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價上漲調查報告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物價上漲調查報告，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超市物價上漲的超市調查報告】

從20xx年8月份以來，關系民生的肉類、糧油和煤氣價格不斷飆升，給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帶來很大的不便。于是，我們做了一個關于物價上漲的超市調查報告的范文，傾聽一下老百姓的心聲。

以下是2月1日至5日我們在花都各大市場、超市隨機對200名不同階層的市民所做的調查，以及對豬肉、花生油、煤氣三種具有代表性的商品上漲的情況的超市調查報告的范文統計。

一、超市調查報告的范文之主要物品價格上漲調查表

價 格物 品 20xx年-20xx年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豬肉/kg 17.8 19.6 23.2 27.6 29.2

花生油/L 15.6 17.8 19.6 21.2 23.2

煤氣/m3 13 13 15 18 18

二、超市調查報告的范文之月工資增加調查表

月 工 資 增 加(元) 0 0-100 100 ~ 400 400

調 查 人 數 141 29 26 4

占總人數的比例 70.5% 14.5% 13% 2%

三、超市調查報告的范文之物價上漲對居民生活的影響程度調查表

影 響 程 度 無影響 有一定影響 很大影響

調 查 人 數 60 72 68

占總人數的比例 30% 36% 34%

四、超市調查報告的范文之圖表分析：

由超市調查報告的范文之上圖觀察得知：在物價迅速上漲的今天，仍有許多市民的工資沒有增長，約占調查總人數的70.5%，并且工資上升幅度較大的人僅占總人數的2%!這是多么嚴峻的問題啊!關系民生的各種物品價格不斷飆升，而居民的工資卻得不到與物價同幅度，同比例的上升。自然而然的就對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影響，也進一步反映出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國家在物價上漲嚴重時就已經出臺各種抑制物價飆升的規定，我們的超市調查報告的范文則顯示民眾普遍認為物價上漲對他們的生活造成了一定影響，只有少部分人認為對他們的生活沒有造成影響。因此，可以體現出一些商家沒能嚴格按照國家出臺的政策辦事，同時也反映出有關部門執法力度不強。

因此，我們現在需要做的是繼續推動工資的增長，讓民眾能夠坦然面對物價的持續上漲 ，而不是為他們構筑起一個并不存在的虛擬的幻覺。超市調查報告的范文里說：國際經驗也表明，擴大居民收入份額，使居民收入增速等于甚至在一定時期內濕度快于經濟增長。因此，今后一段時期我國國民收入分配大格局應適度向城鄉居民個人收入傾斜，保持居民收入的穩步增長，應成為我國經濟轉型時期保持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基本政策取向。

【關于物價上漲的調研報告】

一、調查概況

我于20xx年2月份，對我居住地周圍的超市、百貨商店、農貿市場、個體經營者等進行了調查。通過調查研究，對當前物價上漲情況有了初步認識和了解。

二、調查的具體目標和方法

(一)、具體目標

1.物價上漲的具體體現

2.物價上漲的原因

3.物價上漲的影響及應對措施

(二)、調查方法

訪問法：我深入附近超市等人流量比較大的地方進行了訪問，內容涵蓋近幾年的物價對比、百姓眼中物價上漲的原因、物價上漲帶來的害處和對居民生活的影響等。

觀察法：我多次深入百姓之中，觀察他們購買生活用品，記錄他們的言行;我多次外出買東西，向賣方打聽關于物價上漲的情況。從日常的小事去觀察社會

中的大事，從中獲益不淺，并提高了與人交流的能力。

三、總體情況介紹

今年最流行的一句話是：物價漲了，工資沒漲。工資漲了，物價漲的更快!

目前中國通脹的表現比較特殊，因為主要是食品類漲價幅度超過10%，帶動整體cpi(即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priceindex)，是反映與居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上升至5%以上。但是美國的物價指數是不包含食品和能源的，原因是食品和能源的價格波動性太大，不足以反映社會整體通脹的真實情況。而中國除食品外的價格指數上升僅僅1.9%。也就是說，中國目前的通脹是結構性的，廣義上講是流動性過剩(即貨幣發行量過大引起)，但如果僅僅用收縮貨幣存量的政策，并不能有效控制通脹，反而會抑制經濟的發展。食品類商品價格的上漲的本質原因是原材料，能源價格的增長，如電力，化肥，運輸(汽油價格提高運輸成本)，當然也有中間商的投機行為的作用。目前，政府采用各種行政手段降低中間環節的費用，這類商品的漲價壓力已經緩解。但是，原則上講，這類商品，主要是蔬菜和農產品的價格應該適度上漲，這樣可以使農民得到較多的利益。當社會都在注意城市人口失業率的時候，有誰會注意農民的收入是否合理呢?

生活用品的漲價只能說明生產商的資金充裕，不必由于資金周轉困難而降價處理商品。例如衣服的價格，確實可以發現商場的價格提高許多，但再仔細了解可以發現，高價格的商品通常是新上市的樣式，而且沒有節假日的打折活動。筆者曾經花200元買到國內某名牌的西服，原價將近XX元，通常打折到最低也要4-5折。而我買的西服大約是3年前的樣式。在任何時代，不考慮價格僅以自己喜歡為買的標準，都是富裕到一定程度的人群的消費行為。

工資水平需要調整。提高工資，提高所得稅起征點，這些是調整社會分配格局的措施，會緩解通脹壓力。但是，如果調整過快，會形成物價與工資輪流增長的惡性循環。

人民幣匯率偏低。由于我國經濟對進口物資的依賴性很高，石油等商品價格高企對我國物價上升構成壓力，這是美國過量發行美元的結果。如果人民幣匯率提高，會使目前的通脹得到緩解。只是人民幣匯率提高的速度不可太快，否則，金融市場上的投機行為會使我國經濟受到傷害。

蔬菜元時代

蔬菜價格已經進入元時代。在近20種蔬菜中，至少1/3的蔬菜要價超過4元/斤，1元/斤以下的蔬菜幾乎絕跡.

蒜你狠是時下中國流行的一句時髦用語，這是源于大陸大蒜瘋漲超過100倍，甚至比肉、雞蛋還貴。蒜你狠的菜價，讓老百姓在掏荷包里的銀子買蔬菜時，想了又想，算了又算，最后只能感慨：什么都漲了。

泡菜，對于韓國人而言，是一日三餐都離不開的食物。但由于氣候異常，腌制泡菜的主要原料白菜的價格持續上漲，有的地方價格甚至是以往的4倍。這讓韓國很多普通家庭吃不上泡菜，被當地媒體稱為泡菜危機。

菜籃子綜合癥，中國36個大中城市重點測的食用農產品價格比前上漲0.3%，是連續第6周上漲，網民們紛紛發貼訴說物價上漲之害，城里人說物價漲了坑了城市居民，富了農村群眾;農村人說物價漲了，種啥養啥都賠本，物價上漲不只傷害了農村群眾，傷害了城市居民，物價上漲嚴重傷害的是政府的公信力，糧價漲了，糧農未曾得到多少實惠，肉價回升了，豬農也未嘗到甜頭，蒜價漲了，蒜農依舊未實現增收。這就是物價上漲下農村的真實情況。

以上是關于目前我國物價上漲的簡單解釋。

四、市場調查

去菜市場逛一圈，竟然很難看到1元/斤以下的菜。有些當季菜，比如莧菜，都是4、5元一斤。帶100元出門買菜，經常兜里空空回去。回去一算賬，連雇主都不相信錢用得這么快。一名打工的專職鐘點阿姨反映到,今年以來，每個月與雇主核對買菜的賬單時，她就愈加清楚地感覺到東西貴多了。后來她說，她服務的幾個家庭都經常吃蠶豆。可是她又說:蠶豆賣4元5斤，幾乎是菜場里最便宜的蔬菜了。

一向不當家不知柴米貴，自稱原本不太在乎錢的白領最近也體會到了食品價格上漲的壓力。她在博客里抱怨:茄子8元一斤，散養母雞20元一斤，買兩只雞花了200元。現在花錢都覺得肉疼。

一位在超市蔬菜柜臺工作的職員對今年以來的蔬菜價格變化有更為直觀的感受。她說過年后，蔬菜價格一直在上漲，她所在超市上架蔬菜的零售價比年初時平均翻了近一番。

除蔬菜外，包括水果、糧油在內的其他食品也出現不同程度的價格上漲。繼房奴出現后，最近，網絡上甚至出現了自稱吃不起蔬菜、水果的菜奴、果奴。

有人反映，雜糧漲價比之蔬菜更為兇猛：去年綠豆3元/斤，今年已經賣到11元/斤。前兩天，家門口的超市還賣斷貨了。

農產品價格上漲一輪接一輪;一個產品接一個產品;一個環節傳導到一個環節。

除了農產品漲價外，衣食住行中的衣這一項也讓消費者感覺手頭吃緊。

五、分析問題的主、客觀原因和制約、影響因素

根據大家的反映的普遍觀點來說主要有一下方面的原因:

其一:國家宏觀調控(即保持經濟總量的基本平衡，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引導國民經濟持續、迅速、健康發展，推動社會全面進步的經濟措施。所謂的宏觀調控是與市場經濟相對應的，是政府調節市場的主要手段。)，包括提高或降低銀行利率，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效果,造成大量資金流入市場，刺激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必然帶動物價上漲;

其二:貨幣發行過量，這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問題。特別是最近美國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之后，這幾天國際市場大部分商品價格在急劇上漲。

其三:也有一些臨時性的因素，比如今年的蔬菜價格上漲就是因為今年的災害天氣導致的。

其四:我國在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過程中，農村的勞動力成本也上升了。

其五:熱錢炒作的因素。

我看了一些文章不完全一樣,我個人認為這次物價為什么漲?

第一,有成本的原因,盡管大宗農副產品沒有怎么漲,但是與消費息息相關的蔬菜等漲起來了,這里面確實有農民工的工資問題,在一些地方農民工一天的工資相當高,我曾經聽說原來新疆棉花收集時找河南的農民去一天50塊,現在100塊也找不到。這是一個例子,說明有成本推動的因素。隨著如何把蛋糕切好的呼聲下,gdp(即國內生產總值(grossdomesticproduct,簡稱gdp)國內生產總值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季度或一年)，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中所生產出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常被公認為衡量國家經濟狀況的最佳指標。)做大了,收入分配怎么解決好?想盡辦法把蛋糕切好,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工資水平,在這個大背景之下,推動和引起的物價上漲會持續一段.在民工荒或者是人口紅利出現拐點的時機大背景下會維持一個階段,現在物價壓力不僅僅是這個。

第二個原因是輸入性的,在美國第二輪寬松貨幣政策之下,盡管加強了資本管制,大家很關心熱錢問題,貨幣供應多的問題,擔心超發的問題,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客觀上有些關系老百姓國計民生的商品原材料許多是進口的。比如像大豆,幾乎四分之三是進口,植物油大多數也是進口的,在第二輪寬松貨幣政策大背景下,全球貨幣多,全球商品價格包括棉花、糖、咖啡、石油都在漲價,而且大幅度漲價情況之下,我們進口的東西能不漲價很難!

