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社會與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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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潛移默化的學術訓練
我是四川師范大學中文系1978屆的本科生,1983屆的古典文學與文獻整理專業碩士生。當時我們碩士研究生指導小組以湯炳正和屈守元領銜的6位教授都是國內名師,每屆研究生畢業都請北京的王利器先生和南京大學的汴孝教授等著名學者主持答辯,還給我們作專題報告,這對開闊我們的視野和胸襟都很重要。
1986年,我考取了中國社本文由收集整理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首屆明清小說專業的博士生,1989年底畢業并去了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我覺得自己在法國能夠繼續懷有濃厚的興趣在人文學科的諸多領域深入學習,與我先前在國內的讀博與工作經歷有著直接的關聯,所以想先談一下這段經歷。
我在國內讀博期間受到2個重要影響,一是來自我的導師陳毓羆教授,二是來自我的不同專業的博士生同學。
陳毓羆教授20世紀50年代初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蘇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學學習4年,師從蘇聯著名文藝理論權威專家,畢業歸國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以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特別是《紅樓夢》著稱。陳教授在國內外所接受的學術訓練使他在研究方面顯示出與同行不一樣的開闊視野,對我不乏潛移默化的影響。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組建研究生院,剛開始只招收碩士研究生,1983年開始招收博士生,專業覆蓋文史哲、經濟學、法學、語言學、民族學等各個領域。記得我就讀的1986屆所接觸的上下3屆各學科各領域的博士生導師都是國內各學科的一流學者,可以舉出一長串在社會學科領域為人熟知的名字。那時社科院研究生院學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飯桌上吃飯,這也正是不同學科的同學交流的最好機會。這種交流使我的視野和關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說專業,對社會學科領域的不同專業都有了一些了解和興趣。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響我日后在法國對藝術產生興趣的重要經歷。當時中國藝術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蔭街恭王府內,是中國藝術門類的最高殿堂,在戲曲、美術、音樂、文藝理論、話劇、電影、曲藝等學科都匯集了各領域的的著名老學者與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兒工作的時間雖僅4年(工作關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頗有收獲。在工作及與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藝術學科與文化的濡染和影響,其間,我曾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做訪問學者。
負笈海外:
漫長而艱辛的求索之路
1994年初我接受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邀請去了巴黎,在東方研究小組參與完成1項包括中國古典小說在內的東方研究計劃。從北京到巴黎,我經歷了一個新的轉折。
在巴黎工作期間,我與法國漢學家多有接觸,法國豐富的文化藝術也吸引著我,因此工作結束之后我決定留在巴黎繼續學點東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學東亞系讀東亞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時,我決定轉而從頭學一些中國需要的西方學科,將來歸國才能發揮作用。那時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國東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繼續修讀。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學馬克·布洛克大學(2008年與該市另2所大學合并為斯特拉斯堡大學)以人文學科馳名,上世紀30年代以來一直是法國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重鎮。進入該大學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讀了藝術史、社會學、人類學等專業的碩士課程。學習中我的興趣與目的都集中在對將來歸國服務有用的領域,如在藝術史專業中我側重博物館學、考古學以及西方現代繪畫流派;在社會學專業中,我注重都市社會學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問題,并撰寫了學位論文《中國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國現代社會的影響》,用社會學理論和觀點梳理中國從古到今的民本思想傳統;人類學專業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陸、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諸島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藝術、原始宗教與原始民族的社會組織形式。通過對這幾門學科碩士課程的修讀,我感覺自己一方面學到了西方現代人文學科領域的一些專業知識,同時也對西方社會與西方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觸和更深刻的了解。
