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債務危機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國內債務危機，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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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共債務 經濟增長 影響

一、債務規模與經濟增長

次貸危機過后，全球發達經濟體的公共債務水平和私人債務水平已經達到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高度，歐洲、日本以及美國，或因為公共部門、或因為私人部門、或二者兼而有之，總之都為去杠桿所困。無論什么形式的債務，其規模如果過于龐大，都將會成為“負擔”，從而拖累經濟增長。

（一）公共債務：第三個峰值

兩次世界大戰使發達經濟體的政府債務規模迅速膨脹，但之后開始逐漸下降；進入20世紀80年代，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政府債務規模同時擴大，在20世紀90年代達到峰值，之后開始下降；但發達經濟體政府債務從2005年前后開始急劇攀升。按照前文債務負擔為GDP90%的臨界值，截至2011年，22個發達經濟體的中央政府債務水平已經超過了90%。

（二）外債：歐元區的“外債”

本篇文章中所討論的外債，既包括公共部門外債，也包括私人部門外債。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發達經濟體的外債規模開始不斷膨脹，這讓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那一波新興市場經濟體都相形見絀。然而如果將歐洲各國數據加總，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外債與GDP之比已經快接近兩個90%，這也是歐洲經濟陷入巨大不確定性的主要原因。當然，歐元區內部國家的外債并不能簡單加總，因為歐元區各國之間的關系與其他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完全不同，但歐元區內部各國間龐大的外債規模，的確是拖累歐元區經濟增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三）私人部門的國內債務

與公共債務和國際債務相比，私人部門復雜的財務關聯和頻頻換位債權債務身份使私人部門的國內債務顯得較難厘清。IMF只是籠統的給出了一個國內債務與GDP之比，當作衡量一國私人部門債務水平的參照。20世紀80年代新興市場經濟體爆發外債危機前，私人部門內債規模經歷了快速的膨脹。

二、公共債務規模過大的影響：歷史經驗

首先，定義公共債務規模過大為：公共債務總額與GDP之比至少連續五年超過90%，這就意味著目前沸沸揚揚的歐美政府債務危機并不在統計數據當中。但是希臘、意大利和日本三國的經驗尚可被收錄，因為這三個國家“公共債務規模過大”始于1993年、1988年和1995年（如表1所示）。其次，以十年為界，將這里歷史數據區分為公共債務總額與GDP之比連續十年以上90%和公共債務總額與GDP之比超過90%不到十年。公共債務負擔過重將會直接導致實際利率水平上升，公共債務如滾雪球般越來越大，而且籌措資金的難度越來越大，這就意味著公共債務不可持續，債務危機也將接二連三的爆發。此外，實際利率水平上升將抑制私人部門投資需求，紛紛增加儲蓄，這意味著總需求不足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阻礙。

在此基礎上，我們將一些重要數據進行了匯總，如表2所示：

在公共債務與GDP之比高于90%，且持續超過十年的情況下，實際GDP增速要比其他公共債務與GDP之比低于90%的年份低1.4個百分點；持續不超過十年，則相應低1.6個百分點。綜合來看，低1.5個百分點。

在公共債務與GDP之比高于90%，且持續超過十年的情況下，短期實際利率要比其他公共債務與GDP之比低于90%的年份高1.8個百分點；持續不超過十年，則相應低0.6個百分點①。綜合來看，高1.0個百分點。

在公共債務與GDP之比高于90%，且持續超過十年的情況下，長期實際利率要比其他公共債務與GDP之比低于90%的年份高3.4個百分點；持續不超過十年，則相應低0.6個百分點②。綜合來看，高2.1個百分點。

GDP實際增速下降、長短期實際利率上升，還有什么可以更好的反映公共債務負擔對經濟增長的拖累？此外，我們剔除公共債務與GDP之比大于90%但沒有超過五年的樣本，發現平均持續時間是22.5年，這也就是所謂的去杠桿之“漫長”。

三、公共債務過大的根源

第一，戰爭導致軍費開支激增是公共債務規模擴張的重要原因。很多國家公共債務占GDP比重突破臨界值都是因為戰爭。許多公共債務負擔都是軍費開支的后果。很多公共債務規模過大都發生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第二，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政府只能依靠擴大公共債務規模以進行救助，而這樣有可能進一步引發債務危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蕭條時期公共債務負擔過重的歷史數據，以及希臘、意大利、荷蘭、新西蘭、日本等等國家陷入公共債務漩渦的例子。

第三，公共債務的規模也有“一犯再犯”。讓我們看看當前歐元區債務危機的重災區――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和西班牙，除了葡萄牙，其余四國居然都有“劣跡斑斑”的公共債務歷史，而且多個國家公共債務不止一次扭曲成為“負擔”（意大利4次、愛爾蘭1次、希臘4次、西班牙2次）。

然而公共債務規模一旦過于龐大，削減難度非常之大。事實上，削減公共債務其實就是政府部門“去杠桿”，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平均需要將近23年（22年半）的時間。

注釋：

①因為公共債務負擔成為“問題”的平均最短期限為五年，所以定義專門強調“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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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債務危機；外匯儲備；歐元區；中國；影響

一、緒論

希臘政府在2009年財政赤字占GDP比例一舉超過12%，由此全球三大評級機構相繼對其債務評級進行下調，至此希臘國內債務危機正式爆發。2011年至2012年，希臘國內危機迅速擴大，最終蔓延至整個歐洲。到2012年，歐洲債務危機不斷加劇擴大，上升為系統性危機，使全球經濟再次陷入危機中。我國經濟發展也隨著歐債危機的迅速擴散而遇到挫折，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打起十二分精神，及時采取應對措施，防止我國發生此類危機。

二、歐洲債務危機爆發的原因

（1）對周期性較強產業過度依賴。歐債危機中，周期性產業受到的影響最大，希臘等國家對此過于依賴。在希臘，旅游業、造船業、文化業和農業是它的支柱產業，其中旅游業比重超過了20%。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2009年希臘國家的旅游業收入較前年減少了12億歐元。而西班牙的情況也不容樂觀，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它的支柱產業房地產和旅游業也屢屢受挫。房地產市場遇冷，價格持續下滑，房地產的空置率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對旅游資源的過度開發，導致旅游業發展情況不容樂觀，在金融風暴的席卷下，旅游業迅速衰敗，度假勝地的酒店入住率不到一半。在愛爾蘭，它的主導產業――農業，也因為金融危機的關系出口受阻。

（2）畸形收入分配制度積累隱患。1945年后，歐洲國家相繼建立了以高福利為代表的社會收入分派與社會保障體制。歐洲各國建立了覆蓋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社會福利，其中包括兒童津貼、病假補助、失業救濟、養老保險、殯葬補助、醫療、教育等，尤其是為事業人口提供的高額補助，嚴重增加了政府負擔。

（3）國際市場投機行為推波助瀾。2001年希臘加入歐元區時，因為未能達到《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公共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得突破3%、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不能超過60%”兩個關鍵標準，選擇了與世界著名投資銀行高盛集團攜手。高盛集團舉著“創新”的旗幟，為希臘政府設計了一種“貨幣掉期交易”方式，使希臘政府借助金融衍生品渠道隱瞞了其高達1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這樣一來希臘終于有機會邁入歐元區，高盛集團也因此獲得3億元的傭金。由此，我們可以意識到國際市場中投機行為的“推手”進一步催化了風險的擴大和問題的發生。

三、歐洲債務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1）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歐洲債務危機對中國外貿發展起到了不小的負面作用，不同的出口產品所受打擊程度也有所差別。我國的機電產品、高薪技術產品、紡織品受危機打擊十分明顯。由于其價格敏感、替代性強的特點，在歐債危機的影響下，原來出口額占我國出口貿易總額60%的機電產品，在2009年下降幅度達到最大，較去年下降13.4%。同年我國紡織品和家具的出口貿易情況也與機電產品呈相同態勢。而需求彈性小、價格靈敏度差的農產品受危機影響較小，2009年僅下降了2.5%，低于我國出口總體下降幅度值。

（2）對我國外匯儲備的影響。我國外匯儲備在近年一直保持快速增長的態勢，到2013年12月底，外匯儲備規模已高達4億美元，美國資產占據了70%。為了平安度過這次次貸危機，美國政府實施了史無前例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這樣一來，就為美元日后的貶值埋下了伏筆。面對這一局面，要想緩解和避免我國外匯儲備遭遇貶值的潛在風險，我國開始實行多元化的外匯儲備政策，增持了更多的歐元資產來緩解風險。但隨之而來的歐洲債務危機，歐元對美元顯著貶值，匯率大幅下滑，由2009年11月26日的1.514下降至2013年12月31日的1.198，貶值幅度將近18%，并且存在進一步貶值風險。這無疑為我國外匯儲備的保障增值增加了新的風險，為其多元化發展提出了新的難題。

四、歐洲債務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1）謹慎對待和處理中國的債務問題。據我國財政部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底，除去地方政府債務，中央政府債務占我國GDP17%。面對我國如此龐大的公債規模，政府必須加大財政監管力度，采取有效的宏觀調控手段加以控制。細觀我國債務問題，中央政府的債務時遠低于警戒線，而地方政府債務卻存在很大問題。截至2013年底，數據顯示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總額已高達1007174.91億元，其中67109.51億元債務附有償還責任，占比62.62%。除此之外，23369.74億元附有擔保責任，占比21.80%；還有16695.66億元附有救助責任，占比15.58%。

（2）強化金融監管，加強金融機構改革。首先，強化金融業監管體系，重點加強行業的合規性合法性檢查，進一步加強風險監控，嚴格把關政府負債規模。建立與之相匹配的風險預警和處理體系。其次，面向銀行等行業推行切實可行的市場進出機制。另外，建立和完善市場的法律法規，強化金融機構存款保險制度，可以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財政影響起到防范和緩解作用。我國的國有銀行和政府有著特別的聯系，它作為國家的堅強后盾，肩負著以低成本吸納社會資金的重任，當銀行陷入危機中，可以向國家申請援助，這樣一來國有銀行的市場危機意識得以削弱，經營不佳累積了大量壞賬，政府不能繼續充當國有銀行的庇護神，干涉銀行的經營管理，政府應盡可能減少所持銀行股份。

（3）穩步推進人民幣區域化。在2012年我國政府負債總額占GDP比重高達82%，截至2013年底，我國政府負債總額達15.7億萬元，占GDP的48%。即使我國擁有充足的外匯儲備，但銀行和企業壞賬的擴大，就會引發償債高峰。為了防止出現由國際資本沖擊引發的金融機構和企業破產問題，我們必須建立科學完善的債務監控機制，防止我國爆發類似債務問題，讓人民幣保持穩定，進一步推動其區域化發展。歐債危機加劇了歐元貶值，2012年年底時歐元兌人民幣貶值已達到20%。為了給經濟發展創造穩定的環境，政府必須有效控制人民幣增幅，防止出現匯率的大幅波動。人民幣不斷升值，對我國經濟產生了許多負面作用。一方面，國內產業結構無法在短時間得到調整，影響出口行業發展；另一方面，也給投資結算帶來了很大風險，讓許多投資商望而卻步。只有控制好人民幣的升值幅度，拉長其升值周期，才能讓追求短期利益的海外熱錢推出我國市場。

五、結論

歐債危機自爆發以來，一直呈現出擴大蔓延的態勢，為歐洲經濟強國帶來了不小的威脅。這種日益嚴峻的局勢，不斷引起了金融市場和全球經濟的恐慌，也使我國經濟發展難逃其害。因此，細致了解過歐債危機后，更有利于中國看清世界發展的大勢所趨，從危機中汲取寶貴經驗，避免重蹈覆轍。這樣一來，才能從清醒和理性角度出發，制定相應發展扶持措施，保證中國經濟實現又好又快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原博.淺析歐債危機對中國的影響[J].東方企業文化，2011（22）：125.

