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經濟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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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市場經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而信用是市場經濟的樞紐,因此,探討中國市場經濟中的信用問題,具有特殊的意義。

一、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之一是信用

這里講的信用”,是以社會成員之間相互信任為基礎的廣義信用。在市場經濟中,信用集中、具體地體現在以資金為紐帶的市場參與者的相互信任上。信用實現的程度高,市場經濟的發展就規范,社會擴大再生產就可以在正常、高效的基礎上進行,反之,市場經濟的發展就會扭曲,會波折重重。

信用問題在市場經濟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信用問題貫穿于市場經濟的各個角落。在市場經濟中,市場參與者的信用關系形成了一個環環相扣、互為前提的有機網絡,這個網絡中的某些環節斷裂,必然對整個網絡產生連鎖性的破壞,且這種破壞呈現放射性惡性擴張的特征。特別是信用網絡中的某些重要環節如金融、大企業間的相互信用等出現問題,對市場經濟秩序的破壞就更為嚴重、影響波及面就更為廣泛和深遠,其實際破壞性要比表面上體現出來的大得多。

其次,信用問題從根本上制約著市場經濟能否健康發展。社會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對社會道德水平發生影響,在一個信用水平不高的社會里,人們的價值觀念、道德水平都會扭曲,這就會使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動搖;同時,社會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約著市場經濟的保障水準,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依靠法律作保障,而法律的威嚴只有在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對其行為負責任的基礎上才能充分發揮出來。

自80年代初開始,我國企業之間相互拖欠資金漸成風氣,進入90年代后,債務拖欠的規模越來越大,牽進去的企業越來越多。至今,債務拖欠關涉到幾乎所有企業,整個經濟領域信用嚴重貶值。不良的信用導致不正常的經濟和金融運作:銀行作為結算中介,對企業相互間的信用監督逐漸失效;因企業間相互不信任而設置的結算障礙如現金交易、款到發貨等使商品流通速度減慢;商業銀行在社會信用水平過低的現實下只能苛求過高的信貸安全保障,如要求貸款的高抵押率、項目的低風險性等,使得社會資金供給總量萎縮,制約社會再生產規模的擴大等。現在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良信用正從根子上腐蝕著我們的國民經濟。

二、中國市場經濟中形成不良信用的三大原因

(一)重復建設導致大量企業出現支付危機

我國市場經濟還處于起步階段,市場的盲目導向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我國的許多世界第一”就是明證:如彩電生產線的數量世界第一;汽車整車生產廠的數量世界第一;電冰箱廠家數量世界第一;摩托車廠的數量世界第一;高星級酒店的數量世界第一等。市場旺盛的短暫需求盲目引導了大量的重復建設,重復建設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業因其商品價值不能實現而面臨淘汰。這些面臨淘汰的企業,無例外地發生支付危機,成為我國市場經濟信用不良的發源地。

(二)企業集團不良信用成為社會不良信用的關鍵

企業集團的組建,自80年代以來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重頭戲之一。不可否認,企業集團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優化組織形式,在生產的集約化、產業的互補性、資金的集中使用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優越性,近代西方發達國家經濟起飛的主要推動者就是按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等方式組織起來的企業集團。即使是現在,企業集團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國民經濟中依然發揮著骨干作用。西方國家企業集團的組建,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即其是一種生產要素的自然組合。

我國企業集團的組建,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拉郎配”的產物,如早期自行車行業中“永久”集團、“鳳凰”集團的組建,就是把生產同一類產品而生產技術、管理水平、經營機制等方面都有巨大差距的企業人為地攏在一堆,事實上成為一個松散的企業集團,這并非生產要素自然組合的結果,除了商標統一外,根本失去了企業集團資源優化組合的意義。遺憾的是,類似行為在我國風起云涌,呈不斷蔓延之勢。90年代以來,大量的非公有制企業加入了集團化改造的行列,企業集團”隊伍更是空前膨脹。由于我國經濟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較多,如對工商注冊資本金的真實性無法實施有效監控;對企業集團并表核算的資產負債無權威機構去加以認定并負責;加上社會中介機構過多過濫而導致的不規范操作使企業資產的價值難以得到真實評定等,導致大量的企業集團空殼運行。貌似強大而實際虛化的集團”往往成為巨額融資的載體,集團在運行時其債務往往被架空,而一旦停止運行其債務就會落空。虛化的企業集團已成了吞食資金的黑洞,其不良信用是社會不良信用的關鍵。

(三)泡沫經濟逐漸破滅為不良信用火上澆油

我國企業的高負債經營恐怕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在我國生產型企業的營運資金中,負債要占到70%以上,流通型的企業則這一比例為80%以上。尤為突出的是負債基本上是銀行貸款(近年來拖欠應付款已成為企業負債的重要部份,但歸根結底,這一部份拖欠款又會主要轉化為被拖欠企業的銀行負債)。這樣的資金結構,使我國市場經濟對銀行信貸的變動過度敏感。用銀行貸款進行投資與用自己的錢進行投資,在投資主體對投資沖動的自我約束力度上是絕對不同的,拿來”的錢用起來總是“大手筆”!由于我們的市場靠信貸支撐,信貸一傾斜,市場就繁榮,反過來又需要更大的信貸投入去支撐這種繁榮,一旦這種繁榮畸型化,則大量的信貸資金就無法正常循環,社會信用就受到嚴重破壞。

近年來國際經濟領域的例證和我國的實踐,已充分證明靠高額信貸刺激和支撐的泡沫經濟必然會逐漸破滅,進而導致大量的信用鏈斷裂,最終對國民經濟產生根本的破壞。1996年以來席卷東南亞的金融危機,近來已嚴重危及到號稱世界經濟強國的韓國、日本,并有演變成經濟危機的跡象。有人將此次金融危機歸罪于國際金融炒家的襲擊,我認為這僅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現象,事實上,卷入此次危機的國家均是經濟發展過度依賴于信貸擴張的高泡沫經濟國家,泡沫經濟表面上十分繁榮,在金融領域風平浪靜的時候可以維持較長時期的興旺發展,但過度依賴信貸的脆弱性,決定了其經受不起沖擊,出問題、甚至發生危機只是遲早的事!

歐美國家對這個問題認識得較早,解決得較好,這些國家的企業,其營運資金中絕大部份是自有資金,銀行貸款只占其總資金運用額的15%左右,無論是單個企業的抗風險能力還是整體國民經濟的抗風險能力都是比較高的。這些國家市場經濟的運作基本建立在平實的基礎上,盡管發展速度可能沒有搞泡沫經濟的國家快,但安全性、穩定性、可持續發展性則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三、重整信用、再理市場,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要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待理之事千頭萬緒,但首先要牢牢抓住信用”這個綱。在目前信用水平嚴重滑坡的現實下,重整信用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一)由國家出面,大規模重整國有企業的信用。

國有企業現在最頭痛的問題莫過于資金不足、負債過重,嚴重制約了企業的發展,并帶來一系列問題,如:償付能力不足而互相拖欠貨款并引起鏈狀反應;負債過重使企業難于進行擴大再生產而導致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下降,大量職工下崗;無力進行新投資促進產品上檔次導致競爭力下降、逐漸被市場淘汰等等。國有企業形成今天這樣的困難局面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但過多地對此進行探究沒有太大的意義,重要的是正視現實并尋求解決辦法。國家有關部門近來準備采取三項重大措施解決國有企業資金困難問題:一是通過稅收上照顧以增強企業積累能力;二是對原來撥改貸”的資金逐漸轉化為國家對企業的投資以減輕企業的利息負擔;三是對企業的債務委托專門機構托管以助企業解脫債務包袱。我認為前兩條確有利于增強企業活力且立竿見影,后一條其利弊有待實踐檢驗。這些措施的實施,為重理企業信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國家應委托或組織專門的機構,將企業從上述優惠條款中得到的資金優先用于解開信用上的死結。從一時一事或單個企業看此舉可能收效不明顯,但這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效果會逐漸從根本上體現出來。

(二)對企業集團的融資,應抓住牛鼻子——統借統還。

企業集團之間、企業集團與其它企業之間、企業集團與金融機構之間的資金拖欠一般來說數額較大,實際債權債務關系有相當多的部份不明確。這里僅舉一例:一個企業集團包括集團總部在內的多家成員單位,若都由集團作擔保,或這些成員企業之間相互擔保,在多家金融機構貸款,這個集團就很容易獲得巨額資金。集團內部通過資金調度以后,往往會出現借錢的不用錢,用錢的不借錢,或以張三名義欠的債,而實際債務人卻是李四。一旦發生信用危機,一是資金額過大難于清償,二是債權債務關系錯綜復雜,難于找出頭緒。近年來許多企業集團空心化動作,大量的資金金蟬脫殼,債務甩給一個空殼集團,給社會留下巨大的信用不良問題。

西方發達國家大型企業集團一般來說資信情況較好,有一個經驗特別值得我們借鑒:這些國家的大型企業集團在融資上一般都由集團統籌,縱使有的下屬公司直接對外融資,其集團也實實在在地對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其保證資格在實有資產擔保能力范圍內,企業融資保證能力的真偽由社會中介機構評判并承擔連帶責任,因此,很少有大規模詐取或套取資金的情況發生。我國有必要迅速、及時地建立企業集團融資的有效監控機制,這個機制的牛鼻子就是對企業集團的融資實行集中統一管理,手段可硬一點。對企業集團融資實行集中管理一刀切,這樣,一則便于融資對象對企業集團的實力進行把握,二則也便于企業集團加強內部管理,強化集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現代企業集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實質上是以資金為紐帶的),有效制約住盲目的投資擴張欲望。這樣做的代價可能是企業的經營活力受到一定影響,經濟發展速度受到一定制約,但減小了泡沫經濟的影響,經濟發展速度更有實際意義,通過整頓集團信用而促使社會信用狀況好轉,對理順市場關系、規范市場行為更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三)加強宏觀調控,盡量減少重復建設。

中國最大的腐敗是什么?我認為是盲目的重復建設。一個大的投資決策失誤,幾億、幾十億、甚至幾百億的投資就可能付諸東流,而最終往往連基本責任人都找不到,這在中國是屢見不鮮的教訓!投資失誤的最直接結果就是破壞社會信用,因此、加強宏觀調控,減小投資失誤是重整信用、再理市場的重中之重。

經常有人有意無意地將國家調控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其實,無論哪一個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其宏觀調控手段和機制都是有力和成熟的。我國現階段不是宏觀調控過頭了,而是國家宏觀調控的力度太小!可以肯定,在較長的時期內,我國市場經濟的盲目調節行為還會繼續存在和發展,國家只有不斷加強宏觀調控力量,特別是通過必要的行政手段和金融調控手段,將市場盲目調節的危害盡可能降低,才能從源頭上制約不良信用的擴張。

(四)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機制,營造良好守信氛圍。

建立有效的信用形象管理機制、營造良好的社會守信氛圍,是解決不良信用問題的治本工程。

現達國家普遍重視信用形象,而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機制。在那些國家里,一個企業、一個公民,若信用形象不良,會遭到社會的唾棄,并很難再有發展機會。這就使得信用問題幾乎受到每一個人的珍視。企業是由人管理的,企業的信用問題,根本上還是人的信用問題。長期以來,因科技水平所限,我國經濟領域信息閉塞,一些信譽掃地的企業法人和個人,往往騙了東家騙西家,一路得逞。隨著電子計算機在經濟領域應用的大規模推廣,信息的傳遞、調閱已經相當簡易,但我國經濟領域的信用問題,卻依然相當嚴重,原因何在?我認為主要原因是我國的信息網絡大多自成體系,這就為信息資源的共享設置了障礙。以銀行為例,我國每家國有商業銀行的信息網絡均自成一體,各地方商業銀行的信息網絡又自成體系,這樣,在本系統范圍內對往來企業和個人的信用形象還勉強可以把握,但跨系統的信息就無從得知了,一些信用不良的法人和個人照樣可以在各個金融系統之間游刃有余地行騙。

