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學與文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民國文學與文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外國文學教育；民族文化；價值；對策

一、闡釋民族文化的內涵和特點

文化分為廣義文化和狹義文化。廣義文化是指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人類所創造出來的精神和物質財富的總和。狹義文化僅是指精神層面的創造及成果。民族文化可以定義為各民族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和發展起來的具有本民族特點的文化，包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它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生活和勞動基礎上形成的，是民族心理、民族文化觀念和民族思想感情的整合概念，具有鮮明的民族性、相對的獨立性和豐富的多樣性。民族文化是該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條件，帶有鮮明的民族特征，是一個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是民族凝聚力、號召力和意識形態產生的源泉。民族文化是該民族社會實踐的產物，伴隨著民族的產生、發展、消亡的全過程，有民族必定有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反作用于本民族的存在和發展。

民族文化有其自身的特點。首先，民族性。它是本民族在其領域范圍內，集合了本民族自身的思想、道德、風俗習慣、信仰、藝術、宗教、科技等意識形態和非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和非意識形態只適用本民族，并獲得本民族的認可，具有超越時空的相對穩定性；其次，具有多樣性。一個民族文化既是不同地域文化的集合體，又是吸取了外來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拿來為其所用；再次，相對穩定性。民族文化是與經濟社會的發展相伴而隨的，并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發展，但是有時候民族文化先于經濟社會的發展，有時候又落后于經濟社會的發展，對經濟社會的發展起影響作用。

二、剖析在外國文學教育實踐活動中加強本民族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在外國文學教育實踐活動中加強本民族文化教育基于時代的訴求和破解當前外國文學教育實踐活動畸形發展的呼喚，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剖析。

1.文化全球化給本民族文化帶來的挑戰呼吁要加強本民族文化教育

隨著科學技術的高歌猛進，打破了地域和認知方面界限使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系進一步加強，全球化趨勢進一步拓展。在這一進程中，世界各國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內的交流與合作加強，必將導致在文化領域內呈現出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和相互融合的趨勢，使各國文化的同質性逐漸增多，其后果必然使本民族的文化面臨著沖突和挑戰。同時，西方國家緊緊抓住文化全球化這一發展態勢，不斷向弱小國家推行自己的文化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利用文化對外文化交流進行滲透，利用信息技術和大眾傳媒進行文化擴展，利用文化產業占領文化市場，企圖在文化領域內以自己民族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取代其他民族。這種裸的文化侵略使本民族失去賴以生存發展的精神基礎和紐帶，使傳統文化受到沖擊，文化認同出現偏頗，人們的精神文化貧乏，必將將本民族逼入到一個生死存亡的絕境中。面對文化全球化的這一時代現狀，迫切地需要加強本民族文化教育，鞏固本民族文化地位是刻不容緩的任務和時代訴求。

2.外國文學教育實踐活動中傳統教學目的和宗旨要求加強民族文化教育

語言與文化是辯證統一的，密不可分的。語言具有選擇、傳遞、傳承文化的作用，而文化為語言的形式和內容增添了多樣性和活力。同時，語言本身兼具工具性價值和人文性價值，它擔負著培養學生人文精神的使命，優秀的傳統文化能為學生的人文精神培養提供廣闊的深厚基礎，通過人文精神的塑造可以讓學生體會到本民族的文化精髓，并對本民族文化存在認同感和自豪感，從而樹立起愛國主義情懷為國家和諧發展努力奮斗。在外國文學教育實踐活動中注重對本民族文化因素的教學，不但可以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提高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而且積極而充分的民族文化因素的教學對語言教育本身十分有利，能起到促進和深化的作用。然而，對我國的外國文學教育實踐活動進行深刻的剖析不難發現，我國的教育教學目的和宗旨還停留在語言的工具性價值，而忽視了語言本身所具有的民族人文性價值。把教學目的和宗旨定位在對成績、對升學和對考級的追求上，不能夠意識到通過外國文學教學吸取積極的合理因素拿來為我所用，也不能夠認識到學習外國文化其實是為本民族文化服務的。在外國文學教育實踐活動中過于強調外國文學教學而忽視本民族文化的教育這種偏頗認識必將迷失教育方向，也必將失去本民族文化的前言陣地，最終不利于我國為之奮斗的有中國特色文化強國的建設。這種畸形的教育目的和宗旨強烈要求發展本民族文化為外國文學教學指引前進的方向。

三、探討在外國文學教育實踐活動中加強本民族文化教育的舉措

在外國文學教育實踐活動中如何加強本民族文化教育，以教師和學生兩個主體為出發點可以進行探討：

1.審視和鞏固本民族文化在跨文化傳播交流中的地位

外國文學教學與本民族文化教學是辨證統一的，不可割裂兩者關系。只有把兩者融和在一起，才能夠起到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效應。首先，我們在進行外國文化教育活動時，要分析外國文學作品中所采用的哪些文學修辭和表達形式，它們如何結合巧妙地運用的。同時，回顧我國的本民族文化用語和文學表達方式，思索它們之間存在的共性和差異，吸取外國文學教學中的積極、合理的因素加入到中國本民族的文學作品中來，以達到外國文化為中國本民族文化服務；其次，認真剖析外國文學作品中所凝結的其民族精神和人文情懷，從中國人的同質化思維角度對這些精神要素進行分析，從中了解到外國人的行為習慣和方式，以便于對外國文學進行深層次的解讀基礎上把握其中的規律發揮主觀能動性為對外文化的交流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礎并開辟新的道路，也使中國本民族的優秀文化深入到外國民族文化中去。

2.提升教師自身的本民族文化素養

在外國文學教育活動中融入文化教學已經獲得教育工作者一致認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使學生了解外國一系列社會文化現況、掌握一門外語只能說是實現了外國文學教育的初級目的，能夠使學生用外語表達本民族文化、實現跨文化交際才是達到了外語教育的終極目的。教師應該經常將外語文化與本民族文化比較，在對比中凸顯二者的差異，通過引導學習者思考跨文化交際中的差異問題，培養學習者的文化差異敏感性，這樣既有助于學習者避免交際失誤，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又幫助學習者了解文化的多樣性，形成對世界各族文化的正確態度。但是，在現實的教學實踐中，我們的教師缺少對本民族文化的認識和了解，更缺失了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只是單線條化地去理解外語文化中所體現的外國本民族文化，在對學生的教育活動中沒有從本民族文化角度去解讀，僵化地灌輸外國人文文化和精神，長期以來使學生潛移默化地認同外國的民族文化而缺乏對本民族文化的思索和結合，最終導致本民族文化讓位于外國民族文化，不利于本民族凝聚力的培養乃至國家的安全。

3.培養學生傳承和推廣本民族文化的意識

語言的主要功能就是交際與交流。各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是兼收并蓄、平等相處的，因此進行文化學習必須同時兼顧外國語言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由于我們現在實施的以成績和分數定終身教育考察機制，使得許多學生對外語的學習過于追求價值性工具，而忽視了外語學習過程中所包含的人文性價值，使得許多學生對學習外語產生錯誤認識，認為學習外語是為了考試而考試，升學而升學，忽略了學習語言的真正意義，割裂了語言和文化交互關系，忽視了跨文化交流這一學習外語的根本目的。作為廣大外語教育工作者必須有意識的在講解外國文學作品時與中國的優秀傳統民族文化和精神相結合，從而培養學生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覺性，使他們清晰地認識到本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確學習外語不應該只單一地了解外國社會文化，還應該擔負起中華文化傳播的和平使者使命，更好地理解本民族文化精華并能夠將優秀的民族文化傳播給世界各國，使世界認識中國、了解中國并認同中國。

總之，在外國文化教育實踐活動中，不能夠單純地為學外國文化而學，忽視本國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而要樹立把外國文化和本國民族文化相結合的意識，在外國文化教育中體味本民族文化，在本民族文化中增添外國文化的合理因素，在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合作中找到契合點，相互尊重，，從而構建和諧世界。

篇2

天陰沉沉的，車窗外飄著似有似無的雨滴，趕路上班的行人擦肩而過，神色匆匆。恍惚中，總是有種在成都的錯覺，也是這樣的天氣，這樣的時刻，一樣的場景，也是一個人，背著行囊，獨自奔走在異鄉的路上。

幾經波折，到達目的地。

雨漸漸大起來，雖一夜勞頓，卻無法睡定，總有一種辜負光陰的念頭，隨即出門，穿梭在曾無數次向往過的校園內。新校搬遷，舊址仍在，少了學子的身影，校園略顯靜默，一場綿綿無期的秋雨，更是增添了空寂。落了一地的銀杏葉、楓葉，孤零零地躺在濕漉漉的地上，偶有清潔工人一把一把地清掃，因靜寂，掃地的聲音有點響徹，更添已逝去的情緒。

出了東門，一路往北，途經大雁塔，游覽曲江公園。雨后的曲江，與陰雨天的武侯祠有幾分神似，也是小橋流水，古樹巨石，天然氧吧。入秋后，各色的爬山虎頑強地吊在紅墻灰瓦之上，突然有種想法，以這樣的畫面做一本書的封皮，里面記載城市里過往的人事、經歷、傳說、典故，一如肖復興老師的《藍調城南》，幾十萬字，幾千年的經歷，時空的轉換遷移，都記載在厚重的物證上，有理有據。

非節非假，細雨朦朧，沒有游人。走走停停，不覺疲憊。

收到本次會議協辦單位絲綢之路雜志社馮玉雷社長“已達西安”的短信，踱步回住所，隨馮社長拜訪文學人類學研究會會長、神話學會會長葉舒憲先生。此前與葉老師未曾謀面，卻早知葉老師學養深厚，知識淵博，我的導師張天佑教授在課堂上多次談及，言談之間甚是敬仰。也曾拜讀過葉老師的著作，關于神秘數字，關于河西走廊，關于原型，關于神話，各個領域都是頂點，令人敬服。