[2] 韓曉琴.歐債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及其應對[J].桂海論叢，2011（06）：8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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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日本債務 債務率 債務危機

引言

在美國的次貸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尚未完全消退，經濟還沒有復蘇之際，日本的債務風險問題又凸顯出來。截止2012年末，日本的債務規模已經達到977萬億日元，折合成美元為9.57萬億美元，成為負債最重的發達國家。因此研究日本債務的現狀及風險，成為很多經濟學家關注和研究的問題。

劉昊虹、王曉雷（2011）對日本債務問題的現狀和成因進行相對詳細的分析，認為高赤字導致了日本的高債務。武、王葦航（2012）認為日本的債務從長期看存在著極大的風險，但是短期內不會爆發債務危機。熊鷺（2011）通過對日本債務結構的分析認為日本暫時還不會出現債務危機。新宅美玲（2012）認為日本財政赤字的形成主要是日元升值、經濟泡沫、兩次金融危機和社會制度缺陷所導致。

本文也就日本政府的債務情況和日本債務是否可持續問題進行了考察。第一部分主要介紹一下日本債務的現狀和成因，第二部分闡述日本至今未發生債務危機，文章的第三部分通過對日本債務未來發展趨勢的分析，得出日本債務問題不可持續的結論。

一、日本債務問題的簡單描述

通常而言，債務主要受由經濟運行狀況制約的財政政策影響。當前日本的債務問題主要是因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長期經濟衰退而實施持續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結果。從2000年到2012年，日本國債存量從372.92萬億日元增長到977萬億日元，增加一倍以上；其占GDP的比重也逐漸上升。而日本的稅收處于明顯的下降趨勢，與之相反的債務水平呈上升趨勢，使得日本的累計債務逐年升高，償還變得愈加困難。

按照國際公認的安全標準，一國的債務余額/GDP的比率即債務率應該控制在60%以內，財政赤字額/GDP的比率即赤字率應該控制在3%以內。從赤字率來考察，2009年日本的赤字率達到11.20%的峰值，最近兩年都維持在10%上下，是國際公認安全標準的3倍以上。從債務率來考察，日本的債務率自2009年超過200%之后，日本債務率一直在200%的水平之上運行，2011年高達229%，2012年更高達236%，很顯然，無論是從赤字率還是從債務率來考察，日本債務出現問題的時間很早，持續的時間也很長。

圖3 1990～2011年日本債務率與赤字率的變化 單位：百分比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將日本的債務與七國集團和“歐豬五國”（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以及西班牙）進行比較，我們發現日本的債務問題不僅比與其經濟發展程度類似的七國集團中的其他六國嚴重，也比已經深陷債務危機的“歐豬五國”嚴重。

表1 債務的國際比較單位：百分比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二、日本債務短期穩定性分析

從上面的分析看，日本債務出現問題的時間最早，持續的時間最長。從國別比較來看，當前日本的債務率和赤字率都是全球最高，債務問題最為嚴重。但是，比日本債務問題輕微得多的國家都出現了債務危機，但日本至今仍然沒有受到債務危機的困擾。究其原因，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解釋。

（一）持債結構較為合理

一國的債務是否可持續不僅取決于債務的規模還取決于債務的結構。通常而言，本幣債務的壓力會小于外幣債務的壓力，國內債務的壓力會小于國外債務的壓力，長期債務的壓力會小于短期債務的壓力。與歐美國家相比，日本債務的幣種結構、債權人結構和期限結構都相對合理。

日本國債持有者的構成中，外國投資者比例僅占5%，本國投資者占94%。只要日本本國投資者對本國國債持有較強信心，即便是5%的外國投資者減持甚至拋售日本國債，也不會對日本國債形成較大沖擊。而且日本的養老保險基金、公共養老金以及人壽和非人壽保險金持有大約三分之一左右的日本國債，這些持有者持有的均為長期國債且一般不會提前出售。這樣，即便國外投資者的拋售行為導致部分國內投資者恐慌，也不會使日本國債出現類似希臘的情形發生。

（二）稅負水平較低

宏觀稅負水平是一定時期的稅收總量與GDP的比率，是衡量一國居民稅收負擔的重要指標。國際經驗顯示，宏觀稅負水平越低，其經濟政策的操作空間越大；宏觀稅負水平越高，其經濟政策的操作空間就越小。與歐美發達國家比較，目前日本的宏觀稅負水平明顯較低，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維持日本財政政策的靈活性和債務的可持續性。

2010年日本宏觀稅負水平約為21.9%，遠低于其他發達經濟體40%左右的平均水平；目前日本消費稅為5%，也遠低于其他發達國家10%以上的平均水平。與其他發達國家比較，日本的宏觀稅負水平大致上還可以提高1倍，消費稅也有提高1倍的空間。較低的宏觀稅負水平說明日本政府可以通過提高稅率來迅速提升政府財政收入，縮小債務規模，降低債務水平。

（三）外匯儲備較多

在國際貿易中，長期貿易順差的經濟體的可以極大地提高償付能力，充足的外匯儲備可以有效的對沖債務風險，大大降低債務風險。

截止到2012年10月，日本外匯儲備余額為12741.60億美元，包括持有的美國國債等證券規模為11819.73億美元，外幣存款為148.71億美元，黃金為422.91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使得日本央行可以通過干預外匯市場讓日元貶值來緩解債務壓力。

三、日本債務的不可持續性分析

從上面的分析看，目前日本不具備爆發類似歐美債務危機的可能性。不過，隨著日本家庭儲蓄率的持續下降，以及政府赤字和債務的不斷攀升，日本政府的債息負擔也會越來越重，僅2011年，日本政府國債還本付息支出將達到21.5萬億日元。未來，隨著日本社會老齡化問題的日趨嚴重，福利支出會進一步加大，而社會產出則有可能降低，屆時，爆發債務危機的可能性將會上升。

（一）經濟找不到進一步增長的動力

在2008年遭受金融危機的重創后，日本又在2011年連續遭到地震、海嘯和核泄漏的沖擊，經濟復蘇進程受阻，使得2011年的實際GDP增長率僅為-0.75%。日本經濟研究中心2012年4月公布的預測指出，預計2011～2020年度日本經濟的平均增長率僅為0.9%。事實上，隨著日本勞動力規模逐漸萎縮，在沒有重大技術革新的情況下，日本很難取得更高的經濟增長。

（二）繼續依賴債券融資受到制約

2012年2月日本銀行進一步擴大了其為國債融資的規模，開始施行新一輪的數量寬松政策，日本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也在2012年5月跌破0.9%。但是，日本正逐步陷入“流動性陷阱”，未來名義利率再走低的空間較小。而且有理由相信，當日本債務水平達到某個臨界點時，市場終將感受到風險，其國債收益率將顯著提高，從而使得日本政府的債券融資難以為繼。

（三）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

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估計，日本的老齡化程度將在未來50年進一步加重，且沒有穩定跡象。由此帶來的社會保障支出將顯著增加。最新統計顯示，2008年度社會保障支出費用增加到了94.1萬億日元，對GDP的比例為19.1%。隨著老齡化問題的日益嚴重，預計與社會保障相關費用將進一步增加。在2011年6月公布的《社會保障及稅收一體化改革》顯示：社會保障支出費用到2025年將增加到151.0萬億日元。長此以往，政府公共財政都有可能陷入破產。

（四）實現稅收增長困難重重

一方面，稅率上升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負面作用。在歷史上，1997年日本曾將消費稅率從3%提高到5%，結果導致1998年的實際GDP增速下降到-2%。雖然當時還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但稅率提高對經濟的負面作用也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提高稅率對改善債務狀況的作用不大，只有大幅度調整才能實現財政平穩。日本官方預測顯示，若要保持2011年的債務水平不惡化，日本2025年度需要增加稅收28.7萬億日元，在經濟增長乏力的狀態下，這顯然難以實現。

（五）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影響

日本從2013年4月開始實行的量化寬松政策的目的是使經濟擺脫連續長達15年之久的通貨緊縮狀態之苦，但是這個目標顯然難以實現，反而會增加爆發債務危機的風險。

第一，日本政府負債余額已超過其GDP總量的百分之兩百，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而目前的國債利率又非常低，如果日本將通脹刺激在未來的2%目標水平，那么將會造成日本名義利率上漲，這就會提高日本政府的債務利息支出。將進一步加重日本國債負擔。

第二，日本銀行重拾數量寬松政策，對利率和日元匯率均有壓低作用，日元套利交易有可能卷土重來，引發日本出現資本外流，從而觸發債務危機。

綜上所述，從表面看，日本的債務問題仍然處于可控狀態，日本國內持有國債的高比例，使得日本政府仍能夠在極高負債狀態下持續運行。但是，從長期來看，如果仍然按現狀發展下去，日本債務終究是不可持續的。日本債務問題在不久的將來將進一步惡化，爆發危機的可能性將顯著提高。

參考文獻

[1]劉昊虹，王曉雷.論日本的債務問題[J].現代日本經濟，2011.

[2]武，王葦航.債臺高筑為何危而不倒[J].中國財政，2012.