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已經迫切需要在全社會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機制、營造良好的信用氛圍。此事應該由國家成立專門的權威機構來管理,也可主要依托金融系統來進行,原因有三:

1、成熟的技術手段。金融系統經過十多年的電子化建設,計算機的普及程度已相當高,只需要由人民銀行出面籌建統一的電子管理網絡,就可以實現金融系統間的信息資源共享。

2、良好的管理基礎。金融機構是我國國民經濟體系中管理最為嚴密、最為細致的部門之一,人員的整體素質較高,資料的完備性較好,凡往來法人及個人的業務資料,均有很長的保存期。這就為建立信用形象檔案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篇2

關鍵詞:信用/交易/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的特征在于資源配置主要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實現，基于市場機制的自發性和交易性，任何一個經濟主體都必須依靠信用與其他經濟主體發生聯系。市場是由一個個交易構建起來的，市場交易的順利進行和市場經濟正常秩序的維護都離不開信用的建設性作用。貿易的繁榮需要兩個條件，即貿易自由和合同可靠性，這只會存在于信任和公正占主導地位的社會。[1]信用是交易的前提，交易是市場經濟的基礎，于是信用便構成了市場經濟的前提與基礎。隨著交易的復雜化、普遍化，以信用為基礎構成了日益拓展的市場秩序?！靶庞弥贫瘸蔀槭袌鼋洕F代模式的最核心的一項制度，并足以支撐人類合作秩序的不斷擴展”。[2]

一、信用概念的厘清

信用一詞源于拉丁語Credere，意為信任。它在羅馬法中的對應概念是拉丁語Fides及Bonafides。Fides有信任、信義、誠實的含義，與英語中Faith、Confidence、Trust、Honesty等詞的意思基本一致或相近。[3]信用與信任密切相關。信任（trust）是人類的一種情感(passion)，也是人類的一種風險性行動。[4]它總與預期、風險、理性與感性、相互關系等概念相連，戴維·J·弗里切認為，信任由可預見性、可依靠性和信賴這三個基本要素構成：可預見性指人們可以預料到將來發生的各種情況，避免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可依靠性提供保證，確定可以相信一個人，他（她）將按所期望的去做；信賴是相信一個人會一直是可預見和可依靠的。[5]近代西方學者把信任關系視為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因素。社會學家們，如齊美爾(Simmel)、涂爾干(Drkheim)、韋伯(Weber)等認為，信任是社會組織的粘合劑，是一個社會凝聚力的基礎。盧曼把信任視為對付經濟或社會復雜系統中不確定性的重要手段，認為信任將使社會應對復雜性的潛力得以發展。

“信用”一詞在《辭?！防镉卸嘀睾x：一為“以誠信任用人；信任使用”；二為“遵守諾言，實踐成約，從而取得別人對他的信任”；三為“價值運動的特殊形式”。信用概念的多義性使之往往在多種意義上被各學科使用，主要可以被區分為經濟上的“信用”概念、倫理上的“信用”概念以及法律上的“信用”概念。

經濟上的信用，也稱為交易信用，是指投下貨幣后，到底是否生出利潤暫且不論，其貨幣在一定期間后用等價交換關系可以被取回的關系。本來應該同時等價交換的關系的東西，用前期貸款的形式被轉化為不同時的等價交換關系。[6]香港饒余慶先生認為，信用包含債權和債務關系，其根據是授信人對受信人償還之信心。從經濟的角度考察，信用是市場經濟和商品貨幣關系的共生物，與商品交換、貨幣經濟不可分割，正如馬克思所言，信用是價值運動的一種特殊形式。隨著交易關系的發展，現代市場經濟的信用形式更為復雜多樣，根據用途的不同，可分為三種：一是商業信用，指在流通過程中，為了節約或限制流通時間、手續、費用等，在賒賬形式的情況下，商品和對價形成不同時交換的關系；二是生產信用，指在生產過程中，把閑置資本集中于自己的銀行，為了產業資本的生產過程而投入貨幣的錢其貸款；三是消費信用，指在投下資本生不出利潤的消費過程中，讓消費者用貸款或賒賬的形式，形成不同時交換的關系。[7]根據主體不同，可分為四種：一是政府信用，即以政府為授信主體而產生的信用關系；二是銀行信用，指以銀行等金融機構為授信主體，以貨幣為經營對象而發生的信用關系；三是企業信用，包括商品賒銷、發行債券或其他融資手段；四是個人信用。

倫理上的信用，是指一種誠實無欺、言行一致的德性以及道德義務，如“信近于義，言可覆也”。當然，倫理信用與交易信用也不是截然分開的，交易信用的關系建構了市場經濟秩序的主體，倫理信用作為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其不僅僅是一種道德標準，而且是市場經濟的一種支持性資源。交易信用僅僅單純依靠法律保障是不足的，法律與契約都存在著執行成本和不確定性的缺陷，倫理信用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功能。菲蘭格利甚至將信用看作“第二種貨幣”。弗蘭西斯·福山從信任與經濟繁榮著眼，認為建立在宗教、傳統等文化機制之上的信任構成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信任度高低直接影響企業的規模及國家競爭力?！氨M管契約與私利是人們結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最有效的組織都是建立在擁有共同的道德價值觀的群體之上的。這些群體不需要具體周密的契約和規范其關系的立法制度，因為道德上的默契為群體成員的相互信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8]

法律上的信用，也在不同意義上被使用，大致有如下含義：

其一，作為道德倫理意義上的信用。民法基本原則之一的誠實信用原則（Bonafides），被現代民法尊為“帝王條款”，即是道德準則在法律中的體現，“誠信原則以‘善意及衡平’為內容。對于私法，可給予以道德的要素，是法律漸次近于倫理觀念”[9]。

其二，作為一種人格利益的信用，即民法上的信用權。信用是指對一個人（自然人和法人）履行義務的能力、尤其是償債能力的一種社會評價?！恫既R克法律辭典》將其定義為“企業或個人及時借款或獲得商品的能力，是特定出借人等債權人或其他權利人一方對于對方有關償債力和可靠性所持肯定性意見的結果”。[10]如德國民法典第824條將信用權規定為人格權予以保護。信用權是一種人格信用，該信用作為一種對于當事人資質的社會評價，通過信用評級制度已經信息化、制度化。此外，與信用聯系密切的信賴等觀念在法律也多有涉及，如信賴利益的保護、締約過失責任、附隨義務以及英美法上的允諾不得反悔原則（estoppel）等等，但此種信賴保護的法律原理與信用的本義有所不同。

其三，作為經濟上的交易信用而使用。信用是一種不同時的交換關系，在法律上只能表現為“債權”、“債務”關系，[11]債權本質上即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信用通常與Credit為同義語，信用（Credit）的原始意思即為：我給與信任（IPlaceTrust）。[12]債權人即為授信人，是信用的供給方；債務人則為受信人，是信用的需求方。當然，債與信用畢竟并非內涵完全一致的概念，債權包括意定之債與法定之債，意定之債，主要為合同債權，是交易信用的法律化，具有“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的功能；而法定之債中的侵權損害賠償之債、不當得利返還之債等，旨在補償損害和恢復原狀，而非創設交易上的信用，不具有信用的功能。因此，作為一種經濟上的交易信用，信用只是與意定之債具有同義關系。特別是金融領域的金錢債權中，信用一語得到廣泛應用。

二、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

所謂“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的命題，此處所指的信用并非泛泛的廣義上的信用，而是主要指經濟上的交易信用，表現在法律上則為債權債務關系，即“以協議或契約為保障的不同時間間隔下的經濟交易行為”。信用的構成有權利義務、流通工具、交易對象、時間間隔四個因素。信用形式的轉化就是債權債務關系的轉化和消長。信用具有代替貨幣流通、節約流通費用、提供金融資產等效應。[13]當然，經濟信用作為一種法權關系和制度安排必須以倫理信用為道德基礎才得以普遍確立。

事實上，現代意義上的信用是在人格獨立、地位平等、交易自由的市場經濟上形成的，信用與市場經濟是密不可分的一對孿生兄弟，兩者是一個共生的過程。西方商品經濟的等價交換其自身就是一個倫理的過程，是對他人平等人格的承認與尊重，其倫理世界是以此為存在前提的。[14]市場經濟與信用息息相關，其內在的契合關系可從以下幾方面考察：

第一，市場經濟的內在需要。

市場經濟承認市場主體利益訴求和獨立財產的合法性，不得侵害他人利益和財產。生產的社會化和專業化分工。社會分工使得市場主體根據其“比較優勢”決定其生產，實現效率的最大化。其生產的產品不適以自己使用、消費為目的，而是旨在交換實現其貨幣價值。休謨認為，物品的交換以及服務和行為的交換，對我們雙方都有利益，但為別人服務大都并非出自真正的好意，而是出自他將會報答我的服務，因此，凡涉及一切物品、服務和行為的交往，若要達到互利的結果，就需相互信任和信托。[15]市場經濟體制下財產的分立和社會分工的復雜和細致性，決定了法律無法通過指令性的計劃調整資源配置，因此必須以契約的方式確定市場主體之間的交換關系，由此產生了交易各方相互提供信用的活動，反映在法律上即為“契約自由”和“契約必須信守”的原則。

第二，交易信用的出現與債權的形成。

早期的商品交易，往往以物易物，或為現貨交易，即時清結，交易的發生與完成結合為一體，交易的締結和履行瞬時完成，時空因素不會對交易產生影響，故不存在信用問題，信用沒有用武之地。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原始的易物交易逐漸萎縮，物物相易必須交易雙方對方提供的貨物同時需求，這使得交易很難順利達成。依照主流經濟學的觀點，物物交易中的需求雙重耦合困難是貨幣產生的重要條件。易物交易的衰落使得商品的一般等價物——貨幣橫空出世。貨幣的出現使買賣過程分離，商品于是有了價格，使千差萬別、性質各異、不具有可比性的商品具有了交易的基礎，商品交易突破了狹隘的地域限制，在任何不特定的主體之間得以普遍化，從而形成一個統一市場及維護市場運行的法律制度。在交易中締約與履行的時空分離，也導致債的觀念出現，成為一種“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例如古羅馬早期，市場交易尚不發達，交易觀念尚未開化，財產秩序以歸屬秩序為主，注重保護財產靜的安全。原始的契約與契約的履行緊密結合，并伴隨著嚴格的程序要件，債和諾成契約并未獨立、分化出來。在這基礎上形成了古代要式買賣和交付（Traditio）制度，例如，古羅馬的要式買賣中的曼兮帕蓄（mancipatio）、擬棄訴權（CessioinJure）、耐克遜（nexum）等方式，要式買賣雖具有早期契約的特征，將契約合意與嚴苛的形式、標的物的轉移占有相結合，在外形上形成統一的要式交易行為。[16]在市民法上，要式買賣被看作所有權的取得方法。曼兮帕蓄以特定套語，擬棄訴權以佯為訴訟，耐克遜以神前宣誓、履行銅塊和稱的方式來完成其合意過程。當然也正是由此，古代交易并未區分當事人合意、債務約束和轉移占有的事實行為。債權合意還未與履行行為相分離，即時清結的交易還不足以發生債和信用的問題。其后，由于市場交易發達，財產流通迅速，諾成契約作為真正的契約日益凸顯其重要性，交易觀念上，“信用”成為一種交易倫理的要求，為大多數人所普遍接受，“契約必須信守”成為自然法的公理，債作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也得以制度化、法律化。[17]與之相應，旨在維持信用、創造信用的擔保制度作為債權的保障手段，也就應運而生了。

