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學最核心的理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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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 要 微觀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一部分，對于經濟類本科生的學習而言，具有極其重要的基礎作用。而大部分學生在走向工作崗位后，所學的知識卻難以轉化為實踐，本科在校生也希望能通過增加實踐教學環節來增強實際動手能力。文章旨在教學改革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操作平臺，即開發出一套能讓學生動手操作的教學輔助軟件，從而達到讓學生實踐的目的。
關鍵詞微觀經濟學教學改革軟件開發一、經濟類專業教學改革問題的提出目前許多高等院校都開設了經濟學系，為社會培養了大量具有本科學歷的經濟學人才。但學生在走向工作崗位后，常會發現在校期間所學的理論知識很難迅速轉化為實際技能應用于實際工作中。同時，在校就讀的很多同學也希望在學習中能通過增加實踐教學環節來增強實際動手能力。為了切實滿足學生對實際操作這一需要，很多高等院校開始開發各種軟件和操作平臺，如貿易模擬實驗室，模擬談判室等，也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針對經濟學類的教學輔助軟件和動手操作平臺卻少之又少，很難滿足經濟類學生的要求。針對學生在高校的學習情況，在教學改革的基礎上，開發出一套真正能讓學生動手操作的教學輔助軟件，成了很多同學迫切的需要。本文主要對微觀部分的開發做以簡要介紹。二、微觀經濟學理論體系西方經濟學分為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兩大部分，兩者均使用均衡分析與邊際分析，它們相互補充和相互依存，共同支架起西方經濟學的整個體系。相對于宏觀經濟學以社會總體為研究對象，微觀經濟學則以個量分析為出發點，從資源稀缺這個基本概念出發，認為所有個體以期利用有限的資源取得最大的收獲，以此來考察個體取得最大收獲的條件。微觀經濟學所包括的內容相當廣泛，主要有均衡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者行為理論、一般均衡理論與福利經濟學等等［1］。微觀經濟學是中觀部分和宏觀部分的基礎，只有在了解微觀層面的基礎上才能進行宏觀的國家調控和中觀的政策分析。因此，針對微觀經濟學的的教學改革，主要側重于基礎的夯實。而對學生而言，積累案例知識和加強動手能力也成了當務之急。三、經濟學教學改革的意義西方經濟學作為高等院校經濟類的本科必修課程，已成為重中之重，而目前在校生學習狀況的反饋情況卻不盡如人意。因此，對本次教學改革，應該是具有深遠意義的。（一）解決理論與實際脫節問題。經濟學作為人們日程生活中接觸最多的學科之一，本該與實際緊密相聯，微觀經濟學更能解釋許多現實中的經濟現象。因此教改要達到的首要目的即讓學生可以將理論實踐于現實。（二）重視西方經濟學的基礎作用。對于高校的經濟學系學生而言，最基礎也是最核心的內容無疑是西方經濟學。所以對于西方經濟學的基礎——微觀經濟學進行教學改革，從長遠意義上來說，對整個經濟學都有著很深的影響。（三）面向市場經濟。西方國家在發展市場的幾百年中，有許多成功的經驗和合理的做法，這些東西反映了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而根據這些規律提出一些政策主張、制度框架，也成為世界各國在經濟活動、經濟交往中普遍遵循的國際慣例和通行做法，應該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2］。對于擔負著未來重任的本科學生而言，學好微觀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對于市場經濟下的我國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四、微觀經濟學教學改革的內容任何一門知識，都應該經過由理論到實踐，再由實踐升華到理論這樣一個過程。因此對本次教學改革的內容，初步設想包括四個方面，即基礎理論的夯實、經典案例分析、模擬公司運行，以及與國內外圖書和網上資料“連——連——看”。（一）基礎理論的夯實。理論聯系實際，這是教學輔助的最重要目的之一。軟件開發的第一部分必然要對學生的基礎知識進行考核和鞏固。當然，軟件不應該完全模仿教科書的內容，進行再一次的知識填充。這一部分應側重于將現實中大量的小例子與微觀的理論相結合的方式，借以讓學生對知識的了解加深。經濟概念大多是由經濟現象而來，將這些現象再升華為理論，而教改的目的之一便是增強理解性和記憶性。在這一部分，可將某些有特點的概念與實際相聯系進行分析。如果大量的知識可以和生活相聯系，與目前的市場，我國的發展狀況相聯系，對于學生來說，無疑是加強了記憶和了解。對于教師而言，在教學中也發揮了相當大的輔助作用。
（二）微觀經濟學經典案例分析。目前，本科生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大部分是由國內的學者編著的，其目的主要讓學生對西方的經濟體系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在編書過程中，必然會略去一部分經典案例及其背景和分析。軟件開發的這一部分主要搜尋教科書上略去的大量的國內外經典案例，結合微觀知識進行詳細分析。例如微觀經濟學中的博弈模型——囚徒困境，被堪稱為經典案例。如果在軟件開發上能模擬案例的真實情景，讓學生作為案例的參與者，無疑會讓他們更深切地領悟整個案例的過程。在這個模型中，學生可以模擬囚徒做出選擇，選擇的答案不同，“命運”也就不同，也可以模擬警察對囚徒進行審訊，即如何制造“困境”的過程。如2004年美國朗訊公司的朗訊中國“賄賂門”事件，事實上，對于任何想進入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而言，也面臨著類似的“囚徒困境”。假設有兩個跨國公司A和B正在爭取同一個項目，他們在處理與政府公職人員的關系上有兩個選擇，行賄或不行賄［3］，學生可以模擬公司A和B進行抉擇。在案例中學習，既是老師的要求，也是學生的渴望。軟件開發基于兩種目的結合，給學生創造了動手平臺，給教師也提供了寶貴的案例資料。（三）模擬公司運行。在完成上述兩個環節之后，軟件最重要的部分是訓練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第三部分，軟件會生成一定的運行環境，學生需要自己動手操作來完成重重難題。微觀重點強調個量分析，與宏觀的整體調控有很大的區別。因此在進行模擬環境時，主要側重于企業內部，或某個市場的內部，而并非從整體上來調節各產業和部門間的運作。比如在進入這一部分之后，軟件會將一個公司的背景資料給出，并提出公司運行的要求。學生要通過微觀經濟學和各方面知識相結合進行經營和運作。學生首先要針對企業進行市場調查、目標市場需求狀況分析等，然后針對企業內部營銷個案分析、人力資源培訓、福利分配設計等。同時考慮到學科間的交叉性，可以同產業經濟學的產業組織學等學科相聯系，對市場結構與行為、績效的關系進行分析并給出有實際意義的結論措施等。在給出初始資金、人力和資本之后，所有的操作將由學生獨立完成。一定時間內的經營效果和政策效應將作為公司效益的評判標準，系統最后會給出相應的評價和建議。（四）連——連——看。國內的西方經濟學教材對西方經濟學的講解并不全面，很多理論帶有政治色彩便被略去。學生除了書本上的知識之外，對一本真正的西方經濟學書籍也想了解得更多。介于本科生外語水平的有限性，學生很難讀懂一本原文的西方經濟學教材。而國內外有諸多網站和圖書資料可供查閱，這一部分主要便是提供一些知名網站和書籍介紹等，并可以通過網絡進行微觀知識乃至經濟學新聞的最新動態展示。由于軟件的制作限制，上述幾個環節的題庫也會存在有限性，軟件開發之后可以成立專門的網站提供新的題庫下載和知識的更新，從而使軟件時常在線更新，不至于落伍。以上是教學改革的一個初步設想，而真正的教改之路還要更久更長，教改的結果是否有成效也不是一朝一夕便能體現。微觀經濟學的軟件開發將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并且要在不斷修改中加強和完善。我們期待這套軟件能成為學生的實踐助手，讓他們在面對真正的經濟問題之前，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素質和能力，那么教改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文章項目來源：天津工業大學教務處。
參考文獻
1.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篇2
馬歇爾結構是經濟學有史以來最精巧的理論之一，嚴謹，簡潔。在這一方面，可以與之并論的可能只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馬歇爾范式的前提是土地的收益遞減規律，所以，它應該只能適用于受土地限制的經濟或與土地有關的產業。比如，前工業時代的經濟以及工業時代的糧食、咖啡、礦產品等產業。它并不適合用來描述增長中的經濟，比如亞當斯密和馬克思觀察到的經濟，以及揚和阿瑟觀察到的經濟。它適用于增長還沒有出現的前工業經濟。如果按照楊小凱的思路嚴格推理下去，馬歇爾范式將完全失去存在的基礎。
對于增長中的市場，馬歇爾范式的預言沒有一項曾經出現過，經濟學在心安理得地用馬歇爾范式向我們宣告市場是安全的時候，卻有意無意地忘記告訴我們，馬歇爾的市場同時是沒有增長的。關于這一點，只有熊比特提到過，他說，均衡的經濟是不會出現增長的，只能是一個“往復循環”的經濟，（熊比特；1990）這樣的經濟顯然僅僅發生在前工業社會。當時市場的運行既符合熊比特對沒有增長的“往復循環”經濟的描述，也符合馬歇爾范式的預言：收益遞減，完全競爭，市場有均衡的價格，沒有利潤，沒有增長，沒有失業，沒有危機。“它總是保持著一種均衡，因此是井然有序而且可以預測的，。。。。它又是平穩的，因而安全；它改變起來十分緩慢因而是可持續的。不太冒失也不太有利可圖”。（athur；1996）對馬歇爾范式而言，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信息對稱假設，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在一切成熟的前工業社會，都有商人巨富產生，但即使有這樣的資金積累和企業家素質，再加上工匠們的經驗積累（干中學），仍然不足以形成經濟的增長；即使是革命性的創新，也都因為生產局限在土地之上，而無法產生增長。至少一千多年的時間，就都在“往復循環”的單調重復中度過了。土地收益遞減的強大威力，促成了市場的平穩和和諧，即使有天災人禍的波動或噪聲，也會在市場中收斂到均衡的狀態。馬歇爾范式得到了近于完美的實現。以至于經濟學家產生了一個錯覺，以為分工和市場在那個時代竟然完全不存在。在這樣均衡的市場中，經濟學是不必要的，一切都由市場本身安排妥當了，也許這就是為什么，經濟學幾乎是唯一一個從古希臘的哲人思辯直接跳躍到了亞當斯密時代，[馬歇爾 ]而其它的科學或社會科學，多多少少在這期間都有所傳承，有所研究，有所成就。
一切都顯得超乎想象地簡單，只要我們將市場和分工的存在歷史，延伸到它們的定義所能允許的時代，然后用古典作家一直到馬歇爾發現的收益遞減規律，去解釋被土地局限的經濟體系，我們就會發現，馬歇爾范式的解釋和預言幾乎是完美的。唯一可能的懷疑是，那時的經濟可以稱為市場經濟嗎？這個問題應該由僅將工業化經濟定義為市場經濟的人來回答。根據馬歇爾的理解，收益遞減的經濟也可以是市場經濟。而收益遞減是而且僅僅是土地的經濟特征。再先進的技術，再強大的分工效應，應用到土地上，收益都是遞減的。只有離開了土地的束縛，分工的收益遞增效果才可以顯示出來，被我們觀察到，經濟才有可能增長，這一轉折的出現，經濟史上稱為“工業革命”。當經濟進入這樣的時代，馬歇爾范式的使命就應該完結了，它的一切預言都再也沒有意義，阿瑟（athur；1999）的論述有助于幫助我們理解這一點。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將馬歇爾范式應用到工業化以后的市場，會在理論上出現那么多“例外”，因為在增長的時生的經濟學現象，幾乎全部是馬歇爾范式的“例外”。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么市場會“失靈”。市場“失靈”，本來就是一個奇怪的概念，市場中發生的一切，本來就是應該在市場中發生的，它如何“失靈”？失靈的是馬歇爾范式。同樣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么一切旨在研究我們時代的經濟現象的理論，都“缺乏微觀經濟學基礎”，無法與馬歇爾范式兼容。經濟學家根本無法將描述前工業市場的均衡結構，與研究工業化市場經濟的宏觀經濟學，或者增長理論，或者收益遞增經濟學兼容在一個理論框架內。
馬歇爾范式不需要與其他經濟理論兼容，反之也是一樣，因為馬歇爾范式描述的是受土地約束的市場。如果它與增長中的經濟有關，那就是它會提醒我們，在這個星球上的增長最終是有限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還馬歇爾范式以本來面目，反而給它留下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因為我們實在有必要知道，在最終的限制來到之前，市場的正反饋機制會不會將我們生存其中的自然破壞得不可恢復。
經濟學史有一個觀點認為，亞當斯密是從增長這個角度來研究經濟學的，而馬歇爾范式是從資源的最優分配這個角度來研究經濟學的，還有人以此來劃分經濟學在不同時期的研究重點，認為到了索羅以后經濟學家，增長問題又回到了經濟學的視野當中。
這樣的分類引出了幾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第一，從馬歇爾以來，有幾個經濟學家是在用馬歇爾范式研究資源的最優分配？各自都有什么成就？其實，如果馬歇爾范式是成立的，就沒有任何必要研究資源的分配，資源已經由市場分配完畢了；即使其中出現了波動，市場也有能力自我調節，也不需要任何研究。比如在前工業社會的市場，就是這個情景。如果資源分配的異動到了值得經濟學家來研究的地步，馬歇爾范式就不可能成立。雖然有所謂噪聲理論試圖將經濟的周期性危機理解為總的均衡前提下的噪聲，但這個理論更接近在地心說的地球外面多套幾個圈，將馬歇爾的簡潔結構弄得復雜無比。
第二，當增長重新回到經濟學家的視野中的時候，亞當斯密的傳統卻沒有回來。增長模型的“進步”，僅僅表現在數學工具上，而在經濟學學理上，卻顯得蒼白無力。增長模型告訴我們的是，當生產的要素發生了增量，增長就會發生，但是，要素的增量是如何發生的呢？它似乎是因為有增長才發生的。熊比特（1990）深知增長模型的經濟學學理缺陷，所以他另辟蹊徑，希望用創新來作為增長的第一推動，或者用類似進化論中的災難說將企業家能力納入增長的原因中去。但他似乎并不那么成功，因為無論是創新，還是災難，都在“往復循環”的經濟中發生過。
第三，這樣的經濟學史一定要漏掉經濟學中不可以忽略的一個人，凱恩斯。他顯然不是研究資源的分配，他只是看到了這市場的表現和馬歇爾范式的預言相去太遠。凱恩斯主義有兩個預言，一個是說，通漲和失業不可能同時出現；另一個是說，通漲和失業不可能同時消除。（薩繆爾森；1992）在形式上，是他的第二個預言與馬歇爾范式的預言不相容，但奇怪的是，以馬歇爾范式為核心的經濟學卻因為他的第一個預言失敗而拋棄他，似乎是不滿他沒有估計到，這市場比他想象的還要更加險惡。
關心經濟學學科結構科學性的人，一直都在為一個問題所困惑：亞當斯密的傳統是如何被經濟學拋棄的？切斷分工與經濟學的聯系的，正是馬歇爾范式。亞當斯密理論暗示，收益遞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增長；而馬歇爾則正好相反，他暗示，收益遞減更重要，哪怕將增長放在一邊。前面說過，收益遞增與增長的關系并不那么直觀，直觀的是它與壟斷的關系，所以經濟學就更有動機“不允許”它存在了。沒有了收益遞增，亞當斯密的分工就失去了增長的內在機制，失去了它的理論意義，經濟學就這樣告別了亞當斯密。以至于當增長的研究回到經濟學家的視野中來的時候，亞當斯密的傳統仍然無法回歸。但是，新古典增長模型無法在均衡的馬歇爾范式中找到立足點，于是只好將一切增長的內在機制黑箱化，增長變成了投入增量的函數，這樣的增長模型顯然不是經濟學的本意，也使它遭到批評，說它沒有微觀經濟學基礎。經濟學不得不繼續困惑，為什么亞當斯密在他開創的經濟學里竟然沒有任何位置？是亞當斯密錯了還是經濟學錯了？
奇怪的是，馬歇爾范式也與經濟學，特別是蓬勃發展的當代經濟學的各種理論不兼容，但這種不兼容除了被一些經濟學家用來質疑他們不喜歡的理論之外，從來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深究。
與整個經濟學如此不和諧的馬歇爾范式，如何可以成為經濟學的核心，屹立百年而不倒，經濟學家可以懷疑它的假設，（除了收益遞減假設以外，受到懷疑的還有“理性”假設，信息對稱假設，更不用說完全競爭假設。）卻不愿意懷疑它的結論，甚至不顧科學的基本要求，寧可另起爐灶建立完全不同的經濟學，也要保留它在經濟學中的核心地位，約翰·希克斯道出了其中的奧妙，這理論中有一個“更為偉大的部分”，經濟學不能任其“崩潰”。（athur；1996）
經濟學太需要一個市場安全的保證了，只有馬歇爾范式可以提供這樣的保證。為了這個“更為偉大的部分”，經濟學完全容忍了馬歇爾范式不允許增長的缺陷。甚至為消除市場的不安全而生的經濟學家如凱恩斯，也從不敢直接挑戰馬歇爾范式本身，而是小心翼翼地在馬歇爾范式之外，做著馬歇爾范式無法完成的工作；研究收益遞增的經濟學家如阿瑟，也希望收益遞增能和馬歇爾范式繼續共存，他寧可建立兩個經濟學也不愿懷疑馬歇爾范式。直到斯蒂格利茨，他似乎要直接挑戰馬歇爾范式了，他（sdigliyz；2001）宣稱，不包含失業的經濟理論，就不可能是好的經濟理論。但很顯然，他也不愿直接面對馬歇爾范式。經濟學家太看重理論的力量了，好象沒有了馬歇爾范式的支撐，市場就真的會崩塌；或者，他們都明白經濟學實際擔負的意識形態使命，經濟學的發展是一回事，而隨時可以用馬歇爾范式來為一種社會制度辯護又是一回事。雖然馬克思經濟學的原理被廣泛應用在市場經濟的每一個國家，但幾乎沒有人愿意承認，只因為馬克思說過，這孩子將來會死；馬歇爾范式的預言沒有一項為真，卻被經濟學供奉起來，明知道是一個班駁的泥胎，卻仍然香火不斷。經濟學是科學還是婢女？
五、結論
收益遞增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增長中的市場是一個充滿正反饋機制的市場，完全競爭狀態從來沒有出現過，增長和壟斷的趨勢是同時發生的，壟斷的出現只是時間問題。由于壟斷的贏利動機對價格的扭曲，以及先發優勢的鎖定機制使次優技術有機會排擠掉更好的技術，再加上對收入分配差異的強化，帕累托最優也根本沒有機會出現。這種由一系列正反饋機制組成的市場系統，阿瑟（athur；1996）說它充滿了變數，毫無可預測性；馬歇爾（附錄8）說壟斷價格不可能回到均衡狀態；索羅斯（1998）說資本主義市場充滿了破壞性巨大的危機；馬克思說，這市場以失業為增長的條件，危機則是它永遠的特征；列寧說，它發展到一定階段，就一定意味著戰爭。
將馬歇爾范式放到前工業社會的市場中去，只會更有利于經濟學的發展，因為經濟學不僅可以回到亞當斯密的傳統，經濟學家也可以用更開放的態度來研究一個收益遞增的市場，經濟學不再因為某個經濟現象冒犯了馬歇爾范式而“不允許”這現象存在。經濟學也不再是一個“例外”的科學，它的學科結構也會更加完美和諧。
更重要的是，這樣可以避免更多的人受到誤導，毫無心理準備地去擁抱一個充滿危機和變數的市場。收益遞增的市場是必要的，因為它是增長的唯一來源；但收益遞增的市場絕不是充分的，我們還需要市場以外的手段來消除這市場的巨大破壞性。換一個角度看，結果也是一樣：我們必須對市場進行約束，就像每一個市場國家都正在做的那樣；我們也必須對市場實行嚴密的監控，就像無數經濟學家正在從事的日常工作那樣；我們也隨時準備出手干預市場，就像許多政府已經做過的那樣，但是，我們不要妄想，去替代市場完成增長的工作。
參考文獻：
arthur, w. bria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he two worlds of busines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ly-august 1996).
