場統籌樓宇經濟并依托科技創新園引進科技項目,在行業上分包大型物流、運輸及服務類項目。目前,京濱工業園已引入科技型中小企業114家。例如,2011年12月引入了投30億元的阿里巴巴、投10億元的大禹節水;投超億元的一汽大眾、當當網、AMB物流、麥特、都市麗人、世僑大廈等一大批科技含量高、發展前景好的中小企業。
京濱工業園還積極探索專業園與周邊區域協調發展的有效模式,形成在專業園發展高端產業、在周邊區域提供配套服務的合作機制,并適當加強和提高企業進入專業園的門檻,在技術水平、產業定位、能耗指標、產出效率等方面嚴格要求企業,推動專業園可持續發展。
2011年初,應對土地源緊張的嚴峻形勢,京濱工業園及時把招商重點從傳統工業型調整為總部基地型、科研孵化型、產業鏈延伸型、現代服務型,通過招商引和發展科技型中小企業兩項工作使區域經濟質量和數量得到大幅躍升。
總經理郭新華透露,在下一步工作中,京濱工業園將進一步整合載體源,優化產業結構,通過科技創新園載體的引領作用拉動科技型中小企業在園區的快速發展,同時全力打造科技型中小企業融平臺,加強與孵化器專業管理團隊緊密合作,不斷推進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發展壯大。
高標準建設
加強整合創新載體源
在區域經濟三年振興計劃和五年建成京津冀“金三角”產業新城的戰略目標指引下,京濱工業園制定了一系列實現跨越發展的舉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戰略性打通了園區與廊坊市連接的區域發展通道――京濱大道,縮短了到京津塘高速口的距離,使京津冀“金三角”的區位優勢得以顯現,在園區土地增值、項目引進和對外交流上發揮了重大作用。
在京濱工業園,占地面積750畝(60萬平米)的科技創新園正在緊張地建設中。其中占地3940平方米的會展中心已經投入使用;占地22727平方米的科研孵化樓主體工程已完成;占地28775平方米的廠房也已投入使用。
2年來,京濱工業園基礎設施及城市功能建設累計投入11億元,所有地塊全部達到“十一通一平”:道路、綠化、景觀渠等設施全部高標準建設,智能安防系統實現園區道路節點全覆蓋,路燈、信號燈全部采用新型節能燈具,園區整體環境體現現代、大氣、美觀;為加快園區發展同步規劃建設了招商中心、科技創新園、總部大樓、藍白領公寓等一系列產業配套設施;按照“建筑風格別致、源集約利用、環境布局精美”的城市化建設標準,啟動了郵政、消防、銀行、公交車站建設等功能性設施規劃建設;啟動了四、五星酒店、餐飲配套區、超市和娛樂功能等一系列生活配套設施的規劃建設。
與此同時,園區還成立京濱科技企業孵化器,通過孵化器的專業服務,引入扶持科技型中小企業。2011年4月與中關村合作,在原有的京濱科技企業孵化器的基礎上,共建中關村科技產業轉移(京濱)孵化基地,借助成熟孵化器管理團隊的源優勢和影響力,為園區引入科技型項目。
高效能管理
提升園區綜合競爭力
設施管理主要是指圍繞一定空間內的行為主體(包括企業和產業)的個性化需求、以提高客戶對象工作效率為目的、引入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為新型工作手段的硬件環境建設與管理服務,是新時期提升專業園區綜合競爭能力的一種有效模式,也是園區升級發展的重要推動工具。設施管理主要服務內容包括不動產管理、基礎設施管理、公共服務設施管理和物業管理。
京濱工業園通過專業管理提升園區設施管理水平,把設施管理與生態工業園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按照“企業單點管理、產業循環管理、園區系統管理”的要求對企業、產業和園區進行分層實施。
京濱工業園深入踐行“服務他人就是發展自己”的理念,打造優質高效的服務環境:成立項目服務領導小組,園區總經理郭新華任組長,公開服務質量監督電話,建立重點項目快速通道,杜絕一切干擾項目建設因素,確保引進項目及時落地;定期發放企業意見征求函,匯總問題,針對性舉行與職能部門的座談會,為企業排憂解難;不斷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引進高素質、高學歷、創新性人才,定期舉行“激情、責任、創新、溝通、嚴謹”等不同主題的室內外培訓課程,保證發展活力。
為積極推進產、學、研結合,京濱工業園積極聯系多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為企業搭建合作橋梁,與中科院化學所、中國石油大學、中關村等頂尖科研機構建立了戰略合作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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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出口退稅;貿易出口;深化改革;對外依存度
一、現階段我國的出口退稅政策的變化
