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學虧損時的決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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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學虧損時的決策

篇1

【關鍵詞】研究型教學;微觀經濟學;自主學習

1研究型教學的內涵

關于研究型教學的內涵教育界有不同的認識。李萍(2008)、劉偉(2010)等認為研究型教學是一種不同于傳統教學的新的教學理念,它改變教師作為課堂主體的單一傾向,強調課堂教學中教師與學生的主導與主體的地位,這一教學理念轉換的根本目的是培養有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人才。劉秀倫、蔣澤、張牛等(2007)等認為研究型教學是一種教學模式,是教師以課程內容和學生的知識積累為基礎,精心創設情景,引導學生充分參與、主動探究,自主發現問題、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在研討中積累知識、培養能力和鍛煉思維的情景化的新型教學模式。是注重學生發現和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培養高層次、高素質創新型人才的教學模式(劉文明,2016)。鄒曉偉、楊景萍(2014)認為研究型教學是一種探究式的學習方法,通過轉變傳統的教學方式方法,為學生構建開放的學習環境,提供多渠道獲取知識并將學到的知識加以綜合應用于實踐的機會。案例教學、基于問題學習的教學方法都屬于典型的研究型教學方法(趙洪,2006)。夏錦文、程曉樵(2009)、劉月珍(2014)等認為研究型教學是教學理念、教學方法與教學模式的綜合體。筆者認為,研究型教學是用研究型教學理念構建研究型教學模式,通過研究型教學方法落實研究型教學理念。研究型教學強調以學生為中心,通過構建開放型教學環境,引導和鼓勵學生主動地參與到教學過程中,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和愿望,發揮學生在教學中的主動性和能動性,培養學生自主地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微觀經濟學》作為經濟類專業的專業基礎課,是學生最早接觸到的專業課程之一,也是學習其他專業課程的重要基礎。這門課程具有理論性強、抽象的特點,對大一新生來說學習確實有一定難度。中學時期他們形成了依賴于老師和書本學習的習慣,相對缺乏自主性學習的意識,缺少主動性思考。如果教師在大學授課過程中不注重教學改革,不能因材施教,只會照本宣科,講課就會缺乏吸引力,影響學生學習興趣和課堂效果。

2微觀經濟學課程特點和教學現狀

2.1課程理論性強,學生學習興趣不濃

微觀經濟學主要研究個體經濟單位是如何做出資源配置決策以及這些決策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課程內容以抽象理論分析為主,比較枯燥,學生由于缺乏社會實踐經驗,在理解上具有一定的難度,直接影響到學生學習興趣和積極性。例如講到消費者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時,生活中都有感受學生很容易理解,但是進一步研究消費者均衡時,當講授邊際效用與價格之比相等時消費者行為最佳,學生就感覺比較抽象。又如講授到廠商利潤最大化條件是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時,學生就會對均衡狀態下廠商還會出現虧損狀態表示難以理解。

2.2課程研究方法多,圖形多,學生學習有畏難情緒

《微觀經濟學》課程不僅內容理論抽象,而且具有研究方法多樣性、數學化的特點。邊際分析、均衡分析、靜態分析、比較靜態分析、動態分析等方法論頻繁使用,使一些數學基礎相對薄弱的學生感到力不從心。在研究經濟問題過程中,大多先進行理論分析,再構造數學模型,畫出直觀圖形,最后進行數學推導,多種方法的融合使用,學生容易產生畏難情緒。同時,這門課所涉及到的圖形較多,這些都增加了課程的學習的難度。《微觀經濟學》課程內容邏輯性強,前后章節聯系緊密,如果前面內容掌握不好,要學好后面的內容,更是增加了難度。

3研究型教學在《微觀經濟學》課程中的實踐

3.1加強案例教學

由于《微觀經濟學》課程內容大多是抽象化的理論,如果單純進行理論講述,會使學生感到枯燥乏味。教師結合課程內容有針對性地選用案例,將理論知識與當前經濟社會生活中具體實例結合起來,不僅可以闡釋知識要點,讓學生從案例分析中理解和掌握經濟學理論,同時能活躍課堂氣氛,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吸引他們主動思考,變被動學習為主動學習,培養學生運用理論分析現實問題的能力。如在講授商品需求時可用啤酒與炸雞、汽油與汽車之間的關系說明商品之間的相關性,講授商品彈性時可以用“中國大媽槍黃金”作為案例分析,講授市場均衡時可以中國房地產市場為例。

3.2組織開展專題討論

專題討論一般是教師在講授理論以后,整理出若干個與課程內容相銜接的討論題目,學生組成學習小組,通過查閱、整理相關文獻資料,在小組討論的基礎上撰寫演講報告,最后進行答辯演講,回答其它小組同學和老師提出的問題,教師最后進行點評和總結。教師在確定討論題目時,要緊扣現實,選擇當前國內外金融、經濟發展中與課程內容相關的熱點、重點問題,既便于學生查找資料、獲取信息,又能引導學生關注現實問題,理論聯系實際。比如在講授政府對價格干預時,可以在介紹中國政府對糧食實行保護價的基礎上組織學生討論各國政府對糧食及農業的保護政策。在講授市場供求關系以后,組織學生討論中國房地產市場,分析政府調控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等等。專題討論強化了學生對經濟學理論的靈活運用能力,培養學生的自主性學習習慣,有助于提高學生資料查閱能力和分析問題能力,變“接受式教學”為“創新式教學”。

3.3指導學生開展課外社會實踐活動

研究型教學突破了傳統的課堂教學,通過構建開放型教學環境,實現課本知識與社會實踐的有機結合。大學生社會實踐是理論聯系實際,提升學生專業知識水平和社會實踐能力的重要的途徑。教師可以通過指導學生社會實踐項目的申報、問卷調查的設計、調研報告的撰寫等環節,使學生將經濟學理論融會貫通到實踐項目活動中去。學生通過利用寒暑假或節假日開展課外社會實踐活動,一方面能夠把所學的理論知識運用于實踐,加深了對理論的理解,促進了從理論到實踐、從知識到技能的轉化。另一方面,課外實踐活動對培養學生獨立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的實踐創新精神有著積極的作用。同時,課題項目組成員之間形成了分工協作、討論交流的團隊精神。如針對當前快速發展的互聯網技術和電子商務,可以組織學生對手機移動支付、微商等主題開展社會調研,還可以在此基礎上組織學生申報國家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使大學生得到創新性科學研究的鍛煉機會,提升學生的科研能力。

3.4豐富教學手段

靈活多樣、豐富的教學手段可以極大地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促進學生主動參與到研究型教學中來。《微觀經濟學》課程理論既抽象又枯燥,在課堂上如能恰當地運用與課程相關的視頻、音頻、Flas等多媒體手段,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和興趣。比如在講授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時,可以觀看央視紀錄片《大國崛起》,讓學生對這一理論的產生背景有比較直觀的理解。講授谷賤傷農原理和政府對糧食市場干預時,可播放央視《焦點訪談》欄目中《糧倉“碩鼠”》節目,讓學生理解為什么政府對糧食價格進行干預,同時對經濟領域的反腐問題有進一步的了解。多媒體教學還能實現大量的圖形演示,將課程理論中曲線與曲線之間的關系變化直觀地演示出來,使學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有利于提升授課效果。

3.5建立科學的考核方式

科學的課程考核方式有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有利于研究型教學活動的開展。單一的期末考試很難綜合考量學生的知識量、知識運用能力和創新能力。課程考核既要重視期末終結性考試,更要側重過程性考核,利用過程性評價激勵學生自主性學習。在《微觀經濟學》課程中,我們采用了“期末考試+平時成績+小組成績”考核方式。平時成績體現學生課堂參與和作業完成情況,小組成績體現專題討論完成情況。為了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專題討論活動,可以依據每個小組參與討論活動次數、成果質量確定成績,小組之間形成競爭氛圍,激勵學習主動性不夠的同學也能參與到課程教學活動中去,提高學習積極性。

參考文獻

[1]劉文明.高校研究型教學模式的幾點探討[J].當代教育實踐與教學研究,2016,8:262.

[2]鄒曉偉,楊景萍.研究性教學中教師有效性教學策略的構建[J].大學教育,2014,8:33-34.

[3]劉秀倫,蔣澤,張牛.實施研究型教學促進創新人才培養[J].教育探索,2007,3:22-23.

[4]柳治國.微觀經濟學課程教學模式改革探討[J].當代教育理論與實踐,2015,10:81-82.

篇2

一、企業效率的經濟理論基礎

在西方微觀經濟學中,關于企業的理論集中在“廠商理論”部分。所謂廠商是指能做出獨立生產決策的單位,主要包括個人企業、合伙企業和公司制企業。在研究生產者行為時,一般的理論假定是,企業都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其生產目的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即在既定的產量下實現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達到產量最大。廠商理論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1)生產理論。主要研究投入的生產要素與產量之間的關系,即如何配置資源,使生產要素既定時產量最大,或者說使產量既定時投入的生產要素最少。(2)成本理論。主要研究成本與收益之間的關系,廠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談得上利潤的最大化。(3)市場理論。市場有不同的結構,即競爭與壟斷的程度不同。它研究的是當廠商面對不同的市場時,應該如何確定自己產品的產量和價格。企業只有處理好以上三方面問題,才能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

廠商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是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假設。實際上,現代經濟學家的進一步分析認為,廠商的目標是多元化的。例如美國經濟學家W·鮑莫爾分析了廠商以銷售量最大化為目標的行為;美國制度學派經濟學家K·加爾布雷斯則把穩定與增長作為大公司這樣的廠商的目標,它們追求的是適度利潤。但是,在一般的微觀經濟理論中,仍以利潤最大化為基本假設,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研究企業問題時,國內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經濟學中并沒有對應的理論。西方經濟學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雖然生產理論、成本理論和市場理論等主要關注的是實物量,但關注的不是總量,而是比率(ration)以及比率的變化率。例如,關注的不是總產量,而是邊際產量和平均產量;關注的不是總收益,而是邊際收益和平均收益;關注的不是總成本,而是邊際成本和平均成本;關注的不是總勞動量,而是勞動生產率等。因此,研究企業狀況時使用“效率”作為指標順理成章。

在生產理論中,假定技術水平不變,那么,影響企業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勞動、資本、土地、企業家才能。以Q代表總產量,L、K、N、E分別代表勞動、資本、土地和企業家才能,則生產函數可以表述為:

Q=f(L、K、N、E)

一般把土地作為固定的,企業家才能難以估算,因此,生產函數可以簡化為:Q=f(L、K)

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則進一步表述為:Q=ALαKβ

在生產函數中,各生產要素的配合比例稱作技術系數。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技術系數是各不相同的。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術系數不變,如果技術系數可以變動,則生產要素的最適組合的原則是:應該使所購買的各種生產要素的邊際產量與價格的比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單位貨幣無論購買何種生產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邊際產量,達到生產者均衡狀態。

生產理論分析了影響企業效率的各種要素及其配置比例,主要考察的是企業的技術效率。但技術效率并不等于經濟效率,技術效率反映的是企業的投入產出組合,而經濟效率則是在考慮價格因素情況下的最低成本組合,它要求投入價格與產出價格的比率等于生產邊界的斜率。因此,要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企業還要考慮收益與成本的關系,這就涉及到成本理論。

成本函數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

C=f(Y、W、T)

其中,C為企業的總成本,Y為企業的產出變量,W是企業的投入價格向量,T為企業的制度結構。通常T被定義成“虛擬變量”。從該成本函數看,在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進行評估時,人們所選擇的指標主要不是通過工程成本研究來給定的一個絕對效率值,而是一種制度性的相對效率。因此,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術效率和經濟效率共同作用的結果。例如,國有企業生產成本比私有企業低,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術效率比后者高,但經濟效率并不一定高。

當然,現實的市場結構由于競爭與壟斷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場條件下,企業收益與成本變動的規律也不相同,因而,企業對最大利潤的追求要受到相應的市場環境的制約,只有面對不同的市場采取不同的決策,才可能提高效率。

二、中國國有企業效率的決定因素及其影響程度分析

微觀經濟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主要是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主要是投入產出效率,后者則為資源配置效率。技術效率是把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資本生產率加以綜合的生產率指標,它能夠較好地反映出企業的綜合效率水平。測定技術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用生產函數,主要是超越對數生產函數,然后運用OLS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隨機前沿模型進行分析。本文主要從技術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國國有企業的效率。

Groves、Hay和Gordon等人對中國國有企業進行了抽樣調查數據分析,認為改革以來國有企業的效率的確取得了一定的增長,增長主要來自于獎金的激勵、人力素質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劉小玄、鄭京海(1998)在此基礎上對1985~1994年中國國有企業的狀況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認為影響國有企業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留利。即企業在完成既定的基數利潤后留給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數利潤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個變量。留利對產出效率的作用表現為,邊際利潤或留利的增長,會使邊際產出也相應增長。他們認為,企業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潤。

(2)浮動工資。浮動工資由獎金構成,來源于留利,以浮動工資占總工資的比例來測定。浮動工資是直接對職工的激勵,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產出效率。

(3)經理(或廠長)的工資。這是對經營者的激勵因素,而經營者對企業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在中國的企業中,在缺乏資本的真正所有者、企業主要依靠企業家才能來推動和發展的情形下,經理(或廠長)的工資對企業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4)企業年齡。一些研究生產率的經濟學文獻都證實了企業年齡對于企業的效率具有顯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輕的企業有效率還是年老的企業有效率,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和不同條件下往往是不同的。據Pitt和Lee(1981)的研究,年輕的企業比年老的企業更有效率。而另外的看法則是,年老的企業更有經驗,在其市場經營和組織管理和工人的技術操作方面積累了較多的信息,具有相應的信息和人力資本的優勢。在國有企業中,企業年齡對企業效率究竟是什么關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這是一個標志企業人力資本質量的變量,以企業的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重來測定。通常認為,企業的教育程度對企業的效率有著積極的正效應。在Gordon和Li(1995)看來,在80年代中期,中國的國有企業的生產率的增長中大約有一半得益于勞動力教育程度的改善。雖有高估的可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人力資本對效率的重要作用。

(6)其它的解釋變量。如開工率、決策權、市場競爭程度、預算約束、時間、地區、規模和產業等都對企業的效率有不同側面和程度的影響,可以作為“虛擬變量”進行分析。

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了如下的超越對數生產函數:

㏑Y=α+β1㏑L+β2㏑K+β3(㏑L)(㏑L)+β4(㏑K)(㏑K)+β5(㏑K)(㏑L)+βiXi

其中,α為殘差,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效率的近似值,并可以為各種政策變量、制度變量、企業特征變量所解釋;K和L分別代表資本和勞動投入要素;Xi為添加的各種解釋變量。這里主要關注的是由Xi所代表的各種解釋變量與企業效率的關系。