來到西安外語學院專家樓一樓，葉舒憲老師的住處。屋舍整潔，桌子上的電腦打開著，葉老師正在為晚上的講座做著準備。初次相見，個子不高，笑容和善，額頭寬厚，眼神真摯，溫文爾雅是第一印象。他二人談話甚是投機，不客套，談及的人事，都極吸引我，卻總覺得任何話語都是對他們二人談話氛圍的破壞，于是，只聽不講。

回住所的路上，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沉浸在剛才的氣氛里。

“馮老師，橘子！”路兩旁高聳的樹枝間紅色的果實吸引了我。他順勢望去，一個瞬間，我們齊聲喊：“應該是柿子。”沒有見過柿子樹的我情不自禁，有點興奮。馮社長幾步上前，說是要搖下幾個柿子來，沖動，性情，無所顧忌，像個孩子。勸也勸不住。

10月30日晨，絲綢之路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陜西師范大學啟夏苑二樓會議室正式召開。各類致辭后，葉舒憲老師謙稱“拋磚引玉”，率先以《玉石之路大傳統VS絲綢之路小傳統》為題作了限時演講，第一次聽到這個話題，似懂非懂，在后來三天的交往中，才逐漸對葉老師的觀點有了漸進的理解。

下午，會務組安排參觀瀏覽位于西安市區的回民街，與其他城市的旅游景點一樣，街道兩旁都是各色的商鋪，戴著白帽子的回族商人穿梭在街道上，忙碌于生計。穿過一條細窄的街巷，一座古樸的民間建筑——化覺巷清真大寺映入眼簾。

這座清真寺建于明初，時代較早，規模較大，又稱東大寺，是伊斯蘭文化和中國文化相融合的結晶，建筑風格與甘肅河州的大部分伊斯蘭建筑頗為相似。每一座建筑上都覆滿磚雕與彩畫，彩畫紋樣以阿拉伯文和植物紋飾為主，閃著金光，散發著濃郁的伊斯蘭氣息。最醒目的是大殿四周鑲嵌有大型木板雕刻的《古蘭經》，上為阿文，下為漢文，甚是壯觀。置身于院內，除了極富人文氣息的建筑與書法墨寶之外，各種青花瓷制成的花盆布滿院內的各個角落，樹木花草，連枝交映，意境深幽，使人有身臨幽谷、盡滌煩囂之感。

甩開大部隊，獨自進入。捕捉觸動情緒的細節之處，走馬觀花。

沒有緣由，總是對古建筑情有獨鐘，這些雕梁刻柱的冰冷的物件，總會帶來久違的感覺。每每目光觸及，會有血液沸騰般的激動，純生理性的知覺。曾宿命地認定，除了家庭文化的滲入，或許某一世，我曾與它們有過不淺的交往，這些想法與研究巫文化的方棋老師也曾探討過。我相信，一些過往的經歷沁入在意識里，會在合適的機緣下適時地出現。

一角落，別具匠心的大鏡子本為避免沒有預料的碰撞，卻提供于我自戀、臭美，各種姿勢的自拍。俞飛鴻自導自演的電影《愛有來生》中，女主人公阿九也是在一回眸的瞬間，看到前世的印記，隨即淚流滿面。

院內深處，在午后的陽光下，有位教徒背靠樹蔭，認真讀書，旁若無人。那個瞬間，思緒飄忽，幸福不是攝像機前的夸夸其談，它是一種情緒，是陽光下的心情，一本書的心有靈犀。

待我原路折回，講解員率大部隊緩緩前行，聽他講話，知道是位不可貌相的草根學者，錄下他用阿語念誦的片段，已在心里找好下家，放給他聽。

傍晚，驅車前往華清池。

驪山腳下，觀看了大型歌舞劇《長恨歌》，燈光輝煌，場面浩大、震撼。總是入不了主題，對于劇情、對于編排、對于技巧，都不是我關注的焦點，觀看演出的一個多小時里，總是擔心演員們在冰冷的池水上演出，會不會濕了衣角，寒了身體。偶爾也思緒跑題，想起那個在冬天只身前往新疆，拍下“這個冬天不太冷”的一系列照片的女孩，她在博客里曾寫道：“每次吃飯，總會忽略主食，會對辣椒、蔥花之類的邊角料情有獨鐘。”都是不入主題的人。

次日晨，小組討論。本被安排在出版業與戲劇分會場，但我想聽葉舒憲老師講課，便自行前往文學分會場。

因小組談論沒有過多的時間限制，葉老師就大小傳統展開演講，并強調玉石在中國文化中被忽略的作用，談及玉文化作為中華文明發展的物證，其說服力遠遠強于勝者記載的文字，將文字文本拓展到文化文本的大氛圍，興起之處，情不自禁，手舞足蹈，身體語言豐富。

他提及，玉石之路，即玉石的傳輸路線，從和田向東，沿塔里木盆地南緣進入青海，經青海湖、湟水谷地到蘭州附近，再向東北經寧夏中部、內蒙南部或陜西北部，越黃河進入山西西北部，過雁門關后再折向南到達山西南部的中原地區，路途艱辛，長途跋涉，“取玉之難，越三江五湖至昆侖山，千人往而百人返，百人往而十人返”，強調取玉的巨大代價。并講到陜西石峁文化及甘肅平涼地區方國盧方為代表的西北玉兵文化對中原王權玉禮器體系的形成有很大的貢獻。

這條路線大概一直延續了2000年，直到漢武帝時絲綢之路開通，比傳統意義上的絲綢之路至少早2000年。葉老師提到，玉石最先是神性的代表，如《山海經》中耳蛇的說法，起初是通神的器物，這是史前華夏文明架構的最重要的戰略資源之來源。

言談間，我間歇地跑題，覺得葉老師講課神情之處與陳道明有幾分神似。

玉石文化太深厚，我那些淺薄的常識都是在隍廟游蕩時，道聽途說撿來的。賣紫砂壺的阿紫姐，玩陳香的張珊瑚，“腰纏萬貫”的宋團長最喜手拿和田玉雕琢的美女細細盤玩，喻為賞心悅目，言談之間的牙慧不足登堂，都是愛好，與古玉距離太大。

四重證據年代久遠，須知識的積淀，眼力的刁鉆，很難夠到。

關于第三重，我是喜歡的，立體的民間習俗，方言詞匯，童謠詞曲應是絲綢之路上極為重要的融合證據了。我想起母親常說的方言“立馬懸蹄”，本是一副陽剛、俊朗的游牧民族常見的景象，卻出現在“平展展的土地上就是不長一棵樹，清涼涼的河水里就是沒有一條魚”的黃土高原上。自小生活的景象，所能見到的都是一匹沒精打采的馬沒精打采的狀態，即使兩馬會面，也是麻木地側身，相安無事，與方言里“立馬懸蹄”描繪的飄逸景象相距萬里，這該是絲綢之路上民族融合最細微的體現吧？小時候奶奶教我們唱的那些歌詞，“喇嘛紅，姜黃黃，癩蛤蟆跳到電桿上……”都是融合的證據。

下午的學術發言中，學者、專家們就絲綢之路文獻、文學、藝術、旅游出版與戲劇文化等方面展開演講，馮玉雷社長就自己的創作經歷，談到在田野調查中，除了記載所搜集到的民間資料外，同時更需要記錄考察的行跡與相關活動。馮社長舉例說：“中亞的探險家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在考察結束后，要提供兩項文本，一是完全符合學術規則的學術報告，另一項則是很文學化的隨筆、散記，既有學術含量，又有可讀性，如斯文·赫定的《亞洲腹地探險八年》曾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考察的‘副產品’不容忽視。”他指出，田野考察的感悟、隨筆被忽略是資源的浪費，請求在場的學者就自己學術考察的經歷進行文學性創作。

11月1日，會務組安排我們一同前往陜西省蒲城參觀考察清代考院博物院。與我鄰座的是從事巫文化研究的方棋老師，沒接觸之前，就聽馮玉雷社長提及她。說是有次學術交流，與她尋路到花溪公園，游玩，聊天。路上，方棋介紹了《禹書》創作的情況，馮社長則介紹甘肅的作家狀態。忽然，她盯著一棵豪放伸張的大樹，神情肅然：啊！多大氣！我們要寫就寫這樣大氣的作品！關于這“一棵樹”的典故，讓我對她充滿期待。

西安離蒲城大約一個半小時路程，談話輕松。我講到各種無法解釋的預兆性的夢魘，張掖大佛寺里無法降服天子的降龍羅漢，大昭寺里兒時的夢魘、恐懼，師兄散落的佛珠，青樓女子，前世的印記，方棋老師認真傾聽，談及自己相似的經歷。我們相約一起去，住在藥香師傅德哲的家里，看他制香，采藥，講故事。

不知不覺，已到目的地，因言談投機，沒有暈車。

一下車，便被門口一棵秋風里鮮黃的樹木感染。青灰色的建筑群里，鮮黃色顯得格外醒目。

考院坐北向南，依次建成，主體建筑有門廳、考舍、倫秀堂、浴室院、官廳、廂房、內室、耳房等60多間，建筑風格嚴謹，布局合理，風格中蘊含著濃濃的民間特色。

人群分兩撥，一部分隨著講普通話的解說員從正門穿過，一部分隨講陜西話的導游從側門進入，我喜歡方言，便隨“陜西話部隊”一路向前。講解員提到，這座清代考院距今百年，著名水利專家李儀祉曾在這里參加過選拔考試。所謂“蒲案”一事就發生在此地，此事是陜西“”的前奏曲，在陜西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院內，葉老師一人先行，我喊一聲：“葉老師！”他猛回頭，便留下了這張側身回望的圖像。

參觀完畢，早早出來，游歷在民居中，一扇緊閉著的黑色的門靜默的氣質很吸引我，門扇并不破舊，但也有風雨的侵蝕，在明媚的陽光反射下，有種莫名的詩意。我與方棋老師輪番坐在門口兩旁的“市面”上，擺出各種姿勢，企圖在鏡頭里顯示自己最好看的側面。