arthur, w. brian: “complexity and the economy”; science, 2 april 1999, 284, 107-109
程念祺：“論中國古代經濟史中的市場問題” 《史林》1999．04.
李伯重：“中國全國市場的形成，1500—1840年”《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1999.04
馬歇爾，a.： 《經濟學原理》 （1920） 朱志泰 譯 商務印書館,1981
盛洪： 《治大國若烹小鮮：關于政府的制度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 2003
薩繆爾森，p. 和諾德豪斯，w.：《經濟學》 中國發展出版社 1992
索羅斯，g.：《全球資本主義危機》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8
stiglitz, j. “information and the change in the paradigm in economics” prize lecture, december 8, 2001
smith, adam：《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
socserv2.socsci.mcmaster.ca/~econ/ugcm/3ll3/smith/wealth/wealbk
譚崇臺：《發展經濟學》 山西經濟出版社 2001
yang, xiaokai：《economics new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blackwell 2000
yang, xiaokai & sachs, jeffrey: 《development economics》 blackwell 2000
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
熊彼特，a.：《經濟發展理論》何畏 等譯 商務印書館，1990
陳平于2001年10月17日在首屆中國經濟年會全體會議上是發言來自：
、business.sohu.com/2004/05/16/48/article220144890.shtml
[1] 陳平教授于2001年10月17日在首屆中國經濟年會全體會議的發言中對此有過總結。
[2] 中國經濟史研究已成為一門專門的學科，有了大量的成果。例如，程念祺，1999；李伯重，1999；盛洪，2003
1可惜我沒有讀到李嘉圖的原文，但譚崇臺（2001）在他的《發展經濟學》一書中有過這樣的論述。
篇3
統計學發展到如今已有300多年的歷史.它是分支眾多、實用性強、應用面廣、體系比較完整的方法論科學，是探索自然、認識社會、推斷未知的重要思維方式與工具.它融合于自然科學、實驗科學、經濟科學、管理科學等學科.
我校統計學專業是一個新專業，2010年開始招生.綜合性大學背景下省屬院校的統計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值得我們思考，確定了我院統計學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即培養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德、智、體全面發展，具有良好的數學、經濟學素養，掌握統計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能夠為實際問題的解決和決策提供量化的依據，熟練地運用常用的統計軟件處理和分析數據，能在企業、事業單位和經濟、管理部門從事統計調查、統計信息管理、數量分析等開發、應用和管理工作，或在科研、教育部本文由收集整理門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的專門人才.本文在綜合性大學背景下，利用多學科交叉的優勢，對統計學專業的人才培養模式進行研究.
一、優化課程體系，培養應用型和創新型人才
在課程體系設置上，體現“以人為本”的精神，以培養應用型和創新型人才為目的，調整重組專業，優化整合課程結構，拓展強化實踐技能，注重實施創新教育，將整個課程體系構建為“四個平臺，八個模塊”，即通識教育平臺、公共基礎平臺、學科基礎平臺、專業方向平臺；進一步細化為通識教育必修課程模塊、通識教育選修課程模塊、學科基礎必修課程模塊、學科基礎選修課程模塊、專業方向必修課程模塊、專業方向選修課程模塊、實踐性教育模塊、素質教育模塊.
主要課程為數學分析、高等代數、空間解析幾何、概率論、數理統計、常微分方程、應用隨機過程、應用回歸分析、時間序列分析、多元統計分析、金融數學、風險理論、抽樣調查、統計計算等.
根據專業發展將課程分為數理模塊、應用模塊；根據能力和興趣將學生分為提高型和應用型兩類人才分別培養，強化學生的應用統計軟件能力和各種資格證的職業技能，按照多元化人才培養目標，構建層次、課程模塊，不同層次的學生選擇不同的模塊，滿足學生個性化發展需要，為因材施教創造條件.
二、優化教學內容，重視與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
根據學生能力和興趣將按照提高型和應用型兩類人才分別培養，滿足學生個性化發展需要.由此整合教學內容，統籌兼顧.具體如下：
優化整體課程結構.按照提高型和應用型的多元化人才培養目標，逐步修訂教學計劃，從課程設置、學時安排、教學內容、實踐性環節上，全面構筑新的課程體系，根據專業發展構建層次、課程模塊，不同層次的學生選擇不同的模塊；從教學內容上揭示各課程之間相互關系，從必修課、選修課、限選課等設置上科學安排模塊課程，實現多種課程形態有機結合，為因材施教創造條件.在教學內容上，根據培養方案，認真研究各學期的課程安排，本著“拓寬知識，保證基礎，提高素質，重在應用”的原則，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制定課程教學大綱，統籌考慮各門課程的教學內容應該講哪些內容，講到什么程度，從而避免教學內容的重復性.
強化基礎，突出應用.在大學二年級，為學生開設spss統計軟件課，這樣在后面的課程教學中，要求學生結合所學統計理論和方法，用spss、sas等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及處理，進一步提高學生的計算機和統計軟件應用能力，與保險公司、證券公司、調查公司、統計局等企事業單位合作，作為穩定的教學實踐基地，增強專業實踐能力.
利用綜合性大學多學科的優勢，重視統計學與其他一些學科的融合.統計的理論與方法來源于各種學科領域數據分析的需要，統計學作用的發揮及地位的提高也取決于統計方法對這些學科領域的應用.從這個意義上看，可以說，沒有與專門學科的相結合，統計學
就失去生命力.因此開設一些邊緣學科課程，如統計模型、運籌與優化、實驗設計、計量經濟學、保險統計、會計學、證券與期貨投資分析、金融管理原理、應用統計專題等，同時讓學生用統計方法及統計軟件解決生物、醫學、林學、教育、心理、體育等其他學科的問題.
三、改革實踐教學體系，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
適當增加實踐教學課程，調整實踐教學課時比例和學時分配.結合理論知識增加綜合性、設計性、開放性實驗內容，充分利用實驗室資源訓練學生的計算機操作能力和數據處理能力.根據專業技能需求適當增加實踐性強的課程.在掌握一定統計學專業基礎知識的基礎上，增設實驗設計、生物統計學、統計預測與決策、數據挖掘技術與應用、市場調查與分析等一系列與實際應用緊密結合的實踐性課程.
篇4
[關鍵詞] 傳統文化創意文化創意經濟
最初，人們為了生存而結成了社會，而結成社會的本意是要更好地完善自我，建立“自由王國”，馬克思把所設想的社會描繪為“自由人的共同體”或“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社會”。但是，數千年的傳統文化則與人類的初衷大相徑庭，傳統文化強調以“我”為中心，具有強烈的主觀色彩和實用主義的文化。它是建立在部落、民主及國家生存需要基礎之上，以獲得生活物質為基本出發點的協調性文化。這種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強調同一性，所謂“集體主義”的同一性是中外一切傳統文化的最高價值標準。
原始時代的狩獵經濟，決定了文化必須具有協調人們共同對付惡劣自然環境的能力，以保證人類獲得最基本的生活資源和安全保障；到了農耕時代，階級陣線較為分明，利益沖突較為尖銳，為了奪取社會財富，除了戰爭之外，文化成為組織社會生產的重要方式，并且總是以武力為后盾，迫使全社會接受以“服從”為核心的價值觀；進入工業文明后，轟鳴的大機器使得分工專業化和科層制的組織化，再一次把人給異化了：人類在創造巨大財富的時候，個人卻成了社會機器中的螺絲釘，在整體的追求中失去了個體存在的意義。由于生產的社會化，以機器運轉為紐帶的流水線生產方式決定了“權威”的中心地位，故而權威主義成為這個時期社會文化的主要特征。
無論什么樣的文化形態，皆是以獲取物質利益為基本前提，把社會成員組織成一個結構牢固的團體為己任，并且千方百計地維護為其服務的所謂“主流價值觀”。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主流價值觀引導的主流文化是以政權的轉移為轉移的。文化的先進性與否要由當時的最高統治者來下定義的，“忠君”、“敬上”乃其主要內容，“服從”和“恭順”被標榜為美德，森嚴而合法的等級是其外衣，任何脫離主流價值觀的思想或行為都會被扼殺在萌芽狀態。社會成員被人為地歸結為“類”，而不能有自己的個性，更不要說獨立的思想了。在傳統文化中，除了最高統治者（或統治集團），任何個人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說，傳統文化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重視群體關系的和諧，同時又極力貶低個體的作用和價值，它從根本上扼殺了個性的要求和發展。諸如，群體優先于個體，共性優先于個體；人多力量大，規模才能帶來效益，這類思想已根深蒂固。工業化時代的科層制組織形式強制個人放棄個性以適應組織的發展，傳統微觀經濟學中的一些理論也要求忽視不同于其他人的少數個體的需求。
隨著信息社會的到來，全球化進程的步伐加快了，各種文化之間的交融和滲透已經非常頻繁，文化的疆界也越來越模糊，因而傳統文化的價值觀被從根本上撼搖。信息社會即是“經濟建立在信息上”的社會，是“創造、生產和分配信息的社會”；政治建立在公開和透明的信息上的社會，是依靠這些信息建立和諧的社會。在信息社會里，信息取代了資本成了重要的戰略資源，這是社會進步、經濟繁榮與科技發展的重要因素。在信息社會里，人們對信息的需求呈幾何級增加。同時，信息的生產也呈現出“超級函數”般地增長。在信息社會里，時間在超強度地縮短，空間在奇跡般地擴大。這使得人們的時空觀念發生了離異性的變化：時間變得越來越寶貴，而空間則變得越來越狹小（或者說空間觀念被淡化）。如此的變化，焉有傳統文化和其產生基礎的傳統經濟的容身之所呢？于是，創意文化及其產業便應運而生。
由“創意文化”(Creative culture)衍生出來的“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y）這個概念是由英國于上世紀90年代首先提出的，“創意產業”推崇創新理念、強調文化對經濟的支持及推動作用的產業形態；倡導源自個人創意、技巧及才華，通過運用知識產權，創造財富和就業潛力的拓展，尊重以個人為基礎的發展方式。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上的先進國家紛紛把發展創意文化及其產業作為本國調整產業結構、提升國家綜合競爭力的主要手段。1997年，新上任的英國首相布萊爾就成立“創意文化產業特別工作組”，并親任組長。數年來，文化創意產業已經為英國國民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目前，亞洲的日本和韓國也都相繼提出了以創意文化及產業立國的戰略。
創意文化及產業是立足于社會物質財富相對富足的基礎之上的，它是對傳統文化經濟的致命的挑戰。同時，昌盛已久的傳統文化是建立在傳統經濟基礎上的，而創意文化活動的表現者―“創意產業”則是建立在創意文化的基礎上的，這也是對傳統文化觀念的一次逆反。美國社會心理學家H.馬斯洛在《人類動機論》中的“需求層次”理論指出，隨著科技進步，財富增加和文化的發展，人類對精神需求的追求將成為主體。若說在物質生活領域共性高于個性，那么人類精神需求則必然地與個性并存，人們對精神需求的追求不應該也決不可能被統一起來！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傳統的思維方式開始越來越無法解釋很多社會現象：感性消費超過了理性消費，消費者愿意為“體驗經濟”慷慨解囊。規模帶來的效益越來越小，而創意卻能一本萬利。“文化、娛樂而不是那些看上去更實在的汽車制造、鋼鐵、金融服務業―正在迅速成為新的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輪。”創意文化的產品能夠通過產業化模式低成本大量復制，增加共享人的數量而把市場交易的規模和范圍擴大，借助衍生開發來求得市場利潤的幾何倍增。這方面的例子很多，作為中國第一位彩鈴歌手的北京大學生粥稀稀，他所創造的搞笑彩鈴僅在3個月的時間內下載量就達100萬次以上，為公司創造了近300萬的利潤。電影行業最關注的是“票房”，即用共享人數量作為衡量影片成功與否的標準。
網絡的誕生更給普遍意義的邏輯以造成了沉重打擊，隨著技術的發展，個人實現自我，自我表達有了更多、更有力的通道。互聯網將世界壓縮，然后再連接起來。于是，每個人都可以使自己在某一領域擁有一定的高度。互聯網時代的各種奇跡，說到底是被解放出來的個人力量的成功。博客的奇跡就在于是要顛覆公共話語的霸權，超級女生和“萊卡好男兒”們要求顛覆精英與草根的傳統社會界限設置，而芙蓉姐姐和孔慶翔式的“審丑”更深層次上來說是公眾對傳統一元化的社會價值評判體系的顛覆要求。這些突如其來的風暴式的成功，事實上是在新技術支持下的社會成員對自我實現的一次次艱難的探索。這些奮斗可能是莽撞、混亂或破壞式的。其行為可能是解構多于建構，但它所反映的探索方向卻是不容忽視的。
當互聯網等新技術成熟到一定階段，實現個性回歸從藝術家或哲學家的孤獨呼喚變成整個社會的普遍共識，公眾也就從盲目的革命和解構轉向更有理性和建設性的探索。在這樣的條件下，創意文化便應運而生。
創意文化活動與傳統文化活動的最大區別在于，把“創意”作為產品或服務提供實用價值之外的文化附加值，其最終目的則是提升產品的經濟價值。通過直接制造精神產品或者為物質產品提供精神附加值而得到利潤的創造價值的活動方式，迎合了人類對精神需求的追求與個性不可分割的原則。因此，創意文化就超越了自身的意義，發展成為以社會成員幸福為基礎的和諧社會的先期成果。創意文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事業，使大家超越社會分工，把個人的才智從較為僵化的社會機器中解放出來。創意文化鼓勵個人全面挖掘自己的潛能，來為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這樣的發展模式已經證明能夠很好的利用人類的智慧，并且能夠為每個社會成員實現自我和獲得幸福提供更好的幫助。英國一家經紀公司用5500萬美元購買了一個音樂家的未來版稅收入，再把其版稅收入證券化，發行證券。這樣就出現了三贏的局面：音樂家、經紀公司、投資者都盈利。類似這樣的創意經濟在全世界每天創造著220億美元的價值。
創意文化為社會成員的個性追求提供了極為廣闊的空間，個人的創造力和才智不但得到了最充分的發揮，而且又滿足了某一個人不想雷同他人的那一部分追求。這樣，創意文化首次將個人的創造性從有形產品和產業的附屬地位中解脫出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創意文化活動已經在廣告、建筑、交互休閑軟件、音樂、電影和電視等領域嶄露頭角，并且造就了許多英雄個人的傳奇史詩。
“自主表達”和“自我意識”成為創意文化領域的工作方式和成功之路，依靠充分發掘和發揮自己的個性，眾多的個人獲得了利潤和成功。一些人為“谷歌”制作圖表，為“蘋果”涉及電腦外殼，還有一些人去錄制稀奇古怪的手機彩鈴，等等。這些工作不但充滿了樂趣，而且還能得到實在的物質報酬。由此可見，創意文化活動的發生發展使得規模化的大機器生產不再成為惟一的盈利途徑。
創意文化活動可大可小，大規模的復制則要視情況而定。所以，創意文化活動中個人工作和小團隊工作都是可以選擇的方式，創作變得更加自由。“谷歌”利用“扁平式”的內部組織代替了科層制，員工之間的關系平等和睦，每個人都充滿了理想和激情。公司也可以輕松地把內部員工組成研發團隊，依照個人的興趣和所謂“頭腦風暴”來決定其研發項目。這種方式即是創意文化時代的一種表現形式。
科技的發展發展給創意文化的參與者以無限的創造空間，每個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走進創意文化的領域中來，因為什么創意都可能贏利。如今，以博客、播客、食品短片、手機作品等手段，來實現自己的創意已經變得十分方便，在得到樂趣的同時獲得成功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各大門戶網站開始忙著搭建各種個人平臺，在提供服務的同時也整合了個人的智慧，這又是一種創造價值的新方式。所以，美國學者布賴恩.卡欣慷慨地說：“信息產品的非傳統特性極有可能對新經濟的產業結構造成深遠的影響，如果把微觀經濟學中有關‘看不見的手’的各種假設套進明天即將出現的信息經濟中，這種假設勢必難以成立。”
信息社會不但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更注重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體制是一個能夠充分照顧到每一個人或階層權益的民主政治體制，而非集中制。尊重少數人的權益，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便是民主政治的首要特征。民主的政府力圖避免多數對少數的過度強制，并盡量爭取二者間的妥協，藉以保證政治過程的和諧與穩定。這種政治理念反映在經濟活動中就誘發了“長尾理論”的誕生，美國經濟學家克里斯.安德森在2004年10月提出了“長尾理論”。該理論認為，只要存儲和流通的渠道足夠大，需求不旺或銷量不佳的產品就足以同那些熱賣品的大份額市場相匹敵或超越它（也就是說，不僅要關注“大多數”，而且還要照顧“少數”）。這個理論盯住了福利經濟學中“帕累托曲線”上長期被忽視的那個長尾巴，可謂是物質文明的又一進步吧。
篇5
而現在，隨著國際網絡信息業的飛速發展和軟件辦公數字化日新月異的進步，網絡傳播的快捷性和低成本性，數字化溝通的準確性與邊際成本的異常低微性等等，導致了約束“長尾產品”的顯示因素中最核心的因素――邊際交易成本驚人的下降，如果生產“長尾產品”有利可圖的話，那么這片冰凍的市場將會被激活，形成一片新的可以進行現實交易的市場，我們可以叫做藍海市場。
