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場開放的利與弊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金融市場開放的利與弊，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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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發展中；金融；自由化；金融開放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4-0-01

目前我國正處在金融開放的關鍵階段，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具備很大的優勢。但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也存在著弱勢和缺點。中國在加入WTO后已經全方位開放金融業，自由兌換人民幣使其成為國際化貨幣也指日可待。但中國的金融仍然需要進一步改善資本的形成模式，在國際競爭力方面也不容樂觀，同時在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還將承受國際游資等方面的壓力，中國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還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困難。針對中國自身的條件和問題，認真分析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自由化形式和方法，借鑒他們的優點，可以完善自己的金融自由化過程。怎么才能把握好機會，加快我國金融改革的步伐，早日融入國際金融的主流，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和研究。

一、金融自由化與金融開放的基本概念

1.金融自由化：這個理論是在20世紀70年代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麥金農（McKinnon）和肖（Shaw）提出來的。通過深入的系統研究，他們認為“金融抑制”金融市場不完全，資本市場扭曲等等不合理現象嚴重存在于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為此，他們提出了“金融深化”這個理論，主張認為發展中國家應當解除金融抑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實現金融深化，從而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增長。

2.金融開放實質就是放松對金融的管制，就是針對“金融抑制”這種現象，通過金融制度的改革，減少政府對金融的過度干預，實際做到金融制度的開放，金融機制的開放，能夠放松政府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限制，增強國內籌措資金等能力；放松政府對匯率和利率的管制，使其市場化與國際接軌。

3.所以，金融開放和金融自由化理論的關系式非常密切的，這是對外開放政策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只有做到了真正的金融開放，才能讓金融自由化得到充分的貫徹。

二、金融自由化存著利與弊的爭論

金融自由化從理論上講能使發展中國家受益，但從現實上講金融自由化的存在的弊端也不少。從有利方面分析，金融自由化通過直接和間接兩種機制放開了金融管制；來自國外同行業的競爭刺激國內金融業更多的投資和增長；國外銀行進入本地金融市場激化國內金融業的競爭，提高國內銀行業的效率，促進國內的經濟增長。從不利方面分析，有些發展中國家還存在著公司管理意識薄弱，財產權益保護的法律法規水平低下，存在著金融市場交易信息不完善；金融自由化降低了本國市場的資金的流動性，分散并阻礙了本國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資本自由流動下不能有效的進行市場規范；金融自由化容易引起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從金融自由化的利弊可以看出，推行金融自由化是否能夠成功，關鍵在于是否具備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條件。

三、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自由化的特點分析

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不能完全照搬盲目效果發達國家的做法。 實施本國的金融改革，不能同時進行所有的自由化措施，要結合本國自身的條件，按照順序，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循序漸進，這樣才能減輕負面影響降低金融改革的成本。通過分析研究各個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的進程，發現其模式還是有規律可循的。目前認為比較合理的模式和實行順序是：首先是利率的改革，在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基本上都將利率自由化改革放在第一步，以利率特有的激勵手段促進國內的經濟發展。其次是通過加強銀行業的業務和利潤的最大化進行金融業務經營自由化的改革。通過改革，明顯加強了銀行間的競爭力，擴展了銀行盈利的多元化渠道，經濟效益也大幅提高。第三，增加國內企業融資的多元化渠道，吸引國外資金進入本國的金融市場，逐步取消各種限制，為穩步推進資本流動的自由化改革積極創造條件。第四，發展中國家的在具體的金融自由化過程中，適宜采取符合客觀實際的循序漸進的模式，衡量本國的實際條件，協調改革的步伐，不能急于求成。要權衡金融自由化帶來的利益和風險，不但要保持經濟穩定快速的增長，也要有效的避開有可能發生的金融風險。

四、中國金融自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

中國的金融自由化的體制改革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 主要包括初創體系，劇烈擴張和逐漸完善三個階段，通過這么多年的研究和摸索，我國的金融業已經處于在完善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同時進行全面深入的關鍵時刻。1992年實施的有關利率，金融業務與機構準入，以及資本賬戶的金融開放等等的完善金融機構體系，解除銀行信貸控制，完善國內金融市場以及改革外匯體制的措施，目前已經初步建立起符合我國特點的市場金融體制的基本框架。

五、結論

回顧中國金融自由化改革及對外開放的歷程，順利完成了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由封閉到逐漸開放的部分過程，成就是可喜可見的。但也要從中看到我們的不足，汲取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先進經驗，在明確界定外資金融機構，賦予外資金融機構國民待遇的情況下保障本國金融市場改革，加強對國內現有金融產品的法律保護方面，進一步規范和完善金融法律體系的組織和程序，使中國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穩步快速的進行。

參考文獻：

[1]愛德華. S.肖.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三聯書店，1988.

[2]李丹紅.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研究[M].經濟日報出版社，2003年，第1版：23-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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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越來越多的國有銀行為了尋求更好的機遇與發展，開始走上股份制改革之路并逐步登上世界舞臺。但是，凡事都有兩面性，在通過引入大量海外戰略投資以充實資本充足率，完善經營管理的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國有銀行股份“賤賣”所帶來的國有資產流失。因此有必要權衡國有銀行海外上市所帶來的利與弊，以便為今后的改革之路指明方向。

關鍵詞 國有銀行 股份制改革 境外戰略投資者

1994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對大型商業銀行進化改革的決定。進入2003年，國家通過核銷已實際損失掉的資本金、剝離處置不良資產、外匯儲備投資、境內外發行上市這“四部曲”，正式拉開了大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序幕。2005年，中國建設銀行首先舉起改革的大旗，在香港成功上市，籌資近77億美元，緊接著中國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也相繼完成上市工作。兩年后，中國農業銀行也最終實現IPO，至此，四大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革暫時畫上了圓滿的句點。但是改革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其中爭議最多的當屬國有銀行股份“賤賣”這一輿論焦點，究竟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的做法是利是弊，我們必須理性的看待這個問題。

一、股份制改革為國有銀行帶來新的春天

1. 充實資本充足率

通過股份制改革，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可以很快解決銀行不良資產率高這一問題。數據顯示，上市之后，工商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從5.67%提高到了13.09%，建設銀行從6.88%提高到了12.58%，中國銀行也提高到了13.34%，可見，引資結果非常喜人，大大提高了我國銀行的抗風險能力，使之能在激烈的金融市場競爭中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2. 改善經營管理