進入21世紀,我在法國感覺到世界在飛躍發展,中國也在飛躍。我因此想更進一步從全球范圍來探索人類歷史以及人類文明的演進歷程,同時我也獲悉國內一些大學正在開設或準備開設人類學專業,于是,我決定去巴黎第十大學的博士學院修讀人類學博士學位。
巴黎第十大學博士學院集中了法國在考古學、民族學和人類學領域的諸多著名學者。我師從人類學教授b.貝桂菊(b.baptandier)夫人,她同時也是漢學家。選博士論文研究專題時,正值法國著名漢學家a.列維(andré lévi)翻譯的《聊齋志異》法文版全集出版,《聊齋志異》是在西方國家廣受歡迎的中國文言優秀傳統小說。
20世紀90年代的法國文學人類學研究興起,一些古典名著被應用于人類學研究。因此我決定用人類學的視野和觀點去嘗試對中國文言小說的研究,以《聊齋志異》為突破口。但在論文資料的搜集與撰寫中,我深感在專業素養的學術訓練中,自已還需要了解更多的人類學理論和觀點,因此博士第三年我轉學到斯特拉斯堡馬克·布洛克大學人類學系d.莫納爾(d.monoris)教授門下繼續做我的博士論文《聊齋志異人類學研究——中國17世紀》。
論文的撰寫非常艱苦,d.莫納爾教授從論點到資料的使用都給予我悉心指導。最后我的論文答辯獲得博士論文優秀等級,并于2009年由法國博士文庫出版。
感悟中西方人文學科的差異
既后,我又用半年時間在工作之余修讀了宗教學課程,我感覺要了解西方文化,根源是西方宗教。
在上述專業的研讀與論文寫作中,我對中國人文學科和法國人文學科有一些個人感悟。法國的人文學科在歐洲國家具有代表性,法國在大革命前是貴族分封社會,與中國周朝的分封制度類似。但法國的傳統社會是政教合一,它的傳統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法國在大革命后的200多年間,發展民主共和制度,同時也是科技發展與工業化、都市化時代,這個社會變革是巨大的,對人類生活與心靈的沖擊也是巨大的。面對與宗教文化傳統相背離的新制度、新時代所出現的新的社會問題需要解決,因此西方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出現了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以及考古學等新型人文學科,每一門學科又有不同的學派,大家都在面對新時代新問題探索尋找解決的辦法,所以不同的學科與學派才如此活躍。
要真正認識中國與西方社會的區別,需要抓住西方是宗教文化傳統,中國是儒家世俗文化傳統這個關鍵的分野。西方的現代人文學科都是從宗教文化傳統面對現代社會發展,直至產生現代化生發出來的。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仁治與民本為核心價值,因此能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F代社會變革與現代科技并不產生于中國社會的內部,而是來自西方的影響,現代人文學科也是傳自西方。我認為,一個有志于服務祖國的學習人文學科的海外留學生,既要學習如何運用西方現代人文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來觀照中國的現代社會,同時也要注意中國文化傳統自身的特點。
對西方社會的認識不能僅僅停留在書本和都市社會,要真正了解西方國家,還應該了解地域文化與鄉村社會。我曾經有2個假期在法國各地鄉村漫游,這對于了解法國的區域社會與鄉村經濟大有好處。因為專業的原因,我在法國比較注意接觸和了解社會的各個方面,包括不同政黨所代表的社會階層利益及政黨之間的博弈。我感覺不同派別除了所代表的利益階層不同以外,總體上也都強調公民義務。民主社會除了個人自由、個人權力,公民隨時都準備承擔對國家的義務。深層的文化是建構民族精神的東西,在法國就是宗教與現代社會的民主制度。今天法國傳統的宗教文化與民主并不互相排斥,它們在法國人的生活中相輔相成。
篇2
浪漫主義是1790~1850年之間在歐洲興起的一股思想界、藝術界和文學界的思潮。德語浪漫主義文學大量涌現在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的頭30年中。一般來說,浪漫主義有三個階段:早期浪漫主義,文學中
心處于耶拿;中期浪漫主義,中心在海德堡;晚期浪漫主義,中心在柏林。代表作家有弗雷德里希?施萊格、路德維希?蒂克、諾瓦利斯、E.T.A?霍夫曼等,他們深受哲學家康德、費希特和謝林等人的
影響,作品情感豐富,童話色彩濃厚,想象力豐富,有時帶有奇幻甚至恐怖的色彩。
同前一時期的啟蒙主義對理性的偏好相比,浪漫主義更加崇尚情感。在19、20世紀之交,浪漫主義扮演著重頭戲的角色。讓我們從歷史、社會和文學的背景探究,浪漫主義出現的文化背景到底是什么。
同時,由于與啟蒙主義根深蒂固的聯系,我們會將其與浪漫主義對比,通過它們之間的相悖和相同處來更好地理解這一背景。
人們說,所有的浪漫主義作家都是哲學家。同其他歐洲國家相比,德國的文學創作同理論反思的聯系更加緊密。很多作家同時也是理論家,他們崇尚寫“進步的總匯詩”,也就是包含一切、并不斷變化
上升著的文學。哲學思想在他們的作品和斷簡殘篇中處處可見,哲學思想和心理分析方法處處穿插。對他們來說,知識永無止盡,只可能繼續發展。由這一點可以看出,浪漫主義同其他文學思潮的區別
,尤其是被人視為與其“相反”的啟蒙主義思想。
18世紀,英國和法國已經成為中央集權的國家,已經處于工業革命興起和資本主義擴張的初期。而此時的德國還只是一個地理概念,在德國的土地上甚至沒有一個民族的身份認同。當時的神圣羅馬帝國
只是一個松散的聯邦,沒有政治、文化和經濟中心。30年戰爭讓它開始分崩離析,當時的社會沒有統一的、進步的思想,德國人都紛紛仿效英、法兩國的生活和思維方式,將之視為時髦。
18世紀末期,浪漫主義思潮興起,在一段相對沉默的時代之后,各國都爆發了爭端,法國大陸上燃燒的革命戰火,開始席卷歐洲,如同法國有拿破侖,英國有尼爾森,德國也需要一個拯救者。而此時德
國的資本主義也開始緩慢發展,市民階級悄悄崛起,漸漸有了自己的力量和愿望。
浪漫主義星期的另一個原因是市民階級的形成和上升,他們是傳播藝術和文學的主要力量。經濟發展和財富積累使得市民階級有能力讀書、欣賞音樂,去劇院和音樂廳,原先對政治沒有興趣的市民階級
也有了更高的訴求。
啟蒙主義時期,將理性視為最高原則,鼓動大批來自較低社會階級的年輕人涌入大學,接受教育。在大學里他們生活樸素,渴求能夠進入上層階級,改變命運;教授們教他們要自愛,發展個性。這些促
使他們進一步提升對社會的希望,但進入上層的大門卻總是緊閉,于是他們漸漸成為中間的一級,對現實也愈加不滿。
接受過了良好教育的年輕人發現了啟蒙主義思想和社會現實之間的矛盾,對它的允諾大失所望,開始對之進行深刻的反思。帶著想要改善自身階級的現狀的愿望,他們漸漸形成了與啟蒙主義思想相反的
世界觀,這種最初的思想被人們稱為浪漫主義。它與任何一種文學或文藝類型都不同,在德國,浪漫主義知識分子分成截然相反的兩派:一派放棄了雄心,回到現實。另一派是虔誠主義,崇尚神秘和宿
命論。當時這種情況帶動了各種各樣社會和哲學理論的出現。從這些理論可以直觀地看出當時人們對啟蒙主義的理性至上的反思以及對于情感的崇尚。