第三,物價上漲環境中,市場投機炒作也相當厲害,我在一些場合說,比如網上的語言豆你玩、蒜你狠,這樣的炒作本身對物價推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 仔細分析最近物價上漲的原因是幾個方面都有。但是不管是炒作原因,成本推動也好,還是國內一些需求原因,說到最后物價問題還是貨幣問題。

六、解決問題的思路、對策和可行性

1、千方百計增加職工收入

收入是決定消費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促進消費最重要的途徑就是不斷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居民收入的增加，會有效改善居民的收入預期，增強信心，減少過度儲蓄，擴張即期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由于我區從業人員工資收入偏低，企業經濟效益不高，因此應增加在崗職工收入，以支撐居民收入的增加，政府應實行就業優先和社會保障優先的政策，以提高城鎮居民的生活水平。

2、加大對低收入戶的扶貧力度

政府和有關部門應多關心弱勢群體，一方面要提高社會保障程度，增加對困難群體的就業支持和轉移支付，發放低保補助費是一個方面，同時應注意解決低收入戶家庭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另一方面應制定相應政策，著力解決由于不合法不合理收入存在而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社會問題，重點擴大中低收入者的比重，加大對低收入戶的扶貧力度，使之盡快脫貧。

3、改善消費環境，拓寬消費領域，更新消費觀念

政府的經濟管理部門應從研究生產和供給，轉向研究消費和需求，從實際情況出發，著力從體制和政策上調整消費結構，啟動不同層次的消費需求。有關部門應加大力度依法嚴厲打擊假冒偽劣行為，嚴厲制裁商業欺詐，提倡、鼓勵誠信促銷，規范市場秩序，消除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后顧之憂，維護消費者的利益。

生產經營單位應促進產業的多元化，加快發展服務業，拓寬服務領域，大力提高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大力開展信息服務、金融理財服務、租賃服務、社區服務、家庭個人醫療服務等。目前，我區服務貿易還處于起步階段，市場空白點還很多，潛力巨大，商機無限。

4.穩定價格

穩定價格總水平的24字原則是：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綜合施策、重點治理，保障民生、穩定預期。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就是要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把市場價格穩住;同時，考慮到影響物價上漲的因素中有些因素如成本推動因素等可能會長期起作用，所以要把采取短期應急措施與建立長效機制結合起來。綜合施策、重點治理，就是要打好組合拳：針對供給面的因素，大力發展農業生產，保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合理利益，保障主要農產品和重要農用生產資料的供給，完善儲備制度，合理降低運輸等流通成本;針對需求面的因素，有效管理流動性，控制物價上漲最基礎性的貨幣條件;針對國際上的通脹輸入因素，密切跟蹤和防控境外熱錢流入，搞好重要農產品和大宗商品的進出口調節，增強國家儲備的吞吐調控能力;針對市場管理因素，把維護市場正常經營活動與打擊價格違法行為相結合，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重點打擊串通漲價、變相漲價、囤積炒作等不法行為;對于政府所管價格特別是上游資源性產品價格，要把握好調整的時機、節奏和力度。保障民生、穩定預期，就是要保障好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完善補貼制度，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失業保險標準等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同時，針對通脹預期因素，做好輿論引導工作，澄清各種不實報道，客觀分析物價變動趨勢，穩定各方面的價格預期。所有的貨物，不得高價進口，不得低價出口。物的最高價格，超過上線，禁止進口;限制出口貨物的最低價格，低于下線，禁止出口。什么昂貴出口什么，什么便宜進口什么。從一定意義上說，穩定價格預期比穩定現期價格更為重要。

七、個人結論

對于調查結果我最深刻的體會是:

物價上漲會導致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經濟混亂，失業率上升，破壞社會的穩定與安寧。物價上漲會影響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人民對政府的不滿，不利于政府工作的展開。物價上漲會造成市場上商品供求的失衡，造成商品積壓;也會影響賣主的利潤.物價上漲不利于社會的穩步健康發展。

篇2

9月9日，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8月份CPI同比上漲6.2%，PPI同比上漲7.3%。CPI相比7月，環比下降了0.2個百分點。其中，對居民日常生活影響最大的食品類價格仍然是物價上漲的主要推手，豬肉、雞蛋等輪番成為食品價格上漲的引導者。

9月15日，央行公布2011年第三季度儲戶問卷調查報告。此份來自對全國50個城市2萬戶城鎮儲戶的調查顯示，今年第三季度，居民對物價滿意指數僅為14.8%，比上季下降2個百分點，繼續維持低位。其中，72%的居民認為物價“高，難以接受”，較上季增加3.8個百分點。

在央行的調查中，城鎮居民儲蓄意愿進入最高水平，消費意愿則最低。2011年第三季度，傾向于“更多消費”的居民僅僅17.2%，有大額商品消費意愿的比例為24.3%，均為歷史最低。

雖然央行在過去近一年的時間內不斷進行貨幣總量收縮，但目前來看，對通貨膨脹的治理效果呈現是比較緩慢的，這當中雖有傳導時間上的滯后，但貨幣總量下降幅度和CPI指數的不盡一致也讓人懷疑在此之前的CPI數據有被故意壓低的嫌疑。央行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8月末，狹義貨幣（M1）、廣義貨幣（M2）余額同比增速雙雙跌落至歷史低位。

統計部門對于CPI指數的表態也開始變得謹慎，“拐點”之說不再提及。全年CPI處于相對高位看來懸念并不大，經濟陷入“滯脹”局面。同時，由于中國經濟體為了救市可能繼續采取寬松貨幣政策，中國央行只能繼續貨幣緊縮政策。國務院總理在9月14日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也表示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

但單一剛性、過分依賴數量型工具的貨幣緊縮政策也將會給中國經濟速度的放緩帶來影響，去年下半年以來多達12次的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也使得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緊缺日趨惡化，民間借貸規模龐大。

篇3

央行的這個“消費者信心指數”對于未來幾個月消費的漲跌有著指導意義。對零售企業來說，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1-2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9018億元，同比增長15.8%，比2010年12月份下降3.3%。如果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增幅顯然已有較大下滑。更嚴重的是，2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下滑到99.9，比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和2003年非典都低，甚至低于經濟危機的2008至2009年。但與此同時，CPI仍然高于市場預期，上漲4.9%。PPI就更甚，上漲7.2%，創2008年10月以來的新高。由于PPI向CPI傳導效應強烈，未來的通脹壓力仍不容樂觀。

成本的大幅上升已經讓零售企業疲于應對。30%左右的房租增長、15%左右的人工上漲，零售商除了努力降低其他成本，提升商品周轉和配送效率，還能被寄予厚望的就是消費者的熱情。但這一切也在通脹下變得充滿變數。

事實上，從1998年以來，消費者信心指數很少連續四個季度下滑。即便是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下，中國消費者信心指數的下滑也沒有持續四個季度。同期社消品零售總額的同比增速雖有下降，也在一年之內回到危機前水平。

但這一次卻很可能出現例外。

對食品價格快速上漲的擔憂，是導致消費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不過，遺憾的是，消費者仍保持著較高的通脹預期，消費信心的恢復顯然短期內頗有難度。而如果信心指數突破12個月連續下滑，就意味著消費者購買行為將走向蕭條。

這對零售業將是巨大的打擊。

伴隨著這一嚴峻形勢的，還有生產廠商的漲價對零售業的進一步“利空”。康師傅方便面半年內3次調價，寶潔、聯合利華、立白、納愛斯四大日化品牌也醞釀集體漲價，而理由無非都是“原材料價格快速上漲，導致成本上升，對利潤產生壓力”等等。

商品漲價或許能給零售商帶來銷量的短暫提升，但當價格傳導到末端消費者后，必然造成客單價和購買頻次雙重減少的后果，零售商要面臨的經營壓力可想而知。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去年下半年以來，零售商與供應商的矛盾和磨擦突然增多，所謂的“加碼進場費”等說法層出不窮——因為零售商的“利潤壓力”已比供應商更大。

篇4

（一）切實采取措施，全力應對物價上漲。

今年以來，受國際、國內供求關系變化及影響，我市豬肉等食品價格大幅上漲，市民日常早餐價格也一路走高，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高度重視。對此，我局快速反應，積極應對，充分發揮價格主管部門的職能作用，采取多項措施，在加強對豬肉等食品價格的監管、調控和保持全市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是結合實際，迅速行動，認真貫徹中央、省、市關于穩定物價的一系列部署。特別是全國、省、市“菜籃子”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以后，我局采取了6項措施認真加以貫徹落實，并于8月8日在修文縣召開了全市物價系統貫徹落實工作會，對全市下一階段應對物價高位運行態勢進行了安排部署。

二是運用價格調節基金，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生活補貼。我局向市政府建議動用459萬元價格調節基金對低收入群體進行了價格補貼。對大中專院校貧困學生的補助問題會同教育部門已經拿出了具體方案，現已報市政府。10月份，我局按照上級要求，會同有關部門，按照城市低保對象不低于20元，三無人員不低于30元，農村低保、五保對象不低于10元的補助標準，對全市城市低保、三無人員和農村低保、五保對象共15萬多人動用價調基金698萬元進行補助。

三是加大市場監測力度，做好價格監測預警工作。抽調工作人員成立監測小組，堅持價格監測日報制度，每日對全市豬肉及相關食品的價格進行監測，及時向上級部門報告。同時，加強對監測數據和信息進行分析，為市委、市政府提出切實可行的意見和建議。此外，8月份迅速擬定了《*市價格異常波動應急工作預案》，并經市政府審定通過，現已正式實施。

四是迅速開展價格監督檢查，嚴厲查處各類價格違法行為。加強對豬肉和以豬肉作為原料的食品制品的價格，以及涉及豬肉等產品的各類行政事業性收費的專項檢查，堅決制止亂收費行為。組織召開行業協會、經營者參加的價格提醒告誡會，嚴禁趁機囤積居奇、哄抬肉價、造謠惑眾行為。8月份以來，我局先后對南明區市場服務中心超標準收取攤位物業管理費、*市社會客運第一服務站車票亂漲價、花溪區砂石場串通漲價等價格違法行為進行了處罰和整治，在罰款的基礎上通過新聞媒體進行曝光，并責令其改正。

五是做好成本調查，摸清市場價格情況。一方面做好早餐成本調查，從5月份以來，對市民普遍食用的牛肉粉、腸旺面等早餐的成本構成、毛利情況進行了3次詳細的調查和分析。并于9月7日向社會公布了我市主要早餐成本。另一方面針對豬肉價格高位運行的情況，我局會同農業局、商務局等部門對生豬養殖、屠宰、流通等各個環節進行跟蹤調查，深入調查豬肉價格成本構成情況，并形成調查報告報市委、市政府。

六是嚴格控制提價項目的出臺。為配合國家調控政策的實施，4月以來我局按照上級規定沒有再出臺相關的政策性提價項目，避免了政策性調價與市場價格漲價的“雙碰頭”。

七是加大價格管理工作宣傳力度，正確疏導市民“心理漲價”。今年以來，我局進一步加強了輿論引導和宣傳工作，通過*電視臺、《*日報》、《*晚報》等新聞媒體，及時將物價漲幅趨勢、采取的措施，以及市場檢查情況告知廣大人民群眾，同時利用我局價格信息網絡平臺，引導社會客觀看待豬肉等食品價格上漲的影響，理性對待市場價格變化，防止惡意炒作，擾亂市場正常秩序。

通過以上措施，使我市物價總水平得到一定的控制。1－10月與去年同期相比，*市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漲4.3％，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4個百分點，在全省9個地州市中心城市中排名最后一位，為拉低貴州省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做出了一定貢獻。

（二）在應對物價上漲的同時，認真做好日常價格管理工作。

一是理順價格關系，做好價格改革工作。認真落實國家發改委、省物價關于藥品價格調整工作，先后4次對800多個降價品種在市屬各家醫院及各大藥房得到落實，同時順利完成了成品油價格的調整工作。5月份，組織召開了由社會各界、消費者代表參加的“*市供水價格調整聽證會”，并按程序將聽證會情況上報給省物價局。經省政府批準調價方案后，我局下發了《關于調整*市供水價格的通知》，文件明確了此次調價的幅度、對困難群眾的優惠措施等，還要求供水企業加強企業內部管理。為規范商品房交易價格行為，維護房地產市場價格秩序，我局擬定了《*市新建商品住房價格管理辦法》，并已報市政府。

二是清理收費項目，規范收費行為。認真貫徹《省物價局、省財政廳關于規范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收費的通知》精神，及時下發通知要求相關部門取消了25項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對我市221家行政事業性收費單位的收費情況進行了年度審驗，年審率達100％。同時，對部分群眾反映強烈的單位，會同市財政局到單位查賬、查票據等方式，切實加大審核力度。對在審核中發現有亂收費行為的，我局已責令其清退、改正。從今年秋季學期開始，取消電影費項目及標準，并要求高中階段學校按規定收取擇校費后，一律不得再向擇校生收取學費。此外，我局對*市房地產中介服務收費進行了規范，1至9月還制定了30個小區、樓宇的物業管理收費標準，促進了物業管理的健康發展。

三是加強市場檢查，整頓價格秩序。4月中旬對全市農資銷售價格執行情況和涉農收費情況進行了檢查。開展3.15咨詢活動。3月中旬，我局參加了由市消協組織的3.15投訴咨詢活動。活動期間共接待消費者投訴咨詢83人次，登記受理15人次，現場處理5人次，發放價格宣傳資料1200余份。做好元旦、春節、五一、十一黃金周期間的市場檢查工作。節日期間，分別對價格欺詐、春運票價、公話收費、明碼標價、農貿市場、景區等的價格行為進行了檢查。制止了各種違法和擾亂市場的行為，維護了節日、省市“兩會”期間的正常價格秩序，保證了市場價格的基本穩定。

四是做好價格調節基金征收管理工作，加大支農惠農力度。由于今年以來大部分煤礦停產的影響，1至9月共征收煤炭價格調節基金450萬元。征收價格調節基金8228.05萬元。1至9月，已經從價格調節基金中支出支農資金2964.8萬元，實際撥付753.8萬元，用于扶持我市花卉、蔬菜基地等的建設，真正體現價調基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宗旨。

五是開展“價格服務進萬家”活動，做好價格法律法規的宣傳。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頒布10周年，大力宣傳價格法律法規，增強全社會價格法律意識，為全市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價格環境。6月3日，在全市范圍開展了“價格服務進萬家，構建和諧*”大型宣傳活動。此次活動共發放宣傳資料20000余份，現場解答群眾咨詢價格問題200余人次。