當初國家提出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有兩大目的，一是依托國外企業雄厚的資金來擴大自己的實力，二就是希望通過合作，引入國外先進的管理理念，改善各大銀行的管理能力。為此，國內銀行與戰略投資者簽訂股權轉讓協議的同時，都簽訂了一系列業務合作協議，以提高了我國金融行業的創新能力，促進了金融結構的優化，使銀行的核心競爭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3. 完善公司治理框架

一系列改股和上市的完成也促使國有銀行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公司治理框架。股東大會，董事會，高級管理人員，這一垂直的管理體系，既相互分工，又相互制衡，通過協調運作，大大提高了銀行的決策效率和決策水平，監事會則加強了對銀行高層的監督力度，杜絕腐敗的產生，保證其做出的任何決策均符合實現銀行利益最大化原則，而獨立董事制度的引進更是為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護。

4. 提高國際影響力

一系列國際知名金融公司相繼進入國有銀行的股東名單，充分顯示出中國國有銀行具有良好的市場潛力，未來增長機會無限，這直接提升了中國大型商業銀行在國際市場上的形象，同時振奮了廣大投資者的信心。今后，中國能夠更多的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影響世界金融市場的發展格局，不僅僅要成為一個經濟大國，更要成為一個金融強國。

二、光明背后暗藏危機

1. 境外戰略投資者借機“圈錢”國有資產流失嚴重

某些境外投資者并非真心想與境內國有商業銀行進行戰略合作，他們僅是將這項投資行為視為“圈錢的機器”，貪婪地掠取股權溢價后便抽身而退，毫不顧及國內銀行未來的發展。好在，政府也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并由中國匯金公司出面，全面接盤遺留的外資股，試圖挽回這個局勢，因此，至2011年底，已經鮮少能在四大國有銀行的十大股東名單中見到外國投資者的身影。

2.法律制度不健全引發危機

外資參股中資銀行的活動主要是按照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制定的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來管理的，其中對外資金融機構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的比例作了如下的規定： 單個境外金融機構向中資金融機構投資入股比例不得超過20%；多個境外金融機構對非上市中資金融機構投資入股比例合計達到或超過25%的， 對該非上市金融機構按照外資金融機構實施監督管理。這個比例看似合理，但其實很容易就可以通過關聯機構的共同投資進行突破，而一旦突破這道防線，中國銀行的經營管理權甚至是決策權都有可能被外方所操控，這引發的后果將是難以想象的。因此有關當局必須加強對法律制度的完善，有效限制境外金融機構的在華投資，保證其持股比例維持在可控范圍內。

3.過分重視境外投資者，使國內投資者邊緣化

中國銀行業戰略引資的目的最初是引資、引智、引信心，因此，各大銀行對戰略投資者的選擇都有著嚴苛的要求。例如：建行對引進戰略投資者確立了三個標準：一是必須是國際知名大型境外金融機構，總市值300億美元以上，總資產3000億美元以上；二是這些金融機構要具備專長和領先優勢，愿意向建行轉讓技術和管理經驗；三是其中國戰略和建行沒有根本沖突。這樣的高門檻，讓諸多國內投資者望而卻步。與此同時，國外國內發行價的巨大差距也令國內投資者心生不滿，因為當初國有銀行在海外上市之前， 已經通過剝離壞賬、追加注冊資本等方式變成了很干凈的銀行，而為此付出沉重代價的正是國內廣大的納稅人，勢必會削弱許多投資者的投資熱情，而從銀行的長遠發展來看，這是十分不利的，因為隨著今后重心的轉移，國內投資者才是他們必須吸引的重點。

參考文獻：

[1]周小川.大型商業銀行改革的回顧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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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最優貨幣區東亞貨幣合作區域匯率穩定機制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高級階段，而金融全球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統一的貨幣體系，這就決定了在當前加強區域貨幣合作的必要性。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貨幣一體化就開始成為國際金融界的研究熱點，并已在部分國家和地區得到實踐，取得了寶貴的經驗。

一、最優貨幣區理論及其發展

1.傳統的最優貨幣區理論

早期的最優貨幣區理論（The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簡稱OCA）起源于二戰后國際經濟學界對于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優劣的爭論，該理論主要研究用什么標準判斷貨幣區的最優性，滿足何種條件可以加入貨幣區，以及加入貨幣聯盟、實現貨幣一體化的利與弊。最后貨幣區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蒙代爾（1961）、麥金農（1963）、英格拉姆（1962）、凱南（1969）等。

蒙代爾（1961）最早明確提出“最優貨幣區”理論，主張以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他在當時的背景中提出了大膽的設想：一些國家可以放棄自己的貨幣，在本地區范圍內實現共同貨幣。這一設想的優點是降低了貿易中的交易成本及匯率風險，缺點是容易造成實際工資下降，影響就業，因此他強調勞動力流動的重要性，認為地區內高度的生產要素流動性是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麥金農（1963）提出以經濟的高度開放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經濟開放程度是指一國生產消費中的貿易商品對非貿易商品的比率。在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區域中，如果為了解決國際收支赤字問題，采用本幣貶值政策勢必引起進口商品價格上升，以至于帶來國內物價的上漲，但為了控制物價，又會引發國內需求下降和失業人口增加。同時由于“貨幣幻覺”的作用，還可能造成工資成本的上升，從而抵消貨幣貶值的效果。因此，高度開放的經濟區域應該組成相對封閉的貨幣區，這將有利于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

此外，其他一些經濟學家也各自提出了自己關于最優貨幣區選擇的參照標準，如：凱南（1969）以低程度產品多樣化、英格拉姆（1969）以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G·哈伯勒（1970）和弗萊明（1971）通貨膨脹率的相似程度、愛德華·托爾和托馬斯·威萊特（1970）以政策一體化程度等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2.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發展

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研究在19世紀80年代幾乎處于停滯狀態。80年代末，這一理論又重新復活起來，經濟學家開始研究有關最優貨幣區的成本與收益。90年代以來，歐洲經貨聯盟（EMU）的發展使得經濟學家加強了對最優貨幣區理論的模型分析和實證檢驗。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德瓦拉詹和羅迪斯（1991）、巴尤米（1992）、里斯（1997）、德弗羅和恩格爾（1998）等用一般均衡理論模型對早期的OCA理論建立模型分析，并運用大量歷史數據對最優貨幣區理論進行評估和實證分析，主要包括測定地區間實物沖擊、經濟周期、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OCA標準的內生性分析、貨幣聯盟與政治聯盟的關系、匯率工具的效應、貨幣聯盟中最優幣種數目以及其他相關的貨幣調節機制，主要包括財政轉移、信貸及資本市場在最優貨幣區的作用等問題。90年代克魯格曼在深入研究蒙代爾和麥金農的理論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最佳貨幣區理論，建立了GG-LL模型，用以解釋加入固定匯率區各國的經濟結構應比較接近并且經濟聯系緊密，這樣發生匯率波動的可能性就比較小，貨幣區經濟發展趨于穩定。