[3]熊鷺.日本政府債務問題分析[J].西部金融，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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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國迪拜”幾乎成為杭州城市建設的主旋律，借助外來資本迅速做大城市，樓市蒸蒸日上。杭州的房地產陷入瘋狂狀態――經歷年初的不景氣后，9月份和10月份新房和二手房銷售同比增長超過400％。同時，錢江新城將按照迪拜帆船酒店模式，建首家七星級賓館，錢塘江將建兩岸亮燈工程，甚至邀請了迪拜國際機場燈光的設計者霍夫曼教授來操刀。

翻譯成具體的項目，還有如下投資計劃：6億美元七星級酒店項目， 258米的世界第一高樓計劃，12個樓頂停機坪計劃，第一個地下管網公共走廊。有500個億的錢江新城，1700個億的“一城七中心”。需要提醒的是，2006年，阿聯酋的人均GDP為42000美元左右。同期中國的人均GDP僅2000美元左右，杭州也不過是6000多美元。

前不久迪拜如過山車般的房地產投機行為突然“剎車”，在全球市場引起震動，迪拜房地產價格眨眼間就跌了一半。迪拜深陷債務危機讓“弟子”杭州感到尷尬，杭州論壇網民甚至向市委主要領導調侃稱， “酋長們喊你去看迪拜破產了l”迪拜模式用資金堆出的沙漠上的神話，實質是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的全球基建大噴發，正如次貸危機代表了寬松貨幣政策在資產政策化下的一個發展向度，迪拜模式展示了寬松貨幣在消費、基建領域的發展趨向。

迪拜發展主要靠借債建設。據路透社報道，截至今年8月，迪拜總共擁有800億美元債務，其中迪拜世界負債590億美元。迪拜國有企業的總負債金額高達470億美元，高于迪拜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一旦投資方貸款收緊，無疑是雪上加霜，迪拜未來3年需償還500億美元債務，占其GDP的70％。根據穆迪投資者服務機構(Moody’s InvestorsService)的預測，迪拜的債務總額可能最高達到1000億美元，其中最多250億美元為不良債務。這超過了負債警戒線，超過了迪拜的償債能力。

在最瘋狂的2006年前后，全世界1/4的塔吊，全世界最豪華的酒店都在迪拜，機場有三條飛機跑道和我國首都機場、浦東機場規模一樣；在建的迪拜新機場，又規劃了6個跑道，如果全部投入使用，機場客運量將達到1.2億人次，而迪拜的人口只有160萬。顯然，迪拜是想通過豪華旅游，吸引全球富人階層，再將迪拜建成旅游中心、物流中心與金融中心。

在泡沫期，越來越來的資金流入迪拜，形成危險的平衡。當時銀行為爭取客戶，各大銀行搶著把資金貸給迪拜國有企業這樣的客戶。而一旦在貨幣泡沫破滅之后，銀行和富人收緊錢袋，旅游下降，基建資金捉襟見肘；資金緊張、評級隨之下降，迪拜資產也就無法以好價格出售；催債者成群上門。我們不是也能在目前這一輪的周期看到中國銀行業爭取政府項目客戶的影子，看到中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風險嗎?

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從本質上是貨幣擴張計劃，反映在市場上就是房地產等資產價格上升，借款利率下降甚至為負利率，基建項目到處開花，各個城市都在向迪拜模式靠近。要說有區別，就是迪拜基建有部分借的是外債，而中國借的是內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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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中國家與地區有能力跨越“拉美化”陷阱

“拉美化”是曾在部分拉美國家出現，尤其是像巴西、阿根廷這樣的一些拉美大國，看起來擁有經濟發展的一切要素，資源、人口以及和平的發展環境。但是卻遲遲沒有把潛力化為實力，反而被社會問題裹足，債務高企，經濟危機頻繁爆發，外資控制經濟命脈，產業壟斷現象嚴重，陷入惡性循環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美國于1789年獨立，拉美獨立革命戰爭于1826年取得勝利。二者經濟建設起步時間相距不遠。然而美國經過百年發展，成為世界強國，拉美各國卻經歷了“百年孤獨”，依然是發達經濟體的附庸。到今天為止，拉美大多數國家依然是中低收入國家，處于發展中國家行列。

（一）“拉美化”的特征之一是結構性失衡問題長期存在

首先是農業發展與工業化的結構性失衡。拉美國家在工業化發展進程中，大量失地農民涌入城市，缺乏教育和培訓，難以就業，許多人成為城市流民，在大城市的邊緣形成龐大的貧民窟，犯罪率居高不下。

其次是對外開放與發展民族產業的結構性失衡。拉美國家在對外開放中，形成外資主導型和外資依賴型經濟，民族工業發展不順，喪失本國經濟資源的自主權和主導權，國際壟斷資本控制進入國的經濟。民族產業發展全面處于弱勢，無力在國內與國際市場上同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競爭?？鐕景鸭t利轉移出拉美，而不是用于再投資，根據利潤導向進出拉美，導致這些國家的經濟和金融危機，使拉美國家淪為發達經濟國家的經濟附庸。

再次是市場與政府關系的失衡。政府對經濟的控制處于兩種極端，一度軍人政權實行專制統治，一度民粹政治占據主流，完全為民意行事。政府缺乏有效的公共治理能力，沒有對經濟中長期的發展規劃，缺乏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能力。

（二）“拉美化”的特征之二是債務危機和收入分配問題嚴重，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制度環境長期不能建立

拉美地區債務危機頻繁發生。以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為代表的拉美國家，城市化與工業化過程中大舉借債，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后，歐美利率上升，拉美國家還貸能力喪失，頻繁爆發金融危機。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國家集體性債務危機，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爆發的巴西貨幣危機，2001年爆發的阿根廷經濟危機。危機的頻繁爆發嚴重削弱了經濟的發展基礎，損傷了國家發展的元氣。在CMA公司的2009年的《全球主權債務風險報告》中，債務風險最大的三個國家是委內瑞拉、烏克蘭和阿根廷，南美國家占據前三位置中的兩個。

拉美國家普遍存在收入分配失衡，社會問題叢生。拉美國家長期實行的重增長輕分配政策導致基尼系數居高不下，貧富差距逐漸拉大，貧富分化又引發嚴重社會危機。拉美國家的基尼系數多年來都在0.5以上，高于普遍認可的0.4的警戒線。1970年，拉美國家的基尼系數最高已達0.66，低者也有0.44。20世紀90年代，巴西的基尼系數一度達到0.64，較低的烏拉圭和哥斯達黎加也遠在國際公認的經濟線之上。貧富差距過大引發社會危機，使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惡化。

（三）“拉美化”的本質是制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因素會否內生化

“拉美化”不僅是拉美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重大挑戰，也是發展中國家發展道路上的共同障礙。另外一個引起廣泛關注的概念，“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在此處與“拉美化陷阱”具有大致相同的含義。東南亞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如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也受到“拉美化”問題的困擾。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徹底摧毀了近二十年積累的經濟成果，顯示東南亞國家經濟的脆弱性。1991-2000年GDP年均增長7.6%的越南從2007年開始發生嚴重通貨膨脹，越南盾持續貶值，主權信用評級下降，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交替顯現。

拉美國家長期面臨發展的有利條件而不能化為實質優勢，具備發展潛力而沒有化為發展實力的種種特征，使研究者陷入制約發展的因素會否內生化的質疑。眾多研究人員從制度、地理環境、民族、種族甚至基因尋求原因，似乎落后是發展中國家的宿命，種種內生性問題決定了經濟的內生性落后，而發達國家的良好基因決定了發達國家發展的內生性增長。發展的基因決定論或者宿命論，及其引發的悲觀情緒長期困擾發展中國家的理論界和知識界。

（四）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表明發展中國家有能力跨越“拉美化”陷阱

首先是亞洲“四小龍”成功邁入高收入國家與地區行列。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經濟從上世紀中期年代起步，經歷了一段高成長期之后，成功進入高收入國家與地區的行列。現代信息通訊手段，使知識和技術的傳播更加快速，各國面臨的信息環境高度趨近。經濟全球化中，資本對利潤的追逐，使發展中國家較容易獲得發展所急需的資金技術。全球分工體系也使資源類大國獲得豐厚收益。韓國和臺灣、新加坡地區在更早階段取得的經濟成功證明，新興市場經濟體有機會有實力成為發達經濟體。

中印巴俄“金磚四國”的經濟崛起改變了世界經濟的版圖，使國際經濟格局迅速“扁平化”。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金磚四國”總人口接近28億，按照現價美元計算的GDP接近9萬億美元。巴西、俄羅斯資源豐富、人均收入高，距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一步之遙；而印度和中國擁有龐大的勞動力和國內市場以及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2010年，中國的人均GDP將接近4000美元，以7%左右的速度增長，2020年中國的人均GDP將接近8000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那時均等化的進程取得階段性成就。

二、發達經濟國家與地區面臨“日本化”新憂

“日本化”是指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所遇到的增長停滯問題。一些經濟發達國家，在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之后，面臨高福利成本和高勞動力成本，制造業向新興市場國家轉移，經濟增長以消費為重要驅動力，經濟一度遭受泡沫經濟的困擾，經濟增長乏力的一種特定現象。實際上，日本發展中的有些問題不是美歐發達國家的通病，比如日本銀行系統的壞賬與美歐金融業的高杠桿率不盡相同；日本的出口依賴型經濟與美國的國內需求拉動的經濟也有不同；日本政府通過制定產業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日本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泡沫經濟問題和政府債務負擔沉重

為保障國民較高的生活水準，歐美日等發達國家提供了完善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系統。同時也累積起來高昂的政府債務。日本2009財年新發行國債首次突破50萬億日元（約5500億美元）。日本全國債務規模將在2011年達到950萬億日元（約9.5億美元），占其年度GDP的200%。截至2009年6月末，全球國際債券未清償余額前六位的國家是美國、英國、德國、荷蘭、法國、西班牙。國內債券市場方面，美日兩國的國內債券余額占全球總額的近60%。當前美國國債余額高達12萬億美元。歐盟的希臘、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愛爾蘭、英國等國都面臨嚴重的主權債務危機，成為目前國際經濟中最大的不穩定因素。長期的高額債務與經濟泡沫破滅之后的通貨緊縮壓制了這些國家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空間。

（二）“日本化”的重要特征之二是產業轉移所導致的制造業衰退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日本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由于日元的不斷升值，日本開始向東南亞國家與地區和中國轉移制造業，從早期的紡織品到電機行業，再到汽車等支柱產業的轉移，大概經歷了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從低技術產業到高技術產業轉移，從生產部門到研發部門轉移等幾個階段。1986-1990年，日本的制造業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分別為5.6%、5.34%、5. 98%、6.98%、7.67%，同期非制造業的投資占比為10.15%、10.7%、11.38%、12.2%、13.16%。因為勞動力成本的急劇攀升，其他發達國家制造業廠商普遍向發展中國家轉移。1997-2001年5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達到7088.8億美元、英國6978.2億美元；比利時4547.2億美元、法國4533.6億美元、德國3365.2億美元。發達國家在享受產業高級化所帶來的高收益和高附加值回報時，失去的是大量的就業機會。