篇5

是否該為女性提供補貼

――調查顯示城市女性生活質量評價下降

近日，女性生活藍皮書《2009―2010年：中國女性生活狀況報告》公布： 本次中國城市女性生活質量調查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10個城市進行，兼顧了我國東、中、西部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被調查者年齡結構在20~60歲，平均年齡為35歲。調查顯示，城市女性最幸福的事是家人健康(69.6%)、家庭和睦(66.2%)、孩子有進步(36.3%)，最焦慮的事情是物價上漲、買不起房和家庭收入低。同時，城市女性對工作滿意度不高，職場競爭激烈、單位裁員和無法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成為女性工作壓力的三大來源。

《報告》還首次公開了全國婦聯發展部調查形成的《女大學生就業創業狀況調查報告》。調查顯示，被訪女大學生平均投出9份簡歷才可能得到一次面試或筆試的機會，56.7%的被訪女大學生在求職過程中感到“女生機會更少”；91.9%的被訪女大學生感到用人單位存在性別偏見。女大學生就業難已成為無法回避的社會問題。

男人為什么喜歡看美女

――美女能激活快樂中樞神經

心理學實驗表明：美女能激活男性大腦的快樂中樞神經，讓他們興奮起來。當一個男人還是嬰兒的時候，他對美女的偏好就已形成。

在一個針對男寶寶的實驗中，心理學家們先讓成年男性對一些女性圖片按性魅力程度排列，然后把這些圖片呈現給男寶寶們看，并記錄他們的目光在每張圖片上的停留時間。實驗結果表明，即使2~3個月大的男寶寶，也會更長久地注視“迷人女性”的圖片。這個實驗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證明：男人對美女的心理偏好有著強大的遺傳機制。

女人喜歡什么樣的男人

――外表有女人味的男性更受青睞

美國一份最新調查報告顯示，女人偏好挑選面相中有女人味的男性作為交往對象。

主持這項研究的心理學家表示，大多數女人偏好長相陰柔且皮膚黝黑的男性，例如英國足球金童貝克漢姆。調查中也發現，一般男性喜好女性有長眼睛和豐潤雙唇，例如好萊塢女星安吉莉娜?茱利。男女之間“魅力”的定義也不完全相同或相反。一般男女所認為的“魅力長相”，也并非是公認最有魅力的臉蛋，帥氣或美麗不直接等于“有魅力”。

特殊的“母親節”――5月4日，北京市女子監獄在母親節來臨之際，舉辦了“‘感恩母愛’匯報佳績”母親節主題教育活動。60余名服刑人員的母親和家屬來到監獄，探視正在服刑的親人，觀看由服刑人員自編自演的文藝節目，感受她們的改造成果和全新的精神面貌。

穿越時空的吻

――日本發明網絡接吻器，可感受對方的動作

日本的研究人員近日研發了一種裝置，可以借助互聯網傳遞親吻，讓網絡兩端的使用者感受到對方的動作。

接吻器包括一黑一白兩個長方體終端，上部各有一根吸管，看起來像飲料盒，裝置還包括一些連接設備。使用者將一個終端上的吸管含入嘴中，用舌頭轉動吸管，另一個終端上的吸管會以同樣的方式轉動。這種接吻器現階段只能傳遞部分接吻要素，有待進一步完善。

研究人員說：“吻不僅包括舌頭的活動，還包括味道、呼吸方式和舌頭的濕潤度。”如今，他們已經攻克舌頭活動，正著手研究其他要素。

不過，接吻器也遭到了不少質疑。有人認為，人類通過這種方式互動是一種悲哀。人們是否希望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連接吻都可以用一個帶吸管的盒子來復制？

“忘情水”不再是夢

――科學家發現抹除痛苦回憶的方法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科學家宣稱，他們已經找到一種被稱為PKM的蛋白質與煩惱回憶之間的聯系，并研究出了一種可能從腦海中刪除創傷的方法，這讓忘記痛苦回憶成為可能。

科學家表示，這項研究成果還可用于戒毒、治療阿爾茨海默病和其他長期記憶混亂的疾病。

打字機將成為歷史――1867年，世界上第一部商用打字機在美國誕生。但是現在，打字機早已不敵更方便的計算機。日前，位于印度孟買的全球最后一家打字機工廠宣布關閉，打字機即將走入歷史。

外星植物是什么顏色

――模擬研究顯示外星植物可能呈現黑色

根據一項最新的模擬研究顯示，在圍繞雙星或多星系統運行的行星上，可能會進化出人類肉眼看上去呈現黑色的植物。研究同時還認為，這樣的生物甚至可能還會發展出自己的移動“遮陽傘”，以躲避致命的太陽耀斑。

地球上的生命活力都來自太陽，陽光驅動了植物的光合作用，通過這種作用，植物能借助太陽輻射能和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合成糖類物質。太陽與地球的距離、太陽的顏色和溫度，決定了地球上的植物可以吸收大部分波長的光，卻不吸收綠色光，這一波長的光背反射回去，進入我們的眼睛，于是我們感覺到植物呈現綠色。

但宇宙中的大部分恒星和太陽不同。銀河系中，超過八成的恒星是暗淡的紅矮星。因此，天體生物學家們認為，生活在圍繞此類恒星運行的行星世界上的植物，如果同樣發展出了光合作用，那么它們將進化出不同的波長吸收模式，因而呈現紅色、藍色、黃色、紫色甚至灰黑色，以便更有效地吸收光照資源。

最“萌”的文物――山西博物館館藏青銅器商 卣（音：xiāo yǒu。 是貓頭鷹， 卣則是一種酒器，是商代晚期精美的藝術品）的圖片，在微博上被網友瘋轉，網友稱其外形酷似網絡游戲里“憤怒的小鳥”，是最“萌”的文物。

大腦確實可以半睡半醒

――或與活動能力有關

美國的研究人員用實驗鼠進行了如下實驗：讓一些實驗鼠較長時期處于清醒狀態，直到可能開始犯困的時候。這時雖然可以明顯看到它們仍在活動，其腦電波在總體上也表現出清醒的特征，但用探針在其大腦中某些局部區域測量到的腦電波特征卻顯示其已睡著了。而且多次實驗顯示，這些睡眠區域出現的位置是隨機的。這就說明，當大腦總體上還處于清醒狀態時，某些局部區域已經開始入睡。這些局部入睡的大腦區域可能與活動能力有關，這較好地解釋了在“半睡半醒”狀態下做事準確度下降的情況。

篇6

一般而言，當居民收入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以后，農產品需求的收入彈性基本穩定，由需求變動引起農產品價格普遍持續上漲的可能性較小，大部分文獻從供給角度解釋我國農產品價格上漲現象。一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隨著國際國內農產品市場的整合，國內農產品價格會更明顯地受國際因素影響[9-10]。國際農產品價格持續上漲通過進出口、期權期貨和國際資本潛入抬高了國內農產品價格[11-12]。另外，國際石油價格上漲一方面帶來的對生物燃料的需求，擴大了對糧食等農產品的需求，推動了國際及國內農產品價格上漲[13-14]，另一方面通過提高農業生產成本抬高了農產品價格[15]。然而，姚濤、趙一夫等的研究表明，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我國農產品貿易占貿易總額的比重呈下降趨勢，農產品的進出口主要在于調劑品種，國際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僅會對那些進出口貿易量較大的農產品帶來較大影響，比如大豆，不同的農產品受國際同類產品的價格影響也存在很大差異[16-18]。另外，雖然加入WTO之后，農產品市場逐步開放，但各國出于糧食安全以及保護本國相關產業利益的考慮，對農產品的貿易保護仍然屢見不鮮，這也阻礙了國際農產品價格波動對國內農產品價格的傳遞渠道，上述解釋并不能夠完全得到經驗證據支持。二是寬松的貨幣政策改變了居民對通貨膨脹、農產品價格變動和利率變動的預期，從而增加了包括糧食產品在內的大宗商品的存貨需求，投機因素導致農產品物價上漲[19]。這一結論即使能夠解釋糧食這類易于儲存的農產品價格上漲，也很難說明諸如水果、鮮菜、肉類食品等不易儲藏的農產品價格變動。另外，從每次價格上漲的先后順序來看，農產品價格上漲通常先于一般物價上漲。盧鋒、彭凱翔認為貨幣供給量增加導致購買力下降會推動農產品價格上漲[20]。馬龍和劉瀾飚從經驗層面證明了貨幣供給沖擊只能解釋9%左右的農產品價格波動[21]，蔡風景等也認為貨幣政策主要通過改變貨幣供應量和匯率機制影響農產品價格[22]，但傳導效應不強，這與本研究最終的結論是一致的；最后，張利庠和張喜才、何孝星和張寧以自然災害頻發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外部沖擊導致的農產品供給下降解釋價格上漲[23-24]，胡卓紅和申世軍認為農產品流通成本過高導致了農產品價格上漲[25]。從我國近年來農產品價格上漲過程來看，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農產品價格普遍上漲，而不是某一種農產品價格上漲，雖然每次價格上漲最快的農產品不同，但幾乎所有農產品價格都存在上漲趨勢；第二是農產品價格持續上漲，而不是某一次暫時的上漲，基于這一特點，部分學者認為近年來的通貨膨脹應該看作一次相對價格的調整，是農產品價格向自身價值的回歸。已有文獻雖然可以說明部分農產品或某一次短暫的農產品價格上漲，但很難對過去近10年農產品價格普遍上漲作出一般性說明。本研究將要證明，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是近年來推動農產品價格普遍持續上漲的重要因素之一。

2模型驗證

由于經濟變量之間存在復雜的動態聯系，在建立計量模型對他們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檢驗時，往往很難區分外生變量和內生變量，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往往需要建立非結構化模型來描述變量之間的關系。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把系統中每一個內生變量作為系統中所有內生變量滯后值的函數來構建模型，分析時間序列系統的相互聯系以及隨機擾動對系統的動態沖擊。本研究利用VAR模型驗證農產品價格、農業生產資料價格、貨幣供給量、原油價格之間動態聯系，模型表述如。其中，Appit、Ampit、Mit、Coit分別為農產品批發價格指數、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貨幣供給量指數和原油進口價格指數，農產品批發價格指數根據中國農業信息網的年度數據整理得到，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來源于CNKI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貨幣供給數量指數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網站提供的貨幣供給量（M1）計算得到，原油進口價格指數根據《中國經濟景氣指數月報》相關數據計算得到。所有數據均為2006—2012年的月度數據，不存在季節因素，無需進行季節調整。

2.1數據的平穩性及協整檢驗在建立VAR模型之前，首先對各時間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采取較常用的ADF檢驗法，對各時間序列的水平值和一階差分值進行檢驗，結果說明所有變量均含有1個單位根，為一階單整（表1）。當一組具有相同單位根的變量存在協整關系時，基于水平值的向量自回歸模型不存在錯誤識別問題，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參數估計結果是一致的[26]。現利用JJ方法檢驗以上變量的協整關系，檢驗結果說明變量之間至少存在兩個協整變量，協整關系成立（表2）。

2.2建立非約束向量自回歸模型在非約束VAR模型中，由于在模型的右邊僅包含內生變量的滯后值，不存在同期相關性問題，即使擾動項有同期相關，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便能得到一致且有效的估計量。在滯后期的選擇時，主要參考的是AIC準則和SC準則以及考慮模型的經濟學意義，最后選擇滯后3期值作為模型的解釋變量。為了檢驗所估計的VAR模型是否具有合適的滯后結構，本模型AR根模的倒數均小于1，位于單位圓內（圖2），說明VAR模型是穩定的。通過觀察依據以上各時間序列變量建立的VAR模型參數估計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論：各時間序列都表現出強烈的慣性，其滯后值對當期值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參數估計量的T統計值具有顯著性；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波動對農產品批發價格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在選擇的滯后3期模型中，滯后1期和滯后2期參數估計T統計量顯著，滯后1期的系數大于0，而滯后2期的系數小于0；從計量模型看，其他內生變量滯后期值的參數估計結果表明其對農產品價格的影響較小。2.3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為說明當內生變量產生某種沖擊時對系統的動態影響，需要利用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擾動項的變動如何傳遞到各個變量，以說明該沖擊對其他變量影響的變化趨勢。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沖擊對農產品價格的影響在前兩期上升較快，從第3期開始，其影響慢慢變弱，到12期時趨于0，說明了農產品價格對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沖擊的正向響應。來自于原油價格的波動在第1期、第3期和第4期大于0，12期之內的其他時間都小于0。而農產品價格對來自于貨幣供給沖擊的響應在12期之內都是負的，說明貨幣供給增加未必能導致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圖3）。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對來自于農產品價格和原油價格的沖擊響應首先是上升的，然后趨于下降，對來自于貨幣供給量的沖擊，在第1期為正，后面11期均為負，說明貨幣也不是導致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原因。方差分解是通過某個變量基于沖擊的方差對于被解釋變量方差的相對貢獻度來觀測這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程度的大小，從而評價不同變量沖擊的重要性。對于農產品價格上漲，從第3期開始，農產品價格自身的影響降弱，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影響迅速增強。隨著時間推移，原油價格對農產品價格的影響程度緩慢上升，12期之后逐漸平穩。通過方差分解發現，扣除農產品價格自有的慣性，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波動對農產品價格的影響所占權重最大，并在第3期之后相對穩定（圖5）。隨著時間推移農產品價格影響程度逐漸上升，其自身價格波動的慣性下降，在15期之后各變量的沖擊對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影響程度平穩（圖6）。