最優貨幣區理論自19世紀60年代初產生以來，對國際貨幣一體化實踐產生了巨大的指導作用。這一理論的開創者蒙代爾由此獲得了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80年代以來，最優貨幣區理論又得到了極大拓展，克魯格曼（1993）甚至認為“最優貨幣區問題應當成為國際貨幣經濟學的中心”。

二、區域貨幣合作的三種模式

1.單一貨幣聯盟模式

單一貨幣聯盟模式是指區域內成員國承諾放棄本國貨幣發行權，在區域內創立和使用全新的統一貨幣模式。目前最為成功的典型實例即歐元區統一貨幣模式。從歐洲貨幣聯盟內部來看，由于使用共同貨幣，形成統一大市場，歐元區各國之間能真正實現商品、資本、人員和勞務的自由轉移，使各國資源能夠更好地優化配置、合理利用。同時，按照《馬約》的四個趨同標準，加入歐元的國家應自覺維護財政紀律，加強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以維護統一貨幣的穩定，促成成員國經濟的協調發展。

歐元啟動后削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歐元的結算量已經上升到24%，從中期來看，世界金融資產的30%～40%將以歐元計價，歐元在世界外匯儲備中的比重也將增加，這有利于穩定國際金融局勢和國際貨幣體系。

2.多重貨幣聯盟模式

多重貨幣聯盟模式是指先通過地區內次區域貨幣合作，然后再過渡到單一貨幣聯盟的合作形式。多重貨幣聯盟模式是東亞貨幣合作的現實選擇。它決定了東亞貨幣合作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動態過程。東亞貨幣合作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近期，建立危機救助機制；中期，建立區域匯率穩定機制；遠期，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

3.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

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是指使用一種別國貨幣，如美元，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門的事實選擇下，最終直接取代本國乃至本地區的貨幣，發揮區域貨幣的職能或作用。這種貨幣一體化方式又被稱為美元化路徑。二戰后，國際社會逐步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許多國家目前仍選擇顯性或隱性的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將美元作為本國貨幣的“名義錨”。同時，貨幣替代成為拉丁美洲國家的普遍現象，許多拉美國家實行“雙軌貨幣制”，即本幣和美元都是國內的法定通貨，有的拉美國家甚至取消本國貨幣直接使用美元作為其本位貨幣。在東亞，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是不現實的，但這并不影響在東亞次區域采取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只要各國愿意接受這種貨幣，就可以在該區域采用它作為次區域的共同貨幣。

三、東亞貨幣合作的模式及路徑選擇

1.東亞貨幣合作的模式

如前所述，多重貨幣聯盟模式是東亞貨幣合作的現實選擇。它決定了東亞貨幣合作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動態過程，東亞貨幣合作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原因是“亞洲傳統”決定了東亞貨幣合作的漸進性。這種獨特的“亞洲傳統”是指東亞合作的靈活性、漸進性、協商性和非政治性。靈活性是指東亞各國在貿易自由化、統一市場進程、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建立統一貨幣體系等方面不強求一致；漸進性是指東亞各國經濟差異較大，可以分批加入貨幣一體化組織；協商性是指目前東亞經濟合作尚處于對話機制階段，遠未完成制度化建設的進程；非政治性是指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存在領土爭議和國家統一等問題，目前東亞經濟一體化應多講互惠互利的經貿合作，不講或少講政治，不謀求共同的外交和防務政策。以上這些“亞洲傳統”極大地影響著東亞區域經濟貨幣合作，使這一進程變得十分緩慢和漸進，充滿艱辛，這也是東亞一體化和歐洲一體化的主要區別。

轉

2.東亞貨幣合作的路徑

筆者認為，東亞貨幣合作可選擇如下路徑，并分為三個階段循序漸進地進行：

(1)初級階段——建立危機救助機制

東亞貨幣合作的直接目的就是就是防范、化解可能出現的新的金融危機，在東亞建立某種區域性危機防范、救援機制是近期東亞貨幣合作的中心工作。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后，14個亞太地區經濟體的財政部與央行主要官員在馬尼拉亞太地區高級財政金融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加強地區金融合作新機制的設想，又稱“馬尼拉框架協議”，在APEC范圍內建立了“馬尼拉框架”集團，與亞洲開發銀行（ADB）、世界銀行及IMF協作進行經濟信息交流與經濟形勢監控，并確定每半年舉行一次會議。此外，東盟（ASEAN）10國強化彼此的監督機制，10國財長每年聚會兩次，進行政策協調。這一監督機制后被擴展到“10+3”監督進程，在2001年5月的檀香山財長會議上提出了設立“10+3”早期預警系統。2000年5月6日在泰國清邁召開的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東盟10國和中日韓3國簽署了“貨幣互換協定”，又稱“清邁協定”。其主要內容是建立一筆備用貸款基金，估計將達到200億至300億美元，各國出資額將按照其外匯儲備額比例分攤，只要東亞外匯儲備中的10%至20%被用來作為地區基金，參加的國家就能夠很容易地克服任何清償危機，而不需要來自發達國家的任何幫助。一旦亞洲地區發生短期資本急劇流動等情況將相互提供干預資金，以應付緊急之需，同時還將交換經濟和外匯方面的信息，建立起一個預防新的貨幣危機的監督機構。迄今為止，日本已經同韓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締結了貨幣互換協定。2002年3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和日本銀行總裁速水優在東京簽訂了必要時向對方提供最高約合3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安排協議，顯示旨在穩定亞洲地區貨幣的合作已經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

(2)中級階段——建立區域匯率穩定機制

區域性危機防范、救援機制能在短期內解決外部沖擊與金融危機問題，但并不能從根本上消除東亞地區的金融不穩定，也難以保證東亞經濟在長期內的穩定增長，因此建立一整套區域匯率穩定機制是十分必要的。