接下來的目的地分別是楊虎城將軍紀念館與林則徐故居，都是參觀，審美疲勞的草回來，穿梭在附近的生活氣息濃郁的民居小巷里。

在一個似乎廢棄不用的院子里，看到一只身手敏捷的白貓，站在土墻上，冷冰冰地望著我。

同去參觀的人很多，都是在其領域內有著不小建樹的學者、專家，在陌生的環境里，游刃有余不是我的強項。但是，長時間的獨居與一個人在路上的經歷，能讓我在極短的時間內，在人群中搜尋出同一頻道的人。人群中有一個女孩，歲數與我相差不大，大眼短發，面目俊秀，著一身列寧綠色的沖鋒衣，話語不多，書卷氣較重，在前兩天觀看《長恨歌》時曾一起同行，從未有過對話。講座發言時神情間泛著一絲孤傲，所談及的話題都是我喜歡的。

擦身而過的瞬間聽她說：“旅行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想起在藍天碧野間飛馳的車輛，一條孤零零的不筆直的道路通向天際。很沮喪，長時間的習慣性暈車，導致我無法完全沉浸在路上，那么，暈厥一定是我在路上的主要方式。

下午，會務組安排了兩處唐代陵墓的參觀。一覺醒來，恰到好處，剛好是下車的時間點。磚砌的長長道路通向遠方的山脊，山勢并不險要突兀，但雄渾、凝重、綿延，似巨龍平和地臥于天地之間，難怪已逝帝王會選擇此地作為自己生后容身納神之地。

路很長，一路都是不同姿態的石刻駿馬，靜靜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看著過往的人事和世間百態。

篇3

關鍵詞:多元文化教育 少數民族文化 傳承

一、文化的概念和多元文化教育

(一)文化概念

英國人類學家泰勒在其名著《原始文化》一文中對文化作了定義,他指出“文化是一個社會的成員所獲得的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習俗及其他能力的綜合體”。人們對文化的定義不盡相同,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即認為文化是為社會成員共同擁有的生活方式和為滿足這些方式而共同創造的事物,以及基于這些方式而形成的心理和行為。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所謂民族文化就是一個民族在它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以及基于物質、精神財富之上的民族共同的心理。任何一種文化的創造和傳承都要以特定的群體作為載體,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一種文化的產生都來源于民族文化。

(二)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和基本觀點

隨著對多元文化研究的逐漸深入,對多元文化教育中的問題受到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的普遍關注。世界上不同的國家、地區有其各不相同的文化傳統。就一個國家內部而言,由于往往種族、膚色、民族、性別傾向的不同而存在著不同的文化觀念。在這種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是研究者關注的問題。

1. 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

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 ,一般是指在多民族國家中,為保障持有多種多樣民族文化背景者特別是少數民族和移民子女,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并使他們獨有的民族文化及其特點受到應有的尊重而實施的教育。多元文化教育起源于20 世紀60 年代的美國社會, 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多民族國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其代表者為美國的班克斯(James A. Banks) ,他認為多元文化教育的根本目標是:“使屬于不同文化,人種,宗教,社會階層的集團,學會保持和平與協調互相之間的關系從而達到共生。”

2. 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觀點

在教育當中不同的文化, 尤其是弱勢群體的文化傳統、非主流文化應該得到尊重和支持, 弱勢群體子女應該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和發展的機會。多元文化教育理論認為,多元文化教育是“教育”屬概念的一個種概念, 是一種教育活動。它包括觀念、思想等意識層面, 也包括過程、結果等行動的層面, 是一個完整的過程。多元文化教育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是文化相對論,即各種人類文化都是相對的存在, 都有其相應的價值和意義; 各種人類文化都應得到尊重、自由和平等; 各種人類文化在傳承(遺傳) 與演變(變異) 中延續和發展; 沒有一種文化完全是優秀的或低劣的, 也沒有一種文化是一成不變的。多元文化教育的宗旨是文化教育平等、自由, 重點是文化的認同、學習、尊重和發展, 目標是提升弱勢群體的學習成就。多元文化教育是對一元文化教育的改革和創新, 是后現代文化教育發展的一種象征, 代表人類文化教育和諧發展的趨勢。

二、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在學校的傳承

我國是一個由56個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大家庭, 每個民族都在其具體的自然環境和漫長的歷史進程中, 通過無數人的實踐和摸索, 積累起了各自獨特的文化。各少數民族都有其優秀文化, 如語言、文字、服飾、風俗習慣、宗教、建筑藝術、音樂、舞蹈、體育、節日慶典、生活方式等等。如果沒有文化的積淀和傳承, 一個民族就會止步不前。

(一)少數民族文化傳承的意義

1. 少數民族文化傳承有利于保持中國文化的多樣性

中國是一個多元一體格局下的多民族國家,各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這些文化特征共同組成了中國文化。民族文化是和一個民族特有的生存、生活方式相適應的,各個民族的文化具有差異性。正是這些差異性構成了中國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因此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對于中國文化的多樣性的保持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2. 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有利于少數民族文化的發展

文化傳承就是文化的縱向傳播, 表現為同一文化內知識、觀念、價值、規范等的傳承。它是文化從一個區域到另一區域的擴散, 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的延續,是文化在空間上的流動, 在時間上的延續。在文化傳承的過程中,一方面把本民族自身的知識體系、思想理論等傳遞給后代;另一方面, 接受這種文化的人, 在原有文化的基礎上又通過自己的實踐, 不斷補充、發展、豐富原有的經驗、知識、思想、理論、方法, 進行新文化的積累和創造。人類文化就是在不斷傳承中使舊文化得以保存, 新文化得以增加, 文化在傳承、傳播的運動中發展, 并變得越來越豐富, 越來越多樣。在文化傳承的過程中,不斷完善了人的社會化進程。

(二)我國少數民族文化傳承的現狀――流失和失真

1. 缺乏對本民族文化的了解

在當前的學校教育中,不僅漢族的老師和學生缺乏對少數民族文化的了解,少數民族地區的老師和學生也很難接觸到自己民族的文化。由于我國學校教育主要用普通話教學,少數民族教師和學生很多不會講本民族語言, 更不會用他們的文字, 有些少數民族已經沒有他們自己的文字了。有些學校即使實行雙語教學,民族語言也只是作為學習漢語或英語的工具, 起輔助的作用。對于少數民族的“漢化”現象嚴重。民族地區的學校建筑、教學和管理也和漢族趨同, 沒有自己民族的風格和特色。在學校的各種活動中,一些優秀的民族傳統節目已經沒有蹤影。

2. 少數民族文化價值觀念淡化

價值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和精神風貌。如今學校教育的內容主要是以主流文化為主體的, 很少涉及少數民族的文化。孩子從小就開始接受以漢族文化為主體的現代教育, 慢慢被主體文化熏陶, 對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漸漸淡忘, 甚至自覺不自覺地對本民族文化產生逆反心理, 不愿意接受自己民族的文化。更有甚者, 有些學生還不愿意說出自己的民族身份, 認為少數民族的身份就意味著貧窮、愚昧和落后。

3. 少數民族文化教育形式化

各少數民族都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雖然各級教育部門要求民族地區加強民族文化傳承的教育, 各民族地區學校有責任、有義務傳承少數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 但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 少數民族文化教育基本流于形式。

(三)少數民族文化傳承流失和失真的原因

1. 民族教育經費嚴重短缺

我國少數民族分布的地域十分廣闊, 約占全國總面積的63.8%。但由于歷史的原因, 他們絕大部分居住在我國西部和北部的邊疆地區, 西北、西南及東北地區是我國少數民族分布最集中的地區, 而這部分地區是我國經濟相對欠發達地區。民族地區學校教育的基本條件、基礎設施等相對較落后, 師資力量也較薄弱。學校要在競爭中求生存、謀發展, 必須要培養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人才和勞動者。學校教育于是有選擇地給學生傳授一些能適應主流文化的知識和技能, 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則有心無力。

2. 民族教育課程單一

課程是教育的核心, 是教育觀念、教育思想、教育內容的集中體現。雖然教育部已明確提出, 為保障和促進課程適應不同地區、學校、學生的要求,實行國家、地方和學校三級課程管理, 倡導地方課程體系的建立, 打破以往全國統一的課程模式。但地方教育部門因為習慣遵循上行下效的行動慣例, 也很少主動在政策許可范圍內大膽嘗試。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下, 主體民族的文化成為教育的核心內容, 這種教育模式在現代社會里已成為主流。在這種教育模式的影響下, 教育內容往往宣揚的是主體民族的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對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化往往是輕描淡寫, 甚至忽略。

3. 主流文化成為人們的價值取向

長期以來, 學校教育更多的是關注和反映主流文化, 對于少數民族的文化關注較少, 對不同區域、不同民族文化的差異性也涉及較少, 因而表現出了高度的統一性。主流文化成為人們的價值取向, 學校教育的價值取向, 也成為學生的價值取向。在這種價值觀念的影響下, 許多少數民族學校、教師、學生在接受主體文化內容的熏陶過程中, 慢慢放棄了自己民族的獨特文化。這樣一來, 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就失去了最強有力的傳承主體,這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十分不利。而對于非少數民族學校的師生來說, 他們就更少有機會接觸少數民族文化, 更不可能形成對少數民族文化系統完整的認識。少數民族文化在缺少關注的情況下, 它的發展就只能在自生自滅的狀況下逐漸流失。

三、 多元文化教育對少數民族文化傳承的積極作用

中華民族是一個多元一體的構成, 56個民族是多元, 中華民族是一體。少數民族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歷史悠久、豐富多彩、彌足珍貴, 一旦消失, 就再也不可能復制。各民族之間的差異說到底就是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在我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里, 民族的多樣性和文化的多元性是緊密聯系的, 多元文化教育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交融、吐故納新。多元文化教育是以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為出發點, 為促進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有目的、有計劃地實施的一種多種文化共同教育的途徑。在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中, 各少數民族的文化應成為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內容。學校作為文化傳播的主要場所, 各少數民族的文化應成為學校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 學校教育應該是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對促進各民族文化之間的平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共同繁榮, 傳承、弘揚民族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學校實施多元文化教育, 筆者認為應該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1.將少數民族文化納入國家課程