研究者一般認為,啟蒙主義和浪漫主義就像一段繩索的兩頭。因為它們是如此不同:一個推崇理性、光明、現實和社會革命,反對宗教,另一個則推崇感情、幻想、浪漫和保守,反對政治??瓷先ミ@二
者沒有一處相契合。但啟蒙主義和浪漫主義之間的聯系十分復雜,不應只簡單地用“相反”來描述這二者的關系。
恩斯特?卡希爾認為,浪漫主義在方法論上是繼承啟蒙主義的,并從中汲取了精華思想。浪漫主義是在批判和研究中,以啟蒙主義為基礎,漸漸發展起來的。浪漫主義者接受了啟蒙主義者的世界主義的
理論,將其寫作原則、自信和謹慎特點同自己的浪漫主義幻想結合在一起,作品呈現出廣大而又自由的一面。他們反對法國革命,卻在文學作品中繼續發揚了這一精神,簡單來說,沒有啟蒙主義的“進
步的總匯詩”,沒有世界主義的思想和烏托邦的夢想,浪漫主義就不會存在。
同時,浪漫主義者并沒有極端地反對理性。奧古斯特?威廉海姆?馮?施萊格在他的《論文學、藝術和時代精神》中指出,理性與想象擁有同樣的創造力,也是萬能的。因為理性追逐統一,想象豐富多
彩,因此他倆看上去完全相反,但是人類的基礎卻是由二者共同構成的。這一點清晰地表明,德國的浪漫主義是把理性看得很重要的,只是認為理性不應該作為人類的單一精神出現。理性與想象之間的
關系是辯證的,只有共存才能展現人類精神存在的完整性。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德國的浪漫主義有個重要出發點:二元論。任何事物都是有兩面性的,如同光和影,好與壞,已知和未知等等。他們被費希特的辯證主義哲學所影響。他們所否認的,是啟蒙主
義對于理性地位的絕對化。這種二元論還奠定了浪漫主義的一個特征:諷刺。因為諷刺存在于自我否定之中,否定不是消滅或破壞,而是創造的過程。
正如之前所提,浪漫主義在一開始甚至是贊成理性的。事實上,重點問題不在于承認或否定理性的存在,而在于理性的多樣化。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戰爭實質上是極端主義理性和個人理性之間的戰爭。
如果將理性外化為所有人都認可的東西,人類精神就沒有發展的余地了。
雖然啟蒙主義照亮了浪漫主義發展的道路,但它主要涉及的還是英法兩國的代表者,而非德國自己的。一個理性的現代化社會會壓抑個性健康發展。一個理想化的社會不應該只是理性的,還應當是自然
的。早期浪漫主義者的理想社會的模型一定程度上來說有點不太現實,他們的追隨者卻忘記了這一點,仍舊想要努力使這個社會成為可能。這激勵了德國乃至其他國家政治運動的發展。
浪漫主義者認為,雖然理性主義崇尚知識和科學進步,承認人能夠認識和改變世界的能力,卻會走入極端理性的死角,把人類世界觀帶向功利主義。賺錢成為唯一的生存原則和動力,進而使人道德敗壞
,阻礙人類精神文明的發展。強調內心經驗的豐富和自由的浪漫主義,不樂于見到工業化的情景,不愿意看到教會與世俗的分裂,純粹理性最終導致懷疑論的出現,浪漫主義者之所以傾向情感,也是由
于他們開始對理性產生質疑,他們想要在理性和情感之間找到和諧,只有這樣人類才能繼續發展。他們并不完全否定理性,而是強調了情感的必要性,想要扭轉極端理性已經日趨危險的方向。
總的來說,浪漫主義的興起是有其社會、歷史和哲學背景的,這一切都構成了它興起的文化背景,撇開啟蒙主義的話,我們無法暢談浪漫主義的特點,如文中所分析的那樣:與理想相悖的糟糕的現實使
浪漫主義者意識到,純粹的理性給人類與自然、生存與理想之間撕出一個巨大的裂縫,、人際冷漠和市民階級的無力使人們倒向了情感一方。
參考文獻:
[1]梁錫紅,《十九世紀初德國社會轉型期與浪漫主義的矛盾》,《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1/9,第143-147頁
篇3
東方和西方的想法有不同嗎?如果你將東方定義為亞洲大陸,將西方定義為歐美,那么答案一定是肯定的。
全球化促進了思想的融合與標準的統一,但實際上,東西方對公正、信仰、自由、社會地位和價值的定義大相徑庭,即使同一個國家內也是如此,更別說一個地區了,因此我們需要為社會和諧開展持續的對話。
已故法國歷史學家、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在其20世紀60年代的著述中,將全世界分為四大當代文明:西方、穆斯林、遠東和非洲。對布羅代爾來說,地理、社會、經濟和思維方式界定了文明,而不是文化。
布羅代爾對文明的研究非常及時和重要,因為在1993年,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他的論文和著述中提出了“文明沖突論”,即在不同文明之間,尤其是西方的普世主義、穆斯林的軍事主義和中國的主張之間,存在權力轉移的平衡。亨廷頓相信,“文明的沖突是對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脅,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之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戰爭的最可靠保障。”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歐洲在竭力應對自己的歐債危機時,全世界球迷都在高清電視機前看歐洲杯決賽直播,為西班牙和意大利加油。
對東西方在哪些地方存在差異的討論一直富有爭議,尤其是西方知識分子正開始追問西方是否正在衰落。我最近參加的各種金融危機后果分析會給了我答案:雖然是逐漸發生,但我們仍可感受到對當今主流西方經濟學整體思想基礎的重新評價。
當前的分析框架起源于17世紀法國數學家笛卡爾,他開創了通過局部研究可完全理解整體行為的現代科學思想。這一思想導致了科學學科的專業分工,集中于理性、歸納性和線性分析,將大部分問題分解為易于管理的部分,以發現其中具有預測能力的統計關系。
與之相反,東方思想一直是整體、多樣、中庸和復雜的。印度諾貝爾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在2005年《慣于爭鳴的印度人:印度人的歷史、文化與身份論集》中闡述道,“印度多種信念與觀點的盛行,絕大部分來源于對非正統見解的包容和對話,無論是顯性或隱性的?!睙o所不在的非正統見解是印度思想精華。
已故劍橋漢學家、生物學家李約瑟是西方研究中國科學和文明的學者中最為著名的專家,他認為中國思想的關鍵詞是在一個龐大“有機體”中的“秩序與格局”。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中國的實踐家們都立足于整體系統的語境進行思考,這一系統由“陰”(負)和“陽”(正)二元力量推動,二者在不斷變化和演進的過程中相互作用。
正如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物理學家、系統思想家和生態學家卡普拉指出的:“分析是指將事物拆開以便于理解它;系統思想則是將它放到一個更大的整體背景下。”主流經濟學家假設人類的經濟行為是理性的,但群體行為顯然會與個人行為有很大不同,甚至往往背道而馳。整體不僅僅是部分的加總。當前的全球經濟形勢正是如此。