在這里，筆者結合自身經歷的關于“長尾產品”及長尾理論實踐的一些具體情況，提出討論觀點，希望對相關人員能有所幫助啟發。
“長尾”乍現
2006年8月28日，上海威貞實業在機械項目――雙螺桿空氣壓縮機項目的連續兩個月(7～8月)合并銷售報表業績如下所示。(見圖2、表1)在當天的會議上，營銷部門的兩位領導對七八兩個月合并報表的數據有不同的看法。營銷總經理張總認為，從兩個月的數據可以看出，前兩個月的市場主流需求是3～25立方排氣量的空壓機，共銷售216臺，而其余類型的空壓機銷售量總和才是91臺，是前面龍頭產品(3～25立方排氣量的空壓機)銷售量的42％，并且分散到6個系列，平均每個系列的銷售量僅是龍頭產品銷售量的7％。由于需求量少，生產難以批量，必然導致單機成本上升，管理費用上升，影響企業總體效益。因此，張總認為，企業生產應當集中到龍頭產品上來，從人力、財力、物力綜合方面向龍頭產品集中，停止這些零散的“長尾”產品的生產，只有集中精力，把優勢集中到強點上，才能在市場上取勝。
但營銷副總林總卻不這么看。他認為，雖然從數量上看，這些后來的“長尾”產品需求量不多，并且多是非標產品，個性化和差異化特征明顯，和同行相比，能生產這些差異化產品的企業并不多，并且非標生產雖然成本大(非批量)，設計成本、管理成本核算相對高，但同時非標產品的定價也是上限定價，單機利潤并不比龍頭產品的單機利潤少，相反，非標產品的單機利潤要明顯比標準化的龍頭產品單機利潤高許多，因此，林總主張，繼續保留“長尾”產品的生產。
張總旗幟鮮明地反對林總的觀點。他說，兩個月的財務成本利潤核算表格大家都看得到，如果不是按平均銷售成本核算的話，非標產品的附加邊際成本要高出批量產品平均成本5～10倍，單獨核算這些“長尾產品”是虧損的，主要虧損在宣傳推廣成本和銷售成本及市場成交成本上。做企業不是福利院，如果明知是虧損的，為什么還要繼續做。
但林總繼續堅持自己的觀點。他說，這些非標的“長尾產品”的生產，正是我們與眾不同的地方，應當堅持。
雙方爭執不下，征求筆者意見，要求筆者決斷，并從9月份開始執行之。筆者當時沒有表態，事后調查了相關的財務資料和市場銷售資料，發現兩個人說的確實都有理。最后總結分析發現，兩人爭議的核心，林總是看中這一片市場，這是藍海市場啊，既有利基，也沒有像龍頭產品正面市場那么劇烈的殘酷競爭；而張總算的是成本和利潤，經營和銷售總要知道是盈利還是虧損，張總的分析是正確的，非標產品的邊際成本事后進行了單獨核算，虧損相當大，主要是邊際成本已經遠大于市場交易價值，從財務角度講無交易的必要性，因為是明顯的虧損。
捕捉“長尾”
兩天后，筆者找張總和林總商議，說了自己的想法：首先，肯定張總集中力量搞龍頭產品的觀點是對的，繼續執行，也肯定了張總對邊際成本的分析結論；其次，肯定了林總想拿下這一片藍海市場的想法是對的，但就是當前成本特別是邊際成本太高；結論是支持林某繼續擴大藍海市場的想法。此后經過和財務部門、技術部門的多方溝通，筆者形成了如下決議并執行：
第一，對龍頭產品，仍是重點，按張某的思路繼續執行；
第二，對“長尾產品”，采取了如下動作：
1．要求市場部建立一個專門銷售非標產品的網站，利用網絡超低成本，邊際成本幾乎為零、傳播速度快、范圍廣的特點，降低對非標產品在推廣宣傳方面的邊際成本，并提高了宣傳推廣的效果和力度。
2．要求技術部把改進后和成系列的非標產品的資料，以數字化的方式放在網頁上，讓有需求的客戶能很詳細地了解未來產品的基本情況，而取消了造樣品的做法，這樣一來也明顯降低了非標產品生產制造的成本，代以電子數據這種邊際成本非常低的方式進行。
3．要求管理者代表組織各部門重點研究對非標的“長尾產品”在降低噪音和節約電能方面的研究，因為節約能源也是客戶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
4．對網站進行推廣宣傳，和百度等公司進行了推廣應用的合作。
到2006年11月7日，經過兩個多月的網絡化和數字化的運營，“長尾產品”以極其低微的邊際成本改寫了長期傳統模式下進行市場交易必虧的狀況，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近兩個月中，通過網絡搜索到供應信息的咨詢電話260多個，其中成交大宗貿易(60萬以上貿易額)2起，成交非標產品兩款共計55臺。由于進行網絡化和電子數據管理，原來巨大的邊際交易成本下降到幾乎微不足道，非標產品也就是“長尾”單獨核算首次盈利，并且盈利率不低龍頭產品。
2006年11月7日相關統計數據如圖(見圖3、圖4、圖5)：
在2006年11月7日的會議上，張總看到財務報表，非常激動，說自己五十多歲了，干了一輩子壓縮機銷售，沒想到現在網絡化和電子化能把成本特別是設計制造成本，推廣宣傳成本、供求銜接成本等降低到如此程度，原來看似死海一樣的潛在市場由于邊際成本變化直接導致預期利潤和“長尾產品”總成本的比例發生變化，由原來的絕對虧損變成了一部分能盈利，一旦能盈利，便具備市場交換的現實條件，這一片原來的死海也就被激活，首先變成了藍海市場。在這次會議上，張總再也沒有反對林總，而是要求對龍頭產品的推廣宣傳等也立即應用網絡化和電子數據管理等手段，以盡快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就預示著能降低價格，降低價格在同質化的龍頭產品的競爭中意味著什么，不言自明。
“長尾”的啟示
這個案例發生在去年后半年，對大家是一次鍛煉。從上述實際應用及其帶來的成功效果中，我們可以看出：
第一，網絡化信息和電子數據的應用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長尾產品”現實存在的綜合成本遠大于預期利潤致使該對應的“長尾市場”不能激活的狀況。長尾市場的激活，標志著在網絡和電子時代豐饒經濟學條件下新的市場機會和交換方式的產生，長尾市場的解放，是對以往需求方規模經濟的擴展，也是對傳統學院派經濟學理論的新補充和發展，它將在理論和實踐上不斷更新微觀經濟學時代的一些傳統觀點和方法，并在新的環境下指導市場執行者產生真正的效益。
第二，在網絡化和電子數據應用帶來的邊際成本減小、邊際效益上升的情況下，個性化產品、差異化或者說異質化產品、非標產品的生產成本、推廣宣傳成本、供求銜接成本等降低到足以激活該“長尾市場”的程度的時候，整個商業和營銷的概念也得以隨之改變。至少有一點，長尾理論的應用告訴人們，應該從傳統商業概念的注意力理論向長尾理論邁進，長尾理論情況下，我們面臨的不是對信息注意力的多少的問題，而是更多關注信息、網絡、電子數據的增值附加服務問題。
第三，長尾理論的應用，并不是對以往經濟理論的否定，而是補充；長尾產品的生產銷售推廣宣傳，并不是對主流龍頭產品的否定，而是補充；長尾市場在新條件下的解放，并不是對主流市場的否定，而是補充和擴展。
第四，長尾理論的應用，是對傳統經濟理論在差異化和異質化方面的應用；長尾產品的生產銷售推廣宣傳，是對個性化產品、差異化產品的生產銷售推廣宣傳；長尾市場是具有質化和差別化的藍海市場。
篇6
關鍵詞：國際經濟與貿易；人才培養；課程體系；優化
一、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課程體系的設計原則
隨著競爭的日益激烈，社會上對于外貿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要求也越來越高。國際貿易人才不僅要具備扎實的基礎理論知識，還要擁有一定的實踐能力。課程體系的建設思想是要以通識教育為目標，爭取培養出兼具理論和實踐的復合型人才，要把教與學有機地結合起來，將所有的課程模塊之間聯系起來。在這樣的課程體系之下，所有的課程和知識點都是相互聯系的，都能夠找到相結合的地方，借此開展對各課程的進一步研究。
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課程體系的設計原則：一是要掌握一定程度的商務外語能力和計算機能力；二是要擁有扎實的專業理論基礎。國際貿易人才必須要熟練掌握國際經濟與貿易的專業理論知識和技能，對我國有關對外貿易的政策，國際貿易的慣例和規則，進出口貿易的交易程序和合同條款等都必須有所了解。還需要具備一定的國際金融、經濟、政治、法律、社會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基礎知識；三是要具有較好的綜合素質。目前經濟市場競爭非常激烈，若想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當中脫穎而出，需要擁有創新的能力。必須要關注外貿的實時動態和各種情況，第一時間掌握國際貿易的信息和商機。要善于發展新思維，探索新思路，在經濟貿易的浪潮中拔得頭籌。
二、目前高職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課程體系存在的問題
（一）傳統學科體系課程依舊占據主體地位
目前許多高職院校的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其課程體系當中傳統學科依舊占有主體地位，沒有能夠從崗位的要求、工作的規范上對課程進行實質的分析和研究。有的高職院校雖已有專門的高職教材，但是教材比較偏重于理論和知識，對于實踐的技能問題并未有所改觀，從而導致理論和實踐的教學安排、課程安排、教學實施安排及考核標準等等方面，都比較難實現外貿人才培養的目標。
當下，畢業生往往就業壓力較大，許多高職院校仍然是只重視對學生進行基礎知識的傳授，而忽視了對其他實際技能方面的培育，與“以就業為中心”等指導思想不符。
（二）課程系統性不強，缺乏內在生命力
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主要學科有：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貿易實務。經濟學已經擁有了幾百年的發展史，目前具有較為系統的理論體系，包括政治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等分支。而貿易實務也衍生出了許多學科，例如外貿英語函電、國際商法、國際金融、國際結算等等。上述學科都已自成一套完整的體系，又互相關聯，每個課程體系當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結合點。當下學生普遍學習興趣不足，系統性不強和內在生命力缺乏的課程體系都不足以有效地激發其興趣，使學生能夠按部就班地自覺安排學習進度。
（三）課程設置不重視對創新能力的培養
對于創新能力的培養，目前往往形式過于單一，對于學生培養創造性的思維和發揮創新能力比較不利。創新能力的素質培養，主要是通過對實踐性的教學來實現的。具體的課程設置有專業實習、學期作業、畢業實習、畢業論文、課外實踐等。實踐方面的教學為學生創造了開放的空間和發展的社會背景，為學生學習知識提供了載體，是激勵學生自主創新的動力。調查研究表明，當下國際貿易人才在創新方面的能力主要有：職業適應力、業務拓展力、知識更新力以及組織協調力，其中業務拓展力最為關鍵。
（四）實踐教學滯后于外貿應用能力的培養要求
實踐教學通常只停留在紙上談兵階段，缺少根據實際來設計實踐內容，不曾體現出國際貿易的發展對實踐技能型人才的需要情況，從而使實踐過程中的內容比較陳舊，項目缺乏創新。另外，由于實踐方面的配套設施比較落后，實踐方面的教學形式比較單調，通常就是電腦進行簡單的模擬訓練，達不到真正實踐的作用。同時，校外實習基地的建設也比較滯后，沒有進行合理地規劃和安排，使得學生實習困難，實習起不到真正的實踐能力的訓練。
（五）課程設置貪多求全，結構不合理
許多高職院校要求學生必須修夠一定的學分才可畢業，所以課程設置上安排了過多的選修課，使得學生學業壓力巨大，缺少精力和時間去發展自己的個性需求和實踐需要。對于理論知識和實踐技能方面的課程安排，大多數學校比較重視理論課，忽視實踐課，更有甚者隨意縮短或取消實踐課的課時，導致學生的理論性大過實踐性，動手能力太差，難以學以致用，將來面向社會很難適應工作。
因為課程設置上往往過分貪求多而全，使得很多的課程內容重復或交叉。這樣勢必導致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差，不愿意主動學習，教學活動難以開展和實施。另外，一些課程的設置老舊落后，更新不及時，嚴重落后于國際經濟形勢，而在課時安排上受到傳統思想的影響又難以割舍，最終導致課程結構的不合理現象長期存在。
三、高職國際經濟貿易專業課程體系的優化措施
課程體系的規劃安排和設置是高職院校展開教育的重點問題，直接影響著教育水平和教學成果的質量高低。課程體系的優化是一個動態的持久的過程，需要根據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不斷進行更新和調整。同時課程體系的優化亦是一個系統的工程，必須擁有配套的師資、教學條件、教學手段和教材設施等方可實現。各高職院校需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辦學理念，來合理安排和設置課程體系，最好具有一定的特點和特色。課程體系的優化設置要以學生為主，重視對學生實際操作能力的培養，以幫助學生就業為目的，按照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以社會和企業對人才的需求為培養的目標。
（一）強化實踐環節，加大實踐課比重
對于實務性的課程在進行教學時，要注意加入一些模擬的實訓，例如國際貿易實務、外貿制單、外貿函電、電子商務、國際商務談判、商務英語、外貿運輸與保險等，可以通過開展進出口貿易模擬實訓等。學生可以借由模擬的商務平臺，學習如何編寫外貿函電，填寫外貿制單，從而掌握一整套規范的進出口貿易業務的實際操作。當下許多學生畢業后難以被企業所接收，就是由于學生缺少實踐經驗，而開展模擬實訓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辦法之一。
在對待課程實踐、社會調研、畢業實習、畢業論文等環節，要切實保障實踐性教學的有效實施。可以組織學生進行創建模擬的國際貿易公司，學生通過教師的指導，對模擬公司中進行的一切國際貿易流程進行掌握和學習，能夠為將來就業或創業積攢寶貴的經驗。
（二）以高技能人才培養目標作為構建專業課程體系的出發點
調查顯示，外貿企業往往比較在意工作人員的進出口成本核算能力、進出易磋商能力和跟單履行合同的能力，對函電處理和撰寫能力、單據的制作和結匯能力和信用證的審核能力等也比較重視。企業往往重視畢業生的專業實踐能力，這是畢業生可以順利就業的最核心的本領和技能。
企業對畢業生要求要具有邏輯思維、信息整合判斷能力等，遇到事情能夠尋求到合適的方法進行解決是畢業生應具備的基本能力。企業普遍表示，畢業生具備健康的身心、懂得團隊的協作、會與人溝通、會處理問題，是一名合格的畢業生應該具有的素質。高職院校要以高技能為培養目標，培養綜合性人才。
（三）定位高技能人才培養目標
從畢業生的就業崗位和工作能力來進行分析，得出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人才培養的目標有：具備良好的職業素養，掌握外貿跟單、外貿業務等方面的操作技能和知識，掌握國際結算、外貿金融等專業的知識和技能，能夠輕松應對外貿跟單員、外貿單證員、外貿業務員等一線的崗位，具備金融專業背景的高素質的技能型的人才。
（四）構建基于工作過程系統化的課程體系
按照對國際貿易的相關崗位要求，教學方面的管理人員對該專業的各個崗位的工作任務和工作流程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確定了典型的工作任務之后，對關于工作行動領域的范圍、數量、功能、工作過程等給予確定和評價，并把這一過程作為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學習范圍初選的標準。
根據對工作目標、職業技能要求等的分析，把關于工作行動領域內的內容轉變為專業的課程學習領域，并逐個進行深入分析和描述，對課程的理念、內容、實施及評價等進行設計，重點突出國際貿易的實務學習。把對職業資格的認證也融入到專業的課程教學當中去，吸收優秀企業的文化，對學生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不斷摸索出一套適應職業人才的管理模式，不斷提升學生的職業素質和專業素養，實現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學生畢業后能夠順利就業的目標。
（五）建設工學結合的優質專業核心課程
按照外貿企業對于人才的職業要求，根據高職院校對于人才培養的目標，學校和企業要結合起來共同促進學生的教育工作，以培養滿足職業技能要求，具備實踐操作能力的人才為目標。可以邀請企業中的優秀員工和高職院校的教師一同進行探討，以具體的崗位要求為出發點，以企業的經營任務為載體，分解工作任務，并針對各個學習情境，安排規劃學生的學習。根據教師的教學方法展開具體的教學內容，并將企業的考核標準和方法融入到教學中，進行教學上的考核，以達到教學與工作實際結合，切實培養學生實踐能力的目標。
（六）加大課程教學方法的改革，加強教學質量評價體系的建設力度
在教學過程中，要不斷按照教學內容和學生的特點選擇合適的教學方法，積極引導學生進行自我思考和探索，勇于實踐，以提升教學的質量和學生的學習質量。對于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公共基礎課程方面，要充分運用案例來進行分析和討論，通過校內的實訓基地和課堂來進行實踐性教學，邊教邊練，做到教與練的有機結合。對于專業技能課程方面，要通過項目教學方法、案例教學方法等，到模擬實訓基地、項目模擬公司等地進行組織教學，并在教學過程中強化學生的主體作用，以切實提高學生的動手操作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
對于如何建立并完善教學質量評價體系，包括學校對課程教學質量的評價體系、學生對課程教學質量的評價體系、企業對課程教學質量的評價體系等三個方面。具體的指標有教學內容、教學態度、組織管理和教學效果。按照教學組織的側重點的不同，在校期間以學校的評價為主體，在企業進行實習時，以學校和企業共同的評價為主。學生的成績，可參照其實習期間的工作完成情況、實習期間產品制作情況、資格證書的獲得情況、職業素養的表現情況為評價參考點，目的是為了提升學生的綜合實踐技能。
四、結 語
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課程體系的建設和優化，需要通過各種科學有效的教學方法的運用，將獨立的學科有機結合起來，構建教與學的橋梁。針對目前教學體系上存在的種種問題，有針對性地借助一系列措施來發揮課程體系優化的效能。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不斷加快，我國對國際貿易人才需要也不斷地增多增高，高職院校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課程體系設置必須不斷適應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需求，及時更新理念，與時俱進，并以市場經濟為導向，培養既具有專業知識又具有實踐技能的實用型、復合型人才。
參考文獻：
[1] 方杰，李玲娣.應用型高校國際經貿專業實踐教學改革探討[J].中國電力教育，2012，（2）.