3預測與結論

隨著農民工工資上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將會越來越大，《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6894萬人，比2012年增加633萬人，增長2.4%，但低于2012年3.9%的增長率，這從數據上驗證了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逐步擴大但轉移速度下降的趨勢。短期內，在農產品價格上漲的激勵下，部分農民工回鄉務農，增加農產品供給，抑制農產品價格過快上漲。但是長期來看，在農業貿易條件不利及比較收益下降的情況下，農業勞動力減少是必然趨勢。為保證農產品供給，穩定農業產量，勞動力替代型農業生產資料的投入數量必然會增加，如農業機械的使用、農業生化技術的投入，這一趨勢將繼續提高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在影響農產品價格中的比重。因此只要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農產品價格上漲也就是必然的，當然前提是相比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幅度，農產品價格上漲能保證農民獲得收益。從近兩年相關的月度數據看，2013年1月—2014年4月農產品價格波動較大，最高月份是2013年10月，同期上漲109.6%，最低月份是2013年3月，農產品批發價格指數為96.9%，但總體趨勢是下降的，這可能是對農產品價格上漲的預期增加了農產品供給帶來的結果。短期內，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在大部分月份仍然處于上行趨勢，但上漲幅度越來越小，在2014年1—4月已經出現了下降趨勢。雖然從單個月份的數據來看兩者的相關性不強，但整體變動趨勢是吻合的（圖7）。可以預測，長期內在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逐步擴大的背景下，隨著非勞力畜力農業生產資料投入的增加，其價格變動必然成為影響農產品價格變動的主要因素之一，兩者的變動趨勢會表現出較強的相關性，當然這種相關性在數據上的表現也會受農村勞動力返鄉、農產品價格預期、自然災害、季節因素等其他影響農產品供求因素的干擾。

篇7

【摘要】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出現了流動性過剩與錢荒并存的局面，這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經濟穩健增長。論文在對經濟轉型進程中流動性逐漸放大，而市場普遍表現出資金緊缺的現象進行了深入闡述，并認為產生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貨幣供給與需求不均衡。由此提出，應從控制貨幣發行量、調節供給、減少流動性錯配、平衡市場需求，以及加強金融創新、完善資金流通渠道等方面入手，逐步緩解流動性過剩與錢荒并存的問題。

【關鍵詞】

流動性過剩；錢荒；中小企業

一、引言

金融是經濟的核心，伴隨著我國經濟增長，金融支持的作用越發重要。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特別是創新等導致市場流動性增加條件下，我國經濟取得了高速增長。然而，在流動性不斷放大，并推高物價的背景下，市場卻表現出資金的緊缺。單以浙江溫州為例，2012年底數據顯示，溫州規模以上企業相比2011年有高達60%的企業出現了停產、減產情況，大量企業面臨著倒閉風險，甚至出現了“跑路”潮。

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企業的融資成本，更是使中小企業融資雪上加霜。從而導致更多的資金從實體經濟領域抽逃，進入虛擬經濟領域，促使市場流動性過剩的形成。事實上，這種流動性過剩與錢荒并存的現象已經嚴重阻礙了我國經濟的健康增長，需對此進行深入剖析。

二、文獻回顧

流動性過剩與不足是市場非均衡結果，加強相關研究很有必要。

綜合國內外諸多觀點，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i）余永定（2007）追根溯源，認為流動性過剩（excess liquidity）的準確翻譯應該是“過剩流動性資產”，是商業銀行所擁有的超過法定要求的存放于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和庫存現金，并提出通過計算和判斷超額準備金率、馬歇爾K值（M2/GDP）和超額貨幣存量三個指標測度流動性過剩。（ii）倪慶東（2007）指出，流動性過剩有兩層含義，一是流動性資產，通常是指可用來支付的現金或現金類資產；二是流動性能力，即獲得高流動性資產的能力。針對我國所面臨的流動性過剩問題，他認為這不是流動性能力的過剩，而是流動性資產的過剩。（iii）彭興韻（2007）從資產組合理論出發，將流動性過剩理解為在當前的利率和資產價格水平下，人們持有的短期資產超過了他們意愿持有的均衡水平，而中長期資產在其資產配置結構中又低于其意愿的水平。

余永定利用多個指標判斷流動性是否過剩，但是當商業銀行為應對擠兌風險而主動增加存款準備金時，就不屬于流動性過剩；超額貨幣存量是從貨幣交易職能角度量化貨幣供給增長率與名義GDP之間的關系，但是忽略了最優貨幣供給。

倪慶東從流動性資產和流動性能力兩個方面考慮流動性過剩，相對比較全面，但是將流動性資產僅局限于可用于支付的現金或現金類資產是不夠的，忽視了其他支付方式，并且沒有給出具體的衡量指標。彭興韻從資產組合理論出發，結合各資產的結構和期限來衡量流動性，認為流動性過剩的原因可以歸結為長短期資產的時空錯配，但是他將貨幣供應和貸款增長排除在考慮因素之內有失偏頗。

盡管現有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流動性過剩這一現象，但是由于理論視角不一樣，更多的研究是停留在定性分析上，還沒有找到一個合適指標去具體衡量流動性過剩的大小，而且受限于當時宏觀環境與經濟條件，錢荒這一話題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國內相關資料也比較缺乏。在借鑒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首度將流動性過剩與錢荒結合起來考慮，運用統計分析方法，力求能夠提出一些具有應用價值與現實指導意義的對策和建議。

三、流動性過剩與錢荒并存

流動性過剩可以簡單的理解為“錢多”，而錢荒，顧名思義，就是“錢少”。為何一邊會錢多，一邊又錢少呢？看上去矛盾的兩面，在我國卻是真實的存在，這就是當下中國貨幣市場真實表現。

（一）流動性過剩表現

1.貨幣發行過多

衡量貨幣發行量的指標很多，按照流動性大小可以劃分為四個層次，即M0、M1、M2和M3。隨著我國金融市場不斷發展，各種金融資產流動性在提高，不同口徑之間的貨幣轉換更加便捷，同時，考慮到我國金融市場發展不完全，金融機構負債轉換為即期支付受到時間和成本的制約，因此，選擇廣義貨幣M2作為我國貨幣發行量的衡量指標是可行的，并且目前世界上各國政府大都采用了這一指標。

圖1表明，近幾年我國廣義貨幣M2發行量增長穩步，2012年末達到了97.4萬億元；同時，M2/GDP也在逐年增加。2008年受美國金融危機影響，我國M2/GDP比值最低，為1.51，2012年年末增長到了1.86。

唐雙寧（2007）研究發現，歐美等發達國家M2/GDP的比值在1.5左右，發展中國家的在1.3左右。目前我國廣義貨幣M2對GDP的比例已經處于國際最高水平，存在貨幣超額供給、流動性過剩現象。

圖1 M2、M2/GDP變化情況

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各年年報。

2.金融機構存貸款差額日益擴大

存貸差是指金融機構存款與貸款的差額，這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考慮。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貨幣發行量不斷增加，金融機構存貸款也隨之增長；另一方面人們對經濟形勢預期不夠樂觀，投資比較謹慎，寧愿選擇把錢存放在銀行，也不愿意拿出來進行投資，我國很多大型企業、普通老百姓就選擇了這樣的理財方式。與此同時，大量具有新思維、新思想、敢于創新、勇于冒險的中小企業卻由于資產有限，資信評級不高，從銀行貸不到款。2012年末，我國金融機構存貸款差額達到了28.8萬億元，大量貨幣資金滯留在了銀行系統內部，促成了現在的流動性過剩。

圖2 金融機構存貸差與存貸比變化圖

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各年年報。

3.超額準備金率偏高

金融機構持有超額準備金，一方面是為了應對儲戶不可預料的提存，減少支付風險；另一方面是出于經濟形勢的考慮，等待更為有利的貸款條件或者投資機會，超額準備金率的多少一直是判斷銀行系統流動性大小的重要指標。

圖3表明，2008年以后，我國各存款類金融機構一直持有較高的存款準備金率，目前我國金融機構超額準備金率大體維持在2%左右，其中，農村信用社超額準備金率較高，尤其是到每年年底，均會出現一個小高峰。

金融機構過高的超額準備金率反映了系統內的資金沒能找到很好的流通渠道予以消化，這是我國目前流動性過剩的一個重要原因。

圖3 存款準備金率與超額存款準備金率

數據來源：根據wind數據庫數據處理。

4.存在正的超額貨幣變化率

根據貨幣交易方程式，貨幣供給乘以貨幣流通速度等于社會名義收入，也即社會實際產出與一般物價水平的乘積，而且它們的變化率之間具有穩定的關系，某一時期，貨幣供給變化率等于通貨膨脹率加上社會產出變化率再與貨幣流通速度變化率的差。

古典貨幣數量論者認為，當社會貨幣流通速度一定時，超過社會產出的貨幣供給應該反映在物價水平上。弗里德曼進一步指出，貨幣供給增長率應該等于物價上漲率。當二者不等時，則表明經濟中存在貨幣超額供給現象。在經濟分析中，可以用超額貨幣變化率（excess money，EM）來描述這一現象，即超額貨幣變化率=貨幣供給增長率經濟增長率物價上漲率。這里，我們分別用廣義貨幣M2代表貨幣供給，GDP代表經濟產出，CPI代表物價水平。

圖4表明，除2011年超額貨幣變化率為負以外，其余各年都是正數，并且在2009年到達了20.0%最大，這主要是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國家隨后采取了一些列財政刺激政策，貨幣供給隨之迅速增加，出現了流動性過剩。

圖4 我國貨幣供給增長率、經濟增長率、

物價上漲率、超額貨幣變化率

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各年年報。

（二）錢荒的表現

1.中小企業融資難度進一步加大

中小企業融資難是長期存在的問題，也是世界性的普遍問題，但在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中尤為突出。全國工商聯2011年公布的《我國中小企業發展調查報告》顯示，我國中小企業存在嚴重的融資問題，其生存狀況比2008年金融危機時候還要惡劣。據銀監會的測算，我國商業銀行貸款主要投放給大中型企業，大企業貸款覆蓋率為100%，中型企業為90%，小企業為20%，小型微型企業很難獲得國有大銀行的信貸支持；中小企業融資具有“短、小、頻、急”幾個特點，國有商業銀行缺乏對中小企業的差異化服務，而以中小企業為主要服務對象的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發展比較滯后，多集中在地市級以上，其貸款利率一般為銀行基準利率的3―4倍，中小企業面臨著巨大的融資成本。

2013年6月17日，中小企業協會會長李子彬致信副總理馬凱，反映當下中小企業的生存困境，緊繃的資金鏈讓眾多中小企業經營難以為繼，貸款難、融資難問題愈發突出。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更是直言，中小企業現在的危機程度反而遠遠超過2011年。

2.銀行系統遭遇6月錢荒

銀行業間為了應對支付問題，加快資金流動，彼此間通常會進行短期的資金拆借，通常是隔夜拆借或者是1―7天內拆借，這是發達貨幣市場上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利率。從圖5可以看出，2012年5月，銀行業間隔夜拆借利率最小為2.13%，交易量到達了最大5萬億元，之后便呈現出利率上漲、交易量下降的趨勢。2013年6月，銀行業間隔夜拆借利率更是飆升到了6.43%，創造歷史新高，同時資金量拆借減少到1.1萬億元，銀行系統遭遇6月錢荒。

圖5 銀行同業間隔夜拆借利率

數據來源：根據wind數據庫數據處理。

債券市場上，6月6日，興業銀行和光大銀行出現50億交割違約，爆發了黑天鵝事件；6月14日，2013年第四期記賬式貼現國債期限9個月，計劃募集150億元，實際僅獲得95.3億元的有效認購，遭遇流標；銀行業間市場招標的6個月期農發行貼現金融債，計劃發行額200億元，實際發行額115.1億元，再度出現流標；以往作為出錢方的四家大型商業銀行，此次也進場借錢。