系統思想的問題在于多維、復雜和非線性的預測要困難得多。這可能正是為什么東方思想一直被認為是神秘主義的和不科學的。幸運的是,超高速計算機、復雜非線性代數和互聯網的發展使得我們可以挖掘人類行為的“大數據”,因此今天的我們可以通過圖像觀察市場結構和變化過程,如金融市場中呈現出某種形態的大規模交易,有些有序,有些混亂,反映出市場的變化過程。
這些數據圖使我看到,隨著西方債務市場金融化的不可持續,金融危機實際上將全球性重大系統變化的痛苦進程合為一個整體。西方以外的新興市場,如中國、印度和穆斯林國家中的市場,反映出了西方模式和經驗的另一面,在什么有效和什么無效方面,既有正面也有負面的教訓。
篇4
【關鍵詞】生態博物館;生態理念;景觀;建筑
1生態博物館釋義
博物館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通過研究博物館的發生、發展過程,可以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窺視當時的社會發展狀況。博物館從最初單純的原始形態演變為現代多功能的文化機構,其中經歷了漫長的過程。生態博物館是在原來的地理環境、社會環境和文化條件中保存和介紹人類群體生存狀態的博物館。它強調保護和保存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完整性和原生性。生態博物館被稱為“一個正在生活著的社會活標本”,是國際博物館界開發的一種新的博物館形態。
受傳統生態系統思想的約定限制,人們對于“生態”一詞的理解首先還是映射到自然生態知識的相關方面,所以對于“生態博物館”一詞的真實含義和實質思想的理解就顯得及其重要。生態博物館不是指和自然生態相關的博物館,其關注點不在于自然生態,而是社區和居民?!吧鷳B博物館”(ecomuseum)的前綴“eco”是指社會環境均衡系統
1971年第九次國際博物館會議,提出了生態博物館的概念。1972年國際博物館協會和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聯合召開的圓桌會議討論認可了生態博物館的確切定義,并且和區域性或社區性博物館相關聯,此定義為最初的“里維埃拉定義”。經過1978和1980年修改,1980年生態博物館的定義被普遍接受,被里維埃冠以“一個進化的定義”。定義中強調的主要內容有公共機構和公眾參與的觀點;鏡子和工具的觀點、時空特征和遺產特征;實驗室、學校和保護中心三功能等觀點。
我國著名博物館理論專家海先生認為,“生態博物館是對自然環境、人文環境、有形遺產、無形遺產進行整體保護、原產地保護和居民自己保護,從而使人與物及環境處于固有的生態關系中,并使之和諧向前發展的一種博物館新理念”。
生態觀、有機結合觀、地域與本土觀、回歸自然觀等等都是生態建筑的理論構建部分。
2生態博物館的成長歷程
生態博物館是創造于環境保護論取得長期發展的歷史時期,也是針對于當時整個社會的綠色運動的產物。法國是生態博物館理論的最早實踐地。1971年世界上第一座生態博物館――克勒索蒙特索礦區生態博物館在法國建立。
我國對于生態博物館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1985年中國博物館學會安來順先生將生態博物館一次翻譯進入中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生態博物館推向實踐建設的時期。中國大陸第一座生態博物館是1995年貴州省人民政府邀請中國博物館學會常務理事著名博物館學家海教授和挪威著名生態博物館學家約翰?杰斯特隆先生同貴州省博物館專家一起在貴州考察后建立的六枝梭戛鄉生態博物館,保護一支只有4000多人的民族苗族-長角苗。
中國自第一座生態博物館誕生的十多年來,至今(2009年底)建成14座生態博物館。
隨著“生態博物館”一詞被世人逐漸熟識,出現了一些以生態博物館命名的機構,如寧夏六盤山生態博物館、長白山生態博物館,其關注點集中在自然生態,而是社區和居民,因此不能視為生態博物館。
3生態博物館在景觀方面的認識
我國對于生態博物館的研究對象屬于傳統鄉土聚落保護對象。
東南大學余壓芳博士借用美國學者阿摩斯.拉普卜特在《建成環境的意義――非言語表達方法》一書中對建成環境及意義的研究中所使用的理念,將傳統鄉村聚落景觀分為固定特征因素、和非固定特征因素。固定特征因素包括自然環境的空間形態、建筑、街道壩場和標識景觀等。半固定特征因素包括家具、室內陳設的布置和類型、沿街設備、花木、服飾、傳統手工藝制品、廣告牌示等因素。非固定特征因素指的是場所的使用者或居民以及其他無形的因素。傳統鄉土聚落的文化獨特性表現在半固定特征和非固定特征景觀因素的獨特性和豐富性。生態博物館的保護行為可以有效的影響鄉村聚落景觀化過程。
鄉村景觀化指傳統鄉村聚落從傳統的居住使用功能向兼具美學價值和游憩觀賞功能的景觀過渡的過程。傳統鄉村聚落在鄉村景觀化過程中,旅游的關注使傳統鄉土聚落景觀的價值外延提升,但當“價值提升”效應擴展到一定程度并導致大眾旅游行為的發生,景觀品質的退化就相應開始了,原生態的環境遭到破壞。傳統鄉土聚落在鄉村景觀化過程中的品質“提升”與“退化”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4生態理念在博物館建筑方面的認識
生態理念的提出是博物館事業發展到新階段的需要。我國博物館學著名學者海也指出:“生態的理念應成為我國博物館建設中的一種指導性的理念,貫穿于博物館的環境、建筑、室內功能等各方面?!?/p>
4.1環境
現代建筑大師賴特早年主張“有機建筑論”,認為建筑應從屬于自然環境,如同自然界的生長物一樣,成為大自然的和諧因素。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的《臺灣建筑師論叢》中就有文章說:“景觀建筑將大地及景觀視為一種資源,并依據自然、生態、社會與行為等科學的原則來從事規劃和設計,使人與資源彼此間建立一種和諧、均衡的整體關系?!辈┪镳^建筑要貫徹生態理念,需要重視建筑與周圍環境的融洽協調。確定合理的建筑規模,建館時必須對館址周圍的環境進行調查研究,了解光照、風玫瑰、微氣候環境、排水模式、土壤成分、植被、水資源等情況。排除環境中的不利因素,充分利用其中的有利因素,因地制宜地利用環境,創造環境,并從建筑的體形、體量、尺度、格調、色彩、氣氛等方面去考慮與環境的關系,使之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互相輝映,相得益彰。
建筑必須與自然環境融合,尤其是具有特殊自然環境的基地,更是具有了得天獨厚的情節因素(如水、山等),往往在這種條件下,空間的情節性更容易塑造,也更容易體現。融合環境,充分保護與利用自然環境,因地就勢,體現出建筑在此環境中自然生長的狀態。
4.2建筑