國家應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和政策, 將少數民族文化納入到國家課程中, 同時增加學校對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資金的投入, 尤其是民族地區的學校。課程是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 要整合國家課程、地方課程和校本課程。在國家課程內容中整合有關民族文化的內容, 不能只強調主流文化的價值, 要從不同民族的視角出發, 融入不同民族文化的內容, 體現各種文化的特色。使學生能夠從不同民族的視角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將少數民族的不同觀點、不同參考標準和內容整合到課程中, 以此拓展學生對社會的性質、發展和復雜性的理解。在三級課程的實施中應盡快制定相應的考試制度和評價體系, 為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提供有力的保障。

2. 增強師生的民族文化認同感

在學校教育過程中, 要重視增強師生的民族平等、文化平等的觀念,培養師生的民族身份認同感、民族歸屬感和民族自豪感。少數民族文化在學校教育中傳承的一個重要前提是教師和學生要對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有認同感, 并在認同感的基礎上形成自豪感。民族地區學校的師生應該盡可能多地了解少數民族文化, 并自覺地保護和傳承少數民族文化。民族地區的教師應該加強對少數民族文化的了解和學習, 樹立民族平等、文化平等的觀念, 進而在實際教學中教育學生。在同一個學校里的師生既有少數民族的也有漢族的, 既有本民族的也有其他少數民族的, 各個民族之間的學生都是平等的, 沒有高低之分, 各種民族之間的文化也是平等的, 都是獨特的。學校也是一個多元一體的構成, 這樣可以增進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促進少數民族文化在學校教育中的傳承。

3. 開展豐富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動

把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內容融入到各層次學校的教育內容中, 使少數民族文化在國民教育體系中實現傳播和傳承, 真正實現多元文化教育。民族地區的學校也可以開展一些豐富多彩、獨具民族特色的活動, 如跳蘆笙、搶花炮、斗牛、龍舟競賽、銅鼓舞等。這些活動是一個民族存在的一種形式, 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文化上的表現, 是一個民族形象的再現, 也是學校教育傳承少數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1] 馬春花.從多元文化教育的視角看我國少數民族教育問題[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4(9)

[2] 馬春花.從多元文化教育的視角看我國少數民族教育問題[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4(9)

[3] 胡春梅.論多元文化教育與民族教育之異同[J].前沿,2004(9)

[4] 鐘麗芳.論少數民族文化在學校教育中的傳承[J].中國民族教育,2007(5)

[5] 涂元玲.論多元文化與教育改革[J].集美大學學報,2005(4)

篇4

關鍵詞 西部少數民族地區 大學英語教學 英語表達力

中圖分類號：H319.9 文獻標識碼：A

0 引言

在以西方文化為背景的英語學習中，當代大學生一方面對中國文化了解不夠全面，另一方面，即使有所了解也難以用英語正確表達，這對中國文化的傳播構成了一大障礙。尤其是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大學生們，由于地處邊疆，學生們與歐美國家人員的接觸機會較少，從而很少有用英語介紹中國文化的機會。另一方面，從教學內容設置來看，在進行大學英語教學時，我們重視英語國家文化導入的同時，卻普遍忽視了對母語文化的培養，英語國家的文化教育幾乎被看作是外語文化教育的全部內容。

早在1996年的全國外語教學會上，李嵐清副總理曾說：“我們的學生學了十幾年英語，但連What do you usually have for breakfast？ 都回答不出來。這是因為他們不懂如何用英語表達‘稀飯’、‘饅頭’、‘豆漿’、‘油條’”。十幾年過去了，現在的學生能用英語正確表達這些帶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內容了嗎？

1 調查研究

本研究通過測試和問卷的方法，調查學生用英語表達帶有中國特色文化內容的能力的現狀以及對在英語教學中導入中國文化的態度。

1.1 被試

237名被試來自云南大學2010級人文、公管、法學、軟件、化工、生科、物科等學院各專業英語快班的學生。這237名被試均為本課題組成員所執教班級的學生，因此，所有被試都能按要求完成測試內容以及調查問卷。

1.2 工具

調查工具包括1份調查問卷和1份測試卷。使用調查問卷的目的是要調查大學生對文化學習所持的觀念，對于中國文化教學的態度以及對中國文化英語表達方式的學習需求。共設10個題，采用Likert五級量表。

使用測試卷的目的是要檢測學生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的能力。測試卷由20個代表中國文化的詞語組成，這些詞語涉及到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宗教、政治制度、地理環境、文學名著、名勝古跡、工藝美術、民俗、節日、食品等。

1.3 數據收集與分析

為保證調查問卷及測試的有效性， 本次問卷及測試均在課堂內集中完成，要求學生獨立完成，答卷過程中不可查字典或其他參考書，調查問卷完成時間為20分鐘，完成測試卷時間為30分鐘，共計50分鐘。本調查研究工作在2012年5月16日進行，隨后進行評卷和問卷數據整理、錄入工作，并開始著手分析這些數據。

2 結果與討論

2.1 調查問卷結果及分析

本調查問卷調查了我校大學英語教學中中國文化導入的現狀以及學生們對于英語教學中有關中國文化教學的態度。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我們可以發現，85%以上的學生認為英語教師已經在大學英語教學中導入中國文化，同時開始注重培養學生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的能力。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很大一部分學生在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時仍然有很大困難，從調查中我們不難發現，造成此狀況的主要原因在于，英語課堂上討論的話題主要是以西方文化為主，同學們缺少語境，因而很難提高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的能力。

對于在大學英語教學中該不該導入中國文化，同學們持的是肯定的態度，高達95%的學生認為培養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的能力能提升我們的本民族意識。81%的學生認為教材中如果增加更多用英語介紹中國文化的內容會提高他們學習英語的興趣。

2.2 測試結果與分析

該測試卷測試的是20個有關中國文化詞匯的漢譯英，這些詞大部分都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而且還包括了李嵐清副總理提到過的稀飯、饅頭、豆漿、油條。測試結果出乎意料，十幾年過去了，同學們的中國文化英語表達力仍未見長，如表2所示：

在有關中國文化內容的詞語翻譯測試部分，翻譯表達正確率排在前三位的詞語分別是農民工，端午節和元宵節，正確率分別為41.8%，39.2%和37.6%。由于同學們在上一學期準備大學英語四級考試，而農民工是目前比較關注的社會現象，這樣的字眼常出現在大學英語四級作文里，所以正確率較高。當今社會對中國傳統節日較為關注，在課堂上，教師在介紹西方傳統節日時也會介紹中國的傳統節日，因此，同學們用英語表達中國傳統節日的準確率也相對高一些，但仍有將近60%的學生無法正確表達，此狀況確實讓人擔憂。對于那些有關中國悠久歷史文化的詞匯如對聯、相聲等的準確率為零，尤其讓人擔憂的是，我們的學生竟然連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食物豆漿、油條都不會用英語說。

3 結論

通過該項調查研究，我們發現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綜合性大學學生確實存在“中國文化失語癥”現象（從叢，2000）。我們所調查的是英語快班的學生，要是調查的是英語普通班的話，所得結果可能會更糟糕。英語學習確實離不開課堂內外英語語言材料的輸入，在英語教學中，我們一直給學生灌輸的思想就是，想要學好英語，就得要多聽英語節目，多讀英文材料，這無疑是正確的。然而，這些年來我國絕大多數的英語教材和閱讀材料多為介紹西方社會和文化，以至于在英語學習過程中忽略了對自己母語文化的介紹與傳播。

在2007年頒布的《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提出，“設計大學英語課程時也應當充分考慮對學生的文化素質培養和國際文化知識的傳授”。但在英語教學實踐中，有利于提高學生綜合文化素質的中國文化導入卻沒有在教學中得到應有的重視。沒有有效的輸入，何來有效的輸出？上述調查中被試表現出來的中國文化表達能力的欠缺，正是當前英語教學中存在的問題的反映。

作為大學英語教師，我們該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呢？從叢（2000）指出：“要真正克服我國英語教學的缺陷，就應當把中國文化的英語表達教育貫穿到各層次的英語教學之中。我國英語界和中國文化界同仁應攜手研究有關教學內容的合理配置，使學生使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的水平與基礎英語水平的提高以及對西方文化背景的了解呈同步增長之勢。”

參考文獻

[1] 從叢.“中國文化失語”：我國英語教學的缺陷[N].光明日報，2000-10-19.

[2] 姜怡.不可忽視大學英語教學中的雙向文化交流[J].江蘇外語教學研究，2005（2）.

[3] 教育部.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 劉世文.對中國文化英語表達能力的調查及其啟示[J].基礎教育外語教學研究，2003（l）：29-32.