四、流動性過剩與錢荒并存的原因

從上文分析可知，我國貨幣市場上流動性總量是充足的，并且一定程度上是過剩的，但錢多的同時，中小企業感受到的卻是錢荒。目前，我國貨幣市場上出現了流動性過剩與錢荒并存的現象，這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貨幣發行過多，但中小企業難以貸款，共同促成了流動性過剩與錢荒并存這一特殊現象。市場經濟條件下，發行貨幣應該充分考慮到現實經濟基礎，并非越多越好，而是找到一個合適的度。在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形式下，我國依然保持廣義貨幣M2較高的增長率，明顯不合時宜，而且伴隨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各種資產之間相互轉換更加便捷，對紙幣的需求力度相對在減弱，依然強勁的貨幣供給使得流動性總量出現了過剩。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小企業融資平臺匱乏，慘遭錢荒困擾。受一系列因素的影響，不少中小企業在發展初期不夠規范，缺乏信息透明度，外界難以了解企業生存發展之本，或者說必須花費較大的人力資源成本才能熟悉企業的經營狀況，于是廣大商業銀行選擇了繼續把錢貸給效率比較低的國有企業，主動關掉了中小企業通過銀行融資的大門，這樣大量中小企業不得不選擇成本更高的地下錢莊、影子銀行、民間借貸等方式進行融資。當經濟處于向上周期時，企業經濟利潤和盈利能力相對較好，可以承擔比較高的融資成本；但當經濟處于下行周期時，很多企業承受不了較高的利息壓力，不得不選擇破產甚至跑路。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較高的貨幣供給帶來了流動性總量過剩，而中小企業融資平臺匱乏，難以貸款，正面臨著嚴重的錢荒，二者合力促成了眼下中國流動性過剩與錢荒并存這一特殊現象。

（二）流動性錯配嚴重，過剩與錢荒并存。我國之所以出現流動性過剩情形下的錢荒，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流動性錯配嚴重。首先，流動性期限錯配嚴重。受宏觀經濟環境影響，最近幾年我國中小企業發展比較緩慢，平均收益率很低，而與此同時，影子銀行業務卻在悄悄發展壯大，信托、保險、基金、債券等金融產品層出不窮，并且許諾的回報都很高，遠遠超過了實業界的平均收益率，于是越來越多的商業銀行“避實就虛”、“融短貸長”，寧愿選擇從市場上或者同業間拆借短期低息資金，購買期限長、收益高的金融產品或者發放長期貸款，也不愿意為中小企業融資，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如果只有個別銀行這樣做，確實可以獲得比較高的收益，但當所有銀行都這樣做的時候，流動性緊缺甚至流動性危機就難以避免，2013年6月銀行系統爆發的錢荒就是流動性期限錯配帶來的嚴重后果。其次，流動性結構錯配嚴重。不少國有企業得益于壟斷因素，雖然運營效率不高，但是規模大、利潤多，資產相當雄厚，根本不差錢，即使有個別企業經營狀況不夠理想，也能輕而易舉的從銀行貸到大筆資金，吸引到足夠多的流動性，而廣大中小企業由于受各種因素制約，往往很難從商業銀行貸到款。這樣，國有企業繼續享受著流動性充足的便利，中小企業卻承受著流動性緊缺的痛苦。當經濟形勢不夠樂觀時，流動性結構錯配下的安全隱患便會集中爆發出來。當下中國流動性過剩與錢荒并存的狀況正是受到了流動性結構錯配的影響。

五、結束語

我國貨幣市場出現了流動性過剩與錢荒并存的特殊現象，表面上看只是錢多錢少而已，實際上關乎我國貨幣供給與需求，這是由二者不匹配造成的。要徹底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控制貨幣發行量，調節供給，從源頭削減市場流動性。隨著金融市場不斷發展，人們投資理財渠道在日益擴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選擇股票、基金、債券等流通便利、收益較高的產品，對存款儲蓄的需求在相對減弱，而與此同時，電子貨幣、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壯大又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弱化了對紙幣的需求。我國出現流動性總量過剩是由貨幣發行量過多造成的，應該控制貨幣增長速度，減少供給，從源頭處調節市場流動性。

2、減少流動性錯配，平衡市場需求，解決錢荒困擾。錢荒出現的根本原因是貨幣供給一定的情況下，有效的資金需求得不到滿足。流動性期限錯配，資金“融短貸長”、“避實就虛”，嚴重脫離實體經濟；流動性結構錯配，資金沒能流向效率較高、潛力巨大的中小企業。應該大力支持實體經濟建設，扶持中小企業發展，減少流動性錯配問題，平衡貨幣供給與需求，徹底解決錢荒困擾。

3、鼓勵金融創新，完善資金流通渠道。流動性失衡是我國經濟健康穩定發展的絆腳石，需要大力發展金融創新，管理好創新金融產品，拓寬資金流通渠道，有效調節市場流動性，將各個層面的資金供給與需求很好的匹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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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 幸福感 顯性因子 隱性因子 幸福悖論

一、 引言

經濟學在對生產、消費等實體經濟的研究中產生了對效用滿足等主觀感受的分析,效用理論的出現是經濟理論史上的一個重大創新,為研究經濟行為對人類福利的影響奠定了基礎。但由于效用理論過于嚴格和理性的假設(如完備性、傳遞性等),使效用概念在分析經濟行為上出現了與人類真實福祉(即幸福)相背離的現象。現代行為經濟學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表明,現實中人類的行為選擇并非都具有一貫的理性,記憶偏差、適應水平、參照點依賴等非理性心理機制的大量存在,極易導致消費者偏好的變化,使人類的行為選擇偏離其根本福祉。這些導致偏好變化的心理機制的現實證據的大量發現,引發了效用理論的幸福意義上的革命。現在,幸福研究已逐漸成為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幸福是比效用更復雜更深層次的人類心理體驗,效用反映的只是人們行為選擇上的顯示性偏好,兩者在研究層次、研究目的上都有很大的差別。現代經濟學把研究重點放在效用上,以效用替代幸福,不僅會造成經濟學研究與人類根本福祉目標的偏離,而且會導致人們對幸福規律的認識偏差。比如,經濟學通常假設效用是隨著消費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而消費水平又通常與收入、財富正相關,因此把效用等同于幸福,就會得出財富或收入越多就會越幸福的結論,實現人類幸福的手段就變成經濟增長和收入增加了。這在理論上妨礙了經濟學對幸福問題的深入研究,在實踐中則導致人類對物質財富、感官享受的過度追求。

*謝識予,復旦大學博弈論與數量經濟中心,Email: syxie@fudan.省略,通訊地址:上海市國權路600號,郵政編碼:200433;婁伶俐,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理論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Email: 061015047@fudan.省略;朱弘鑫,復旦大學經濟學院,Email: zhuhongxin@fudan.省略;本文得到上海市重點學科建設項目資助,編號:B101。本文的電話調查得到復旦大學傳媒與輿情調查中心的協助,44位經過培訓的復旦大學學生擔任本調查的電話訪問員,在此表示感謝;感謝匿名審稿人的寶貴修改意見,文責自負。

大量調查顯示,現代社會的人均收入和消費水平比過去有了大幅提高,但人們的幸福感不僅沒有明顯提高,反而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心理問題。這使得經濟學家開始意識到只重視經濟發展并不能帶來幸福感的必然提升。特別是收入和幸福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相關性的“收入幸福悖論”(后面簡稱“幸福悖論”)的發現(Easterlin,1974),更激發了經濟學家研究幸福問題的興趣,此后開始了對收入和幸福關系的一系列研究和對幸福悖論的理論解釋。

關于收入和幸福關系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幸福悖論主要是在高收入國家的時間縱向比較研究中明顯存在,在低收入國家中則較少存在,而在國家之間或一國內部的橫向比較研究中則呈現出較為復雜的表現形式。比如,時間縱向比較研究發現,在過去50年中,美國人和日本人的幸福感并沒有隨財富的成倍增長而增長,歐洲自1973年以來,也沒有增加,幸福感狀況表現為一條幾乎沒有變化的水平線(Mayers,1996;Veenhoven,1984;Frey and Stutzer, 2002)。而在人均收入較低的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收入和幸福之間則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Diener and Oishi,2000)。跨國研究發現了1.5萬美元的幸福臨界點,在人均收入低于1.5萬美元的國家組別中,收入對幸福的貢獻較為明顯;在人均收入超過1.5萬美元的國家組別中,收入對幸福的影響較弱(Inglehart and Klingemann,2000; Layard,2005)。對收入與幸福的橫截面數據的進一步研究則發現了收入對幸福的邊際影響呈現遞減的對數曲線規律,即隨著收入的增加,邊際幸福報酬遞減(Diener et al.,1993;Veenhoven,1991)。這些實證研究結果對于更好地認識收入和幸福之間的關系,理解幸福悖論有著重要的意義。對于幸福悖論的成因,伊斯特林自己用經濟學的“相對收入假說”、心理學的“定值理論”或 “享樂適應”理論進行解釋(Easterlin,1974,2001,2002),西拖夫斯基則認為是富裕社會的過度舒適妨礙了人們感受幸福的能力(Scitovsky,1976)。后來學者以心理學的“享樂水車”理論為基礎,劃分出更為細致的水車效應,如“滿意水車”(Kahneman et al.,1999)和“社會水車”(Bruni and Porta,2005)等理論,強調相對消費和地位(positional)競爭等社會性攀比行為在幸福悖論中的作用。

經濟學家對人們在收入、消費、地位等方面的攀比行為已經有過廣泛的研究。比如,凡勃侖(Veblen,1899)發明了“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一詞來描述消費行為的社會性;西拖夫斯基最早研究了消費和地位之間的聯系(Scitovsky,1976);荷詩(Hirsch,1976)創造了“地位性商品”(positional good)的概念以強調相對社會地位的角色。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礎上,弗蘭克(Frank,1985a,1985b,1999)進一步根據受他人行為影響的敏感程度,將人類的消費分為“顯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和“隱性消費”(inconspicuous consumption)兩大類,通過人們在這兩類消費領域的不同行為特征的分析來對幸福悖論進行解釋。這一理論思想對于我們深入理解幸福悖論產生的微觀機理有著重要的啟發。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和人們的生活水平均有了很大的提高,攀比性和炫耀性消費也日益突出。這些社會經濟環境的巨大變化對我國居民的幸福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幸福悖論在我國現階段是否同樣存在?這些問題都非常值得研究。但目前對我國居民幸福感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都非常少。理論研究方面,田國強、楊立巖(2006)將心理學和經濟學中的攀比理論和“忽視變量”(omitted variables)理論統一起來,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框架下研究人們的幸福問題,探討了幸福悖論問題。但他們的研究并沒有涉及中國人的幸福狀況。實證研究方面,大部分學者的研究是針對特定人群幸福程度的測量和分析的,包括中國化的幸福量表的心理測量學屬性的檢驗分析(邢占軍,2005),對中國大陸部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調查(奚愷元,2006;邢占軍等,2008),對大學生的幸福狀況的調查(嚴標賓等,2003),對老年人的幸福感調查(趙立軍和劉旭華,2002)等等,只有少數學者用相對收入、預期(欲望)等比較行為對影響我國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因素(Knight et al.,2007)、城鄉居民幸福感差異的原因(羅楚亮,2006)進行了探討,但國內根據經濟學理論探討收入幸福規律和幸福悖論在我國存在性的研究還是較為少見的。

本文將在以往學者提出的顯性消費和隱性消費、社會攀比等概念和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剖析幸福與效用的區別和聯系,對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和生成機制進行理論分析,并在科學調查的基礎上,對影響我國居民幸福感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對幸福悖論在我國是否成立等理論命題進行檢驗。這對于把握我國居民幸福感的生成規律,科學評價我國的發展戰略和政策等都有重要意義。

二、 顯性因子和幸福悖論:理論分析

人的幸福感是由外在事物刺激而引起的內在主觀體驗[ZW(]有關幸福的詳細定義參考Veenhoven(1984),pp.2228。。外在刺激既可以包括商品消費、收入增加等可以用貨幣計價衡量的經濟因素,又可以包括親情交流、健康休閑等無法用貨幣計價衡量的非經濟因素。前者容易被人的認知思維所明確感知,后者多為人的情感體驗而難以被人的認知思維所把握。例如,商品消費在帶給人情感享受的同時會摻雜較多的認知評判體驗,而親情交流則可能沒有嚴格的認知比較思維的參與。二者帶給人的幸福體驗截然不同。因此我們根據認知敏感程度的大小,將影響人類幸福的經濟因素稱為顯性因子,非經濟因素稱為隱性因子,同時將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對應的“消費”體驗分別稱為顯性消費和隱性消費。

本文認為,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可以用貨幣計價、衡量,人的認知比較容易產生,人們對其進行消費時會獲得情感享受上的體驗,但這種體驗極大地受到社會標準的導向和影響,在人際之間會產生明顯的炫耀性和攀比,使商品消費帶給人的幸福感由于社會比較的參與而發生變異和扭曲。如一個人實現了對某種商品的擁有,他會把這種實現的結果與自己擁有的、自己最想實現的、別人擁有的進行比較,這種相對地位的高低最終會影響到該人的幸福感大小。

人類認知偏差的普遍存在是現實中幸福與效用發生分離的主要原因之一。認知攀比會使人們在對顯性因子的追求過程中偏離幸福的軌道,得到的只是效用或功用上的滿足,而不是真正的幸福。在顯性經濟領域,外在刺激通過人的神經心理機制所產生的幸福是經過效用中介折射后的幸福。內在的幸福感受帶有明顯的效用或功用的痕跡。比如人們更換更快更奢侈的車子或越來越大的房子追求的是其炫耀性功用,首先產生的是效用上的滿足,而非直接的幸福。所以,在研究幸福時,我們可以把效用作為顯性消費和幸福之間的價值中介,通過幸福和效用的關系,效用和商品數量的關系,來間接把握幸福和商品消費之間的關系。

