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上的文化藝術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絲綢之路上的文化藝術，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絲綢之路上有豐富的故事題材

在中國古代史籍中 ，我們找不到“絲綢之路”的名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1877年-1912年出版的《中國親歷》5卷本中，首次將從中國通往中亞、南亞、西亞乃至歐洲、北非的西域商貿道路稱為Seidenstraseno ，也即“絲綢之路”，彰顯了以絲綢為媒介的古代中西交往的通路。20世紀初海上絲綢之路的提出，源于法國漢學家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他在《西突厥史料》中據唐朝賈耽著稱有“陸、海兩道”。此后法國學者讓?菲利奧扎（Jean Filliozat）首次使用了“海上絲綢之路”這一名稱。由此，陸路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的通道，被稱為“陸上絲綢之路”。從海上交通連接東南亞、南亞、西亞、非洲，乃至歐洲的的海上通道，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

絲綢是中華文明的象征之一。中國是最早養蠶織絲的國家，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發現的絲帶、絲線和殘絹等物，印證了早在新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已經開始從事養蠶和織絲等生產活動。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對外交往的通道，古代中國和西方諸文明之間的交通與交流，歷史悠久，源遠流長。

在2100多年前，漢武帝派遣張騫從陸上通西域，并遣使開辟南海航線，開始與海外國家與地區的交往，正式開創了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浩瀚的海洋是大陸的延伸，海上絲綢之路也是陸上絲綢之路的延伸。但是我們要強調的是，陸海絲綢之路不是前后相續的兩個發展階段，而是兩個相互平行的通道。

古代絲綢之路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絲綢之路，是指中國古代經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通道。因大量中國絲和絲織品多經此路西運，故稱絲綢之路（《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

廣義的絲綢之路，早已超出了字面含義，成為后世對中國與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乃至西方所有來往通道的統稱；不僅是東西方商業貿易之路，而且是中國和世界各國之間政治往來、文化交流的通道；不僅是一條交通道路之意，而且是四通八達、輻射廣泛的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交通網絡；不僅是絲綢西傳，西物東來，而且也沉淀了東西方文明相互交往幾千年的歷史；不僅是一個地理的概念，而且已擴展為一種歷史文化的象征符號。

迄今中外學術界對絲綢之路的研究已經持續了100多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在中國，從中西交通史至中外關系史，形成了諸多專門研究領域，諸如“陸上絲綢之路”（也稱西北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也稱西南絲綢之路）等。此外，還有不少是沒有帶“絲綢”二字的中外交往通道的研究，如“陶瓷之路”“茶葉之路”“茶馬古道”“瓷銀之路”“皮毛之路”等等，不斷拓展了絲綢之路的內涵與外延，凸顯了古代諸文明之交流對人類的巨大貢獻。

賦予新的內涵

今天的“一帶一路”以“絲綢之路”冠名，是依據時代內涵更加擴大發展的“絲綢之路”，可稱為新的廣義上的“絲綢之路”，彰顯了歷史文化符號，是中國聯結東西、通往全球的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之路，標志著我們進入了一個大絲綢之路時代。

追溯絲綢之路之初起，我們注意到首先由民間對外交往活動形成的道路，正式成名則來自國家層面推動的深遠影響。2100多年前，張騫的赫赫聲名與陸上絲綢之路聯系在一起，正是因為張騫出使西域是漢代中國的國家代表，開辟了聞名遐邇的絲綢之路；610年前，鄭和的輝煌業績與海上絲綢之路聯系在一起，正是因為鄭和下西洋是明代中國的國家代表，實現了中西陸海絲綢之路在印度洋上的全面貫通，印證了中國不僅是一個海洋大國，而且是一個海洋強國。

今天建設21世紀絲綢之路，基于國家層面所需的歷史文化軟實力支撐，整合豐厚的歷史文化遺存，繼承和發揚古代絲綢之路和平交往與合作發展的價值理念，賦予了古老絲綢之路以嶄新的時代內涵：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打造與絲綢之路相關各國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共同發展繁榮的“命運共同體”。為消除沿線國家疑慮，以創新的合作模式，深入踐行21世紀新的絲綢之路，是新形勢發展的要求。我們必須超越以往注重單向文化輸出的方式，實現機遇共享，加強與沿線各國和民族的雙向乃至多向的經濟文化交流和互動。

一是合作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文化線路是近年世界遺產領域中出現的一種新型的遺產類型。和以往的世界遺產相比，文化線路注入了一種新的世界遺產的發展趨勢，即由重視靜態遺產向同時重視動態遺產的方向發展，由單個遺產向同時重視群體遺產的方向發展。世界遺產委員會在《行動指南》中指出，文化線路遺產代表了人們的遷徙和流動，代表了一定時間內國家和地區之間人們的交往，代表了多維度的商品、思想、知識和價值的互惠和持續不斷的交流。歷史上絲綢之路作為東西文化交流的動脈，沿線聚居著的中外各國各民族，在漫長歷史進程中創造出了燦爛的文化藝術，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文化遺產又可以分為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兩種類別，既有文物、典籍等物質形態存在的文化遺產，也有口頭文學、傳統藝術、節慶禮儀、民俗活動、民間工藝等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絲綢之路沿線凝聚了各國的文化遺產，是一份多國共創共享的世界級文化遺產。建設21世紀絲綢之路，與絲綢之路沿線各國合作，發掘、保護和研究各國的大量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勢在必行。

2014 年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的跨境項目“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登錄了世界遺產名錄，是合作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一個成功先例。構建絲綢之路文化遺產保護和研究的協作機制，跨國合作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將在拉動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經濟增長的同時，帶動各民族傳統文化藝術的全面繁榮發展。

篇2

古代絲綢之路興盛和繁榮發展的1000年，促進了東西文明的交流，長期持續的多元文化的交融薈萃，吸納了不同地區的文明精華，豐富了中華文明的表現形式與文化內涵，催生了公元4～14世紀的敦煌莫高窟735個洞窟和窟內4.5萬平方米壁畫、2000多尊彩塑，以及莫高窟藏經洞出土公元5～11世紀的6萬多件文獻和藝術品。

莫高窟的佛教石窟藝術和藏經洞出土的文獻，除了保存了大量有關中國古代的政治、宗教、藝術、文學、經濟、科技、民俗等珍貴史料外，還保存了許多反映古代亞歐文明的材料。如莫高窟公元5世紀彩塑佛像穿的貼泥條的袈裟，表現厚重的衣服，是羅馬式的長袍，又受到印度犍陀羅藝術的影響，洞窟中繪畫的希臘愛奧尼亞柱式，是中亞接受的希臘文化又影響了敦煌；莫高窟早期禪窟、中心塔柱窟等洞窟建筑形制，彩塑和壁畫中的佛陀、菩薩形象表現的犍陀羅、馬圖拉和笈多等風格，象鼻人身的毗那耶伽天等印度教神o的圖像，以及大量佛教譯經，是來自南亞印度的影響；壁畫中身著亞洲不同地區不同服飾的各國國王形象，敦煌西北長城遺址發現的粟特商人以粟特文字寫給撒馬爾罕主人和親屬的信件，及唐貞觀十六年（642）壁畫中表現的康國女子表演的胡旋舞，是中亞文化的呈現；壁畫中的武士“騎馬回身射虎圖”、戰馬身披的馬鎧、各種環形聯珠紋圖案、高透明度的玻璃器皿，以及莫高窟北區洞窟出土的波斯銀幣、藏經洞出土的波斯摩尼教經典、祆教女神圖像、景教經典等，是來源于西亞波斯文化的影響；公元10世紀繪畫的中國著名佛教圣地“五臺山圖”，描繪了朝鮮半島“新羅王塔”、“新羅送供使”、“高麗王使”的形象，是和東亞古代文化交流的反映……總之，莫高窟是絲綢之路上留下的多元文明薈萃的文化藝術寶藏。

任何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要繼承自己的傳統文化，要不斷吸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優秀文化，使多元文化兼容并蓄，并不斷加以創新，才能使本國、本民族的文化不斷得到發展。對于不同國家和民族來說，文化交流是長期的、和平的，并可增進各國人民的互相了解與互相信任，促進不同文明的和諧對話，共存共榮。古老的絲綢之路曾經為人類經濟發展、文化交流發揮過巨大的作用。當今時代，世界各國共同面臨著謀求和平發展的任務。世界各國應該借鑒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經驗，開展文化交流，共同促進絲綢之路新經濟帶建設。

（樊錦詩，原敦煌研究院院長，現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被譽為“敦煌女兒”）

篇3

關鍵詞：張騫；西域；中外陶瓷；文化交流；貢獻

中圖分類號：J5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33-0092-02

張騫通西域，乃中華民族的壯舉之一。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他是中國歷史上睜開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打開國門、從外國引進大量物種的科學家，也是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藝術家。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各個方面都是有著巨大的貢獻的。其中陶瓷文化交流就是其中的一個方面.我們就稱之為張騫在崇山峻中開辟出一條“陶瓷之路”！

一、張騫出使西域開通的“陶瓷之路”

今天，如果我們乘飛機西行，無論是去西亞、印度，還是歐洲，十分便利。然而，在遙遠的古代，我們的先民們在西行時，不論是走陸路，還是走海路，都要花費不知多少倍的時間，也不知要克服多少艱難險阻。與外界交流的需要，促使我們的祖先早在距今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就開通了連接東西方文明的陸上通道及海上通道，這就是除著名的“絲綢之路”之外的“陶瓷之路”。

張騫出使西域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他和幾個隨從一路上經過了幾個中亞國家，聽到了張騫的描述，這些國家的國王們被東方的地大物博所吸引，更為東方的絲綢、瓷器等手工藝品所傾倒。他們都表示很樂意與漢朝通商。

張騫出使西域前，“絲綢之路”已經出現，中外商人不怕長途跋涉和艱難險阻，“絲綢之路”就是這樣形成和改善的。“陶瓷之路”是個形象而且貼切的名字。在那個時代的世界，只有中國能夠用陶瓷這種獨特藝術文化在歷史的舞臺上演繹的國家。近年中國各地的考古發現表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陶瓷的生產技術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中國的陶瓷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品之一，它流傳廣遠，涵蓋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種種貢獻。因此，多少年來，有不少研究者想給這條道路起了一個名字——　“陶瓷之路”。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中國船舶可到馬來半島、印度、斯里蘭卡。“陶瓷之路”的基本走向是隨同絲綢之路形成于公元前后的兩漢時期。它東面的起點是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后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就在樓蘭。另外一條道路是，從皮山西南行，越懸渡（今巴基斯坦達麗爾），經罽賓（今阿富汗喀布爾）、烏弋山離（今錫斯坦），西南行至條支（在今波斯灣頭）。如果從罽賓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轉海路也可以到達波斯和羅馬等地。

這是自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陶瓷之路的基本干道。除了陸上陶瓷之路外，從漢代開始，中國人就開通了從廣東到印度去的航道。人們把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陶瓷之路”。

在世界各地出土和保存的中國陶瓷器，主要有唐代越窯、長沙窯、青瓷、三彩陶器；宋代江西、福建、浙江、廣東的青白瓷、青瓷、黑釉瓷；明清時期的青花瓷和彩瓷等。這些新資料，充分反映了“陶瓷之路”四通八達和陶瓷的貿易與文化交流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