筆者認為，現階段東亞匯率合作的合理選擇既非歐洲單一貨幣模式，亦非“美元化”模式，而應當選擇釘住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即組建一個貨幣籃子，亞洲各國貨幣釘住一籃子貨幣。應當承認，釘住貨幣籃子制度并不是最理想的匯率制度，容易誘發投機沖擊，但由于東亞目前尚不具備高層次的區域貨幣一體化條件，只能開展低層次的區域匯率合作制度。當前東亞各經濟體實行的匯率制度實際上是隱蔽的較金融危機前寬松的釘住美元制度，或是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它雖然具備了一定程度的靈活性，但由于缺乏明確的承諾，容易引發“道德風險”。東亞各國應在匯率制度安排方面進行協調與改革，建立起區域性的匯率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階段：加強東亞各經濟體匯率政策協調，維持區域內雙邊匯率的相對穩定；建立次區域的釘住共同貨幣籃子匯率制度，促進次區域匯率穩定；在東盟經濟圈、中華經濟圈和日韓經濟圈的三個次區域之間建立固定匯率制，實現次區域貨幣一體化；建立整個東亞區域釘住共同貨幣籃子制，構建東亞固定匯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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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財經》將部分學者的發言稿作為特稿刊發，與廣大讀者共享這次盛會的成果。

關于中國城鎮化的一些問題　厲以寧

關于城鎮化問題，大家的共識是，中國城鎮化率太低了，因為剛解放的時候我們是20％的城鎮化，意味著80％的人口是農村人口；經過了60年，2009年達到了46％，60年才增加了26個百分點，這是很慢的。何況46％當中還包括了一部分半年以上住在城市，但是身份還是農民的農民工，他們沒有融入城市生活。今后怎么辦，經濟學家都在呼吁，城鎮化率要提高。假定以后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到2019年，也就是十年以后，我們的城鎮化率可以達到56％；20年之后，到2029年，城鎮化率可以達到60％；30年之后，到2039年，城鎮化率可以達到76％。

中國這樣的社會是不是最后一定像美國那樣，把農業人口降到5％以下，要根據將來的情況定。如果將來的人口是16億，我們的城鎮化率可以達到76％，意味著12億住城里，4億住在農村，大體是這樣的情況。

城鎮化率對中國將來經濟的影響是很大的，一是擴大內需，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推動力；二是城鎮化率不斷提高，可增加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但有一個問題，錢從哪里來?我們首先要問一個問題，地方要擴大城市規模，我們靠土地財政這條路是行不通的。靠賣土地不能解決問題，得靠地方債務問題解決；靠地方債務問題解決，地方欠債就越來越多，誰來還呢?地方債務越來越多，將來會出問題。

城鎮化過程當中，需要的公共資金、建設資金數量是巨大的，而且是持續多年的，這樣的巨額資金如何籌集呢?有一部分是依靠政府籌集，依靠政府的財政支出，比如說義務教育的實施，某些醫療衛生設施、自然和消防的設施、環境治理的設施、行政關系的設施，政府財政無疑要承擔這些建設的費用。居民住宅中的廉價房、經濟適用房的建設，政府也有責任要承擔。還有一些資金，主要要依靠市場，比如說商業性的設施、高檔住宅的建設、某些文化娛樂設施的建設、民辦高等學校和職業技術學校等教育設施的建設，還有某些民辦醫院的建設，可以通過市場籌集。現在問題在于，公用事業建設的錢從哪里來?公用事業的建設資金來自何處，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城市的供水、供氣、供熱、供電、公共交通等，還有其他公共服務業資金，既不能完全靠財政，也不能完全靠市場。之所以不能夠完全靠財政，是因為財政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之所以不能完全靠市場，是因為公用事業一般投資周期長、回收期長，企業都是以盈利為目的，不愿意投入大量的資金在公用事業方面。所以，必須走出一條新路，想出一種新辦法。

我們可以考慮用中國公用事業投資基金來解決城鎮化過程中公用事業資金籌措和運用問題。中國公用事業投資基金怎樣建立呢?主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三方力量組合起來，然后再動員廣大的民間資金，把這些資金用在城鎮化過程中的公共事業建設。這在國外是有經驗的，如澳大利亞城市建設主要是依靠公用事業投資基金。據不完全統計，到2008年10月全世界有63支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基金，資金的規模加在一起有好幾百億美元，年平均回報率在10％～14％之間，這個經驗是可供我們借鑒的。假定我們在中國要組建中國公用事業投資基金的話，建議由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作為發起人，投入適當的財政資金，也就是種子基金。先投一部分進去，然后吸引機構投資者參加。機構投資者主要是金融機構、社保基金和其他的機構投資者，這樣基金就初步建立了。由中國公共事業投資基金發行中國公用事業發展債券，以基金債券的形式向社會、民間募集資金。用這樣一種方式。就能夠吸引民間資金從事公用事業的建設。資金管理是主要問題，把資金運用得好，一開始雖然不能像澳大利亞那樣把回報率做到10％以上，但是8％以上是沒問題的。8％的回報率，這個吸引力也是很大的。在中國當前的條件下，仍然可以吸引大量民間資金進來。那么中國城鎮化建設過程當中，如果資金問胚解決了，實際上是三駕馬車一起拉，財政負擔一部分，主要是義務教育、醫院等；民營企業解決商業設施、民辦的教育等；公用事業將主要靠投資基金解決，這樣也許我們就能夠走出一條新路。

責任編校：一諾

對整體改革理論的幾點解釋　周小川

我對吳敬璉老師所率領團隊所進行的整體改革理論研究簡單做幾點解釋。

首先第一個方面，這個理論強調改革從舊的集中型計劃經濟體系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轉變，這個體系是整體的系統，不可能拼湊起來，但是最終體制之間有很多相互關聯的內容，所以是系統的構建，表明改革開放具有整體性。

一開始大家希望把我們見到的不同的經濟體制中的優點或元素簡單拼湊起來，比如有一些像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提法，慢慢大家接受這個改革是系統性的，不僅包括不同的經濟領域，還進一步發展到法律體系，發展到社會體系。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框架50條，基本上反映了改革整體性的概念。

第二點我想說的是，既然是整體性的轉變，就會涉及到哪件事應該先做，哪件事后做，怎樣做使得改革能夠盡量平穩，同時取得成效，并在改革進程中給大家帶來福利。因此，這個問題就變成最優順序的問題，也就是改革應該怎樣安排各項議程的順序。每一項改革的利與弊以及收益都有不同，所受到的約束條件不是十分清晰，具有一定模糊性，同時有些問題存在爭論，實際上最優順序是非常難以論證和進行設計的。對這項問題的討論是有益的，正因為有了最優順序的討論，使得最后可能達到一個次優的順序，而不是很差的順序，這也是整體性改革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