[2] 房朝君.國際經貿專業校內實踐教學課程體系構建[J].繼續教育研究，2011，（3）.
[3] 戈雪梅.對高職國際貿易實務專業實踐教學的探索[J].教育探索，2012，（1）.
篇7
關鍵詞：金融學；高等教育；教學改革；培養目標
中圖分類號：G64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3544（2008）02－0060－05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不僅是國際競爭的重要領域， 也直接關系到一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在國內外，金融學已經成為一門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社會科學。 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我國金融學高等教育明顯落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和金融業的發展。同時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無論在培養目標、 課程結構還是教學方法等方面都有較大的差距。如果不積極、及時地加以改革，金融學高等教育既不能很好地為我國的經濟金融發展服務， 也難以適應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所面臨的諸多挑戰。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2008年危機深化并威脅全球的經濟金融體系穩定。 次貸危機的爆發和傳染再次驗證了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各國是難以獨善其身的，只能審慎應對。金融全球化不僅對一國的金融決策當局和金融業界人士提出了新的挑戰， 也對我國的金融學高等教育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中國的金融學高等教育應進行與時俱進的課程改革和教學改進，以培養具有國際觀和參與國際競爭能力的金融人才。在此背景下，本文嘗試對我國金融學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和培養目標設
計進行分析和探討。
一、我國金融學高等教育的發展現狀及外部環境變化
（一）我國金融學高等教育的發展現狀
20世紀90年代以來， 我國金融學科建設及金融學高等教育的發展非常迅速， 主要表現為金融學高等教育規模迅速擴大。但在“數量”迅速擴張的同時，“質量”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對照西方國家金融學高等教育的水平以及21世紀我國經濟和金融發展的要求來看， 筆者認為當前我國金融學高等教育至少還存在如下的問題：
首先，金融學高等教育中的專業劃分過細，課程交叉、重復現象仍很嚴重。簡單的細化與分割容易使學生形成單純的專業意識和狹窄的知識結構， 產生“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思維模式，這顯然不利于學生發現問題、 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與提高。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問題不再是某個國家或某個區域的問題， 也不再是某個部門或某個領域的問題，專業設置過細、過專、過窄，既不符合現代金融經濟發展的要求， 也不利于學生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
其次，課程體系盡管日趨完善，但至今仍無法與西方發達國家接軌。在歐美，資產定價（asset pricing）、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以及新近興起的市場微觀結構（microstructure） 是金融學研究的主體，而國內多數高校仍以“貨幣銀行”和“國際金融”為基調，這兩個領域在國外均屬于經濟學的范疇。這一差異使得我國的金融學高等教育在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上還是以宏觀金融為主， 微觀金融領域的前導課程和基礎課程還相對薄弱， 這無法適應當前金融全球化背景下， 金融業所出現的日益衍生化和日益工程化的發展趨勢。 盡管一些條件較好的高校已開始引進美國的原版金融學教材， 力圖在一個較高的水準上更新金融學的教學內容及課程設置， 但要真正有一個根本性、全面性、本土化的變革，則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二）當前我國金融學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外部環境變化
現代市場經濟是一種開放型經濟， 世界經濟的全球化意味著國際分工合作的加強與深化。 世界市場的形成極大地拓展了金融活動的空間， 使得金融全球化的格局加速形成。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世界經濟的發展越來越表現出“虛擬化”（或者說金融化）的特征， 現代科學技術在金融經濟活動中的廣泛應用以及世界各國經濟聯系的加強等因素都推動了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加速形成。 金融創新的日新月異，金融衍生工具的廣泛運用，在完善市場機制的同時也加劇了市場投機， 從而也孕育著深刻的金融矛盾和金融危機， 而金融全球化也使得金融危機很容易在世界各國傳染蔓延。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危機此起彼伏， 當前美國次貸危機正威脅著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 日益開放的中國很難在危機中獨善其身。 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也充分表明了經濟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機制的復雜性， 其規律人們目前還很難真正把握；同時，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 使金融危機的擴散和傳遞速度日趨加快，危害日漸嚴重，金融安全為各國所普遍關注。這一切說明在現代經濟活動中， 金融運動所涌現出的形式之多、規律之復雜，是其他經濟活動所無法比擬的，需要我們不斷加以研究和總結。這對當前的金融學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國際經濟金融發展變化對我國金融學高等教育的挑戰
世界經濟所表現出來的金融經濟特征， 一方面更加突出了金融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因其紛繁復雜而給我國的金融學高等教育帶來了諸多新的挑戰：
首先， 既然金融學所要研究的對象是當前市場經濟中最活躍的部分， 那么金融學也必然是一個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開放性學科。 面對新的經濟和科技形勢，金融學高等教育應當強化對基礎性、原理性的金融經濟學理論的研究， 不僅要加強對開放性金融運行機制的研究，而且還要強化對金融工具、金融中介、金融市場、金融風險和金融制度創新的研究，以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金融學理論和實踐的需要。只有這樣， 整個金融學高等教育才有一個與現代金融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理論基礎， 整個金融學高等教育才有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
其次， 當前國際金融業發展的顯著特征是日益衍生化、全球化和電子化。傳統的金融學高等教育的知識結構已明顯落后于金融實踐發展的要求， 所以必須對教學內容和課程設置進行較大的調整。為了適應現代金融經濟發展的需要， 新的教學內容必須融入對金融全球化、資產定價、金融工程、風險管理以及金融安全等新興課題的最新研究成果， 這樣的教學改革才可能保持應有的前瞻性， 也容易保持與經濟金融發展的同步性。
第三， 金融創新的日新月異使金融學的理論知識始終處于快速更新的狀態， 這對以傳授知識為核心的傳統教學方法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戰。 由于知識的傳授速度往往跟不上知識的更新速度， 所以傳統的以“傳授”為主導的教學方法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在教學的過程中不注重培養學生自我獲取知識的能力， 不能有效地啟發或誘導他們去探尋金融知識或規律， 那么他們所接受的金融學高等教育必然不完整，更無法達到“終身受用”的目標。
此外，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金融學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應根據經濟金融環境的變化做出及時調整，并相應地更新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 以培養出通曉金融理論與實務，特別是國際金融理論和實務的人才。
二、 對我國金融學高等教育改革指導思想的若干思考
筆者認為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的改革不能只停留在對教育內容的簡單增刪修補、 課程設置的粗略調整這樣的層次上， 而是要打破舊的教育思想和觀念的束縛，確立新的教育思想和觀念，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
（一）正確認識知識、能力和素質三者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樹立全面的素質觀
傳統科學與知識發展緩慢， 造就了靜態的知識觀念， 當代知識的迅速發展與更新則孕育了動態的知識觀念。面向21世紀人才的培養，要求能夠將知識的傳授、 能力的培養與全面素質的提升完美地結合起來，這可以說是教育思想的一大轉變，也是培養模式的一種重大突破。筆者認為，要樹立全面素質觀，必須正確把握知識、 能力和素質三者在教育中的辯證統一關系。在金融學高等教育中，傳授給學生的知識屬于表層的東西，但它又是基礎，是能力和素質的載體。若沒有豐富的知識，也就不可能有強的能力和高的素質； 學生的能力是在掌握了一定知識的基礎上經過培養鍛煉和參加社會實踐而形成的， 它只有在社會實踐活動中才能表現出來， 知識越豐富越有利于能力的增強， 強的能力可以促進知識的獲取；素質是把外在獲得的知識、技能內化于人的身心，升華形成穩定的品質和素養，成為內在的東西，亦即做人的修養。因此說，知識、能力、素質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其中素質處于核心的位置{1}。但是，如果簡單地認為現代教育就是從知識教育或知識與能力的教育轉變為素質教育， 或者認為從專業教育轉變為素質教育，可以不提知識和能力的教育的話，這就缺乏辯證的觀點了，并將導致實踐中的偏頗。筆者認為，我國金融學高等教育的教學改革必須能夠正確體現知識、能力和素質三者辯證統一的關系。金融學高等教育要以傳授體系完整的經濟學和金融學知識為基礎，以培養學生的多種能力為核心，以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為根本目標展開教學工作。 對照這樣一個總體要求， 目前的金融學高等教育在培養目標、 教學計劃、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方面均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正確認識通才教育和專才教育的關系，樹立新的培養目標
進入21世紀以后，現代科學技術出現的綜合化、一體化、人文化、信息化趨勢，要求文理滲透和文理結合。在這種形勢下，高等教育不僅是以培養專門知識、技能、能力為目的的專業教育，而且是以全面提高人的基本綜合素質為目的的“通才教育”。“通才教育”就是要拓寬知識面、淡化專業，培養基礎寬厚、能力較強、素質較高的通才，也就是說培養知識復合型和能力復合型的人才 {2} 。我們認為，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礎， 就金融學本科專業教育的培養目標而言，應該淡化專業，強化基礎，注重素質教育，使學生具有比較寬厚扎實的經濟、 金融理論基礎及相關專業的原理性知識，具有較強的獲取知識的能力，這是最主要的要求。在教育內容上，理論應當與實踐緊密聯系，要培養學生適應社會的能力，使他們畢業后能滿足社會的需要。 在現代市場經濟下， 人才高度流動， 特別是在金融領域， 隨著混業經營的推進和深化，金融從業人員不可能一輩子僅固定在銀行、證券或保險的某一崗位上， 所以我們要注重夯實其理論基礎和提高其綜合素質。同時，還要注意到金融學專業培養目標的多層次性特點。
（三）根據終身教育的發展趨勢，樹立注重學生的創新能力和綜合協調能力的教育觀
終身教育思想是20世紀60年代產生于西方的一種教育思想。 在過去的40年尤其是近10年來對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產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 終身教育思想認為高校課程設置不應單純地追求某一學科知識的系統性和完整性， 而應強調學科本身的綜合性和整體性 {3}。可以看出，終身教育思想是一種著眼于學生發展的教育觀念， 強調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和綜合協調能力。 我國要在激烈的國際金融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必須培養大批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金融人才。我們知道，現代科技發展的特點之一就是日益求助于多學科融合的戰略來解決各種實際問題，如新近興起的金融工程學科就是如此，其理論基礎是金融經濟學， 而技術基礎則大量運用工程技術和數理模型。
終身教育思想要求金融學高等教育既要培養學生在未來任何時候都能獲取知識的能力， 同時也要為學生打下一個全面的理論知識基礎。 未來的金融人才必須具備綜合協調能力， 能夠將多學科的知識綜合運用到金融實踐中，并不斷地加以創新和完善，推動我國金融業整體競爭能力的提高。
（四）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學高等教育的教學內容應從封閉走向開放
在靜態、封閉的知識觀支配下，確定性的追求成為教學內容選擇和組織的根本原則，已成定論的、確定無疑的知識被納入課程，并一度視為天經地義，而那些不確定的、有爭議的，處于發展之中的知識被拒之門外，造成知識即真理的印象，這容易導致學生形成凡是知識皆有定論的誤解， 嚴重歪曲了知識的本來面貌。這種知識觀顯然不適應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學生專業素養的提升。筆者認為，在金融學教學中，應特別關注知識的不確定性、未知性，讓學生認識到知識不過是人們關于世界的假設，具有條件性、境域性，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因此，知識的不確定性和不確定的知識理應得到足夠的關注，納入課程編制的范疇。 金融學教學內容不應僅僅是既有知識的聚集，還應包括對未知領域的探求，不應僅僅是教材事先規定的材料， 還應包括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不斷形成、產生的內容。在金融教學過程中，讓學生意識到即便是確定的內容， 也常常以不確定的形勢加以呈現，以凸顯知識的不確定特征。
（五）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樹立教與學統一的教學觀
在現代高等教育的教學中， 教與學是相互統一的兩個方面，教師和學生形成教學的共同體。傳統教學觀往往將教學活動視為知識的單向傳授，教師將作為真理的知識傳遞給學生，學生虛心接受，理解消化，教學過程成為單向的知識傳授過程。當代知識觀強調知識的動態性、開放性、內在性，知識不再是永恒不變、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而是相對的、有待完善的東西，是需要批判、構建的對象。而知識的構建和完善需要通過師生之間的交往與對話才能實現。教學的過程是教師和學生之間、學生和學生之間一種互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是根本， 教師和學生都應圍繞這一中心來組織教學活動。具體的在能力培養方面，筆者認為應注意以下幾方面：
1. 知識自我更新能力的培養。 正如我們上文反復強調的，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衍生化使得金融知識更新周期大大縮短，因此，金融學專業人才的知識自我更新能力必須加強。這包括：（1）要加強培養學生獲取信息的能力， 使其掌握利用現代手段如互聯網查詢和獲取各種最新信息的能力。（2）要重視專業基礎課。與專業課相比，專業基礎課的知識老化周期要長得多， 專業基礎課一旦掌握牢固， 學生今后知識自我更新的能力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提高。（3） 外語與計算機能力的提高，這已經是一種共識，在當前各種人才的競爭中，外語和計算機運用能力的高低，往往成為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
2. 專業能力的培養。 用人企業往往要求金融學專業畢業生具有較全面的專業理論知識和實務操作能力， 這就要求高等院校應重視學生特別是本科生專業知識水平和實務操作能力的培養。 因此應及時調整專業課程設置， 盡快更新本科學生所用的專業教材，以適應當前全球金融業發展的日新月異，使之能夠充分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實務操作。 同時我們還必須大力更新教學方式、教學手段、實驗手段、實習設計等諸多環節， 把金融學高等教育的重心從純粹的傳授知識轉移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提高能力上來。
3. 其他綜合能力的培養。 金融是未來國際競爭的最重要領域之一， 金融全球化要求金融從業人員應該具備比其他行業更高的綜合能力。 筆者認為，這些能力主要包括社會交往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管理決策能力、開拓創新能力等。這就要求我們在教學過程中要注入一些新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 有意識地讓學生們領悟到這些能力的重要性， 并在學習的過程中自覺地加以磨煉。 只有重視這些能力的綜合培養和平衡發展， 才可能培養出符合未來經濟金融發展需要的合格人才。
三、我國金融學高等教育（本科）培養目標的確定與設計
培養目標的確定是金融學高等教育改革應該明確的首要問題， 它不但涉及到人才培養的規格和模式， 同時還決定著金融學科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的設置。 下面筆者以本科教育為例談談對我國金融學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看法。
（一）畢業生應該具有寬厚扎實的經濟、金融理論基礎