篇5

古今中外，文學界對于文學批評的重視程度都隨著時間的發展越來越高，而且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我們漸漸的發現，對于同樣的作品，不同的國家對其的評價是不同的，也可以說文學批評受到各國文化差異的影響。每個國家都有其特定的歷史文化，而這些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會對該國家的文學評論產生一定的影響。也正是存在差異的文化評論造成了文學評論的多樣性。英美文化也是如此，存在著差異，對英美兩國的文學評論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下面是我對這一問題的簡單認識。

關鍵詞：

英美文化；文化差異；文學評論

一.文學評論的內涵

文學評論，顧名思義，評論文學。用專業的術語來講，是應用文學方面的理論知識，對特定的文學內容，比如說文學作品，文學思想等進行探討、研究等一系列文學性質的活動，以解釋文學發展的內部規律，從而幫助相關的文學家進行文學創造，推動整個文學的健康穩定發展。

二.英美文學的相關內容

英美文學是對英、美兩國民間文化藝術的總稱。同樣的是兩個現實生活的生動反應。我認為文學具有很強的表現能力和表述功能，而且英美兩國的文化比較多元化，決定了其文學風格的多元化，戲劇、小說、詩歌等類型多樣，各具特點：（1）英國文學的特點英國是一個臨海國家，不僅氣候極具海洋性，其文學也是如此，包容性十足，充滿著浪漫主義的氣息，再加上英國的經濟、歷史發展傳統，在經歷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之后，英國的文學由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等開始轉向寫實主義，這是英國文學發展的一般趨勢。（2）美國文學的特點美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移民國家，建國的時間比較短，在19世紀之前，美國文學可以說是依附于英國文學，具有英國文學的一些特征，但是在19世紀末期之后，美國文學開始脫離英國文學，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多方面、平民化、自由化等。就像美國的社會一樣充滿著自由、民主的氣息。

三.英美文學評論的內容

各國的文學評論各具特點，但是仍然是有規律可循的，需要注意三個問題，首先是文學倫理問題，這是要放在首位進行考慮的問題；其次是道德評論，這是進行文學評論的關鍵所在；最后是審美評論問題。具體到英美兩國來說，文學評論與該國發展的實際情況有著極大的關系，在女權主義、殖民主義等思想觀念的影響下，文學評論研究文學和社會的關系，開創了文學研究的新方向。

四.英美文化差異對于英美文學的影響

（1）英美兩國的語言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的影響

1.英國的語言英國文化歷史悠久，民族文化發展時間較長，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就拿英國的官方語言：英文來講，許多的文學評論家在對英國文學進行評論時，使用語言十分的謹慎，這既能說明文學評論家謹慎的態度，同時也更能說明英文的地位和重要性，可以說英文便是英國的象征，因此出于這樣的態度，英國文學評論是相對拘謹的、缺乏新時期的創新與個性；

2.美國的語言美國官方使用的語言也是英文，但是卻是美式英文，雖然說在本質上，英式英語和美式英語沒有發生什么變化，但是就是美式英語的稱謂便能很好的說明問題，美式英語是美國的創造，是美國爭取獨立的體現，眾所周知美國發展歷史比較短，而且是移民國家，文化發展多元化特征十分顯著，在獨立之后，美國在政治、歷史等方面都沒有歷史遺留問題，可以說美國的民主革命是十分成功的，相應的在文學評論方面美國的文學評論就彰顯個性和創新性。（2）文化歷史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的影響人本主義是英美兩國共同宣揚與崇拜的，但是英美兩國的人本主義又存在著具體的差別：

1.人本主義是英國發展歷史上很早便出現的，但是在文學評論領域人本主義是十分保守的，神權和禁欲主義依然處于主導地位，我認為這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不徹底的生動體現，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在文學領域的再現，莎士比亞是英國最為偉大的文學家，我認為沒有之一，莎士比亞不僅影響了英國一代人，更影響了整個世界。他的作品可以說是英國文學創作的典型代表，對其作品進行研究之后發現，人文主義在其作品中有很多的體現。

2.相比英國的人本主義，美國就十分創新、獨特。當然這和美國發展的歷史是密不可分的，美國的獨立是十分果斷的，沒有歷史遺留問題，爭取獨立自由的觀念理論深入人心，美國的人本主義十分的激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有對人本主義的創新理解。在這基礎上美國的文學評論就顯得更加激進、創新。

五、小結：

篇6

近年多見譏諷中國幾十年來的教育不如民國期間的教育之論，鄙人淺陋，對民國期間的國民教育情況知之甚少，故難以厘定是非。但從錢穆先生《文化與教育》中敘說的情況，與近幾十年來我們的教育狀況作一比較，大有“似曾相識燕歸來”之感。于此隨舉二事：一曰民國時期“中學校似專為投考大學之預備而設”，二曰民國時期“學生在各科學科上所花之精力，幾乎強半為修習英語之時間”。回首近三十多年的中學教育乃至大學教育，相承之跡甚明。

先說其一。錢穆先生在《改革中等教育議》（寫于1941年）中指出：“目前中等教育第一大病，在僅以中等教育為升入大學教育之中段預備教育。”錢先生說：“各階段之教育，本各有獨特之任務，中學校非專為投考大學之預備而設。中等學校知識學業之傳授，并不當占最高之地位。大要言之，應以鍛煉體魄、陶冶意志、培養情操、開發智能為主，而傳授知識與技能次之。今日國內有一至可悲之現象，厥為知識分子體魄與精力之不夠達標。一二十歲上下之中學畢業生已漸具書生氣，精神意識已嫌早熟。至大學畢業，年未壯立，而少年英銳之氣已消磨殆盡非老成，即頹唐。”

自結束，恢復高考以后，中學的高考升學率、重本率是極其重要的評價標準。中學教育的目標，就是讓學生升入大學教育。因此，教學內容基本與高考科目掛鉤，與高考科目一致者稱“主課”，其余為“副課”，所學專業過窄，學生的體魄鍛煉、意志陶冶、情操培養、智能開發常被忽視。升入大學者只是中學生之一部分（近十多年比例逐漸在增多），存在知識儲備不厚，學術視野不寬的弊病，而更為悲催的是，體魄不夠達標者數量不少，近視眼者更多。升學壓力過大，精神頹唐，對于沒能考上大學的學生來說，其結果更是可想而知！沒想到民國之中學教育也是如此這般，可見這還不是解放以后的發明。

再說其二。錢穆先生在《從整個國家教育之革新來談中等教育》（寫于1942年）中就英語教學的詬病予以申斥：“中學教育之中心責任，乃不啻為投考大學之英文補習學校。學生在各科學科上所花之精力，幾乎強半為修習英語之時間。然若此學生將來并無升入大學之機會，則其研習英語之功夫亦強半等于白費。……二十年來，各大學中學之晨夕孜孜披一卷二高聲朗誦者，百分之百皆誦英文，絕無一人焉讀本國文學者。……英國學校決不以教授德文為主課，德國學校決不以教授英文為主課，英德學校皆各以教授其本國文字文學為主課，何以中國學校獨必以教授英文為主課乎？”

篇7

關鍵詞：中華書局；圖書宣傳；期刊出版；民國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242（2013）05-0144-06

收稿日期：2013-03-08

基金項目：江蘇省教育廳青藍工程“中國出版轉型與發展”創新團隊階段性成果；江蘇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創新計劃（CXLX12―0066）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張志強（1966―），男，江蘇南通人，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社會學博士，博士生導師。肖超（1987―），男，湖北鐘祥人，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博士生。

引言

民國時期，伴隨著出版業的發展，一些探討出版、讀書的期刊相繼創辦起來。這一時期比較有名的出版類期刊有：1924年1月商務印書館創辦的《出版周刊》，1931年上海光華書局創辦的《讀書月刊》，1931年4月上海神州國光社創辦的《讀書雜志》，1931年8月中華書局創辦的《中華書局圖書月刊》，1932年10月浙江省流通圖書館創辦的《中國出版月刊》，1934年上海雜志公司創辦的《讀書生活》，1935年浙江省立圖書館創辦的《圖書展望》，1937年上海雜志公司創辦的《讀書月刊》等。這些出版類期刊，大多以讀書、書評為主要內容，兼及出版動態及出版知識的介紹，在宣傳圖書、指導閱讀等方面有重要作用。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等著名出版企業，以這類出版類期刊為廣告媒介，向讀者宣傳書籍，起到了很好的宣傳促銷效果。

但到目前為止，學界對中華書局的研究，已出版的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中華書局與近代文化》、《回憶中華書局》、《守正出新――中華書局》、《陸費逵與中華書局》、《教育與出版：陸費逵研究》等，主要限于對其歷史與近代文化關系的探討；已發表的學位論文和期刊論文主要集中于對中華書局教科書、辭書、古籍、企業文化以及中華書局創辦人陸費逵等的研究。對中華書局所出版的期刊研究，成果本來就少，且主要集中在《中華教育界》、《大中華》、《新中華》等期刊上；至于對民國時期中華書局出版的出版類刊物的專門研究，尚無看到。本研究希望能填補該方面的空白，并完善中華書局史的撰寫。

一、中華書局出版類期刊簡介

中華書局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創立，以編印新式中小學教科書為主要業務。中華書局有創辦雜志的傳統。民國初期，中華書局與商務印書館競爭中創辦了多種優秀雜志，其中《中華教育界》、《中華實業界》、《中華童子界》、《中華小說界》、《中華兒童畫報》、《中華學生界》、《大中華》、《中華婦女界》八種雜志，頗具影響，號稱“雜志”。在這些雜志之外，中華書局也創辦了專門推銷本版書的刊物。目前，常見的中華書局出版類刊物有兩種：一是1931年8月創刊的《中華書局圖書月刊》，二是1937年4月創刊的《出版月刊》。

《中華書局圖書月刊》1931年8月創刊，每年出10冊，目前可見的最后1期是1932年12月出版的第13期。此后是否停刊不詳。《中華書局圖書月刊》每期篇幅不大，創刊號36頁，其余每期篇幅14―20頁不等，主要欄目有“最近出版新書提要”和“最近重版書一覽表”等。

《出版月刊》1937年4月創刊，許達年主編，每期篇幅31頁。《出版月刊》欄目較多，主要欄目為：論著、讀書樂、新書介紹、書評、新書推薦、讀書指導、讀書語錄集錦、大眾講座、時事叢編、時事選錄、兒童之頁、各地通訊、讀書問答、中華書局最近出版之預約書、中華書局新書預告。其定位在于中華書局的宣傳刊物，給機關團體提供免費贈閱，對個人收費訂閱。存世的《出版月刊》，目前可見1―5期。1937年8月出版第5期后未見新一期的刊物出版。