第三，債權在近代社會中逐漸壓倒所有權而占據優勢地位。

債權（信用）在近代具有重要地位，這可由所有權與債權的在近代社會作用的轉變而表現出來。近代中的所有權不再表現為中世紀以利用為中心的財產權體系，實現了所謂“土地的解放”，確立了羅馬法以歸屬為中心的個人主義的所有權理念。在這種組織之下，所有權的作用不再是對物的使用，而是通過對物的支配，實現對人的支配，亦既將財產轉化為資本（所謂勞動從屬于資本）。要想把所有權資本化并以此支配他人，就必須與各種債權契約相結合。在兩者結合過程中，債權色彩日益濃厚，逐漸凌駕于所有權而成為經濟的命脈。[18]正如拉德布魯赫所言：“只要所有權是對人的力量，只要所有權是借貸債務關系的經濟重心，那么它就是資本，無論是勞動契約中的要獲取勞動的資本，還是借貸契約中的要用諸勞動的資本。債權的權利和利益的享益如今是所有經濟的目的，債權不復是旨在物權或物之享益的手段，而本身就是法律生活的目的?！盵19]

第四，倫理信用的發展——信用的普遍化和功利化。

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相適應，作為倫理的信用觀念脫離了傳統社會的“尊尊，親親”的“差序格局”，演變為一種符合自然法的普適性的道德標準，成為與市場經濟大規模展開相匹配的交易倫理。啟蒙思想家們認為，訂立的契約必須履行，不履行契約就是不正義，是對自然法的違背。格勞秀斯認為，“遵守契約也是自然法的組成部分。因為在人群中間必然相互限制來建立社會關系，除此而外更無其他方法可以想象得出，因此相互定立契約，從而產生民法。凡人加入一社團，或者舍身為他人服務，無論是明言允諾，還是理所當然”，“有約必踐，有害必償，有罪必罰等，都是自然法”。[20]

信用倫理不僅僅普遍化，而且必須能為大多數人所自愿遵守。在市場經濟下，信用也超越了傳統禮俗社會中個人心性修養的窠臼，具有了某種功利性價值，而成為市場經濟中的一種工具理性。經濟學家約翰·穆勒認為，“信用以信任心為根據，信任心推廣，每個人藏在身邊以備萬一的最小額資本亦將有種工具，可以用在生產的用途上”。“如果沒有信用，換言之，如果因為一般不安全，因為缺乏信任心，而不常有信用，則有資本但無職業或無必要知識技能而不能親自營業的人，將不能從資本獲得任何利益：他們所有的資產或將歇著不用，或將浪費消減在不熟練的謀利的嘗試上”。所以，“設社會則由較良的法律及較良的人的品性，使人互相信任，只自己的品性就可以擔保自己不會侵占或瞎用別人的資本，這種利益的收獲還會更大得多”。[21]第五，交易信用的法制化。

市場經濟與信用、債權、法律和國家息息相關，具有內在的同構關系，市場經濟體制在歷史上的形成，亦即交易信用的展開，在上層建筑上表現為法律上的債權關系，背后伴隨著相應的一個近代的國家和法制的建構過程。黃仁宇先生認為，近代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需要三個因素：資金廣泛融通，經理人才不分畛域的使用，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訊。（wideextensionofcredit，impersonalmanagement，and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這三個因素能夠繼續展開，全靠信用，而信用則不可能沒有法律支持。其展開則各種經濟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即所謂該國家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22]此即所謂“農業社會管制的方式為新型商業管制方式所取代”，“全國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階段，自此內部各種因素大體受金融操縱”。[23]

三、我國文化傳統中的信用障礙及其改造

我國古代，信用被推崇為一項重要德性。據統計，“信”字在我國古代儒家典籍《論語》中出現了38次之多，僅次于“仁”和“禮”。在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以及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五常中，信占有重要地位?？鬃又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甚至上升到以德治國的高度，“民無信不立”，“人以致去兵，去食，寧死必信”。但我國傳統文化上對信用的強調，主要著眼于私人品德的修養，宗族鄉里風俗的醇化和以德治國的禮治要求。其不過是一種農業社會、鄉土社會、宗法社會的道德形態，與在平等、自由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普遍交易倫理的信用不同。這種信用并沒有建構成市場交易的一種法權關系，在倫理上也沒有被抽象為一種普遍的基本道德義務，而往往必須屈從于“尊尊，親親”的規范和鄉土社會“差序格局”的安排。嚴復先生比較東西風俗，指出兩種“信”的不同，“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眾而貴自由。自由，故貴信果。東之教立綱，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親。尊親，故薄信果”[24]。先生也認為：“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時的可靠性。”[25]有學者認為，誠信不能上升為普遍道德義務是傳統儒家道義論的一個薄弱環節，是一個它的阿基里斯之踵。[26]

基于我國文化傳統中的信用觀的個人化和封閉性，其本身不足以支撐普遍化的市場經濟。這是因為人格化的信用本身具有內在的限制，無法突破熟人社會的限制。按照韋伯在《儒教與道德》中的觀點，“在中國，由于儒家理論的作用，政治與經濟組織形式的性質完全依賴于個人的關系，…中國所有的共同行為都受到純粹個人的關系、尤其是親緣關系的包圍與制約。從經濟觀點看，這種人格主義無疑是對客觀化的一種限制，同時也是對客觀理性化的一種限制。一種主要在特殊主義的關系結構運作的法律有礙于客觀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發展，而這意味著難以產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個人關系的信用，也無法脫離個人關系去建筑各種經濟合作組織。”[27]我國目前的信用匱乏的現狀即源于傳統的斷裂，社會的急劇轉型。在我國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雖然打破傳統鄉土社會的結構，但由于指令性計劃和行政命令代替的市場的交換關系，交易信用無從展開，并且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的構成實行單位制度，個人被組織在相對封閉的單位中，其交往范圍、社會流動與傳統的熟人社會頗有類似之處，因此信用失去了產生的土壤。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所導致的社會轉型對傳統熟人社會之下的個人化的人格信用又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由于中國傳統熟人社會的“差序格局”，缺乏普適性的道德標準，不承認平等的主體人格，導致主體在轉型的社會中容易成為“利己主義者，卻不能成為個人主義者”。[28]以至于轉型時期的道德失范已使中國成為一個信用資源嚴重匱乏的國家，與信用不足相關的欺詐和犯罪幾乎遍布經濟生活各個方面，諸如假冒偽劣商品橫行、股市“圈錢”、逃廢債務、偷稅漏稅等。

市場經濟實質上就是一個非人格化的結構，它的基礎不是人格，而是國家和法律。近代市場經濟中，信用的基礎是財產，當事人通過對財產權利的安排實現債的擔保，而信用的維持、財產的擔保都必須國家和法律的相應配套建設和支持，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希克斯在其名著《經濟史理論》里認為，從習俗經濟和指令經濟演進為商業經濟或“重商主義”，是一個商業的專門化過程的開始，商業的進一步發展要有更加非傳統和非人格化的結構，市場經濟的突出特點就在于制度性的“非人格化”，即貨幣、法律和信用。要成功實現這種過渡必須至少要有兩個條件：第一，保護產權；第二，維護契約。

契約和信用是市場經濟的要素，也是法理文明的基礎。西方國家的契約文明可以追溯至古羅馬時期，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擴張而出現的廣泛的商品交換，使人們擺脫了血緣關系這根“天然的臍帶”，轉而通過契約關系這根紐帶維護和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關系，形成西方的契約文明和契約型社會。這種契約文化反過來又推動了以契約信用為主要形式的信用經濟的發展。以往那種借助于血緣關系而形成的特殊信任心理、權利義務關系，均被利益調整下的契約關系所取代，由法律調整的“信用”，完成了其從人倫信用到契約信用、從特殊主義信用到普遍主義信用的過渡。[29]

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信用資源必須要和現代市場經濟對接，將其改造為一種以契約為基礎，以國家和法律為保障的普遍化的信用。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社會形態由農業社會轉向商業社會，由鄉土社會轉向市民社會，由封閉社會轉向開放社會，從熟人社會轉向陌生人社會，債權債務在陌生人之間擴展，熟人社會的人際信用不足以維持，只能依靠制度化、系統化的財產擔保和法律強制保障交易信用，從而由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的轉變。

注釋:

[1][英]安東尼·帕格頓：“信任毀滅及其經濟后果”，載《國外社會學》2000年第3期。

[2]汪丁丁：“回顧金融革命”，載《經濟研究》1997年第12期。

[3]參見江平、程合紅：“論信用——從古羅馬法到現代社會”，載《東吳法學》2000年第1期。

[4][美]詹姆斯·S·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鄧方譯，社科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頁。

[5]轉引自李心合：“信任問題的財務學思考”，載《財貿問題研究》2001年第3期。

[6][日]近江幸治：《擔保物權法》，祝婭、王衛軍、房兆融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頁。

[7]參見[日]近江幸治：《擔保物權法》，祝婭、王衛軍、房兆融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頁。

[8][美]福山：《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彭志華譯，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頁。

[9]蔡章麟：“私法上誠實信用原則及其運用”，載鄭玉波主編：《民法總則論文選輯》，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889頁。

[10]參見江平、程合紅：“論信用——從古羅馬法到現代社會”，載《東吳法學》2000年第1期。

[11]參見[日]近江幸治：《擔保物權法》，祝婭、王衛軍、房兆融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頁。

[12]林鈞躍編著：《企業賒銷與信用管理》（上冊），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

[13]參見曾康霖、王長庚：《信用論》，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14]參見[日]川島武宜：《現代化與法》，王志安、梁濤、申政武、李旺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6頁。

[15][英]大衛·休謨：《人性論》（下冊），關文運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561頁。

[16]董安生：《民事法律行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

[17]羅馬法上債的概念最早源起于對私犯的罰金責任，參見[意]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黃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頁。但只有演化為交易的信用并且由人身拘束醇化為財產責任后，才具有債的意義。

[18]參見[日]我妻榮：《債權在近代法中的優越地位》，王書江、張雷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8—17頁。

[19][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頁。

[20]《西方法律思想史資料選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頁。

[21][英]約翰×穆勒：《經濟學原理》，臺灣三民書局1966年版，第477—478頁。

[22]參見[美]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頁。

[23][美]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頁。

[24]嚴復：《嚴復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1頁。

[25]：《鄉土中國》，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6頁。

[26]參見何懷宏：《良心論》，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54頁。

[27][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頁。

篇3

【關鍵詞】信用；確定性效應；分離效應；從眾行為。

信用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市場經濟可以說是信用經濟。信用的好壞是衡量、制約或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針對信用的經濟學分析，傳統主流經濟學已有諸多的闡述，筆者在此首次運用行為經濟學理論來對我國市場經濟建設中遇到的信用問題進行詮釋。

一、信用問題概攬

在日常經濟活動中，我們的交易各方，都在抱怨別人信譽差，希望有一個良好的信用環境，使得社會交往和經濟交易活動能在一個有序、安全的氛圍中進行，但對自己這一方是否會遵守約定、恪守信用，卻并不嚴格要求，甚至自己在交易時就預留了不守信的伏筆。也就是說，在社會交往和經濟交易活動中，人們均希望別人守信、社會誠信，而惟獨自己可以不完全誠信。當大多數人都是這種思維時，整個社會信用狀況差也就成為一種自然的普遍現象了。北京市工商局統計的數據顯示，2004年，北京市被列入“黑名單”的個人及企業近七萬，其中，自然人占兩萬七千八百七十六人，企業有三萬九千兩百七十五戶，這些個人及企業，因為失信，被鎖進“北京市企業信用信息系統”，他們將為各自的欺詐、哄瞞等失信行為付出沉重代價。在全國各地，因失信而導致的經濟糾紛，甚至惡性案件，拾俯皆是；有些地區因信用度普遍低下而嚴重阻礙區域經濟的發展，如汕頭經濟特區因90年代以前不太重視經濟活動中的契約信用，甚至在90年代末因國稅部門開出的增值稅發票可信度低，而被國家稅務總局通報不能作為出口退稅之用，致使汕頭特區1000多家外向性企業不得不外遷，嚴重影響了汕頭經濟發展。