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是漢人第一次到達中亞各國，打通了漢朝直接通往中亞的道路。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促進了漢朝和中亞各國的直接聯系，雙方使者往來不斷，中國和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從此進入一個新時期。

二、張騫所在的漢代陶瓷藝術風格及陶瓷發展情況

秦漢是我國陶瓷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各地發現的秦漢時期的陶俑，如西安的兵馬俑，以完美的藝術形式，生動逼真的神態，深刻地揭示了各種人物的內心世界，體現了我國雕塑藝術現實主義傳統久遠和雕塑藝術的高度發展。陶制建筑材料的生產，無論是制品質量和花色品種，還是生產規模和燒造技術，都比戰國時期有了顯著的進步和擴大，在當時的陶業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低溫鉛陶釉的發明，是漢代陶瓷工藝的又一重大成就，它的應用和推廣，為后來各種不同色調低溫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在這個時期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加，商業的發達和城市的繁盛，更由于兩漢近四百年的政治統一和文化的積累，制陶手工業表現了卓越的創造性。終于在東漢中、晚期，原始瓷發展為瓷器，取得了我國陶瓷生產史上劃時代的偉大成就．完成了陶瓷工藝的一大飛躍。

西漢早期陶俑，塑造技藝高超，風格多彩多姿。漢出陶俑的塑造，在繼承秦俑傳統的同時，又吸收了戰國以來楚地木俑的制作方法。漢代陶瓷雕塑，是中國古代文化藝術寶庫中的一顆燦爛的明珠。

西漢中后期，陶塑藝術出現了新的風貌。塑造人物注重總的精神，整體感強，取大勢，去繁縟，用高度概括的手法來表現。

三、張騫出使西域對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影響

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雖然都沒有達到最初預定的目的，但其意義和影響卻遠遠超出他的直接使命。張騫出使西域，溝通了經過我國新疆地區到達西亞的交通要道，加強了漢朝與西域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系，對我國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張騫兩次出使西域的功績，將永載史冊。

張騫通西域的意義，不僅豐富了中國人民的地理知識、擴大了人民的地理視野，而且直接促進了中國同西方物質文化交流，中國精美的手工藝品，特別是絲綢、玉器、陶瓷等傳入西方，而西域的物產如葡萄、胡桃、石榴、大蒜等以及各種毛織品、毛皮、良馬、鴕鳥等相繼傳入中國，西域的音樂、舞蹈、繪畫、雜技也傳入中國，對中國古代文化藝術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張騫出使西域對當時各方面之影響：

1.　經濟方面：中過之絲綢、漆器、鐵器等大量遠銷西方；西域之馬匹、寶石、香料、胡爪、葡萄等亦輸入中國，令中西貿易得以拓展。

2.　藝術方面：羅馬、波斯、印度及西域等地之音樂、睢刻、建筑、繪畫等藝術相繼東傳，影響中國藝術的發展。

3.　宗教方面：佛教在西漢末年傳入中國。東漢時，西域僧人等相繼東來，翻譯佛經，加速佛教的傳播。

4.　交通方面：中交使節和商隊絡繹不絕。開辟了西域道。

5.　政治方面：奠定漢經營西域基礎，漢朝印綬。

我在此主要闡述一下張騫出使西域對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影響。所謂的影響更重要的就是，他的貢獻對后來中國陶瓷文化對周邊國家以及其他國家、地區產生的重要影響以及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相互影響。如：對朝韓、日本、東南亞、西亞北非和歐洲陶瓷生產的影響，而國外的獨特工藝也使得中國陶瓷得到進一步發展，使陶瓷文化走向世界。

《陶瓷之路——東西文明接觸點的探索》這本書中反映了古代中國以陶瓷這種中國特有的商品向周邊國家地區和西亞北非輸出的概貌，并論述了這種貿易對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影響；作者最后還得出了古代中國曾經在經濟和文化上對西域產生的巨大影響的結論。

中國陶瓷對世界文化藝術有著促進作用。由于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世界各國人民保持不同的風俗習慣，精美的中國陶瓷是巫術上的高級供品，東南亞居民認為漂亮的陶瓷可以媚神，清脆的聲音可以通神，中國的陶瓷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念。陶瓷藝術創造了適應人類美好生活的各種需要品，具有工藝美術獨立、完整的文化特質，方便、美化人類的生活。從歷史的時間跨度和分布的地域跨度來看，陶瓷藝術的歷史較之其他工藝美術就顯得更為久遠、豐厚。因此，陶瓷產品也更容易受到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呈現出多樣化的陶瓷藝術風格。中國是陶瓷之國，“行于九域，施及外洋”，對世界的陶瓷文化藝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中國陶瓷對世界陶瓷的生產有著推動作用。中國越窯、龍泉窯青瓷，刑窯、定窯、德化白瓷，景德鎮窯青白瓷、青花瓷、彩瓷，建陽、吉州窯黑瓷，對朝鮮、日本、越南、泰國、伊朗、土耳其、埃及、意大利、荷蘭、法國、德國、英國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中國的陶瓷被視為神秘的工藝品，引起了海外諸國的共同探索和效仿。由東亞到西亞，由阿拉伯傳入歐洲，又經歐洲傳入美洲，在世界各國開花結果。

隨著中國陶瓷銷往世界各地，各國文化相互影響，陶瓷本身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不僅僅是中國陶瓷文化傳入國外，同樣我國也從國外引進了很多相關的藝術文化，其中國外顏料和工藝對中國陶瓷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以及國外宗教與中國陶瓷之間產生的相互影響等等，這些在詹嘉所著的《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都作了詳細的介紹。

此外，我還認為，研究中外陶瓷文化交流必須從其時代、地域、民族、宗教和生活習尚諸方面去全面考察、分析陶瓷歷史，研究陶瓷的證據，不只是陶瓷本身，證據來自不同的類型和途徑，關鍵在人的勤奮博學與合作精神——理解陶瓷歷史。只有通過現在才能正確地重構早已逝去的歷史。并對古代工藝技術作出真正的科學評價——接近陶瓷的真正歷史。我國古代，陶瓷曾通過著名絲綢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走向世界。當代，世界陶瓷技術的發展水平早已把我們拋在后邊。通過幾十年的努力振興，中國陶瓷正在重新走向世界，有信心重振陶瓷的歷史雄風。

本文試圖從張騫出使西域的貢獻中對“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產生的影響”　出發，作一闡述。因為本人理論水平有限，容后再對這一點作更詳細、更深層次闡釋吧。文中有不當之處請專家指正。

參考文獻：

[1]詹嘉著.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2][日]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譯.陶瓷之路——東西文明接觸點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3]周世榮，魏止戈著．海外珍瓷與海底瓷都.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年6月版.

篇4

品牌戰略專家鄒陶嘉認為，國內葡萄酒嚴重同質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產地的同質化。

業界有“好葡萄酒是種出來的”說法，于是宣揚產地北緯多少度是不少葡萄酒企業的品牌傳播重點之一。像莫高葡萄酒所在的武威地區，古稱涼州，曾經是中國葡萄酒的發祥地。公元前138年，張騫出使西域，帶回葡萄種子，并引入釀造技術，從此武威便開始栽培釀酒葡萄并有了葡萄酒。魏文帝曹丕曾作《涼州葡萄詔》，盛贊涼州葡萄酒“甘于曲米，善醉而易醒”；唐朝詩人王翰的詩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充滿了詩情畫意。

但現在不僅武威本地的葡萄酒有皇臺等品牌，外地葡萄酒企在該地也建立起自己的種植基地。隨著幾大葡萄酒企業在全國適宜種植地區建立自己的釀酒葡萄種植基地，這種地域的獨特價值已經越來越不具備壟斷性，不像法國波爾多的左岸和右岸區分那么鮮明。紀龍德河把波爾多分為左右岸，各有迷人的風情，出產不同風格的葡萄酒，彼此壁壘分明。左岸地質以礫石為主，較為平坦，以赤霞珠為主要原料；右岸則以黏土較多見，地形多變，以梅鹿輒為主要品種。在葡萄酒業界，兩岸的莊園很少混雜，即使是現在，這種情況也沒有改變，各自堅守著他們執著的土地精神，堅守著最可寶貴的葡萄種植技藝和傳統的釀酒工藝。

二是產品、品類和工藝的效仿及消費者在產品感知層面形成的同質化印象。

先前的“解百納”之爭且不談，目前中國的很多釀酒葡萄品種都是從國外引進的，釀造工藝有些是和國外公司合資、合作取得的，有些是和科研院所合作開發的。你能引進，我也能引進，你能合作研發，我也能合作研發，你上個葡萄酒新品種，我也跟著上個新品種，你搞個酒莊，我也跟著搞個酒莊。

所以像威龍強調“有機葡萄酒”產品，但國內達到有機標準的葡萄酒還有不少，不具備獨特性。而莫高盡管在國內較早成功釀造出黑比諾葡萄酒、冰葡萄酒等，并將這兩個產品做到了極致，對品牌的成長和拓張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但是隨著其他葡萄酒廠家的跟進，早期具有特色的產品也會逐漸失去其獨特性。

雖然酒質也是各葡萄酒品牌發展的重要因素，但是這些基本只能在少數專業人士中獲得準確評判，大多數葡萄酒消費者在短暫的品牌接觸過程中，不易感覺到各品牌產品間的明顯差異。

三是傳播手段的同質化。

大多數葡萄酒品牌都把廣告傳播的重點放在對產地和產品品質的宣傳上，如莫高葡萄酒的兩則廣告語分別為“走萬里絲綢路，釀千年莫高酒”、“種她無比挑剔，釀她過分講究，品她不可思議”，但由于產地和產品本身的同質化，此類廣告也就陷入了傳播同質化的陷阱，缺乏個性。

此外，幾大葡萄酒企業都將觀光旅游與葡萄酒文化相結合，有些是酒莊旅游，有些是建立葡萄酒博物館，有些是種植基地旅游等。

名人代言也是葡萄酒企業的常用傳播手段之一，像新天請張曼玉、梁朝偉做廣告，威龍請濮存昕做廣告代言，莫高請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題詞等。

四是營銷模式、銷售渠道構建等方面也由于相互的借鑒、模仿而日益趨同化，如專賣店的廣泛運營和定制營銷的開展。

所以，在產地、產品、品類、工藝、傳播手段、營銷模式都很可能被模仿、被跟風的大背景下，中國葡萄酒行業已經走到了必須要用品牌文化內涵進行品牌有效區隔的新階段，品牌文化內涵建設已經成為與眾多葡萄酒品牌形成有效區隔的重要法寶。

張裕由于品牌本身的深厚歷史，在品牌文化內涵建設上具有獨特優勢——“傳奇品質，百年張裕”，用百年厚重的歷史文化支撐起品牌的文化內涵。

那么，莫高葡萄酒的品牌文化內涵該如何建設呢？

從某種角度看，莫高品牌與莫高葡萄酒存在兩個不很協調之處：

一是莫高窟是佛教藝術圣地，而佛教戒律中是戒酒的。戒酒為大、小乘共同的律制，出家、在家四眾皆須恪守。原始佛教之根本經典《阿含經》即載佛陀所宣說五戒，即不飲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不妄語，是為佛教徒所要遵守的五種基本行為準則，由此斷除惡因，進求佛果。