因為顯性消費的效用中介有邊際報酬遞減的性質,這種性質傳導到幸福的形成過程中就會導致顯性消費的邊際幸福遞減。而且受人的生理閾值的明顯約束,效用并不一定能全部轉化成幸福。許多人在獲得消費效用的同時不僅沒有感受到幸福,而且會感受到痛苦。因此商品消費帶來的幸福感的邊際遞減可能更快。另外,顯性消費所具有的社會攀比效應還會產生資源浪費、惡性競爭等負外部性,造成較大的社會福祉損失(Ng,2003;Frank,1999),因此顯性因子對幸福的邊際貢獻會進一步受到影響,邊際遞減更快。

與顯性消費相反,親情交流、婚姻生活等隱性消費和幸福之間則具有直接的聯系,其消費享受多為純粹的情感體驗,較少摻雜社會比較的因素,無需效用中介的作用,對幸福的生成有更直接顯著的影響,因此不會受到邊際效用遞減性質的影響。此外,隱性消費帶給人的精神享樂的無限性,對社會生活也會產生積極的反饋效應,通常有正的外部性,因此隱性消費往往具有邊際幸福遞增的性質,對幸福的作用遠遠大于顯性因子。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的一個理論命題是:

[HTH][STHZ]命題1:[ST]顯性因子具有邊際幸福遞減傾向,隱性因子存在對幸福的邊際遞增作用。隱性因子在幸福生成中的作用遠遠大于顯性因子。

可是,現實中人們往往相對看重顯性消費,特別是地位性商品、奢侈炫耀性商品的消費,而忽視家庭生活和健康鍛煉等隱性消費(Frank,1999,2005)。現在根據命題1中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所具有的不同性質,就可以在理論上解釋現代社會中人們在享受了經濟財富巨大增長的實惠后,幸福水平卻沒有相應增長的“悖論”了。因此證明命題1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對幸福悖論做出理論解釋。

收入,作為“顯性因子”的典型代表,最容易在人際之間產生攀比和競爭的負外部性,相互之間的人際競爭,使絕對收入水平對幸福的影響較小,決定幸福的收入變量主要表現為相對收入水平。相對收入越高的人越幸福,越低的人越不幸福。所以在某一固定時點,收入與幸福之間會呈現一定程度的正相關關系。又由于收入的邊際幸福遞減趨勢不可避免,所以在收入與幸福的橫截面數據的研究中會發現正向遞減的對數曲線規律。而在時間縱向比較研究中,由于社會攀比所造成的個體幸福感在社會比較線上下的提高和降低會一一相抵,這就使時間序列的社會平均幸福感水平呈現總體不變的長期趨勢,出現明顯的幸福悖論。因此,我們可以將收入與幸福的悖論關系進行如下更為具體的命題總結。

[HTH][STHZ]命題2:[ST]在時間縱向比較中幸福未必隨著收入水平的增加而相應增加,在橫截面比較中幸福是收入的增函數,收入與幸福存在對數曲線關系。

由于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對幸福的影響機制存在較大差異,本文在注重顯性因子尤其是收入對幸福的影響之外,也把研究視角拓展到家庭、婚姻等隱性生活領域,以探討幸福形成的一般機制。

由于幸福的產生與一國的體制、文化等因素密切相關,所以在幸福形成的一般機制的探討中不能忽視這些因素的影響。但制度性因素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這里我們可以把它作為既定的環境變量進行處理。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把幸福函數寫為:

其中,E是文化、政體、地域等環境因子,E ―表示其對幸福的“定值”屬性。C是顯性因子,包括收入、物質條件、工作成就、物價、經濟發展等。U(C)是顯性消費的效用函數,表示顯性消費通過效用中介產生幸福的機制。I是隱性因子,包括年齡、性別、個性、婚姻、家庭、健康、生態環境、人際關系等。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對幸福的影響一般具有如下性質:H/C0,以上性質基本上刻畫了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對幸福的兩種不同作用規律。

在我國居民的日常生活中,顯然也存在比較普遍的攀比行為,背后主要是“面子”問題。這會產生很強的顯性消費負外部性,從而導致顯性因子的邊際幸福遞減傾向。但我國傳統上又是重視家庭生活和親情關系的國家,因此隱性因子對幸福的正面作用也比較強。兩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決定了我國居民的幸福感可能有其特殊的規律和特點。我們將在實證部分對這種規律進行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的收入呈現不均衡增長的態勢,收入差距有不斷擴大的趨勢,絕大多數人的絕對收入雖然在不斷增長,但相對收入并沒有提高。因此在認知攀比的作用下,我國居民的幸福感不一定會隨著收入的增長而增長。由于我們的調查只能得到截面數據,實證研究也只能對命題2中橫向比較的結論進行檢驗。

三、 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一) 數據調查[KH*2]

為了實證研究我國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因素,檢驗理論分析結論,我們采用計算機輔助電話調查(CATI)方法,通過問卷調查獲得了上海居民幸福感的相關數據[ZW(]問卷調查對象是居住在上海地區的年滿18歲的中國公民,共調查2381名被試,獲得有效樣本808份。。對一個地區居民的幸福感進行單獨調查,可以排除自然環境和地域文化差異等定值因素E的影響,揭示個體特征、生活狀態、社會經濟因素等對人們幸福感的影響,對深入研究我國居民幸福感的內在規律有重要意義。

該調查包括有關個人特征、生活狀態、社會經濟環境滿意度、物價房價變化的影響和對一些社會經濟問題的看法五方面內容,涉及性別、年齡、職業、收入、經濟發展、股市、房價、物價、利率政策、政治活動、環境治理、醫療社保、人際關系、健康等25個問題。其中股市、房價、物價、家庭月收入等是影響幸福的顯性因子,人際關系、婚姻、健康、環保等是隱性因子。調查方法是李克特式的量表調查方法,如讓居民用0分(表示“一點也不幸福”)到10分(表示“非常幸福”)的11級打分法對自己的幸福程度打分,通過對定性結果的有序賦值得到相關數據。在具體統計中,我們對調查得到的原始數據進行了方便分析的歸并處理,對性別、婚姻、年齡、職業、、子女狀況等定性變量進行了啞變量設置。

調查獲得的808份有效樣本的幸福程度自我打分分布情況如表1。實際打分居民的幸福感中位數是8分,眾數也是8分,平均幸福程度為7.15分,標準差是1.756。其中大多數居民的幸福水平在5分(代表既不幸福也不痛苦的中性狀態)以上,66.5%的居民的幸福感介于6和8之間。這與文獻中國外居民幸福感狀況的調查結論很接近(Argle,1999,2001;Veenhoven,1993;Diener and Diener,1996;Rojas,2005)。

(二) 收入與幸福關系的檢驗

首先用調查獲得的808份有效數據對我國居民收入與幸福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同時對命題2的橫截面結論進行實證檢驗。文獻中收入與幸福關系的研究通常以沒有控制其他人口統計學變量情況下的幸福和收入的兩變量簡單回歸為基礎(Easterlin,2005;Frey and Stutzer,2002;Diener et al.,1993;Veenhoven,1991)。為了使研究結果具有可比性,本部分也將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這里采用的幸福數據是居民對自己幸福感的主觀打分,收入取的是把家庭月收入的區間平均值。采用的回歸模型為:

其中,H是幸福感量值,Y是家庭月均收入,μ是隨機誤差項。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收入與幸福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但對數收入的回歸參數僅為0.38,R2=0.027685,說明收入盡管呈現與幸福感的顯著正相關性,但卻只能解釋幸福感差異的極小部分。表2的回歸結果與橫截面數據研究文獻得到的普遍結論相吻合。根據回歸結果得到的收入幸福曲線如圖1所示。

圖1意味著收入的邊際幸福遞減規律的成立,驗證了命題2的收入幸福對數曲線關系,證明“幸福悖論”在我國是存在的。圖1顯示,大約在家庭月收入5000元人民幣[HJ*4/9]左右存在一個臨界點,在5000元以下收入對幸福的邊際報酬遞減趨勢明顯,在5000元以上邊際報酬逐漸趨近于0,收入增加對幸福的影響越來越微弱。

(三) 影響幸福的因子分析

本部分用808份樣本數據對隱性因子和顯性因子對幸福的影響進行分析,同時對命題1進行檢驗。因為幸福數據是排序等級數據,而且需要考慮的解釋變量較多,因此采用有序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分析。具體采用的計量模型如下:

其中,i是自變量向量的行數或分層組數,j為被解釋變量H的分類,j=1,2,…,10。αj為常數項,Age、Gen、Mar、Rel、Edu、Occ、Chi、Jus、Med分別代表年齡層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層次、職業、子女狀況、公平與效率選擇、媒體選擇等有關被試的個人信息的人口統計學變量。Pri、Ach、Hea、Hom、Com、Mec、Env、Eco、Sal、New、Sto、Hou、Rat和Soc分別代表物價上漲影響、理想實現程度、健康水平、對同性戀的包容度、人際關系、醫療和社會保障狀況、環境治理、經濟發展狀況、家庭月工資、新聞關注范圍,以及股市、房價、利率政策和社會活動的影響程度。這些變量放在u(•)函數中是因為調查得到的是這些變量的主觀感受程度,而非這些變量本身。,β,τ,ρ,ι,θ,[AKw-D],λ,ο,χ,δ,γ,ξ,[XCa19.tif],ω,ζ,ε,,σ,φ,μ,κ,ψ分別為解釋變量對應的系數。

1. 回歸結果

808份調查數據的有序logistic回歸的主要結果如表3所示。表3列出了10個幸福等級所對應的常數項和主要解釋變量的參數估計情況,刪除了“媒體選擇”分類變量的參數估計情況。

注:這里采用的是Logit連接函數,下同。

a這里參數設為0,啞變量設置以該變量為參照,下同。

表4輸出了模型的擬合檢驗結果,模型總體檢驗的似然比統計量(-2 Log Likelihood)的顯著性水平P值為0.0000.05,表明模型擬合數據。比例優勢假定的P值為1.000>0.001,表明采用logit連接函數的模型擬合較為理想。

模型擬合優度評價的另一個指標是偽決定系數(PseudoRSquare),與一般回歸模型的決定系數不同,它們在取值和意義解釋上與真正的決定系數均存在較多差異,只能作為模型擬合優度的參考。表5給出了logistic回歸的三個偽決定系數:Cox and Snell、Nagelkerke和McFadden,其值分別為0.287、0.294和0.091,只能解釋應變量變異的一部分。由于它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決定系數,并不能以此來斷定模型的擬合情況,關鍵還要看模型的經濟學幸福邏輯意義如何。

2. 回歸結果分析

本部分就logistic回歸中發現的相關規律進行解釋。logistic回歸是通過回歸系數來解釋優勢比(Odds Ratio,OR)。回歸系數表示的是對數優勢logit(p ∧)的平均改變量。優勢比是被用來作為自變量對應變量作用效應大小的指標。二者的關系為:OR=exp(bj),其中,bj為回歸系數。

從表3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對幸福負面影響最大的是物價上漲,其回歸系數為-0.376,優勢比為exp(-0.376)=0.69,表明受物價上漲影響程度大的居民的幸福感低于受物價上漲影響程度小的居民,即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受物價上漲程度的影響每增加1單位,幸福感位于有序分類高端的優勢將改變0.69倍,受物價上漲影響程度大的居民的幸福感優勢是影響小者的0.69倍,且該變量通過了Wald統計量的顯著性檢驗(P=0.000

其次對幸福存在負面效應的因素還有對同性戀的認同度(優勢比為0.77)、股市的影響(優勢比為0.94)、利率提高的影響(優勢比為0.98)和政治活動的影響(優勢比為0.95)。除了對同性戀的認同通過顯著性檢驗外,其他3個變量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而且利率提高和政治活動的影響的優勢比幾乎接近1,表明受利率提高和政治活動影響程度大的居民的幸福感優勢與影響程度小的居民的幸福感優勢沒有太大差別。相比于物價因素,這些政治經濟因素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的關聯影響較遠或難以覺察,人們在評價幸福感時常常會忽視這些因素。對這些因素,在進一步的分析中可以考慮刪除。