1985年,為了擴大我國的開放程度,鼓勵企業“走出去”,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我國開始實施出口退稅政策;1994年開始,針對稅收制度進行全面的調整;2003年,對生產型企業實行免、抵、退的稅收辦法,并下調出口退稅率,緩解財政的壓力;2007年,對32%的商品總數約2800項商品的出口退稅率進行調整,把出口退稅率分成六等;2009年,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把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率調高;2013年,我國的進出口總額達41600億美元,出口額為22100億美元,進口額為19500億美元,成為第一貨物貿易大國,但是我國的服務貿易進出口差額大,我國是最大的服務貿易逆差的國家,逆差額為1184.6億美元。總之,通過一系列的出口退稅調整政策,可以看出退稅、免稅涉及的商品范圍再次擴大。
二、當前政策對外貿企業的積極和消極影響
1.退稅政策對外貿企業的積極影響
(1)促進貿易增長,改善產業結構。進出口貿易對于經濟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量大,增速快。據統計,我國出口產品中,占世界產量第一的產品有172種,拖拉機、集裝箱甚至占到了80%以上。可以看出,外貿對于整個經濟發展的巨大影響,政府對于外貿的調控政策對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有很大的指導作用,有利于轉變外貿的粗放的發展方式,減少貿易摩擦,促進貿易平衡。另外,出口外貿順差增加了外匯儲備的增長,有利于企業出口積極性的增加。
(2)減少企業出口成本,提高國際競爭力。國家通過把企業在流通過程中繳納的增值稅等間接稅率返還給出口企業,降低出口產品的成本,形成出口的價格優勢,打開國外市場,企業為了獲得更多利潤,擴大生產的規模,產生規模效益,使廠商形成外部經濟效應,降低出口的邊際成本,吸引更多的廠商企業加入,增強出口企業之間的相互競爭,使企業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在出口貿易中立于不敗的地位。國家在隨著出口貿易的不斷成長,及時調整貿易退稅政策,逐步降低某些產業的退稅率,改善依靠價格競爭的方式,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自主品牌。
(3)減少企業貸款,增強融資能力。實行出口退稅的鼓勵政策,有利于企業減少信貸,降低生產成本,減少國家財政負擔,增強企業的融資能力,減少國外的反傾銷調查,為企業出口提供更多渠道和便利。
2.對出口企業的消極影響
當前,外貿出口退稅改革的最大舉措是降低了出口退稅率,相對于退稅政策在前幾年經濟發展中發揮的積極作用,出口企業遇到了一系列問題。
(1)不同行業間政策差異大。當前,國家的出口退稅政策改革調整在不同行業之間的差異大,重點扶持的出口產業退稅率高,保護性的產業不鼓勵出口,如石油化工、金屬、木材等資源能源型產業取消退稅,因此,退稅政策的波動對價格彈性低、技術含量低的商品會產生更大影響。
(2)短期內影響出口貿易的發展。出口退稅率的降低,勢必影響那些出口附加值小的產品,使其的生產成本在短期生產規模小的情況下增加,由于我國目前出口的商品大部分是服裝、紡織等非加工貿易產品,退稅率的下降在一定時期內會抑制外貿出口的發展。
(3)征退分離,影響出口發展。當前的改革中,對于退稅基數超過25%的部分,有地方承擔退稅,但是由于商品流通的加快,生產商品的過程中征收的增值稅很可能并不是地方政府征收的,這就在無形中加重地方政府的負擔,打消出口積極性和當地鼓勵出口的政策扶持。
3.出口企業的應對措施
(1)提高產品價格,降低生產成本。由于退稅率下降,出口產品的價格優勢受到了一定削弱,外貿企業可以適當的減少購買價格,增加銷售價格,擴大價格空間來彌補退稅下調帶來的影響。據調查,90%的出口產品供給遠遠大于需求,因而企業可以與采購上進行磋商,進一步壓低采購成本,同時,由于出口的產品價格相對有很大優勢,適當的提高售價也無可厚非。
(2)提高產品的附加值,發展加工貿易。我國目前的高科技產業在產業結構中所占的比重低,大多數產品的技術含量小,高科技產業的平均利潤遠遠低于制造業,僅為3%。據統計,2006年,在高科技產業出口的比重中,外資企業占到了88.1%,我國出口企業主要依賴數量和價格的優勢,沒有自主品牌和核心技術,企業應該努力提高產品的核心技術含量,增強附加值;當前我國的貿易順差主要在加工貿易,加工貿易中的產品的高科技含量高達87%,遠遠大于一般的貿易方式,我們必須提高加工貿易的產業升級,積極發展加工貿易,不僅要從微觀角度提高產品科技含量,而且要注意加工貿易的區域產業轉移,合理布局。
(3)調整貿易、經營方式,合理采取不同征稅辦法。此次退稅改革,來料加工、進料加工和一般貿易方式所受到的影響是不同的,后兩者的計算方式相似,都是按照免、退稅政策進行計算,差額由企業自行負擔;因而,在當前降低退稅率的情況下,鼓勵企業采用來料加工的貿易方式,免征進口的增值和消費稅,減小退稅率降低的損失。
(4)轉變企業經營方式,及時適應退稅政策。企業應及時調整經營方向,發展政策扶持產業,對于國家不支持或限制的行業,應該盡量減少出口,同時抓住清理欠稅款的機會,積極調整產品結構優化升級,增強出口效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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