所以，莫高葡萄酒在對莫高窟形象的傳播中要淡化對其“佛教藝術圣地”的宣傳，應含糊地強調其為世界文化藝術瑰寶。

二是莫高窟在敦煌，而莫高葡萄酒在武威和蘭州，雖然同屬甘肅、河西走廊和絲綢之路，但畢竟不在同一城市。所以，莫高葡萄酒如果過分宣傳其產地武威為中國葡萄酒發祥地的話，就會和莫高窟所在地敦煌相沖突。并且目前在武威開展葡萄種植的葡萄酒企也不是莫高一家。

而如果強調莫高葡萄酒在河西走（酒）廊、絲綢之路，河西走廊、絲綢之路上目前至少還有紫軒葡萄酒、國風葡萄酒、祁連葡萄酒、皇臺葡萄酒等品牌，其地域宣傳也失去了獨特性。

所以，莫高應淡化其“武威——中國葡萄酒發祥地”的概念傳播，也淡化河西走（酒）廊、絲綢之路的概念傳播，只要讓人知道莫高窟在西北，莫高葡萄酒也產在西北就可以了。

“走萬里絲綢路”的地域強調已經不是品牌傳播的重點所在，而“千年莫高酒”的說法也欠妥，中國葡萄酒的歷史是有兩千多年了，但這不等于“莫高”品牌已經有了千年，如果莫高葡萄酒以中國葡萄酒的源頭作為自身的源頭的話，武威的其他葡萄酒品牌也可以這么做。

目前莫高品牌與莫高葡萄酒的統一之處在于：

其一，莫高葡萄酒定位在中高端，部分產品走的高端甚至超高端路線，如莫高馬扎羅，屬于葡萄酒中的珍品，而莫高窟是世界藝術瑰寶中的珍品。同時，“莫高”作為梵語，是“至高無上，盡善盡美”的意思，與莫高葡萄酒的中高端定位也非常吻合。

其二，葡萄酒有新舊世界之分，舊世界將釀酒作為一種技術，新世界將釀酒作為一種藝術。莫高葡萄酒將敦煌藝術與葡萄酒文化相融合，打造出獨具藝術品位的葡萄酒品牌。莫高國際酒莊采用敦煌莫高窟傳統工藝彩繪技術復制敦煌莫高窟壁畫，建成13840平方米的葡萄酒地下文化酒窖。一款莫高國賓宴酒瓶身是獨具特色的反彈琵琶，色彩柔和，莊重典雅，蘊含莫高窟深厚的文化底蘊。

篇5

[關鍵詞]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廣東 戰略意義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6623（2016）02-0028-05

[基金項目] 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項目“廣東建設海洋經濟強省的戰略思路”（GD13CYJ14）；廣東海洋大學“創新強校工程”項目“我國海洋產業集群式創新發展的理論與實證研究”（GDOU2013050249）、“廣東省打造國家級海洋經濟示范區建設研究”（GDOU2013050252）；廣東海洋大學東盟研究院2015年度重點課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中國與東盟設施聯通合作機制與路徑研究”（201501）。

[作者簡介] 杜軍（1977 ― ），湖北麻城人，廣東海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博士，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所所長，海洋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研究方向：海洋經濟管理、海上絲綢之路。

一、廣東參與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戰略意義

（一）促進廣東與沿線國家互利共贏

拓展發展空間。參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不僅有助于廣東加強與沿線國家工作對接，推動與沿線國家在科技創新、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基礎設施建設、海洋資源開發、人文交流、旅游資源開發等領域的全方位、多層次合作，而且有助于打通廣東與南亞、中東、非洲等國家地區的經貿合作交流之路，拓展廣東經濟發展空間和經濟腹地，為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戰略支撐。

促進文化互學互鑒。人文交流是實現我國與沿線國家民心相通的重要基礎，是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心環節。開展海洋文化藝術交流、古新絲綢之路文化研究學術交流、海洋旅游合作等活動，將激發各民族文化的相互滲透、優勢互補、多元共生，促進文化互學互鑒，進一步增強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的凝聚力與國際影響力，實現廣東與沿線國家之間以人文交流促進民心相通，形成共同的發展理念，增進彼此之間政治互信。

睦鄰安鄰富鄰。面對周邊國家地緣政治、非傳統安全以及的緊張局勢，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符合沿線各國在維護地區安全、謀求區域經濟發展、構建寬領域共贏關系等方面的利益訴求，同時也為我國與沿線各國開拓新的合作領域、深化經貿合作尋求新的戰略契合點。增進廣東與周邊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有利于打造和平穩定、繁榮共進的周邊合作環境，以推動區域合作來實現地區的長久穩定與繁榮發展。

（二）實現本省跨越式發展

促進轉型發展。積極參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以建設雙邊貿易合作機制促進國內外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動，實現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將加快構建環南海經濟合作圈發展平臺，加強與沿線國家開展更高層次、更寬領域、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格局。

建設海洋強省。廣東依托其豐富的海洋資源、優越的區位優勢、便利的海上運輸通道，對內能大力發展以石油、化工、鋼鐵、制造業等為主體的臨港重化工業以及休閑漁業、濱海旅游業等朝陽產業，形成各具特色的現代產業集群；對外能加強與周邊國家海洋經濟合作，引導具有核心競爭優勢的企業到沿線國家建設基地，延伸產業鏈。

提升國際經濟競爭力。積極參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加快培育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高新技術產業和競爭優勢的大型骨干企業，可打造以珠三角為龍頭的國際化港口城市群，構建以東盟為基礎、立足于東南亞的海洋戰略經濟帶，進一步拓展發展空間和加強輻射能力，激發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形成創新驅動、互利共贏、開放合作的新增長極。

二、廣東參與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基礎優勢與外部機遇

（一）廣東參與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基礎優勢

1. 經濟優勢

廣東GDP總量在2014年達到了6.78萬億元，占全國比例11%，連續26年位列全國第一位。廣東的金融、科技、航運、物流等現代服務業也在快速發展過程中。這一切相關產業的發展為廣東加強與海上絲綢之路各國合作奠定了物質基礎。

2.貿易優勢

廣東與沿線各國貿易往來密切，特別是與東盟各個國家在對外貿易額上達到了1022.21億美元。另外，廣東每年都會在廣州定期舉辦廣交會，每年都會有來自世界各國的客商云集廣州，這無疑推動了廣東的對外貿易發展。廣東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在2014年達到了1.077萬億元，占全國約25%，如圖2所示；另外，根據廣東2014年統計年鑒顯示，廣東與沿線主要國家的貿易如表1所示。

3. 歷史優勢

廣東的海上絲綢之路最早開始于秦漢時期，根據《漢書地理志》對于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描述我們可以得知漢代將嶺南番禺、徐聞、合浦作為始發港口，與波斯灣、印度洋沿海港口進行對接，這標志著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正式形成。其中，廣東的徐聞縣是歷史記載最早的絲綢之路港口。在隨后的魏晉時期進入了發展時期，根據史書記載，東晉王朝將廣州（今廣州市）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開辟了從廣州進入海南東部海域再進入到南海的線路，這又是一大進步。而到了隋唐宋時期，廣東的海上貿易進入到了鼎盛階段。廣州成為了不僅僅是重要的港口，也成為了重要的貿易大都市，承接著來自各國商人的各種商品貿易活動。到了明清時期，雖然政府實行了閉關鎖國的政策，廣州依然是南方最重要的貿易通商城市，特別是在清朝，設立“廣州十三行”，使廣州成為了外國唯一可以進行貿易的中國口岸。這段歷史發展進程表明廣東對于推動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一直以來都具有濃重的歷史優勢。

4. 華僑優勢

廣東在推進海上絲綢之路一個非常重要的優勢就是沿海各國廣泛分布著來自廣東的海外華人華僑。從近代以來，廣東就出現了“下南洋”等移民的浪潮。早在20世紀20年代前后，東南亞海外華僑就達到了500萬之多，其中來自廣東就達到300萬，占據東南亞華僑的近60%。而經過了近一百年的不斷發展，現如今來自廣東的東南亞海外華僑達到了近1500萬。廣東華僑在當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都有較強的影響力，這是一項非常好的優勢資源。2015年3月11日起，廣東設立了海外華僑經濟合作資金，募集來自海外華僑華人的資金，以民間的力量來配合國家的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

（二）廣東參與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外部機遇

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為包括廣東在內的沿海省市帶來了廣闊的發展機遇。廣東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發祥地，也是改革開放的前沿地，應該抓住這一重要戰略機遇，加強與東盟各國、中東、東南亞、歐洲等沿線各國的貿易合作。

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與合作。廣東一直以來都非常重視同東盟各國的友好發展，并積極投入東盟自貿區的建設，未來廣東會有效利用好自貿區這一平臺，參與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發揮積極作用。

亞洲投行和絲綢之路基金的扶持。亞洲投行的建立具有重大意義，2014年9月召開的廣東省政協十一屆七次常委會上也提出設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基金”，將更有力推動廣東與東盟各國之間的經濟交流，為一帶一路的建設添磚加瓦。

粵港澳自貿區的建立和發展，可以加強同東盟各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充分發揮自身在技術、資金、人才等方面的優勢，為海上絲綢之路提供更為廣闊的合作與發展空間。

三、廣東參與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政策建議

（一）關于制度供給層面

1. 推進相關的地方性立法進程

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是廣東長期堅持的一項戰略決策，有必要推進省級層面的立法工作，可考慮制定《廣東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條例》，明確參與海上絲綢建設的重點與著力點，并對各相關主體的具體行為進行規范與法定等，同時可考慮研究《廣東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投融資條例》，在法規層面規范建設過程中所涉及的投融資行為以及明確具體的注意事項。

2. 完善總體規劃與具體實施目標體系

需結合國家的整體戰略，依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原則，加強省級層面的頂層設計，制定總體規劃，對沿海與內陸地級市做出總體部署與功能定位，并制定具體可行的實施目標體系，明確實施路線圖，有計劃、有步驟地予以推進。省級層面可考慮成立高規格的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專項工作領導小組和專家委員會，負責統籌海上絲綢之路的頂層設計與整體規劃實施，協調好各方資源與利益，促進海上絲綢之路的高效率運轉。市一級層面也可據此成立相應的領導小組，負責統籌協調本市的參與建設。

3. 建立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合作機制

要加強與周圍各省的交流與合作，建立金融、貿易、技術等方面的合作機制，在跨區域層面上出臺相關政策，逐步做到分工明確、目標一致、錯位發展；在省內各市之間，構建信息互通、貨物運輸等交流平臺，加強廣州、深圳、湛江、珠海、汕頭的港口建設，建立海上公共服務設施，提升海上服務能力，發揮群策群力效應，努力將廣東打造成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海上強省和國際物流中心；加強與海上絲綢之路各國的交流合作，如參與東盟自貿區的建設中，與東盟各國在貿易、文化、科技等進行密切的往來；為了確保合作機制能順利開展，在設立機制的時候應該秉承靈活性原則，充分研究各國內部法律法規以及各項機制，制定出讓各參與國之間互利共贏的最佳方案。

4. 營造更加透明、公正、法制的市場環境

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雖然以政府為主導，但最終要依賴市場進行有效運作，市場主體應該在廣東建設海上絲綢之路中扮演核心角色。政府應進一步簡政放權，簡化審批程序，清理收費項目，不斷為企業松綁和市場松綁，同時借助廣東三大自貿區的建設，倒逼政府改革升級，應公布公開省級和市級政府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明晰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在市場準入層面，應加快制定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明確投資權限，使企業投資便利化，同時保護本地與外來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且應更加注重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為企業投資提供一個透明、公正、法制的市場環境。