筆者認為， 金融學本科教學應強調素質教育和應用教育。金融領域知識寬泛，工作崗位繁多，金融學本科畢業生從事實際工作所需的知識和技能不可能在本科學習期間全部解決， 其中大部分應該且只能在實踐中獲得和掌握。我們常說“授人魚不如授人以漁”，因此夯實學生的理論基礎，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增強學生從事實際工作的適應能力，就成為本科教學的直接目的。也就是說，本科教育應該是厚基礎、寬口徑，并以素質教育為主，是寬厚基礎上的專業教育。我們知道，金融學是整個經濟學領域中最復雜也最趨近自然科學的領域。因此，理論功底既要強調宏微觀經濟學更要突出金融經濟學， 后者包括資產定價、 公司金融以及新近興起的金融市場微觀結構等相關的理論研究。掌握經濟和金融的基本理論，對于畢業生在實際工作中理解宏觀經濟和金融政策、 創造性地解決金融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 我們還應當加強對學生數理分析和計量建模能力的培養，為其以后的繼續深造打下扎實基礎，也有利于更好更快地和西方金融學研究接軌。
（二）畢業生應該具有從事金融實務工作的能力
由于金融學專業本科畢業生最終要從事金融業務的具體操作，因此我們認為，金融學本科階段的教育也應該服務于知識應用這一最終目的。 在強論理論基礎的同時，業務課程要與現實緊密結合。實務教育有多種途徑， 可以請從事實際工作的業內人士直接向學生講授金融業務， 也可以讓學生直接從事短期的金融業務實踐， 還可以采取間接的辦法，就是讓教師先得到實踐的機會或得到實踐的教育，而后再向學生傳授金融實務知識。筆者認為，本科階段實務教學的直接目的， 一方面是為了讓學生掌握實際工作技能， 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通過實務教學， 讓學生更好地理解金融學的基本理論，以便在日后實際業務工作中能更好地應用金融理論和提高實際業務水平。
（三）畢業生應熟悉相關的經濟原理并具備較高的外語與計算機水平
由于經濟工作中各個專業具有較大的相互關聯性，而且社會對人才的需求不斷發生變化，因此，我們認為， 金融學專業的學生還應熟悉相關專業的原理性知識。教學計劃的安排應該體現這一要求， 這可以通過安排一定的選修課來實現。同時我們認為， 隨著中國經濟與國際接軌和世界經濟一體化、 金融全球化的趨勢， 金融學專業本科畢業生不僅要懂得金融理論與實務，也要懂得一定的國際經濟管理，并具備一定的國際交往能力。此外，加強計算機教學，提高本科生計算機運用能力， 有助于學生將來更好地完成工作。
（四）金融學專業本科畢業生應該具有較強的創新開放意識和法制自律意識
中國目前正處于經濟轉軌過程中， 轉軌經濟以及轉軌后的市場經濟對金融人才的需求與計劃經濟時代對金融人才的需求是不同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差別就是“觀念”。我們認為，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需求， 我們所培養的金融人才必須具有較強的市場經濟意識，這些市場經濟意識具體可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1.風險意識。風險意識對于金融工作者尤為重要，這是因為：（1）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國民經濟中的諸多風險最終都會表現為金融風險；（2）金融業本身就是經營風險的行業， 微小的失誤都可能給金融機構帶來巨大的損失。 培養金融學專業本科學生的競爭意識，特別是風險意識，應該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這在課程體系的建設以及教學內容等方面都應該有充分的體現。
2.創新意識。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創新更是日新月異。從宏觀的角度講， 一國的金融發展和金融創新是分不開的；從微觀的角度講，一個金融企業的發展也取決于它的產品創新能力。在市場經濟中，金融體制不斷地適應社會需求而發生變化， 而新的金融工具會層出不窮。沒有創新和超前意識，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就會處于不利的境地。因此，培養金融學專業本科學生的創新意識對于他們適應市場競爭是很重要的。
3.開放意識。正如我們上文所反復強調的，世界經濟一體化、 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是未來世界金融經濟的發展趨勢， 各國經濟金融聯系日益緊密。因此，熟悉國際經濟，特別是國際金融慣例，對于造就金融人才是必須的。 而培養出具有開放意識以及深遠的戰略眼光的金融人才， 是在今后激烈競爭的國際金融領域中獲得成功的一個保證。
4.自律意識。作為一名金融工作者，除了應該懂得國家的基本法律制度， 并熟知和遵守金融法律法規外，還應有很強的自律意識。無論是1995年的巴林銀行破產案， 還是2008年剛剛發生的法興銀行的71.4億美元的違規交易， 我們都看到了金融從業人員的欺詐投機行為對所在金融機構的重大傷害，特別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大金融機構的重創可能引發全球的經濟金融動蕩。因此，在金融學高等教育中必須加強對學生的自律意識和法制意識。
參考文獻：
［1］張亦春． 金融學專業教育改革研究報告［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篇8
【關鍵詞】 管理模式 市場關系 顧客中心 企業中心
一、企業管理模式的轉變取決于產消關系
企業管理模式的轉變是在社會生產力極大發展的背景下發生的。有學者就此作出推斷：20世紀70-80年代，供需鏈的瓶頸從供方轉移到了需方，這是企業管理模式由“企業中心”向“顧客中心”轉變的根本原因。同時還把短缺經濟和過剩經濟作為供需鏈瓶頸轉移的時代標志。筆者認為，這樣的說法似是而非，不夠準確。具體分析如下。
首先，過剩經濟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是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為追求利潤最大化，過度擴張生產能力的結果。社會經濟就在供求之間從失衡到平衡再到失衡，不斷相互提升的過程中，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向前發展。也就是說，過剩經濟只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相對過剩，這種現象即使在“短缺經濟”時代也是經常發生的。以此來看，“過剩經濟”或“短缺經濟”及“供需鏈瓶頸在供方或需方”就像一個蹺蹺板的兩端，都是特定時空下的相對狀況，用這些概念來描述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必然詞不達意。
其次，盡管從產品層面看，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無疑使得生產過剩現象的發生變得更為經常和普遍，但據此認為供需鏈的瓶頸由生產環節轉移到了消費環節，這是不準確的。因為如果超越產品層面看這個問題，我們會發現生產過剩總是與大量的未滿足需求同時存在的。可見，經常、普遍地出現生產過剩，并非真正的社會生產能力過剩或者市場需求超滿足了，那只是供需銜接的問題。它只能說明，隨著社會生產能力的大幅度提升，企業協調供需矛盾的能力變得不足，導致生產不能很好地契合市場需求。
最后，從顧客角度看，經常和普遍的產品過剩，確實有利于自身市場地位的提高，從而有條件要求企業改善服務效率、提高服務質量，甚至滿足各種個性化需求，但這種情況恰恰反映了供方存在瓶頸。在顧客的要求下，企業將被迫開始重視顧客，關注顧客的需求，并盡力讓顧客滿意，從而引發了管理模式的革命。當然歸根結底，這一切主要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也是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機制在起作用。
綜合上述分析，不難得出結論：產品過剩只是供求關系變化過程中的某個狀態而已，過剩經濟也只是供求失衡的一種表現。它們對企業管理模式由“企業中心”向“顧客中心”轉變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不是根本性的作用。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供需銜接由簡單變得復雜了，企業越來越難以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這才是導致企業管理模式轉變的根本原因。
二、市場競爭直接推動產銷關系的轉變
為什么勞動生產率（生產能力）提高了，企業與顧客的市場地位反而逆轉了？答案是市場競爭。既然如此，企業為什么還要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生產能力）呢？答案依然是市場競爭。接下來，不妨運用微觀經濟學理論作些簡單的推理和分析，看看市場競爭究竟是如何促使企業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及最后使得產消關系發生逆轉的。
圖1（1）描述了大多數產品在自由競爭條件下的價格與銷量的相對變化情況。a：一種產品剛進入市場時，價格較高，產品價值還未被市場廣泛認知和接受，銷量緩慢增加；b：隨著越來越多消費者或用戶對產品價值的了解和接受，市場需求開始快速增長，但由于競爭不斷加劇，雖然產品的銷量猛漲，產品價格卻開始一路下跌，除非需求的增加超過供給的增加；c：當市場接近飽和時，即使繼續降價，品銷量也很難再大幅增長；d：當價值更高的升級產品或替代產品逐漸占領市場時，老產品的價格與銷量雙雙大幅下降，最后不得不退出市場。
圖1（2）描述了大多數產品在自由競爭條件下的價格和成本隨時間變化情況。a：一種產品剛進入市場時，還沒有競爭者，價格穩居高位，但產品的成本也較高；b：當其他企業也看好產品的市場前景時，就會有競爭者加入，市場需求增加的同時價格下降，但由于產品的成本相對較低，企業利潤可觀；c：市場需求增長潛力有限，企業競爭加劇，價格開始快速下跌，利潤微薄；d：新產品逐漸占領市場，老產品的需求急劇萎縮，價格甚至跌破成本。
顯然，由于競爭的存在，企業很難通過提高產品價格來增加利潤，而只能通過價值創新及降低成本、擴大銷量來實現利潤最大化。因此，伴隨著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新技術、新產品也是層出不窮。以致于20世紀中后期，市場上豐富多樣且日新月異的產品供給，不僅使顧客的選擇余地空前增大，而且使消費需求的快速變化與個性化、復合化（要求企業提供整體解決方案）的特征愈來愈顯著，顧客開始成為市場的主宰。過去，消費需求簡單、明確且大眾化，市場的可預見性強，成本和效率的問題顯得更為突出；現在，消費需求復雜、易變且個性化，產消分離引起的不對稱性矛盾更加突出，如果企業不能適應消費需求的變化，就難以生存和發展。因此，企業的一切管理活動都要圍繞顧客轉，而且要與顧客、供應商、服務機構、競爭者等所有利益相關者密切合作，以充分利用各種社會資源去更有效地滿足顧客的需要，從而贏得顧客的長期持續購買。
三、企業的市場關系模型及其演進
企業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它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目的是通過滿足社會需要來獲取盈利。為此，企業需要供應商、服務機構提供資源來制造和銷售產品，需要顧客購買產品來獲得收入和利潤，還要與競爭者爭奪資源和顧客。我們把供應商、服務機構、顧客、競爭者統稱為利益相關者，各利益相關者之間形成錯綜復雜的市場關系，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一對關系是產消關系，其他市場關系都是服從和服務于產消關系的。如何看待這些利益相關者在企業實現自身盈利目標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決定著企業期望與他們建立怎樣的市場關系，從而也決定了企業將采取何種管理模式。
如果企業把這些利益相關者視為具有不同利益訴求的博弈對手，把市場當作各方博弈的舞臺，甚至不惜犧牲交易對象的利益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企業與各利益相關者之間除了交易和競爭，似乎不再有什么聯系，而且傾向于通過一體化戰略將交易和競爭內部化，由此形成了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相互獨立和封閉的關系。在這種狀況下，企業是以自身為中心來構建市場關系的，與供應商、服務機構、顧客之間往往只為購買或銷售建立單向的聯系，彼此間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競爭，缺乏溝通與合作，與競爭者之間更是如此。圖2即是典型的以企業為中心的市場關系抽象模型。
圖2中，某企業指的是某種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供應商是指企業生產經營所需的各種生產要素的提供者；服務機構是指企業生產經營所需的各種服務的提供者，包括中間商、物流公司、廣告公司、金融機構等；顧客指某種產品和服務的最終購買者；競爭者包括與某企業在供應商、服務機構、顧客三方面可能有部分或全部重合的企業。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消費需求日益復雜多變，產消矛盾日益突出，使得快速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成為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最初，企業仍著眼于優化內部資源利用，表現為在企業內部再造管理系統以適應外部變化、減少浪費，如準時生產、全面質量管理等。隨后，企業發現必須把顧客等利益相關者也考慮進來，加強相互溝通和合作，這樣不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減少庫存、提高生產效率，還可以增強企業滿足消費需求的能力，如供應鏈管理、關系營銷、顧客關系管理、顧客資產管理、構建價值網、合作競爭等。陳榮秋（2005）認為，通過“全面顧客參與”能夠將顧客資源與企業資源有機地融合到一起，最終滿足顧客個性化需求，實現顧客價值的最大化。但顯然除顧客以外的其他利益相關者的主動參與，對于企業更有效地滿足顧客需求也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單個企業的資源是有限的。總之，企業在優化配置內部資源的同時，還要整合利用顧客、供應商、服務機構、競爭者的資源，以更好地滿足顧客需求及爭取更多盈利。最后，不僅在企業內部以顧客為中心來組織生產經營活動，而且企業的外部市場關系也是以顧客為中心的，在資源配置和利用上則以開放和共享（整合利用各種社會資源）取代封閉和獨立（著眼于優化內部資源利用）。至此，以顧客為中心的市場關系最終形成。
市場關系從“以企業為中心”向“以顧客為中心”演變的過程中，企業與顧客、供應商、服務機構之間的關系由封閉轉向開放、由競爭走向合作，同時加強了顧客與服務機構、供應商之間的聯系，甚至還與競爭者在產品研發、市場開拓等方面開展相互合作。這一切都為的是能夠充分利用各種社會資源，更好地滿足顧客需求，同時也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價值。企業的市場關系最終轉向以顧客為中心，意味著企業管理模式亦由“以企業為中心”轉向“以顧客為中心”。
四、以顧客為中心構建開放、共享的關系網絡
企業管理模式由“以企業為中心”轉向“以顧客為中心”，不僅體現在組織內部堅持顧客導向，始終把更好地滿足顧客需求作為實現企業目標的前提和基礎，并據此作出一系列的調整。相應地，企業也需要與具有不同能力要素的各利益相關者一起，組成以顧客為中心、資源共享、互利共贏的關系網絡，以充分利用包括顧客資源在內的各種社會資源，為建立、維護和發展顧客關系服務。也就是說，怎樣有效地整合利用外部資源應該成為企業管理的重要內容之一。
1、傳統價值鏈理論的再認識
邁克爾?波特于1985年提出的價值鏈模型解構了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流程，是分析企業價值活動的主要工具。他認為企業的生產經營過程就是一連串相互關聯的增值活動，這些增值活動包括進貨后勤、生產制造、發貨后勤、市場營銷、售后服務等與商品實體的制造和銷售有關的基本活動，也包括企業基礎建設、人力資源管理、研究與開發、采購等輔助活動。他還據此指出了企業間的競爭其實是企業內部多項活動在進行競爭，而不是某一項活動的競爭。
根據邁克爾?波特的價值鏈理論，企業利用自身資源創造消費者心目中的價值的活動就是所謂的增值活動，管理者應通過分析企業內部的價值活動來優化企業內部資源利用，從而幫助企業獲得競爭優勢。但產品和服務的最終價值是由整個行業或者社會價值創造系統的各個成員――包括供應商、服務機構、顧客等以各自的資源共同參與創造的。產銷關系的逆轉，更是使得來自顧客的資源成為企業順利完成價值創造和交換所必需的關鍵資源。因此，企業需要構建一個由各利益相關者組成的價值生成、分配、轉移和使用的關系和結構，在優化內部資源利用的同時，還要善于利用本身資源來最佳地組合各利益相關者擁有的外部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優化價值活動，有效提升企業的盈利能力和競爭能力。Normann and Ramirez（1993）在《從價值鏈到價值星系：設計互動戰略》一文中明確指出：“一個成功的企業戰略分析的重心，并非只界定某特定產業或企業，而是必須聚焦于創造價值的系統本身”。
2、以顧客為中心的價值網絡
20世紀90年代，知識經濟與全球化迅猛發展。一方面，使企業所處的市場環境變得十分動蕩，“大而全”的一體化模式已然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企業轉而向自己的核心優勢環節收縮以增強適應能力；另一方面，使得顧客資源的累積和開發利用成為企業競爭制勝最重要的戰略武器。其結果是，企業將集成的價值鏈進行分解、重構，以顧客為中心形成價值創造和交換的關系網絡，簡稱為價值網絡。企業的價值網絡主要有兩種基本形態：一是股權型網絡，這是企業通過股權關系擁有或者控制的子公司所組成的控制型股權網絡；二是契約型網絡，這是企業通過與供應商、合作伙伴等利益相關方形成的長期契約而構成的非控制型網絡。它們的共同特征是：企業價值活動向核心優勢環節收縮；企業管理的核心任務是顧客資源的最大累積和充分利用；企業更多地依賴商業模式創新來整合內、外部資源為顧客創造新價值；組成價值網絡的各企業之間相互介入、資源共享，尋求整體競爭能力的提升。
蘋果公司原是一體化生產硬件、操作系統和應用軟件的電腦公司。但蘋果公司在推出iPod和iPhone時，只做設計和營銷，產品配件的生產和組裝都是由代工企業完成的。還不止于此，2003年蘋果公司與唱片公司合作，開設iTunes線上音樂商店，讓iPod用戶則可以隨心所欲的挑選每一首音樂，這一定程度上推動了iPod取代Walkman隨身聽的地位在全球熱賣。2005年底iPod占據數字音樂播放器市場75%的份額，蘋果公司的利潤翻了四倍。遵循同樣的成功邏輯，2007年蘋果公司推出iPhone，2008年開放iPhone的應用開發接口。所有第三方軟件公司都可以為iPhone開發應用程序，iPhone用戶則可以通過App Store瀏覽和下載喜歡的應用程序。用戶所支付的費用由蘋果公司與應用程序開發商3：7分成。至2009年底，App Store上的應用程序超過了十萬個，累積下載量超過了三十億次，當年銷售額占移動應用程序市場額的99%，手機總銷量則翻了幾番，達到2510萬部。
蘋果公司的成功轉型，為企業構建以顧客為中心、資源共享、互利共贏的關系網絡，以充分利用包括顧客資源在內的各種社會資源，促進顧客關系的建立、維護和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
【參考文獻】
[1] 陳榮秋：顧客中心的管理[J].管理學報，2005（2）.
[2] Richard Normann，Refeal Ramirez. From Value Chain to Value Constellation：Designing Interactive Strategy[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3（3）.