博物館建筑及場地的營造,在技術手段的使用上應該適度和恰當。應最大限度的利用地方材料和使用適應當地生產力的建造技術,因地制宜、有效的利用當地的自然資源并加以適當的加工形成最樸實無華的建筑材料。
在博物館建筑中,將環境引入建筑的作法應用較多,可選用當地的自然材料;將建筑室內的一些空間有意的暴露到自然環境當中,造成自然雕琢的痕跡。總之,在不破壞自然環境的同時,使之相互融合,互為襯托,甚至把建筑就當作自然界展出的作品一樣。如安藤忠雄先生的許多作品就都是建在山地、水邊或是人為地引入自然的環境,將自然的靈性帶到建筑空間當中。這種自然界與生俱來的偉大力量是任何后天建造的環境都無法輕易比擬的,它給我們帶來的事件是最自然、最真實的。
4.3室內功能
光影是自然界賜予人類的財富,給我們的審美需求帶來變幻莫測的藝術效果。光影在博物館室內還起著導向功能,在許多建筑中為了產生有尺度、規律的光影效果,通常采用高側窗或頂窗的采光方式。這樣形成的采光井通常都會影響到博物館室內空間形式和外部造型,形成其獨特的空間形式和外型,如舊金山藝術博物館、金貝爾藝術博物館。
路易斯?康對于光線的關注由來已久,他認為,藝術作品應當在自然的光環境之中被欣賞,以便空間達到一種“人―藝術―大自然”相互融合的環境效果。金貝爾藝術博物館由一系列的拱形空間連續排列組成,大多數拱頂空間都采用了連續的天窗進行頂窗采光。整個拱頂形成一個發光的面光源,散發的柔和光線形成了整個博物館明亮、均勻的空間環境。同時,路易斯?康利用拱頂的結構,在兩端設置了小型的彎曲玻璃槽,使得空間更為明亮和生機勃勃且不帶入眩光。
5結論
最初接觸到生態博物館一詞是時,以為在建筑中運用生態理念的博物館就是生態博物館,只是把生態博物館作為一棟建筑,一座與自然生態相關的博物館,從未意識到生態博物館的關注點是社區和居民。現在也出現了一些命名為生態博物館的機構,將其關注點集中在自然生態,與一般意義的生態博物館不同,不能視為生態博物館。通過本研究使大眾認識到生態博物館的涵義,揭開生態博物館的神秘面紗,使民族文化遺產得到更多的關注,促進民族社區的發展。認識到生態理念在未來博物館建設中應處的地位,加大博物館建設中生態理念的運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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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丹.博物館建筑空間中的情節性 [碩士學位論文].大連:大連理工大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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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余壓芳.生態博物館理論在景觀保護領域的應用研究――以西南傳統鄉土聚落為例[博士學位論文].東南大學.2006
The Research Of Ecomuseum And Ecological Concept In museum
YUAN Guan-mei , YUAN Hong-ye
(1: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Jilin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Changchun,China,130021;2:)
篇5
現代德育思想具體體現在有關著述中。由于思想解放和對外開放,在德育思想建設方面沖破了原來的“封閉”狀態,出版了一批西方國家德育理論的譯著和國內學者有關現代德育思想的編著,歸納為三個方面。第一,翻譯出版了當代西方德育論著作,除80年代初傅統先、陸有銓翻譯出版了皮亞杰的《兒童的道德判斷》(1984)外,有陳欣銀、李伯黍翻譯出版了班杜拉的《社會學習論》(1989),博維利翻譯出版了美國哈什的《道德教育模式》(1989)等;此外還有瞿葆奎先生主編的《教育學文集》(1989)的第二、第七卷均收入了一定數量的德育譯著。我們不敢說翻譯出版的這些著作一定都是符合我們所需要的現代德育思想,但我們首先要了解國外的德育思想成就和理論成果,然后才談得上對其進行分析。第二,許多學者出版了介紹西方德育思想理論的著作,如馮增俊的《當代西方學校道德教育》(1993),魏賢超的《現代德育原理》(1993)、《現代德育理論與實踐》(1994)、《道德心理學與道德教育學》(1995),戚萬學的《沖擊與整合——20世紀西方道德教育理論》(1995),袁桂林的《當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論》(1995),詹萬生主編的《中國德育全書》(1996)中也較為系統地介紹了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的道德教育理論與實踐。第三,國內學者還編著了一定數量的有關現代德育論的著作和教材,如朱小蔓著《情感教育論綱》(1993),張志勇著《情感教育論》(1993),戚萬學著《活動道德教育論》(1994),魯潔、王逢賢主編的《德育新論》(1994),班華主編的《心育論》(1994),詹萬生著《德育新論》(1996),班華主編的《現代德育論》(1996),戚萬學、杜時忠編著的《現代德育論》(1997)等。這些編著是近五年來的成果。
二、現代德育思想的精髓
我對德育思想現代化或現代德育思想的理解,在《現代德育論》“緒論”和拙文《世界之交論德育現代化建設》中已有闡述。我的基本思想,是考慮到現時代的社會發展、人的發展,強調了“以促進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現代化為中心”。但未拓寬到生態空間考慮,這是一個不小的缺陷?,F代德育不能僅從時間意義上理解,主要應從現時代性質方面理解?!按龠M人的德性現代化”,這是對現代德育最簡捷的表述,也是關于現代德育的核心思想。它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精神,即把人作為道德主體培養,促進人的德性發展。這是現代德育的本質規定,是區別于傳統德育的根本標志,以致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現代德育是主體性、發展性德育,即主體—發展性德育??聽柌窭^承了杜威發展性道德教育思想,提出“認知—發展性德育”。相對于無視兒童自己思維方式的傳統德育而言,柯氏強調“認知—發展性”把兒童看作“道德哲學家”是德育觀上的飛躍。但忽視了道德情感與道德行為問題,“認知—發展性”的表述是有局限性的?!爸黧w—發展性”德育培養現代道德主體,發展的內容包括道德認知、道德情感、道德行為。“主體—發展性”可以看作是現代德育的精髓,其理由是:1、體現了現代德育目標要求,即培養21世紀道德主體,促使其德性的現代化發展;2、體現了現代德育的個體發展功能,亦即現代德育的本體功能;3、體現了現代德育的內在價值,即現代德育滿足受教育者的需要:發展自己德性,使道德人格得到提升??梢哉f,“主體—發展性”集中地表現了現代德育與傳統德育的區別。