對于上述生產函數,分別運用OLS方法和隨機前沿模型的極大似然方法(過程復雜,這里略去介紹)進行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

留利對企業效率有著積極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留利大約可以解釋產出增長的10%;在前沿生產函數模型分析中,留利對產出增長的解釋大約8%;在殘差模型中,留利每增長一個單位可使效率增長約5%。看來,留利是企業發展和提高效率的源泉之一,也就是說,剩余權對于企業有著積極的意義。

浮動工資比例也對企業效率有著顯著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該變量大約可以解釋產出增長的8%;在另外兩個模型中,效率約可增長5-6%。

企業年齡變量對企業產出增長的作用也是積極的和顯著的,其解釋程度達到12%;即使排除了隨機誤差項干擾的其他模型中,效率的相應增長也達到7-9%。

經理(廠長)工資變量對企業效率也有著積極的正效應,但這種效應似乎不太大,在前沿生產模型和殘差模型中其解釋程度分別為3-5%。

教育程度變量對于企業的產出增長率的作用相當穩定,其在OLS和前沿生產模型分析中都能保持在10%的正效應水平上,而在殘差模型中其解釋程度也不低于9%的水平。

在其他變量中,除開工率外其他變量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決策權、市場競爭程度、預算約束、產業變量等雖然都對企業的效率有不同側面和程度的影響,但效應有的不明顯,有的不清楚。

另外,運用前沿隨機生產函數模型還對國有企業的平均效率進行了測定,它大約在0.5左右。這表明國有企業的效率普遍不高,只能達到生產可能性的一半的水平。

上述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在中國企業改革過程中,生產率增長的決定因素除了規模、資本裝備率等由技術性規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產權(決定留利,進而決定經理和職工的工資)、人力資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場競爭。雖然市場競爭因素在上述模型中效應不明顯,但這說明國有企業之間的競爭效率很低,與鄉鎮企業、合資企業等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這也恰恰提醒我們要進一步加大國有企業的放開程度。

三、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效率比較

為了更全面地透視和把握國有企業的整體效率,有必要在以上對國有企業本身效率分析的基礎上,通過與非國有企業效率的比較來做進一步的研究。對此,劉小玄(2000)從所有制結構和企業隸屬等級制的角度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姚洋(1998)則對非國有經濟成分對工業企業技術效率的影響進行了分析。

劉小玄以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的數據為基礎,從全部75萬家企業中選擇了20余個產業,共計大約17萬家具有競爭性特點的企業進行了效率測定。分析方法主要采用了生產函數模型和OLS計量方法,分別對普查數據中提供的所有制變量和企業隸屬等級制變量對于企業效率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和比較,得出的結論主要是:

就所有制變量的影響看,國有企業在全部測定的行業中效率最低,這個結論相當穩定,并且在所有測定的行業中表現得完全一致。同樣,另一個十分穩定的結論是,私營個體企業的平均效率最高。具體來說:以國有企業為參照系來比較,私營個體企業的平均效率最高,大約為國有企業平均效率的2-5倍左右;其次為三資企業,平均效率約為國有企業的2倍左右;再次為股份制企業和集體企業,其平均效率約為國有企業的1-2倍。

這一結果表明,企業產權關系對企業效率有直接的影響。國有企業效率最低是由于產權結構單一,難以形成所有者激勵;令人關注的股份制企業效率不高,是由于其是人為的捏合和行政力量推動的結果,初步形成的產權結構還不夠穩定,尚處于未定型的產權狀態;而私營和個體企業的良好業績則完全來自于明晰的產權關系,這種產權關系不僅十分穩定,而且是在市場經濟中自發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同樣,三資企業良好的績效主要得益于其相對明晰和穩定的產權關系。

對于企業隸屬等級制變量,模型分析的結果表明:在所有的行業中,村級企業的效率最高,而且十分穩定和一致。其次,在大部分行業中,鄉、鎮、村或街道這一層次的企業平均效率明顯高于縣級以上的企業。這表明,處于比較低的等級層次的、均為計劃外的民營企業,往往比那些較高等級層次的、主要是計劃內的傳統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具有較高的效率。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這實際上是與所有制因素相聯系的。因為等級越低的企業往往是由民營或私有企業組成的,這些企業的產權模式實質上是古典式的;而中央或省地級控制下的企業幾乎是清一色的國有企業。這與上述所有制因素對企業效率的影響的結論是一致的。這也說明,企業的效率高低不在于行政隸屬等級的高低,而且二者恰恰表現為反方向的關系。

可見,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并存的轉軌狀態下,越是遠離計劃控制鏈條的企業發展得越快,效率也越高,而且這種效率通過市場競爭關系逐漸“輻射”開來。這是市場經濟發展必然導致的結論。

姚洋(1998)分析了非國有經濟成分對工業企業技術效率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非國有經濟成分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也對國有企業的整體效率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其作用之一便是提高我國工業企業的技術效率,這種提高可能來自兩個方面:其一,非國有企業改變了國有企業的運行機制,變無人負責為有人負責,從而達到節約投入、提高效率的效果。其二,非國有成分的增加還可能對全體企業從兩方面產生正的外部性:(一)非國有企業的增加加劇了市場競爭,從而迫使所有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提高效率,以便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這種效應稱為內部效應;(二)外資的進入可能同時帶入先進的生產和管理技術,并擴散到其它企業中去,這種效應可以稱為外部效應。

姚洋利用1995年工業普查資料,抽取了12個大類行業中的14670個企業作為樣本,首先采用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模型估計這12個大類行業的生產函數,然后在此基礎上計算各個企業的技術效率,并對之進行回歸分析。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與國有企業相比,集體企業的技術效率高22%,私營企業高57%,國外三資企業高39%,港澳臺三資企業高33%。可見,非國有企業比國有企業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時,這些統計結果也充分地證明了非國有成分對提高中國工業企業技術水平的內部效應。

那么,非國有經濟成分對國有企業的外部效應如何呢?實證分析的結果顯示:行業中集體企業和國外三資企業的數量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每個企業的技術效率分別提高0.2%和1.1%;但是行業中私營企業和港、澳、臺三資企業同等數量的增加卻使得每個企業的技術效率分別降低0.7%和2.8%。前者的正外部效應說明,集體企業和國外三資企業在提高自身效率的同時,也對本行業的生產和管理技術的傳播起到了顯著的促進作用。后者的負外部效應說明,盡管私營企業和港、澳、臺三資企業自身的效率比國有企業高,它們的增加卻對行業內其它企業技術效率的提高起到了顯著的抑制作用。對后一結果的一個解釋是,私營企業和港、澳、臺三資企業導致行業內部的過度競爭,造成產品的積壓,因而減低了效率。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私營企業和港、澳、臺三資企業封閉性較強,不輕易轉讓自己的技術和管理經驗。

四、結論

通過以上粗線條的介紹和綜述可以看出,微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對中國國有企業的效率有很強的解釋力,為我們分析中國的國有企業效率問題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對國有企業效率的研究不僅需要理論上的分析,更需要嚴肅的實證分析,以為國有企業的改革提供全面的決策參考。

改革以來國有企業的效率的確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這說明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是正確的。國有企業效率增長的決定因素除了規模、資本裝備率等由技術性規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產權(決定留利,進而決定經理和職工的工資)、人力資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場競爭。

其它因素中,產業因素對企業效率的影響表明我國市場經濟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壟斷性特征,由此形成一定的壟斷性的效率來源。地區因素表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具有明顯的生產率優勢,這可能得益于該地區的開放程度、市場發育程度以及人力資源素質較高等因素。當然還有其它未提到的因素可能對國有企業效率的增長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還需要從新的角度進行挖掘。

國有企業的效率雖然有所提高,但與其它非國有企業相比都要低,這與國外關于企業效率的實證研究的結論是完全一致的。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一方面與國有企業自身的性質、所有制結構、行政隸屬等先天因素有關;另一方面,也預示了國有企業有進一步改善效率的巨大空間,這也許通過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成熟的管理經驗的引進得以實現。

國有企業先天效率的低下以及非國有企業對整個企業效率提高的積極作用,也向我們提供了一條有益的啟示,這就是政府應盡量減少國有企業的數量,鼓勵其它非國有經濟成分的生長,把政府可管可不管的事情盡量交給市場去完成,使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結構達到自然的均衡狀態,這也許是中國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和前進的方向。

參考文獻

劉小玄、鄭京海,1998:《國有企業效率的決定因素:1985-1994》,《經濟研究》第1期。

劉小玄,2000:《中國工業企業的所有制結構對效率差異的影響》,《經濟研究》第2期。

姚洋,1998:《非國有經濟成分對我國工業企業技術效率的影響》,《經濟研究》第12期。

張軍,1998:《需求、規模效應與中國國有工業的虧損:一個產業組織的方法》,《經濟研究》第6期。

華民,1994:《世界主要國家國有企業概覽》,上海譯文出版社。

篇3

Abstract: Advanced mathematics is basis of economic research. Only learning advanced mathematics, can we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analyzing economic phenomenon and master economic knowledge. This paper mainly illustrates the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in the economy by using the related knowledge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higher algebra,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course.

關鍵詞:高等數學;經濟;應用

Key words: advanced mathematics;economy;application

中圖分類號:O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27—0225—02

0 引言

數學既是一門理論學科,又是一門應用廣泛的工具性學科,在理學、工學、管理學、經濟學等各個領域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如何將抽象的數學理論應用到具體的經濟科學實踐中去,現主要用數學分析、常微分方程、高等代數、概率與數理統計等課程的相關知識來說明高等數學在經濟中的應用。

1 極限在經濟中的應用

高等數學與經濟學的聯系最緊密,與人民大眾聯系最直接的是利息計算及貸款還款問題.在經濟問題中涉及的量常常是離散的量,討論利息時是按年、月、日、計息,這些都是離散的量。而高等數學中討論的量大多是連續變量,要借助高等數學的方法討論解決經濟問題必須將經濟中的離散量進行連續化處理,連續復利概念的引入就是這樣一個例子。連續復利是指按本金計算的每個存款周期的利息在期末加入本金,并在以后的各期內再記利息。

若現存P元,存期一周期(一年)到期后銀行支付的利息不被取出,而與本金P一起存入銀行,這樣到期后獲得新的利息,如此持續下去,若存款周期的利率為r,則t個存款期到期后余額為:

At=P(1+r)t,

這樣一年分n期計息,每期利率為■,則余額為:

At=P(1+■)nt=P1+■■■。

因為1+■■關于n單調遞增,所以n越大,則賺的錢越多,而■1+■■■=ert,當n∞時,此時可理解為每時每刻把利息轉入本金進行復利計算。

例:存入資金1000元,年利率為6%,按連續復利計息,20年后可得本利為多少?

解 P=1000,r=6%,t=20,

A20=1000e0.06×20=1000e1.2≈3320(元),

故20年后可得本利約合為3320元。

2 微積分學在經濟中的應用

導數在經濟中的應用:導數是微積分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在經濟學中的邊際問題和彈性問題中,都有廣泛應用。下面將導數在這兩方面的應用介紹如下:

①邊際概念:邊際概念是經濟學中進行邊際分析時,經常用到的一個概念。

邊際成本: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邊際成本是指成本對產量無限小變化的變動部分。但由于產量最小是一個單位,因此,邊際成本是產量增加或減少一個單位所引起的成本變動。

設邊際成本C=C(x)變量x改變到x+?駐x時,成本相應改變量為:

?駐C=C(x+?駐x)—C(x)

成本改變率為:

■=■

■■

就可以反映出產量的微小變化時,成本的變化情況。因此,產品邊際成本就是:

C′(x)=■=■■=■■

在經營決策分析中,邊際成本可以用來判斷產量的增減在經濟上是否合算。當企業的生產能力有剩余時,只要增加產量的銷售單價高于單位邊際成本,也會使得企業利潤增加或虧損減少。或者說,只要邊際成本低于平均成本,也可降低單位成本。■表示為生產x產品的平均成本。如當產量x=100時,C′(100)=8,■=18,即邊際成本低于平均成本,因此提高產量,有利于降低單位成本。

②彈性概念:一個企業的決策者只有掌握市場對產品的需求狀況以及需求對價格的反映程度才能作出正確的發展生產的決策。彈性是在需求分析中經常用來測定需求反映程度的一個尺度,彈性的概念用來定量分析各經濟變量之間的變動關系。

需求彈性是指需求量變動對價格變動的反應程度,即價格變動的比率所引起的需求量變動的比率。設需求函數為:

Q=Q(P)。

當價格有了變化時,需求量對價格的彈性就是:

?濁(P)=■Q′(P)

就是需求量對價格的彈性(簡稱需求彈性)。它的大小比較客觀的反映了商品需求量對價格的反映程度。

3 微分方程在經濟中的應用

利用微分方程可以分析商品的市場價格與需求量(供給量)之間的函數關系,預測可再生資源的產量、預測商品的銷售量、分析關于國民收入、儲蓄與投資的關系問題等。而微分方程是數學專業一門重要的分支,其解法和理論已經相當完善,可以為分析和求解方程的解提供足夠的方法,使得微分方程模型具有極大的普遍性、有效性和非常豐富的數學內涵。

4 矩陣理論在經濟中的應用

矩陣理論在經濟中的應用十分廣泛,利用矩陣方法求解方程組AX=B,由于A可逆,故只需計算X=A—1B即可,在經濟中投入產出分析和會計問題正屬此類情況。

投入產出分析n個經濟部門的需求可以表示為系數矩陣:

A=■,

開放部門的需求可表示為最終需求矩陣:DT=[d1 d2 … dn]。于是,滿足n個經濟部門的需求問題歸結為求產出陣XT=[x1 x2 … x4],使得(In—A)X=D。若(In—A)—1存在,則X=(In—A)—1D。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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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Zappa及其企業經濟學

(一)Zappa企業經濟學的產生 Gino Zappa(1879~1960),1906年~1920年任教于熱那亞的意大利國家經濟與商業科學研究所;1921年起,Zappa被威尼斯的意大利國家經濟與商業科學研究所和米蘭的路易吉·博科尼大學聘為教授,也正是這一時期,隨著兩部巨著先后出版,他對企業經濟學科的批判和重構在理論和實踐方面日趨成熟:第一部“La determinazione del reddito nelle imprese commerciali(1920~1929)”(《商業經營中的利潤計量》),經此后持續的完善和修訂重命名為“Il reddito d’impresa-Scritture doppie, conti e bilanci di aziende commercial undertakings(1950)”(《營業利潤——復式記賬,簿記與商業經營賬目》);第二部“Le produzioni nell’economia delle imprese”(《公司生產管理》第I,II,III卷1957)。Zappa企業經濟學概念作為統一完整的學科分支,始建于1927年,他在威尼斯意大利國家經濟與商業科學研究所開學典禮的歷史性演講 “Tendenze nuove negli studi di ragioneria”(《會計研究的新趨勢》)。這次演講對Zappa企業經濟學賦予了清晰有力的表達,也標志著意大利企業經濟學研究的振興。要指出的是,意大利的企業經濟學是由會計學者締造的,且不能武斷的說意大利的會計學科研究產生于企業經濟學。