第三是帕累托改進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市場經濟理論中生產要素最優配置的問題導致帕累托最優，最優境界在理論上來講是比較好認識的，從改革和開放的角度來講，是追求在改革進程過程中，在動態狀態下能夠不斷實現帕累托改進。帕累托改進使得改革能夠在步驟上保持盡可能給全體人民帶來更大的福利，也就是改一部分獲得一部分收益，收益讓老百姓能夠體會到，從而獲得改革的動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各級干部對改革的支持。當然，這個做法在研究和論證方面有多種多樣的內容。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也確實是在這方面取得了成效。不像前蘇聯和東歐的一些改革，由于不能夠及時帶來改革的福利，甚至帶來GDP的下降，從而很早就出現所謂“改革疲勞癥”，出現很多反彈的情緒。

第四是中國堅持了漸進主義。漸進主義反映了改革是一個大的系統，也是一個大的系統轉變，同時需要有一個順序的安排。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有帕累托改進。因此，漸進的改革有它內在的理論基礎。

(1)人的思維轉變。包括人民和經濟學家，也包括政策的決策者，思維轉變都有一個過程，有一個不斷認識和轉變的過程。不論是對舊體制的認識，還是對新體制的研究和理解，都有這樣的過

程。

(2)漸進主義。中國雖然堅持漸進主義，但是我們和許多其他國家的改革開放相比，速度還是相當快的。因此，今天我們才獲得了這么多的進展。所以，中國在近20年中一直強調發展、改革、穩定之間的相互關系。

(3)配套關系。改革需要很多相互配合的關系，相互配合如果做得不好的話，改革可能代價比較高，收益比較小，同時也不容易獲得更多的支持。所以從這幾個角度來看，堅持并掌握漸進主義改革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第五，改革問題涉及到的學問，有人歸納為改革經濟學，也有人歸納為轉軌經濟學。我個人在八十年代末期曾經介紹過國際上特別是匈牙利一位經濟學家對于改革經濟學學術質量評價的報告。既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舊系統的低效，要朝向一個新的系統進行轉變，它的很多內容都是過渡性的，研究很多系統相互關聯和配套性的關系都是動態轉變的過程。現在再回頭看，當時的研究似乎沒有太高的學術質量，當時在轉軌經濟學界普遍有這樣的討論。但是，動態變化中如何實現最優或者較優實際上也是很有學問的。改革要處理小樣本問題，不可能有大量的數據支持論證改革及其配合關系的優化程度。因為樣本非常小，我們七十年代末的體制，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已經不大好用了。計量經濟學的方法所能收集到的數據，首先要求有一個制度的穩定性。如果制度不穩定，樣本回歸會出現很大的問題。與此相關，改革經濟學必然特別重視橫向比較。從時間序列不容易得出非常明確的結論，可以從橫向比較中獲得。在改革經濟學當中要重視思維轉變，因為思維轉變的內容確實非常豐富。

第六，整體改革結合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推動兩種方式。改革有些內容，比如早期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50條基本框架、外匯改革和稅收改革、加入WrO以及銀行體系的改革，這些都有自上而下整體設計的特點。我們也有大量的發動群眾、發動基層政府自下而上的改革，這兩者應該更有機地結合起來。有些改革也是有意鼓勵和支持來自企業、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由他們推動這些改革。比如說我們的農村改革、多種所有制的發展，都有上下的結合。另外，競爭也推動了改革開放，有些地方會率先敢于冒一定風險實行改革開放的措施，在這個過程當中表現出優勢帶動整體的改革推動。因此，在整體改革內容中也包括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結合。

責任編校：一諾

中國經濟的世紀增長與金融模式的選擇　吳曉求

中國是全球性經濟增長的大國，中國全球性的經濟增長若要維持一個世紀，我們需要什么?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維持20年沒問題，也就是說從2001年我們加入WTO之后到2020年，中國經濟平均維持9％的增長速度應該說不成問題，因為靠資源、人口、制度的優勢，靠制度所釋放出來的能量，人口紅利、制度紅利等足可以維持中國20年的經濟增長。但是中國是一個大國，不可能像韓國那樣維持20年的增長，更不能像日本那樣，雖然日本也是一個經濟大國，但是從地域遼闊和人口來說，不能和中國相比較。我們維持20年的增長，達到人均GDP 1萬美元，我想不是我們最后的目標。我們非常遠大的目標，我想要像美國那樣，在二十世紀100年中，除了6年有經濟的衰退，94年都維持了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一直到2008年，也就是說維持了100年的增長。中國經濟增長顯而易見是要設計一套制度，讓它能維持一個世紀-的增長，這樣才能成就中國人的夢想，20年的夢想只解決了小康，想引領這個世界還不可能。

美國一個世紀的增長，我們可以總結出很多的原因，其中兩條至關重要，我們應該學習。一是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在產業中廣泛的應用，科學技術的應用，包括19世紀末期鋼鐵工業的興起，冶煉技術的興起，推動鋼鐵工業的發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汽車工業的發展和普及，使美國走進了工業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時候計算機的發明以及信息技術的發展，進一步推動美國經濟蓬勃發展，給美國經濟強大的動力和生命力，這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廣納人才，造就美國科學技術發展。

第二個是大家所忽視的，美國金融體系對美國經濟跨世紀的增長所做出的杰出貢獻。美國金融體系最大的特點和以往相比較，不僅可以通過它的開放在全球配置金融資源為它所用，也有很好的基礎，就美元的國際化，美元的國際化加上開放的金融市場，可以吸納全球的資源，通過這種開放的金融市場，也可以把風險分散到全球，也就是說美國金融體系除了有強大的資源配置功能以外，還有非常結構化的、強大的風險分散的功能、風險配置的功能，如果高度概括的話，我想這兩條是成就美國

百年夢想的原因。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如果要維持一百年的增長，應該學習美國，我始終認為應該學習美國，雖然這場金融危機來了，但是不要否定美國金融的價值，千萬不要否定，千萬不要回到一個古典的時代，千萬不要回到傳統商業銀行主導的時代，這個時代慢慢一去不復返。所以要維持中國經濟的增長，我們必須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個必須要解決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第二個必須要解決中國經濟增長所遺留下來的壓力釋放的問題，也就是風險釋放，制度的設計，只解決動力，不解決壓力的釋放，那會有問題的。