（三）“日本化”的本質是發達國家是否缺乏長期經濟增長動力的問題

“日本化”問題的核心是，導致發達國家增長相對停滯的因素會否內生化長期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國家人力資源成本高企，產業出現空心化，真實就業率持續下滑；政府財政負擔不斷加重，出現赤字經濟等問題；創新經濟和新技術產業難以形成持續的增長動力源，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甚至停滯。歐美學者對本國經濟的“日本化”免疫能力一度非常自信，認為歐美采取容忍“創造性破壞”的經濟政策，而日本對經濟結構調整的消極反應導致經濟問題的長期化。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美國學者對美國經濟的“日本化”問題趨于悲觀，認為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內在矛盾導致“日本化”問題的復雜化。1972年羅馬俱樂部的報告《增長的極限》探討人類的增長與地球的承載能力之間的關系的論題，對各國的發展觀念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對“日本化”問題的深層次擔心是，發達國家是否遇到了增長極限難題。

（四）技術創新能力是發達國家擺脫“日本化”的重要依托

就像發展中國家能夠逐漸擺脫“拉美化”危機一樣，發達國家的“日本化”問題也要在發展中尋求解決方案，因為資源雖然相對有限，但人類的創造能力和科技發展能力則相對無限。根據內生增長理論，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人力資本的積累是決定技術創新水平的重要因素?？萍寂c創新將在長時間內推動各國社會經濟發展持續前進。美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快速增長，得益于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的拉動。另外，制造業是現代經濟中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主要的工業大國，日本取代美國成為最終的工業大國，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取代日本成為新興工業大國。制造業既是一個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最重要途徑，也是維護經濟持續增長能力的重要部門，歐美等發達國家近來在新能源等新興產業領域投入巨資，試圖在新興產業的制造領域贏取競爭優勢，增加就業人口。2010年8月1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制造業促進法案，為振興美國制造業做出重要嘗試。

三、“均等化”進程中的中國對策

“均等化”是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力相對上升，發達國家的經濟實力相對下降，國家間的經濟實力逐漸拉近，世界經濟格局更為扁平化和均衡化的過程。

均等化進程主要有以下判斷指標：經濟總規模，世界重要新興市場國家和傳統發達國家的經濟規模差距的迅速縮小，是均等化進程的例證也是目標；人均國民收入，人均GDP的均等更是國際經濟均等化的最重要的參考變量和最終發展目標。

（一）中國面臨機遇與挑戰

中國的發展在“均等化”進程中作用舉足輕重。這首先是因為中國是人口最多的國家，擁有世界第三的領土面積，和快速增長的經濟實力。中國有完整的基礎工業體系，高儲蓄率和完整的國民教育體系，重視教育的價值觀。

對中國的有利面，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話語權不斷增強。世界人均財富的“均等化”增長，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總體規模的擴大和國際地位的上升。對中國的挑戰，美國、歐洲聯合制華的可能性增大，貿易沖突加劇。日本與美國的貿易沖突在八十年代，對日本構成巨大的壓力。

在快速發展變化的新形勢下，如何建立一整套的新經濟發展戰略，如何建立新的制度條件，及應對突發事件的快速反應機制，成為我國面臨的重要課題。

（二）汲取發展中國家的“拉美化”教訓

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問題多發階段，這既有轉型階段的必然特征，也有法制不夠完善，制度缺失帶來的公共治理困境。要注重處理好幾大關系：

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關系。使經濟發展的成果能夠惠及民生，縮小貧富差距，創造和諧的社會環境。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發生發展，避免各種社會危機的發生。培育中產階層，保護中等收入者的利益，使之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

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采取一定措施，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改革的行為，規避“權貴資本主義”現象的發生和蔓延，維護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機制和政府對宏觀調控的有效把握。加快社會主義民主化進程，吸引民眾參與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當中。

處理好工業化和三農發展的關系。結合城鎮化進程、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加強對相關人員的教育與培訓。努力增加就業機會，向市民化進程中的農民工提供大量就業崗位，繼續農業經營的稅費優惠政策。促進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提高農業經營的勞動生產效率，保障農業生產和食品安全。

處理好對外開放與對內發展的關系。擴大內需與提高出口產品競爭力相結合，爭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占領國際分工鏈條的產業鏈高端，加快中國制造中知名品牌的培育和推廣，加強研發和創新能力，加快由低端制造業向高附加值產業的延伸。建設多層次產業體系，維護制造業大國的地位。

（三）繼續學習和吸收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管理經驗和技術，并預防“日本化”問題

西方發達國家依然在眾多領域全面領先，應積極學習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和先進科技。我國應該繼續向先進經濟體的管理與經驗學習，加強技術和知識產權方面的交流與借鑒，吸收制度建設方面的經驗，汲取制度建設不力的教訓。近一百年來的發展過程，是東方向西方全面學習的過程。保持有理、有利、有節以及謙遜的態度，是與西方打交道中必要的方式。

汲取“日本化”問題教訓，避免在經濟發展中過于強調政府對產業政策的作用；避免過于依賴模仿和學習能力，要重視創新發展；預防工資剛性和福利制度剛性問題制約經濟的活力；要防范產業空心化問題；注意公共債務管理，預防政府債務規模過大導致政府政策轉換余地縮?。槐Ｗo和維持制造業的競爭力，使之能夠穩定吸納大量就業人口。

（四）注重解決社會問題，提高國民收入與提高勞動生產率并舉

國際發展的經驗表明，經濟增長一定要伴隨文明發展，社會進步，反之則可能因社會問題吞噬經濟增長的成果。如今的國際經濟是各國間經濟實力的較量，一個強大的國家也是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保障，但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是促進民生，保障國內人民的根本利益與福祉，現階段，需制定從國富到民強的收入分配機制，完善收入分配機制，是促進社會公平的基礎。我們可以結合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提高工人工資，實現一次分配環節的公平。更高的居民收入，意味著消費的上升，和國內需求的快速增長，有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主要途徑是加大教育培訓投入的力度，加快外資技術與先進管理經驗的溢出、消化和吸收。

（五）在國際經濟的“均等化”發展進程中發揮主導作用

中國擁有較為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龐大的國防體系，穩定的政治制度。中國經濟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已積累可觀的軟實力與硬實力。在參與國際事務方面，應該努力在各個多邊組織中，和雙邊關系中，發揮主導作用，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

融入現有的國際經濟治理框架。關貿總協定和WTO組織在戰后的國際貿易體系中發揮了重要的穩定和促進作用。IMF組織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在維護國際金融穩定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目前正致力于提高新興市場國家份額和話語權。這些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框架應該繼續發揮應有的作用。

篇6

政策轉向是關鍵

陸欣說，經濟的增長決定了資產的長期回報率，資金面則對短期債市的漲跌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在中國，政府經常進行逆周期的非市場化操作，因此對政策力度和時點的把握顯得尤為重要。從剛剛公布的經濟、金融數據來看，經濟基本處于一個軟著陸的過程，投資增速小幅下降，消費維穩，進出口方面受經濟體疲軟影響，出口下滑明顯。而通脹已經不再是市場關注的焦點，預計11月和12月CPI會回落至4.5%左右，明年受高基數影響，整體通脹水平預計在4%以下。因此貨幣政策會更多的從經濟增長的角度考慮，無論是胡主席對經濟保增長的強調、溫總理的預調微調，還是3年期央票的停發、1年期央票發行利率的下調，都在逐步確認宏觀政策往結構性寬松方向轉變，特別是年末還存在信貸放松以及下調準備金率的可能。

“我們對于政策微調的判斷也有對整體寬松環境的考慮。今年10月巴西央行、印尼央行降息，11月初澳洲聯儲、羅馬尼亞央行、歐洲央行降息。10月英格蘭央行議息會議決定實行第二輪量化寬松，美聯儲在9月也決定執行4000億美元的扭轉操作。歐美的債務危機對經濟和政策的影響正逐步顯現，其后果極可能是違約、通脹與衰退?！标懶勒J為，對國內債市來說，歐債危機通過進出口來減緩國內經濟增長的影響相對有限，更多的應關注全球經濟疲軟和通脹壓力增大之下，中國的政策走向對整體債市的作用。

投資機會已到

根據美林時鐘理論，將經濟周期劃分為4個不同的階段，即衰退、復蘇、過熱和滯脹。在衰退階段，即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停滯，通脹壓力降低，企業盈利大幅下滑，迫使央行采取寬松的政策來刺激經濟（如降息），進而導致收益率曲線大幅下行，此時債券是最佳投資品種。而股市的最佳投資時點是在衰退之后的復蘇階段，即經濟刺激政策發揮作用，GDP增長率加速，企業盈利大幅上升，這個階段是股權投資的最佳時期。

陸欣說，從經濟周期的角度來講，可以認為債券投資的拐點早于股市拐點的到來；但是經濟周期的投資視角是以較長期限為基礎的，在較短的時間區間內，需要綜合考慮宏觀面、政策面、資金面以及市場情緒等因素，進而把握債市和股市的投資時點。

篇7

【關鍵詞】近約束 委托- 市政項目融資

城鎮化對于我國經濟發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僅如此，城鎮化對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促進社會進步也功不可沒。城鎮化的不斷發展，使得我國城鎮居民人口迅速增加，城鎮居民生活環境不斷改善，從而對于市政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需求也同步提高，因此，進行大規模的市政項目建設勢在必行。無論何種建設項目，對于資金的需求不可或缺，市政項目也是如此，而市政項目的特殊性即公共品屬性，政府參與建設是必要條件。也由于其這一特殊性質加之城鎮化進程不斷提速，政府對于市政項目建設的大量投資致使政府背負的債務越來越重。在我國現行的政府預算和財政稅收體制下，我國地方政府因市政項目建設產生的地方政府債務引起社會各界的管制，其債務規模過大引發各方對于債務危機爆發的擔憂。而另一方面，我國堅持走新型城鎮化道路，這就要求政府進一步支持市政項目的建設，為居民擴大市政基礎設施規模、提升公共服務質量，從而改善城鎮居民生活環境，提升生活質量。當然，這促使地方政府進一步舉債融資以支持市政項目的建設。本文基于委托―關系實現帕累托最優的約束條件，依靠“近約束”保證市政項目投融資信息對稱，提高市政項目投資效率，降低政府債務風險。因此，本文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一、“近約束”、委托-關系的概念