二、中華書局出版類刊物的主要內容

《中華書局圖書月刊》和《出版月刊》這兩種刊物的主要功能是為中華書局的圖書進行宣傳，其主要內容均圍繞中華書局本版書的宣傳這一主題展開。

1.介紹中華書局情況及與出版有關的知識

作為出版機構自辦的刊物，《中華書局圖書月刊》常刊登一些介紹中華書局的情況和出版知識的文章。1931年8月創刊的《中華書局圖書月刊》，創刊號即是“中華書局二十周年紀念號”，刊登了陸費逵的《中華書局二十年之回顧》以及在《中華書局一份子談話》下陳協恭、舒新城、李廷翰、王瑾士等人所寫的自己與中華書局關系的文章。這些文章，有助于社會加深對中華書局的印象。此外，《中華書局圖書月刊》每期會邀請一些文化界名流撰寫一些與出版有關的知識。如1932年第6―7期刊登的杜定友的《出版界與圖書館》，1932年第8―9期刊登的子敦的《溯一溯中國書籍和印刷的歷史》、胡哲敷的《讀書與習慣》，1932年第10期刊登的錢歌川的《新聞雜志的王國》，1932年第12期刊登的錢歌川的《校勘漫談》，1932年第13期刊登的伯符的《美國報紙雜志界之現況》、頌棣的《著作家、出版家和讀者》、胡哲敷的《怎樣養成讀書習慣》等。這些文章，對了解國內外出版的歷史、如何讀書等，具有一定的意義。尤其是圖書館學家杜定友發表在《中華書局圖書月刊》第6―7期上的《出版界與圖書館》一文，長達12頁。全文分為導言、內容、版本、手續、結論五個部分，論述了出版界與圖書館之目的、圖書館在出版界之影響、出版界與圖書館的合作、各科分配、圖書之選擇、紙料、印刷、制本、雜志、配書、書價等方面的問題。杜定友先生從圖書館界的立場出發，闡述出版界與圖書館的關系，并說明圖書館對于出版界的幾點希望，認為圖書館與出版界有互相了解、互相合作的必要。《出版月刊》上也有《讀書樂》、《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概況》等介紹讀書、出版知識以及介紹中華書局的文章。

2.推薦中華書局出版的圖書

中華書局創辦出版類刊物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中華書局的本版圖書進行宣傳。陸費逵在《出版月刊》第1期的《發刊語》中，在分析了當時國內出版與國外差距的基礎上，指出中華書局“最近每年刊行四五百種，二三千冊，雖每日每月刊登日報廣告，但恐讀者或未幾寓目，且不便保存”，才有《出版月刊》之創辦。推薦中華書局出版的圖書，是這兩個刊物的重點內容。

《中華書局圖書月刊》有“最近出版新書提要”、“民國二十年中華書局新出圖書一覽表”等新書推薦欄目。幾乎每一期都推薦中華書局的教科書。《中華書局圖書月刊》的新書推薦種類繁多。“最近出版新書提要”欄目推薦的圖書主要有文學、教育、社會科學、教科書、史地、畫冊、英文、雜志等類。據筆者統計，《中華書局圖書月刊》1931年第1期“最近出版新書提要”欄目介紹了文學、歌舞劇、哲學、修養、教育、社會科學、史地、商業、藝術、英文、雜志等類別的圖書。這期的“最近新出圖書提要”還附帶介紹了文明書局出版的新書。1931年第3期介紹了文學、教育、法律、歷史、畫冊、英文、雜志類別的書刊。1932年第6―7期介紹了文學、教育、社會科學、化學、藝術、英文、雜志類別的書刊。1932年第8―9期介紹了教科書、哲學、教育、社會科學、史地、語文學、文學、拳術、畫冊、兒童讀物、雜志等類別的書刊。1932年第10期介紹了教科書、目錄學、社會科學、國語、文學、拳術、畫冊、兒童讀物、雜志等類別的書刊。1932年第11期介紹了教科書、社會科學、應用科學、文學、雜志等書刊。1932年第12期介紹了教科書、教育、社會科學、史地、檢字法、外國語、畫冊、雜志類別的書刊。1932年第13期介紹了中華書局出版的教科書、哲學、教育、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學、畫冊、雜志類別的書刊。

通過對《中華書局圖書月刊》“最近出版新書提要”（或“最近新出圖書提要”）欄目的分析，不難發現，這一欄目刊載的圖書類別主要有文學、哲學、修養、教育、史地、外語、教科書、社會科學等，以教科書和人文社科類圖書為主。因中華書局出版的自然科學類圖書較少，刊登的自然科學類圖書廣告也較少。僅在1932年第6―7期有化學類的圖書，1932年第13期有自然科學類的圖書。

為了方便讀者了解中華書局的新書出版情況，《中華書局圖書月刊》還開辟了“民國二十年中華書局新出圖書一覽表”和“民國二十一年中華書局新出圖書一覽表”欄目，在1931年第1期、1932年第6―7期和1932年第10期上分別介紹。“民國二十年中華書局新出圖書一覽表（上）”介紹了小學教科書、中學教科書、農業師范學校用書、民眾讀物、兒童讀物、歌舞劇、國語國音、文學、哲學、修養、教育、社會科學、史地、應用科學、拳術、掛圖、外國文等類別的圖書。“民國二十年中華書局新出圖書一覽表（下）”介紹了教科書、民眾讀物、文學、哲學、教育、社會科學、歷史、自然科學、藝術、英文等類別的圖書。“民國二十一年中華書局新出圖書一覽表（上）”介紹了教科書、目錄學、哲學、教育、社會科學、交通、史地、語文學、文學、拳術、兒童讀物、墨跡等類別的圖書。這些圖書表格僅列入了著譯者、書名、冊數、價目信息。

篇8

近代云南文化名人楚圖南對云南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有深刻、精辟的闡述。1938年，楚圖南撰文評述：云南文化“大約在漢唐以前，還是土著文化時代”，日益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文化區域”；漢唐以后，隨著滇緬交通的開辟，佛教等各種宗教傳入云南，與云南土著文化相交織；“云南到了明時才真正的開化，或者說是真正的華化”；到了清朝，云南文化未發生明顯的變遷；“革命以后，海禁大開，云南也有滇越鐵路，帝國主義的勢力也侵入到云南來了。但文化的實質，仍是和以前的一樣，半封建的農業社會，中國的傳統的一切，仍然有著絕對的支配的力量”，“云南的社會和文化雖然從明時以來，已經華族化，但卻沒有現代化”；的爆發開啟了“云南文化史上的一個新時代”，“云南成為后方的軍事準備的重鎮，和文化思想的保育和培養的搖籃”。楚圖南清晰地勾勒了云南文化的演進脈絡，描述了云南邊地文化的特殊內質，又強調抗戰的發生提升了云南的文化地位。

對于云南頗為隔膜的人往往將西南邊地視為蠻夷之邦，例如，從昆明走出的現代作家陸晶清在北京讀書期間，“許多外省的同學，博學的教授”常常以獵奇的心態對她發問，使她“深恨不幸生長在云南”。楚圖南對云南的地緣意義作出了與眾不同的價值評估，他看到了云南的邊緣優勢：“云南因為地位偏僻，交通不便，所以很可能利用了地理的特殊性，在人所不注意的環境里面，從容準備，一旦國勢顛危，中原多難，振臂一呼，異軍突起，也就重新奠定了危局，使當前的國運，又轉危為安。”他還理直氣壯地反問：“在文化上一向被視為比較落后的云南有誰知道，它在中國現代史上，所占領（據）的重要地位呢？有誰知道它在中國政治史上的最偉大最光榮的貢獻呢？”。據楚圖南的理解，地理位置的邊緣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云南的封閉性，卻在另一方面孕育了云南在中國現代史上的獨特優勢。與此契合的是，1938年茅盾在昆明講演時，高調宣稱“云南有深山大澤，有生龍活虎”，茅盾的這個判斷或許并非禮節意義上的溢美之詞。

作為云南省會，昆明獲得了明顯的邊緣價值與抗戰機緣。民國文人當中，以為邊疆城市昆明蕭條、落后者為數甚多，然而，也有一些見聞稍廣的文人確信“在所有的都市中，恐再找不出第二個像昆明這樣市內多山的都市，這真是山國的產物……在都市內住著，有山有水”，因而贊譽昆明是“山國中的天國”、“城市山林”。也有文人欣賞邊城昆明的綺麗多姿：“昆明，這天然的一個華美的都市，就像是象征著南國的溫馨。”還有文人澄清事實，化解外人對邊城昆明的誤會和偏見：“昆明在以前是被人看作邊遠蠻荒，瘴氣苦人的所在，又因為交通的不便，所以國人很少有機會去觀光……要知道昆明的好處，不僅是四季長春，氣候溫和，而且到處都是山光水色。”于此可見，昆明的邊城文化特質在民國文人那里已經得以確認。

抗戰之后的昆明更顯光彩奪目，那時的文人自豪地宣稱“昆明，這是一個戰后中國最令人神往的城市”，它就像“一個民國以后的鄉下姑娘，帶著一切舊傳統的性格走進了一個最現代的城市”，“于是乎就被雅稱為‘文化城’，成為莘莘學子們所向往的城市”。抗戰對于昆明文化地位的影響力被某些文人提升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有人斷言“抗戰沒有發動前，昆明是被稱為文化的荒漠”，正是抗戰使得“許多文化人從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漢口、廣州，遷移到這大后方的重鎮來”，由此“把這塊文化荒漠改變過來”。抗戰結束之后，又有文人惋嘆昆明再度冷落的歷史命運：“昆明的素養原本不深，借抗戰而一起的昂揚畢竟隨著抗戰的結束而歸于一仆”，“勝利后，本市重要性頓失，中央機關多東遷，逃難學校亦相繼而去，是以市容已大不如前”。在昆明發展史上，民國文人提出的“抗戰”決定論或許有待斟酌，而抗戰機緣改變了昆明在中國現代史上的空間地位和文化分量，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空間上的邊緣價值與時間上的抗戰分野，共同確定了民國昆明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坐標。1944年聞一多大聲疾呼“保衛昆明即所以保衛云南，保衛云南即所以保衛大西南，保衛大西南即所以保衛中國”，該現象無論在昆明城市史上還是在中國現代史上，都具有文化象征意義。

二、城市比較與空間接受：民國文人對昆明的閱讀與歸化

抗戰機緣使昆明迎來了大批外省文人，“許多文化人從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漢口、廣州，遷移到這大后方的重鎮來”。來自不同區域的文人對昆明的審視與品讀，伴隨著異質文化的相遇和碰撞。文人將邊城昆明與燕京古城、江南都會、荊楚名鎮、嶺南美邑作比較，折射了地域文化元素的交流和融合，反映了戰時文人的故園情結和家國之思。