動力的來源主要是兩個，一是美國已經給我們提供了經驗，就是科技創新，及其在產業當中廣泛應用，從而推動產業的升級，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源源不竭的動力。這一點毫無疑問，應該擺在首要的位置。第二個非常重要的動力來源，要有財富的迅速增長，特別是金融資本的迅速增長，沒有金融財富金融資本迅速增長，這個國家難以維持持續性的增長。金融資產迅速增長不是空洞的，也建立在實體經濟基礎上，只有實體經濟的增長不見得有大規模金融的出現，必須設計與此相匹配，創造大量金融資源的金融體系，這就是現代金融體系。要提供這兩種戰略資源，科技創新和金融資產大規模的增長機制，金融資產大規模增長的機制，不是一種資產泡沫化，要把兩者之間要分開。我們在1990年金融資產主要是銀行的存款只有區區3.8萬億人民幣，到了今天金融資產經過20年的發展，金融資產已經超過了100萬億，其增長速度大大超過同期GDP的增長速度，我們不能懷疑這其中有任何的泡沫，中國經濟這20年高速增長與金融資產大規模增長提供源源不斷雄厚的資本有關系，首先解決動力來源。

其次要解決壓力的釋放，通過金融體系的設計，讓不斷存量化的風險流量化，這是我創造的名詞，金融功能從早期簡單配置增量資源到今天主要配置存量資源，同時也要使存量化的風險流量化，這是金融體系的升級和換代，也是進步。這其中最重要的是資本上的作用，所以構建一個以資本市場為基礎的現代金融體系，對中國經濟的跨世紀的增長是一個戰略目標和戰略任務，我相信如果我們正確處理好這樣幾個方面的關系，中國經濟也能像美國那樣完成一百年的增長。

責任編校：齊民

回歸亞當?斯密，告別凱恩斯　張維迎

進步需要創新，但并不是所有的創新都代表著進步。在科學研究當中，有一個詞叫科學使得回歸主義。回歸主義意思是什么呢?科學總是在進步，今天的比昨天的好，晚來的比早

來的好。但是我們看一下歷史并不都是這樣。在自然科學當中這個也不成立。我們大家知道，哥白尼最早提出日心說，實際上這是不對的，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前，古希臘著名的天文學家阿利斯塔克就提出來日心說，大家都認為它錯了。地心說統治世界1600年的歷史，最后又回到日心說。這個道理在經濟學上也是一樣的，凱恩斯經濟學理論大體類似這樣的狀況。

討論中國經濟的轉軌，特別是最近提出增長模式的轉軌，我想從亞當?斯密和凱恩斯的角度給大家比較一下，看看有哪些不同。亞當?斯密的理論比較簡單，經濟學家應該關心什么?關心財富的增長和經濟的增長，財富的增加和發展從何而來，來自于技術進步和創新，技術進步和創新又依賴于分工，由于有分工，才有專業化，才有專心致志的研究和開發，最終才有發明創造。分工深度由什么決定呢?由市場的交易、包括市場的規模決定，市場規模的擴展本身導致分工提升，導致技術進步，進而導致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再進一步提升市場的規模，這樣就形成正的循環。從這個模型理解中國這30年的變革以及現在面臨的問題，其實很有意義。這30年間，重要的就是利用市場，包括市場的規模。當我們走向國際，利用全球市場之后，全球分工上的優勢導致了發展和進步。未來我們的發展潛力在什么地方呢?仍然是在利用市場及其規模上。中國過去利用國際市場應該是比較有效的，但是國內市場的開發可能還不充分，未來如何開發國內市場就顯得非常重要。

凱恩斯的理論也很簡單，即GDP等于消費加投資加凈出口，如果愿意的話也可以加政府支出。GDP怎樣增長呢?用現在流行的說法就是“三駕馬車”，這駕馬車跑不動讓那駕馬車跑。出口不行靠投資，投資不行靠消費，這就是理解經濟增長的基本模式。

從這兩個角度理解未來轉型是很不一樣的。如果用亞當?斯密理論理解的話，中國需要做的是開發國內市場，但是用凱恩斯理論理解的話，就變成增加內需。這是兩個非常不一樣的概念。下面我從政策含義的角度分析二者的不同。從亞當?斯密的理論來講，它是微觀經濟學的概念，但是從凱恩斯理論角度來講則是宏觀經濟學的概念。進一步，亞當?斯密主張企業家創造新的產品，進而創造新的需求；凱恩斯則主張開發國內市場，增加需求成為政府的功能，特別是政府通過貨幣政策或者財政刺激政策增加總需求。打個比方，凱恩斯主義需求是，大家都買電腦，政府補貼，原來一個人一臺電腦，現在讓你買兩臺，或者讓電腦提前退休；從亞當?斯密的角度來講，什么叫增加需求呢?蘋果公司生產的IPAD就是真正的增加需求，真正開發國內市場。進一步延伸，開發國內市場必須要靠創新。從凱恩斯角度來講，開發國內市場并不需要創新，更多需要的是貨幣政策的刺激。貨幣政策的刺激抑制創新，但是一個企業家發現產品靠貨幣的擴展可以很容易賣的時候，沒有企業家會真正愿意認真搞創新，因為創新是一個長期非常冒風險的行動。從亞當?斯密的角度來看，要開發市場，要靠企業家，而企業家靠什么呢?靠激勵機制，產權就必須要有安全的保證，創新應該得到有效的回報。

我們再看投資。在亞當?斯密看來，投資是為了增加未來生產率，我今天放棄100元的消費，投資后能不能帶來110元甚至更多，所以投資本身是為了提升效率，如果不能提升效率，投資就沒有意義。但是，從凱恩斯主義的角度來看，投資就是為了增加需求，無論有沒有效率，只要投資，就可以增加總需求，GDP就會增加。按照凱恩斯理論增加的總需求可能是浪費性的，不僅效率不高，而且好多完全是浪費。

我們進一步看貿易。用亞當?斯密的觀點來看，充分利用市場，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分工，進一步創新，市場靠自由貿易，自由貿易是沒有制度性的限制，盡量把交易成本降低，如此，我們的經濟就可以發展。但是從凱恩斯的角度來看，只有凈出口在增加需求，帶動經濟的增長。因此，貿易保護有利于GDP增長，因為只有少進口，多出口才能增加GDP。從亞當?斯密角度看這完全是錯誤的。

比如轉型、發展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如果用凱恩斯理論的話，不管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只要有需求就好，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增加總需求最好的辦法就是利用國有企業，去年中國經濟刺激當中大量的貸款都留給了國有企業；從亞當?斯密角度看這些國有企業本身是沒有創新的動力，其對經濟持續增長有損害。