目前，國內學者沒有對近約束的概念做出明確的界定，本人認為近約束即近距離的約束，指主體雙方能夠縮短時間與空間上的距離，主體方能夠足以清晰觀測到客體方的行為決策，以便根據自身的需求對其做出利于自己的指示。

委托-關系即一個或多個行為主體（委托方）根據契約，授予另外的行為主體（方）一定的決策權并為其服務，根據得到的服務數量及質量對方支付報酬。在支持市政項目建設的過程中，若以財政撥款進行則中央政府為委托方，地方政府為方；若由地方政府舉債融資則投資者為委托方，地方政府為方。本文探討的是地方政府舉債的類型。

不難看出，委托-理論中，方擁有決策權，委托方處于信息劣勢。若方屬于風險偏好型，且委托方并不能夠對方的決策行為進行有效地監控，勢必因信息不對稱面臨較大的風險，反之就算方屬于風險偏好者，若委托方能夠監測到方的行為決策，那么對于行為結果的改變是有余地的。因此，對于委托-關系而言，如果建立一個約束機制，保證方從自身利益出發選擇最有利于委托方的策略，那么就能夠實現帕累托最優。因此，在委托關系中亟須解決的是信息不對稱問題。

在政府支持市政項目建設的條件下，由于地方政府為了達到政績考核的標準，往往忽視潛在的債務風險，而要想實現帕累托最優，那么必須要求委托方即投資者直接監測方即地方政府，減少空間時間上的距離實現“近約束”機制。

二、“近約束”的委托-機制的必要性

我國正處于新型城鎮化的歷史進程中，對于城鎮化的基礎設施建設、公共事業建設和公共服務建設依舊需要大量的資金。但是，市政項目作為典型的公共品，天然具有壟斷收益性和社會公益性雙重特征，這使得其融資難度大大提升，選擇何種融資方式成為解決這一難題的焦點。

從我國市政項目投融資行為特征和地方政府的偏好，加之過往的市政項目投融資方式的歷史經驗進行分析，可以發現，由于我國地方政府晉升競爭以及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考核等原因，使得地方政府在市政項目建設的投資方向上有所偏頗：偏重于基建設施、城市建設、經濟性基礎設施、生產類基礎設施；輕于科教文衛、生活類基礎設施、社會性基礎設施、農村建設以及生活類基礎設施。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支出結構上的不合理，加上債務負擔不斷積累，潛在的風險也隨之不斷提升。

由于市政項目投融資與生俱來的壟斷性，因此在市政項目建設初期一般情況下由政府主導，另一方面因為市政項目的公益性，這導致地方政府背負的債務不斷累積，數額不斷增大。而隨著地方政府債務越積越多，這就需要私人部門的參與。根據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具體國情，憑借債券市場進行市政項目融資是一個最佳的方式。但是在這一過程中隱性問題存在，首當其沖的就是市政項目資金使用者與債務償還者是錯配的，而委托-的激勵機制能夠較好的處理這個問題，并且如果委托者越是能夠對人的行為選擇觀察深入、確切，這樣便更加能夠提高委托-的效率。因此，“近約束”在此便發生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它使委托人能夠直接監督人的行為選擇，這直接解決了委托-關系的缺點即信息不對稱問題，使委托-機制實現帕累托最優。并且“近約束”也能夠提升政府投資效率，對于金融市場的穩定性有所幫助。

三、“近約束”的委托-機制的作用

對于市政項目投融資實行的“近約束”機制，即地方政府為方，當地居民投資者為委托方，由地方政府舉債進行融資，當地居民購買債券，并對政府的行為進行有效監督。

汲取國外經驗教訓，當地居民持有地方政府債券及地方政府債務類型為內債，這對于金融市場的穩定具有重要作用。首先，由當地居民持有地方政府債券，當國際市場發生動蕩時，有利于本國經濟金融環境的穩定。以2009年歐債危機為例，2010年愛爾蘭本國投資者持有比例為18.04%，外國投資者持有比例為81.96%，到2012年二者分別調整到27.76%和72.24%；2009年希臘本國持有者比例為21.03%，外國持有者比例為78.97%，到2011年分別調整至26.74%和73.26%，除此之外，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家的本國投資者比例紛紛有所提高。歐債危機發生后，本國投資持有者比例較高的國家能夠保持較高獨立性，而高度依賴國外投資的國家更傾向于希望得到援助，因此可見內債有助于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其次，“近約束”機制下，國家在財政政策的使用選擇上有更大的空間，針對國內具體情況制定刺激經濟政策，可謂對癥下藥?！敖s束”機制在提升政府負債率的貢獻上也發揮極大的作用。以日本為例，2012年其政府負債率為201.63，極為重要的原因便是本國投資者持有比例竟達到91.4%之高。

眾所周知，美國城鎮化程度極高，其運用“近約束”機制進行市政項目投融資的經驗極為豐富，其中“近約束”機制實施的一個典型便是最受歡迎的債券之一：“收入債券”。該債券由市政項目設施收益為保證，政府以這部分收益還本付息。美國地方政府在為市民提升生活環境質量的同時，向這些基礎設施受益者征收費用，相對于強制性地征稅，當地居民更能夠接受這種形式。將公共品化為消費品，在征收費用的條件下，不僅可以提升服務質量而且可以刺激居民消費。

而回歸國內，在當下財稅體制極易政府預算的各種條件制約中，我國地方政府在積極發展城鎮化的進程中債務問題令各方擔憂。這也成為地方政府進行市政項目建設的瓶頸。借鑒美國經驗，若直接引進“近約束”的委托-機制，將市政基礎設施的直接受益者轉化為債券持有者，那么他們直接參與到市政項目建設的資金籌集過程，并且能夠直接監督地方政府在市政項目建設中的行為決策，在這些項目具有經濟收益的背景下，當地居民投資者不必過分擔心投資風險過大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豐富了居民的投資渠道，從而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

前文提到資金使用與債務償還的錯配問題，而“近約束”委托-機制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地方政府舉債融資，由市政項目的“經濟性”還本付息，即誰是舉債者誰就是償還者，這使得地方政府的權利與責任直接匹配起來。除此之外，有債券持有人也是市政項目設施使用者直接進行監督，能夠極大提升資金的使用效率與降低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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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巧白，虞拱辰.收入債券：美國經驗對我們的啟示[J].改革與戰略，2003（12）.

篇8

2016年金融市場的“黑天鵝”盡管已經飛走，但投資人心頭上的陰影恐怕不會輕易抹去。wind資訊的統計結果表明，2016年國內債券市場上共有79只債券發生違約，違約規模398.94億元，同比增加了兩倍之多。更令人忐忑的是，2017年到期的存量信用債（企業債、公司債、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非公開定融）規模約4萬億元，加上未發的短期融資券，合計規模或達5.5萬億元。

各有各的不幸

從wind的統計來看，中城建集團發行的5只債券共計有75.5億元違約，從而成為2016年違約規模最大的發行人；與此同時，已經進入破產重組程序的東北特鋼也是當之無愧的違約大王，總共違約次數高達9次，需償還金額為57.7億元。兩期典型案例的共同違約主因就是企業經營狀況惡化，現金流緊張，以致債券到期兌付時企業資金鏈斷裂，無法完成還本付息。另外，通過對違約債券的全面考察，除了以上經營性因素外，債券違約背后還存在其他導致違約的觸發因子。

首先是銀行實施的抽貸、停貸行為引致企業資金鏈斷裂，債券發生違約。比如云峰集團、亞邦集團在違約前均遭遇了銀行的抽貸與壓貸，最終導致企業資金鏈發生中斷。銀行作為企業日常運營資金的重要來源，一旦企業經營狀況出現惡化，銀行在貸款上出于謹慎發生抽貸、停貸行為，企業便很能會出現違約。

其次是擔保方未能履行擔保代償責任，導致債券發生違約。比如12東飛01，12藍博01，14中恒02、13國德01等債券均有擔保增信方式，但由于擔保方擔保意愿和代償能力均較差，拒絕履行代償責任，導致這些債券發生了違約。

再次是企業重要資產剝離導致償債能力和再融資能力下降，最終發生了違約。比如保定天威因核心資產被母公司剝離、宏達礦業對上市公司喪失控制權，導致其償債能力和融資能力均出現下降，所發行的債券出現了違約。

再其次就是企業對外擔保過大、代償風險加劇，導致經營陷入困境，債券出現違約。比如12津天聯，發行人天津市天聯濱海復合材料有限公司因對其母公司天津濱海天聯集團有限公司負有大量無限連帶擔保責任，因此當天聯集團深陷債務危機時，天聯復材因承擔了相應擔保負債導致經營難以為繼，最終喪失償付能力。

最后是公司治理不善，發生內部沖突加劇、股東變更、實際控制人去世或被執法機構拘禁等事件導致企業出現流動性危機，或者因技術性原因導致兌付資金未能及時劃轉到托管機構等，從而引發債券違約。比如山水水泥、南京雨潤和云峰集團，山水水泥因母公司中國山水深陷控股權紛爭，導致公司的融資渠道受到限制，南京雨潤因實際控制人祝義財被檢察機關執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從而對公司融資能力及財務狀況帶來不利影響，最后資金鏈斷裂債券發生違約。云峰集團則因為綠地集團解除對公司的股權托管導致外部融資環境惡化從而造成違約。

債券違約是一種正?，F象

跟蹤發現，債券違約規模完全與發行規模與供給頻率呈正向市場關系。數據顯示，2016年債券實際發行總額5.11萬億元，比2015年多出2萬億；同時債券發行數量突破6000只，同比增長近六成。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的數據包括了同年發行同年到期的短期信用債，期數為9267只，占比55.12%；規模81524.75億元，占比為52.76%，雙雙均超50%。而且到期數量越多，信用風險暴露的概率也越大。也正是如此，自“超日債”開創違約先河以來，國內債市違約的加速爆發也只用了兩年不到的時間，其中去年違約債券余額遠超前兩年違約債券余額的近三倍，違約債券數量也是前兩年的2.8倍。

從違約主體來看，除了民營企業、私募債券違約之外，在過往一年52家違約企業名單中，有中央企業4家，地方國企10家，另外還有外商獨資和外商控股企業3家，而且像中鐵物資債與中城建設債還成為了最大的風險點。結果明白無誤地顯示，債券違約已從民企蔓延到國企甚至央企，從公司債擴展到企業債，同時違約風險也逐步向評級高、股東背景強的方向演化；不分性質與歸屬，任何企業的違約都已變得可能。同時充分地說明，政府正在逐漸從微觀領域的資源流動與配置中退出，市場機制彰顯出了越來越強大與直接的自我調節作用。