三、關于現代德育性質與功能的探討
黨的后,人們對現代德育性質與功能問題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德育是“階級斗爭工具”轉向德育是促進人的德性現代化的教育,把人的德性發展作為德育的根本。王逢賢教授對德育本質屬性、德育實體性及德育地位等作了系統論述。德育本質是德育理論的最高問題,多年來的一種觀點即對德育本質的認識包括兩個基本方面即德育與社會的關系,德育與人的關系。然而隨著生態倫理學的產生,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提出,對德育應在社會、人、自然這個更為廣闊的背景上認識。現代德育性質是德育本質在現時代的具體展現。在認識德育與社會與人的發展關系方面,我以為有兩點值得重視:一是把德育、社會、人作為三位一體的對象進行綜合考察,即始終聯系社會與人的發展認識德育,而不是脫離社會與人孤立地就德育論德育。二是動態地即在德育、社會、人的發生發展過程中,分析三者關系,闡明德育現代化問題。用系統整體的思維對德育發生、發展,德育現代化作綜合的動態的考察,其方法是可取的,但我們沒有把自然生態作為整體的一個部分、一個方面,這是一個較大的局限。1994年德育專業委員會的年會上,易連云提交了關于德育生態環境的論文,似乎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在人、社會、自然廣闊的背景上思考德育問題,才是更好地體現現代德育思想的。
現代德育功能的探討,彌補了把德育只看作因變量的局限。關于德育功能,魯潔教授發表了系列論文,對其作了全面、系統的探討,拓寬了人們對德育功能的視野。雖然有的學者有不同看法,但是可以促進人們作更深入的探討,求得更符合科學的認識。
我們把現代德育社會功能概括為: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這是與傳統德育社會功能本質上的區別,同時也指出現代德育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具有先進性、超前性特點。
結合現時代社會經濟發展全球化、信息化趨勢和可持續性發展的要求,人們對現代德育功能的認識又大大前進了一步,拓寬了思路,擴大了認識空間?!敖裉煊凶R之士都認為世界是一個命運相聯系的共同體。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各處困擾人類的重大問題具有整體性和全球性”。例如德育的政治功能,當前各國各民族之間既有競爭,也表現出各國、各民族的相互合作與相互尊重。應立足于全球來認識現代德育功能問題,為了全球的、全人類的利益,必須超越國界,超越民族、文化、宗教和社會制度的不同,為人類共同的長遠的利益,也為本國、本民族的自身利益,同舟共濟,通力合作。所以,現代德育政治功能主要在于促進社會公正、和諧,維護國際和平、合作、團結。
基于社會和經濟可持續性發展,現代德育經濟功能的思想也有顯著的發展。在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體制改革和整個社會現代化實踐,使德育的經濟功能顯得更為突出。而可持續性發展思想也為其提供理論依據。1、德育的經濟功能在內容上不是片面地強調促進經濟增長,而是要以保護生態平衡為前提的增長,也就是在科學理性的支配下的增長;2、為了可持續性發展,德育的經濟功能促使人們認識和處理好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關系,公平與效益關系;3、德育的經濟功能還表現在以新的資源觀、發展觀,代替原有的資源觀、發展觀;4、培養經濟道德,堅持勤儉建國方針;5、為迎接知識經濟到來,教育包括德育尤其應注重創新性素質的培育,知識經濟需要現代科技支撐,也需要現代德育支撐。
可持續性發展包括經濟、社會、生態相互聯系的三個方面,人們由對經濟功能的認識擴展到對德育生態功能的認識。當然德育生態功能的實踐依據是生態環境的現實,主要理論依據是生態倫理學。生態倫理學奠基人萊奧波爾德認為人的道德觀念是按三步發展的:人——人關系的道德,人——社會關系的道德,人——自然關系的道德。生態倫理學擴大了倫理的對象范圍,擴大了德育的范圍,從而也擴大了德育功能的范圍。40年代萊奧波爾出版了《大地倫理學》一書以來,生態倫理思想得到迅速發展,90年代初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參與編制的《保護地球——可持續生存戰略》一書,提出了“新的可持續生存的道德”,認為“可持續生存道德”是“可持續的生存”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可持續社會發展的道德要求。德育的生態功能就在于要為可持續發展服務。正是由于生態問題日益突出,國內學者們也紛紛提出關心環境的教育或生態德育的命題。1996年全國德育年會上劉驚鐸、王磊提交了《生態德育:世紀之交德育改革的價值取向》論文。
四、關于德育過程思想的進展
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80年代,對德育過程的思考和研究很多。黨的十周年時,已作了系統的回顧。由于學者們對過程研究的重視,使有關理論更加系統化、更加深化。關于德育過程的本質,德育過程與品德形成過程、德育過程的影響與環境影響,德育過程與各育過程,德育過程的結構,德育過程各階段及運行等等,都作了較前更為深入的探討。關于德育過程的規律與特點,更有很多人作過探討。但作為德育過程區別于其他各育過程固有的特點,似研究的不夠。筆者提出過兩方面的區別,一是教育目標上的區別;二是德育與其他各育所依據的規律方面的區別(詳見魯潔、王逢賢主編的《德育新論》第八章)。
德育過程在歷史上就是存在著的,我們要探討的是現代德育過程;然而作為客觀的德育過程,現代的與歷史上的應當是有一致性的,其客觀規律應當有其共同性。探討所謂現代德育過程,實際上是探討德育過程在現時代的表現形態或現代性特質?;谶@一認識,我認為,現代德育過程思想,在德育的現代性特征中有兩點是能鮮明體現現代思想的,一是現代德育過程結構要素在德育過程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有變化。教育者、受教育者是德育過程中兩個基本要素。在傳統的德育思想中,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關系是對立的,教育者居高臨下,以專制的、強迫的辦法,對受教育者“灌輸”現成的道德;受教育總是處于被動的、服從的地位和消極的狀態?,F代德育過程的思想,強調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民主、平等、和諧、合作的教育關系,在教育者的指導、引導下,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共同參與德育過程,相互教育與自我教育,雙向影響,相互砥礪,共同進步。因此,德育過程是教育者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相互促進,教學相長,品德共進的過程。二是現代德育的開放性,現代德育過程是與外部環境相互開放、雙向互動的過程。這里的所謂外部環境包括社區環境、社會環境以致國際環境;當然,以德育生態環境的思想為指導,還應當包括自然環境。