（二）關于經濟發展層面

1. 制定具體可操作的項目投資目錄

廣東政府應依托自身優勢，結合“互聯網+”、“中國制造2025”等，制定與海上絲綢之路相契合的高端項目投資目錄，通過項目引導的方式，來推動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對于大型的公共性項目，如鐵路、高速公路、港口等基礎設施的建設，政府可引入PPP模式，吸引社會資本，進行公私合營；對于競爭性較強的高端項目，政府可完全放開，通過競爭招標的形式，由競標成功的企業進行自主建設，政府執行監管職能。

2. 引入民間資本、強化金融供給

廣東是民營經濟非常發達的省份，民間資本力量雄厚，民間資本有能力也必須成為參與建設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力量，政府應提供有效平臺，主動引入民間資本，提升與民間資本合作的空間。應放寬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條件，在經濟、文化、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應鼓勵民間資本積極介入，并為其創造良好條件。政府可成立具有政府性質的“海上絲綢之路開發基金”以及具有區域性質的“海上絲綢之路開發銀行”，同時也可鼓勵民間資本成立相應的開發性基金，與政府基金形成互補，為推進參與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提供金融支持。

3. 創新經濟合作形式與平臺建設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眾多，且經濟發展程度差異較大，與廣東經濟形成廣闊的合作互補空間。廣東可爭取國家支持，發起成立“環南海經濟協作區”，打造環南海經濟共同體，環南海國家，如越南、菲律賓等都是發展中國家，原料、土地、勞動成本廉價，適合進行產業轉移與經濟投資；可發起成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合作論壇”，一年舉辦一次，共謀經濟發展；不斷增強廣交會在東盟等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區域的影響力，可在廣交會上單獨成立海上絲綢之路專館，進行相關投資及產品交易的洽談；進一步充分發揮“海上絲綢之路博覽會”的作用，可在2014年首次成功舉辦的基礎上，進行開拓創新，引入電子商務平臺，豐富貿易活動舉辦形式，不斷增強其區域乃至世界影響力。

4. 推進海運基礎設施建設，打好“互聯互通牌”

廣東有效參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前提之一，是能夠與沿線國家互聯互通，而這一切需要有強大的海運基礎設施作為支撐，顯然廣東在港口方面具有優勢，擁有廣州、深圳、湛江、汕頭等大型良港，在貨物集散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應進一步推進海運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公私合營的形式，拓展港口的運營空間，不斷提升港口的運營效率；鼓勵大型載重船舶的制造與運營，節省貨物運輸的成本；建立海上驛站，為過往船只提供生活補給、維修等便利服務。

（三）關于文化建設層面

1. 加快人才培養，打造高端智庫

參與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需要大量人才參與，在加強引進優秀人才的同時，應鼓勵本地高校及科研院所加快相關人才的培養，盡早為海上絲綢之路建設貢獻智慧。在參與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進程中，應注重高端智庫建設，廣東擁有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一批高等院校，可讓具備條件的高等院校率先成立相關的高端智庫，為海上絲綢之路建設諫言獻策，同時政府應鼓勵民間智庫的發展，為其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從而使廣東成為人才強省、智庫強省，以此來助推海上絲綢之路建設。

2. 創建文化品牌，發展文化產業

廣東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如湛江的徐聞，陽江等地，已積累了較為深厚的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陽江“南海1號”的發現與開發是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的重要體現。廣東的海上絲綢之路文化資源豐富，應加快開發力度，在推進文化申遺方面做出努力，打造具有影響力的文化品牌。同時應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創新文化產業發展形式、鼓勵多元主體的參與，積極引入民間資本對文化項目的建設與運營，加強與沿線國家的文化產業合作，打造文化產業園、文化博物館、文化游樂園等一系列文化產業發展基地，開發海上絲綢之路文化觀光路線，通過游輪觀光與實地觀光的形式，吸引游客參與。

3. 融入現代媒體，宣揚廣東文化

應借助現代媒體工具，提升文化宣傳的廣度與深度。可成立廣東文化門戶網站，呈現具有鮮明廣東特色的文化內容，并開發多種語言版本，契合沿線國家的語言需要；可拍攝海上絲綢之路文化記錄片，記述古代絲綢之路的起源、發展以及到現代的變遷過程，并突出廣東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所形成的文化積淀；還可充分利用國際、國內社交平臺，靈活多樣地宣揚廣東文化。

4. 加強文化合作，增進人文交流

可與沿線國家共同倡導舉辦“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合作論壇”，共商文化合作，合作論壇每年定期舉行，舉辦地點在倡導方之間輪流更換；可與沿線國家互相舉辦文化交流年，此舉既讓廣東民眾了解沿線國家的文化，也讓沿線國家了解廣東文化；廣東與沿線國家可通過加強旅游合作的形式共同打造絲綢之路文化帶，以旅游帶動文化的傳播與發展；廣東與沿線國家還可鼓勵民間交往與友好往來，可互相派遣留學生，實施青年交流項目，鼓勵青年一代的友好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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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How Guangdong Participates in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Du Jun

（ ASEAN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Province 524088 ）

篇6

關鍵詞：遼代；摩竭紋圖案；文化交融；草原絲綢之路

中圖分類號：K8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10-0016-03

唐朝末年，契丹迭剌部夷離堇耶律阿保機統一了契丹八部，于公元916年建立了政權，后改國號為“遼”，曾長期統治中國北方達200余年。今內蒙古東部的赤峰地區，即當時遼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這里出土了大量的遼代歷史文物，其中包含有很多摩竭紋圖案的器物，同時，在其他地區的遼代歷史文化遺跡中也多有相同的發現。因此，本文即以遼代盛行的摩竭紋圖案為主，試圖闡釋其中蘊藏的文化交融狀況及其歷史意義。

一、遼代摩竭紋圖案器物的出土情況概述

除內蒙古地區外，遼寧省地區亦有摩竭紋圖案的器物出土，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器物

1.鎏金摩竭形銀壺：2件，出土于赤峰市城子公社洞山大隊洞后生產隊村南0.5公里山坡上一處遼墓中[1]。

2.鎏金摩竭紋銀碗：1件，耶律羽之墓出土[2]。

3.摩竭形注壺：2件，分別出土于內蒙古庫倫旗5號遼墓[3]，內蒙古寧城縣榆樹林遼墓[4]。

4.人首摩竭形注壺：出土于內蒙古巴林左旗烏蘭套海公社[5]。

5.三彩摩竭壺：2件，分別出土于科爾沁左翼中旗[6]，阜新市于寺鎮[7]。

6.摩竭形水盂：出土于遼寧省北票水泉一號遼墓[8]。

7.雙摩竭紋束腰長盤：出土于凌源八里鋪村小喇嘛溝遼墓[9]。

8.遼白瓷摩竭注壺：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所編《宋元的美術》[10]。

（二）冠帶

1.鎏金摩竭冠飾：出土于內蒙古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溫多爾敖瑞山遼墓[11]。

2.鎏金銀冠：甘肅省博物館收藏[12]。

3.摩竭紋緙絲草帽：出土于內蒙古興安盟科右中旗代欽塔拉遼墓[13]。

4.鎏金摩竭紋銅帶式：2件，耶律羽之墓出土[14]。

5.鎏金云水雙摩竭紋飾板：出土于遼寧省北票水泉一號遼墓[15]。

（三）配飾

1.摩竭形金耳墜：5件，其中2件出土于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罕蘇木耶律羽之墓[16]，另外2件分別出土于內蒙古哲里木盟奈林稿2號遼墓[17]，遼寧省法庫葉茂臺9號遼墓[18]，最后一件被克里斯狄安?戴狄安收藏[19]。

2.摩竭形金耳飾：2件，分別出土于內蒙古克什克騰旗二八遼墓一號墓[20]，遼寧建平朱碌科遼墓[21]。

3.摩竭形玉佩：5件，其中2件出土于內蒙古哲里木盟遼陳國公主墓[22]，另外2件被天津市文物公司征集[23]，最后一件被故宮博物院藏[24]。

4.摩竭形琥珀珍珠耳墜：一副，出土于內蒙古哲里木盟遼陳國公主墓[25]。

5.摩竭形石墜飾：出土于遼寧省北票水泉一號遼墓[26]。

二、摩竭形象的產生及其在中國的傳入

（一）摩竭Makara形象的產生及演變

最早的摩竭形象出現在一枚出土于印度河谷的印章上，距今約4000年。印章上刻有一船，船首雕刻成摩竭形象，該形象非常接近于生活在印度地區兇猛異常的印度鱷。印地語中，鱷魚是magar，即梵文“makara”的轉音。在Lomas Rishi石窟[27]發現的一尊殘缺摩竭雕像，是迄今發現的第二早的摩竭形象。與這尊雕像及其類似的是現藏于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孔雀王朝[28]時期的摩竭雕塑。這里的摩竭雕像更像一條魚，將兩尊雕像比較發現，后者很可能是前者發展變化后的形象，此時的摩竭形象開始由鱷魚到魚的變化。在印度的馬圖臘地區至今仍保存著一幅浮雕（約公元前2世紀），這里的摩竭形象又有了變化：吻部拉長，接近于象拔：短而大的雙腳如哺乳動物般立于身體下方：尾部維持魚尾的樣子，整體呈現出半獸半魚的形象。之后，摩竭先后成為varuna[29]和恒河女神的坐騎。后來摩竭被引佛教，成為摩羅的象征，它在傳入中國的佛教文獻中被音譯為“摩竭魚”，“摩伽羅”是梵語Makara的譯音。

（二）摩竭及摩竭紋飾在中國的傳入

大約在東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摩竭作為早已被佛教“接納整改”的一員，也隨之來到了中國。我國關于摩竭最早的記載大都是出自外國僧侶所翻譯鱷佛經中。如前秦北印度名僧僧伽提婆所翻譯的《中阿含經》有云：“彼在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其船……”[30]又如，唐代的《慧琳音譯》卷四十云：“摩竭者，梵語也。海中大魚，吞噬一切。”[31]在傳入中國本土伊始，摩竭基本保持了其原有的生猛恐怖形象，更加強調了其本身性惡的一面，但是由于中國人從古至今趨吉避兇的文化心理，摩竭從印度而來的恐怖怪獸變成了招福辟邪的祥瑞之獸；摩竭紋也被民族化了，逐漸演變成一種象征符號。