(二)Zappa企業經濟學基本原理 Zappa企業經濟學是一個獨立自主的研究領域,他將經濟學觀點與企業概念相結合,致力于研究企業(商業或非商業,盈利或非盈利,大型或小型,工業或金融,個人獨資或集體所有)的每一個方面,且認為企業范圍內所有經濟事項的影響都是嚴格協調的。其主要原理可總結如下:第一,Zappa企業經濟學中“企業”的概念是廣義的,等同于經濟主體,且是實際存在的而不是抽象的。企業不是獨立和分散要素的堆砌,即使源于人為的創造,卻是與生俱來的自然實體。在企業這個現實主體內發生的經濟事項,相互作用,相互聯系成為一個統一而協調的整體,向預設的目標邁進。第二, Zappa企業經濟學代表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學科,盡管它與其它學科,如法律,經濟學和數學有諸多聯系,卻聲稱擁有自己的“規則”,獨立于其它子學科,甚至微觀經濟學。且Zappa企業經濟學是實用主義學科。第三,Zappa企業經濟學對企業涉及如下三個領域的研究,即會計(ragioneria)、組織(organizzazione)和管理與運營(gestione)。其中管理與運營領域本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主觀的”,關系到企業管理活動及決策的制定過程,類似工商管理學科;而另一個方面是“客觀的”,援引企業內部發生的事項,檢查各種趨勢和活動的動態,英語中相當于“運營”。但Zappa企業經濟學中的管理(gestione)僅對后者,即企業“運營”方面進行了詳細的研究。第四,與意大利早期以凈值為核心的理論趨勢不同,Zappa企業經濟學以簡單的演繹方式,引導了以損益為核心的會計理論。20世紀上半葉,隨著Zappa企業經濟學的振興,“損益為本”會計理論在意大利取得了直接和廣泛的成功,而20世紀下半葉,它仍然是意大利占據主導地位的會計理論。

(三)Zappa會計理論的核心:“損益為本” Zappa“損益為本”會計理論堅持的首要觀念是企業是一個不可分割“統一體”,因此,損益也是不可分割的。企業發生的導致損益正向或負向改變的經濟事項,作為損益階段性的構成要素。因為經濟事項在企業整個生命周期里也被認為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損益(包括收入和費用要素)被設想為源于作為企業總體的一個整體性概念。損益核算不是為了確認部分或中期業績,而是基于這個“整體”的特征被偶然或暫時放棄的實際原因。因此,Zappa企業經濟學拒絕具體收入和成本費用相配比的觀念,認為只有整體成本可與整體收入相匹配。單一成本不產生任何特別收入,而是對整體收入做出貢獻(在意大利會計中不認可“配比”原則)。相對的,單一收入項目不是由單一成本項目引發,而是基于整體成本項目的貢獻。另一方面,企業作為一個動態實體在時間維度上形成了損益,收入和成本費用是損益的構成要素。Zappa會計理論中,資產凈值僅被認為是一個派生的概念,是靜態且人為的從企業動態特征中的抽離。除貨幣性項目,資產凈值被視為由遞延性收入和成本費用項目,而不是資產和負債項目組成(類似Schmalenbach的動態會計學),盡管資產負債表源于利潤和虧損賬戶。對Zappa“損益為本”會計理論的詮釋與一個具體的計量方法相聯系(“損益系統”——Zappa1950),具有如下限制性的特點:部分結果,業務分部,利潤中心,中期或分部報告是不允許的(它們被視為違背了公司的整體性特征);損益僅由外部事項引發,內部事項對報告是沒有意義的,因此拒絕傳統的成本會計;作業成本和成本控制幾乎被忽視,因為它們會導致不可靠的數據(這都是基于成本會被刻意的分配這一假設);財務報告以利潤和虧損賬戶為中心(動態賬戶),而資產負債表作為衍生的(靜態)賬戶。損益才是“真實的”(資產凈值的計量與其相關);公司資本價值僅代表平均未來損益的現值(折現值),資產沒有獨立的特有價值,但其價值取決于它對損益產生的貢獻;每個公司都被認為是獨一無二的(即,沒有兩個是完全一樣的),不允許有統一的會計和標準的財務報告或相關法規約束。這種損益系統的計量方法源自對patrimonialistc方法的批判。patrimonialistc的觀念與現代在北美普及的方法相似,強調資本(作為最終的會計實現)反映在資產負債表中。但在Zappa損益為本的會計理論中,認為這種“人為”和“分解”的方法只會將企業割裂為整體的各個部分,每個組成部分不得不被認為是一個單一且獨立具有自身價值的實體,如果將資本構成最主要的關注內容,損益便成為隨資本時間變化的會計度量。

二、意大利會計其他代表性學者與貢獻

盡管Zappa理論的統治地位依然延續,但邁向國際化和研究前列的意大利會計學者,隨著對國際最新研究成果的借鑒,對Zappa理論的批判與拓展,新的會計學科方向慢慢萌芽。Onida和Amaduzzi則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一)Onida Pietro Onida可能是這一時代早期意大利最具影響力和國際化導向的會計學者。Onida的主要著作有:《金融學上下冊》(1931a,1931b),《年度和特別賬戶》兩本專著(1935,1944),《Zappa想法所產生的新會計處理邏輯》(1947),《十九世紀以來意大利企業和公司研究發展的歷史再現,包括Zappa的創新作用及其不連續性》(1951)。在Onida《年度資產負債表的總體論述——類似佩頓的經典方法》(1945年)這本書的總體框架和技術解決方案中,體現了Onida新的經濟邏輯,同時也涉及了工業和商業企業的大多數門類。這本書提出了如下觀點:一些公司運用不誠信的行為,為了達到所謂的“股利穩定”,通過在(高)利潤年度計提特殊準備以備虧損年度使用以平滑凈收益。且Onida特殊形式的資產負債表(如,銀行)也被廣泛引用。Onida是知識淵博的思想家,他拓展了Zappa的思想,并樂于接受新的觀點。他積極推廣和分析了當代的英美派會計文獻,是當時極少數關注Chambers著作的歐洲大陸學者之一。

(二)Amaduzzi Amaduzzi被認為是對Zappa理論最具代表性的延續和修訂者,也是Serra在其《意大利會計近代史》(1999)中唯一單列一章進行描述的Zappa門徒。除了將Zappa對賬戶的分類替代為稍有不同且簡單的形式外,Amaduzzi最重要的修訂,根據Serra(1999:279),在于摒棄了片面強調收入(Zappasystema的收入)而贊成更加注重資本概念的更平衡觀點(Besta的‘sistema del patrimonio’)。但Amaduzzi(1965)試圖發展的zapparian系統,在意大利幾乎沒有Zappa起初的著作有影響——更不要說Zappa理論在西班牙和法國具有的國際反響。

(三)其他學者 20世紀后半葉的意大利會計領域,其他值得一提的學者有:Agazzi(1961)致力于會計的公理化;Amodeo(1961a,1961b)研究會計的公式化形式和其他新的發展趨勢;Fanni(1971)研究數學統計趨勢;Cavalieri(1974)關注微觀經濟學模型,會計學及數學和統計學基礎;Galassi(1978)分析了Mattessich(1964)的理論和會計公理化嘗試;T.Bianchi(1975)和Dell’ Amore(1978)對銀行會計展開深入調研;Canziani(1994:1960)強調收入動態研究的重要性,Masini(1963)特別致力于關注通貨膨脹會計。意大利會計文獻傳統上對政府會計(甚至宏觀會計)有濃厚興趣:Capaldo(1973), Guarini(1977), Marcon(1978), Mulazzani(1978)等。對資金流和現金流量表研究的興趣體現在Cossar(1973),Coda等(1974)。審計研究的文獻在20世紀60和70年代相對較少(Ardemani 1967,Amodeo 等 1975,Colombo 1977),但在后續的幾十年中,相關文獻的數量大幅增加,其中有A. Viganò 和De Cicco (1983),Marchi(1988),Campedelli(1995),Bruni(1996),Dezzani等(2000)。還有一些學者直接挑戰了Zappa的方法,如Boscarato(1973)所著的《據Zappa理論確定收入的悖論》,Chianale(1962a,1962),Masi(1961,1997),Bergamin-Barbato等(1966),De Dominicis(1963–69,第五卷),及近期的Cinquini和Marelli(2002)。在這些公開出版物中,Masi(1997)的遺著中對現代會計的研究值得特別強調,這本書影響了國外的學者,強調了會計學科的自治,駁回了會計學依賴企業經濟學的觀點。

三、會計理論研究其他領域及著作

(一)成本與管理會計 成本會計,就Zappa理論來說,企業范圍內所有運營活動與管理者決策息息相關,不可能將某一行為(經營和決策)的財務后果與其他活動相區分。只能計算總收入且整個活動各個環節的邊際利潤計算被認為是誤導。一些Zappa學派的追隨者(如Teodoro D’Ippolito,Egidio Giannessi,Luigi Guatri,Carlo Masini,Pietro Onida,Pasquale Saraceno等)構想在不違背Zappa理念地位的情況下計量企業經營個別業務分部的成本。他們主張:為了達到具體的管理目標來計算一些成本數字在邏輯上是可行的。換句話說,只有設定具體的成本信息目標并考慮成本計量體系設計的時機,才能計算出生產成本。此外,只有在它們的計算過程中具體目標約定的邊界范圍內才有實質意義。在新千年,Cinquini 和Marelli(2002:97)進一步對Zappa的理論進行了批判,他們指出:“在Zappa理論的教導下,基于系統化的經營方針,得到管理詳細信息的可能性實質上是被否認的”。意大利成本會計具有代表意義的研究和出版的作品包括:N.Rossi’s(1950)關注機械工業;Guatri’s(1951,1954)和Azzini’s(1954,1957)研究生產效率;Amaduzzi’s(1955)研究生產變量;Bianchi(1975)研究銀行儲蓄;Miolo Vitali(1978)探討生態會計學。從事成本研究的學者還有D’Ippolito(1962,1967),Coda(1968a),Amodeo(1976),Brusa(1978),Brusa and Dezzani(1983),AIDEA(1980a), Giannessi(1982),Guglielmi(1997),Quagli(1997)。

(二)會計史研究 針對意大利會計史,這一時期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Melis (1950)不朽的國際會計歷史,Riparbelli(1951~1952)堅持意大利會計的歷史主導地位,Zerbi(1952)會計起源研究,Masi(1963, 1964)史前會計研究以及希臘和羅馬會計師,Pezzoli (1977)會計歷史概況,Serra(1999)意大利會計歷史著作及最近的Amaduzzi(2001)會計歷史總述,以及Amodeo(1953)對那不勒斯總督古老財務報表的研究。此外,對著名會計學者及其理論的研究,如,Antoni(1970)的Fabio Besta,AIDEA(1980b),Galassi(1984, 1996a,1996b,1996c),Canziani(1987,1994)和Took(1993)的Gino?Zappa,和Galassi(1996b)的Luca Pacioli。此外,還有Guglielmi(1997)對十八世紀維也納公司成本會計,Zan和Hoskin(1996)對1580~1650年威尼斯阿森納管理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Serra(1999)《意大利會計史》發表,是以全面俯看意大利會計思想來結束第二個千年的獨一無二機會。另一最近的歷史性著作是Masi(1997)《會計的近代和當代》(死后出版),盡管Masi理論在意大利遭遇許多杰出學者的攻擊,但意大利國外學者卻給其高度的評價,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國家。在貝洛奧里藏特(巴西),甚至有一條街道命名為“維琴佐瑪斯”以紀念他的榮譽。但Serra和Masi都沒有過多涉及20世紀后半葉的意大利會計研究。

(三)會計研究新趨勢 經驗統計方法和實證會計理論似乎在意大利沒有強有力的支持者。但“會計信息透視”卻引發了廣泛的興趣。最全面的嘗試見Cilloni(2004)《信息經濟學和會計系統》一書,它為意大利讀者提供了美國信息經濟學一些基本方面的簡明介紹。盡管成績斐然,Cilloni(2004)在教學技巧和全面性上不能與.A.Christensen和Demski(2003)的論著相比較。也不能在內容的豐富性和數學嚴密度上與P.O. Christensen和Feltham的兩卷(2003,2005)包括250個定理和嚴密數學證明過程的書作比較。另一優秀的著作是Ewert和Wagenhofer(1993/2003)《管理會計學》的兩冊書(德語),及Wagenhofer和Ewert(2003)的《財務會計》。這些大而重的書優點在于他們將現代信息理論融入傳統會計學方面比Christensen和Demski(2003)或 Christensen和Feltham (2003, 2005)做出了相對成功的嘗試。