對幸福正面影響最大的是人際關系滿意度,其回歸系數為0.437,優勢比為1.55, P=0.000,說明對人際關系滿意度高的居民的幸福感顯著高于意度低的居民,人際關系滿意度對幸福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他對幸福有正向影響的自變量還有理想的實現程度(優勢比為1.18,P=0.020)、健康狀況(優勢比為1.34,P=0.000)、醫療社保(優勢比為1.22,P=0.001)、環境治理(優勢比為1.27,P=0.000)、經濟發展(優勢比為1.17,P=0.088)、家庭月收入(優勢比為1.04,P=0.320)、新聞關注范圍(優勢比為1.04,P=0.020)。其中,理想的實現程度、健康狀況、醫療社保、環境治理和新聞關注范圍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新聞關注范圍(優勢比為1.04)對幸福幾乎沒有影響,說明該變量與幸福關系較弱,在以后的分析中可以不予考慮。而經濟發展、家庭月收入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且對幸福的影響均較弱,尤其家庭月收入優勢比僅為1.04,說明家庭月收入高者的幸福感優勢僅是低者的1.04倍,驗證了收入與幸福之間不存在顯著正相關的悖論現象。

在無序分類自變量中,男性比女性的幸福感明顯低(回歸系數=-0.426),其優勢比為0.65,且通過顯著性檢驗(P=0.003),說明性別在幸福決定中存在不容忽視的影響。上海男性幸福感優勢只為女性的0.65倍,這與文獻中大部分學者的研究結果相吻合(Brody and Hall,1993;Cheung and leung,2004)。這可能與性別的社會角色認同的差異有關,相比男性,女性的社會責任感較少,生活壓力較少,對生活更容易滿足。

相對于學生,農民(優勢比0.35,P=0.043)和企業主(優勢比0.44,P=0.043)的幸福感顯著較低。在所有職業分類中,農民是最不幸福的人,其次是企業主、單位員工,而學生的幸福感是最高的,這說明中國社會在高速發展過程中對底層農民和創業企業主的生存壓力的關注是不夠的。

在婚姻狀況中,未婚者、離異者均比已婚者的幸福感低。未婚者的幸福感優勢是已婚者的0.51倍(優勢比為0.51,P=0.064)。離異者的幸福感優勢顯著低于已婚者(P=0.000),其優勢比為0.06,即離異或其他婚姻變故者的幸福感優勢只有已婚者的0.06倍,而已婚者的幸福感優勢是離異者的16.67倍(1/0.06),二者的差距非常明顯。這一發現也與文獻中的研究相吻合(Inglehart,1990;Russell et al.,1994),表明婚姻生活能夠提供親情網絡的情感支持,提高個體的積極情感水平,對人的幸福感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是幸福感中最強的預測指標之一。此外,子女狀況、受教育程度、年齡、對幸福均沒有顯著影響,可以在進一步的分析中予以刪除。

綜合以上分析,物價、理想實現程度、健康、對同性戀的認同度、人際關系、醫療社保、環境治理、新聞關注范圍、婚姻、性別10個變量不僅與幸福優勢的相關程度較大,而且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P

(四) 顯性因子與隱性因子的特性檢驗

進一步地,以優勢比作為衡量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對幸福的邊際貢獻大小的近似指標,以優勢比是否大于1作為邊際貢獻遞增或遞減的分界線,對命題1的隱性因子的邊際幸福貢獻遞增的性質和顯性因子的邊際幸福貢獻遞減的性質進行驗證。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物價(優勢比為0.69

在隱性因子中,理想的實現程度(優勢比為1.18>1)、健康狀況(優勢比為1.34>1)、人際關系(優勢比為1.55>1)、醫療社保(優勢比為1.22>1)、環境治理(優勢比為1.27>1)等隱性因子的邊際幸福報酬均存在明顯的遞增趨勢,其中健康狀況和人際關系的邊際遞增趨勢明顯。以健康狀況為例,健康狀況的滿意程度每提高1個等級,幸福優勢將改變1.34倍,幸福感出現明顯遞增。而且,以上對幸福的邊際增進作用明顯的隱性因子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對命題1提供了有力支持。唯一一個出現邊際幸福遞減傾向的隱性因子是政治活動的影響(優勢比為0.95

這些實證檢驗結果表明,隱性因子對人們的幸福感的作用遠遠大于顯性因子,幸福不是來源于人們投入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的收入變量,而是來源于需要經營的人際關系、婚姻、健康等隱性因子。這是一個與人們直覺反差很大的“悖論”結論。現實生活中人們對顯性因子過度追求的做法帶來的只是炫耀性效用的滿足,而不是幸福感的提升。所以在提高人們的幸福感上,如果在經濟因素上做文章的話,不是直接提高人們的收入水平,而是抑制通貨膨脹和改善就業。這對目前普遍存在的盲目收入攀比敲響了警鐘,因為這不僅無益于提高人們的幸福感(回歸結果中家庭月收入的優勢比僅為1.04,幾乎對幸福感沒有影響),而且由于收入攀比能夠擠壓人們用于隱性消費的時間,反而起到了消減幸福感的反作用。實證驗證結果對命題1和命題2均給予了極大的支持,也對本文的理論結論進行了充分驗證。

根據表3的參數估計值,參照計量方程(3)可以寫出累加概率有序logit模型:

其中,Pri代表物價上漲的影響,Ach代表理想的實現程度,Hea代表健康水平,Hom代表對同性戀的包容度,Com代表人際關系,Mec代表醫療和社會保障狀況,Env代表環境治理,Gen代表性別, Occ代表不同職業,Jus代表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選擇,Mar代表婚姻狀況。

可見,從方程(4)到方程(6)各累加概率logit模型除了常數項呈逐漸增加的趨勢外,各自變量對應的回歸參數都是相同的,表明各幸福等級的影響因素的內在作用規律是一致的,隨著幸福等級的提高累加概率是不斷增加的。

四、 結論與政策啟示

通過以上2個命題的實證檢驗,本文理論部分的主要結論均獲得了較好的驗證。隨著收入水平的增加,中國(上海)居民的幸福感并沒有同幅度的增長,家庭月收入對幸福的影響存在邊際遞減的雙曲線規律,而在控制其他變量之后,收入對幸福幾乎沒有影響。“幸福悖論”現象在中國明顯存在。在幸福影響因子的檢驗分析中,人際關系、婚姻、性別、健康、醫保、環境等隱性因子對上海居民幸福感的貢獻要遠遠大于物價、股市、利率、收入、經濟發展等顯性因子。隱性因子存在較為普遍的邊際幸福報酬遞增規律,而顯性因子則存在較為普遍的邊際幸福報酬遞減的規律。

上述研究表明,影響居民幸福的主要因素不是顯性經濟因素而是隱性非經濟因素。經濟的高速發展并不是增進人民幸福的有效手段。如何更好地協調發展經濟社會各項事業,有效提高人們的幸福感,本文的實證研究結論可以為此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啟示。

第一,普遍提高收入水平不是提高居民幸福感的正確途徑。

中國居民收入對幸福的邊際遞減規律的發現,意味著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在增加幸福感上,比提高同等幅度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要顯著地多,這表明經濟發展中過度重視人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對提高人們的幸福感有一定的偏差。國家在收入分配政策上,需要防止一刀切,要把收入提高的重點放在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上,這對于提高整個國民的幸福水平和改善幸福分布狀況均有顯著的效果。

第二,提高國人幸福感需要在隱性因子上做文章。

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收入、物價、房價、股價等顯性因素并不是增進居民幸福的主要因子。相反,一些隱性因子,如婚姻、性別、職業、醫保、人際關系等卻是影響人們幸福的主要因素,政府應該在減少離婚率,提高男性幸福感,減少農民、企業主的生存壓力,改善醫療和環境質量、和諧人際關系等方面多做文章,這才是提高全民幸福水平的有效途徑。

第三,經濟發展應堅持有利于福祉的正確方向。

幸福研究表明,經濟發展不應以越來越高的收入或越來越奢侈的消費為目的,發展成果不應浪費在社會攀比性強的炫耀性效用的滿足上,而應該重視醫療健康、環境保護等隱性保障或隱的加強,切實落實到提高居民幸福感上,這才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

目前我國的醫療衛生、環境保護等公共物品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在國際上處于中等偏下水平,與印尼、菲律賓等落后國家持平,在提高國民福祉、建設福利經濟社會上尚存在較大的操作空間。在全球經濟處于不景氣的“谷底”階段,我國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剛好比在全國上下都忙著賺錢的“峰頂”時期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發展和加強影響幸福的隱性因素上,搞好醫療、教育、交通、環境,讓人們能夠有更多的機會去關注自己的健康,去享受親情,去更好地休閑和享受生活,讓人們從賺錢的繁忙之中走出來,真正地體會幸福生活,這樣可以在金融危機期間,有效地提高人們的幸福水平,營建一個國民幸福指數最大化的和諧社會。

總之,經濟發展應該是一條“幸福最大”的“中庸之道”,而不是螺旋上升的“GDP增長”之路。在這條“中庸之道”中,一邊是不與金錢掛鉤的工作制度,一邊是要與親情掛鉤的休閑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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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新課程；高中政治；探究式教學

【中圖分類號】G633.2

在新課程的實施過程中，高中政治的探究式教學過程中要實現三維教學目標，分別要實現知識教學目標，基礎性的知識必須全面理解和記憶，還有能力目標，最后是情感價值目標。在高中政治探究式的學習過程中有效的實現多重教學目標。

一、精心設計探究過程

高中政治的教學過程是由很多教學環節組成的，有課堂導入，基礎知識講授，重難點講解和時政知識的擴充等等環節。在高中政治的探究式學習課堂中，教師要精心設計整個教學過程，使得整個教學過程更加和諧，提高課堂的教學效率和學生的學習質量。精心的設計探究教學過程，激發學生的積極性。在具體的設計環節教師要全面規劃，細致分析，在基礎知識的學習過程中，教師要讓學生自己去探究學習。在理論和邏輯知識的學習過程中，要充分發揮教師的引導作用，教師的講解非常必要。例如，在高中政治的學習中有關于經濟學的知識，其中首先要學習的是供求關系理論，教師對這個關系需要進行詳細的講解，在對重難點講解過程中要轉變教師的角色，要對重難點的指導學習過程中要充分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在對供求關系的講解環節，教師可以聯系物價上漲的生活現象，在對供求關系的探究學習過程中能夠提高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在最后的總結評價環節也可以設計探究式的學習過程，讓學生參與到評價學習過程中，不僅可以檢驗學生的學習質量，還能加深學生的學習印象。

二、創建探究式的教學情境

學生和教師之間的交流互動可以在教學情境的幫助下有效進行，高中政治教師要創建合理的教學情境，激發學生對內容的學習興趣。在教學情境的創設過程中要聯系學生的實際生活，教師在情境教學過程中穿插探究式的問題，學生可以將教材知識與實際生活相聯系，不斷的進行探究學習。例如，在高中政治學習中會涉及到很多的哲學概念，例如，運動和靜止之間的關系，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可以通過刻舟求劍的寓言故事來進行課堂導入，讓孩子們思考刻舟求劍中劍和水之間的關系是不是運動和靜止的關系，在理解單個概念的基礎上，全面把握倆者之間的區別和聯系。這樣在探究學習的過程中，學生才能更好的從哲學的角度去理解，進而掌握辯證法的精髓。在學習中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學習方式方法，教師要積極的鼓勵學生采用多種方法解決問題。在探究環節結束的時候，教師要對學生的疑惑和不解做出合理的解釋，要肯定學生的努力和成就，對其中的誤區也要及時的糾正。關注探究結果的同時要對探究的過程做出合適的評價和有建設性的意見。

三、創造和諧的課堂探究氛圍

和諧愉悅的學習氛圍能夠影響學生的學習情緒，教師要有意識的創建一個寬松愉悅的學習氛圍，在教學過程中要對學生進行鼓勵教學，提高學生學習自信心。同時教師的幽默感也能營造和諧的課堂教學氛圍。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指導學生提出具有探究性的問題，而不是提出直白的提出問題。高中政治教師在面對全體學生的時候，要相信學生的學習能力，在充分的尊重學生，將學生盲目的探究學習轉變為自覺性的學習探究。在高中政治課堂中為了活躍課堂氛圍，教師在備課階段可以加入多媒體技術的幫助，有利于消除師生之間的隔閡。

四、拓寬探究學習的空間

高中政治的課堂時間和空間畢竟都是有限的，在課堂中進行的探究學習也僅僅局限在對教材知識的理解和探究。教師要給學生更多的學習探究的機會，所以，應該帶領孩子們去見識更多的社會探究活動，包括我國的經濟建設方面的探究活動，政治方面的探究學習以及公共服務等探究活動。高中政治教師要拓寬學生的知識面和了解范圍，教學要選擇合適的研究課題，不僅要符合社會的發展潮流，還要充分考慮學生的知識水平，要盡量滿足大部分學生的學習要求，使得所有的同學都能參與到探究學習過程。在對課外的課題進行探究學習的過程中，學生會有很多新的發現和新的探究成果，不僅僅是文字資料的新創新，還包括很多有意義的圖片和視頻。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可以將這些探究發現整理出來，可以以論文的形式進行展示，也可以是實踐性的調查報告，還可以通過課件的形式展示給全班同學，在學習知識的過程中，鍛煉了學生的實踐能力。

五、進行鼓勵性的評價

教學評價是價值判斷的過程，是整個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教學評價肯定會影響到教學效果。在高中政治的探究式教學課堂中，科學先進的評價能夠給學生提供正確的思維導向，能夠及時的對學生的學習情況做出合理的反饋，能夠適當的激勵學生。在科學的評價過程中，不僅要關注學生探究性學習的成果，還要對學生在探究學習過程中的表現做出合理的評價。教師要創建開放式的評價方式，讓學生勇敢的說出自己的觀點意見，要鼓勵學生發表不同的觀點。學生的觀點在課堂中要有詳細的記錄，作為最后的評價標準。鼓勵性評價的基礎上要突出發展性的評價，要考慮到學生的長遠發展。，著力于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造性能力。

六、結語

綜上所述，在新課程改革的發展趨勢中，在高中政治的教學過程中要進行探究性的學習研究。高中政治課堂中的探究性學習能夠有效的提高課堂的教學效率，但在實踐教學過程中還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在實際中，必須要有計劃的進行教學活動，要設計科學高效的教學模式，將傳統的教學方式轉變為先進的教學模式。需要教師努力的是要改變自己的傳統教學思想，更新自己的教學觀念，為學生營造寬松和諧的學習氛圍，提高學生的學習e極性。在探究性學習過程中，鞏固學生的知識儲備，提升學生的實踐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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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璇. 用課堂探究提升新課程下高中政治教學實效[J]. 邊疆經濟與文化，2012，10：115-116.