信用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日益彰顯重要，傳統主流經濟學對此已有諸多的分析，“經濟人”假設是傳統經濟學的基石，其核心內容是：人是“理性經濟人”，“經濟人”的目標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傳統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揭示了市場利益原則，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經濟動機分析之外，使“經濟人”成為純理性的人，忽視非理性因素在經濟主體行為中的作用，“經濟人”的一切行為都圍繞著市場利益原則，并以此作為行為(包括信用行為)的動機。信用是商品貨幣交換關系的一個經濟范疇，信用行為作為“經濟人”的市場行為，其出發點是利益預期，利益成為信用行為的經濟杠桿，“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則取決于他對贏利的預期?！?/p>

傳統主流經濟學對信用問題，特別是行為主體優選守信還是失信行為，從理論上歸納為以下幾種解釋：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行為主體（個人、企業和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約，關鍵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給他帶來的成本收益預期，當經濟主體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則優選守信，反之，則失信；當經濟主體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包括受到懲處的成本），則優選失信，反之，則寧愿守信。如醫療行業中，正規大型醫療機構中的少數醫務人員做“醫托”，把來就診的病人介紹到私人機構就診，從中提取回扣，這種現象一經發現，在西方國家則是吊銷醫療執業資格而永不能從事醫療職業，失信成本遠大于收益；但在中國則是通過一番教育或罰款懲處后，仍繼續原醫療職業，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并有機會在以后的繼續失信中彌補失信成本。這就是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懲處方式，導致行為主體選擇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為取向。二是信用行為的“劣幣驅逐良幣”（又稱二手車市場或檸檬市場）現象?！傲訋膨屩鹆紟拧笔墙洕鷮W上“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結果，在這種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人們采取“舍優取劣”的行為取向以保證經濟交易時收益最大化、損失最小化。在實際經濟交易時，假設有甲、乙兩方，盡管雙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種美德，若雙方守信都會帶來各自效益最大化，但因信息不對稱而不知對方會采取守信還是失信的行為取向，為防止對方失信并規避己方守信可能帶來的損失，而采取失信的行為取向是己方的較優選擇；假如甲方決定采用失信行為，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則損失；若失信程度與甲方一致，則雙方各不沾對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則甲方損失。此后，甲方再與乙方或其他人交易，則會以失信行為為優選。市場交易的結果是失信行為獲得較大收益，守信行為遭受損失，其導向是守信者逐漸減少，失信者逐漸增多，失信者逐漸把守信者驅逐出市場。三是信用行為的重復博弈減少。交易主體的重復博弈是誘導人們采取守信行為的有效機制之一，重復博弈機制在相對封閉的農耕自然經濟社會是誠信維護的最有效機制；但隨著商品經濟發展，特別是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建設過程中，人們的經濟活動范圍擴大、交

易對象眾多，交易主體之間重復博弈次數減少，甚至由重復博弈向一次博弈演變，在信用體系尚未完善之前，優選失信行為是相對“明智”之舉。

二、信用問題的行為經濟學詮釋

傳統主流經濟學對交易主體的信用行為取向的解釋是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基礎上，但現實經濟活動中，交易主體的信用行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狀態。運用行為經濟學理論來解釋信用問題是一種新的嘗試，能使信用問題的研究更趨完善和全面。

1、確定性效應。

行為經濟學中的前景理論認為，人們是厭惡風險的，與可能的結果相比，人們更青睞于確定的結果，既便可能的結果有更好的預期價值。例如在以70％的概率獲得300元和100％概率獲得150元之間選擇，前景理論認為人們會選擇后者；又如，納稅人在分項扣除和標準扣除之間選擇時，預期效益理論認為人們會選擇節稅最多的結果，而前景理論認為，在風險與安全之間，納稅人更應選擇后者，盡管兩種都節稅，但與標準扣除相比，分項扣除更缺乏保障、更不確定，故更有可能選擇標準扣稅。對信用問題的分析，也存在確定性效應。交易主體在交易過程中是優選守信還是失信行為，關鍵在于哪一方的收益更有保障就易于選擇哪一方，假如當選擇守信時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選擇失信時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此時，該交易主體會傾向于選擇失信行為，因為守信時有30％被蒙騙的可能性；當選擇守信時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選擇失信時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此時，該交易主體會傾向于選擇守信行為，因為失信者有30％被懲罰的可能性。

篇4

[關鍵詞]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思考

所謂家族企業，是指以血緣關系為基礎，以家族利益為目標，同一家族成員掌握全部或大部對企業的所有權和對企業具有實際控制權的企業。現階段，我國的家族企業是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作為我國民營企業的一種主流企業形式，家族企業無論在發展生產力、擴大勞動就業方面，還是在滿足社會需求、促進地區經濟繁榮等方面，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家族企業發展比較迅速。然而，家族企業的平均壽命卻比較低，可持續發展問題成了困擾著家族企業發展的重要問題。究其根源，主要是家族企業有意或無意間忽略了加強人力資源管理的問題。因此，要實現我國家族企業的繁榮發展和不斷發展壯大，就必須對當前我國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相關方面，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和思考。

一、當前我國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現狀

人力資源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第一資源，也是知識經濟時代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必備資源。當前，家族企業是我國非公有制企業的一種主流企業形式。無論是何種方式的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在其中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把企業所需的人力資源吸引到本企業來，將他們保留在本企業之內，并調動他們工作的積極性，開發他們的潛在能力，使他們能夠全身心地投身于企業的發展壯大。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不斷發展，家族企業面臨的競爭對手日益強大和多樣化，競爭變得更為激烈，我國大部分家族企業在人力資源管理上普遍出現了如下的情況：

1.家長式、集權式的管理方式。家長式管理，也可稱為集權式管理。家族企業中的家長式管理，主要是指采取集權式的組織模式、恩威并用的管理方法以及“家長”的示范效應等方式，來完成企業的人事管理。在家族企業中，所有權主要為業主及其家族所掌握和控制，重要管理崗位主要為家族成員擔任，企業集團下屬子公司的決策管理層也大多由家族所占據。即使有些家族企業發行股票成為上市公司，家族仍然以多數股份牢牢地控制上市公司。尤其在家族企業的經營決策管理方面，一般都是老板一人說了算，在下屬提供的充分資料的基礎上老板自己作決策，同時要求下屬絕對服從。這種高度集中的決策機制，在家族企業創業初期是高效率的，能夠形成強大的領導核心與執行能力，能適應市場的瞬息萬變并做出迅速的反應，推動企業快速發展。然而，由于家族企業的權利往往過于集中在一個家族甚至一個家長手里，家族企業的命運維系于一身，特別是當家族企業規模越來越大、企業主要負責人綜合素質不全面時，不僅容易造成決策的失誤，而且為家族企業的長遠發展埋下了“危機”。

2.注重親屬、關系的管理模式。大多數家族企業在用人方面側重于近親使用，任人惟親，而不能對社會優秀人才進行“擇優錄用”。在家族企業中，具有血緣、親緣等關系的家族成員被當作自己人，而沒有血緣、親緣關系的則被當作外人。這種注重關系的企業治理方式，能夠借助親情增強家族內部的凝聚力，使家族成員為了共同的目標不辭辛苦、不計報酬地勤奮工作。在我國家族企業，自己人與外人概念的存在，已是一種客觀事實。《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表明，20.9%的私營企業主愿意自己的配偶參與企業管理，而絕大多數私企老板都為子女“預留”了接班位置。據調查，在家族企業中，總經理、副總經理有66%來自策事長或總經理親屬，其他重要部門(如采購、則務等)的人員多來自董事長或總經理的親屬和朋友。家族企業試圖用血緣、親屬關系來保證企業資金的安全，來確保企業的順利運轉。總而言之，家族企業主要是靠血緣關系、朋友關系和親屬關系進行管理的。所以，注重關系式治理，是當前我國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比較盛行的做法。

3.重使用輕開發的用人制度。人力資源在知識經濟中之所以被看成是最重要的資源，是因為只有人才能創造知識、傳播知識和運用知識，而人力資源開發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教育培訓。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對智力資本的經營是企業經營的最高層次。但是，目前大多家族企業還沒有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家族企業中普遍存在著“重使用輕開發”的現象，而這種現象主要體現在對員上培訓出現“內外有別”的情況。對于家族內部成員，尤其是子女的教育和商業技能培養極為重視，甚至不計投入；非家族員則重使用輕培訓，不愿承擔人才培養的投資成本，擔心對人力資源的投資得不到回報，缺乏充分開發培養的積極性。不少勞動密集型企業，寧可花費大量資金進行設備投入，也不愿意增加人才培養的投入。在我們對某地區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調研中發現，51%的受調查企業未制定培訓計劃，49%的受調查企業雖然制定了培訓計劃，但是其中71%的企業執行不力或沒有執行。93.8%的企業培訓投入在5%以下。這種情況的存在，無疑將企業人力資源的能力局限在現有水平上，一旦企業發展壯大，則缺乏相應的人才支撐，從而制約企業的發展。

二、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家族企業以其快速的發展逐漸成為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民經濟中已占據了重要地位，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人力資源管理問題，依然是家族企業中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目前我國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存在諸多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而：

1.人力資本產權不明晰。企業人力資本產權，是指人力資本所有者憑借其自身的人力資本通過與物質資本所有者博弈而得到的相關權利，這個權利最終表現為收益權和部分控制權。它由勞動者的知識、技能和體力等構成。家族成員之間由于特殊的親屬關系，不但物質資本產權不甚明確，人力資本的產權更加模糊。作為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家族成員，因為產權不明晰，許多成員并不能從家族企業中得到體現其人力資本價值的收益。主要表現為：某些家族成員為企業發展做出了貢獻，但因為在家族中的地位不高，得到的收益并不多。家族外的人才因在家族企業中，處于“圈外人”的角色，也可能得不到體現其人力資本的收益。這種產權模糊的狀況，不僅影響家族企業的健康發展，嚴重時還可能引起家族成員內訌，最終導致家族企業分崩離析。

2.聘用人員排他性現象突出。家族企業的人力資源模式，不利于吸收更有價值的社會人力資本。由于招聘范比較狹窄，家族企業需要人時，首先想的是用家族內部人員或者是親朋好友介紹的人員來補充。但家族內部人員和介紹來的人員，并不一定掌握本企業的專業技術和相應的管理能力。另外，家族企業招聘人員的方法也比較簡單，一般只是按照個人簡歷情況作概括性地了解而沒有進行全面測評即被聘用，這樣就出現人與事不匹配，最終導致所招聘到的人員不盡人意。而在任用人的時候，則往往只從淺層的信任和利益的角度考慮，使外聘人員不能很好地融于企業，不能將自己的能力充分地發揮出來。

3.激勵機制不健全。有效的激勵機制能夠激發員工的潛能。但在家族企業中，企業與員工之間基本上是一種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企業主對激勵的理解十分簡單，認為激勵就是“獎勵和懲罰”。從理論上分析，當員工的貨幣收入達到一定數額以后，物質刺激并不總能起到預期的作用。同時，家族化管理的企業，由于內部特殊的人際關系格局，使得“圈內人”與“圈外人”劃分明顯，兩者之間缺乏親密感和信任感，圈外人對于企業缺少安全感、歸屬感。特別是一些家族企業仍然懷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想法，認為他們未必靠得住。這種觀念不僅會破壞企業的團結，而且還會影響非家族員工的積極性，降低員工對企業的向心力。因此，家族企業員工較高層次的受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實現的需要也難以在工作中實現，致使他們缺乏一定的精神激勵。

4.人力資源管理觀念淡薄。許多家族企業對人力資源管理觀念的淡薄，從而導致家族企業對員工的人文關懷不夠，使家族企業的發展缺乏有力的人力資源支持。我國家族企業的資本和股份主要控制在一個家族手中，企業領導層的核心位置由同一家族成員出任，企業運營主要通過血緣或友情紐帶維系，這種方式雖然可以增強成員間的協作意識，降低管理上由于信息不對稱而付出的監督成本。但是，企業內部組織結構脆弱、管理型人才和技術型短缺，這是目前我國許多家族企業不能實現持續發展壯大的主要原因。特別是在人力資源開發、培訓等方面，家族企業不愿意自己投資培養，不愿承擔人才投資成本與人力資源投資風險，總想坐享其成，挖其他企業的人才墻腳；或者等到人員空缺影響正常運作時才急急忙忙向外界招聘，由于時問倉促，很難保證錄用人員的質量。