被視為近代會計開端的意大利,其前期的學術成功可能樹立了一個理念上的優勢,甚至是一個文化上的傲慢,這增強了意大利融入國外會計研究的惰性。因此,20世紀后半葉的意大利會計,雖受到此時期主宰會計研究領域的英美主流趨勢沖擊,但卻始終沒有放棄Zappa企業經濟學的理念。與此同時,要深入理解Zappa企業經濟學在意大利獨樹一幟的歷史地位,其特殊的研究對象及研究領域是人們必須關注的內容。首先,Zappa企業經濟學特殊的研究對象——意大利的特色企業。在英語系國家,企業原型是中等或大型的,有許多股東(特別是上市公司)。因此,最根本的問題涉及到企業管理者的選擇及對其經營業績的評價。而在中小企業占企業總數的98%以上,堪稱“中小企業王國”的意大利,企業平均規模和專有獨特結構——尤其在Zappa企業經濟學建立的那個時代,大都是或曾經是典型的中等或小規模企業,以個人或家庭獨資為主,普遍持股非常罕見。資本市場效用沒能有效發揮,所有者是唯一可能的管理者,自我選擇,自我設限,自我評價,幾乎持久不變,因此對他人行為的選擇和評價問題很少出現。這樣一來,Zappa企業經濟學對管理者選擇與評價這一“主觀的”方面(現代普遍的“理論”分析)幾乎沒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未能成為其研究對象。且企業就其整體經營的實際活動進行考察,并沒有太多關注其不同功能,而且也不是站在管理質量的角度。這影響了會計,因為企業的特征是以這種方式構想的,企業經營和會計沒有獨立。結果是,會計控制從理論構想上看,典型的意大利企業和當今的英美大公司非常不同。其次,Zappa企業經濟學特殊的研究領域——會計學的自然擴展。一定要強調的是Zappa企業經濟學是會計學的自然擴展而不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學科。它幾乎完全依賴于經濟學概念,忽略了社會學和行為學。盡管包含了管理學,組織學,市場學等中的部分元素。但考慮到在這些領域大量親英美派雜志和出版物的研究,如現代廣告及市場推廣,組織理論(行為經濟學),運營研究和生產理論,管理科學,商業政策,勞動和公共關系理論等,Zappa企業經濟學在這些領域的擴展顯得微乎其微。由此,一些不專門從事會計研究的Zappa企業經濟學派學者不愿意接受會計的主導地位,并常常僅在形式上堅持企業經濟學研究,而將其注意力實際轉向其他領域。此外,Zappa企業經濟學是實用主義經濟學,期望用于解決“實際”現象,認為理論和方法,不論來源于會計或其它子學科都應賦予實際的運用,沒有明確提出理論目標。因此在企業經濟學名義下的意大利會計學缺乏對理論目標相關經驗和問題的研究。最后,縱觀整個意大利20世紀下半葉的會計理論研究,各個領域無一不滲透著對Zappa企業經濟學的繼承和沿襲。因此,人們不僅會質疑,Zappa這些沒能面臨充分挑戰、根深蒂固的觀念在隨后的幾十年是否會阻礙意大利會計學科的發展。而給人自稱優越印象的意大利會計在學習國外會計知識并與之結合方面的某種猶豫,也進一步導致Zappa的影響和活力在20世紀后半葉的意大利會計學科中持續涌動。

[本文系郭道揚教授主持的201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會計通史系列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1&ZD145)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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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選擇成本的演進的角度,可以發現成本在中扮演的角色。1880年代以前,由于制造業試圖通過規模獲取利潤,所采用的加工成本信息通常是與單一活動企業的有關效率和總體利潤的管理決策有關的。1880年代以后,垂直式綜合型企業和金屬制造企業的管理者需要更多的有關內部各步驟效率的信息,以便通過會計確定管理的差異。由于金屬制造企業具有多產品生產的特征,因而總是期望通過范圍經濟來獲取利潤,管理者們開始尋求怎樣獲得恰當的產品成本信息的方法。直到1910年代,那些專門用來將成本恰當地分配于不同產品品種的制造成本系統逐漸消失了。H.托馬斯。約翰遜和羅伯特。S.卡普蘭認為,“消失的原因可能是它們較高的成本收益比率。在一個復雜企業中,當時的信息處理技術將耗費的資源恰當地分配于每一產品中的代價是相當高的。經營盈利產品,拋棄虧損產品的生產,其得到的利潤可能難以補償做出這種選擇所需信息的成本。”(H.Thomas Johnson,Robert S.Kaplan,1987)盡管如此,會計師并沒有完全放棄所有的產品成本方法。事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成本會計作為一門學科成長起來了。為財務報告目的的公證會計師制度逐漸取消了用賬外金額計量制成品存貨的實務,財務報告的數據都是通過歸集全部成本和財務賬戶的復式記賬來取得。1950年代后,會計師開始設計與專門決策相關的成本會計方法,這促進了成本信息由外部披露轉向內部管理,成本會計作為管理會計的雛形則過渡到了管理會計體系中。

成本會計的演進為我們理解成本在企業中的作用,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從保羅。薩繆爾森和威廉。諾德豪斯關于企業性質的論述中可以獲得這一基本框架的經濟學邏輯:

1.如果企業要實現專業化生產,那么必然要面對生產環節,而成本核算在這一過程中是一個關鍵因素。

企業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是:企業是由專業化的組織所組成以便管理生產過程(Paul A.Samulson,William D.Nordhaus,2001)。由于不能指望工人會自發地組織起來,準確無誤而又程序正確地完成每一項作業任務,需要通過企業的形式來實現大批量而又很經濟地提品,這就是一種專業化效率。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種專業化的優勢就在于能夠更好地實現利潤最大化。而從會計學的角度看,專業化效率的作用必須在企業專業化利潤的基礎上才能發揮,由于專業化生產過程的連續性,企業利潤在持續經營條件下是通過多階段成本控制和定價行為來實現的,但由于同類企業之間可能存在價格競爭,因此成本的戰略控制就比定價行為顯得更加重要。隨著生產的推進,各類成本逐漸發生并不斷積累,通過成本核算和差異的反饋來實現專業化生產控制,在本質上是對專業化效率的評價。

2.如果企業要實現其基本目標,那么必然要面對生產過程,而成本是這一過程中管理決策的一個基本準則。

企業存在的又一個理由是在于管理生產過程(Paul A.Samulson,William D Nordhaus,2001)。經濟學通常認為,企業的目標是獲取利潤。利潤的獲取應該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不同的經濟時期、不同的市場狀況、變化后的技術條件等等都可能對企業利潤目標產生深刻的。因此,企業經理作為對企業成功或失敗承擔責任的人,需要適時地根據內外環境的變化對產量、價格、新產品、新工藝、廣告等做出決策。成本分析在這類決策中常常是一個基本準則,沒有成本分析的管理決策是難以想象的。

3.如果企業要改善資本結構,必然面對資金籌集,而成本披露則為這一行為提供了一種必要的資本市場通道。

企業存在還因為其具有為大規模生產籌集資金的功能(Paul A.Samulson,William D.Nordhaus,2001)。對企業而言,許多業務如開發新型商用飛機、研發微處理器等等,其所需要的資金已經遠遠超過19世紀風險愛好者個人提供資金的能力范疇了,就象保羅。薩繆爾森和威廉。諾德豪斯所描述的那樣:“如果公司不能每年為新項目籌集數十億美元的資金,那么,私有企業高效率的生產活動是不堪設想的。”(Paul A.Samulson,William D.Nordhaus,2001)在今天,完成這一艱巨任務的主要渠道應首推資本市場。要有效開拓資本市場對企業的資金來源,企業必須向外部提供經過審計的財務報表。早期制造業計算成本通常是基于評價因消耗資源所能得到的收益機會,以及控制產生較高報酬的內部程序和作業兩個目的,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成本會計學的產生。H.托馬斯。約翰遜和羅伯特。s.卡普蘭認為,“成本會計并不是為了成本管理的目的描述每一產品消耗資源的情況,而是為財務報告目的對存貨進行計量。”(H.Thomas Johnson,Robert S.Kaplan,1987)這意味著,為了通過財務報告向外特別是向資本市場披露會計信息,成本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當然,除了資本市場動機以外,會計準則、稅法等管制性條款也為企業財務報告提供了必要的規范。事實上,許多成本方法特別是存貨計價法,提供了資產負債表上存貨價值和收益表上制造費用的關鍵數據。回到企業的功能來看,成本披露顯然為企業籌資行為提供了一種資本市場通道。

二、會計學成本的屬性

通常,會計學家將成本理解為:為了達到某一特定目的而做出的犧牲,可通過為之所失去的或放棄的資源來計量。但成本倒底意味著什么,還取決于它所處的背景。正如羅納德。W.希爾頓所指出的:“為了某一目的而以特定方法分類和記錄的成本數據,可能并不適合于另一種用途……其關鍵點在于不同的成本概念和分類適用于不同的目的”(Ronald W.Hilton,2002)。

在會計學中,通常將成本分成各種不同的類別。為了理解這些種類繁多的成本類別,更為了在會計實務中利用不同的成本類別進行管理控制、預測與決策、信息披露,我們必須追溯一個基本:為什么要對成本進行分類?關于這一問題有很多解釋,但查爾斯。T.霍恩格倫的簡短描述是值得借鑒的。他認為,成本目標是將成本分成不同類別的真正原因。為了指導做出決策,經理需要不同用途的各種數據。這些數據包括某些事物或活動的成本,“我們把(這一事務或)這項活動稱為成本目標,并把它解釋為需要對成本進行單獨測定的任何活動”(Charles T.Horngren,1982)正是因為管理中成本目標存在多樣性,決定了需要通過不同的成本屬性去刻劃不同目標的成本數據,以符合相應目標的性質。

一種重要的成本分類就是根據成本變化同組織的作業變化之間的關系,在這種關系背后的導致成本發生的作業稱為成本動因。這種分類通常將成本分為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當成本動因變化時,固定成本總額保持不變,而變動成本則會隨成本動因的變化成正比例變化。這種成本屬性是建立在幾個重要假設基礎上的:

假設1:成本的變動或固定是針對某一個特定的成本而言的。這意味著成本的變動性是某一具體的成本目標的變動性,而不是若干成本目的綜合描述。

假設2:成本的討論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段內。這意味著超過一個特定時間段,由于契約或者其它因素,從最初的時間基點來看,原來被視為固定成本的可能會演變為變動成本。

假設3:總成本是線性的。這意味著從成本—動因坐標圖看,與成本動因相關的變動成本或固定成本是條不間斷的直線。

假設4:只有一個成本動因。這意味著其它一些可能的成本動因對總成本的是持續的,或者說是不重要的。

假設5:成本動因在一個相關范圍內變動。相關范圍指使成本與成本動因的特定關系有效的成本動因的變動范圍。

這種分類無論在學上還是在學上都十分普遍,其意義可能在于:在決策層面上為成本的估算提供一種相對準確的模式。

另一類十分重要的成本屬性是,通過成本追溯與成本分配來區別成本是與特定的成本對象直接相關還是間接相關,通過把成本分配到發生成本的部門或工作中心,使成本管理變得更加容易。在這一屬性下,通常把成本分為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能夠直接追溯到某一特定部門的成本稱為直接成本,而不能直接追溯到某一特定部門的成本稱為間接成本。但是,在實務中嚴格區分直接成本與間接成本有時是困難的,減少這種不確定性需要考慮幾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因素1:成本的重要性水平。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成本數據的處理本身是有代價的。因此,某一成本數量越大,把成本追溯到某個特定成本對象就越具有經濟可行性。

因素2:信息采集技術的可行性。信息采集技術特別是一些高的可能會改變成本在實務中的歸屬,就象條形碼的應用一樣,使以前只能當作間接成本的項目可以按直接成本來核算。

因素3:生產作業的設計。生產作業設計很有可能將某些設施專門用于特定產品,其所發生的成本歸為直接成本。

因素4:合約安排。實際上,某些合約限制了給定部件的使用范圍,這對該部件成本確定為直接成本提供了依據。

這種分類主要出現在會計學上,其主要意義可能在于:為企業管理行為特別是責任會計提供一個數量化依據。當然,如果將企業的委托關系延伸到工人一級,基于這種分類的成本,實際上也為企業契約履行提供了重要的評判基礎。

三、經濟學對會計學成本的突破

會計學成本主要從財務報告的目的來成本,其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可計量的角度,通過一種資源交換或轉換時發生的資金歷史支出對成本進行確認與計量,以此為基礎形成財務報告中的相關信息,會計師也很少或幾乎不會將那些計量困難的未來成本納入報告范疇。即使是出于非財務報告的決策或管理需求,真正引起會計師們關注的不確定性成本也并不多。

經濟學家對成本的注意力常常不同于會計學家或會計師,他們主要從決策目的來研究成本,其目標就是確定與各種不同行動方案相聯系的資源的現在和未來成本。“對經濟學家來說,最重要的成本是隨產量變化的那一部份。但是在會計的賬簿中卻將期間性的固定成本分配于產品,使得企業難以決定哪種產品盈利大而繼續生產。”(H.Thomas Johnson,Robert S.Kaplan,1987)當會計師們的產品成本數據沒有管理意義時,經濟學家便不會為這些數據所感動。

經濟學家的成本定義要比會計學家廣泛得多,“企業賬戶僅包含有實際貨幣注入的交易。相反,經濟學家則常常試圖‘揭開貨幣的面紗’,隱藏在貨幣交易后面的實際結果和衡量一項活動的真實資源耗費。”(Paul A.Samulson,William D.Nordhaus,2001)因此,經濟學成本,除包括了會計學成本外,還包括一些在會計學上沒有反映但卻是真實存在的成本。特別是下列成本屬性集中體現了經濟學對會計學成本的突破:

1.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被定義為選擇一種行為而放棄另一種行為所需犧牲的利益。“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與某種行為相聯系的1美元的機會成本,應當被當做1美元付現成本來對待。(Ronald W.Hilton,2002)機會成本無論是在商業決策,還是在個人決策上都是廣泛存在的,但行為家和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許多人都容易忽視或者低估機會成本的重要性。

2.沉沒成本

沉沒成本是過去發生的成本。經濟學的結論是:沉沒成本并不影響將來的成本,也不為現在或將來的行為所改變,因而與成本決策無關。盡管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讓沉沒成本影響未來決策是不正確的,但人們卻經常這樣做。但是在產業經濟學中,企業對預期沉沒成本的分析,對企業是否進入或退出某一產業領域,具有直接的決策作用。

3.邊際成本

邊際成本是每多生產一個單位的產品所另外增加的成本。邊際成本是差異成本(差異成本是成本在兩種可選擇行為下的差異,也稱為增量成本)的一個特例。這一成本概念的引進,直接導致了企業決策中的最小成本法則和替代法則。

成本的創新與經濟學的是辯證的,成本理論的創新豐富了經濟學的,經濟學的發展又促進了成本理論的創新。成本理論不僅在會計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歷史地看,在經濟學中,成本理論是微觀經濟學的主要組成部分,是生產理論的延伸和企業理論的基礎。”(林萬祥,2001)因此,成本理論創新不僅豐富了經濟學的內容,而且可能提供一些新的分析視角。同樣,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成本理論的創新。這包括約翰。D.布萊克(John D.Black)對生產成本理論的最初貢獻;肯尼思。J.阿羅(Kenneth J.Arrow)對信息成本理論的貢獻;喬治。約瑟夫。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對信息成本、生產成本、產業組織成本、管制成本的發展與貢獻;弗蘭科。莫迪利阿尼(Franco Modigliani)和默頓。米勒(Merton H.Miller)對資本結構與資本成本理論的貢獻;加里。S.貝克爾(Gary S.Becker)對犯罪與懲罰成本、人力資源成本理論的貢獻;羅納德。科斯(Ronald H.Coase)對交易成本理論的貢獻;道格拉斯。C.諾斯(Douglass C.North)對制度變遷成本理論的貢獻;以及哈羅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等人對企業成本理論的貢獻。