從行業歸屬看，違約債券主要集中在鋼鐵、建材、機械設備等產能過剩的行業以及毛利較低、盈利能力較弱的商貿行業，并且大多是資產負債率達到80%以上的企業。如此看來，債券違約實際就是市場優勝劣汰的結果。通過債券違約，不僅能夠實現市場的自我出清，還能引導發行人降低杠桿。既如此，債券違就是一種正?，F象，而不違約反倒就不正常；同時從有利于整個債市長期健康發展的角度來看，未來債市違約會步入一個相對常態的過程，這是金融市場成熟的重要標志。

信用機制的市場化彰顯

由于長期的剛性兌付，在投資人眼中，有了政府的兜底，債券市場就是一個東方不敗的場所，即使偶有風險，也能毫發無損。由此在造就債市“長?！鄙鷳B的同時，也養成了投資者漠視風險、不計風險的思維定勢與投資偏好，但也扭曲了市場定價機制與貶損了市場自我循環功能。如今剛性兌付被完全打破，市場信用還原到本來面目，同時違約頻發往往伴隨著債券收益率的上升，其背后既有市場對發行人定價過高行為的糾正，也給投資者提供了識別風險的重要信號，投資者據此可以^準確地判斷、篩選投資對象，并最終作出自己的買賣行為。因此，債券違約的頻發對于債券投資者實際進行了一場說理性最強大的風險教育，他提醒投資者必須放棄固有的各種信仰或股東偏好，轉而回歸到企業標的的基本面及財務數據，扎扎實實做好信用研究工作。這樣，當信用違約風險成為市場上正常的風險存在時，投資者就有足夠的措施和手段去防范風險、對沖風險。這是市場進化與成長的重要部分。

進一步分析發現，債券的質量與市場運行結果與保薦承銷商和評級機構的行為緊密相關。去年的違約債券中，無論是違約家數還是違約規模，被大公國際、聯合資信等國內四大評級機構給出2A評級結果的占一半之多，而且同一發債主體的評級，國內是2A級，而國外機構評級是B-級。國內評級機構人為拔高的評級結果已失去了市場鑒別與參考意義，同時因直接參與信用報告的修改，華金證券等承銷機構遭遇證監會的處罰。諸如此類的行為與結果足以說明國內市場征信體系和信用評級機制的不完善。不過，債券違約頻發與違約率上升可以成為一種糾錯力量，一方面形成對征信體系和信用評級機制的有效補充，倒逼國內評級機構對評級對象作出公正客觀地評價，同時能促使承銷商做好審查工作，減少道德風險，為市場與投資者輸送更多的優質債券資源。

構建法律約束制度與違約處理機制

必須指出，去年債券違約的加速，也并不只反應在國內市場上，同期全球企業債務違約也達到金融危機時期以來最高水平。而且即便是信用市場比較發達的美國，每年的債券違約率在1%到3%之間，歐洲的債券市場平均違約率也在1%以上，而從全球范圍看，1981年以來債券違約率平均1.46%。所以，若債市長期沒有違約，其實極不正常，重要的是要將債券違約率控制在穩定合理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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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地方政府債務 表外負債 會計信息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項社會事業蓬勃發展，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日新月異，其間由地方建設的劇增帶來的地方政府的融資需求也大幅度增長，造成了大量的地方政府債務。我國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中明確要求地方政府財政做到收支平衡，另外，除了國務院批準的特殊幾個地區外，其他地方政府不得發行政府債券。為了防止地方政府出現行政經費虧空的狀況，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明確規定國家行政機關不得對外提供擔保。但實際上幾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沒有遵循國家制定的再擔保和政府貸款的禁令，規避法律約束的后果是形成了大量的地方政府債務，其中還有較大比例的隱性債務。一般認為，規模適中的地方政府債務，可以提高當地公共服務水平和質量，推動地方經濟發展。但是如果規模過大，就會影響其履行行政職能，同時帶來財政風險，進而影響國家的財政狀況。

2013年12月30日，國家審計署公布的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顯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178 908.66億元，比2010年末的數字增長了40%，其中14.9%是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總額，24.25%是政府可能要承擔救助責任的債務總額，表外負債占總地方政府債務的比例為39.15%。這一結果的公布引起了國內外廣泛的關于中國地方政府性債務的討論，更有學者提出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與房地產泡沫將成為引發我國經濟危機的主要推手。

2014年10月28日，財政部《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納入預算管理清理甄別辦法》（以下簡稱《辦法》），部署各地清理存量債務，甄別政府債務，并要求地方各級政府及時將政府存量債務分類納入預算管理。根據《辦法》，存量債務是指截至2014年12月31日尚未清償完畢的債務。對于清理工作，《辦法》指出，由地方政府性債務存量的舉借單位（即債務單位）具體負責，主管部門和財政部門審核把關。在債務清理的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國政府會計反映與報告的地方政府債務信息只是實際地方政府債務中的一部分，而仍有一定比例特殊的表外負債沒有在地方政府的會計財務報告中體現出來。因此在清理地方政府債務時，不僅要如實計量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表內債務，盡可能的計量政府負有擔保責任和一定救助責任的或有債務，還要特別披露某些不確定程度高、發生額度難以計量的表外負債信息。

二、地方政府表外負債的界定及分類

（一）地方政府表外負債的界定。對于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深入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世界銀行的高級經濟學家Hana Polackova（1998）建立了著名的財政風險矩陣，將地方政府債務的顯性和隱性、直接和間接進行分類。另外她提出國家轉型時期會形成大量的或有隱性債務，而且該部分債務會帶來巨大的財政風險。國外的學者很早就發現了地方政府債務中或有債務和隱性債務的存在，也深刻意識到了其風險所在，因此很多國家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采取了相應措施。新西蘭在1994年就采取以權責發生制為會計確認基礎的政府會計制度，隨后的1999年，澳大利亞政府會計也引入了權責發生制，除此之外，荷蘭、日本、瑞士、芬蘭等也推行了完全的權責發生制，而冰島和丹麥采用了修正的權責發生制。由于我國國情特殊，經濟轉型時間較長，會計理論發展時間較短，因此我國對地方政府債務，特別是地方政府債務中或有負債和隱性負債問題的研究較少。目前我國仍采用的是以收付實現制為基礎的政府預算會計，只對部分直接債務和顯性債務進行披露，但把隱性債務和或有債務排除在預算會計體系之外。隨著我國政府會計理論的發展，有不少學者在結合我國國情的基礎上，汲取了國外的研究精華，提出了針對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改革的措施。劉尚希（2005）認為政府作為經濟主體，在債務確認時應該包括可能在未來發生的政府責任債務，即真正地反映政府債務必須考慮未來的不確定因素（即或有債務和隱性債務）;趙全厚和孫昊腸（2010）提出應該科學合理區分直接債務，且應該估算并計量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

陳紅（2006）首次提出了表外負債的概念，他認為表外負債是指那些已經成為或者在未來即將成為公司的負債，但是由于現行的會計準則的限制等其他原因未在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中得到反映的負債。表外負債在計量方面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債務發生的概率和金額的多少都難以估計，且表外負債的披露沒有固定的媒介、固定的格式、固定的項目和固定的填列方法，反映的是一些特殊的經濟業務。我們認為在地方政府債務中，或有負債和隱性負債部分符合表外負債的概念，具有表外負債在計量和披露方面的基本特征，因此公司表外負債的研究成果對地方政府債務中的或有債務和隱性債務同樣適用。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地方政府表外負債是與地方政府表內負債相對的一個概念，主要指那些在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和政府承擔擔保責任、一定的救助責任的過程中已經成為或即將成為地方政府的負債，但在現行的以收付實現制為基礎的政府預算會計的準則和制度規定下未能在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中得到反映。從內容上看，它主要包括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或有債務和政府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或有債務，以及社會保障性支出的負債。從范圍上看，除了在政府財務報表中披露的負債之外的其他媒介披露的政府負債信息都屬于地方政府表外負債。

（二）地方政府表外負債的分類。隨著對表外負債問題研究的深入，劉利福、陳紅、姚榮輝（2014）基于地方政府債務披露特點，將地方政府債務劃分為表內債務和表外債務，具體分類如表1所示。

有的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債務處于長期掛賬的狀態，有些賬款金額較大，且年限長，其間還有單位會計人員的交替，事實上，這些賬款已經成為無法收回的呆賬死賬，給地方政府財政造成損失，我們把這部分債務列為表外政府債務;我國的社會保障支出主要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四個方面。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以前，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采用的是收付實現制，1997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使得養老保險轉向部分累計的模式，由于此次轉軌，形成了大量的隱性債務。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和提前退休現象的流行，再次加劇了養老金的隱性債務。大量拖欠的養老金以及其他社會保障性支出的負債的規模難以計量，且沒有反映在地方政府的財務報告中，形成了大量的地方政府的表外負債;我國地方政府對地方的銀行和企業都負有一定的救助責任，呆賬、壞賬過多就形成了大量不良資產，就需要更多的撥備來應對。當前很多地方銀行的呆賬壞賬率較高，對地方政府財政也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另外，地方企業破產時，地方政府也需要承擔一定救助責任，這也增加了地方政府債務，對銀行和企業進行救助的這部分債務也屬于地方政府表外負債的范疇。

地方政府表外負債涉及的范圍廣，除了上述提到的四個方面，仍有很多形式的或有顯性債務、直接隱性債務和或有隱性債務存在，如大量的擔保性債務和負有救助責任的債務。對表外負債的準確核算和披露不僅有助于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考量，更是對提高財政收支透明度的必然要求?，F在各個省份和地方都在加速編制統一的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目的就是幫助地方政府評估債務風險和償債能力，因此把地方政府表外負債考慮其中是非常必要的。

三、我國地方政府表外負債的現狀及問題分析

（一）現行政府預算會計核算基礎未確認或有債務和隱性債務。本文引用Hana Polackova（1998）提出的政府債務矩陣的分類方法，將地方政府債務劃分為顯性直接債務、隱形直接債務、顯性或有債務和隱形或有債務四類，并據此建立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矩陣，如表2所示。

我國地方政府會計以收付實現制為基礎，只披露直接債務，忽略了當期發生但尚未償付的或有和隱性債務。正如上文所述，政府承擔擔保責任和救助責任的債務都屬于表外負債，可現行的政府預算會計體系無法準確估計表外負債的規模。我國也沒有評估機構單獨對地方政府債務進行測算和評價，一般使用審計署公布的數據。關于我國的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國內外測評差距較大的問題，我們認為源于我國現行的政府會計制度與國外的政府會計制度有較大的差距，國外的政府會計制度完善，能夠較為全面地反映債務總量問題（包括表內債務和表外債務），而我國只披露了部分的直接顯性債務。由于長期忽略地方政府表外負債的內容，政府所披露的債務規模低于其實際存在的規模，低估了政府債務風險，長此以往會給政府的安全運行造成很多不利影響。