篇9
關鍵詞：農村金融；差異需求；分層供給；行為選擇；機制設計
文章編號：1003－4625（2008）09－0018－06中圖分類號：F830.6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dea and framework of mechanism design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ed restriction mechanism model about diversity demand and delamination supply behavior choice, and analyzed influence of correlative restriction mechanism variable to rural financial supply-demand behavior choice. Consequently,brought forward the suggestion via improving correlative mechanism variable in rural financial market, promoting matching behavior choice of the suppliers and demanders in rural financial market,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in rural financial market, to strengthen the devotion of finance to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Key Words: Rural Finance; Diversity Demand; Delamination Supply; Behavior Choice; Mechanism Design
一、引言
近年來，伴隨著我國農村發展、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民的增收而來的是其日益增長的金融需求；與此同時，農民群體內部的收入差異日益擴大，這一差異不僅表現在地區和地區之間，也表現在同一地區的不同農戶之間。
基于我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民收入的不同，農村問題的側重點也不同；我國不同地區市場結構和經濟結構迥異，地區之間農村金融需求千差萬別。即便是同一地區農民的收入差距也不斷擴大，涉及同一地區農民收入分層的問題。農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必然會影響其融資需求及其行為選擇。
我國復雜的農村經濟結構和收入結構對金融的需求變得復雜化，對此，必須以多元的農村金融供給來匹配，現階段需要一個多層次、梯度化的農村金融供給。為此，有學者分析了多種金融機構共存下的小額信貸市場均衡，通過設計貸款合同，使得三類供給者(正式金融機構、政府機構和非政府機構)得以有效區分三類收入群體(高收入者、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從而改進農村金融市場效率。
從已有的研究文獻看，對基于自利動機的我國農村金融分層供給和差異需求行為選擇的研究并不多，尤其是很少有基于機制設計思想給出簡單明了的模型推導。因此，本文試圖通過有關約束機制模型的推導分析，考察農村高收入者、中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差異需求行為選擇，以及作為農村金融供給者的代表的正式金融和民間金融相應的分層行為選擇，并就此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以便改進機制設計，促進不同農村金融供求的匹配，在滿足不同層次農村金融需求的情況下，最大化各種金融供給者的利益，從而改善農村金融市場供求匹配狀況和效率。
二、我國農村金融的多元供給者和需求者的分類及特征
（一）我國農村金融市場上的供給者及簡化分類
當前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形成了包括商業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在內的，以正式金融為主導、以農村信用合作社為核心的農村金融體系。同時，還有內生于農村經濟的民間金融，日益發揮作用的小額信貸服務，以及以貧困人口福利改進為重要目的的貧困救濟。
正式金融主要是指由政府供給的，外生于經濟體系的一類金融，它們的金融活動受到中央貨幣當局的監管。我國農村正式金融體系主要包括中國農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及其他正式金融等。
民間金融即非正式金融，則指處于央行和金融監管當局監管之外的那些金融活動。民間金融在我國農村地區的規模很大①，發生率也很高②，因此在農村金融市場上占據重要的地位。
為便于討論，本文把農村金融供給主體僅分為正式金融和民間金融③兩類，討論兩類具有代表性的供給者基于自利動機的行為選擇。
（二）我國農村金融市場上的需求者及特征
我國農村金融市場上的需求者主要有農戶、鄉鎮企業和各級政府及一些事業單位。為了簡化問題的討論，筆者僅考慮農戶的需求行為，并根據農戶的收入和其他特征的不同，將其簡單分為三類，即高收入型農戶、中收入型農戶和低收入型農戶。
高收入型農戶的收入相對較高，其收入除了滿足一般性的生活消費之外，還有部分節余。但其自有資金并不能滿足擴大生產的需要，因此需要借貸；其借款主要用于生產性投資，還可能投資于非農生產的其他領域，因而其面臨的經營風險相對較小。在個人財產方面有一定的積累，因此可以應對數量較小的貸款抵押要求。
中收入型農戶是指基本達到溫飽狀態的農村中低收入者，主要從傳統的農業生產中取得收入，因此面臨的不確定性較大，需要借款來維持生產，平滑消費。其擁有生產能力并且具有傳統的信用意識，一旦得到貸款，將會努力工作進行償還。由于其可以選擇的其他獲取收入的途徑不多，即借款的機會成本較小，他們可能愿意忍受更高的利率。而且他們只有很少的個人財產，幾乎無法提供正式的貸款抵押物。
低收入型農戶則掙扎在生存線上，幾乎沒有生產能力，因此在任何情況下，都無力償還貸款。當他們也需要資金來維持基本的生存需要，他們沒有任何符合抵押要求的財產，也無力從其他途徑取得收入。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對利率存在著極高的忍耐度，需求的利率彈性幾乎為零。
對于三類農戶的劃分依據諸多因素中，本文主要考慮包括收入水平、抵押物的可得性、貸款的主要用途、對利率的忍受程度等。
三、農村金融多元供求者的行為選擇：基于機制設計理論思想的模型分析
（一）機制設計理論及其在分析農村金融供求者行為選擇中的適用性
資源配置機制問題一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亞當?斯密用“看不見的手”來比喻市場如何在理想狀態下保證稀缺資源的有效分配，但現實情況通常是并不理想的，因為完全競爭無法實現，市場主體間信息不對稱，外部性導致了私人生產和消費可能會對社會成本和福利產生影響。既然市場機制會失靈，那么是否存在其他機制能夠替代或是改進市場機制，以保證資源的有效配置呢？或者說對于給定的經濟環境，是否存在一個或多個機制來保證既定社會目標也即資源配置帕累托最優的實現？
經濟學在這方面的發展成果就是由赫維茨開創并由馬斯金和邁爾森進一步發展和運用的機制設計理論。概括地說，機制設計理論是在已知目標既定的條件下，求解最優的路徑也即探討什么樣的經濟機制可以實現目標的問題。
機制設計理論的激勵問題涉及兩個方面內容：最優機制和效率機制。無論是哪一個方面，機制設計都是一種典型的三階段不完全信息博弈。在第一階段，委托人提供一種機制安排，具體形式可能是規則、契約、最終分配方案等。第二階段則由人決定是否接受這種機制。若是接受機制，則進入第三階段博弈：人在機制約束下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行動。這一博弈在大多數經濟事件中的問題是第一階段過于復雜。因此，現實中人們往往選擇直接跳過第一階段進入第二階段進行，即委托人在第二階段接受機制，第三階段在機制下選擇。這就是所謂的“顯示性原理”，它在研究中的應用大大簡化了問題的復雜程度，人的類型空間就直接等同于信號空間，把復雜的社會選擇問題轉換成博弈論可處理的不完全信息博弈，并可進行數理模型分析。
我們把機制設計理論基本思想和框架運用到分析農村金融市場多元相關利益主體基于自利動機的行為選擇問題上，具有適用性和深遠的理論實際意義。在這里可以先假設，無論是多元的農村金融供給者還是分層的需求者，都不討論第一階段的東西，即現行的農村經濟體系和金融制度的機制設計是否合理，而是直接進入第二階段，接受現有的機制體系，認為這些太復雜，無論是正規金融還是民間金融的供給，無論是高收入型農戶、中收入型農戶還是低收入型農戶的需求，都是客觀存在。所爭論的則是第三階段的內容，行為選擇機制：農村金融供求雙方如何選擇自己的行為，標準是對自己最有利。同時分析農村金融多元供求主體在相關機制約束下基于自利動機的行為選擇，相關機制變量的改變對相關行為選擇的影響，從而考慮改進和完善相關機制來促進農村金融供求的匹配和市場效率的提高。
（二）基于約束機制的農村金融供給者與需求者可能的行為選擇
從需求者的角度考慮，一般而言，高收入型農戶可以以較低的利率從正式金融部門借款，但考慮到正式金融部門可能要求較高的抵押物，他們也可能求助于民間金融獲得貸款。在某些情況下，他們還可能通過賄賂金融機構或者政府的工作人員來獲得不用償還的救濟款或者利率極低的扶貧貸款。中收入型農戶雖然也希望從正式金融部門得到利率較低的貸款，但苦于貸款抵押的限制，最終只能向民間金融部門借貸，同時，小額貸款也向他們提供了另外一條取得貸款的途徑。由于他們沒有足夠的財產去賄賂主管貧困救濟和扶貧貸款的工作人員，這兩種價格低廉的資金不會為他們所獲得。低收入型農戶長期以來就被排斥在正式金融體系之外，在一般情況下，商業性的小額信貸體系也不會惠及他們，其面臨著成本高昂的民間高利貸或者是免費獲得政府救濟。
從供給者的角度來說，正式金融部門需要考慮如何在保證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擴大借貸交易形成的空間；民間金融需要考慮如何確定不同的利率水平，從而使得自身收益最大化。
因此，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是，面對不同層次的需求，農村金融的提供者會如何選擇；哪些因素使得他們背離了自身的最優目標；應該如何設計適當的借貸約束機制，擴大交易達成的空間，自動分離不同層次的需求者，實現農村金融市場供求間的匹配。
（三）農村金融供給者與需求者行為選擇的模型分析
借鑒普蘭納布?巴德漢、克里斯托夫?尤迪在《發展微觀經濟學》一書中的模型①，以保證基于自利動機的借款者和貸款者參與為約束條件，構造簡單的約束機制模型，探討實現借貸交易的必要條件及不同機制變量對于實現交易的影響，借款者和貸款者在相關機制約束下的行為選擇以及引入新的機制變量對于合約實施的影響。基本模型和相關假設如下：
假設農村金融市場上的供給者正式金融組織和民間金融組織用下標F和I表示，差異需求者高收入、中收入和低收入型農戶用上標H、M和L表示；農村金融市場上的利率為i，貸款者需要對借款者進行必要的監督，其付出的監督成本為c②，c∈(0，1)，貸款者將資金投入農村借貸市場的機會成本為c0；借款者運用貸款從事農業型生產投資獲得的效用為R，付出固定的成本為s，其還款概率p取決于i和c，與i成反向關系，與c成正向關系，pH>pM>pL③，借款人運用貸款從事農業型生產投資的機會成本為c1，c>c>c④。假設當借款人項目事件失敗時，貸款人將不能追回任何貸款和利息，此時貸款人的收益將為0；只要借款人的項目事件成功，貸款人便可收回全部款項；借款人和貸款人均為風險中立。所以，當項目事件成功時，貸款者的收益為i－c，借款者的收益為R－i－s；當項目事件失敗時，貸款者的收益為－c，借款者的收益為－s。
所以，貸款者的期望收益為：
π=p(i,c)(i-c)+[1-p(i,c)](-c)（1）
=p(i,c)i-c
(R>c1≥0)
借款者的期望收益為：
π=p(i,c)(R-i-c)+[1-p(i,c)](-s)（2）
=p(i,c)(R-i)-s
基于自利動機，保證借款者和貸款者參與的約束機制基本模型簡化為：
p(i,c)i-c>c0
p(i,c)(R-i)-s>c1（3）
1.基于相關機制設計的農村正式金融市場供求行為選擇
對于正式金融市場，約束機制模型相應轉化為：
p(iF,cF)iF-cF>c0
p(iF,cF)(R-iF)-s>c1（4）
若存在均衡的i、c，則必然滿足：
i>（5）
i
即：
若要公式(7)成立，則監督成本c和機會成本c0必須較小，機會成本c1和付出的固定成本s也必須較小，而收益R和還款概率p必須較大。
下面討論正式金融組織將如何基于不同機制分層不同類型的借款者，并考慮改進相應借貸合約機制以優化農村金融市場供求效率。
（1）基于利率變動機制的差異需求與分層供給行為選擇
由于正式金融部門往往受限于高昂的信息成本，因此無法以較低的成本篩選潛在的借款人類型，只好以相同的利率水平向不同類型的借款人提供貸款。
由于PH(i,c)i-c>pM(i,c)i-c，放貸給高收入型農戶將給正式金融組織帶來更大的收益。
從前面的模型可知，高收入型農戶可以接受的利率上限為=中收入型農戶可以接受的利率上限為=，低收入型農戶可以接受的利率上限為=，由于c>c>c，所以
（2）基于利率管制機制的差異需求與分層供給行為選擇
盡管近年來，隨著我國農村金融體系改革的深入，一些正式金融組織的借貸利率逐漸放開，但彈性仍然有限，存在著一定的利率管制。
假設受到政府管制等一系列因素影響，正式金融組織的利率為，此時借款者足額還款的概率p僅由監督成本c決定，為p(c)，則公式(3)的機制約束問題變為：
p(c)
-c>c0
p(c)(R-
)-s>c1（8）
在滿足
π=p(c)-c（9）
⇒=p′(c)-1=0⇒p′(c)=
說明當邊際監督成本等于利率水平的倒數時有最優解，且在均衡點處。
但由于信息不完全，正式金融組織無法充分了解借款者的情況，即使付出了很大的監督成本收益也較低，即p′(c)很可能不大。而在管制且上限時，利率往往較低，這時將導致p′(c)
同理，如果有利率管制且有一個較高的下限時，將不能滿足
（3）基于要求抵押機制的差異需求與分層供給行為選擇
對于農村正式金融組織來說，即便存在一個較高的利率可以分離低風險(高收入型農戶)和高風險(中低收入型農戶)，利率管制的存在也使其不便。由此，正式金融部門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其理性的行為選擇是不提供任何貸款的。
基于信息非對稱及由此導致的逆向選擇問題，當放貸者未能有效甄別金融市場上風險程度不同的借款者時，將遭受損失。對此，正式金融組織可以通過設計相關機制來消除逆向選擇問題，機制之一就是要求抵押貸款，即把相關風險轉移給借款人承擔，避免貸款者的收益取決于借款人不為人知的類型。
現假設借款人能夠提供的抵押品價值為ν，并當借款人的相關項目事件失敗時，抵押物將歸貸款人所有。當借款項目事件成功時，貸款者的收益為i－c，借款者的收益為R－i－s；當借款項目事件失敗時，貸款者的收益為ν－c，借款者的收益為－s－ν。
這時，公式(3)的約束機制問題變為：
p(i,c)i-c+[1-p(i,c)]ν>c0
p(i,c)(R-i)-s-[1-p(i,c)]ν>c1（10）
即：
顯而易見，如果引入抵押品而進一步完善農村正式金融供求的相關機制，則部分地緩解了其所面對的不確定性風險，降低了正式金融組織可以接受的利率水平。在相同的利率水平上，其愿意提供的貸款數量增加，即抵押品的存在有利于擴大農村正式金融部門的貸款供給規模。
另一方面，農戶所能接受的利率水平也降低了。由于僅有高收入的農戶能提供一定數量的抵押品，而中收入農戶僅能提供較少的抵押品，低收入農戶則無法提供抵押品，從而中低收入農戶將自動退出正式金融貸款對象的隊伍。同時，對抵押品價值z的要求應處于一個合理的水平①，如果過高，則即便是高收入型農戶也無法提供正式金融組織所要求的抵押品，即i*
2.基于相關機制設計的農村民間金融市場供求行為選擇
相對于正式金融組織而言，內生于農村的民間金融組織基于地緣、人脈關系等具有信息方面的優勢，其可以以較小的成本甄別不同類型的需求者；同時由于其不受利率上限的限制，對于不同的借款人，民間金融可以要求不同水平的利率；此外，民間金融還可以以較小的監督成本c監督借款者的行為，且較為有效，即p′(c)較大，能夠同時向高中收入型農戶提供貸款。
對于高收入型農戶而言，供求約束機制為：
i>
i
對于中收入型農戶而言，供求約束機制為：
i>
i
假設監督成本、所獲收益和固定成本均相同，pH>pM，ωH>ωM。因此，對于民間金融來說，
可見，民間金融組織能夠運用其信息上的優勢，以較小的成本分離高中收入型需求者，利用不同的利率達到分離均衡，同時其較小的監督成本和較好的監督效果擴大了借貸機制有效性的范圍。對于高收入型農戶而言，當正式金融組織的監督成本較小或對其要求的抵押品價值較大時，其更傾向于向民間金融組織借款，即便民間金融要求的利率略高。
對于農村的低收入型農戶而言，他們借款主要是用于維持最基本的消費性支出，即維持生存。他們缺乏勞動能力或其他可以獲得收入的途徑，即使僥幸借到錢，也沒有能力償還，可以認為他們的還款概率接近于0。同時他們沒有任何抵押品，從事其他活動的機會成本也接近于0，他們的收益僅僅來源于違約所得的貸款。
所以對于低收入型農戶而言，公式(3)可寫為：
p(i,c)i-c>c0
1-s>0即：i>
1-s>0
由于p(i,c)0，∞，即必須滿足i>+∞。顯然，這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具有信息優勢的民間金融不會選擇向低收入型農戶貸款。
四、農村金融差異需求與分層供求及匹配機制設計的政策建議
基于前面的分析和推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農村金融供給體系的機制設計：發展多層次的金融供給組織
由于我國的正式金融部門受到信息成本的制約和利率制定的約束，其提供貸款的規模和對象受到限制。而民間金融組織由于地緣、社會關系等方面的優勢，可以以很小的成本鑒別和監督不同類型的借款者，通過利用不同的利率來補償可能存在的風險，從而被排斥在正式金融供給之外的中收入型農戶的借款需求可能得到滿足，而高收入型農戶也可能因為避免提供抵押品而獲得更大的收益。因此，民間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正式金融的不足，增進農村居民的福利。對于低收入農戶，民間金融卻無法滿足其金融需要，其需要的資金只有通過國家的扶貧貸款和貧困救濟才可能得以滿足。小額貸款的存在可使中收入型農戶增加取得貸款的途徑。因此，包括民間金融組織和小額信貸在內的其他金融組織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國家應該引導和規范民間金融而不是一味打壓，從而使其更好地為農村居民服務。
（二）利率機制設計：進一步放寬對正式金融的利率限制
農村信用社的利率能夠在更大范圍內浮動，且將作為更加市場化的主體與其他金融組織展開競爭，將有效地降低農村金融市場的利率，改善金融機構的服務，滿足農村的差異需求及分層供給的匹配。
（三）抵押品機制設計：考慮農村土地流轉承包，增加有效性抵押品
對于農村的相關金融組織來說，農村居民缺乏有效的抵押品，未能提供有效地用于彌補信息非對稱而引致的逆向選擇、道德風險等問題的抵押品，可以從制度上考慮農村土地流轉承包制，從而提供有效的抵押品。
（四）基于低收入需求者的機制設計：加強財政金融的支農力度
加強國家財政的支農力度，進一步規范貧困救濟和扶貧貸款的發放，嚴格控制其投向。不能直接參與和農戶的金融交易的政府，應該嚴格對于扶貧貸款對象的選擇，相對弱化對于貸款回收率①的要求；應該加強對作為人的金融機構的監督。
總之，多層次的農村需求體系要求我們培養多元化的農村供給體系，基于機制設計的視角，考慮構建“雙重四元”②的農村金融體系，并考慮積極推行利率方面的改革，促進金融部門之間有序競爭，以提高農村居民的福利。同時國家應該嚴格立法和監督，保障農村最貧困人口的金融需求得以滿足。
參考文獻：
[1]何德旭,王朝陽,張捷.機制設計理論的發展與應用[N].中國經濟時報,2007-10-23.