篇6

研究通貨膨脹的文獻加起來不下數萬篇。正像醫治癌癥的藥方越多,越說明癌癥之難治,這么多的通脹研究正好說明了至今對它仍有許多難解之謎。就拿我國的情況來看,至今沒有出現過對通脹全面論述利弊而且言之有據的研究報告。大多數的文章接受了西方研究通脹的一些結論,如成本推動型,需求拉動型,變型的菲律浦斯曲線,或用貨幣流量公式來討論M.P.V.Q之間的關系。但據我看來,西方宏觀經濟學中討論的通脹規律有相當一部分是不能照搬到中國來用的。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市場大體上處于均衡狀態,而我國則大體上處于不均衡狀態。這一區別使得整個宏觀經濟的所謂規律,在中國成了例外。

整個新古典經濟學是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甚至在微觀經濟學領域內,中國的規律往往和一般所認可的不同。例如在市場經濟中供不應求時供應商會抬高價格。但在中國,國家壟斷的供應部門往往拒絕漲價。因為漲價所得的利益是國家的,個人沒有好處。而人為地保持低價,可使壟斷者控制因供不應求而人為形成的稀缺物資,這種對稀缺物資的控制權很容易變成個人的好處。微觀領域尚且如此,宏觀領域則更其有許多公認的“規律”在中國完全不能反映出來。何況即使在西方,對通貨膨脹的微觀機理的研究也還比較薄弱,用發鈔票增加需求如何引起物價變化的具體過程仍有許多因素被忽略。對于中國學者來說,不但要吃透西方貨幣理論已有的結論,尤其要從貨幣理論的最基本原理引導出在中國這種特殊經濟結構中的貨幣現象和規律,并且用它來指導我國的貨幣政策。

我國的通貨膨脹率應該是多少?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發表的意見也非常之多。但絕大多數的意見只是一種個人主張,并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大約有半數的意見用“可以接受的通貨膨脹率”來討論這個問題,因此有人專門作了居民對通脹承受力的社會調查。提出“可接受的通脹”意味著通貨膨脹率越高越好,只是因為居民接受不了,所以不得不有所限制。依我看來,這種見解是很難成立的。經濟學是一門研究最優化的學問。它最基本的問題是如何配置各種資源,使社會創造的財富為極大。

研究通貨膨脹也應該用這樣的提法,即通貨膨脹如何影響資源配置,以及這種影響與社會所能創造的財富有什么關系。因此研究通貨膨脹的根本目的是尋求一個最優的通貨膨脹率,它能導致最大的社會產出。經濟學家不研究通貨膨脹如何改變了收入分配,除非它影響到社會的總產出;經濟學家也不研究居民對通脹的承受能力,不研究通脹對社會道德水準的影響(高通脹不利于提高道德水平),除非收入分配和道德水準會影響社會總產出。事實上這些因素確實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社會總產出,所以經濟學家也應該研究它們,但研究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擴大社會的總產出,而不是別的。我們也要研究通貨膨脹的機理,研究貨幣發行對價格的傳導過程,研究不同類型的通貨膨脹,以及通貨膨脹的治理政策,但所有這些研究的根本目標只有一個,即它們如何影響資源配置,進而改變社會總產出。只有明確目標,我們在研究中才不會迷失方向。

在上個世紀,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貨幣是中性的。通貨膨脹會被利率的同比例上升所抵消。名義工資雖然上升了,但購買力并不增加;名義成本上升了,但它被貨幣貶值所抵消,實際成本依舊不變。如此等等。所以通貨只是一種價值符號,它不會改變經濟的運作。這種理論在上個世紀并沒有完整的統計來證實或否定。因為那時貨幣還是貴金屬的天下,紙幣還不普遍,由于技術上的原因信息傳遞速度低,它的作用也比較有限,社會分工還不發達,交易不像今天那樣深入到一切經濟領域。特別是計量經濟學還沒有出現,用經驗來驗證理論的方法還不成熟。但到了二戰以后我們這一代人曾經歷過的時代,貨幣的非中性特性越來越清楚。這一代的經濟學家幾乎無例外地都同意貨幣的非中性,換句話說,通貨膨脹確實會影響社會的總產出。但如何影響卻又各有各的說道。既有認為通脹促進產出的,也有認為通脹有礙于產出的。近20年來許多計量經濟學家試圖通過經驗統計來說明通脹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他們用了幾十個國家在30年到50年內的大量統計數據,可是結果仍是矛盾百出。既有得出正相關結論的,也有得出負相關結論的。總之,通貨膨脹至今仍有許多謎團遠遠沒有得到澄清。

定量地回答最優的通貨膨脹率應該是多少顯然是一個極其困難的問題。從方法論而言,經濟學解決最優化問題的基本手段是令邊際損失等于邊際收益。附合這個條件的純收益為極大。均衡價格是最優價格的結論就基于這一原理,因為需求線實質上是該商品提供給全社會的邊際收益線,而供應線則是全社會為生產此商品而支付的邊際成本線。兩條線相交的均衡點就是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的點,它能引導資源的最優配置。就通貨膨脹的研究來說,我們首先要弄清它的收益是什么,它的成本是什么,他們是如何變化的。這才談得上探討最優通貨膨脹率。

有幾位經濟學家堅持貨幣就是生產力的觀點,所以多發貨幣就可以多生產。粗略看來這種見解十分離奇。發鈔票決不等于創造財富,怎么能說多發貨幣能導致多生產呢?但仔細想來,這種見解有一定的道理。我國有大量的待業勞動力,有廣大的自然資源沒有開發。貨幣以資本形式出現時,就能結合勞動和資源生產出財富來。試設想一下,如果你手中集中了一億元資金,你又是一個謹慎負責的人,不會將它揮霍掉,你一定會將這筆資本投入到最能創造利潤的項目中去,幾年之后非但可以付息還本,而且還有盈利。項目所創造的增加值(工資、利息、利潤)都是新創的GNP中的一部分。這就是貨幣能創造財富的依據。它與這筆貨幣是居民儲蓄還是新發行的鈔票或新增的貸款無關。在前一情況下不會發生物價水平上升,但在后一種情況下,一般認為會導致通貨膨脹。

將貨幣看成資本,因而能創造財富,實質上是假定了新增貨幣供應是補充了最緊缺的資本需求。設想如果中央銀行印了一批鈔票在馬路上散發,這也會引起通貨膨脹,因為在并未增加總供給的條件下增加了總需求,但不會形成任何生產力。可見同樣是增加貨幣供應,后果是不同的,它取決于這新增的貨幣是如何投入到市場上去的。

在一個已經充分就業的經濟內,增加貨幣供應一般不會形成生產能力,因為只增加資本(貨幣)而沒有勞動的配合不能單純從貨幣創造出財富來。可見增加貨幣供應促進GNP的增加是有條件的。非但失業是一個必要條件,還有其它一系列條件。這些條件中任一個不能滿足都會阻礙新增的貨幣供應形成生產力。下面我們逐項討論這些條件。

企業家從銀行得到貸款之后,將貸款用于興建廠房,購置機器設備。他們統稱為資本品。如果這些資本品的市場是供過于求,換句話說,資本品只是因為沒有需求所以沒有更多地被生產出來,現在有了需求,新的廠房機器就可以興建。相反,如果資本品的市場原來就是供不應求或供求均衡,新增的資金再用來采購資本品,則從總體上看不可能有新增的廠家機器被興建,唯一的結果是資本品價格的上升。所以觀察資本品的價格變化,包括鋼材、水泥、木材、玻璃、電力、土地,可以察知當前投資資金相對于資本品的供應而言是過大還是不足。

但是一個經濟之內的各種商品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購置一臺機器時,在機器被生產出來的過程中要用到各種原料和輔料,它們當中任一品種的供不應求都會使機器的生產發生困難。這樣看來,簡單地從資本品的供需形勢未必能最終判斷新的貨幣供應能否形成生產能力,而要從總供給和總需求的是否均衡來判斷。僅當總供給大于總需求時增加貨幣供應才可能增進GNP。這就回到了凱恩斯的理論,即在蕭條來臨時應該增加貨幣供應。30年代在美國發生的大蕭條之所以肆虐將近10年之久,就因為執行了倒行逆施的貨幣政策,在蕭條時非但沒有增加貨幣供應,反而減少了貨幣供應,在3年之內物價水平下降了20%。當時凱恩斯的理論還沒有出現。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理論的偉大價值。假如當初已經有了凱恩斯理論,蕭條造成的損失大體上就可以避免。有人估計10年蕭條造成的經濟損失不亞于美國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投入的人力物力。

然而凱恩斯的理論是一個宏觀理論,它沒有討論增加貨幣供給的微觀效果,事實上各種商品之間存在著替代關系,鋼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水泥。只要二者的比價改變,替代過程就會限著發生。即使是已經供不應求的商品,如果價格上升,就會發生需求結構的改變,通過替代的辦法用那些供過于求的商品來節約那些供不應求的商品,所以哪怕生產已經不可能增加,增加貨幣供應,引起供不應求商品的價格上升并啟動通過替代的節約,仍舊可以形成一定的生產能力。但這一條通道僅當市場不均衡,既有供不應求的商品,又有供過于求的商品時才有可能行得通。西方市場經濟與我國轉型經濟一個重大不同,就是充分的市場經濟不存在長時期的供過于求或供不應求,他們的經濟比較接近一般均衡狀態,資源利用的效率普遍較高,因此,增加貨幣供應難于形成新的生產力,除非當前的總供給大于總需求。我國轉型中的經濟市場機制遠不夠健全,有一些商品長期供不應求,另一些商品庫存積壓嚴重。如果有一個靈活的價格形成機制和價格引導資源配置的市場機制,那么用多余的商品替代短期的商品在邊際上有可能發生。

上面討論了貨幣成為資本必須有可供應的資本品。從決策過程看,貨幣成為資本并形成生產力還需一個重要條件,即新增的貨幣供應確實能流到能創造財富的項目中去,而不是用去作社會福利或官員的揮霍。事實上新增的貨幣供應既有可能流去作基本建設的投資,也可能用于彌補政府赤字或補貼虧損的國營企業。再說,即使貨幣用作了投資,那個項目是重復建設無效建設還是真能創造效益的項目,還很難說。我國的投資決策體系存在相當嚴重的所有者缺位的問題,投資的效益普遍較差。而能夠高效創造財富的項目往往得不到資金,不得不去借高利貸。要提高投資效率決不是容易的事,我們曾為此努力了十幾年,效果并不顯著。這里牽涉到整個資金市場的建設問題。所以增加貨幣供應是否真能增加生產能力是非常沒有把握的。

主張用通貨膨脹刺激經濟的經濟學家可能會提出來,盡管有這許多不確定因素,增加貨幣供應或多或少總歸有利于生產能力的擴大。的確,如果通脹沒有任何負面作用,它就成為值得歡迎的事,甚至通脹越高越好,事實當然并非如此。

通貨膨脹有些什么負面后果?一般人往往只從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來討論。通貨膨脹是一種隱蔽的稅,它對一切手里有貨幣,銀行有存款,和將來有貨幣收入的人征了一筆稅。而且這種稅不很公平,它不是按財產的多少來征,而只按持有貨幣的多少來征。真正富有的人未必持有大量貨幣。他們的資產多半是股票,房地產以及各種實物。所以通貨膨脹改變了財富存量的分配,也改變了收入分配。一般來說,通脹最不利于拿固定工資的公教人員,因而會影響他們的工作積極性,降低他們的生產效率。而公教人員在維持政府正常工作中以及學校教育方面是至關重要的。然而二者定量的關系究意如何卻很難被察知,更談不上去研究通貨膨脹如何降低工作積極性而使GNP減少的定量關系。這也說明何以最優通貨膨脹率的定量研究非常困難。

乍一看來,在通貨膨脹下各種商品及服務的相對價格并不會因通貨膨脹而改變。因為通脹是貨幣購買力的全面貶值,它并不會對某一商品特別照顧或特別虧待。但事實上通脹本身會引起物價的相對變化。因為通脹時人們害怕持幣受損,盡量購置那些能長期保值的商品,并拒絕那些不能長期保存,必須經常變賣成為紙幣的商品。結果前一類商品的相對價格將因需求上升而上升,后一類商品的相對價格則降低。舉例說,高通脹時常常引起搶購黃金和房地產,因為它們不會因通脹而貶值,從而引起金價和房價上升。然而這種價格上升并非因生產的中間需求或生活的最終需求所引起,它會引導資源的重新配置。這種配置是因投機需求而引起,一旦通脹恢復正常,價格就將回落,資源又將回流。這種流動完全是非生產性的,它引起的資源配置的扭曲和交易費用成為社會的凈損失。

通脹有害于生產的又一個原因是它使價格信號模糊。和完全沒有通脹相比較,通脹背景下引起對價格前景的猜測,使各種經濟決策因之而變樣。由于各人對價格前景的估計不同,各人又知道別人也在作他自己的價格猜測,因而會感到經濟前景多了一層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會引起不必要的經濟損失。

通貨膨脹也可能會改變人們的消費行為和儲蓄行為。例如托賓等人曾提出通脹會減少人的貨幣儲蓄,增加投資,從而有利于資本的形成。但他的理論卻不能從經驗中證實。不難證明通脹引起的變化使人們的決策偏離原先沒有通脹下的最優決策,因此從消費和儲蓄方面來看,偏離最優決策會使人們遭受福利損失。

通貨膨脹會使持幣人蒙受購買力實質性的損失。那么通貨收縮物價水平普遍下降豈非可使一切持幣人受益。確實如此。可是要記住一條經濟學原理,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一切財富都要付出辛勞才能創造出來。如果口袋里裝鈔票的人無中生有地增加了財富,那么必然有一些人創造了財富而沒有得到應得的報酬。可見通貸收縮會打擊生產者,不利于促進生產。美國在大蕭條時三年內物價水平下降了20%,這對恢復生產是極為不利的。這種貨幣政策大大延遲了復蘇的進程。從這一點看,通貨收縮是不利于財富創造的。然而執行一個貨幣政策要精確到通貨膨脹等于零是非常困難的。既然負通脹不利于生產,那么貨幣政策必定是寧右勿左,即寧可有一小點通脹也比負通脹更好一些。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多數市場經濟國家常常將通貨膨脹率瞄準1%到1.5%,而不是零通脹。