（二）現行預算會計制度及財務報告的缺陷。我國預算會計制度包括《財政總預算會計制度》《行政單位會計制度》《事業單位會計準則試行》《事業單位會計制度》等，自1998年實行至今?！敦斦傤A算會計制度》第十八條規定“財政總預算會計以收付實現制為基礎”，這一規定符合當時的國情，給政府的預算工作帶來很大幫助。但政府會計制度的改革卻沒有緊跟社會經濟事務變遷的步伐。《財政總預算會計制度》暫行補充規定中規定中央總預算會計可以采用權責發生制會計基礎的五類事項：（1）預算己經安排，由于政策性因素，當年未能實現的支出。（2）預算已經安排，由于用款進度等原因，當年未能實現的支出。（3）動支中央預備費安排，因國務院審批較晚，當年未能及時撥付的支出。（4）為平衡預算， 當年未能實現的支出。（5）其他。并同時規定，除了以上規定外，其他經濟事項均不得采用，各個地方政府也不得比照執行。根據《財政總預算會計制度》規定，負債通過“暫存款”、“與上級往來”、“借入款”和“借入財政周轉金”科目來核算。由此可見，地方政府只核算和披露了一部分的顯性負債，而絕大多數的直接隱性負債、直接或有負債沒有進行核算報告，且沒有對或有隱性負債進行披露。由上述可知，我國現行的預算會計對地方政府債務確認、計量和報告的范圍小、內容少，為地方政府提供的債務管理的信息相當有限。

（三）會計人員對表外負債的認識不夠深。陳紅（2006）通過詳細的問卷調查，發現絕大多數的領導及單位會計人員都不重視表外負債的披露，沒有建立表外負債披露體系，這源于領導對表外負債披露體系的重視程度不夠，另外審計部門對表外負債的審計也較為疏忽。表外負債及融資的渠道和種類日新月異，被賦予了較強的不確定性和難以計量等特征，使得會計人員無法對表外負債有清晰的判斷。鑒于表外負債的特性，我國政府會計在處理表外債務時，首先應該建立以原則為導向、高質量的表外負債披露的會計體系，并且盡快制定特殊事項的處理辦法，再加強對政府會計人員的培訓，針對不同的表外負債，通過各自的計量屬性，進行核算和披露。

（四）政府會計信息披露中沒有建立完善的表外負債報告體系。預算會計的基本職能是核算、反映和監督政府預算執行情況，從而提供政府進行預算管理所需要的信息。它核算簡單、易于操作，在過去的簡單的經濟環境中能很好地為我國的預算管理提供決策信息。然而，我國的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現行的預算會計體系如不及時進行改革將難以滿足政府進行債務管理的需要。當前的政府會計信息披露體系中沒有一套完善的標準的表外負債的報告體系，難以完整規范地披露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楊亞軍、楊興龍（2013）等學者通過不斷研究，提出了基于權責發生制構建地方政府會計，并提倡雙重會計處理基礎，逐漸將地方政府的所有債務（包括表內債務和表外債務）納入政府會計核算范圍。

四、提高地方政府表外負債信息披露質量的措施

政府會計具有核算和控制兩大基本職能，通過對政府經濟事務的計量、計算和報告，為管理者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使管理者能夠發現債務等問題，并做出相應決策把問題控制在萌芽狀態。由此可知，準確地反映政府的債務是政府會計的重要職責之一。因此，我們認為完善我國地方政府會計體系，構建基于確認、計量和披露地方政府表外負債的規范披露機制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故本文提出針對上述問題的政策建議。

（一）構建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的地方政府會計來反映地方政府債務。孔龍、徐在起（2009）認為，現階段的國情表明以收付實現制為基礎的政府會計制度已經不能滿足會計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不進行改革將會制約政府發展。我國政府會計改革應順應國際各國政府會計改革的潮流，構建基于權責發生制為基礎的地方政府債務會計，真實、完整地反映政府的公共受托責任。陳鵬建、李松濤（2010）認為，實行權責發生制財務報表有利于減少欺詐和腐敗，可以幫助實行風險控制;同時權責發生制有利于更好地度量和評價組織的效率和效益。

關于政府會計信息的披露，可以參考美國政府會計標準委員會（GASB）第34號公告《州和地方政府基本財務報表與管理層討論和分析》，該公告指出可將“基本財務報表”中的“政府整體層面財務報表”用于提供基于權責發生制編制的地方政府財務狀況信息，從而在整體層面掌握地方政府過去財政運營情況。將“必要補充信息”中的“比較預算報表”用于提供預算管理信息。借鑒GASB第34號公告的前提是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形成政府綜合財務報告，由于我國總預算會計、行政單位會計和事業單位會計各自有一套自成體系的會計報表，難以直接合并生成合并的資產負債表、資金運營表和現金流量表，這是我國政府會計改革過程中急需解決的問題。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將試編權責發生制政府綜合財務報告的范圍擴大到全國所有省份，并且將“推進政府會計改革，加快建立政府財務報告制度”作為工作重點。

（二）采用權責發生制和收付實現制結合的會計處理基礎，全面核算地方政府債務。權責發生制不僅能夠較好地提供政府財務狀況等信息，還能較為準確地測度地方政府的財政風險，對地方政府的表外負債的計量和披露也有幫助。但地方政府的預算管理和預算執行信息仍然很重要，應該繼續提供。故可采用雙重會計基礎，既要基于收付實現制編制能夠提供預算信息的會計報表，又要基于權責發生制編制能夠完整披露地方政府債務信息的財務報告。權責發生制可分為“低度”、“中度”、“強度”和“完全”的四種強度，關于程度的選擇，陳小悅（2005）認為可根據報告主體所處層面、會計要素的可計量性要求和當前的權責發生制程度三條標準來判斷。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的核算在收付實現制和“低度”的權責發生制之間，另外考慮到或有負債和隱性負債計量的難度，因此可把政府會計改革的目標定為“中度”的權責發生制，并不斷向“強度”和“完全”的權責發生制過渡。

（三）重點解決地方政府債務會計要素的計量屬性問題。表外負債的存在，引發了我們的思考：針對不同表外負債的特征，我們是否可以通過不同的計量屬性來全面的核算和披露表外負債。我國當前對地方政府債務使用歷史成本來進行計量，盡管歷史成本有客觀、可驗證等優點，不過不適合用于計量不確定性高的表外負債。我們可以參考國際公共部門會計準則（IPSAS）提出的歷史成本、現行成本、可變現凈值和現值四種計量屬性來核算和披露不同計量難度的表外負債。

1.大部分直接債務，因其發生和將來的償還都有明確的金額，因此，可應采用歷史成本法進行計量;2.直接隱性債務，如社會保障資金缺口、農村社會保障缺口和公共投資項目未來的資本性和經常性支出等，這部分的債務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持續支出，發生的概率很大，債務金額也可以確定，考慮到時間價值的變動和未來支付的風險，因此考慮采用現值計量。需要強調的是，現值法中應該考慮的要素有兩點：一是折現年限應與社會發展規劃綱要的時間跨度一致，應為5年;二是應該采用考慮了通貨膨脹后的國債利率作為折現率。

3.符合“預計負債”確認條件的或有顯性債務，如對下級政府的債務擔保、對公共或私人部門實體所發行的債務擔保、對政策性貸款的貸款擔保等，可采用未來履行相關義務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計數，只需進行披露即可。

4.或有隱性債務由于難以估計其債務發生的概率以及債務發生時需要承擔的金額，因此對于該部分的債務只需進行披露，如：對金融機構支付危機的救助、國有企業未彌補虧損、對自然災害等突發性事件的救助等。

（四）完善政府會計準則規范。表外負債對過去以歷史成本為計量屬性對經濟事項進行記錄計量和報告的傳統政府會計準則造成了極大的影響，以規則為導向的傳統會計準則越制定越復雜，準則的制定也顯得效率低下。表外負債自產生以來，形式多樣，種類繁雜，然而會計準則的制定卻沒有趕上這個步伐，到目前為止，涉及表外負債會計處理方法的準則較少。盡管我國會計準則充分吸取了國外的經驗教訓，充分接納吸收了國際會計準則的思想，但總的來看，對地方政府表外負債的確認、計量、披露等問題尚沒有形成能夠有較強實踐意義的會計準則。目前我國正在編制國家資產負債表和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應該充分考慮到占政府債務較大比例的表外負債對地方政府財政管理和風險的影響，充分借鑒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家在政府會計信息披露的成功經驗，建立以原則導向為基礎、規則導向為補充的會計準則體系，從而完整地披露地方政府的債務信息，進而達到幫助管理者預測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做出正確的決策的目的。再有，我國的會計準則的制定應該具有前瞻性，在還沒有發現由于表外負債造成的嚴重問題的時候，盡快制定規范表外負債和不確定性負債的具體會計準則，防患于未然。

五、總結

本文從廣義的角度研究了表外負債對地方政府債務的影響、存在的問題和一些解決問題的政策建議。表外負債占地方政府債務中較大比例，對地方政府債務的管理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國政府會計應該從會計確認基礎、地方政府債務的計量屬性、會計信息披露體系等方面進行改革，并盡快形成政府綜合財務報告，編制中央及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在改革過程中，應特別注意對地方政府表外負債進行計量和披露，考慮到表外負債的特性，我們可以遵循能確認的予以確認，能量化的予以量化，能說明的予以說明，能披露的予以披露，分類列示、定量測算及定性說明并重的基本原則進行核算和披露，力求大大提升地方政府的債務管理水平。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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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我國國債規模的考察

國債規模管理是國債管理的首要內容，適度的國債規模既是優化國債結構、提高國債使用效率的前提和基礎，也是防范財政風險的關鍵因素。一個國家的國債規模，既要受認購者負擔能力的制約，又要受政府償債能力的影響。因此，衡量國債規模的指標體系包括應債能力指標和償債能力指標兩大類，下面分別從這兩個方面對我國的國債規模進行考察。

（一）我國國民經濟的應債能力

國債發行規模首先受到國民經濟應債能力的制約。國債的應債來源，從國民經濟層面看，主要是本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從微觀應債主體看，就是社會居民儲蓄存款。反映一個國家應債能力的指標主要有三個：即國債負擔率、國家借債率和居民應債率。