三、摩竭紋圖案所反映的中西文化交融

在考古學中，出土的文物有許多方面可以反映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內涵。中國的文化發展自成體系，這套體系具有講究務實、辟邪趨善的特點，文化整合能力高，善于運用自己的模式來解讀外來文化，因此，摩竭作為一種外來紋飾，在其演變的過程中不斷被加入中國元素也就不足為奇了。在時間概念上來說，從魏晉到遼宋，摩竭紋經歷了中國本土化的發展軌跡。魏晉到隋朝時期是摩竭的傳入期，在剛傳入的過程中，與其印度本土風格差別不大，形象較單一，主要見于繪畫作品中，如東晉著名畫家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就是摩竭出現在藝術作品中的證明。隋唐時期是摩竭與中國本土文化融合的期。此時，摩竭的形象被逐漸加入了飽含中國文化特色的龍角、魚身和雙鰭翅，中國化的摩竭形象在唐朝基本形成。遼宋時期，“魚龍合體的中國版摩竭形象與原生的印度版怪獸摩竭形象已經逐漸完成了更替”[32]，并且開始出現實物造型的藝術品，特別是由崛起于北方草原地區的契丹人創建的遼代，是摩竭紋演變的一個特殊的時代。之所以認為其特殊，是因為它有其他民族不可比的接受文化的勇氣和魄力，他們深受中原文化影響，但又不迷失自我，“堅持自我，秉承盛唐文化的根基，應該就是契丹遼文化最為主要的一個特征”[33]。如出土于耶律羽之墓的鎏金摩竭紋銀碗，其形象為龍首魚身，龍首有角有須，魚身有尾有鰭，這種“龍首魚身”的形象正是由印度傳入中國而流行于唐代的摩竭紋飾。同時，將摩竭紋飾用在盤、碗等金銀器或瓷器上，也是唐代的風格。又如出土于內蒙古巴林左旗套海的人首摩竭型注壺，就是創造性地將人和摩竭混合為一體，構思精巧，造型奇特，堪稱是遼代摩竭紋造型的精品。

空間上，契丹人占據著草原的腹地，恰好處于草原絲綢之路上。絲綢之路本來是生活在亞洲內陸綠洲上的人民由于資源的限制而開通的對外貿易之路，然而任何事物的發展從來不是一個單一的過程，有人的交往就會有文化的傳播。草原絲綢之路逐漸變成了文化傳播之路。絲綢之路的開通，為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注入了很多新鮮的血液，對于同樣具有高度文化包容性的契丹遼文化亦如此。遼天贊三年（公元924年），遼王朝勢力已擴展到今新疆境內。《契丹國志》卷21《外國貢進禮物》記載：“高昌國、龜茲國、于闐國、大食國、小食國、……至契丹貢獻。玉、珠、犀、乳香、琥珀、瑪瑙器、賓鐵兵器、斜合黑皮、褐黑絲、門得絲……以二丈為匹。”從出土的遼代金銀器中，很多器物都帶有明顯的西方文化特征。摩竭紋圖案在遼代出土的金銀器中大量出現，就是通過唐代間接地借鑒了印度的佛教文化藝術。摩竭紋或造型，本是印度神話傳說中魚身魚尾、利齒長鼻的動物，佛教傳入中國后，被廣泛運用在唐代金銀器的紋飾中。隨著佛教在北方草原地區的傳入，摩竭紋飾開始在遼代器物中盛行，從唐代局限于器皿中，到出現了摩竭紋冠帶、摩竭紋配飾，進而發展到了更大的領域，如壁畫等藝術門類中。摩竭的造型也更加多元靈動，有的搖頭擺尾，有的似魚兒游動，更有的吐火焰戲寶珠。可以說，發展到了遼代，摩竭紋及摩竭造型已經趨于成熟。如出土于科爾沁左旗的三彩摩竭壺，長30、通高21.5厘米，整體造型似摩竭仰臥蓮花之上，昂首翹尾，口部中空為流口，翅膀及魚鱗紋路清晰，施黃綠紅三色釉，色彩斑斕，造型優美，堪稱遼三彩中的精品。又如，摩竭紋飾不僅僅局限于金銀器中，而且也運用在了玉器的造型設計上，遼代文物中不乏摩竭型玉佩。以前文提到的摩竭玉佩為例：質地為和闐白玉，局部有紅褐色沁斑，整體造型為龍首魚身，魚鱗以陰線刻成，魚背上有鰭，胸鰭化為雙翅作展翅狀，臀鰭較小，尾部有分叉。此件摩竭紋玉佩與遼陳國公主墓出土的摩竭飾品有很多相似之處，整體設計造型已將印度摩竭與中國本土魚龍文化相雜糅。

縱觀整個遼代的摩竭紋器物，可以同時看到大氣豪邁的契丹遼本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及神秘絢麗的西方文化三方文化因素的交匯與融合。契丹遼文化在文化交融背景下受到了各式文化的熏陶，再加上遼代能工巧匠的創造精神，使得摩竭紋文物呈現出了華麗又多元的特點，創造性地將“國內”“國外”的文化精華集于一身，從藝術角度講，整個遼代藝術設計可以說是同時具備了民族傳承性和文化變異性，具傳統、存多元，“自身文化向外輻射同時，也同樣吸納與接受周邊先進文化的多層次影響”[34]，它們作為再現遼代文明的橋梁與紐帶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如實地再現了遼代的社會風貌。

然而，關于遼代的摩竭文化，還有一點不能確定的就是，在談到遼代的摩竭文化是源自唐代摩竭文化時，是否考慮契丹遼本民族的摩竭文化？因為倘若按照遼代摩竭是完全襲自唐代的說法，那么在漢人集中的遼南京和西京地區，應該是出土摩竭文物較多的地區，何以事實恰恰相反，偏偏是內蒙和遼寧地區偏多呢？是否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此問題，有待于諸方家商榷。

四、摩竭紋器物的現實意義

內蒙古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文化資源，是草原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一環，然而內蒙古的文化產業卻長期面臨著缺乏資金支持等一系列問題。隨著“一帶一路”的提出并興起，絲綢之路正在迅速擴容，草原絲綢之路經濟帶也已經形成。借著草原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這股東風”，怎樣將摩竭紋飾這類具有典型性、文化內涵豐富的研究對象的文化內涵注入到文化產業中，加大文化產業的吸引力，使其文化價值得到充分的開發，從而得到更多的資金支持，讓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在開發與保護過程中得到融合聯動，是每一位文化工作者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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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4〕云希正，袁偉.遼代佛教用玉器研究.如玉人生[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242.

〔27〕印度早期佛教石窟的代表，今印度比哈邦境內，建于公元前3世紀.

〔28〕孔雀王朝（Mautya），約公元前321年至公元前187年，古印度摩竭陀國的王朝.

〔29〕Varuna被認為是印度最偉大的神，他被認為統治著整個宇宙并引導一切自然力量，他是全知全能和具有一切力量者，被尊為能懲罰作惡者的好神.

〔30〕印信法師.圖解阿含經[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31〕慧琳.一切經音義（卷41）[M].日本白蓮社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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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民族發展過程中，經常會與其他民族的文化相遇并發生碰撞，這時雙方的民族文化都會對另一方產生很大影響，這種影響使雙方都受益匪淺，但總是科學技術具有優勢、精神文化優秀的一方起著主導作用并可以影響和改變弱勢的一方。在我國歷史上就多次出現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如兩晉、南北朝時期我國首次和其他民族大規模交往，主要表現在絲綢之路的暢通和佛教的廣為傳播上。根據歷史記載，漢代時西域和外國商人與中國的貿易往來還局限在敦煌以西的地區，而到南北朝的北魏時貿易的終點已達都城洛陽，洛陽成為西域和外國商人的會集之地，甚至有專供西方商人僑居做生意的街巷，洛陽至今還有白象坊和獅子坊等地名，是北魏時專為犍陀羅國王和波斯國王送來的大象和獅子建造的。可以想見當時絲綢之路上繁忙的景象。佛教在這時也借絲綢之路得到迅速傳播。敦煌、云崗、龍門等著名石窟均開鑿于此時，南北各地廣建寺院。印度傳來的佛傳、佛本生圖充滿了各地的洞窟，寺廟宗教壁畫藝術大大豐富了我國傳統壁畫和圖案藝術，造像的盛行推動了建筑藝術和雕塑藝術的發展，許多大型紀念性雕塑和陪葬用陶塑等均出現新的時代面貌，如南朝帝王墓前的石獸、石避邪等改變了傳統的用虎為原型的塑造而采用西方傳入的更有風采的獅子形象。許多其他西方藝術形式也在這時傳入中國，如雜技、百戲、舞蹈、樂曲和樂器，還包括多種珍稀動植物品種。而中國優秀的民族工藝文化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則更深刻地影響著西方各國。

其中最突出的是絲綢技術和工藝，試想西方人當時穿著的笨重粗糙的皮革、葛麻制品與輕柔、光滑、亮麗的中國絲綢之間的巨大差異，就不難清楚絲綢對于西方各國意味著什么。相傳當古羅馬皇帝身著中國的錦袍出現在王公大臣的面前時引起了難以平息的轟動，西方人在長達數百年中一直無法抵御絲綢的魅力而競相購買。除絲綢外，中國古代造紙術、火藥、指南針以及冶鐵技術、漆器等均在此時傳入西方，使他們享受到東方先進的物質文明。唐代與世界各國的交流更加頻繁，由于在科學技術和精神文化兩方面都處于優勢地位，大大促進了當時中外文化藝術的交流和融合。唐三彩中有許多穿著唐服的外國人形象，其中包括遠在地中海沿岸高鼻深目的歐洲人和黑人，他們的身份或為唐朝達官貴人的保鏢和牽馬人，或為游歷各方的商人和藝人。在主要是西方和周邊國家向唐朝學習的背景下，唐人在學習和吸收外來工藝文化上表現出非常開放的態度，在生活的各方面只要是不同于本民族的東西，都愿意拿來用一用，嘗試一下，我們從唐代工藝品中可以看到這些外來文化的影響，如唐代青瓷器“鳳首龍柄壺”除鳳首和龍柄外其造型和裝飾幾乎全部為波斯風格，唐代銅鏡中有不少“海獸葡萄紋”鏡，其紋樣海獸和葡萄均為當時從國外傳入，唐代婦女用胭脂化妝的習慣也來自波斯，唐詩中“笑入胡姬酒肆中”及有關唐人學用刀叉吃飯的記載均反映出當時對外交往的程度，這使后人在總結唐代工藝文化特征時常用到一個近代的名詞“洋”。

而唐代科學技術和工藝文化對世界各國的影響則更為深遠，尤其是對日本、朝鮮等周邊鄰國的強勢影響至今仍清晰可見。同時我們看到在這種對外的交往中有許多外來因素可以改造發展成地地道道的民族文化形式，這正是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性格特征的威力所在，就以前面提到的“獅子”文化為例，直至今日中國特色的獅子石雕遍布南北，形態各異，各地民間工藝中都有以獅子為題材的，尤其在中國的傳統民族佳節時活躍在祖國各地及海外各華人社區的舞獅更明白無誤地顯示出中國的特色，誰都知道獅子這種動物從來不是產自中國的，但這并不妨礙舞獅成為我們民族文化的一個標志。從歷史發展的軌跡中，我們認識到先進科學技術和優秀精神文化在推動工藝文化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也認識到它們在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中的優勢地位，這種認識對正確處理當前藝術設計中民族性和當代性的關系是極其有益的。

20年前中國結束了長期封閉和保守的狀態，當我們再次打開國門時最深的感受就是在科學技術和物質生活方面和世界先進水平的巨大差距，這使我們堅定地采取了開放的態度學習和引進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并在很短的時間內大大縮小了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但我們學習和引進國外先進經驗時不可避免地要接受西方精神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在藝術設計領域表現得更為突出，它更多的是以商品面目出現。外國人要在中國推銷商品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中國人習慣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習俗，隨著眾多世界名牌產品進入中國尋常百姓家，從日常用品、生活設施到兒童食品、婦女化妝品等等，無不傳遞著西方文化的精神、價值觀念以及生活方式和文化習俗；并以其強烈的現代感和大眾化的色彩，加上傳媒的力量構成一種空前的文化強勢，影響著人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審美和消費時尚。隨著人們的生活質量一天天向世界先進水平靠近，不難發現原來那些熟悉的傳統文化不知不覺中正一天天離我們遠去，民族文化確實被淡化有些甚至被取代了。當前深深困擾著國人的正是自己相對落后的科學技術和一向引為自豪的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矛盾，或者說是學習引進國外先進科學技術和抵制與我們民族精神相抵觸的不那么優秀的外來文化的矛盾。