[2]張杰.中國農村金融制度調整的績效:金融需求視角[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3]劉民權.中國農村金融市場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4]江成會,吳楚平.信貸供求非均衡狀態下農戶信貸模式的理性選擇――京山縣農戶信貸模式個案研究[J].金融研究,2006,(4).
[5]王芳.中國農村金融需求與農村金融制度:一個理論框架[J].金融研究,2005,(4).
[6]劉錫良,洪正.多機構共存下的小額信貸市場均衡[J].經濟研究,2005,(3).
[7]何廣文.中國農村金融轉型與金融機構多元化[J].農村經濟觀察,2004,(2).
篇10
內容提要: 在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制度中，爭議最大的就是“不景氣卡特爾的適用除外”，雖然美國、日本等國家現都已取消了這一制度，但是鑒于它曾經有過作用，而且當我們目前還不能有效地事前防范經濟危機時，在我國反壟斷法中設立“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是必要的。本文運用經濟學與法學的基本理論，分析“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與局限性，以求證政府采用此制度糾正市場失靈時的作用與界限。同時，借鑒日本經驗，說明我國實施“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時應當堅持的原則及需要明確的問題。最后指出：在解決經濟危機時，如何實施該項帶有諸多爭議的制度，仍然是有待于不斷探討的課題。
引言
我國《反壟斷法》第15條規定，只要經營者能夠證明相關協議是在經濟不景氣時期為緩解銷售量嚴重下降或者生產明顯過剩而達成、并且不會嚴重限制相關市場的競爭、能夠使消費者分享由此產生的利益，該協議就不被反壟斷法所禁止。據此，在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如果出現經濟危機，經營者在滿足法定條件的前提下，可以通過申請“不景氣卡特爾”來克服供需失衡所帶來的經濟危機。然而，克服經濟危機是否一定要通過不景氣卡特爾？政府在什么樣的經濟危機條件下必須出面以限制競爭的方式替代市場機制的作用？政府如何適用法定要件來認可經營者的申請、通過實施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以恢復市場的供求平衡？在反壟斷法的實施過程中，對上述問題的判斷完全是依賴于政府各部門對市場理念及競爭政策的認識與重視，尤其是在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政府在審查經營者實施不景氣卡特爾申請時，又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其它經濟政策的影響，從而人們總是會對其效果有著截然不同的評價。
筆者認為，理解和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在于對不景氣卡特爾的存在、作用、合理性與局限性的認識。為此，本文從論述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的性質入手，運用經濟學與法學的基本原理分析該制度的作用與界限，并通過分析日本的實踐經驗來加以證明。
一、對不景氣卡特爾的法律規制
（一）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的一般原理
不景氣卡特爾是指因市場經濟存在著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在經濟不景氣時期，生產者之間可以達成以克服經濟危機為目的、以限制生產量與銷售量為內容的協議。
在反壟斷法中設置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的原理是，本來在市場機制作用下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可以淘汰非效率的市場主體，使社會的總需求與總供給回復平衡。但是，經濟不景氣時，特別是在不景氣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僅僅依靠市場機制的作用所帶來的后果則是：一方面，當特定的產業因危機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后，它會牽連相關的產業也不斷地破產、休業、解散，失業增大；另一方面，在市場逐漸恢復供求關系平衡的過程中，又會因經濟不景氣，有的設備或因閑置而受到破壞，或因被處置而在恢復生產時又顯得供應不足，從而導致該產業不僅是非效率的企業破產，也會導致優秀企業的破產，使其整體陷入毀滅性的困境，最終導致社會混亂。這種經濟社會的混亂與損失不僅給產業，也給一般消費者帶來不利影響，整個國民經濟都會遭受損失。當經濟陷入深刻危機時，為了避免這種現象的發生，政府有必要在一定的前提下，允許生產者實施以限制生產、銷售量為目的的卡特爾。
（二）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的條件與問題
正是基于以上理由，各國反壟斷法對不景氣卡特爾的適用條件和范圍均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以日本曾有過的規定為例，首先是對主體的限制，只有商品生產企業及企業聯合組織才能成為實施不景氣卡特爾的主體，商品的銷售者被排除在外；其次是對適用條件的限制，規定了積極要件與消極要件。積極要件包括，“可能會導致該商品價格低于平均生產費用，而且該事業者的相當一部分業務存在繼續經營下去的困難”，以及“通過企業的合理化，可以克服前面所面臨的困難”；而消極要件則包括，“這種克服困難的事態不能超過必要的程度”，“不會損害一般消費者和相關事業者的利益”，“沒有不正當的區別對待”，“沒有不正當地限制進入或退出”；最后是在滿足所有條件的情況下，作為法定的程序，有關限制生產量、銷售量或者設備（妨礙設備更新或改良的除外）的行為必須事先取得認可。此外，僅限于因技術上的原因而不能克服的、在限制該事業的商品生產數量方面存在顯著困難的情況下，才允許申請價格卡特爾。總之，只有在滿足了上述條件之后被認可的卡特爾，才能被認為是例外，而且只是作為克服不景氣、解決供應過剩手段的卡特爾。
二、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與市場效率
（一）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的經濟學原理與分歧
經濟學是用效率標準判斷市場競爭成果的。[1]在反壟斷法中設立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是為了將不景氣卡特爾作為糾正過去投資非效率性的一種措施。為了回避市場失靈，政府可以用計劃以事前介入的方式來替代市場對資源的配置，實踐也曾證明奏效的計劃是可以防止市場配置資源的非效率性。但是，由于與市場失靈相對應的是政府失靈的客觀性，因此，只能在堅持以競爭政策為核心的前提下，從盡可能發揮市場機制本身的作用出發來智慧地創設一種有效的制度。不景氣卡特爾就是作為糾正過去市場失靈所帶來的投資非效率的一種措施被提出來的。
但是如何對應因市場失靈帶來的經濟危機，是讓市場機制自行恢復經濟平衡，還是通過其它方法來幫助市場擺脫困境，歷來存在著分歧。產生認識分歧的原因，來自經濟學的兩種分析方法，即靜態的分析方法與動態的分析方法。在經濟學說史上，根據研究方法的不同，J·A熊彼特將經濟學分為兩大體系——靜態的經濟學與動態的經濟學。他將事先給予一定的條件（如消費者的需求狀態、技術與人口、資本等因素），以及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狀態稱為靜態。在所給予的條件及完全競爭狀態下、運用一般均衡與經濟循環原理，對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結果所進行的分析為靜態分析方法，以此方法分析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有效性，為市場的靜態效率；與此相反，對不事先給予任何條件、有著實際投資變動與技術革新的純粹現實經濟狀態稱為動態。以景氣的變動與經濟發展為對象，運用競爭過程原理對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結果進行分析的方法為動態分析方法，以期得出市場機制在動態過程中配置資源的效率（即市場的動態效率）。
特別需要提出的是，運用靜態分析法所得出的靜態效率與運用動態分析法所得出的動態效率，在用于判斷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的合理性時，其結論是相悖的。由于理論上對市場競爭成果的判斷標準與價值不同，還由于不景氣卡特爾制度所帶來的效率不是來源于市場競爭機制，而是壟斷，所以人們總是考慮著從不同的角度來證明該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是什么。
（二）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與市場效率
1．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與市場靜態效率
當我們用靜態的效率觀點來分析不景氣卡特爾存在的合理性時，其最大的問題就是它無法說明在不景氣“特別”深刻的情況下，市場靜態配置資源的功能是否還能有效率地發揮作用，換句話說，價值規律與競爭規律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是客觀存在，而且若是在一般均衡理論的分析框架下對其進行分析的話，是否會發生經濟不景氣同市場的靜態效率沒有關系，它與人們在追求創新過程中所產生的供求失衡相聯系，所以此時所發生的“經濟社會的混亂與損失”完全可以認為正是靜態意義上的市場配置資源機制正常發揮作用的有力證據。對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由于一般均衡理論是在一切市場均處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來證明靜態的資源有效配置的，所以，從理論上講，壟斷的存在會妨礙資源在靜態意義上的有效配置。而所謂的不景氣是在一定的時期內，因信息的不對稱，對未來市場價格的不明確等市場失靈所帶來的，主要表現在消費與投資分配結果上的非效率性——投資過剩。所以，從市場的靜態機能方面來看，理論上的理由說明，在市場自身機能的作用下，當出現了經濟不景氣，便可以由市場競爭機制來將非效率的企業與設備從市場中排除出去，從而促進經濟的合理化，即通過不景氣的淘汰過程實現經濟的合理化。并且不景氣時期的價格下降還可以創造出新的需求，這種需求的增加正是擺脫不景氣的根本出路。這種認識還表明特別是在不景氣“已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其“優勝劣汰”的結果也正是一種處理經濟危機的有效辦法。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從確保靜態資源配置效率性這個角度出發，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缺乏存在的正當理由。
2．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與市場的動態效率
由于市場的靜態效率的分析是建立在假設的條件下完成的，所以動態經濟學對此提出批評的最充分的理由是現實經濟社會根本不存在完全競爭，競爭實際上是市場主體的爭勝過程，具體內容主要有技術進步、新產品與新市場的開發、新的生產組織形式的變革等競爭的動態因素。但是，市場的靜態效率的分析方法卻排除了這些內容而僅僅去說明競爭過程的最終狀態，為此，動態經濟學的任務就是要說明競爭過程對市場資源有效配置的影響。
按照市場動態效率的分析方法，無論市場結構是壟斷的還是競爭的，重要的條件是要能夠保證經營者有足夠的投資與創新的信心與自由，然后用擴大投資的行為和創新的行為所產生的風險與成功之間的比例來分析市場競爭的成果，即壟斷并非在任何條件下都是非效率的。[2]從這個意義上講，不景氣卡特爾是實現市場動態效率的一種激勵機制，它與以維護市場機制為目的反壟斷法是相互聯系的，不景氣卡特爾成為減少經營者投資的內在風險、引導經營者不斷擴大投資的一種手段。在市場競爭活動中，經營者通常擔心的是供應過剩帶來的價格下降，與此同時又希望自己能擴大市場占有份額。對各經營者來說，在預測將來的需求會擴大時，他最希望的是其他經營者少投資，而只有自己不斷擴大投資。可是在信息量沒有絕對差的經營者之間，當某一經營者在預測將來的需求會擴大時，一般來講，他的競爭對手同樣也會有這樣的預測，假如各經營者都只是依照自己的判斷為擴大生產而增加投資的話，那么整個產業的投資就會過剩，供需失衡導致未來價格下跌。為了回避此情況，經營者就需要有一種能在預防整個產業未來投資過剩方面發揮保障作用的機制，而卡特爾可以支撐價格不下落。
據此，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夠增強投資者的投資信心，減少投資風險。因為與改善生產效率相比，經營者更愿意依賴強硬的政策來保障投資擴大市場占有量。
上述分析表明，當市場的價格機制不能事先預知供求關系而只能在失衡后自動恢復時，不景氣卡特爾制度的存在意義就在于它可以刺激一國擴大投資。如果將引導擴大生產規模作為重要的政策目標，不景氣卡特爾就具有激勵投資的作用，是合理的手段。它的證明方法是：因不景氣卡特爾所帶來的市場靜態的非效率性（只要存在著壟斷，就無法實現市場的靜態效率）與經濟成長相抵之后，再來計算國民經濟的得與失（可以是國際競爭的得與失、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得與失），如果它的結果是對一定的壟斷行為加以適當地政策性保護實現了經濟增長目標的話，就表明這一政策具有相應的合理性。
（三）作者觀點
1．對市場的靜態效率與動態效率的認識
靜態的經濟學分析方法是將競爭與壟斷對立起來，通過一般均衡原理與帕累托最優，[3]對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市場的靜態效率做出了充分的說明。由于完全競爭理論的概念是明確的，市場的靜態效率是通過嚴格的數學論證方式得出的結果，從而可以從理論上對競爭的作用作出充分的證明。為此它對各國的反壟斷立法與競爭政策產生著深遠的影響，使各國的反壟斷法都以“維護自由、公正的市場競爭秩序”為其直接的立法目的。
與此相反，動態的經濟學分析方法是在競爭的過程中分析競爭與壟斷的關系，指出競爭與壟斷不是絕對對立的，是可以相互轉換的，在一定的條件下，壟斷也可以帶來市場的動態效率。[4]但是由于對市場動態效率的求證是以現實經濟社會的狀態為條件，那么對客觀社會的認識會因人而異。還有，社會經濟的客觀變化又不能被人們完全所預料，所以在現有理論的條件下，通過保護壟斷的方式來最終實現競爭的效果，只能是反壟斷法與競爭政策的一種例外。
2．對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合理性與缺陷的認識
關于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的合理性，有關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都可以說明以下三點：
第一，完全競爭性的市場結構是理想的市場結構，現實社會的市場結構總是以“壟斷競爭”（企業數目眾多、產品有差別、企業自由進入或退出）為常態，所以僅依市場的靜態效率為標準來確定一國的競爭政策是不現實的；
第二，各國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不斷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的要求，因此擴大投資與不斷技術創新是市場主體進行競爭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政府對競爭實力強的企業提供風險保障，有利于本國經濟發展；
第三，市場失靈的客觀性使政府在主要依賴競爭政策克服市場失靈的同時，還要依托其它政策來保持經濟的發展與穩定，特別是在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健全的國家。鑒于上述原因，基于市場的動態效率原理對競爭與壟斷間對立統一關系的證明，發展中國家在不斷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許可個別陷入困境的產業通過卡特爾來恢復競爭秩序以對應經濟危機是可行的。但是，在信息不完善的現實社會中，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發展中國家積極推進經濟高速發展是有著風險的。因為在哪些領域、保持怎樣的發展速度，是政策制定者或執行者事前的主觀預測。而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的合理性是以未來經濟一定會高速發展為必要條件的，由于這個必要條件具有一定的主觀因素，所以它的合理性也只有事后才能得到證明。可以說，無論是競爭的理論還是競爭的實踐，都從根本上否定卡特爾時，在特殊情況下通過限制競爭的卡特爾適用除外政策來恢復競爭秩序，是有著市場風險的。因此西方先進國家在經濟進入穩定發展時期后便紛紛廢除了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以及其它的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
三、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的性質
關于反壟斷法的卡特爾適用除外問題，法學界也依然存在著分歧，對該制度的性質、地位與作用界限有著不同的認識。有學者認為它是競爭政策屈服于產業政策的結果，但也有學者用了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的一句名言來說明不景氣卡特爾存在的意義為：“汽車正是因為有了剎車才比沒剎車時跑得更快，”認為不景氣卡特爾說到底就是不景氣時的一種避難措施，它并沒有對日本戰后所形成的市場競爭狀態形成一般性的限制，認識到不景氣卡特爾具有避難的作用，企業才能采取大膽的行動，競爭才會更加活躍。[5]
關于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的性質問題，我國經濟法學界還缺乏深入地研究，日本經濟法學界對此曾有著各種觀點與學說。在日本高速經濟發展時期，這些學說對日本政府實施反壟斷法產生著不同的影響。
（一）“本來的適用除外”與“倒退的適用除外”
市場失靈理論表明，在現實市場經濟活動中，并不是所有的問題均能依靠競爭原理得以解決，競爭機制的作用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就是基于競爭原理以外的政策與制度的原因設立的。所以在法律規范的內容上，可以將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分為兩類：“本來的適用除外”與“倒退的適用除外”。該分類是現代日本經濟法學的主流學說。
所謂“本來的適用除外”是指競爭原理在自然壟斷領域與公共事業領域、知識產權領域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自然壟斷所固有的行為、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以及個別公共事業領域的壟斷行為是反壟斷法本來的界限，因為這些壟斷行為根源于這些產業或領域不具有競爭性，或者競爭并不一定帶來經濟效益，所以才作為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
所謂“倒退的適用除外”是指在市場競爭領域的某些壟斷行為雖然是違反反壟斷法的行為，但因擁有其他政策上的理由而不為反壟斷法所禁止。如本文所討論的不景氣卡特爾的適用除外，就是典型的“倒退的適用除外”。日本經濟法學界之所以用“倒退”來表述，是因為他們認為當年在“原始反壟斷法”中設立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是日本競爭政策的一個大倒退，是基于競爭政策以外的目的將不景氣卡特爾行為作為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它從根本上動搖了反壟斷法的效力，它的適用只能是反壟斷法的極為例外情況。現在日本的反壟斷法中所保留的“倒退的適用除外”僅有“維持再銷售價格協議”。
（二）“確認說”與“創設說”
圍繞著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的適法性問題，在日本經濟法學界曾有過“確認說”與“創設說”之爭，爭論的核心是如何理解卡特爾的違反要件——“公共利益”。