篇7

【關鍵詞】農民工子弟學校;資金鏈;優化;策略;運營

中國的農民工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為城市的發展建設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但是由于戶籍制度與社會各種條件的制約,農民工子弟難以在大城市的公辦學校上學。如何降低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不平等程度,促進社會更加和諧的發展 ?此時,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應運而生,在解決了這一社會問題的同時,這類學校的“先天不足”顯現了出來,隨著近年來北京的農民工子弟學校的不斷倒閉和拆除,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整體運營不善、資金來源不穩定、辦學質量不佳等問題再次進入公眾視野,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我們中國人民大學項目組成員長期參加此類學校支教工作,對這類學校的運營了解深入。通過對相關資料的查找和預調查,我們發現現在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最大問題就是資金鏈運轉不善和內部運營不當,項目組希望能夠通過對“農民工子弟學校資金鏈運營效率優化策略”研究,來實現農民工子弟學校從“優化資金鏈到內部運營模式完善”的良好發展。

一、現狀分析

我們重點選取三所農民工子弟學校,按照文獻資料法、訪談法、實地考察法等調研方法,對其進行升學率、財務狀況、社會美譽度、教學規范化、教師待遇五個指標的考察,然后運用數據分析法測度農民工子弟學校在這五方面的水平,發現學校存在的短板及具體原因,探究原因背后學校可以改進的地方,我們的研究從資金鏈運營的視角出發 ,通過提高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資金使用效率,改善其辦學質量。為后期農民工子弟學校內部管理優化角度提供依據。

1.個案實錄

(1)北京市大興區第一職業學校

北京市大興區第一職業學校是經教育部認定的國家級重點校,北京市職業教育示范校,國家級體育傳統項目學校。學校占地面積277畝,建筑面積80000平方米。學校現有綜合教學樓3棟,教師辦公樓2棟,食堂2棟,實習實訓基地,學生宿舍樓及公寓。建有1000個座位的科技報告廳,圖書館藏書38.4萬冊,其中紙質圖書6.9萬冊,電子圖書31.5萬冊,報刊25種,雜志87種。建有4162平方米的體育館(籃球館2000平方米、游泳館2162平方米)、8條400米塑膠跑道運動場和7個籃球場。最大限度地滿足了全校師生的教育教學、實習實訓、文化生活、體育鍛煉的需求,同時也為學校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間 。學校設有機電技術應用(工業機器人)、計算機及應用、計算機網絡技術、園林(花藝設計與裝飾)、動漫設計與制作、航空服務(空港地勤)、汽車運用與維修、電子商務等專業。

學校先后獲得全國農村教育綜合改革先進單位、北京市職業教育先進單位、首都文明單位、首都平安示范校園、北京市奧林匹克教育示范學校、北京體育后備人才培訓基地、奧林匹克教育學校體育后備培養基地檢查評估一等獎、全國中運會女足總決賽亞軍等多項國家級、省市級榮譽。學校先后完成企業崗前基礎知識和崗前技術培訓、“技能+基礎”成人學歷教育上萬人,成為大興區職業技能鑒定考核基地和大興區職業技能定點培訓機構。

(2)固安縣第三中學

固安縣第三中學是適應普及高中教育,優化固安招商引資環境,培養現代化建設人才的需要,由固安九鼎建筑工程公司投資建設的一座現代化完全中學。

學校位于固安縣城新源東街路南,占地面積200畝,總投資5000萬元人民幣,建筑總面積7.3萬平方米,包括高標準的教學樓,功能完備的行政辦公樓、現代化的綜合實驗樓、2萬平米的學生公寓樓及標準的體育場館。

辦學模式:學校采用民辦公助方式辦學,實施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設初中部、高中部、120個教學班,在校學生5000人。

通過查閱資料,此中學合作的院校中大部分是職校,幾乎是通過職業培訓的方式來培養學生成長成為技術型人才,同時招收的學生主要為貧困生,并且有國家或者企業的補助來解決貧困生的財政問題 。此中學合作的普通高中也在普高中排名不太靠前,師資相對薄弱。總的來說,此中學合作的院校對貧困生均有優惠政策但是教學質量有待提高。

(3)國華紀念中學

國華紀念中學創辦于2002年9月,是碧桂園控股集團公司創始人楊國強先生捐資依法興辦的全國第一所純慈善、全免費、全寄宿民辦高級中學 。面向全國招收家庭生活貧困,學習成績優異,素質超群的初中畢業生,使他們成為未來的國家建設的精英,肩負起振興民族的重任,志在民族騰飛。

學生從報考國華紀念中學開始,直至大學本科或研究生畢業,學習、生活、交通等一切費用全部由學校承擔,每人的培養費用超過20萬元。學校現有12個教學班,在校高中生500多人,并有1011名學子已從我校畢業。學校每年計劃招收200名優秀貧困學子,學校每年各項日常開支接近4000萬元。

學校師資質量、教學、生活設施及管理水平均居全國領先地位,為高質量的教育教學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2.情況分析

隨著近年來北京的農民工子弟學校的不斷倒閉和拆除,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整體運營不善、資金來源不穩定、辦學質量不佳等問題再次進入公眾視野,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我們根據“供給和需求的基本原理” ,將資金鏈的運營拆分成辦學設施的配置和辦學管理的效率。

首先我們對農民工子弟學校的硬件設施進行考察,主要包括教學類設施和生活類設施:對教學類設施中學校的教學樓、計算機配置、體育設施等進行調研;對生活類設施中學校的校舍、食堂等進行調研。同時對校園整潔度、校園綠化進行實地考察。做了“資本的投入和經營的報酬”方面的調研,根據“供需平衡和最大限度滿足原理” 加以剖析,我們得出結論。相對于一般的公立學校,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政府資金投入明顯不足,使得很多農民工子弟學校辦學規模小、質量差,辦學情況處于舉步維艱的狀況。

(1)農民公子弟學校與公立學校在教師人力資本的增量和存量上不均衡。從數量結構上看,很多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數量嚴重缺乏,師生比例失調,因此一些學校只能招聘專業不對口的老師,導致教育結構失調。另一方面,由于農民工子弟學校多數運營不如公立學校,教師薪酬普遍較低,使得學校無法吸收高學歷、高素質的教師,導致學校產出率低,籌資能力弱,因此惡性循環,與公辦學校的差異越來越大。

(2)農民工子弟學校的硬件設施配置相對公辦學校差距較大。一些農民工子弟學校因資金缺乏,租用舊廠房、倉庫作為教學地點,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一些農民工子弟學校將校址定在嘈雜的市場或者馬路周邊,使得學生無法在合適的環境中學習。

其次,我們對學校的校務管理制度進行考察,根據“合約結構和非專有資源理論” 前期我們需要收集分析學校制度手冊,主要包括教師管理制度、學生管理制度、后勤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的整理,在實地考察過程中,我們針對不同制度下的實施情況進行調查。

(1)我們采用數據包絡分析的方法對農民工子弟學校進行績效評價體系綜合考察。績效評價指標的選取和績效評級方法,避免了由于主觀評價而產生的誤差,并且經其處理的數據結果能夠反映出各學校的優劣之處,有利于保持并發展強勢學校的優勢,找出弱勢學校的劣勢加以克服,挖掘具有成長潛力的學校并為之提供機會與支持。

(2)按照我們調研獲得的數據,可以將績效評價的投入指標分為人力投入、財力投入、物力投入。人力投入主要是指各學校的專職教師和行政輔助人員及后勤服務人員;財力投入主要指用于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學與科研的可變成本的支出,具體包括支付給學校教職工的工資和用于教職工的培訓、學術交流方面的經費;物力投入主要包括學校現有的辦學設施和教學設備,具體包括教學樓、教師設施、教學設備、教學資源(圖書資源)。

我們中國人民大學項目組通過對相關資料的查找和預調查,我們發現現在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最大問題就是資金鏈運轉不善和內部運營不當,項目組希望能夠通過對“農民工子弟學校資金鏈運營效率優化策略”研究,來實現農民工子弟學校從“優化資金鏈到內部運營模式完善”的良好發展。

二、優化策略

根據“供給和需求的基本原理”,我們將資金鏈的運營拆分成了資金來源和以資金運用為鏈條的學校內部優化。我們希望幫助農民工子弟學校合理有效的利用資金,改善辦學環境,提高教學質量,加強教師薪酬管理水平,從而提高學校升學率,增強學校美譽度。美國經濟學家海爾布隆納說過:“人類堅持要某種理性的秩序,以幫助他理解所處的世界” ,我們初步確立的具體實施方案有:提高資金利用效率,減少負債增加流動資金;實施規范化教學,建立監督機制;優化課程設置,加強課程質量改革;建立人力資源管理制度,提高教師的薪酬水平。通過對資金來源方與農民工子弟學校內部管理的雙向優化,增強兩者需求方面的匹配度,從而提高資金利用效率,實現相關者利益最大化。

1.優化策略一――優化資金鏈

(1)資金鏈優化之一:多元投資

本次社會實踐項目以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資金鏈運作為研究主線,“使用資源的經濟成本” ,通過資金鏈的優化提高籌資吸引力,從而實現資金的良性循環。團隊首先研究資金來源方投資動機,在調查過程中我們對捐贈方進行了郵件、電話、面談等方式進行采訪,發現不同類型的捐贈者在做出捐贈決策時,關注的重點有著較大差異:

①社會個人

以個人名義捐贈的主要分兩類,一類是學校的教職員工,另一類是與學校沒有任何關系的社會人士。 他們的捐贈理由十分簡單――被孩子們渴望學習的熱情所打動,希望為他們創造更好的學習條件。只要他們了解到有這樣一所學校的存在,他們就會力所能及地伸出援助之手。對于前者來說,他們本身就在學校,對孩子們的情況最了解,感觸也應最深刻,他們進行捐贈相對便捷。但是對于那些和學校沒有關系的社會人士,他們就需要媒介的傳播,才能知道在某一個地方,一群求知若渴的孩子正等著他們的支援。

②社會團體

很多社會公益組織其對應的受贈方較多,由于可捐贈資源有限,他們必須從所有受贈方中挑選幾個進行捐贈,影響他們捐贈決策的便是學校的一系列辦學指標 。例如在2009年pgy中學被評為壹基金的典范工程,由此可以獲得100萬元的資助金。壹基金在評選典范工程時,就非常關注學校的組織治理、營運能力、財務透明度和可持續發展力四大指標。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團體比公司的捐贈量多很多,這與兩種組織的性質差異有較大關系。團體以公益為目的,屬于公益性組織;但是企業公司都是盈利性組織,他們多數在捐贈過程中會考慮捐贈行為的成本與收益比,一般來說,捐贈行為的收益就是企業在捐贈活動之后所獲得的社會榮譽的提升程度以及社會榮譽的提升帶來的企業業績的增長程度。因此作為學校本身來說,要想吸引企業捐贈,就必須注意到他們的捐贈動機;學校可以在網站上公布捐贈企業名字,通過新聞媒體報道捐贈企業的義舉,另一方面,學校也應當加強自我的管理,提高學校質量,增加學校在社會大眾中的知名度,從而使得更多企業愿意捐贈學校以此獲得較高的社會影響力,制造雙贏的局面。

(2)資金鏈優化之二:籌集利用

通過研究北京地區農民工子弟學校管理現狀,從升學率、財務狀況、社會美譽度、教學規范化、教師待遇等指標出發,探求農民工子弟學校該如何有效利用資金、提高管理水平,從而更好地吸引外部資金。我們得出結論:

①資金籌集

a.相比個人和公司,國內團體是學校的最大捐贈方;相比國外,國內捐贈占主體。

b.學校受贈資金來源多樣,受贈資金的數額逐年遞增。

c.各捐贈方做出捐贈決策時考慮的因素不同,但是學校的宣傳推廣對于捐贈行為有著極大影響。

②運營管理

a.整體處于虧損狀態,資金利用效率不高。

b.農民工子弟學校普遍在校園管理、安全管理方面欠佳。

c.學校的師資隊伍力量還較為薄弱,缺少技術性人才。

③辦學效率

a.學校的辦學質量逐年提升,畢業的學生人數逐年上升,學生畢業流向也逐年好轉。

b.學校的辦學質量總體上得到家長的認可,但是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間。

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興辦在解決我國農民工子女上學難問題上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為促進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解體,加快城鎮化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政府應當充分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針對當地學校的不同發展程度,給予相適應的扶助力度 。同時政府也應當制定一系列的規章制度,規范約束學校的行為,督促學校合理分配利用資源,較少資金鏈上的浪費。

當然,要“促進資本的有機構成” ,需要籌集許多個人甚至一些團體的資金要借助媒體的力量,學校應當利用各種途徑讓大眾能夠了解學校的辦學宗旨和現狀,從而獲得更多的人的捐助和支持。可行的宣傳方式包括建設學校網站,組織專人進行管理,及時校園里的新聞,設置專門的捐贈者問答區域,及時披露每年的審計報告等;出版一本學校的刊物,向社會大眾呈現學校的辦學效果,加大學校的知名度和信譽度。

(3)資金鏈優化之三:辦學監控

在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資金利用效率并不高,這與他們的資金利用方式以及后續的監管力度不高有關。近年來一些關于農民工子弟學校由于缺少辦學許可證校舍被拆除等新聞讓社會大眾對于農民給工子弟學校的辦學效果產生了質疑,要求提高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辦學質量,增強對農民工子弟學校辦學監控的聲音越來越強。

2.優化策略二――完善內部運營

(1)加大對資金用途的信息披露

我們在調查過程中發現,學校每年的收入絕大多數來自于捐贈。由于固定捐贈項目較少,每年的捐贈額都有較大差異。學校每年的開支都受到當年可籌集的捐款數額的限制,而且可籌集捐款數額與時間的不確定性導致了學校財務預算難以實行下去,很多計劃由于資金不足不得不被擱淺。

因此,為了維持長久穩定的贈與關系,學校自身需要定期地向捐贈者們提供資金使用狀況的信息,給予捐贈者們充分地信息反饋,讓他們了解到自己的捐款到底流向何處,堅持讓“任何一種用途比其他用途更為有利”原則 。讓捐贈者們能夠獨立判斷自己的捐款是否得到了充分利用,從而樹立捐贈者對于學校辦學質量的信心,是學校每年能夠獲得穩定的捐贈收入。

(2)加深與公立學校合作互助關系

現在很多國家級或地市級的示范學校都有對口支援的學校。農民工子弟學校也可以和示范學校建立這樣的關系,邀請這些示范學校的老師到本校進行短時間的教學指導,或者派本校的老師到示范學校見習,借鑒別人的管理長處。

除了教師互派以外,學校還可以定期派出一些學生到示范學校進行短期學習,城市孩子的良好學習條件對農民工子弟特別是那些學習動力還不夠強的孩子可以起到一定的激勵作用。

(3)加強對學校資金利用效率監督

盡管有些農民工子弟學校已經實現了年報的對外披露,大部分學校并沒有就其資金的運用途徑進行詳細說明。而且我們認為僅靠審計報告無法真正起到監督作用。所以我們要設置專門的監事部門,監督學校的資金利用并提出相關建議,提高學校的資金利用效率。