5.人力資源制度建設不規范。家族企業人力資源制度建設不規范，主要表現在家族領導者的決策隨意性較大，且規范性與可操作性不強。在市場經濟中，家族企業或泛家族企業自主性和靈活性比較大，對市場信號反映靈敏、決策快，可以加快調整經營和生產方向。但是，在人力資源制度建設和執行中，卻表現出很多不規范之處。例如，一些家族企業對員工的招聘、錄用、培訓、考核以及辭退等方面，沒有形成一套科學、合理的制度。在處理和解決這些事情的時候，往往帶有眾多的情感色彩，具有隨意性大的特點。尤其是在企業的一些重要崗位和部門中，都安排著自己的家族成員，而對非家族成員要求苛刻，一旦違規處罰過重，這樣不僅挫傷了非家族成員的工作積極性，也很難把高素質人員招至麾下，加速了企業人力資源的流失。

三、加強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途徑

如何加強積極有效的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工作，充分調動家族企業員工投身企業發展的積極性，是家族企業面臨并著力亟待解決的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思想文化素質的提高，要求家族企業必須加強人力資源管理工作，必須不斷地開拓適合員工思想實際以及適合他們特點的用工新途徑，促進我國家族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1.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現代現代企業制度，是加強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制度保障。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不僅適應國營企業，同樣也適應家族企業。家族企業要想規范、健康發展，就必須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而現代企業制度的首要特征就是產權清晰。產權清晰不僅要求企業各物質資本所有者之間的產權清晰，還要求企業物質資本所有者和人力資本所有者之間的產權清晰明了。對家族企業來說，只有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力資本產權不明晰的弊端，使人力資源管理工作有制度可以遵循。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其決策科學，以推進企業的各項工作順利進行。

2.強化科學公正的用人意識。家族企業在規模擴大以后，必須強化人力資源管理意識，建立科學、公正的用人機制，任人唯賢，按照制度規范招納賢才，充分發揮人力資本潛力，適應多層次、寬跨度的綜合性企業管理對人力資本的需求。一要推行招聘工作制度化，根據事業發展對不同層次人才的需求，面向社會吸取更有價值的人力資本。二要嚴格執行招聘制度，企業在在招聘過程中，必須將企業的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擇優錄取，嚴格考核，用剛性的商業原則代替柔性的親情倫理觀念。三要建立家族成員退出機制，這可以使家族成員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方式轉換到適當的位置，從而避免家族成員合理流動引發的家族關系不協調對企業經營決策造成的不良影響。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合理地用人，才不會造成企業內部人才的浪費，并保證企業的長足發展。

篇5

1.銀行信用風險銀行信用是在商業信用的基礎上通過銀行而產生的借貸關系。與商業信用相比，銀行信用的活動范圍比較廣，經營規模比較大，借貸期限也相對比較長（銀行是可以長期信貸的）。銀行的主要職能是吸收存款、發放貸款和轉賬結算等業務，當然，銀行只有擁有雄厚的資本，才能經營發放貸款的業務。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銀行是提供各種金融服務，在各種借與貸之間獲取差價從而盈利，即獲得銀行利潤，它相當于平均利潤。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過直接說明“：銀行的利潤一般的說在于：它們借入時的利息率低于貸出時的利息率?！雹揠S著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的發展，銀行信用在經濟交流和溝通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而銀行信用本身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使得銀行信用成為全球現代信用的主要形式。銀行信用使得銀行業務規模得以擴大，業務種類得以拓展，銀行利潤得以增加，但與此同時，銀行信用風險也如影隨形。所謂銀行信用風險，是指各銀行在取得盈利的同時，承擔著在日常資金借貸的運動過程中有可能遭受損失的風險，即借款人因各種原因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未能及時、足額償還銀行債務的可能性，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銀行經營風險。這種風險不僅發生在貸款中，也可能發生在擔保、承兌和證券投資等相關業務中，而其中主要的風險形式是貸款業務的風險又稱貸款的收回風險，即銀行貸出去的資金由于各種原因貸款人不能按期歸還貸款的風險。相對于市場風險、購買力風險等，信用風險是銀行最具威脅的風險。銀行信用風險包括道德性信用風險（借款人有錢故意不還）和非道德性信用風險（借款人想還，但無力償還）。但無論道德性信用風險，還是非道德性信用風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銀行出現大量的死賬呆賬，增大銀行不良資產數目，從而導致銀行資產受損、信貸能力下降，對銀行的出資人、所有者和廣大金融消費者造成傷害，最為嚴重時可能導致銀行破產倒閉。

2.貨幣信用風險貨幣信用是伴隨著以金銀為固定等價物進行交換而產生的一種信用關系。后來，由于金銀具有不易攜帶、磨損成本高等缺陷，紙幣代替了金銀來執行貨幣職能。當然，紙幣只是一種由國家發行的，并強制使用的貨幣符號，但是這種貨幣符號卻在商品交換和發展中給人們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今天，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電子貨幣得以產生，電子貨幣進一步提高了人們支付的便利性。不過，在便利性提高之余，風險也同樣在不斷增大，這一不斷增大的風險亦即貨幣信用風險。實際上，馬克思早在19世紀60年代就已經提到：“一旦勞動的社會性質表現為商品的貨幣存在，從表現為一個處于現實生產之外的東西，獨立的貨幣危機或作為現實危機尖銳化的貨幣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雹咭簿褪钦f，自從貨幣產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埋下了貨幣信用風險的種子。所謂貨幣信用風險，主要是指在經濟社會大環境中貨幣流通和信用領域中長期的通貨膨脹和信用膨脹的危機。馬克思認為，貨幣信用風險“只有在一個又一個的支付鎖鏈和抵消支付的人為制度獲得充分發展的地方”，只有在人們對信用貨幣失去信心時，“才會發生”⑧。今天貨幣市場非常廣闊和活躍，潛在的貨幣信用風險也是不言而喻的。本質上，作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不管是紙幣，還是電子貨幣，它們存在的前提和基礎無疑是大眾的信用和日常經濟活動中建立起來的信用體系。因此，如果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貨幣信用平衡被打破，那么，所有債務或者款項都被要求以實物提前支付，那些以信用為載體的觀念上的、虛擬的、電子的貨幣將不復存在。這種貨幣危機如果蔓延到商業領域和其他領域，那么，一場因貨幣信用危機而導致的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就開始了。

二、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典型案例

“傳統文化中并沒有風險概念，因為他們并不需要這個概念。”⑨然而“，現在，發達文明中存在一種風險命運?！雹猹q如馬克思所描述的那樣，“一種嶄新的力量信用事業，隨同資本主義的生產而形成起來。起初，它作為積累的小小助手不聲不響地擠了進來，通過一根無形的線把那些分散在社會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貨幣資金吸引到單個的或聯合的資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競爭斗爭中的一個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變成一個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構?！陛嬘炤伓S著這一“新的可怕的武器”亦或稱為“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構”的“嶄新的力量”不斷發展變化，信用風險及其社會危害也在與日俱增。

1.美國次貸危機在美國，很少有人買房時全額付款，購房抵押貸款（簡稱房貸）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但是，對于那些收入不穩定甚至根本沒有收入的人來說，買房時因為信用等級達不到標準，就無法獲得傳統意義上的標準抵押貸款。這些因信用記錄不好或償還能力較差而被銀行拒絕貸款的人，往往會申請次級抵押貸款購買住房。所謂次級抵押貸款（簡稱次貸），是指一些貸款機構為追求比一般抵押貸款高得多的貸款利率，而向償還能力較差、信用程度較低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由此可見，次級抵押貸款就是信用被放大之后而產生的借貸關系，是一個高風險、高收益的行業。進入新世紀以來，由于新經濟泡沫和“911”恐怖事件，美國開始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也連續多次降低聯邦基金利率，從而為房地產市場活躍與發展創造了一個利好的政策與經濟環境，美國的次級抵押貸款市場迅速發展。有調查研究表明，2006年美國有差不多500萬個家庭牽涉次貸，而且規模金額巨大。然而，2007年初，隨著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級抵押貸款還款利率開始大幅上升，購房者的還貸負擔大為加重。與此同時，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持續降溫也使房屋出售變得更為困難，進而通過抵押住房再融資就難上加難。這種局面直接導致大批次級抵押貸款者不能按期還貸。由于貸款人到期欠款無法償還，銀行和貸款機構也就無法收回貸款，因而只能收回作為抵押的貸款人的房子。然而，經濟蕭條，購賣力下降，房產不斷貶值，收回房產的銀行和貸款機構沒辦法完成手頭房產的買賣，從而就導致資金周轉緊張，最終引發了次貸危機。顯然，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于信用被無限放大，卻缺少保障信用的監督機制和評估機制。危機發生之初表現在次貸購房人無法還貸而導致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和投資基金被迫關閉，隨后危機波及金融體系，進而影響了實體經濟。危機不僅席卷全美，并且蔓延全球。這場由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引發的危機持續惡化，最終釀成了一場對世界主要金融機構和全球金融市場產生了巨大沖擊波的全球金融風暴，它使美國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并對世界經濟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為了刺激經濟復蘇，自2008年11月至2013年12月，美國已推行了4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歐盟、日本、俄羅斯等也相繼推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這些國家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掀起的這股“貨幣海嘯”，無疑又會進一步引發全球貨幣信用風險。正因如此，與其說次貸危機是美國房地產市場上的次級按揭貸款危機，倒不如把它歸結為一場信用缺失危機。

2.歐洲債務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后，歐洲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憑借美國馬歇爾計劃的幫助，恢復了因世界大戰而瀕臨崩潰的經濟體系。迅速崛起的歐洲各國為了進一步增強競爭力，而結成聯盟。實踐表明，歐洲聯盟符合歐洲各國和整個歐洲利益，有力地促進了歐洲經濟政治的發展，提升了歐洲在國際上的政治和經濟地位。隨著歐盟一體化進程的推進，1999年1月1日，具有獨立性和法定貨幣地位的超國家性質貨幣的歐元在歐盟各成員國范圍內正式發行，并于2002年1月1日起在歐元區國家內正式流通。毫無疑問，歐元的發行與流通不僅為歐洲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且還推進了歐洲社會文化的融合。然而，由于歐元區一些國家，比如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各國政府為了提升本國競爭力，縮小同其他歐盟國之間的差距，盲目追逐短期利益，隱瞞政府的財政赤字，過分的透支政府信用，使政府面臨著巨額的債務（這些債務來自政府為應付財政支出而大量發行的、無法按期兌現的債券）。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上述各國在發債時根據預測是能按時還本付息的。之后，由于受到全球危機的沖擊，各國經濟疲軟，失業率激增，政府收入減少，支出增加，從而導致政府無力償還債務，于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下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實際上，在加入歐盟前希臘等各國就已經開始隱瞞其財務狀況，比如希臘就借助高盛公司掩蓋了其真實債務狀況。加入歐盟之后，變本加厲透支政府信用，大量舉借外債購買金融衍生產品，這與希臘本身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償還能力是不相符的，從而就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一邊是日益擴大的政府財政赤字，一邊是不斷透支政府信用來刺激消費，最終釀成了一場席卷整個歐洲大陸的債務危機。不難看出，歐洲債務危機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歐盟對某些成員國一味的經濟縱容和貨幣保護，使得政府對國家信用無限度透支，讓原本就已存在的問題愈發嚴重，直到無法掩蓋和隱藏，最終影響了整個歐洲大陸。這一場由政府信用透支而引發的債務危機，簡單說來，就是一場貨幣借貸到期無法償還的信用危機。從危機源頭上來看，歐債危機是由希臘債務危機而引起的、波及整個歐盟的債務危機。希臘一國的大量無法償還的外債使得歐盟其他成員國因為無法回收債務而陷入債務危機的鏈條。而歐盟早期沒有陷入危機的一些成員國，如法國、德國等，為了維護整個歐洲的利益和地位，以保住歐元的穩定，就必須不斷向危機爆發國注資。這一拯救歐債危機的舉措使得法、德等救援國國內的流動性貨幣減少，自身經濟發展也受到牽連，最終導致了整個歐洲經濟的衰退。