從增加消費的角度看，如果說國有企業占經濟的比重那么大，現在仍然占35％以上，國內市場是沒辦法開發的，為什么?GDP不能真正變成老百姓的購買力，在這種情況下，過去十幾年發生的現象，特別是過去幾年發生的現象，居民的收入份額不斷萎縮，“彈劾”了經濟的轉型。此外，經濟學家都知道，凱恩斯主義關心短期問題，不關心長期問題。我們要考慮到，如果一個短期的政策沒有給這個國家長期發展帶來好處的時候，為什么仍然要堅持這樣的政策呢?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慮，因為政治家一般只考慮短期的事情，不考慮長期的事情。

去年這個時候我們都在關心怎么樣提高總需求，我們采取各種政策，如增加貨幣、貸款，降低利率，提高補貼等以促進需求。政府目前最擔心的是物價問題，有必要的時候，甚至要用行政手段干預物價。2009年為了把經濟增長率保持在8％，我們付出的不僅僅是通貨膨脹的代價，還有國有企業規模不斷擴大、體制上的改革可能出現倒退的代價。是以，我們有必要重新回到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上，重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不要盲信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

責任編校：沐梓

關于中國經濟增長與經濟轉軌問題的幾點思考　錢穎一

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尤其是結合數據方面的比較分析。

首先是經濟增長。這是我們幾乎每天要談到的問題。從歷史上看，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增長特性。低收入階段和中等收入階段不具可比性，與高收入階段也不具可比性；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的階段也不具可比性。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具有可比性，因為這三個國家起點都比較低，而且人口分別排在世界第一、第二和第四位。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人均收入落后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經過30年，中國不僅超過了印度，而且于1998年也超過了印度尼西亞。所以，在一個起點都較低的可比情況下，較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中國經濟增長成就的確非常令人矚目，遙遙領先。這是第一個比較的概念。

第二個比較的概念是中國和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相比。一是日本，從1950年開始起飛，屬第一個非西方的國家取得了工業化；第二個是中國臺灣，從1958年開始起飛；第三個是韓國，從1962年開始起飛；中國是從1978年開始起飛；印度從1991年開始起飛。從各國經濟發展態勢的比較中可以發現，中國經歷高速的發展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同周邊國家和地區高速發展態勢一脈相承。這說明中國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在一個亞洲整體較快增長環境中發生的。仔細研究會發現，中國臺灣和韓國經濟相對于日本而言有一個十幾年的滯后，中國經濟相對于中國臺灣和韓國而言又有一個滯后。如果把時間因素和滯后因素都去掉，并取起飛年作為100，將其對齊，發現各國人均收入變化趨勢實

際上相當吻合，說明在增長性質上講，有共同的規律需要我們一起探索。再往前看的話，是不是增長就到了極限呢?每個國家的情況都不一樣，要與別的國家和地區做比較的話，其實還有很多的潛力。日本較早就進入低速增長階段，這里做了一點思考，認為有一點人為的因素，即人為把1950年作為日本起飛年，因為日本是在戰后1950年開始經濟起飛的。但是和中國臺灣、韓國、中國相比，日本又有很大不同。在二戰之前，日本工業化程度高于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果把這一點考慮進去的話，我們應該把1950年日本當時發展水平往后推移，其實相當于中國臺灣和韓國十年之后的水平。從經濟發展階段來講，這可能更有道理。從這個角度，中國2007年人均收入大致相當于日本20世紀60年代、中國臺灣80年代末或者是韓國90年代初的水平。

從這個情況來看，中國和這些國家(地區)經濟增長態勢就更為吻合。最終經濟學家要用數據說話，第一要靠數據，第二是對數據的解釋。解釋數據的方法很重要，第一種看法是從某一個固定年開始看，第二種看法是從改革那一年開始看，第三種是從相同的類似發展階段來看，如按照人均收入起點看。三種不同的看法會帶來不同的解讀。如果我們仔細看數據、仔細分析的話，還是會為我們帶來一些新的認識。首先，我們會覺得過去30年的增長在中國的歷史上是極其偉大的；其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發展也許和其他國家或地區有相同的規律；最后，中國今后的增長潛力仍然相當大。

轉型是另外一個非常大的題目，既有經濟轉型，也有社會轉型等，比較窄一點的題目是轉軌。轉軌的問題實際上是兩大類問題。一類問題是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不是簡單的多和少、簡單的份額關系，這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即市場經濟應該建立在法制基礎之上。另一類問題是由計劃向市場轉軌的度量。在過去一二十年中，中國在發展市場經濟方面有相當大的進展，也存在很多的問題。

第一個是數據。國外的經濟學家講到政府和市場首先拿出的數字是政府財政占GDP的比重，這是宏觀的指標，而且統計年鑒就有，也比較簡單。中國這一比重最低點是1995年的11％，此后不斷上升，在過去的十年間增長了5倍。怎么樣理解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是比較復雜的。因為發達國家中這一比重超過30％，但是其中有相當大的部分是社會保障、養老金等，因此不太具有可比性。另一個特別是研究創新、創業較常用的指標，即注冊企業所需的天數，一個國家要有活力，必須要有新企業，政府在和企業的關系上第一個關系就是企業進入市場的可行性。這里明顯可以看到，北京和

上海需要30多天才能注冊一家企業，而新加坡、紐約，即使是韓國首爾，其所需時間都少很多。

另外一個是網上的信息，我最近也很關心，牽扯到大學生就業的偏好，這是人民網今年大致估計的數據。大學生最想去的工作單位是什么，政府機關遙遙領先，占63％，國企占11％，剩下的都不超過10％。選擇職業表達出來的意愿，同一個優先考慮因素中仍然是經濟因素，薪酬待遇、福利保障、職業穩定、空間發展等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投票。作為一個數據的反映，讓我們在更深層面重思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最后是關于法制建設的指標，這方面我找到一個指標，即關于合同的履行、法律的有效性。排在前面的是三個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后面的三個就是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我們也看到一些信息，印尼在最近幾年確實呈現上升和改善的趨勢，印度的情況因為歷史不同和我們也很不一樣。中國在過去十年大致是持平的。在過去十年中國特別提倡建立法制社會，把市場經濟建立在法制基礎上，但是整體來講有升有降，十年間的變化并不大，盡管我們的經濟增加了很多倍。

責任編校：沐梓關于改善收入分配可以采取的若干措施　郭樹清

關于收入分配的問題，大家議論很多年了，收入分配確實是不合理，大家都覺得基尼系數太高，0.4、0.5、0.6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總之收入分配不公平這個問題是比較突出的。收入分配不公平主要的問題還是在于分配領域，同時也在再分配領域，也應該說存在著欠缺。在客觀條件已經具備，但是實際上我們還沒有處理好的問題上，造成了政策調節不到位，收入分配會有一些問題，以下我想講六點：