以正田彬教授為代表的“確認說”認為：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規定的卡特爾，其本身并不違反反壟斷法，反壟斷法只不過是對它的這一性質加以確認。[6]理由是，自由競爭不能完全代表公共利益，卡特爾雖然是限制競爭的行為，但不一定就是違反公共利益的行為。[7]正田彬教授對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性質的認識，來源于他對經濟法的認識，正田彬教授認為市場經濟的壟斷現象主要表現為經濟強者對經濟弱者的支配與限制，從而破壞了市場經濟自由、公平競爭的正常秩序，經濟法作為國家干預市場經濟之法，其主要目的就是保護經濟弱者，如消費者、中小企業、勞動者，以恢復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8]
以金澤良雄教授為代表的“創設說”在批評“確認說”時認為：原始反壟斷法中所規定的自然壟斷、合作組織的共同行為等是形式上違反了反壟斷法，但它與競爭政策的目的是一致的，反壟斷法可以將它們確認為適用除外。但是1953年在反壟斷法中設立的卡特爾適用除外，是基于競爭政策以外的其它政策原理而創設的適用除外，根據這些適用除外的規定，將本來違反反壟斷法的行為從其適用范圍中排除，所以是“創設行為”。
（三）不同學說對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實施的影響
從理論上講，不論是“本來的適用除外”、“倒退的適用除外”還是“確認說”、“創設說”，他們的根本分歧均與如何理解市場競爭成果的兩種不同效率相關。根據市場的靜態效率，卡特爾是競爭的最大障礙，因此，“倒退說”與“創設說”都認為反壟斷法與競爭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只能根據市場的靜態效率原理（以保護公正、自由的市場競爭秩序為目的）來確定，否則就是“倒退的”，是需要“創設的”；而“本來說”與“確認說”則認為競爭與壟斷“本來”就不是對立的，如果將市場的靜態效率作為反壟斷法與競爭政策的基本原則的話，那么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的合理性則是依據市場的動態效率，為實現其它政策的目的，作為反壟斷法的例外而存在是對反壟斷法立法目的補充，反壟斷法應當對它加以“確認”。
在法律的實施方面，“確認說”、“創設說”都認為從行為要件上看，所有的卡特爾適用除外行為均是“不正當的限制交易”的行為，是反壟斷法所禁止的行為。但從違法要件上看，“確認說”擴大了自由、公平競爭的含義，將其等同于“公共利益”，即只要不違反“公共利益”，就不違反自由、公平競爭，它只是在形式上屬于被反壟斷法所禁止的行為，適用除外制度的作用就是對這些形式上違法的行為加以適法性的確認。與此相反，“創設說”認為適用除外的卡特爾，不是形式上的違法，而是本質上的違法，給予這種違法行為的適用除外是基于其它政策的目的來實現“公共利益”的，它與反壟斷法通過自由、公平的競爭而實現的“公共利益”是不完全相同的，反壟斷法對適用除外卡特爾的判斷標準還是競爭原理，否則就會動搖了反壟斷法的根本價值。反壟斷法對卡特爾的適用除外是采取有條件的“容忍”，是從考慮競爭政策與其他特別必要或特別緊急的政策相協調的前提下，對卡特爾所采取的一時性的、不得不容忍的一種例外。
筆者認為，“確認說”的理論容易造成適用除外制度與反壟斷法的維護市場自由、公平競爭秩序這一根本制度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如果再進一步分析的話，在一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當人們還沒有完全接受自由、公平競爭原理時，這種學說還會帶來適用除外制度的擴大化，從而影響該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所以作者贊同“創設說”。在反壟斷法的實施中，卡特爾的適用除外范圍是十分有限的，適用除外的條件也是極其嚴格的，尤其是不景氣卡特爾的適用除外，只是當市場經濟發生危機時，本來通過市場競爭的靜態效率是可以恢復的，但是政府基于加速發展經濟的目的，替代了市場機制而采取的一時的、通過限制競爭的方法實現經濟恢復的法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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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的實踐
就日本的實踐來看，1953年之前的反壟斷法的政策目標就是著眼于要全力保障匱乏的資源在靜態配置上的效率性，并與戰后日本經濟民主化政策緊密相連，因為強調市場的靜態效率，一定意義上就是強調市場機制的主導作用，從而盡可能地減少政府的干預，使日本的經濟體制從戰時的統制經濟體制中迅速地解脫出來。但是這一競爭政策的目標不久就被現實所修正。
（一）日本反壟斷中設立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的社會背景
眾所周知，日本的反壟斷法是在美國向日本全面推進經濟民主化、自由化的特殊背景下制定的。這個被稱之為“原始禁止壟斷法”自確立之日起，就因全面禁止卡特爾而遭到了來自日本產業界與官方的強烈反對與批判，對卡特爾放松規制的要求時有出現。
1951年7月朝鮮戰爭結束，一直疲軟的日本經濟因戰爭帶來的“特需熱”也趨于終了。這種“戰時特需熱”的結束及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又帶來了日本出口業的嚴重困難，于是1953年3月5日，第15次國會眾議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審議了反壟斷法的修改案，決定在“原始反壟斷法”中設立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當時的公正交易委員會委員長橫田俊對此曾解釋說：“在不景氣日益深刻的情況下，依靠單純的自由競爭的自動調節功能來阻止事態的發展，會給產業界招來毀滅性的競爭，對日本經濟的破壞具有不可挽回的危險性。為了調整事業者因生產過剩造成的供求不平衡，安定市場價格，就不得不采取以對應不景氣所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方法。”[9]
但事后的現實卻與人們的意志相反，進入六十年代適用除外立法開始不斷增多，對反壟斷法適用除外的嚴格限制僅僅是停留在口頭上了。[10]為什么會這樣？當我們今天再來對此加以評價的話，其原因并不像理論那樣地難以解釋，它實際上就是在當時經濟進入高速發展的特殊背景下，首先是政府從政治的角度對實現市場配置資源的二種效率加以相互妥協。即：將反壟斷法作為維持市場的靜態效率的基本法律手段，以確保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這一政治性要求，與在實現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認為政府應當積極介入市場經濟活動，運用市場的動態效率原理，對擴大投資給予激勵性保護的政治性要求之間的相互妥協。其次是競爭文化的影響。可以這樣說，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是相信市場規律的作用，還是相信政府的作用，對此日本的經濟界更愿意依賴后者，因為當時日本的市場經濟體制尚未成熟，戰時的統制經濟思想依然在影響著人們，加之以美國反壟斷法為藍本的日本反壟斷法與當時的日本現實社會存在著嚴重的脫節，使人們不敢相信僅憑這部法律就能解決市場中所出現的一切問題。
（二）日本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的實施與廢除
在運用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克服經濟危機的效果無法事先確定的話，則可以采取歷史的研究方法對其加以說明。
1．日本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的實施效果
戰后，日本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曾經歷了兩次大的經濟危機，以下以此為例，考察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的實施效果。
第一次經濟危機發生于上一世紀的五十年代，是因朝鮮戰爭軍用特需產品投資過熱而引起的危機，直接遭受沖擊的是中小企業與出口企業。通過限制競爭的方式克服本次經濟危機的主要理由是日本經濟的脆弱性，所實施的卡特爾主要包括限制生產數量、銷售數量、最低價格、工作日及設備的共同處置等。從1959年至1964年五年間，共有49件不景氣卡特爾獲得反壟斷法適用除外的許可，其中再加上1958年通過行政指導所進行的縮短工作日的共同行為33件，1962年12件，合計是94件不景氣卡特爾獲得了實際上的實施。[11]需要我們注意的是，擺脫這次危機之后，日本經濟迅速地進入了高速增長期，并將本次的部分危機對策上升為了基本的法律，如《中小企業安定法》、《進出口貿易法》中都有卡特爾適用除外的規定。
第二次經濟危機發生于上一世紀七十年初。這次全球性的石油危機在短期內接連爆發了兩次，像日本這樣對原油依賴性極強的國家能迅速地擺脫困境，令世人所注目。1973年與1978年的兩次石油危機，造成能源配料價格提高，大量消耗能源（尤其是電力能源）的日本基礎材料產業（如煉鋼業、紡織業）陷入困境，并暴露出這些產業存在設備與技術落后的問題。
面對這一危機，通產省認為危機產業因投資大轉產難，整體發展水平還落后于先進國家，加之這些產業陷入危機還會殃及到全產業界，最終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安定，從而提出在政府的指導下，通過卡特爾適用除外的方式，共同限制生產與設備處理。與此相反，公正交易委員會認為，陷入危機的產業是投資不合理造成的，應當運用市場機制的競爭原理，通過優勝劣汰的方式實現產業的合理化。但是，在這次的爭論中，通產省意見被采納，《特定不景氣產業安定臨時措施法》作為限時立法得以通過（時限為五年，1978年至1983年）。依據該法，相關產業的多數企業參加了共同限制設備與共同限制產量的卡特爾，其中有4件限制設備的卡特爾、3件限制產量的卡特爾、1件兩者共同限制的卡特爾獲得許可。[12]本次經濟危機結束之后，日本經濟實現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同時也實現了經濟由高速發展向穩定發展轉換的軟著陸，它使我們從另一個層面看到，政府在經濟危機發生時，運用積極的干預政策替代市場競爭的靜態效率，通過統一的共同行為實現設備的更新與產業的調整，在市場機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其結果與“優勝劣汰”的市場調整是可以相同的。
2．日本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的廢除
上一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經濟進入了穩步發展的階段，從1988年到1999年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被廢除，這期間沒有再發生過適用除外的申請。于是在政府放松行政規制的計劃中，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被理所當然地列為廢除之列，這是因為：
從整個時代的背景來看，日本發展為世界經濟大國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日本政府過度保護國內市場與企業的政策提出強烈的批評，而國內受國家保護的產業經營效率低的問題也越來越明顯，這些都與經濟大國的身份不相符，因此日本政府決定對原有的經濟結構進行根本性的改革，提出了建立一個進一步對外開放的、市場主體更加獨立的、根據市場原理運行的經濟社會的改革目標。
從改革的目標來看，要建立根據市場原理運行的經濟社會，就需要強化競爭政策。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說到底也是一種例外的制度，當年為了培育與強化國內企業的競爭力，制定各種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它的實施雖然對該產業部分經營者帶來保護性的效果，但同時也帶來經營不努力，損壞消費者利益的不良后果。雖說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已多年沒有實際利用，但是它的存在會對經營者產生回避競爭的不良影響而不利于反壟斷法的實施。
顯然，由于反壟斷法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功能是通過政府的規制得以實現的，因此對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來講，無論是想強調它存在的理由，還是要說明廢除它的理由，都會受到政府不同時期經濟政策的左右，表現出政府在競爭價值與其他社會價值之間進行選擇、協調或相互妥協。卡特爾的適用除外制度就是這種妥協與選擇的產物。如今日本政府全面廢止不景氣卡特爾的適用除外，一方面是日本的市場經濟體制日益趨向成熟，另一方面是日本經濟轉入了穩定發展階段，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失去了存在的價值，但它并不能說明反壟斷法的內在矛盾性就此消失。
五、對我國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的思考
（一）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在反壟斷法中地位
如果我們對反壟斷法應有作用的理解只限定在保障市場的靜態效率時，那么盡管日本六十年代妨礙市場機能發揮作用的卡特爾盛行，但日本社會卻在這一時期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對此僅用反壟斷法的觀點是無法作出合理地說明的。這就提示我們不得不認真地思考這樣的問題：反壟斷法不是保障市場競爭秩序的唯一手段，要承認還應當有與此相聯系的其他法律，也就是說，反壟斷法如能在保障市場的靜態效率方面充分發揮有效作用的話，是需要其他政策配合的（主要是產業政策的配合）。所以我國反壟斷法第四條規定：“國家制定和實施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競爭規則，完善宏觀調控，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何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競爭規則”？作者認為：在競爭關系向壟斷關系轉換（或相反）的過程中，當保障市場的靜態效率的條件與保障市場的動態效率的條件相矛盾時，在反壟斷法內在的理論體系中就有可能形成探明其解決方法的課題——這就是（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在反壟斷法中的地位及適用條件問題。
（二）關于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的實施
現實中，卡特爾行為是市場主體在競爭中最常見的一種行為，被認為是對自由、公正競爭直接產生影響的壟斷行為，所以各國反壟斷法均對它加以禁止，但卻又不是始終如一的全面禁止，對卡特爾的態度也不是純粹地堅持某一原理，而是根據不同的理由與事實來確定卡特爾的界限。這就可以理解為，各國政府是在不同的條件下，運用最為靈活的方式（主要是通過臨時性的立法）來為卡特爾提供適用除外條件，可見政府在運用與實施反壟斷法時具有很大的彈性。從本文所論述的過程來看，關于適用除外的卡特爾，當我們考慮如何論述它的界限的時候，就發現論述的方法是多么的不容易。再當我們思考著用什么樣的理論可以論證適法的卡特爾存在的合理性時，更感覺到它是一個政治與經濟相互影響的問題，也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從反壟斷法所設計的各項制度看，一方面它是以自由主義的哲學為依據的法，另一方面又是實現以價格理論為支撐的競爭政策的法。然而市場經濟機制始終要保持的“自由競爭”與它本身不可能完全實現“有效競爭”之間的矛盾，是決定適用除外卡特爾制度作用與界限的根本條件，本文以日本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為例所做的分析表明：一方面，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存在的合理性與實施的理由是此一時，彼一時的。但在另一方面，即便是所謂的“良性卡特爾”，對它的適用也是要規定嚴格的條件的。如果我們承認這是值得借鑒的經驗的話，那么在我國反壟斷的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的實施過程，就應當充分認識如下兩個問題，它也是作者從不同角度反復論證不景氣卡特爾制度作用與界限的目的所在。
首先是對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作用的客觀認識。由于我國尚處在市場經濟體制的初級階段，還不能單純地依賴市場機制本身來克服周期性的經濟波動，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作為一種重要的危機對策，必將會在今后我國的市場經濟活動中得到運用。所以面對經營者提出的各種適用不景氣卡特爾的申請理由，反壟斷法執行機關在按照法定條件一一加以判斷時，客觀地理解該制度的作用，是有效地發揮這一制度作用的重要前提。
其次是對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作用界限的客觀認識。不論界定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的作用有多困難，也不論它怎樣地受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但在反壟斷法中對卡特爾適用除外的規制原則是：不景氣卡特爾的適用除外制度在立法上必須與規定嚴格的要件相聯系，在法律運用上必須與限制性解釋相聯系，在實施程序上必須與嚴格的申報制度相聯系。只有這樣，才可能避免政府在執行反壟斷法時的擴大解釋。日本在每一次實施不景氣卡特爾時，都是要根據當時的經濟狀況，針對產業界所面臨的實際困難，通過臨時立法程序來確定此次適用的具體條件。目前我國反壟斷法中關于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的規定是非常概括的，而且適用的條件與其它適用除外的壟斷協議相同（“經營者應當證明所達成的協議不會嚴重限制相關市場的競爭，并且能夠使消費者分享由此產生的利益”），這就會給執法機關帶來擴大解釋之虞，因為它與我們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息息相關，所以對不景氣卡特爾適用除外制度作用的界限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
我國的反壟斷法已經于2008年8月1日起開始正式實施，作者對這部歷盡艱辛而終將誕生的“年輕”法律充滿了信心與期待。由于出現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目前各國政府相繼出臺了不同的對應措施，以恢復市場的競爭效率。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應當借鑒日本的經驗，客觀地認識不景氣卡特爾選用除外制度的作用與界限，針對不同的危機現狀，制定出嚴格的適用除外條件，并確定明確地適用申請程序。我們期待著我國的反壟斷法在此方面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注釋:
[1]效率性是判斷市場競爭成果的一般價值標準，其中包括市場的靜態效率（如平均費用最小化）、市場的動態效率（如技術進步）及社會的效率（如環境保護、社會安全等）。
[2]參見陳秀山：《現代競爭理論與競爭政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52－56頁。
[3]參見〔美〕曼斯費爾德：《微觀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268頁。
[4]在競爭過程視野內強調競爭的壟斷趨勢與壟斷的競爭特征。如果將競爭理解為一個動態爭勝過程，那么非政府壟斷具有內生性質與效率屬性。詳細原理請參見：王廷惠：《競爭與壟斷：過程競爭理論視角的分析》，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90－111頁。
[5]參見［日］後藤晃·鈴村興太郎：《日本の競爭政策》，東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394頁。
[6]參見日本經濟法學會編：《經濟法講座》第2卷，《獨禁法の理論と展開［1］》，三省堂2002年版，第150頁。
[7]參見前注[6]，日本經濟法學會編書，第156頁。
[8]參見［日］丹宗昭信、伊從寬著：現代法律學全集《經濟法總論》，青林書院1999年版，第90頁。
[9]［日］經濟安定委員會：議事錄第一五號（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第5頁。
[10]參見齊虹麗：《政府規制與反壟斷法適用除外──以日本禁止壟斷法中的適用除外制度為討論中心》，載《法學評論》200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