面對這樣的形勢，有人提出了克服“科學主義”迷信的問題，也有人提出反對文化霸權和后殖民主義的問題，這些確實需要我們認真面對。但我們在應對時必須保持一種良好的健康的心態，因為我們絕不會幼稚到馬上又回到閉關自守的老路上去，拒絕包括先進科學技術在內的一切外來文化；我們也應該有足夠的自信，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絕非脆弱到一擊就垮的地步。在這時特別需要用客觀的理性的認識和發展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民族傳統文化和外來的西方文化。首先，對待我們的民族傳統要重在繼承和發揚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內在實質。對于民族傳統文化的形式和式樣當然也應當繼承，但不是所有以前的傳統文化形式都要原封不動地搬到當代來，這種繼承應當是有分析的。有些文化形式和式樣代表著民族文化的精華又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將會永遠地保存下去；有些文化形式和式樣需要注入新的內容以新的面貌出現；有些代表落后民族意識的內容和形式則要批判地吸收，而最為重要的是創造出新的既符合時代要求又具有民族精神的工藝文化來。在對待外來的西方文化上也應有一種客觀的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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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廣西；地方文化；絲綢產業

中國距今為止已有5000多年的桑蠶文化，在源遠流長的歷史進程中產生了豐富的，各式各樣的絲綢物質形態和精神意識形態，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文明財富遺產，即使現在也依然受益。有用綾羅綢緞做出來服飾，有帶“纟”字旁的漢字200多個，絕大多數都與絲綢有直接關系，還有形成于漢，發揚于唐宋時期的絲綢之路更是影響了整個世界，將中華民族的文明與聲望遠播，而且重振絲綢之路，實施“一帶一路”，“海上絲綢之路”政策也成為當前我國政府重點踐行的治國及外交的戰略方針。

廣西十年前借力“東桑西移”，一躍成為國內繭絲原料生產、供應龍頭，但絲綢產業鏈微笑曲線的兩端卻不夠發展。另外，這些成果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導向的結果，它掩蓋不了其“速成”的烙印和“文化短板”，這樣的產業現狀不利于今后長期的，穩定持續發展。因此從文化的視角來研究絲綢產業的發展不論是從理論角度，還是實踐角度來說都是很有意義的。

一、研究綜述

國外專注研究文化與絲綢產業關系的不多，更主要的是集中在寬口徑的文化對經濟的發展影響作用上。比如早期的馬克斯?韋伯、熊彼特，及現當代的邁克爾?波特、新制度經濟學派等都對此作過經典論述和深入研究。如：“文化形成的長期性導致了區域文化具有不可移植性和不可復制性，也使得區域經濟的發展打上了深刻的區域文化烙印，并最終使區域經濟走上不同的發展路徑”，又如：“區域文化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精神動力、無形資產，經過適當的市場化處理后，便有可能以區域文化產業的形式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支撐點”。

目前國內有關地方文化（含地方絲綢文化）與絲綢產業發展之間的影響作用關系的研究較少，但現實生活中借助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以促進絲綢產業發展的實踐較多，如浙江的湖州、杭州、嘉興，江蘇的蘇州、吳江，四川的南充、成都等這方面做的都比較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李榮華、陳萍（1997）認為蠶絲文化具有滿足、整合、改造、標識、導向、教化等功能作用，其對于絲綢產業的發展具有導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勵功能和規范功能。王玄瑜，趙凱等（2011）研究認為絲綢文化對相關產業的促進作用是非常明顯的。劉平（2007）以歷史發展的角度分析了桂文化與廣西經濟的關聯關系，并認為當前廣西經濟的發展因缺乏創新而受到了限制。金佩華（2007）認為中國蠶文化融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精神文化于一體，體現了蠶文化的真、善、美，他還指出蠶文化與蠶業經濟之間的互動性問題有待深入研究。孟召宜，渠愛雪等（2012）從縣域、省域2個層面分析1990―2010年江蘇區域文化資本差異及其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并得出區域文化資本具有動態變化性，江蘇經濟發展的文化根植具有鮮明的地方性等結論。

綜上所述，對于傳統產業，如絲綢產業，其經久不衰、持續繁榮發展下去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其背后有相應的產業文化加以支撐和引導。文化因素不僅會影響相關產業的發展水平、繁榮程度，特殊情況下甚至關系到其生死存亡。

二、廣西地方文化資料概述

（一）民族風情風俗文化

廣西自古以來就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廣西目前世居民族有壯族、漢族、瑤族、苗族、侗族、 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12個，另有滿族、蒙古族、朝鮮族、白族、藏族、黎族、土家族等40多個其他民族成分。壯族是廣西人數最多的少數民族。這些民族歷史悠久，并在歷史演進中的日常生活、勞作時創造產生了各民族燦爛的文化藝術。大致可分為民族風俗、民族節日、民族風情、民族語言文字及創造等類別。最有特色的是壯族、侗族、苗族、瑤族等風俗習慣。典型代表主要有“三月三”的歌節，壯族服飾的色彩意義，苗族的服飾文化，侗族侗寨的“百家宴”，瑤族的趕鳥節等。總的來說，廣西少數民族大都能歌善舞，熱情開朗，一般穿少數民族服飾，姑娘們喜帶銀質飾品，每逢節假日或祭祀會舉行各種盛大的活動。

（二）自然風景旅游

廣西，特別是桂林地區自古以來就以秀美的山水風光，獨特的地理地貌吸引著天下的文人墨客前來游覽駐足，甚或長居、定居者亦不在少數。而近現代，伴隨著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的發展，廣西的很多名勝古跡在迎接國內蜂擁而至的游客的同時，還接待了眾多的國外游客，特別是桂林已然成為了海外游客的重要目的地和集散地。廣西的自然風光種類繁多，千奇百怪，各領，大類簡單的概括主要有“山、水、洞、石、坑、園”等，加之和當地所居住的少數民族的風情習俗交織在一起，更是形成了特有數不勝數的旅游資源。其中的精品旅游線路就不勝枚舉，比如漓江游、陽朔西街、德天瀑布、靈渠、獨秀峰、北海銀灘、象鼻山等等。

這些旅游資源或如散落的明珠星星點點分布在廣西各地，或幾點一線形成一條熱絡的旅游線路，但他們之間總歸都是要縱橫交錯在一起，形成一個巨大的“旅游網絡”。而構成這個巨大網絡的要素，除了上文說的自然風景旅游資源外，更重要的還有人流網、物流網、信息流網、資金流網等。可以說這個網也蘊含著巨大的潛力，等待有識之士去挖掘。

（三）古代旅桂文學

正如前文所說，廣西，特別是桂林地區自古以來就以秀美的山水風光，獨特的地理地貌吸引著天下的文人墨客前來游覽駐足，甚或長居、定居，也同時留下了大量的以贊美歌詠為主的文學作品，形成了獨特的旅桂文學。只描寫桂林美景的就數不勝數。南朝文學家顏延元曾寫下“未若獨秀者，峨峨郛吧間”的佳句，獨秀峰因此得名，唐代張固詩謂“孤峰不與眾山儔，直上青云勢未休”，南宋的王正功更是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字句鐫刻在獨秀峰的石壁上，成為桂林的代名詞。明代孔鏞詩云：“象鼻分明飲玉河，西風一吸水應波。青山自是繞奇骨，白日相看不厭多。”用以贊美象鼻山的美景。唐柳宗元應人之邀作《訾家洲亭記》生動的描繪了訾洲的美景。

除了桂林之外，還有很多其他贊美廣西美景的文學作品，特別是詩詞。“西南輕重本邕州”的南寧，“桃花栽滿縣，春色勝河陽”的梧州，“薄夢游空影，浮生出太荒”的潿洲島，“廟食千秋傍水涯”的柳侯祠，“清風拂翠處，望際若奔濤”的南寧青山等等，唐代大文豪韓愈簡潔傳神的概括廣西的風景為“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總之，古代詩人筆下的廣西是“千里景千變，一山一詩篇”。在如此豐富的遺產面前，有識之士要做的不能僅限于理論研究、文獻研究、從書本來到書本去，只限于精神層面的享受和追求。而是想方設法讓他們活起來、火起來，連同廣西的絲綢和風景一同發揚光大。

（四）絲綢文化遺產

羅永平（2011）認為：“絲綢文化是中國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絲綢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指絲綢的精神財富”。絲綢文化在我國也多以不同地域區劃形式獨立的存續和發展，主要代表地區有浙江、江蘇、四川、廣西等地。如常說的“四大名錦”，“四大名繡”等多出于這些地方。但同一地域的絲綢文化卻沒被歷史分割斷代，而是一直延續下來。典型的如誕生在江蘇地界上的吳文化，絲綢文化在其中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時至今日，早已成為其城市的名片。央視曾經有期紀錄片《說吳》，里面就提出：“無錫的絲，蘇州的綢，南京的云錦，以及刺繡、緙絲、加上昆曲、評彈等等，構成了江南吳文化的主軸，而絲綢的歷史最悠久，絲綢文化的影響和波及最深最廣，她深深鐫刻在吳人的心中，釀造了吳人清新、風流、婉約、柔韌的性格品質，也造就了江南發達的經濟和燦爛的文化。”

同為“四大名錦”的壯錦，起源于宋，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也是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壯錦利用棉線或絲線編織而成的精美工藝品，圖案生動，結構嚴謹，色彩斑斕，充滿熱烈、開朗的民族格調，體現了壯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向往。同時廣西還有“白褲瑤的蠶絲文化”，因其男子常年穿及膝的白褲而得名，其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民族文化保留最完整的一個民族，有 “人類文明的活化石”之稱。可以說蠶絲文化貫穿于白褲瑤人的整個“生老病死”的人生階段，體現在其日常生活中。現如今，伴隨著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由于廣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天然地成為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和樞紐，廣西也自當抓住機遇，弘揚絲綢文化，并賦予其豐富的現代內涵。

三、促進廣西絲綢業發展的建議

廣西絲綢產業的現狀是產業內結構不合理。和國內如江浙等地比較差距明顯，更不能與國際上的意大利、法國等相提并論。且短期內提升整個絲綢產業的水平，實現結構的升級不現實。文章在這里提出借助“地方文化資源促進廣西繭絲綢發展”的觀點。借助廣西豐富的地方文化資源，運用現代先進的營銷理念，及科學的經營管理方法，對絲綢產業進行潛移默化的影響。在這個過程希望能探索出一套符合廣西區情、適應絲綢產業當前及未來發展需要的區內文化資源整合、開發利用的方案或規劃來，使廣西地方文化，特別是絲綢文化以嶄新面孔進行廣泛傳播，具體來說就是構建地方文化和絲綢產業互動的“點、線、面”立體、循環發展模式。眾多的研究結果已經證明文化和經濟、產業之間是密切關聯的，文章上文也對廣西的豐富地方文化進行了簡單的梳理，可以發現“景點、景區、旅游線路、文化、信息傳播”這些關鍵詞內在的形成了一個點線面的立體、循環模式。廣西如果利用好這種天然的資源優勢，應該會大有可為。