3.中國溫州現象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全方位、多層次、多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逐步形成，我國沿海沿江地區經濟得到了高速的發展，溫州就因其繁榮的民營經濟而聞名全球。溫州所產的眼鏡、打火機、皮鞋等小商品也遠銷海外，享譽盛名。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得一個江浙沿海的小漁村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發展成為一個人口密集的現代化大都市。由此，溫州一度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轉型的模范城市。然而，在民營經濟取得成功的同時，溫州的民間借貸也逐漸興盛。這種古老的借貸方式在寬松的經濟環境和高額經濟利益的驅使下開始慢慢地變質，這就為溫州危機埋下了隱患。溫州在經濟發展的背后到底隱藏著什么？自爆出一件件老板因債務跑路、甚至跳樓事件開始，溫州就被推至風口浪尖處，溫州爆發的這場嚴重的民間借貸危機引發了社會和政府高度關注，也引起了人心惶然。面對溫州的現狀，我們不禁要問到底是什么讓原本以民營經濟而聞名全球的溫州面臨如此困境？很明顯，溫州經濟發展中后期，很大一部分企業主偏離原本經營良好的實體經濟，將資本轉移到房地產等巨額利潤的投機行業，以致實體經濟日益空心化。同時，溫州人熱衷于高利息率的借貸（即我們常說的民間高利貸），它是一種靠信用關系維持的私人放貸，而且放貸的資金并不全是個人自有資金，還包括各種來自親友的資金、信用卡和銀行貸款而來的資金等。輰訛輥因此，一旦這種沒有任何法律安全保障的“關系借貸”沒辦法按期歸還，一旦資金鏈在某處斷裂，所產生的后果就變得非常嚴重。一方面，企業家們不僅要填補實業的資金短缺，還面臨高額利息率的巨大債務，企業因為嚴重的資金短缺，沒辦法正常生產運作；另一方面，這復雜而廣泛的借貸關系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就無法避免整個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表面上看，全球經濟環境惡化加上中央收緊信貸，導致了溫州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實際上，溫州現象主導因素是貨幣的借貸泛濫超出了這個城市本身所能承受的范疇，高利息率的借貸打破了貨幣流通的平衡。中國房市不斷攀升的房價讓大部分溫州人嘗到了借錢生錢的甜頭，紛紛將投資目標放到房市等金融領域，使發家的實業經濟開始衰退并日益空虛。當國家加大對樓市的打擊力度，限制樓盤的炒價，這給借錢炒樓的溫州人以沉重一擊，最終誘發了一場嚴重的債務償還危機。在這個被高額利潤誘使的、以信用為基礎的私人借貸鏈條中，銀行也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所以，當個人信用透支，資金鏈在某一處斷裂，銀行借貸中的貨幣沒辦法按時收回，一場因個人信用而引發的經濟危機就在溫州爆發，并向鄂爾多斯等多個城市蔓延。

三、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有效規避

通過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典型案例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與馬克思論及的商業信用風險、銀行信用風險和貨幣信用風險相比，全球化時代的經濟社會信用風險表現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從失信主體來看，信用風險由微觀個體向政府主體蔓延。與早期的個人和企業違約有所不同，今天政府失信已經變得非常嚴重。從歐洲債務危機到美國債務違約風險都反映了政府失信風險在不斷加劇。二是從金融工具來看，信用借貸由傳統金融工具向衍生金融產品轉化。作為在傳統金融工具（包括貨幣、債券、股票等）基礎上衍化和派生出來的新型金融產品，衍生金融產品（包括期貨合約、期權合約、遠期合同、互換合同等）由于能夠轉嫁風險而得到“青睞”，但這種新型金融產品高度的財務杠桿作用加劇了信用風險的危害程度。三是由引發領域來看，信用危機由生產制造業向房產地產業轉移。1929~1933全球經濟危機爆發直接原因在于制造業生產與銷售之間供求矛盾的尖銳化，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的導火線則是房地產的泡沫化?；诂F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新變化和新特征，我們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以有效規避現代經濟社會的信用風險。

1.強化國家債務管理，規避政府違約風險2013年初，盡管美國兩黨達成了“財政懸崖”階段性協議，但其政府未能擺脫“關門危機”。實際上，自1960年以來，美國債務上限已經上調了79次（平均計算每8個月就上調一次），如果以現有利息增速判斷，十年后美國債務僅僅利息的支出就將增加到1.1萬億（占其GDP總量的4.7%），也就是說，美國未來十年必須保持GDP增速不低于4.7%，才能支付國家債務的利息。輱訛輥2009~2010年歐債危機爆發時，歐洲五國希臘、意大利、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總債務占GDP的比例也分別高達130%、120%、94%、83%和63%。2013年9月5日國際清算銀行（BIS）有關報告顯示，2007年中旬全球債務規模為70萬億美元，到2013年已經增至100萬億美元，而各國中央及地方政府是債務的最大制造者。由此可見，規避國家信用風險，防止政府債務違約是防范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首要任務。規避國家信用風險，防止政府債務違約的最好辦法是避免政府的過度負債。這就要求政府量體裁衣，量入為出，將國家債務盡可能控制在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內。與此同時，對現有國家債務應該強化管理，構建反映債務危機和債務風險的管理系統，建立政府債務預警、化解和救助機制。比如，調整國家債務期限結構安排，避免債務過度集中償付；加強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G）等國際性金融機構的合作，多渠道監管各國政府債務風險；聯合設立跨國債務危機救助的專門機構等。

2.完善衍生金融市場監管，降低市場系統性風險20世紀70年代，以期貨、期權等證券為核心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創新滿足了人們日益復雜的投資融資、資金保值和避險需要。作為一種高級的資源配置工具，包括遠期、期貨、期權、互換、掉期等在內的衍生金融產品經過衍生再衍生，推進了金融市場高度的發展。據世界交易所聯盟（WFE）的數據顯示，2013年全球期貨交易量達到37.8億手合約，與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24%；全球期權交易量達到2.24億手合約，與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17%。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是一把雙刃劍，它的杠桿效應，有利于籌資、保值和避險，但同時也放大了衍生金融市場的風險及危害。1997年7月東南亞金融風暴的爆發，正是被譽為“金融大鱷”的喬治•索羅斯（GeorgeSoros）運用衍生金融工具牟利的結果。基于此，完善衍生金融市場監管，降低市場系統性風險成為規避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必然要求。為保證衍生金融體系穩定運行，防止市場系統性風險發生必須加強衍生金融法制建設，提高衍生金融市場交易中信息透明度，健全衍生金融市場的內控機制，構建和完善衍生金融市場的預警系統和風險控制體系，注重開發各種管理衍生金融風險的新技術和新工具。輲訛輥此外，為了適應衍生金融市場國際化，各國政府還應該加強衍生金融監管領域的國際合作。比如，建立相關信息共享機制，注重監管信息的充分交流，以防止跨國證券欺詐和市場操縱；統一監管標準和監管規則，促成各國監管行為的協調性，降低衍生金融市場風險的外部負效用；對衍生金融行業自律進行統一規范，提升衍生金融市場自我監管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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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隨著我國外貿出口的進一步加快發展,外貿客戶信用風險問題日益凸顯。我國外貿企業客戶信用風險管理上的欠缺造成的債務拖欠等問題已成為外貿企業發展的瓶頸。本文首先對我國外貿企業客戶信用風險的特征進行結構分析,然后剖析其成因,進而從新的視角為我國外貿企業防范客戶信用風險提出對策建議。

關鍵詞:外貿客戶；信用風險；風險管理；外貿企業；客戶信用風險

1前言

加入WTO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給我國外經貿事業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之相伴隨的卻是,中國出口企業日益陷入海外應收賬款“黑洞”。相關統計資料顯示,中國出口企業的海外應收賬款累計至少超過1000億美元,相當于中國2004年總出口額的五分之一,而且這種海外呆壞賬正在以每年150億美元的速度增加。外貿企業的很多利潤被壞賬所吞噬,許多外貿企業不堪重負,甚至破產倒閉,有的即使能夠維持經營,在經營中也常常進退維谷,阻礙了企業的正常發展。另一種極端情況就是部分外貿企業由于懼怕壞賬風險采取非常謹慎的信用政策,甚至宣稱對非信用證業務一律不做,結果限制了業務的發展。

在與各國經貿往來中我國外貿企業并未充分重視客戶信用風險的管理,在對外貿易客戶信用風險管理上的欠缺造成的債務拖欠和應收賬款問題已成為外貿企業發展的瓶頸。

2外貿企業客戶信用風險特征

下面筆者結合美國鄧白氏公司中國代表對我國外貿企業大量逾期應收賬款問題的調查報告數據,對我國外貿企業客戶信用風險的特征進行結構分析,從更深層次上理解我國外貿企業客戶信用風險的現狀。

從來源結構看,我國對外貿易客戶信用風險的來源以海外華人公司為主。從我國國際貿易拖欠案件所涉及的海外公司性質看,我國的外貿信用風險主要是由海外華人客戶帶來的。筆者認為這些為數不多的海外華人,包括港、澳、臺地區的華人以及少數原籍中國大陸后來移居海外的華人具有與中國同族同種和語言相通的優勢,他們對中國的國內經濟環境比較熟悉,了解到我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過程中,各方面的管理仍不完善,存在著各種法律、管理漏洞,外貿企業內部的信用風險防范意識和信用風險管理能力薄弱。同時他們又抓住我國部分外貿企業領導存在著的一定急功近利和或多或少的崇洋的心態,使得部分海外華人進口商可以肆意拖欠我國外貿企業貨款,或詐騙屢屢得手,詐騙成功率要高于一般外國進口商。

從起因結構看,我國對外貿易客戶信用風險的直接起因以惡意欺詐為主。具體結構為:有意欺詐的拖欠款占60%;產品質量、數量或交貨期有爭議的占25%;屬于我方外貿企業交易嚴重失當及管理失誤的占15%;交易人員私下默契臺底交易占2.5%;其他性質占2.5%。我國對外貿易的過半貨款拖欠是由客戶的惡意欺詐引起,而非人們通常理解的主要是由諸如產品質量或貨期等貿易糾紛引起。

從外貿企業性質結構看,我國對外貿易客戶信用風險導致的國際拖欠所涉及的企業以國內的全資中資企業為主體。具體結構為:80%來自國內的企業,其中的50%為國有外貿企業,30%為私營外貿企業;另外20%來自三資企業。從企業結構中,我們可以明顯了解到我國外資外貿企業的信用風險管理意識和水平相對要優于中資的外貿企業。

從客戶新舊特征看,過半數的國際貨款拖欠由老客戶造成。根據鄧白氏國際(上海)信息咨詢公司1997年度受理的我國398件國際應收賬款追討案件的統計顯示,其中的200個案件是由老客戶產生的,而非人們通常理解的國際貨款拖欠主要由資信不良的新客戶造成。

3外貿企業客戶信用風險的成因分析

透過以上表面數據,我們可以看出造成我國外貿企業風險損失的原因除了企業主體信用管理觀念的嚴重缺乏外,來自企業產權制度的影響也是至關重要的。具體來說,我國外貿企業客戶信用風險成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相關部門缺乏信用風險管理意識

由于從政府到企業信用風險管理意識都比較淡漠,對信用管理工作重視不夠,導致政府對企業缺乏政策引導和有效支持;有的企業雖然感到信用風險管理需要,但苦于所知不多無從下手,且成本較高,在本來利潤率不高的情況下不愿為此支付費用,進而產生畏難情緒,甚至干脆漠視不管。目前中國出口企業的壞賬率超過5%,而發達國家企業卻只有0.25%至0.5%的水平,國際平均水平也只在1%左右。中國企業出口中遇到的很多困難,一開始并不是對方存心拖欠,而是中國企業自己出現制度和管理失誤。