五、德育目標與德育內容的現代化
現代德育是促進受教育者德性現代化,這就把德育目標定位在培養具有現代思想道德素質的主體。這是社會現代化對人的要求,也是人自身發展的要求,是適應現代社會與經濟發展全球化、信息化的要求。社會本位、個人本位的發展觀已轉向人的發展、社會發展、生態發展的統一。依據三維思想品德結構的設想,1987年前已把道德心理品質和品德能力作為德育目標組成部分。在社會轉型期尤需對學生心理品質和品德能力的培養予以充分的重視。德育目標是德育中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共同的精神追求,是德育活動的內在動因,是直接制約德育內容、課程、方法形式以致整個德育的首要因素。德育的現代性集中體現在德育目標上,對德育目標的理解將影響著對德育內容、課程、方法、管理等一系列問題的理解。因此,對德育的探討極為重要。當前“可持續性發展”、“全球本位理論”是認識確立現代德育目標、德育內容的重要理論依據。人、社會、自然的統一和諧發展是人類社會宏觀文化結構的基礎,德育目標要體現人、社會、自然和諧發展的倫理要求。對未來道德主體的素質要求,在道德與心理素質方面,不僅要具有我們通常要求的一般的道德品質,而且要有科學道德、生態道德、經濟道德、信息道德等方面的素質。心理素質應更具現代性,在心理和道德上更重責任感、義務感、自信心、效率感、創新性、合作與競爭等。人類社會不斷前進,思想道德不斷發展。70年代國外便有學者提出了一系列上升的價值觀和衰落的價值觀。按E·拉茲洛所述,人們已對19種主流價值觀念和信念提出質疑,而有10條新興起的社會觀念;同時人們還面臨著政治上綠色趨勢等等問題。所有這些都向未來的道德主體提出了終身德育的要求。
德育內容是為實現德育目標服務的,是體現德育現代化的重要標志。S·拉賽克和G·維迪努對現代教育內容的源泉作了系統闡述,其中包括:人口增長,經濟變化,社會政治變革,文化變革與科技進步,世界性問題,教育系統內部動因等。這對我們研究、制定德育內容同樣具有參照的價值。袁正光教授關于經濟、社會、科技變化所作的概括,更能看出制約現代德育內容的因素:經濟,正在發生新的革命,從工業經濟轉向知識經濟;社會,正在發生新的轉型,工業社會轉向知識社會;科技,正在出現新的突破,走向數字化信息時代。
基于現代德育目標要求的提高以及其制約因素,現代德育內容正在拓寬,形成一系列嶄新的極富時代特色的德育內容。
1、科學價值觀和科學道德教育;
2、生態倫理教育或環境道德教育;
3、經濟教育,含經濟倫理教育,其中主要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教育;
4、信息道德教育;
5、現代人的(道德)心理素質教育。
此外,還應進行國際理解教育、人口問題中的道德教育等。
六、德育方法的改革
德育方法和德育手段的現代化進展迅速。
(一)基于對德性發展的要求,高度重視受教育者自主性。在教育與自我教育中,著重自我教育。當然,自我教育不僅僅是方法問題,它首先是一種德育思想和德育要求,也是一種德育型式,也是德育的原則和方法。在中學和小學關于主體性德育的課題研究,改變了忽視自我教育,高度重視受教育者的參與,體現了主體性德育精神。主體性德育當然不僅僅是方法問題。國內學者研究自我意識、自我教育的很多,例如韓進之等“中國兒童青少年自我意識發展與教育”的研究(1983—1987);劉守旗“自我教育及其能力培養”的研究(1990);劉秋梅“培養小學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實驗研究”(1991)等。近年來提出的“自我教育力”或“自我教育力量”的概念,包括自我教育的意愿、要求,自我教育的方法、能力,自我教育的習慣等。
但不是任何一類“自我教育”都是完全符合“主體性”要求的。只有在主體—發展性思想指導下的自我教育,即把德育當作主體人格的提升,當作主體德性發展的過程,才是符合現代德育要求的。因此,自我教育有兩類情況:一是姑且稱其為“約束性自我教育”,即把自我教育主要看作自我檢討,自我批評,自我反省之類的自我貶損、自我壓抑的過程;總是把自己當作教育、改造的對象。這是很難形成自尊、自信、積極向上的主體人格的,很難發展其積極的個性道德品質。另一種,我們姑且稱之為“發展性自我教育”。這種自我教育著眼培養主體精神,發展積極的個性品質,不是片面地、單純地檢討自我,約束自我,而是追求道德理想人格的自我發展,自我實現,因而能夠悅納自己,充滿自尊、自信、積極進取的精神。
(二)對“灌輸”問題人們已有共識。當然“灌輸”也是一種“德育”型式,不僅是“方法”問題,包括德育(目標)意圖、方法、內容、效果等方面。德育實踐已經向人們展示:人的德性的生成、發展、成熟,不是靠“灌輸”,它不是外界“授予”的,而是在主客體相互作用中主體自身建構的。因此重在主體自己的積極活動,包括外部的物質性實踐活動和內部的觀念性活動,著重依賴于主體的踐行、體驗、體悟。魏賢超的關于主體參與大德育思想,建立青少年義務社會服務制度的思想,戚萬學的活動道德教育論等,都是從根本上改革德育方法的指導性理論。
(三)關于品德測評方面,國內學者作了大量研究,尤其是胡衛和肖鳴政進行了多年的實驗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
(四)關注現代德育手段的效應。
現代教育技術手段用之于德育,有其優越性,但它畢竟是“手段”。不論何種道德價值觀都可借助于這些工具進行傳播。所傳播的內容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因此它可能產生積極的效應,也可能產生消極的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長的負效應。1996年的全國德育年會上郭婭玲提交了大眾傳播媒介的德育功能問題的論文;麥志強提交了現代文化傳播技術與青少年思想道德發展的論文。
七、關于德育課程論的重要進展