學校應當成立專門的監事會,由學生家長代表和捐贈方代表組成,監事會成員盡量保證與學校的獨立性,他們有權向學校提出查看資金動向的資料和參與未來資金安排的討論,學校應當充分聽取他們對于資金利用的想法 ,在保證學校學生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選擇性地采納他們的建議。

教育是立國之本,是國家興旺的標記。學生作為國家未來發展的接班人,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需要儲備完備的知識,農民工子女也不例外。關注農民工子弟學校的發展,優化農民工子弟學校資金鏈的運營,將有效改善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現狀,保障農民工子女對基本公共教育資源的平等享受權。今天我們通過對“農民工子弟學校資金鏈運營效率優化策略”研究,來實現農民工子弟學校從“優化資金鏈到內部運營模式完善”的良好發展。我們希望以此可以實現農民工子弟學校和公辦學校的教育資源的均勻發展,從而推動我國教育公平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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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房屋租賃價格簡稱為房租,指零星出賣房屋使用權時的價格。通常認為,房租的構成因素是由房屋折舊費、房屋經營管理成本及相應的嬴利和地租構成。也就是說,房租由房屋的折舊費、維修費、管理費、利息、稅金、保險費、利潤、地租等八項構成,并以此為依據形成補貼租金、成本租金、優惠租金、完全租金。而這類租金的確立只是從房屋出租者的角度,從成本的角度出發所確立的定性的理論價格,而房屋作為一種特殊的投資品種,一旦為投資者所擁有,將會產生一些與一般生產型企業不同的決策策略:首先,在生產型企業中,作為一個理性的企業決策人,當產品銷售價p小于生產的平均可變成本AVC時,廠商無論如何應該停產,并且如果這種狀況長期得不到改善,廠商還會退出該行業;對于房屋租賃者,當其將擁有房產作為一項投資時,即使在房屋租賃市場特別低迷的時期,租賃價格極低,房屋租賃者還是傾向于出租的。這是由于房屋投資的后續資金投入量少而耐磨性強,折舊期限長,甚至是由于房屋處在不同發展區(迅速發展區、較快發展區、潛在發展區、緩慢發展區),存在自身增值可能性,等等。當然,作為理性的房屋出租者,如果租金收入與租賃可變成本(由管理費用、維修費用、稅金)之差大于房屋閑置時的維修費用,房屋所有者則愿意出租;否則,房屋出租者寧愿將房閑置或者自用。即使這種局面長期存在,房地產投資者也不會退出這一行業,因為退出意味著虧損更大,投資者將會等待房地產升值的時機;其次,作為一個理性的房地產投資者,追求收益的最大化是其始終的目標,對房屋租賃的理想最低價格是將與房屋投資等額的現金投資于其他行業所獲得的平均利潤,即投資于其他行業的機會成本。如果房地產投資者具備以上兩點,我們稱其為理性的。房屋的出租者必須是理性的,便是房屋的租賃市場價格確立模型的第一個理論假設前提。

房屋租賃市場中,供求理論是其核心理論,房屋的租賃價格是市場上總供給與總需求相等時的均衡價格。在研究商品的供給與需求時,我們對其流動性(區域市場之間的轉移)是沒有加以限制的,是極其自由的,然而在房屋租賃市場上,某一區域或地段的房屋供給在短期內(至少一年)是難以改變的。這是由房屋的投資成本偏大、建設周期過長和土地資源的稀缺性所決定的。因此房屋租賃短期市場的供需的調節主要是通過需求的變化進行調節而不是通過供給變化達到均衡的(見圖1),也就是說,在某一目標區域市場,供需均衡是通過需求者退出或加入這一區域市場而形成的,而不是通過供給者短期內增加或減少供給量達到的。同時作為房屋租賃的需求者,追求租金的最小化是其目標,而且房屋承租者將房屋承租后,實際上是用于再生產,以獲取更高的收益,而不是純粹用于消費。區域租賃市場的短期均衡是通過需求者數量增減進行調節的,追求成本的最小化是需求者的目標,這便是房屋租賃市場價格確立模型的第二個理論假設前提。

附圖

圖1  房地產租賃市場需求量變動示意圖

  二、原問題的提出

在房屋租賃決策過程中,出租者希望獲取盡可能多的租金。但是由于受其資源總量的限制,總租金收益是有限的,因此,此時租金最大化實際上是在有限資源下的最大收益。在第一個假設前提中,筆者認為,作為一個理性的出租人,他希望獲得將其與房屋資產等額的現金投資于其他行業的盡可能高的收益。基于此,筆者假設房屋租賃者還存在投資于其他行業的機會,投資者可根據各行業風險進行投資組合,最終的收益額就是房屋投資者選擇投資房屋而損失的機會成本,則投資者投資于其他行業的最大收益在有限資源約束條件下即可算出。所以,筆者在此將房地產成本總量進行分解,假設投資于不同的行業,則不同的成本構成比例構成了不同的行業結構,并有不同的利潤額與之相對應,而且每一項資源的分解,還受資源總量的限制,如表1所示。

  表1  房地產成本總量分解  

  

行業Ⅰ   行業Ⅱ   行業Ⅲ   行業Ⅳ   ……   行業N

資源總額

土地   a[,11]   a[,12]   a[,13]   a[,14]   ……   a[,1n]

b[,1]

資本   a[,21]   a[,22]   a[,23]   a[,24]   ……   a[,2n]

b[,2]

勞動   a[,31]   a[,32]   a[,33]   a[,34]   ……   a[,3n]

b[,3]

單位   c[,1]

c[,2]

c[,3]

c[,4]

……   c[,n]

利潤額

注:c[,j]—單位產品利潤;a[,ij]—單位產品資源需求量的等額現金流。

由此可知,作為房地產的出租人,他追求收益最大化,則原問題的目標函數為

附圖

  三、對偶問題的提出

現在從另一角度考察房地產出租者的收益。房地產出租者目前是想把房地產出租出去,只考慮出租時的收益,則希望有不低于同等成本構成投資于其他行業的平均收益,也就是說,投資者應獲得不少于機會成本的最低收益,而且從承租人的角度來看,在供方決定市場價格的格局中,當然希望支付越少越好,所以,房地產出租者只能在滿足大于所投資行業的平均利潤的條件下,使其總收入盡可能地小,出租人才愿意。為此,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目標函數為

附圖

以上構成了原問題的對偶問題。當minW=maxZ時,則原問題最優可行解所求出的最優可行解與房屋建筑面積相除,即可求得房屋的出租價格。  

  原問題與對偶問題最優可行解

房屋單位面積出租價格=────────────────

  房屋的建筑面積

  四、使用該模型需注意的問題

該模型的提出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在應用該模型時,為增加其可參考性和準確性,應注意以下幾方面問題:

第一,短期的限制。由于房地產業建設周期長,從而使得目標區域租賃市場的租賃價格基本上由供給方決定,這是此模型產生的基礎。因此,在長期內,必須對該模型中的系數作一定的調整,才能予以使用。

第二,目標區域市場的選擇。不同區域具有不同的地價,在折算為現金流時需區別對待。這項工作最好交給房地產評估事務所去完成,但是這會增加房屋出租的附加成本。

第三,數據資料的來源。目前尚無統一的標準和專門的部門去完成各行各業的資本構成結構比例和行業平均利潤的調查和,這就需要決策者長期的資料收集和積累并結合個人的經驗予以決策。

第四,參照行業的選擇。在選擇參照行業時,不應選擇一些與該行業相差太大的行業,如電子信息、生物產業作為參照系,應選擇一些與企業行業特性相近的傳統企業作為參照系,如建筑業、電梯行業、建材行業等,這主要是基于房地產租賃者應獲取這一行業的其他參與者一樣的利潤而考慮的。同時在將成本進行分解時,所分解行業不是無限的,最好不要超過16個行業范圍(這主要是參照投資風險組合的最優策略而定的),因為行業范圍大小,無參考價值,行業范圍太大,則易導致誤差偏大。

第五,模型的使用對象。該數學模型的使用者最好是大宗房地產項目的投資者。也就是說,投資的資本額大的項目適合于使用該模型,投資額太小的項目缺乏使用的意義和價值。

總的來講,該模型具有簡單實用的特性,并且一改過去理論價格只考慮定價方利益,而不考慮定價方實際條件限制的缺點,不僅可以定性地而且可以定量地進行房屋租賃價格的確定,并且當原問題和對偶問題的同時存在,使其模型的求解變得更為容易。

收稿日期:2001-09-1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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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高校辦學收益可分為直接收益和間接收益。高校辦學的直接收益主要是指高校通過有效利用稀缺的教育資源,以較低的成本達到培養學生質量的提高和數量的增加,以及學校通過有效經營所帶來的經濟收益;間接收益則主要指高校因培養學生所帶來的社會聲譽乃至社會經濟的發展。本文所指的辦學收益主要是指高校辦學的直接收益。

一、邊際的含義及規律

邊際是指某變量隨著自變量的單位變化而發生的變化。微觀經濟學把邊際看作企業中每增加或減少一單位的投資(產量)所增加或減少的收入或成本,包括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

邊際成本(MC)表示增添1單位產出的額外的或增加的成本,它是總成本增量(TC)與產量增量(Q)的比值,即MC=TC/Q,是總成本變動影響總產量變動的變化率。當邊際成本低于平均成本時,平均成本遞減;當邊際成本大于平均成本時,平均成本遞增;當邊際成本等于平均成本時,平均成本最小。從這個角度看,企業適度規模應當就是平均成本最低時的產量水平,這對有效確定企業規模非常有幫助。

邊際收益(MR)表示增添1單位產出的額外的或增加的收益,它是總收益增量(TR)與產量增量(Q)的比值,即MR=TR/Q。邊際收益存在遞減規律,即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條件下,連續不斷地把等量的某一種可變生產要素投入到另一種或幾種數量不變的生產要素上,當這種可變生產要素的投入量超過某一特定值時,增加可變生產要素的投量所帶來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

經濟學家往往把企業實現經濟效率,即利潤最大化的條件概括為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也就是說,如果邊際成本小于邊際收益,企業就要增加產量,以實現利潤的最大化;而當邊際成本大于邊際收益時,企業就要減少產量,否則就會出現虧損。只有在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時,企業才既不增加產量,又不減少產量,從而實現利潤內最大化。

二、高校財務管理決策的邊際分析

高校財務管理決策主要包括辦學經費籌集與投資決策,二者是高校取得有效經營的基礎。

(一)高校辦學經費籌集的邊際分析

市場經濟條件下,高校籌集辦學資金可以通過多渠道、多種形式實現。高校經營者需要選擇合理的籌集資金渠道和方式來降低加權平均資金成本。不同的渠道籌集的資金所付出的資金成本不同,收益也就不同。因而資金成本的大小是高校籌集資金必須考慮的前提條件。邊際資金成本是指高校新增加一元資金所需負擔的成本。它是高校比較選擇追加籌集資金方案的重要標準。高校不同于企業,不能以實現財富最大化為目標,更不能不顧學校自身情況茫然擴大學校數量和學校規模,同時高校投資的追加資金也不可能以某一固定的資金成本來籌集到無限量的資金,隨著籌資額的增加,資金成本呈階梯式上升。

如圖1所示,在某一資金成本下,高校可籌資額會產生一個籌資突破點,即在一定資金成本情況下,高校可以籌集資金的最高限額。在籌集突破點范圍內,增加籌資額,資金成本是相對不變的,即邊際資金成本保持一定范圍之內,如果籌資額超過籌資突破點,資金成本就會上升。由此可見,在高校的籌集資金過程中,財務管理人員必須尋求并最終確定不引起資金成本上升的籌集資金規模,以保持學校所承擔的資金成本保持在一定范圍內,從而為學校在經營決策的籌集資金管理提供科學依據。

1.財政性辦學經費籌集的邊際分析

財政性辦學資金是高校資金籌集的主要渠道。1985年至今,我國財政性辦學資金由兩部分在組成,一是“綜合定額”,通過政策參數(在校生數)乘以生均撥款額得出,區別各類層次高校、各系科和專業,定額有所不同;二是“專項補助”,主要是考慮學校的特殊需要,由財政部門和教育主管部門另行單獨安排給高校使用的專項經費,比如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工程的中央撥款。在這種體制下,普通高校為了增加政府財政撥款額,往往通過增加在校生人數,即擴招的方式實現。從高校生存的角度講,這種籌資方式無可厚非;但若是從高校經營的角度來看的話,學校擴招必然帶來學校辦學成本的提高,當擴招帶來的邊際收益低于因擴招帶來的邊際資金成本時,如學生培養質量下降、學校社會聲譽降低等等,高校就應當停止擴招或降低招生人數,以達到邊際收益與邊際資金成本的平衡。

2.家庭提供辦學經費的邊際分析

從圖2我們可以看到,1999年高校擴招之后,高校經費來源中,財政性經費與個人學雜費之間呈此消彼長的關系。家庭為高校辦學提供的經費即學生上學所交納的學費、雜費等,這是高校除財政性辦學經費之外的最重要資金來源。由于我國居民家庭收入具有差異較大的特點,且教育成本的計量十分復雜,因而如何確定一個符合我國國情的高校收費標準一直是困擾專家學者的難題。學費實質上是學生為了上學而支付的資金成本,除此之外學生還要放棄因上學而放棄的工作機會所帶來的經濟收入,即上學的機會成本。當學費過高時,學生讀書的邊際成本大于讀書所能帶來的邊際收益,學生就會放棄受教育的機會而轉向工作。

因此,不考慮社會和道德因素,學費定價也是不能過高的,否則就會出現教育供給大于教育需求的現象,高校辦學沒有了買方市場,更談不上什么經營決策。

3.社會捐資等多渠道辦學經費籌集的邊際分析

社會捐資,尤其是校友、企業、基金會等對高校的資助也是高校資金來源的重要渠道。實質上,高校的社會資助是高校社會資本在經費方面的表現,這種無形的資源所能帶來的經濟收益是巨大而持久的。社會力量投資高校發展存在特殊的價值訴求,既包括借助投資辦學獲取社會聲譽,擴大知名度的訴求,也包括校企聯合以取得縱深發展的訴求。這種訴求同樣受制于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制約,即當社會力量對高校投入與所帶來的收益不成正比時,其投資于高校的積極性會迅速下降,進而轉向其他投資渠道。