1.國債負擔率。國債負擔率由國債余額與gdp的比率來衡量，是反映國民經濟總體應債能力和國債規模的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國際上一般以歐洲貨幣聯盟《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60%作為該指標的警戒水平。我國國債負擔率并不高，1990到1997年僅在4.8%-7.4%之間，即使1998年以后，也只有10%-17%，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和國際警戒線。以此而言，我國的國債發行規模仍有較大空間。但是需要指出，我國國債負擔率的增長速度過快，僅1991到2001十年間，就從4.79%增長到16.05%，增長了2倍多，而同期西方發達國家該指標的增幅都在1倍以內。再者，必須考慮到我國達到當前的國債規模僅用了短短20多年，而西方發達國家的國債規模則是由上百年累積而成。

2.國家借債率。國家借債率由當年國債發行量與gdp的比率來衡量。我國的借債率僅5%左右，與美、日等發達國家相比還比較低，年度國債發行量還有一定上升空間。但是，由于年度國債發行量的增速明顯超過了gdp的增速，導致我國借債率呈快速增長態勢。反觀大多數發達國家，國債發行的增速與gdp增速較為接近，借債率基本呈較穩定態勢。

3.居民應債率。居民應債率由當年國內債務發行量與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的比率來表示。我國在國債發行規模迅速增長的同時，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也保持了較高的增長，因此居民應債率增長相對平緩。1994年以來，居民應債率保持在5%-6.5%之間，這一比率并不算高，居民購買國債仍有較大潛力。

（二）我國政府財政的償債能力

國債發行必須由國家財政進行償還，因此國債發行規模必然要受到財政償債能力的約束。反映政府按期償本付息能力的指標，主要包括國債依存度和國債償債率。

1.國債依存度。國債依存度由當年國債發行量與當年財政支出的比率來表示，表明財政支出對債務收入的依存程度，國際通行的標準是一般不超過25%.按照全國的財政支出計算，1997年以后，我國的國債依存度已經超過了25%.由于在我國，迄今只有中央政府能夠依靠國債發行滿足財政支出，地方政府無此權力，所以只有按中央財政支出計算的國債依存度才有意義。我國的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非常之高，遠遠超出國際警戒水平，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在40%以上，1998年甚至超過了100%，此后雖有所下降，但是仍然保持在80%左右。當然，由于計算中沒有考慮（估計與預算支出大體相當的）中央財政預算外支出，使得分母被縮小，指標存在高估，但即便其考慮在內，這一指標也仍然偏高，對此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2.國債償還率。國債償還率指當年到期國債的償本付息額占當年財政收入的比重。該指標反映由于國債而引起的財政負擔，數值越高，表明償債能力越差，發達國家該指標一般低于10%.1995年以來，由于國債還本付息額猛增，我國的國債償債率迅速提高，超過了10%安全線，在1997和1998年，甚至超過20%.1999年以后，隨著財政收入的增長，該指標數值雖明顯回落，但是仍處于10%以上。

（三）我國國債規模的綜合評價

從應債能力指標看，我國的國債規模并不太高，仍有進一步增發的空間，而從償債能力指標看來，我國的國債規模已經過高，必須及時壓縮，以防范財政風險。不同指標之間存在矛盾的原因主要有：

1.我國現階段存在著大量以政府財政信用潛在擔保、最終必須由政府償還的隱性債務。主要包括：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地方財政無力消化的債務、國家財政對社會保障資金的欠賬、以及其他公共部門債務。其中僅國家政策性銀行發行的金融債券一項，2001年底就已達到8534億元。因此，計算國債負擔率時如果考慮隱性債務，我國的“綜合負債率”將會大大提高，實際應債能力需要向下調整。

2.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都明顯偏低。前一比重1990年以來平均只有13.6%，2002年最高也只有18.04%，不但遠低于發達國家45%的水平，也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25%的水平。后一比重1990年以來的平均為44.62%，2002年最高為54.96%，低于世界多數國家60%以上的水平。這是導致我國國債依存度和國債償債率偏高、債務承受能力相對弱小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

由以上分析可見，我國國債規模的總體水平仍在可以接受的范圍內，但是其增長速度過快，需要加以控制。為了防范債務風險，緩解債務依存度和國債償債率過高的壓力，應該逐步提高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同時嚴格清理各種預算外收入，優化國債結構、緩解近期償債壓力。

二、國債資金使用效率的考察

國債規模固然重要，而國債資金的使用效率也同樣重要，如能得到合理利用，取得合理的回報率，則較高的國債規模也不會導致債務危機；反之，即使國債規模不高，但是國債資金的使用效率低下，不能提供償還自身本息的資金來源，則財政負擔也會大大加重，容易引發償債危機和財政風險。因此，必須重視我國國債資金使用中存在的問題。

（一）國債資金使用中存在的問題

1.備選項目儲備不足，而且缺乏必要的前期投入，影響國債資金的安排。由于國債資金被看作免費午餐，許多地方在前期準備不足，缺乏配套資金的情況下，盲目爭奪國債投資，出現了大量超概嚴重的“三邊”工程，極大地妨礙了國債項目效應的發揮。同時，國債資金使用過于分散，不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一旦配套資金無法及時跟上，必然影響項目投資效益的實現。

2.項目布局有待改善，應盡量避免盲目重復建設。由于地方利益驅動，在國債資金的使用中，仍然存在著比較突出的重復建設現象，項目布局不盡合理。在我國各項建設資金都很緊缺的時候，這些重復建設導致了相當程度的閑置與浪費

3.違紀違規現象普遍存在，管理亟待規范。隨意擠占挪用或違規使用國債資金的項目屢禁不止，部分建設單位財務管理薄弱，資金賬目混亂。此外，國債資金使用過于分散也增加了對資金進行監管的難度。

（二）改善國債使用效率的舉措

1.科學制定投資規劃，嚴格選擇國債項目。逐步采用公開招標的辦法，由政府部門組織專門機構對項目進行嚴格的評審，取消所有制性質的限制和地域限制，在全社會范圍內公平選擇，以調動社會資金進行項目前期投資的積極性。在資金安排使用上，力爭作到科學統籌、充分論證，杜絕“三邊”工程和重復建設?？梢钥紤]適當下放一些國債項目的決策權，充分調動地方政府在項目安排上的積極性，激勵地方政府用好國債資金。

2.調整國債資金布局，提高資金使用效益。要克服盲目布點的問題，把重點轉到與投資環境改善相關的設施建設上。根據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圍繞結構調整和產業技術升級，繼續有重點地支持企業技術改造，加大相關行業領域的投資力度。

3.加強監督檢查力度，嚴格國債使用管理。財政部門要積極參與國債投資項目的審核，實現對國債投資的全過程動態監管，加強對項目概預算編制、年度財務決算和竣工決算的審查，加強對重大項目建成投產后運營情況的跟蹤和評估。嚴肅查處擠占挪用建設資金、違規審批、違法招投標等行為，保證有限的國債資金發揮應有的作用，同時加強對建設單位財務工作的指導、管理和監督。

三、適度控制國債規模，適時調整國債投向

（一）必須保持積極財政政策的連續性

我國的財政政策和國債政策不同于凱恩斯理論，其不僅僅是旨在熨平短期經濟波動的逆經濟風向而動，從實質上講，其是轉型時期的特殊背景之下保持經濟穩定快速發展的一項長期政策。在轉型時期，我國經濟中存在城鄉二元結構、區域結構、產業結構等大量的結構性和體制性矛盾，嚴重影響宏觀經濟的健康運行。增加國債發行力度不僅是擴大內需的需要，更是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的需要。因此在今后一段時期內，保持積極財政政策的連續性，維持一定數量的國債發行，是經濟發展必須承擔的代價。

在過去6年中，積極財政政策每年平均拉動2個以上的經濟增長率，并且對于增加就業發揮了重大作用，一旦貿然放棄該政策，經濟增長速度必然會出現較大下降，失業問題會更加嚴重，各種社會矛盾將會迅速凸顯，這是難以承受的。而且，近年來全國各地利用國債資金興建了大批工程項目，其中不少仍在建設之中，完成現有這些工程所需的后續資金規模在5000-6000億元，沒有積極財政政策和國債資金的進一步支撐，很可能成為爛尾工程。

因此，在短期內，積極財政政策非但不能完全退出，必須繼續實施，而且還要大力完善其有效實現形式，適當調整長期建設國債的力度和結構。即使隨著經濟形勢發展，財政政策確實需要進行調整，也要有步驟、有重點的漸進退出，力求安全、穩妥。

（二）適度控制國債規模，適時調整國債投向

由前面分析可見，我國的國債已經達到相當規模，需要注意防范財政風險和債務危機。但是其還遠未達到不可接受的過高水平，今后一段時期，必須保持必要的國債發行規模。當然，在宏觀經濟形勢趨好、企業效益改善、民間投資日趨活躍的前提下，應該考慮逐步調減年發行量，控制國債規模的增長速度。同時注意加強管理，提高國債資金的使用效率和自我清償能力，減輕實際債務負擔，確保國債資金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與此同時，尤其要注意適時調整國債投向，把目標從防止經濟下滑、拉動經濟增長向調整經濟結構、實現協調發展的方向轉變。將發行國債的收入由過去主要用于重點建設項目，轉向在建工程的后續投入，公共事業項目的欠債填補和支持啟動擬議進行的重大改革事項。主要包括：

（1）繼續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大力支持節水灌溉、人畜飲水、農村道路、農村沼氣、農村水電、草場圍欄等農村“六小”工程，支持縣城電網改造等。

（2）積極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繼續向西部大開發傾斜，支持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促進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

（3）堅決支持稅費改革。雖然我國名義稅率較低，但是考慮各種制度外的收費，實際稅率則偏高。稅費改革刻不容緩，其資金缺口需要靠國家財政彌補。

（4）大力支持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加大對公共醫療衛生體系、基礎教育、基層政權以及公檢法司設施建設的投入。通過國債資金支持社會保障制度，穩定居民的收入預期，促進居民消費。

（5）支持重點行業、重點企業的技術改造。認真落實國家支持高新技術產業和中小企業發展的各項財稅政策，提高企業技術裝備水平和科技創新能力。

（6）確保大型續建國債項目的順利進行。特別是青藏鐵路、南水北調、西電東送等重大項目建設，加快淮河治理等重大水利設施建設。

總之，對于處在轉型時期的我國而言，由于經濟水平相對落后，國家財力不很充足，產業結構急需調整，需要堅持積極財政政策的連續性，將國債作為一種長期財政政策工具。在注意保持適度的國債規模、防范債務危機的同時，加強國債使用管理，大力提高利用效率，并適時調整國債投向，將寶貴的國債資金用在最為關鍵的領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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