文人跋山涉水進入西南邊疆，將滇境最繁華的昆明與他們昔日蟄居或游賞的城市進行對比，完全合乎情理。了解昆明發展史的民國文人看到：這座邊城在抗戰之前“是座樸素古老的山城，雖有滇越鐵路交通、貿易市場，依然無甚進展，現代的建筑除卻法國人的幾間大旅舍外，簡直是鳳毛麟角，文化也無甚發達”，抗戰給昆明的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但城市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習慣了大都市物質享受的文人難以適應邊城生活，戰時物價的暴漲又導致了更大的經濟壓力，造成了部分文人撤離昆明的現象，某些文人竟然“直截了當地回港滬平津去了”。文人對于城市的選擇是生活行為上的城市比較。抗戰結束之后，昆明文化氣氛有了顯著變化，文人慨嘆昆明文壇的凋零和“新聞窒息”，“住在昆明的人都說，要看新聞還是得讀重慶尤其是上海的日報”，這樣的城市文化比較，體現了文人對昆明政治環境突變的不滿情緒。

除了少數文人認為昆明的風景“比不上江南”，覺得“昆明的翠湖自然及不得杭州西湖的體態明媚”之外，盛贊昆明勝過其他城市的文人比比皆是。有人宣稱“昆明山水的清秀，天然風景的優美，國內其他都會很少能比得上”，“昆明可比一美麗的鄉下姑娘，她的美全為天然；杭州可比一都市摩登小姐，她的美大半是在修飾上”；有人斷定“昆明正是具有杭州同樣明媚的山水，卻沒有杭州的洋化和僧道氣的一個城市”；有人認為昆明“山明水秀”、“天然美麗”，“遠非半由人工修筑的杭州西湖所能媲美”；有人覺得昆明的滇池勝過無錫的太湖和杭州的西湖：“太湖少妝飾，如樸素的村姑，西湖太妖冶，似摩登的貴婦！滇池卻像內地的女學生一般的健美！”有人肯定昆明的市容之美，聲稱“貴陽是遠趕不上它的”。老舍高度評價了昆明的自然環境和城市景觀，他說：“論天氣，論風景，論建筑，昆明比成都還更好。”

在翻譯學界，“異化”和“歸化”是兩種不同的策略，分別表現為文化上的“求異”和“趨同”思維。“歸化”是“將原文獨具特征的東西采取‘入鄉隨俗’的方法融化到目的語中的轉換方法”，其依據在于“譯文讀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觀念來理解譯文的內容”。對于戰亂中被迫輾轉于邊疆的民國文人而言，在空間感知方面更傾向于“歸化”情結。

遷居昆明的文人當中，“在北平住慣了的人，到了昆明，說它像北平。在杭州住久了的人，又說它像杭州。如果再到昆明的新住宅區走走，又覺得它像天津，像南京”。有人評價昆明的正義路極像“上海的南京路，及漢口的江漢路與中山路”；馬市口華山路一帶是“昆明的文化街”，“可以媲美上海之四馬路”。昆明“熱鬧擁擠的馬路，翠湖里的月夜，大觀樓的滿園春色”，在某些文人看來“與撤退前的武漢有點相似”，而昆明“亂彈茶鋪”的娛樂情形又“略同南京夫子廟清唱”。很多來自故都的文人認為昆明酷似北平：在老舍眼中，“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墻壁的堅厚，椽柱的雕飾，都似‘京派’”；黃裳覺得昆明“頗有北平的風沙之意”；朱自清由昆明的白鷺想起“北平太廟里的‘灰鶴’”；吳宓認為昆明“圓通公園、翠湖”等景致“甚似北平”，“惟有昆明可謂故都北京”；陳寅恪借吟詠翠湖抒發“想京華”的幽情；冰心也肯定“昆明市像北平”，昆明的太陽令她“感覺到故都的溫暖”，“昆明生活”在她心目中是“很自由，很溫煦，‘京派的’”；黃卓秋指出昆明的建筑與景象“頗有北平風味”，因而“有第二故都之雅號”；綠蒂發現昆明與北平在“民風淳厚”與“古樸的市容”這兩方面最為相似……在邊城昆明與故都北平之間發掘諸多的空間聯系和文化共性，表明由中心到邊緣的民國文人恢復國家疆土、重構文化譜系的深層意識。并非所有的文人都在邊城與國都之間尋找精神脈絡，杭州人陳蝶仙發覺昆明與其故鄉的風物之絕似。李長之關于昆明風景的點評最為精到：“它正是兼南北之長的。因此，任何游人，都在這里發現和家鄉相似的部分。”“想”北平者與“思”故鄉者具有文化心理的共通感———身居邊疆城市而“歸化”于遠方的精神家園。

外省人的故園“歸化”心態卻有可能引起云南本土文人的不適與反感。楚圖南諷刺了逃難至云南“喘息”的墮落文人，他們嘲笑邊疆文化與生活之落后，卻又將享樂之風與腐敗習氣帶到云南：“據說現在的云南有些像北平了，又說有些像南京了，又說有些像蘇州，只是缺少了‘吳儂軟語’。”民國文人在審視和描述昆明的精神“歸化”意識中包含著多重心理因素，而這種“歸化”也許會在云南本土內外的文人當中引發理解及評價上的分歧。

三、風景意義與社會倫理：民國文人對昆明風土人情的評價

昆明絕美的風景給文人留下至深記憶，何兆武當年“一來到昆明就感覺天氣美好極了”，劉緒貽回顧說“昆明市四季如春”、“風物宜人”。相同的地理景觀展現在所有在場的觀眾面前，惟有心智靈敏者方能神會大自然的暗示，正如1943年的吳宓仰觀昆明天空所產生的強烈震撼：“雨后天晴，觀天山云之變動，形色萬態，美麗難名。……宓既觀其靜，又觀其動，心會神馳，極欣悅！”吳宓能夠“于此畫中，偶窺宇宙之美”。擁有吳宓那樣的心靈感悟力的審美者并不多見，昆明風景對一般觀賞者而言，自然呈現出不同的美學意義來。

將昆明風景的美學價值與城市社會的道德缺陷作出尖銳對比者，莫過于沈從文。他犀利地指出：外省人來到云南不久，便不能單純地欣賞云南的云彩之美，而天空中的美麗云朵其實能夠給予世人“一種無言之教”，各類庸俗市民忙于謀求實際利益，“云南的云即或再美麗一點，對于那個真正的多數人，還似乎毫無意義可言的”。沈從文經常在信件中“詳細介紹昆明和呈貢特有的景物”，卻屢屢抨擊后方城市的不良風氣，他宣稱：“到云南后便接近一個新的現實社會。這社會特點之一，即耳目所及，無不為戰爭所造成的法幣空氣所滲透。地方本來的厚重樸質，雖還保留在多數有教養的家庭中，隨物質活動來的時髦，卻裝點到社會表面。”沈從文的批評并非針對云南本地人民，而是斥責了那些戰時逃難至昆明、追求城市享樂的外省人。在《懷昆明》中，沈從文表達了他對云南人的崇敬：“云南人性情坦白直爽”，“重友情，好學問”，“謙虛從善以圖適應時代”。他真切希望昆明這座秀美的城市能夠迎來真正的精英豪杰，當來到昆明時，沈從文認為“昆明的陽光和空氣那么好”，可以“讓先生在明朗陽光和清新空氣中，得到一個短時期的休養”。以沈從文為代表的民國文人對于邊城空間的和諧之美充滿著強烈的文化期待。

在抗戰激流中，外省人蜂擁而至，給邊城社會增添了駁雜性。在文人眼里，昆明既是一個“美麗的城市”、“有錢的城市”，也是一個“復雜的都市”，除了本地人之外，還聚集了“廣東人，福建人，四川人，北方人”，夾雜著“海外的華僑”、“越南人和法國人”、“奸商和官僚”、“謠言的散發者”以及“青年學生和大學教授”等人群。對于紛紛攘攘的昆明社會，文人的道德評價是紊亂的：一方面盛贊“昆明人熱情好客，可以說頗有古人的遺風”，稱昆明人既“篤厚”又“有一種潛藏的深厚的進取的心在準備著”，褒揚昆明人“非常進取，充滿了朝氣”；另一方面又將昆明視為“后方冒險家的樂園”，認為昆明由中國的“堪察加”變成了“暴發戶”的樂園，城里充斥著“漆黑的夜游者”、“初解風情的閨秀”、“粗暴的商人和汽車夫”、“鄉下來的姑娘”、“大學生”和“”。文人對于戰時昆明社會的倫理批評暴露了邊疆城市在外力急遽推動下的文化突變及步伐繚亂。多元化的城市主體在特殊語境中的偶然相聚，生成戲劇化的城市文化場景，有的文人嘲笑“紅唇燙發高跟的女郎”與“半開化的倮族土人”在街頭并行的現象構成了戰時的昆明文化“奇觀”，撇開了邊城的發展實際和歷史遭遇的道德判斷，其實包含著非公正的文化心理。

若從精神維度觀照昆明的風土人情，文人對于邊城另有評價。艾蕪看到群峰圍繞的昆明“仿佛發著寂寞的微笑”，暫住昆明的老舍“老覺得靜秀可喜”，林徽因欣賞“昆明永遠那樣美”的同時又感到“寂靜”和“冷清”，鳳子寄居昆明期間“日子過得平靜然而寂寞”，黃裳在春城“覺得異常的空虛與平靜”，李長之對昆明過于恬靜、悠閑的生活環境似乎有些憂慮：“天氣誠然不錯，但是偏于太溫和的了，總覺得昏昏的，懶洋洋的，清爽的時候不過早上和夜里……是不是在這里住下去，將要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了。”施蟄存描述昆明附近的山城居民“永遠是很遲緩，永遠是很閑懶，永遠沒有時間的觀念”，他告誡外省人說，“這種和平與淳樸的好處，到底只堪從想象中去追求的，比如你身處一個喧囂的都會里，偶爾憧憬一下這樣的山城生活，那是對于你很有補益的，若果你真的來到這里住下去，像我一樣，我想你若不能逃走，一定會自殺的”，然而他又“對于這寂寞的山城抱著希望”。馮至從昆明市區遷居楊家山的林場茅屋伊始，覺得“自然界的一切都顯露出來，無時無刻不在跟人對話，那真是風聲雨聲，聲聲入耳，云形樹態，無不啟人深思”，后來卻被抗戰的吶喊聲從田園環境中喚醒，他逐漸和林場茅屋“疏遠”，城市對他“有了更多的吸引力”。從靜穆安寧的山林到喧囂緊張的都市，馮至審美趣味的變化在抗戰時代的文人當中是典型現象。不少云南本土文人也希冀克服沉寂閉塞的山國心理，倡導剛健狂野的邊疆人文個性。楚圖南宣揚“伸出拳頭，向黑暗的統治猛烈的進攻”的“云南精神”，彭桂萼認為“高山深谷的邊疆，有他磅礴粗壯的氣魄；荒莽原始的人群，有他生動雄奇的力量”，期待吹響“奮亢的軍笳與悲壯的號角”。激蕩的社會思潮影響了全國文人，以及他們對于邊疆風土人情的精神體驗與美學評價。