2企業內部職責不明確

在我國外貿企業現有的管理職能中,應收賬款的管理職能基本上是由銷售部和財務部這兩個部門承擔的。然而在實踐中這兩個部門卻常常職責分工不清,不能形成協調與制約機制,容易造成外貿企業在客戶開發、信用評估、合約簽訂、資金安排、組織貨源、品質監督、租船訂艙、制單結匯等諸多貿易環節出現決策失誤并導致信用損失。外貿企業內部職責不明確已成為企業賬款拖欠趨勢得不到有效抑制的根本原因。

3外貿企業產權不明晰

產權不明晰使得很多國有外貿企業管理者為了應付上級主管部門業績考核,不顧企業長遠利益,盲目賒銷;有的企業迫于市場競爭壓力,單純追求銷售額增長,盲目打價格戰。這些行為導致了企業應收

賬款上升,銷售費用上升、負債增加,呆賬壞賬增加,效益下降,偏離了最終利潤這一企業最主要的目標。強化企業信用管理,就是要在銷售收入增長和風險控制這兩個目標之間尋求協調一致,保證最終利潤這一根本目標的實現。

4信用管理方法落后

目前我國外貿企業業務人員信用風險防范意識薄弱,信用風險防范手段單一,沒能掌握或運用現代先進的信用管理技術和方法。對客戶的信用風險缺少評估和預測,交易中往往是憑主觀判斷作決策,缺少科學的決策依據。在銷售業務管理上,由于缺少信用額度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給企業銷售人員違規經營、違章操作,甚至與客戶勾結留下可乘之機。在賬款回收工作上更是缺少專業化的方法。

4加強外貿客戶信用風險管理的對策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清晰地看出現今我國外貿企業已不是單純的信用管理技術、手段的缺失,還包括有企業組織結構不協調,和相應企業文化落后等諸多因素制約外貿企業客戶信用風險管理的建立和實施。

我國外貿企業可依據自身條件選擇實施以下的對策:大型外貿企業可成立客戶信用風險管理專職機構來建立健全并貫徹實施科學的客戶信用風險管理制度;中小型外貿企業可考慮實施信用管理委托制。中小型外貿企業,尤其是我國外貿經營權下放以后初次涉足外貿領域的為數眾多的私營企業,可考慮直接將客戶信用風險管理工作“外包”給信用管理咨詢公司。與企業自己設立專門的管理部門相比,實行信用管理委托制可以節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降低企業的管理成本,具有快速性、專門性和靈活性等優點;借鑒國際通行的信用風險管理手段降低外貿信用風險。我國外貿企業在建立起信用風險管理制度的基礎上,在對外貿易的實踐中應該學會借鑒國際通行的信用風險管理的先進做法和手段,諸如國際保理、福費廷和出口信用保險等。這些在西方國家中相當成熟并行之有效的信用風險管理做法雖然在我國正逐漸得到應用,但還遠遠沒有普及,因此我國商務部應大力推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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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電視民生新聞；出鏡記者；語言表達技巧

一、電視民生新聞中出鏡記者的作用

（一）出鏡記者對民生新聞形式上有重要作用

出鏡記者是一個具體的人在新聞畫面中出現向觀眾報道新聞事實，這是一種直接的人際化交流，拉近了傳播者和受眾雙方的心理距離。筆者認為可以理解成“一只話筒”的距離?！峨娨暡稍L學》中也明確指出了這一作用。記者帶領觀眾親臨現場后，新聞信息的可信度有了很大的增強。類似于有“人證”，記者在開頭、中間、結尾或者重要信息前出像使新聞現場的信息更加有條理。受眾接收到的信息更加便于理解。同時，出鏡記者在和被采訪者交流的過程中以及對現場環境的了解過程中，會搜集到很多攝像機不能直接記錄的信息。取之精華，取其糟粕之后的新聞內容更加嚴謹，有看點。

（二）出鏡記者對民生新聞內容的傳達有重要作用

在電視民生新聞節目中，出鏡記者以畫面背后的內容為基礎，按照時間的邏輯聯系交代新聞的背景，報道開頭和結尾的作用不容忽視。使新聞內容更加鮮活，是出鏡記者一直追尋的目標。

（三）出鏡記者應對突發新聞事件、自然災害有重要作用

面對突發的新聞事件和自然災害，出鏡記者的出現能夠起到快速反應、平息事態、引導輿論的作用。出鏡記者作為客觀公眾的一方出現在新聞現場。對于常見的突發性新聞和自然災害，例如火災、交通事故、臺風、地震等問題，如果新聞中沒有出鏡記者這一角色，呈現出的新聞畫面單調、不真實，不能引起受眾的關注和共鳴。出鏡記者在突發性新聞中和自然災害中通常都是以及時的現場報道居多。好的出鏡記者在突發事件發生的那一刻開始，對于信息的收集，事件最前沿的情況、最真實可信的訊息報道都有著重要的作用。

二、電視民生新聞中出鏡記者的有聲語言表達技巧

筆者在學習和實踐的過程中發現，有聲語言作為出鏡記者的重要信息載體，同新聞節目主持人有明顯的差異。需要融匯貫通，準確恰當的進行報道、采訪。這種準確恰當，筆者在實踐的過程中總結出要做到的包括語言的口語化、對象感和現場感。

（一）有聲語言口語化鮮明

筆者在實踐的過程中發現，停連自然、重音鮮明準確、語氣詞的運用都是口語化的考量標準。多使用“非常多”、“很少，幾乎沒有”這樣的詞匯明顯會好于使用“眾多”、“甚少”這樣的詞匯。繁復的套句、倒裝句容易讓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產生聽覺障礙。多連少停、多對比少一致、多真實少官方的口語化表達技巧是出鏡記者現場表達的重要技巧。

（二）有聲語言對象感清晰

每一個在現場的出鏡記者，都希望可以用自己的語言將看到的、感受到的一切，用最飽滿的狀態告訴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但其實在新聞現場，面對的都是冷冰冰的攝像頭，這時就需要對象感貫穿始終。讓電視機前的觀眾可以收到記者想要傳達的信息。如果想做到真實、自然、積極的和觀眾交流，僅從開始出像時注重對象感是不足的，一般對于交流感的缺乏很集中的體現就是在出鏡的過程中給人一種自言自語的感覺。

（三）有聲語言現場感準確

出鏡記者永遠都需要牢記“我在現場”的定義。這就需要出鏡記者具備準確的現場感。要讓所有的受眾都同樣有置身新聞現場的感覺。筆者在實踐的過程中感受到，隨著電視媒體傳播技術的增強，相關設備的精湛使得出鏡記者對于現場感的把握不再局限于在嘈雜的環境中對著攝像機用麥克風大聲的說話來表現現場氣氛。而更加需要的是內心的狀態。由內而外的散發出現場感。在這里筆者想說，如果一位出鏡記者不顧他人聲嘶力竭的大喊，那么和受眾的距離感就會明顯拉大。如果能夠內化再外顯，那么浮夸的表現方式就會有所收縮，達到恰好的效果。

三、電視民生新聞中出鏡記者的非語言表達技巧

我們的文化正處于從“以文字為中心”向“以形象為中心”的發展時期，在電視上，話語是通過視覺形象進行的，電視上的會話表現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語言”。筆者認為，一名電視民生新聞出鏡記者從出現在畫面中的那一刻起，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傳遞信息。除了有聲語言的表達，非語言表達也是不容忽視的一部分。在一條電視新聞片中，出鏡記者的衣著、氣質、表情、動作等都是電視畫面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對于電視民生新聞出鏡記者而言，筆者認為常有的鏡頭前非語言表達包括體態語、大眾形象兩大類。

（一）端莊、干練的形象是出鏡記者的外形基本要求

民生新聞雖不及時政新聞細致嚴謹，但作為新聞中的一類。筆者認為出鏡記者在鏡頭中衣著的端莊、恰當的妝容依然很重要。在出鏡時，形象上的定位基本以簡單、大方的服裝、清淡的面妝、干凈利落的發型為主要方向。這些要素是出鏡記者出現在畫面中之后，未開口之前給受眾的“第一印象”，直接影響到新聞的可信度。另外，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得體的打扮不僅能夠輔助有聲語言表達，很有可能成為成功采訪的首要條件。

（二）體態語是出鏡記者新聞報道中重要的副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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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社區銀行，中小企業，融資

 

社區銀行的概念來自于美國等西方金融發達國家，其中的“社區”并不是一個嚴格界定的地理概念。凡是資產規模較小、主要為經營區域內中小企業和居民家庭服務的地方性小型商業銀行都可稱為社區銀行。

發展“社區銀行”是緩解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貸款難的治本性措施，是改善金融生態和宏觀調控的必要措施。

一、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原因分析

中小企業在我國經濟建設中已成為一支重要的力量，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經濟快速增長，保持市場繁榮，擴大社會就業，增加稅收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截至2009年底，在工商部門注冊的中小企業已達1023萬戶（不含個體工商戶）。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以上，對GDP的貢獻超過60%，對稅收的貢獻超過50%，提供了近70%的進出口貿易額，創造了80%左右的城鎮就業崗位。

2008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日益明顯，廣大中小企業首當其沖。“融資難”是當今最讓中小企業頭疼的問題，嚴重制約著中小企業的發展。其原因十分復雜，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中小企業自身的問題。中小企業一般規模小，經營變數多，實力弱經濟論文，風險大，信用水平較低，難以形成對信貸資金的吸引力。

第二，銀行方面的原因。銀行信貸具有比較明顯的規模經濟性，而中小企業貸款的單位交易費用太高。據測算，中小企業的貸款成本是大企業的5倍，銀行從節約成本和監督費用的經濟性出發，自然對中小企業惜貸。

第三，中小企業信用擔保的機制、體制不健全。目前面向中小企業的擔保業發展難以滿足廣大中小企業提升信用能力的需要；政府出資設立的信用擔保機構通常缺乏后續的補償機制；民營擔保機構受所有制限制，無法與協作銀行形成共擔機制。據調查，中小企業因無法落實擔保而遭到拒貸的比例高達23.8%。

第四，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窄。目前，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滯后，民間融資、上市融資、發債融資等渠道不暢，創業投資機制尚未形成，產權交易市場功能尚未發揮，絕大多數中小企業難以通過直接融資渠道獲得有效的資金供給。

二、社區銀行適合中小企業融資的優勢

1．定位優勢

大型商業銀行是以服務大中型企業客戶為主，而社區銀行的目標客戶群是中小型企業(特別是小企業)和社區居民這些中小客戶。社區銀行對本社區內的客戶信息熟悉，組織架構簡單靈活，信貸決策快速、及時，能夠更好地適應中小企業借款頻率高、貸款需求少的特點，按市場化原則提供全面化、個性化的服務。因而，社區銀行能夠在準入、占領和保持巨大的中小企業和社區居民客戶市場方面贏得獨特優勢。

2．信息優勢

與其他大型商業銀行的經營模式不同，社區銀行的經營模式是以關系型銀行業務為核心。在這樣的經營模式下，社區銀行能夠獲得作為中小企業關系銀行的一系列租金，這些租金激勵著社區銀行去收集中小企業的各種信息，并將這些信息運用于未來信貸合同的設計和調整當中，從而控制融資風險和削減銀行貸款決策的信息成本，因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道德風險和逆選擇相對大型商業銀行而言較少，風險識別能力較強，這使社區銀行在對中小企業貸款中獲得比大銀行更大的安全贏利空間。

3．地域優勢

大型商業銀行通常將其在一個地區吸收的存款轉移到另外一個地區使用，而社區銀行則主要將一個地區吸收的存款繼續投入到該地區，從而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虹吸現象”及其可能導致的負面影響，因此將比大型商業銀行更能獲得當地政府和居民的支持。由于運作都在本地，熟悉本地市場，因此條件靈活，手續簡化經濟論文，速度較快，大大降低了運營成本，這種來自地域的優勢是社區銀行經營發展的最大的無形資產。