4.負債辦學資金籌集的邊際分析

一般來說,高校生產經營所需資金除政府投入、學費、捐資外,還有一部分負債資金。高校為了保持良好的財物狀況,維護其社會信譽和形象,必須保證獲利能力和償債能力的統一,這就需要加強對學校因負債辦學而帶來的財務風險管理。高校財務風險主要是指因貸款而給各高校財務帶來的風險,即存在著由于債務負擔過重而影響高校正常財務支付和不能按期償還到期貸款本金及利息的可能性而導致破產的風險。高等學校歸還銀行貸款的資金,主要是財政撥款及學生學雜費收入和科研項目轉讓收入等。在政府財政撥款有限的情況下,高校還債就只能主要依賴學生的學雜費收入和科研項目轉讓收入來實現,但高校同時又不能無限制地提高學生的學雜費,因此,要償還高額的債務,負債辦學的風險問題也就表現出來。邊際分析要求高校在負債辦學資金的投資上把握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的統一。高校負債投資的用途可分為基礎設施建設、重點學科建設和校企投資三部分,對于前兩類,高校應當在準確估計自身還貸能力的基礎上予以適當把握,并制定出切實可行的還款計劃,每年在年度財務預算中作出預留;而對于第三類,一定要經過多方論證制定出確實可行的投資計劃,并保證投資回報率高于銀行貸款利率。

總之,高校經營者要綜合比較各種籌集資金的方式和渠道,實現最優化的組合,以達到降低資金成本的目的。

(二)高校投資決策的邊際分析

高校籌資是為了滿足投資的需要,而如何將籌集所得資金有效的投入到高校辦學實踐中去,以取得辦學的最大邊際收益,同樣也是高校經營者必須重視的問題。資金成本不僅考慮了資金的時間價值,而且還考慮了投資的機會成本等問題,因此它也是評價高校投資方案和追加投資決策的主要指標。

假定某普通高校年初有五個必須選擇,且相對獨立的投資子方案,即教學投資、科研投資、基建投資、教師福利與培訓投資和其他投資。對于每一所高校來說,這五個方案都是必須的,而如何在方案之間作出合理的選擇,將資金有效的分配給各個投資方案,則是高校經營者所必須考慮的問題。一般而言,教學投資是高校投資的核心,其投資額隨著學生數量的增加或減少平穩上升或下降。在高校科研投資方面,有研究顯示高校投資的收益往往是遞增的,即高校科研投入水平較低時,高水平的學術成果相對較少;而在科研投入水平較高的情況下,高水平的學術成果與投入水平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且隨著投入水平的提高,相同的投入量會帶來越來越多的高水平學術成果,這是高校科研活動的邊際收益遞增現象。教育基建投資具有長遠性和持效性,即一次性投入可以帶來長時間的收益,因此其邊際資本曲線和邊際收益曲線近似于兩條平行的直線,短期內不會相交。教師福利與培訓投資在高校經營中不可或缺,學校的一切經營活動都離不開人才。教師本身也是一種人力資本,對其投資也具有邊際收益下降的趨勢,即收入增加或學歷提高所帶來的替代效應。在教師人力資本投資決策中,尋求邊際資金成本與邊際收益的結合點,也是高校經營者所必須思考的問題。其他投資包括新校區建設、校辦企業的創辦等,具有較大彈性。高校經營者可以根據高校以往辦學經驗,通過對各個方案的邊際分析,進行選擇、評價,并決定是否追加投資。

在衡量是否對高校投資方案進行追加投資時,資金成本是考慮的最主要因素。如果以資金成本為貼現率,邊際機會成本率就決定了投資機會的折現率。利用邊際資金成本率可以確定各個投資方案的現金流量的現值、凈現值等,并比較各個投資方案的優劣以供選用。所謂“現值”,使指按一定的貼現率把未來各年的現金凈收入量換算為現在的現金價值。“凈現值”是指投資方案有效期內未來各年的現金凈收益折算為現值后的總額減去貼現的成本總額后的差額。這對于我們分析高校物力投資,尤其是基建投資方案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計算凈現值的公式如下:

式中:NPV―凈現值;ki―第i個方案考慮風險后的折現率,即邊際資金成本率;

Ci―第i個方案的初始投資額;NcFit―第i個方案第t年的預期凈現金流量;t―時間。

篇10

關鍵詞: 信貸風險管理“三個辦法一個指引”

一、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的現狀

1.1近年來金融風險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影響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世界各國的經濟往來密切增加,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整個世界經濟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逐漸向一體化趨近。這些發展和變化為我國金融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但是同時也給金融市場帶來巨大的波動,國際金融市場危機四伏,風波迭起,與金融活動密切相關的我國商業銀行也面臨日趨嚴重的金融風險。

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給東南亞各個國家的金融經濟帶以非常沉重的打擊,甚至出現了某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因此倒退十年的嚴重后果;1998,我國農村發展信托投資公司嚴重違規,出現巨額虧損,被中央銀行宣布解散;同年6月,海南發展銀行因自身巨額不良貸款使其也被中央銀行宣布關閉;2007年年初開始的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引起的金融危機使得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場都遭受了重大損失,我國作為美國最大的債券購買人,受到了嚴重的波及。面對這樣一個變幻莫測的金融國際化的市場,我國在自身金融體系發展不健全的情況下,我國商業銀行若想在更廣闊、更深層次上的范圍參與國際競爭,就必須加強對信貸風險管理的改革與創新,不斷提高和完善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的條例和規章。

1.2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的現狀

所謂信貸風險管理是指商業銀行通過科學的方法對各種可能導致信貸損失的主觀因素進行有效地預測、分析、防范、控制和處理。自2006年我國金融業進入對外全面開放時期起,我國商業銀行將面臨更為復雜的外部經營環境,但目前我國銀行的風險管理水平特別是信貸風險管理水平與國際銀行業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國商業銀行若想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立足并不斷發展壯大,提高我國銀行業信貸風險管理水平是根本前提。國有商業銀行信貸風險事關國家金融安全,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信貸已經成為制約商業銀行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同時,信貸風險也暴露了我國商業銀行信貸管理的薄弱和制度的缺陷。

目前,我國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的水平與現今迅速發展壯大的經濟發展水平很不相稱,我國銀行信貸風險管理水平與其他發達國家的銀行業相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與不足,所以,要加強信貸風險管理的研究和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并且有很大的迫切度。從理論角度來看,第一,我國的信貸風險管理的理論還不完善,加強對信貸風險管理的研究,能夠充實和完善我國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的理論;其次在信貸風險管理模型中,風險的度量十分重要,如何從中國國情出發準確的度量風險是一個需要更深入研究的問題。從現實角度來看,在經營銀行的諸多風險中,信貸風險是銀行的最主要風險,可以概括的認為一部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管理史可以代表這部商業銀行的發展史。因此,加強對銀行信貸風險管理有利于商業銀行內控制度的完善和信貸業務經營的安全性以及效率性的提高,從而促進商業銀行的信貸業務深層次風險控制技術的發展,提高銀行本身的競爭力。同時,加強對銀行信貸風險管理也會給廣大人民帶來利益.

信貸風險管理是一個系統工程,要實施有效的信貸風險管理,需要清晰的權力責任制度、激勵約束制度、信貸風險衡量和監督制度以及有效的識別信貸風險的方法。對于這一點,國內的研究才剛剛起步并存在相當的局限性:就預測內容上來說,國內商業銀行針對信貸企業的財務危機預測主要集中于企業短期償債能力預測,而很少把預測眼光放在對企業是否發生財務危機,特別是影響巨大的企業盈利能力上;從預測手段上看,國內商業銀行針對信貸企業財務危機的預測主要使用簡單財務比率分析和線性概率判別模型,很少使用其它更加有效的統計分析工具。這些都限制了國內商業銀行對企業信貸風險的有效。

二、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的缺陷

盡管國內外銀行業對風險劃分的種類很多,但是,一般都將銀行面臨的風險主要歸納為四種:即信用風 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和流 動性風險。當前,國內銀行的信貸風險管理存在諸多缺陷,使資產質量逆向選擇,成為促生信貸風險的主要原因。

2.1信息不對稱的缺陷

國外對信貸風險的分析早期是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開展的。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國外的學者就已經運用微觀經濟學理論、博弈論、不完全合同理論研究銀行和企業之間的信貸關系問題,研究信貸風險的產生與防范,而我國在此方面的研究開展的較晚,也由于我國特殊的發展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國情,在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中有一定的特殊性,不能照搬國外的方法。首先,信息采集存在明顯的劣勢,由于銀行信貸交易存在跨時風險,這種風險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因此存在先天不足;其次,信貸風險識別體制梗阻,從銀行內部體制看,總行與分支行在信貸管理中的“委托―”問題存在信息不對稱。

2.2權責制度模糊和激勵約束機制的缺陷

目前國內有些商業銀行的信貸管理缺乏清晰的權力責任制度和激勵約束制度,特別是在貸款出現問題時缺乏明確的責任制度,而激勵約束機制的缺陷則表現在激勵不足,約束過度或激勵過分而約束不足。

2.3信貸風險衡量方面的缺陷

我國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對申請貸款企業進行適當的風險評級,衡量其可能違約的概率和違約可能的損失等方面的評估迄今為止都沒有一定的量化標準和風險指標體系,對于風險的定性、定級、定責問題還只是處于初步的探索發展階段。

2.4信貸風險調控與監督方面的缺陷

目前銀行對風險和收益的平衡所采取的手段主要是貸款的期限和利率,在貸款風險明顯提高之后,銀行要么及時采取抵押擔保等措施,要么提高貸款利率以平衡風險,但是當前我國的利率管制使得銀行可能進行的風險和收益的平衡變得有名無實。

2.5信貸風險處置上的缺陷

外資銀行在貸款發放后, 客戶經理會主動參與借款企業的生產經營過程,幫助解決具體問題和幫助借款企業渡過難關,爭取實現雙贏目標,但是國內銀行在企業經營困難暴露后,往往主要靠處置抵押物或司法訴訟等方式急于抽出貸款,這樣的做法容易使企業雪上加霜,使不良資產成為陳年包袱。

三、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的改進方法

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管理目前還有許多不足之處,所以建立有效的約束和監督機制是改進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管理的關鍵。這其中包括諸如完善信貸授權及授信制度的同時,加強對內授權、對外授信的管理,合理界定信貸授權、授信限度,把好貸款審批關,正確選擇貸款投向等措施。

3.1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管理宏觀政策上的補救措施

首先,完善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崗位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信貸崗位責任制,提高信貸操作人員的業務水平,建立強有力的激勵約束機制,本著“權力與責任對等、風險與收入掛鉤”的原則建立風險責任評議制。其次,實行信貸管理標準化操作,切實加強貸款“三查” 制度:對貸款調查和借款人資信的評估、貸款審批、發放、管理和清收等制定一個合理的標準化規定,使所有信貸管理人員明確工作范圍。再次,要注意防止信貸過分集中帶來的風險,同時注意培養優質客戶,保住老客戶發展新客戶。最后,需要建立信貸資產風險轉化與補償機制,這其中還包括完善銀行內部的審計制度,樹立商業銀行內部審計的權威性才能使銀行內部職責明確。

根據我國信貸業務中普遍存在的問題,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制定了“三個辦法,一個指引”的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政策。所謂“三個辦法。一個指引”即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于二零零九年頒布的《固定資產貸款管理暫行辦法》、《流動資金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個人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和《項目融資業務指引》,是根據我國特殊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國情,對于我國金融業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所指定的政策和法令。自“三個辦法一個指引”認真貫徹落實以來,我國金融業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方式從粗放的解決信貸管理模式中解放出來,進入一個較為先進的管理模式中,能有效防止在我國商業銀行中的貸款被挪用行為以及虛假交易騙貸案件的發生。“三個辦法一個指引”涵蓋了包括企業貸款和個人貸款在內的各類貸

款業務,明確規定對貸款實行全流程風險控制,強化了對貸款資金支付的管理,初步構建和完善了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貸款業務法規框架,將作為我國銀行業貸款風險監管的長期制度安排。

3.2對于中小企業的信貸風險管理改進方法

現代我國經濟正處在飛速發展的黃金時期,、中小型企業的發展十分迅速,因此我們必須關注對中小企業的信貸風險管理,以便更好地支持國家的政策和適應經濟的迅速發展。

首先,建立中小企業信用評級系統,提高信貸決策技術水平是加強中小型企業信貸風險管理的技術性課題。這應該考慮到中小企業自身區別于大型國有企業的特點,而且應該在開始階段投入一定的人力、財力、建立適合中小企業的評分模型或者是在已有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修正研究,這為以后中小企業的信用評級作好基礎的同時,也為今后節省成本作出了貢獻。建立中小企業信貸數據庫.國外的度量模型之所以先進,但未能在中國普遍應用的原因是數據庫的缺失.對于中小企業不是很規范的信貸管理而言,我們應該從現在起著手建立和完善中小企業的信息數據平臺.在當今網絡發達的背景下,只要我們有決心,就可以將中小企業的信息數據庫建立起來,從而為信貸風險的管理提供幫助。最后,中小企業信貸業務要有專業部門組織.在上述對中小企業的分析中,我們提到對中小企業的信貸風險管理所需要的人力、財力較多,因此對于一些大型的商業銀行而言大多會忽略對中小企業的風險管理.因此,我們建議成立專門的機構或者有專門的銀行來組織管理中小企業的信貸問題,并提倡該機構與中小企業建立長期合作關系,這有利于信息的儲備和信貸管理水平的提高。

3.3利用衍生工具優化信貸組合管理

首先實行信貸組合可以分散風險,眾所周知,風險有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系統風險是不可避免的,但信貸組合可以分散或降低非系統風險.其次,信貸組合有利于銀行的分析決策,銀行在進行風險決策時,不能只對單獨的一項貸款進行分析決策.要兼顧總體.貸款組合使銀行對整體的決策分析有一定的幫助,再次,我們構造信貸組合時,我們可以利用衍生工具來構造,這里的衍生工具可以是期權、債券、互換協議等。利用衍生工具可以對沖風險、保值、獲利,已達到減少風險的目的

四、結語

信貸風險研究興起的時間并不長, 可以說是一新的研究領域,在國際學術界尚屬發展深化階段, 許多分析方法尚在探討之中。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研究起步較晚,但我國政府和學術界、金融界對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都予以高度重視。由于信貸風險的管理直接關系到我國經濟的繁榮與社會的穩定問題, 我們必須對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與研究。以上提出本人對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的一些改進方法。運用數學模型評價分析信貸風險,能更加直接、客觀地對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進行評價,為銀行進行信貸決策提供科學可靠的依據。我國正在像科學信貸管理的方向邁進,但是這只是初步的。要想建立科學信貸的管理體系,還有一段艱辛的路程,需要我們的銀行和企業之間的配合,需要國家的大力支持,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的關心和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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