第一步是“設點”，選擇絲綢產業集聚地，旅游熱門地區（旅客主要的集散地）或對外示范窗口城市等設立各種形式的“點”。如“絲綢博物館”、“絲綢產業創意園”、“絲綢文化節”、“絲綢文化陳列館”或“絲綢體驗互動管”等，這些已經被其他地區如廣州、江浙、四川等的實踐證明可行，且效果不錯，對于廣西來說更具備這種得天獨厚的優勢。第二步是“連線”，廣西擁有眾多國內外知名景點、景區，而且比較集中，使得游客流量比較大，因此為了哪怕是推廣、宣傳，而不是銷售產品，也應該抓住，利用好這樣優勢。 游客一般不會是游玩某一特定景區，而是選擇若干線路游玩，因此可以在這些景點、線路上增強相關信息的傳播和投放，設立絲綢相關產品銷售連鎖店、體驗店等，既增加了廣西絲綢的知名度，傳播獨立絲綢文化，也能增加產品的銷售。同時也可以借鑒、推廣產業體驗旅游，因為廣西的絲綢產業地理上比較集聚，主要集中在個別市縣，為這種模式提供良好的基礎。第三步就是“成面”，是關鍵所在。也就是在文化與產業互動過程中，讓它沉淀、積累、更新，煥發出新的光彩。它決定前述“點線”的鋪開的成敗，是決定兩者能否可持續發展、循環發展的前提。

參考文獻：

[1]羅永平.“絲綢文化”隨想[J].江蘇絲綢，2011（01）

[2]譚莉，蔣立松.白褲瑤蠶絲文化的教育價值[J].當代教育與文化，2012（11）

[3]金佩華.中國蠶文化論綱[J].蠶桑通報，2007（11）

[4]孟召宜，渠愛雪，仇方道.江蘇區域文化資本差異及其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J].地理科學，2012（12）

[5]玄瑜，趙凱，高繪菊，牟志美.絲綢文化及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J].中國蠶業，2011（02）

[6]李榮華，陳萍.中國蠶絲文化概論[J].蠶學通訊，1999（09）

[7]吳義能.區域文化對區域經濟發展影響研究[D].上海：華中師范大學，2006.

篇9

摘 要：敦煌文化藝術，是以佛教經典為依據，以現實世界的反映，攝取現實生活為素材所創作的藝術。從此意義上講，歷經一千年創造的敦煌藝術，它不僅是輝煌燦爛的藝術寶庫，也是極其珍貴的文化寶庫。

關鍵詞：學生社團；敦煌文化；發展現狀

無論是對于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培養學生的文化能力都必須以時展要求為主，同時更重要的是必須根植于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中源遠流長的文化歷史。所以，目前為增強學生社團對敦煌文化的熟知和感知力，打造傳承敦煌文化的學生探究社團，已經成為推動我校教育水平提高和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并且完善我校學生社團的敦煌文化傳承能力也已經逐漸成為學校立德樹人的一項重要內容。

一、我校學生社團的發展現狀

北街小學成長在甘肅省敦煌市這片土地上，敦煌具有得天獨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其中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有1項，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有20項之多。我校自2012年8月建校以來，積極開展興趣小組建立活動，鼓勵學生根據特長愛好，靈活選擇適合自己的小組學習。同時更依據國家課程、地方課程、學校課程三級課程建設要求，開展了以社團活動為載體的校本課程。

在發展過程中，由于我校社團起步較早，造成了其體系不夠完備的問題，但現階段我校仍舊孜孜不倦地在探索科學完備的學生社團活動、評價體系、創新活動內容和形式的道路上前進著，已成功建設學生社團有二三十個，其中有敦煌舞社團、小記者探究社團、小導游等有濃郁敦煌文化特色的社團活動。同時，這些學生社團為培養學生成為敦煌文化藝術傳承人，積極利用我市的豐富文化資源，利用敦煌特殊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傳統，開設以弘揚敦煌傳統文化、實施藝術審美教育為主的20多個學生探究社團，整合多方力量，與社區聯手，邀請民間藝人到校“傳經送寶”，在學生社團中全面培養敦煌文化傳承人。

二、學生社團傳承敦煌文化的措施與成果

1.將敦煌文化融入校本課程體系

課程教學是將培養小學生傳承敦煌文化的首要路徑。敦煌文化在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中已經深深融入了數千年。它早已成為國家和人民文化心理結構的重要部分。充分發揮傳承敦煌文化的重要手段，就要從豐富敦煌文化校本課程，增添教學內容出發。比如，在社團校本課程中進行有關敦煌詩歌欣賞，以及用誦讀的方式學習積累具有民族特色的傳統文化，并在社團內定期組織敦煌傳統文化知識競賽，充分挖掘校本課堂體系與敦煌文化多元關系，從多角度傳承敦煌文化，培養學生對敦煌文化的全新認知。

2.鼓勵學生體驗文博盛會，自覺成為敦煌文化傳承人

2016年，首屆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隆重開幕，敦煌迎來了世界矚目的歷史性時刻。這次參加文博會的代表團高達兩百多個，規模之大、規格之高，讓全球矚目，文博會舉辦期間更推出了大型實景演出《又見敦煌》《敦煌盛典》等優秀劇目，傳承優秀敦煌文化。而此次文博會的主題，更以傳承絲綢之路精神，促進文明交流互鑒，推進文化交流，共謀合作發展為主。借文博會在敦煌舉辦的契機，我校大力鼓勵具有敦煌文化元素的學生社團積極參與文博會，自覺地成為宣傳敦煌文化小使者，特別是敦煌舞社團、小記者探究社團、小導游等有濃郁敦煌文化特色的社團活動，更要深入感知文博盛會的魅力，自覺成為敦煌文化的傳承人。

3.培養學生掌握文化的傳承技能，創立敦煌文化的學生探究社團

優秀文化的教育工作，不能只是對文化知識的教學，要想小學生能夠真正認識、熟知敦煌文化，并掌握傳承技能，就必須將敦煌文化與現代人文精神相結合，將敦煌文化與外國優秀文化相結合。增強小學生對敦煌文化的適應性和理解能力，從而在這一基礎上有效地實現小學生文化傳承能力的成功塑造。同時，敦煌文化還可適當與愛國主義相結合，在提升學生對“中國夢”偉大復興熱情的同時，激鈦生規范自身思想和行為。在學生心中為培養自身文化傳承施加一定的國家和民族的壓力，有力確保教育信息和現代社會的相關性，實現培養的目標。

總之，在中國，敦煌文化已經深深融入中華民族和敦煌地區人民的血液中，并且經過這千百年的流傳與發展，在數代中國人“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傳承下，敦煌文化也已變得更為優秀，成為敦煌地區的首要文化特征。在敦煌這片土地上，培養和教育學生就必須緊密結合敦煌文化，讓敦煌文化的思想精華引領學生成長，感知家鄉熱情，從而自覺地成長為敦煌文化傳承人。

參考文獻：

[1]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藝術和美學[J].西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41（6）：26-31.

[2]季羨林.敦煌學大辭典[M].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5.

[3]季羨林.敦煌學、吐魯番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A].季羨林學術精粹：第1卷[M].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6：105-111.

篇10

關鍵詞：裕固族；民族民間舞蹈；復合型。

一、引言

裕固族是甘肅省三個特有的少數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祁連山北麓和河西走廊中段。其中，祁連山區主要分布有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皇城區、康樂區和大河區裕固族；河西走廊中段平川區主要是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的明花區裕固族和酒泉市黃泥堡裕固族。分布在祁連山區的裕固族主要從事畜牧業生產，祁連山北麓是一片狹長的天然山地牧場，在歷史上，自秦漢時期起，這里就是古代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理想場所。裕固族所處的生存環境主要有兩大類型，即祁連山北麓的山區和河西走廊的平川地區。前者位于青藏高原北部邊緣地帶，屬半干旱高山氣候區；后者則處于著名的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屬于大陸性季風氣候區，裕固族在這塊不連片的戈壁綠洲上，從事著農業經濟或畜牧業經濟。

裕固族畜養的牲畜以綿羊、山羊、牦牛、犏牛、黃牛、馬和駱駝為主，還有少量的驢、騾等。有趣的是，他們居住的各地幾乎都有自己牧業方面的"名牌產品"。民間俗諺說："水關的驢，楊哥的馬，皇城的羊毛賽棉花；白銀的山羊，大岔的牛，明花的駱駝力量大"。

裕固族現有人口正在接近一萬五千，主要聚居在甘肅省張掖地區肅南裕固族自治縣，少數人聚居在酒泉市黃泥堡裕固族鄉，其余散居在蘭州和新疆哈密、昌吉等地。裕固族使用三種語言，一種是西部裕固語，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一種是東部裕固語，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裕固族使用三種語言，一種是西部裕固語，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一種是東部裕固語，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還有是漢語。裕固族沒本民族文字，一般通用漢字。[1]

二、裕固族民間舞蹈分類。

民族民間舞蹈是一個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屬于各民族群眾自娛性的藝術，在自娛中體現人類的自我生命價值，溝通人際間的純真情感，是民族生活方式的集中體現，也是民族傳統文化的生動展示，是民族歷史的活化石。

每個裕固人，從他們的孩童時代起，就在母親的懷中聆聽歌聲，隨著年齡的增長，要逐漸學會本民族的重要的民歌。長輩們也會不厭其煩地向子孫反復教唱古老民歌，每逢喜獲豐收，盛大節日，以及親朋好友相聚時，都要載歌載舞進行歡慶。能歌善舞也是一件十分榮耀的事，能歌善舞的人會受到特殊的尊敬。這種傳統文化的因素，是形成能歌善舞特點的深厚文化基礎。

裕固族的民間舞蹈在歷史上曾有過輝煌的時期和豐富的種類。在盛唐時期，裕固族的先民-回鶻人，作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民族，在與別國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同時，也促進了舞蹈藝術的發展，而且流行較為普遍。但隨著社會文化環境的變遷，許多舞蹈已經失傳，有些只是出現在傳說和石窟壁畫中，而流傳在民間的只有為數不多的幾種。

裕固族的舞蹈主要有集體舞、雙人舞、男女獨舞、馬上舞等多種，主要是表現歡慶豐收、喜慶節日、婚禮、狩獵、宗教活動等內容。

集體舞的形式多種多樣，以鼓樂和歌聲伴舞，男女老幼排隊或圍成一個大圈，中間置以篝火或獵物，或快或慢，或輕或重，節奏強勁有力；雙人舞主要表現生活、生產勞動過程中的某些場面；男女獨舞以騰跳見長，基本上保留了裕固族古老的騰跳形式。

建國后裕固族的民族舞蹈有了很大的發展，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舞蹈作品，如《我們來自西州哈卓》、《迎親路上》、《奶羊羔》、《臘梅開了》、《甜甜的泉水》等。

按照裕固族民間舞蹈的表現內容，裕固族民間舞蹈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1、勞動舞蹈

如："英那刀古拉"為裕固語，意為"勞動舞"，廣泛流傳于肅南裕固族自治縣各村寨。舞蹈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鮮明的地方特色，體現了裕固族人民勤勞、樸實的民族性格。如剪羊毛、捻毛線、織羯子、趕氈及割草等生產和生活動作，一舉手，一投足都來源于他們所熟悉和親身經歷的生活。表演時男女人數相等。