第一，我認為初次分配最嚴重的問題主要還是表現在要素上。大家講到有一些產品的問題，也有稅收的問題，但是要素市場是最主要的。首先是勞動市場，其次是土地和不動產的市場。第三個是資本和金融市場。扭曲表現很大，但是核心的問題，無非是公開、公正、公平的問題，我們前面講了，錢穎一教授所講市場經濟很重要的一條，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以外，就是法制。市場沒有法制的話，就沒有規則。這個問題就質疑到張維迎所講的，回到亞當?斯密，亞當?斯密那個時代也有政府和法律的問題，要建立這個市場，管理這個市場。我想說的問題是，勞動力市場扭曲是相當嚴重的，在土地市場上也是比較嚴重的，在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也存在這樣的問題，表現是不一樣的。比方說在勞動力市場上，我們經常把勞動力市場的農民工工資低歸結為勞動力無限供給，人越多，所以工資越低，其實沒有多少理論可以支持的，也沒有多少事實可以支持的。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勞動力相對來說更多，現代工人更少，在工業和交通業就業的機會更少，那個時候為什么沒有現在的問題呢?這是需要研究的很突出的問題。

土地市場，最大問題可能是灰色區太多。資本市場，包括銀行金融的市場、信貸市場，欺詐、內外勾結，投機，這些問題還是比較突出的。首先看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形成機制，首要解決的問題是同工同酬。現在同一個崗位可能有三四個用工制度，包括國有企業、國有銀行，也有三四種工資制度做同樣工作的，這是歷史原因形成的。這個問題寫到法律上來，首先把這個問題解決，而且要加快步伐，同工同酬。比方在銀行，都是做窗口的柜員，拿一樣的工資和一樣的考核辦法。過去不是這樣的，有銀行的長期合同工、短期合同工，還有臨時工和勞務派遣工，顯然不合適，不是說做不到，完全可以做得到。

第二，必須把農民工平等待遇問題解決。農民工根據我們的了解(也不一定準確)，工資和福利加在一起保險、公積金都算在一起的，做同樣工作的人，與有城市戶口的人相比平均是三分之一，這個是不是也應該落實。第三，更積極推動集體談判，無論是雇員還是雇主，都應該形成組織，使這種談判協商制度化，而不是采取沒有談判的余地，為什么我說市場不正常，在自由市場買菜的時候，蘿卜和白菜有一個要價還價機制，在勞動力市場看不到，特別是在加工企業比較集中的地區看不到，因為沒有組織。經常采取的方式是說，農民工表示不滿的話，就是辭職，再一個爬到電線桿子上，或者跑到高層建筑上、電視塔上，威脅要跳樓，以這種方式談工資和待遇。要鼓勵實施和完善最低工資制度。最低工資制度是很有爭議的事情，特別是對小企業有很大的例外，法律可以有一些豁免和制度安排。總體上來看，無論美國還是歐洲，在歷史上看來，最低工資制度應該說還是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另外，要加大培訓的工作，降低人民找工作的摩擦問題，解決結構不匹配的問題。第六，有針對性解

決好行業部門之間工資收入過大差距的問題。

第三，我想特別強調的是土地和不動產市場。流轉和增值收益如何分配是一個核心的問題，目前的情況是差異極大，兩種極端都有，有的給得補償很高，很多，也有的給得補償很低很少，六七年前靠近城市的郊區有的農民補償給到幾百萬，村干部給到上千萬，也有不給補償或者補償很少，強拆的，差別是非常大的。地域上、位置上，級差地租等原因，可能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應該是有限的公正，不能絕對化，絕對化就沒有解決方案，特別是在中國這樣非常巨大的國家，地區差別非常大的國家。首先一條是否能夠明確城鄉統一規劃，嚴格土地用途管制，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到現在為止土地管制問題，名義說不允許建別墅，這個禁令沒有取消，各個城市始終在建別墅，始終沒有停下來，名義上說很多土地不能建高爾夫球場，很多商品房開發了，在灰色地帶都建起來了。規劃一定要變成法律，保證農民用地。另一方面規劃也應該開口子，在山區和其他的地方應該允許建別墅，建第二居所，這方面又沒有允許，城里的人又不能到農村，這是很大的問題。應該承認農民對承包地、宅基地有長久的使用權，并且允許進入市場進行交易，我們市場規定30年甚至更多，長久使用權允許交易，同時要整理農村集體用地，在集體建設用地搞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可以是服務業，也可以是工業，也可以建房子出租。

第四，允許和鼓勵城市居民依法合規進入農村，城市居民如果愿意的話，應該允許去，這也是世界各國的做法。農業用途是嚴格管制的，土地的用途嚴格管制，但是土地使用權完全可以放開交易。假定說未來20年城市化達到了70％，30％的人或者20％的人還是住在農村，農村應該是什么呢?絕大部分^不是農民，可能是大學工作的，也可能是退休的，也可能是第二居所，只有少部分入是農民，不是說住在農村就是農民，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建設新農村，否則靠現在的農民，現在的什么方式去建，新農村建起來就是一片排字房，大家又派不上用場，這個問題就很大了。另外一點區分情況，解決進城農民的社保。

第五，建立覆蓋城鄉社保體系，這是“十二五”規劃已經很明確的。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大家覺得把城鄉居民納入養老保險是很困難的。我覺得其實完全不困難，你說的是保基本，低水平的。農民的養老保險60歲以上每個月領55塊錢，一年是660塊錢，1億人才是660億，假如水平提高了，占GDP 0.2％，和我們實施刺激計劃經濟相比，我們還要繼續實施下去，要調結構，貸款10萬億，財政有1萬多億，財政性基金也有1萬億，完全可以拿出更大的比例用于社會保障的改革，用10億就解決了。進一步健全城鄉醫療體系，實現社保全國統籌，無限制轉移接續，勞動力真正流動，城鄉勞動力市場真正打通。劃撥國有資產，轉移到社保基金里，也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非常重要的就是壓縮各種政府機關、公共服務機構、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各種項目，包括大學，研究項目名目很多，我們聘請教授的時候，開工資和獎金的時候，數額很有限的，很多學校是這樣的情況，差距拉大，允許更多的資金用于工資和獎金。過去政府機關也是這樣，大量經費支出用于會議、交通，和國外央行對比，我們和人家完全相反，倒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