四、結語

邊城的地緣屬性十分不利于昆明形象的歷史傳播，這種情形直到民國時期、抗戰以前仍未得以根本改觀。1938年，李長之試圖糾正人們對于昆明形象的種種“誤讀”：“一般人沒到過昆明的，總以為還是‘五月渡瀘’時的光景，以為還是蠻荒之地。實則大大不然。但照外國人的游記上說卻又以為此地是象牙古玩等等珍奇東西的出產地，說來便頗神秘了，這依然是言過其實。簡單明了地說，這地方有一點近代化，大體上乃是和內地的幾個省會并沒有太大的分別而已。”抗戰興起之后，昆明地位的驟然提升帶有很強的歷史偶然性，外來文化元素的強行注入既推動了昆明社會的現代轉型、促進了邊城文化的繁榮進步，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邊城文化發展的內質失衡與多元混雜。

漂流至邊疆的民國文人大多以“歸化”故園的目光打量邊城昆明，在中華文化的版圖上進一步溝通了邊城與內地的聯系，卻也或多或少地暴露了中國文人據“中心”測“邊緣”的傳統文化心理。在戰爭情感作用下，文人更傾向于激越震撼型的審美體驗，這在抗敵救國的時代具有歷史合理性，但始終以此種審美心態檢閱邊城的風土人情，似乎不夠開闊與深刻。

篇9

“騰訊思享會?海上文化談”第3期邀請了對中國近代思想和上海文化有深邃研究的許紀霖教授、周武研究員和瞿駿副教授與聽眾一起討論：世界都會的上海文化，為何如今黯然了許多，又該如何再現輝煌？

許紀霖說，昔日的上海是何其輝煌，與北京形成了雙城。但是今天的上海還是啟蒙的重鎮、文化的半壁江山嗎？民國時期的上海，是的中心，是中國無可爭議的文學中心、電影中心、報業中心、出版中心，但是，今天的上海不要說中心，連半壁江山都岌岌可危。當年上海的輝煌不是靠上海人，而是全國各地來的文化精英，但今天的上海已經吸引不到他們，都去了北京。北京有發達的文化市場，有完整的文化產業鏈，有太多的發展空間，北京有幾十萬、上百萬的“北漂”，但今天的上海已經沒有“滬漂”了，上海在文化上只認高大上，看不起潘浚不歡迎潘浚而我們知道，最具文化原創力的，恰恰是那些一開始被人不在乎的潘亢筒莞精英。90年代開始上海在經濟上二度崛起，人們對這座城市的文化復興寄予了熱烈的期望，但現在上海這個老二的地位與北京的老大地位差距還是很大，與其他二線城市的文化差距卻在縮小。

周武說，在過去的數十年中，上海曾經創造過許多具有全國影響力的文化亮點和文化品牌，譬如上海譯制片廠推出的眾多譯制片，上海辭海編纂處推出的《辭海》，《文匯報》推出的《文匯月刊》，以及上海作協主辦的《收獲》，等等。這些文化品牌中，有的至今不但存在，而且仍具有相當的號召力和影響力。我一直認為，文化的再中心化，文化的再現輝煌，不是喊出來的，是要做出來的。在目前這樣一種情境底下，上海要在文化上面要有所作為，在全國乃至在整個東亞世界當中建立自己的發言權和影響力，要著力提升五種能力，或者說要進行五種能力的建設。

一是文化的生產能力。開埠以后，上海率先引進石印、鉛印技術，并以此為基礎，創新發展出與歐美先進國家同步的龐大文化工業。正是憑借龐大的文化工業，上海擁有了領先整個亞洲的文化生產能力。二是文化組織能力。自晚清以來，上海的文化組織、文化團體、文化機構之多，類型與層次之多樣，是中國其他任何城市所無法比肩的。跨國的，全國的，本地的，應有盡有。就出版而言，民國五大書局，也就是當時全國最大的五家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局），都在上海。全國最大的民間科學社團和民間學藝社團，中國科學社和中華學藝社，也在上海。還有圣約翰大學、滬江大學、東吳大學法學院等教會大學，以及一大批跨國的文化組織。這些文化組織、社團、機構的匯聚、活躍與發展，不但為文化人才的落戶提供了空間，而且為上海文化的持續繁盛提供了不竭的動力和活力。三是文化表達能力。文化歸根到底是一種表達。表達的形式多種多樣，話劇、電影、繪畫是一種表達，詩詞、小說、戲曲是一種表達，科學與人文是一種表達，建筑也是一種表達，鄔達克建筑之所以能夠在上海大獲成功，就因為他獨創的建筑語言，契合了“這個城市的命運”，鄔達克的傳記作者盧卡?彭切里尼認為，鄔達克為上海的西方業主和中國業主設計作品的方向截然不同，而后者正是他成功的原因所在。“中國業主是手握權力的社會文化精英，需要用建筑表達自己的成功以及他們領導國家走向現代化和民族主義的雄心壯志。在這樣的預設下，鄔達克被要求尋找一種既能表達現代化又具有識別性的建筑語言，以區別于當時上海灘那些體現外國勢力的強大與傲慢的建筑。”近代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是與它的表達能力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幾乎每一種形式的表達都留下了經典。四是文化融匯能力。中國文化史上有兩個“群星閃耀”的時代，一個是先秦，一個就是民國時期。民國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中西融匯。那個時候輩出的大師沒有一個不是中西融匯的結果，沒有一個不是“舊學邃密”“新知深沉”的。有學者指出，當今中國學術最嚴重的不足，正是中西學術之間不能彼此融會貫通的分裂。其實不僅學術如此，其他文化形式也莫不如此。我們現在又處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這個時代必將也是文化融匯的時代。五是文化吸附與輸出能力。文化吸附能力就是你有沒有能力把全國乃至世界的文化資源吸引過來，特別是把最優秀的一些文化資源爭取過來，讓它在地化，讓它能夠在這個地方生根、發展，進行新的創作。文化輸出能力不全是指在全國乃至全球文化貿易總量中所占的份額，還包括文化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能夠主導天下雅俗的一種能力，就像明清時期的蘇州那樣，“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如果細分的話，文化輸出至少應包含三個層面：一是文化產品的輸出，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文化貿易，是可以計量的；二是制度的輸出；三是價值的輸出。你看倫敦也好、紐約也好、巴黎也好，為什么能夠成為全球性的文化之都、文化的創意之都，而且屹立不墜，原因在于它們都具有非常強大的文化吸附能力和文化輸出能力。清末民國時期的上海也是這樣。上述五種能力，歸根到底，是吸引人才的能力。什么時候上海成為人才薈萃之地，成為全國乃至全球人才的衷心向往之地，就是上海文化再現輝煌之時。

篇10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浙江大學回遷杭州。竺可楨校長再次邀請陸維釗來校任教。竺可楨是陸維釗在南京時的老師，鑒于此，陸便辭去了圣約翰大學的教職，于1945年秋到浙大龍泉分校任副教授，擔任文學院古典文學的教學工作。1947年，浙大本校和分校相繼從遵義和龍泉遷回杭州。9月，陸維釗與陸子湘、楊其泳奉命協助校方接收羅苑校舍。羅苑地處平湖秋月西側，又名哈同花園，曾是猶太富商哈同的私人別墅，抗戰勝利后被國家接收。羅苑風景秀麗，環境幽靜，人稱“湖上火迷宮”，是讀書人居住的好地方。和陸維釗同期，第一批遷入羅苑的還有浙大老師徐震瘛⒍聿茂、錢秀之等。他們常赴岳墳、西泠橋一帶酒店小酌，但陸不喜飲，常作陪賦詩吟誦，其樂融融。

1959年潘天壽任美院院長以后，他一直認為培養學生應重視文化修養，詩、書、畫、印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中國畫系的學生，大都不懂古典詩詞，不會題跋，也寫不好毛筆字，常常請求別人題字、落款，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必須改變，可是要有一名既懂書畫藝術又有古典文學造詣的人才到何處去找呢？四處一打聽才知陸維釗先生于杭州大學中文系教古典文學，他急如星火地要求將陸先生調來美院，兩人果然一見如故,大有相見恨晚之感。自此以后，潘天壽常常到韶華巷那破舊的美院宿舍拜訪陸師，二人趣味相投，談藝術，談創辦書法篆刻專業，談招收書法研究生，談遠景規劃，談人生……真有說不完的話。陸師更是有知遇的感覺，他們越談越投機。陸師從不談住家的簡陋、生活待遇的菲薄和私人的事情。在美院每天起早落晚，有做不完的工作,雖然很艱苦，但生活得卻非常充實、開心。

陸維釗是個多才多藝的人，書法造詣尤深，早年即臨摹歷代名跡，甲骨文、金文、篆隸、行草等書法功力深厚。晚年自辟蹊徑，創造出非篆非隸、亦篆亦隸的書體，在書壇獨樹一幟，蔚為大家，蜚聲海內外。其繪畫取“南派”之法，融書法于畫，擅作潑墨山水，格高意遠，配上詩詞題款，以三絕著稱畫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