篇10

【摘要】

近年來，民工荒現象越發嚴重。本文對劉易斯拐點和民工荒現象關系進行了分析，并且對民工荒的成因和對策進行了探討，希望對解決民工荒問題提供一些參考。

【關鍵詞】

劉易斯拐點；民工荒

一、文獻綜述

“民工荒”現象從本質來講，是經濟二元結構下，勞動力從城市回流到農村的過程。與勞動力遷移相關的理論涉及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經濟理論，即劉易斯拐點問題。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發展方式產生二元結構，即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拉尼斯和費景漢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了修正，將劉易斯模型劃分為三個階段，認為劉易斯模型經過兩個轉折點，現代部門將傳統部門剩余勞動力吸收殆盡時，二元經濟結構轉為一元經濟結構。托達羅從人口流動角度，解釋收入差距，城鎮失業的原因。國內眾多學者在上述理論基礎上，對民工荒現象以及我國是否進入劉易斯拐點進行激烈探討。蔡（2008）《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認為，我國勞動力供給呈下降趨勢，導致相關企業勞動力短缺，因而我國劉易斯拐點也相應到來。大啟二郎（2006）認為中國農村勞動力驟減，勞動者實際工資上漲，已經達到劉易斯轉折點。相關學者有相悖的意見。張宗坪（2009）認為民工荒是由于“勞動力資本權利博弈的結果”，不能直接推導出我國進入劉易斯拐點。劉錚（2007）認為勞動力回流由于國家的政策，是農民工在比較優勢下追利的結果。還有相關學者從結構不平衡角度解釋民工荒現象。白南生（2009）從結構角度研究，提出年齡/性別結構說和地區差異說，認為“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經商和本地非農就業比重合計各地相差極大”，表明農村還有大量剩余勞動力，劉易斯拐點到來的結論有待商榷。

上述文獻主要是國內外對勞動力遷移過程中出現的現象研究和探討。本文將結合劉易斯模型，對我國出現的民工荒現象進行闡述，并提出相關研究對策。

二、劉易斯拐點和“民工荒”現象

（一）劉易斯拐點

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阿瑟?劉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發表的《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提到“二元經濟”發展模式。首先假設勞動力供給是無限的。二元經濟模型中包括一是以傳統農業為代表的“維持生計”部門，二是“資本主義”部門，主要是工業部門和城市。

圖1 劉易斯簡易模型

如圖1，橫軸代表勞動力供給數量，縱軸為工資，AD為需求曲線，AS為供給曲線。當土地邊際生產率為0或者是負時，農民收入為K0時，工業部門只要提供大于或等于農民的平均收入，即K1就能吸引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加入工業部門。當有OL1個勞動力加入工業部門，由于只需要付少量的工資，勞動力創造的價值為K2EL1O，其中K1EL1O為企業付給勞動者的薪酬，K2EK1為工業部門獲得的利潤。這些利潤被工業部門用來擴大再生產，勞動力增加到OL2，勞動力價格上漲，由K2到K3，如此循環往復，直到所有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進入工業部門，供給曲線上斜，這時企業為了獲得更多勞動力，工資上漲，勞動力從富余狀態到短缺，這時二元經濟結構轉為一元經濟結構。劉易斯拐點到來意味著，低廉的勞動力優勢的喪失，企業從生產要素中獲得的價值減少，只能通過產業的升級，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增加產品的競爭力。

（二）民工荒現象

民工荒，指用工短缺現象。《南方周末》報到，從2001至今，中國兩次出現人口回流現象。第一次回流是2003年間，東部沿海地區出現了勞動力短缺，特別是需要大量勞動力的制造業，紡織業等勞動密集型企業。但持續時間和波及范圍較小。第二次回流從2006至今，據統計，2006年珠三角地區制造業勞動力缺口達300萬。劉洪銀（2007）根據廣東省勞動廳調查顯示，女工缺口為1.33：1，高級技工的缺口為1.68：1。2009年，浙江省人力資源市場供求報告顯示，7月份，企業需求為60.3萬人，同期市場只供給35.4萬人，缺口為24.9萬。2013年，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數據顯示，第一季度，其檢測的99個城市中，求人倍率為1.07，江蘇省求人倍率為1.22，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0.10，安徽省全省求人倍率達到了1.5。2014年春節后廣州用工缺口達12.33萬。相較于第一次回流，這次的民工荒有著不同的特征。一是范圍擴大，不僅沿海制造業用工荒嚴重，中部地區也有明顯現象。據中國行業研究網公開數據顯示，2013年武漢缺工量首次突破10萬人，廣東缺工量高達120萬人，河南一企業月薪5000元招不到軟件工程師，安徽用工市場出現“一人難求”局面等。二是時間跨度長。之前的民工荒每年春節后出現，而這次用工荒從2009年持續至今。三是民工荒和大學生就業難現象并存。據《北京日報》報道，2013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達到699萬，截止4月19日北京高校畢業生簽約率為28.24%，不足三成，就業形勢嚴峻。綜上所述，民工荒已經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劉易斯拐點和民工荒現象

民工荒現象的出現，引起眾多學者將其與劉易斯拐點聯系起來討論。對于民工荒的出現是否意味著我國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呢？筆者認為不能輕易判斷劉易斯拐點的到來。首先，根據劉易斯拐點的含義，勞動力工資上漲，是由于剩余勞動力已經被完全吸收。勞動力供給不變情況下，企業只能通過不斷漲工資來維持人才不被流失。但目前我國情況遠非如此。一方面，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企業出現用工荒，如果企業提高員工的工資水平，仍然會招收到大批農民工，供給會源源不斷。另一方面畢業大學生就業難。西南財經大學調研指出，2012年6月中國城鎮失業率達到8.05%，其中大學受教育程度的青年勞動者失業率高達16.4%，遠超7%國際警戒線。據《北京日報》報道，2013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將達到699萬，截止4月19日北京高校畢業生簽約率為28.24%，不足三成，就業形勢嚴峻。2012年1564歲適齡勞動人口為10．0283億人，占總人口74.1%。從總體看，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狀況依然存在。其次，劉易斯拐點到來的一重要標志，農村勞動生產率相近于工業勞動生產率。但是我國目前情況相差甚遠。2012年農業就業人口占勞動力總數的33.6%；工業占30.3%，服務業36.1%。但是，農業創造的GDP僅占GDP的10.09%。工業創造的GDP占45.31%，44.59%的GDP由服務行業提供。由此看出，農村勞動生產率低下，農村還擁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需要釋放。從上述得出結論，我國的民工荒現象并不意味著勞動力短缺，實際上，我國農村仍有龐大的剩余勞動力。2012年，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有2.58億人，據專家估計，我國現階段還可解放1.5億2億的剩余勞動力。民工荒現象不是由于劉易斯拐點到來導致。

三、民工荒成因

那對我國出現的民工荒現象，筆者對其出現的成因進行探討，總結以下幾點因素來解釋民工荒出現的原因。

（一）結構性矛盾

1.年齡結構矛盾

我國將1564歲期間的人口認為勞動適齡人口。而大多數企業招收的農民工年齡在1645歲之間，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3》計算，我國1645歲農民工只占農民工總數的65.5%，錢榮生（2009）認為45歲以上的農民工只占總數的6.3%。超過45歲的勞動力成為主要的剩余勞動力。

2.文化結構矛盾

用人單位在招收員工時，受教育程度成為應聘的一道門檻。2013年，蘇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對990家企業進行調查顯示企業對勞動者文化程度的要求出現明顯層次分化，技職校及初中文化程度需求占比為66.7%，仍為主流需求。西安市職介服務中心對西安市2014年第一期企業春季用工需求調查報告顯示，在被調查的160家企業中，九成以上的企業對求職者的文化程度提出要求。92％的用人單位對求職者的文化程度提出要求，比去年提高了4％。其中75％的崗位要求求職者達到高中以上文化程度。錢榮生（2009）指出長三角16城市農民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了75.3%。使相當部分的農民工返回農村。2.農民工進城成本增高，阻礙釋放農村剩余生產力

影響農民工進城的一大重要因素是工資，我國農民工工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雖然近些年，農民工工資有所增長。2005年，北京最低工資標準為580元，截止2014年2月，北京最低工資標準為1400元，增幅141%，雖然增長迅速，但是不斷增長的物價和消費水平，在北京的高生活成本下，農民工實際上獲得的是名義工資，實際工資沒升反降。其次，很多農民工未與用工單位簽訂用工合同，沒有獲得任何社會保障。《中國2011年人力社保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1年，我國農民工數量達2.5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約1.6億人。參加養老保險的農民工為4140萬人，參加醫療保險的農民工為4641萬人，不到1/5的參保率，意味著大部分農民工無法獲得同等的社會福利，提高了農民工的進城成本。

（二）政府的惠民政策，農民工趨利選擇

近年來，我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對農民定制的稅收優惠政策包括：對農業生產服務方面的稅收優惠；對農民依法開發荒地、灘涂的稅收優惠；對農業科研單位培育新品種稅收優惠和農業災歉和社會減免稅收優惠。此外，取消了農業稅、牧業稅、屠宰稅和特產稅。一系列稅費取消直接減輕農民的負擔。同時，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提高對農業技術的研究、上調扶貧標準、開辟返鄉農民工創業“綠色通道”、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加大補貼、家電下鄉活動。農民發現留在家鄉獲得的收入高于出去務工的實際收入，更多的農民選擇留守。這一行為促使農民工的回流，企業用工荒現象嚴重加劇。

四、結論及相關對策

（一）我國“民工荒”主要由于結構性矛盾導致，我國特殊的制度，政府優惠政策，使我國二元經濟結構未能轉變為一元經濟結構，我國劉易斯拐點尚未到來，農村仍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

（二）對于如何解決“民工荒”問題，給出下面幾方面的建議。

1.政府建立健全工資保障制度

現今，物價上漲的經濟水平下，企業為了保留更多的利潤，不愿提高農民工的工資，迫使農民工在低工資下，“用腳”來投票，自然民工荒越發嚴重。筆者認為，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是解決民工荒的關鍵；其次建立健全工資保障制度。政府加大監督力度，對拖欠農民工工資行為制止，打擊，保障農民工的權益。

2.加快制度轉變，促使企業技術升級

首先加快制度創新，消除二元結構，降低農村就業人口比重，取消戶籍制度，降低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其次，企業要增加對科技研發的經費，吸納更多的高科技人才，對技術的創新；對員工進行技能培訓，提高勞動生產率；政府加大對私企的扶持，增加市場的活力。另外，對企業文化的宣揚、學習，加強員工對企業的認知，增強企業認同感和歸屬感。

3.提高農民工自身教育和技能

我國農民工普遍受教育文化程度低，并且缺乏專業技能，不能滿足企業用工要求。因此為了改變現狀，一方面農民工在正式工作前，積極接受政府和企業的專業技能培訓。另一方面農民工應該高度關注下一代子女的教育問題，包括提高知識文化水平和道德教育觀念，為未來我國經濟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除此之外，對新生代的農民工教育，清楚認識自己，改變不愿從事一線工作，追求享受的態度。

4.完善市場發展，加強信息服務

農民工在求職過程中，很多是通過別人口頭相傳的方式了解到企業招工方面的信息。相當一部分企業缺工情況嚴重，但是農民工不了解相關情況，使需求與供給難以相匹配。市場應加大對農民工的信息服務，及時企業招工信息，同時與勞動力加強溝通，形成就業服務中介機構，加大企業與農民工的匹配程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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