2、歡慶舞蹈

歡慶舞蹈是一種流傳較廣的歡慶舞，是在喜獲豐收，歡度節日，朋友相聚時進行表演的，形式多種多樣。一般多為男女老幼排隊或轉大圈而跳，中間置以篝火和獵物，在鼓聲和歌聲的伴奏中起舞，節奏往往由弱變強，佐以"啦、嘍、依吆"的集體呼號聲，氣氛熱烈。

3、宗教舞

《護法舞》是藏傳佛教樂舞《羌姆》在裕固族地區的演變形勢。隨著藏傳佛教格魯派勢力擴展到甘肅廣大藏區及其鄰近的土族、裕固族聚居地區后，作為宣揚教義教規的法舞《羌姆》也進入了裕固族寺院內均要舉行各種宗教祭祀活動，屆時要表演典型的藏傳佛教舞蹈《護法舞》。舞者20余人，頭戴牛、馬、鹿、烏鴉、喜鵲、鷹、骷髏等12種神靈面具，手持法器，在鼓、鈸、海螺、嗩吶等樂器的伴奏下，跳起肅穆凝重的宗教祭禮性舞蹈。

"護法舞"，每年農歷正月十五、六月初六時，在寺院祭祀鬼神的儀式中跳。表演者20余人，頭戴牛、馬、鹿、烏鴉、喜鵲、鷹、骷髏等十二種面具，手持法器，各跳不同的動作。牛、馬是主神，動作莊重緩慢；鷹、鹿動作激烈，技巧較高；骷髏動作小巧玲瓏，小的跳的較多。

4、紅色舞蹈

1959年的春節，在歡慶化取得輝煌成就的凱歌聲中，一批裕固族青年創造出了反映民族新面貌的舞蹈-勞動舞和煉鋼舞。這些舞蹈由于產生在實際生活中，生動地表達了裕固族人民在生產中愉快勞動的場面，在專區文娛匯演時獲得了一等獎，在蘭州匯演時拍成電影。這是裕固族人民在黨的文藝方針指導下，發展民族藝術的豐碩成果。

無論怎樣的藝術家，若不掌握技巧，就是最豐富的感情也無法很好地表現。技巧往往集中于身體的某一部位，并突出與強化以形成典型技巧部位與動作。有的民族具有特殊的舞蹈技術方法與細節。

三、裕固族民間舞蹈的特點

裕固族所處的生存環境主要有兩大類型，即祁連山北麓的山區和河西走廊的平川地區。前者位于青藏高原北部邊緣地帶，屬半干旱高山氣候區；后者則處于著名的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屬于大陸性季風氣候區，裕固族在這塊不連片的戈壁綠洲上，從事著農業經濟或畜牧經濟。

肅南裕固族與藏族、蒙古族相鄰，都世代逐水草而居，都從事畜牧業生產，都信仰藏傳佛教。裕固族的文化受到藏文化、蒙古文化、漢文化的影響，其民間舞蹈既有蒙古族舞蹈的某些特點，也有藏族民間舞蹈的成分。處于藏族舞蹈文化區和蒙古族舞蹈文化區的邊緣地帶。

由于經常在一起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響，再加上歷史的原因和游牧生活，裕固族有些生活習俗和藏族、蒙古族相仿。也形成了他們舞蹈的許多共同點。

一是他們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都善于以歌抒懷，借舞抒情，歌舞是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二是裕固族舞蹈同藏族舞蹈一樣，要求膝關節松弛，富有彈性和韌性，再做動律時要求膝關節作重拍向上的屈伸，而且在裕固族舞蹈中，也常見藏族舞蹈的一些步伐，如，退踏步等。三是裕固族舞蹈具有蒙古族舞蹈粗獷、豪邁、典雅的特點，男性動作剛健有力，女子動作則柔軟靈活。也擅長用腕、肩、臂的動作，并且馬步動作基本跟蒙古族相同，都是來自于游牧生活中對騎馬姿勢的模擬，也常用走馬步、跑馬步、搖籃馬步等，而且也常用蒙古族的點步、錯步等步伐。。

裕固族世代生活在大草原上，主要從事畜牧業生產，在生活和勞動中創造了裕固族民間舞蹈。它還有許多獨特的習俗，如服飾、婚禮、禁忌等，這也就形成了他自己的舞蹈特色，以及自己獨有的動律。綜觀裕固族的優秀作品，發現它們有一個最典型的動作：身體直立，挺胸立腰，上體是右手在上的順分旗位，或女右手掌心向下，中指稍向里收，好像中指按著帽頂，左手掌心向前（裕固族婦女的帽子形如喇叭、頂尖、上束紅纓穗，舞蹈的時候有時需要按住帽子，避免其掉來）。

裕固族舞蹈在動作時要求上體附隨著下肢做平穩的上下擺動。預備拍左腿重心，稍屈膝，右腿原位小吸起，右肩下壓，左肩上臺。第一拍右前腳掌著地，左肩向上抬、右肩下壓，右腳原位抬起。在預備拍時，左腿稍屈膝。在一二拍時膝關節伸直，要求膝關節松弛，并且富有彈性和韌性，在做動作時，膝關節連續不斷，小而快，重拍向上的屈伸，這就是裕固族舞蹈的基本動律。隨著音樂的節奏可快可慢，在慢板中可走著做，在快板中可做成吸跳步。在觀察裕固族舞蹈中發現，它的動律始終貫穿在整個作品中，而且好多動作都是以動律動作作為基礎，進行演變和發展而來的。

裕固族舞蹈的動律，就是隨著膝關節的上下屈伸，上體做平穩的上下擺動。把它作為裕固族舞蹈的動律，因為，其一：它是最常見、出現頻率最多的動作；其二：它是裕固族舞蹈最典型、最具有代表性的動作。[2]

四、舞蹈特點的形成原因分析

裕固族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古老的文化。一般認為，裕固族主要來源于唐朝后期(公元九世紀中期)西遷到河西走廊的甘州回鶻人。大約在公元900年前后，甘州回鶻人攻占了甘州城(今甘肅張掖)，并建立了甘州回鶻汗國。公元十一世紀初，該汗國被西夏吞并。甘州回鶻汗國滅亡以后，余部四散。一支投奔青唐(今青海西寧)，后來融合于當地吐蕃；一支入居北宋境內，逐漸融合于當地各民族；另一部分回鶻人即甘州回鶻的主要組成部分則退處沙洲以南地區，繼續過著游牧生活。宋代又以"黃頭回紇"之名出現在史書上。公元1226年，蒙古大將速不臺出兵攻下撒里畏吾等部,使之納入了蒙古汗國及元朝的長期的統治之下。元代的"撒里畏吾"就是宋代的"黃頭回紇".

明朝在其初期仿效漢朝，在西北地區先后置七衛安置撒里畏吾爾和蒙古人。明朝中期，由于各衛統治者相互劫殺、加上連年的自然災害，使各衛的力量受到極大削弱。此時，居住于天山南北已經改信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特別是吐魯番地區的統治者，開始以戰爭手段掠奪信仰佛教的撒里畏吾爾，撒里畏吾爾戰敗，被迫東遷。裕固族通過遷徙遠離了該民族原來所屬的文化核心地區或文化母體，遷徙的結果是使他們的文化具有了邊緣性和薄弱性。遷徙的目的地是各種大的文化的邊緣地區，即今天的甘肅、青海兩省及其周圍地區。這些地區不論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大致是漢文化、蒙古文化、伊斯蘭文化和藏文化的邊緣地帶。

裕固族學者賀衛光認為：裕固族東遷后，受到了漢文化、蒙文化、藏文化等的強烈影響。與此同時，災難性的遷徙及其以后社會經濟的衰敗，人口的減少，使裕固族沒有能力在短期內將大量涌入的外部異質文化充分消化，將固有的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改造或整合為一種和諧有機的文化，其最終形成了一種具有多元復合性、邊緣性及非完全整合狀態的族群文化系統。文化失落感或失落感文化是裕固族文化的基本模型。[3]

東遷以后不久，藏傳佛教中的格魯派就被普及為民族的共同。裕固族文化受到了藏傳佛教及隨之而來的大量的藏族文化的影響。此外，裕固族文化從古至今都一直在與漢文進行著廣泛的交流，不論是傳統的古老文化，還是東遷后的裕固族文化都融入了大量漢文化成分，以至形成了與漢文化不可分割的關系。但原有的回鶻文化、突厥文化仍然在裕固族傳統文化中占據相當大的比例，仍是裕固族文化（特別是其中的古老文化）的主流和根源。

由于裕固人原本就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和歷史傳承，盡管東遷后最終形成了多元復合性、邊緣性及非完全整合狀態的族群文化系統，這一族群卻沒有完全涵化于周圍的強勢文化，變成漢人、蒙古人或藏族人而從歷史上消失，而是逐漸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族群-裕固，并發展至今。

裕固族的文化受到藏文化、蒙古文化、漢文化的影響，其民間舞蹈既有蒙古族舞蹈的某些特點，也有藏族民間舞蹈的成分。處于藏族舞蹈文化區和蒙古族舞蹈文化區的邊緣地帶。

肅南裕固族與藏族、蒙古族相鄰，都世代逐水草而居，都從事畜牧業生產，都信仰藏傳佛教。由于經常在一起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響，再加上歷史的原因和游牧生活，裕固族有些生活習俗和藏族、蒙古族相仿。因此也就形成了裕固族舞蹈的復合型特征。[4]

結語

裕固族的民間舞蹈有很強的娛樂作用，除了滿足民眾審美和情感宣泄的需要以外，還有著傳授生產、生活經驗的功能。隨著社會的進步，民族舞蹈的保護與研究越來越受到政府和學者的重視，研究裕固族的民間舞蹈可以從中透視該民族的生產、生活、宗教、習俗等各方面的情況，為學者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方向。

民族民間舞蹈是體現民族精神和加強民族之間親近感的重要紐帶，對促進民族團結起著良好的作用，是構建民族地區和諧社會的重要窗口。在新的歷史時期，關注民族民間舞蹈所具有的積極的功能和社會意義，加強對民族民間舞蹈的發掘、保護、創新，才能使這一優秀民族藝術形式獲得自己的發展天地，有效地展示民族文化藝術的感染力和影響力。

在構建民族地區和諧社會的過程中，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內容之一，民族民間舞蹈對個體而言，起著精神、理想、價值觀、審美觀等方面重要的影響作用，民族民間舞蹈的發掘、保護和創新對民族地區社會深厚、博大的歷史傳統的發揚和現代化土壤中的民族文化藝術的建設有著重要的意義。

近年來，由于受多種因素的影響，肅南裕固族的民間舞蹈面臨著十分危機的狀態，許多優秀的舞蹈種類也逐漸地消失，這種情形無疑對保護和發揚這些民族傳統文化遺產大為不利。所以，當前我們應該大力加強對這類民族民間藝術的保護和研究，并從這些傳統藝術形態中吸納優秀的資源，不僅對甘肅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也能有效地結合民族地區的實際，有的放矢的展示和諧文化的感染力與影響力，為進一步開發甘肅的旅游文化資源，促進民族經濟的繁榮起到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注："本文是西北民族大學中青年課題《裕固族民間舞蹈的調查與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1]才讓丹珍編著:《裕固族風俗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12。

[2]甄勇宏:《淺談裕固族舞蹈特色》，甘肅高師學報2002年第7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