三、社區銀行在新疆的建立

2010年前期，一份建議新疆啟動小額貸款公司轉制為社區銀行、村鎮銀行試點工作的政策專報，已由新疆自治區黨委政研室向自治區黨委、自治區金融辦、銀監會新疆監管局、人民銀行烏魯木齊市中心支行遞交。新疆中小企業和農牧業發展始終是金融支持的重點，2010年5月召開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后，金融援疆更是加速推進。

截止2010年上半年，新疆中小企業創造的產值已占全區GDP的30%左右，中小企業納稅額159.76億元，占35.9%；就業人數89.96萬人，占73.2%。新疆作為國家重點扶持的經濟欠發達少數民族地區，在中央出臺促進新疆跨越式發展的一系列優惠政策條件下，有理由成為國內首批小額貸款公司轉制社區銀行的試點地區，從而為新疆民營企業發展緩解資金困境，為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創造歷史機遇。

截至2010年上半年，全疆已有小額貸款公司30家，其中烏魯木齊市6家，伊犁州6家，昌吉州4家，巴州6家，阿克蘇地區2家，博州、克拉瑪依市、石河子市、吐魯番地區、阿勒泰地區、塔城地區各1家，新疆小額貸款公司總注冊資金達14.36億元，大部分來自民間投資。

目前，小額貸款公司的發展受到嚴重制約，主要原因是資金不足。由于只貸不存的特點，導致小額貸款公司的服務半徑難以達到預期目標，僅靠資本金和不超過兩家銀行的注冊資本金50%的限額融資支持，無法提高放貸總量與資本周轉率，也難以使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最大化。因此，小額貸款公司轉制為社區銀行和村鎮銀行成為其發展的根本方向。村鎮銀行強調服務“三農”，而社區銀行強調服務地域范圍，兩者與小額貸款公司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可以吸收存款。由于涉農服務比例難以達到，加之新疆小額貸款公司普遍股權較分散，股東之間意見難以統一，所以城市的小額貸款公司轉制村鎮銀行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城市小額貸款公司的下一站點無疑是轉制為社區銀行。一旦小額貸款公司能獲得政策支持經濟論文，順利轉制成為社區銀行，那就意味著只貸不存的局面得到徹底改觀，可以按照規范的銀行業務要求開展存貸業務，那么，隨著資金量的大大寬裕，除了可以加大放貸力度外，更可以有選擇性地進行投資，以使股東權益得到最大化。不僅有利于改善新疆銀行體系結構，還可以有效緩解新疆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等貸款難的問題。

新疆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均占到全部企業總數的99%以上，而且絕大部分是非公有制企業，它們所創造的增加值、地稅收入、國稅收入以及在為社會提供就業崗位等方面，都功不可沒。但新疆中小企業的發展一直都受到融資難的困擾，有96.6%的中小企業主要依靠民間借貸融資方式籌措資金，而以銀行為主導的融資來源很少，特別是邊遠地區的金融機構和服務網點缺失，部分縣市金融機構貸存比已降到33%，有的甚至接近25%。因此，只有發展社區銀行、村鎮銀行，才是有效緩解新疆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和農牧民貸款難的治本措施，也是改善新疆金融生態環境的必要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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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德旭,饒明.小企業融資困局:新解與出路[J].當代經濟科學,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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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曉燕.建立社區銀行——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路徑選擇[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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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財政政策

促進京津冀區域產業結構調整財政政策研究

摘要：實現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是我國當前的重大國家戰略，有利于建造新的首都經濟圈和推進區域經濟更快更好發展。產業結構調整優化，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內容。通過分析目前京津冀地區產業結構的現狀及問題，提出促進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的財政政策建議。

關鍵詞：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財政政策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5)22001702

京津冀作為我國的第三大經濟增長極，已成長為重要的經濟聚集區，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京津冀協同發展已成為重大的國家戰略，而目前影響該地區經濟協同發展進程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產業結構不合理。因此，研究京津冀區域產業結構發展狀況及存在的問題，探索優化產業結構的運行機制顯得尤為重要，而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財政政策可以與市場機制配合，在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中發揮重大作用。

1京津冀區域產業結構比較分析

1.1三次產業產值結構比較

近十年來，京津冀三地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都是逐年減少;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北京是逐年收縮，天津近年來也是逐漸縮小，但變化并不明顯，而河北省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變化不大，基本穩定在51%-53%之間;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北京和天津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但北京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要快于天津，對比河北，十年來第三產業的比重變化不大，略微起伏，發展緩慢。2014年天津第二產業產值占其GDP比重為49.17%，河北超過50%，說明天津是一個典型的工業城市，河北也具有較高的工業化水平。北京的第三產業達到77.95%，比天津高出28.4%，比河北高出40.72%;當前，北京已經發展為“三二一”的產業結構模式，而天津、河北依然屬于“二三一”型模式。河北省表現得尤為明顯，第二產業仍然是主導產業，第三產業占比偏低且增長乏力，屬于典型的工業化中期階段。

1.2三次產業趨同性分析

產業結構趨同性，指的是在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區域之間在產業結構分布、組織規模、技術水平等方面的演進變化趨于雷同，結構差異越來越小的現象。本文采用產業結構相似系數來測量區域產業結構趨同程度的高低。

按照國際慣例，我們以0.85為標準來衡量區域產業結構相似程度的高低。根據計算結果，京津之間的產業結構相似系數為0.8704，津冀之間的產業結構相似系數高達0.9740，說明京津和津冀間存在嚴重的產業趨同性，其競爭傾向較高;北京與河北之間的產業結構相似系數為0.7700，京冀間相似系數較低，產業差異明顯，其協作傾向較強。然而，三次產業本身的數據是比較籠統的，計算結果可以說明京津冀在宏觀層面上存在一定的產業趨同性，但具體到行業內部，并不能證明三地行業存在著惡性競爭。實際上，京津冀區域宏觀上的產業結構趨同，并不妨礙三地三次產業內部發展的結構各有不同。之所以各地趨同的產業結構內部側重點不同，站在產業經濟學的角度，是由于資源稟賦因素在發揮作用，而且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成為國家戰略，北京的部分產業已經在逐步向河北轉移，區域產業協作與競爭的格局正在慢慢形成。

2京津冀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存在的問題

2.1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影響產業對接

區域發展不協調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貧富分化嚴重，一、二、三產業為主的地區呈現出明顯的由貧到富的收入水平。河北省與北京、天津地區的人均GDP相距甚遠，北京、天津雖然是京津冀一體化的兩個核心，但它們只是自身獲得發展，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很弱，甚至出現了”環京津貧困帶”。河北與京津之間巨大的經濟落差，嚴重影響了京津冀經濟的整體發展。由于河北省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北京、天津相比有很大差距，河北省內很多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不完善，在與京津產業對接時不能提供強有力的產業支撐和資金支持，這勢必會影響到三地產業對接的實施效果。

2.2產業合作缺位，缺乏產業協調動力

長期以來，京津冀地區受行政區劃掣肘嚴重，各省市均各自為政，考慮自身利益過多，合作意識不強。在現在的行政體制下，三地政府均是獨立的行政主體，具有各自的利益需求，在制定發展規劃時，往往是以自身為中心，較多考慮本行政區域的情況，缺乏與相鄰區域協調溝通的內動力。北京因其獨特的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優勢，缺乏與天津、河北合作的積極性和依賴性;天津作為直轄市，具有自身發展特色，為保持其獨立性，也缺乏與別地合作的動力;河北則相對落后，難以跟上北京、天津的發展步伐，從而造成三地政府主觀上缺乏跨區域統籌協調、共同規劃發展的內動力，阻礙了京津冀地區產業對接的發展進程。

2.3產業準入標準不一，大氣污染嚴重

全國2014年空氣質量最差的10個城市中，京津冀地區占8個，該地區全年平均空氣質量超標天數達57.2%，造成如此嚴重的環境污染，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一是由于天津、河北以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能源消耗高、單位能效低、空氣污染嚴重，尤其是河北，鋼鐵、水泥、火電等六大高耗能行業比重大;二是京津冀三地為限制環境污染設置的產業準入門檻不同，三地企業的排污標準一直沒有統一，天津、河北在發揮承接首都產業的功能時，接到的是一批不符合北京功能定位，但卻在天津、河北準入標準內的企業，這些企業仍然是在京津冀區域開展生產、進行排污，明顯不利于該區域整體生態環境的改善。

3促進京津冀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的財政政策建議

財政政策是國家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指導宏觀資源配置、產業結構布局以及地區經濟形成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產業結構的不合理，究其根源是產業資源配置的不合理。政府可以利用財政政策，通過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重新配置資源，達到優化和調整產業結構的目的。

3.1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方向，引導產業結構調整方向

3.1.1加大高新技術產業的投入

對調整財政支持領域，將財政資金投向產業結構升級中的重點環節，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開發和應用，逐步提高科技經費財政投入的比例，利用財政資金引導民間資本投入，參與共同組建研發起點高、研發實力強、產學研結合的公共技術平臺。同時利用專項資金，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建立技術引進和成果轉化的財政補貼制度，通過財政補貼、貼息等手段激勵企業采用高新技術，促進企業提升科技含量和研發檔次。

3.1.2進一步加大對中小企業的財稅支持

加大對中小企業的專項扶持資金，重點支持國家和省級認定的產業園區，特別是省級工業園區內需產業轉移的中小企業，加快產業升級換代;為在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領域表現突出的中小企業提供更多的財政補助和貼息貸款，對為中小企業提供擔保貸款成績顯著的擔保機構進行獎勵。

3.1.3加大對生態環境保護的投入

利用財政資金，促進節能減排、空氣凈化、水資源保護等其他環境治理，提高河北的產業轉移承載能力。一是利用專項資金，積極發展優勢產業，大力化解產能過剩，為進行區域產業對接謀求空間。二是加強對大氣污染治理、水資源保護、防護林建設等方面的合作，對現行的臨時性補償措施進行改進，建立開發與保護地區之間、上游和下游地區之間、生態受益與環境受損地區之間的常態化補償機制。三是將承擔北京、天津供水任務的河北六個地市下屬縣域納入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范圍內，享受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同時建立省以下重要生態功能區的轉移支付制度，改善京津冀區域的整體生態環境。

3.2充分利用稅收政策，優化京津冀地區產業結構

充分發揮稅收政策在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過程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國家和地區現有的優惠政策，并將政策徹底貫徹落實，使這些優惠政策能夠真正使企業得到實惠，進而促進企業按照政府宏觀調控的方向調整其行為，達到調整產業結構的目的。為了鼓勵高新技術企業發展和創業投資，國家出臺了很多稅收優惠，首先要落實這些稅收優惠政策，強化稅收政策的產業導向功能，引導資金等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對于國家鼓勵的產業(環保、節能等產業)要落實現有的資源綜合利用稅收優惠政策，給予積極的鼓勵和支持，引導和推動產業向環保、節能的方向發展;對于國家限制或淘汰的產業，要運用稅收的調節功能，引導其進行產業改造和轉移。

3.3創新財政投融資機制，推動產業結構升級

進一步完善財政投融資機制，著力推動企業自主創新，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為企業營造良好的投融資環境，為財政投融資政策更好地發揮調整產業結構的功能，提供更多的手段和途徑。(1)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充分利用現有的資本市場，鼓勵具備實力的成長性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謀求上市，與資本市場對接。大力發展面向科技創新型企業的債券融資市場。(2)助推金融服務。引導金融、擔保機構對市場前景好、創新能力強的科技企業和小額貸款企業給予信貸支持。在一定的風險防范范圍內，適度放寬中小企業不良債務核銷條件。(3)加強企業信用建設。整合企業信用信息資源數據庫，構建信用體系，逐步建立企業誠實守信激勵機制。

參考文獻

[1]戴宏偉.京津冀金融業發展與協作路徑分析[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3，(05).

[2]林巍.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下的產業結構優化與對接以河北省為例[J].商業時代，2012，(12).

[3]王海濤.區域經濟一體化視閾下京津冀產業結構分析[J].東北大學學報，2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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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財政政策如何調節經濟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