在以往的教育學論著、教材中,包括在德育原理的著述中,幾乎未見“德育課程”這一術語,較多見到的是“德育內容”、“德育途徑”、“德育組織形式”這類提法。近幾年來使用“德育課程”這個術語的頻率日益提高?!暗掠n程”問題的研究也被列入了全國教育科學“九五”規劃的研究課題之中。近20年中,我未見專門論述“德育課程”的專著。我第一次見到系統闡發德育課程理論的著作是1994年出版的魏賢超的《現代德育理論與實踐》一書中的幾章。1995年魏賢超又在《教育研究》第10期發表了《整體大德育課程體系初探》一文,再次闡明了他對大德育課程體系的見解,以全息論、系統論、現代課程論為指導,他提出了建立由兩類正規的顯性的課程與四類非正規的、隱性的課程組成整體大德育課程體系的構想。這一德育課程理論體系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在德育課程理論建設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使我們的德育學科體系更加完備。此后,在筆者主編的《現代德育論》中,設專章論述了現代德育課程,強調德育課程的本質特征是育德性,提出區分“德育課程”和“關于德育課程”的問題。戚萬學、杜時忠編著的《現代德育論》一書中,更以較大篇幅系統論述了現代德育課程思想,其中介紹了許多國外德育課程思想理論,更開闊了我們對德育課程的視野。
德育思想現代化的范圍很廣,涉及問題很多,以上是就個人學習中提出的幾點看法,因篇幅有限,有許多重要的思想成果沒有闡述。本文所涉及的僅是有限的幾個方面。
注:
[1]見《現代教育論叢》1997年第1期,或朱永新主編《中國教育家展望21世紀》,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柯爾伯格著,魏賢超譯:《道德發展與道德教育》,瞿葆奎主編《教育學文集·德育》,人教社1989年版。
[3]魯潔、王逢賢主編:《德育新論》,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
[4]班華主編:《現代德育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
篇6
論文關鍵詞 法社會學 學術脈絡 法與社會的關系 研究方式
法社會學通常是指研究法律與社會之間的聯系的學科,這是在最普遍意義上的概括。當我們更進一步研究其背后的學術發展脈絡和學科分歧的時候,會發現事實遠非如此簡單。由于對法社會學定位的千差萬別,所以當我們論述其研究對象的時候,自然也就需顧及這些不同的言說方式??墒浅苏瞻崞溲哉f之外,自然大家都再清楚不過:真正的學問就隱藏在此后,只是需要我們前去挖掘。
下面就從法社會學的學科源起和發展以及中西兩個進路上來給以論述。
一、西方法社會學的學術起源和發展脈絡
法社會學的學科起源,首先要介紹的是西方法學學科的出現,這是16至17世紀的事情。此前漫長的中世紀法學并沒有成為獨立學科,它只是附庸于西方教會法傳統神學的一部分。文藝復興之后,歐洲興起了研究古希臘羅馬文明的浪潮,其中尤以對亞里士多德的研究為甚,亞式的學科分類逐漸為今人所承受。而當宗教改革風聲日近時,西方各界對于教會壟斷一切學術的傳統進行了一系列的反抗。法學遂逐漸脫離神學,成為現代科學的主要學科。
在文藝復興運動中,法國的孟德斯鳩出版了他的巨著《論法的精神》,其中就對有關法律與地理環境、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經濟日用等因素的關系作了初步但精辟的論述。雖然在此時還沒有“法社會學”的說法和概念,但孟式的研究方法卻在無意間給后人提供了一條隱沒于文明大潮之下的大道。這種對于法與社會之關系的研究遂成為后來法社會學的雛形,也在此時給予了法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最初步的概括:亦即“法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隨后的歐洲,隨著法學獨立學科地位日益穩固,也出于其學科地位的初建,所以作為學術熱點,跟隨而來的研究論述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作為相互區別的兩大有關法社會學的研究進路,便是英國的梅因和德國的薩維尼。
梅因的研究是在長期實證考察基礎上進行的。他通過對英國的法律審判的實踐考察,最后總結出其后的背景因素和相關性,從而得出這樣的結論:法律審判的實踐深刻地反映著當時的社會發展背景,并且受到其決定性的影響。梅因先生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上都體現著明顯的實證傾向。在他的論述中,法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也體現為:法律及其實踐的社會背景。
而相近時期的德國歷史法學派大家薩維尼則從民族確信與文化傳統角度出發,研究其對法律制度設計與變遷的影響,從而探索了法律制度對于民族文化和傳統的表彰作用以及法制的社會根源。在他的研究里,法社會學的研究對象體現在:民族確信與文化傳統和法律的關系問題。
當然,僅從此看此二者實質上是在我們后人的角度上進行了所謂的法社會學研究,因為那個時候法社會學還沒有被作為一個學科分類或研究方法被明確提出。前人的研究也往往只是偏于一隅。
此后馬克思的研究可謂是西方法社會學發展道路上的獨辟蹊徑者。馬氏根據物資資料生產方式決定論的觀點,在經濟基礎的研究上探討了法律制度的起源以及社會效果和功能等問題。他的論述主要著重于對法律的功能性價值及其經濟基礎的研究。這種研究方式和前二者均不同。
因此由上述三種研究方式來看,在西方19世紀末期,法社會學的研究還處于初始階段,有諸多不成熟的地方。學界對于法社會學研究對象的論述總結起來可以表述為:用社會科學的方法研究法律與法律的社會效應的研究總和。這還是一個很寬泛的表述,但日后的法社會學發展卻無意的印證了這種觀點。
上述階段仍是法社會學的雛形?,F在我們正式進入其學科建立以及分類融合大發展階段。
1913年奧地利法學家埃利希出版了他的著作《法社會學的基礎理論》,著重提出了“活法”觀念,亦即在社會中實際發生效用的法律。全書分九章,依次是:法的概念、規范、法的事實、國家與法、法條、正義、法學派、法的變遷、方法等。從此中可以看出埃利希在研究中逐漸偏向法律制度之外更廣范圍的制度和因素研究的方法。他的著作從此確立了法社會學在西方的獨立學科地位,其被稱為現代法社會學的創始人。而他的研究進路則是一條偏重于社會學言說方式的法學學術。這也讓我們不得不同時提起另一位西方大師:19世紀法國的實證主義哲學家,西方社會學創始人孔德。從他起,繼法學之后,社會學也實現了其獨立學科地位,并開始長期“攻城略地”,研究范圍和研究方法同時擴展,不斷涉及諸多傳統學科,法學也不能“獨善其身”。
與埃利希同時期對法社會學研究作出重大貢獻的還有當代西方社會學三大家之一的德國社會學家韋伯。他的著作《法律社會學》就對作為國家制度的法律進行了多方面研究:實體法制度、主觀權利、客觀法律、制定法、法的類型、法律的形式性質等。體現了一種忠于法律制度本身的研究方式,并確立了西方法社會學研究的另一條路徑:著重法律制度本身研究,以及與之相關作為邊緣現象出現的社會因素考察。
綜上所述,學術界逐漸顯現法社會學研究對象問題上兩個彼此互異的觀點或研究方式:一則側重法的進路,即研究與法律規范有關的邊緣現象,從法律職業者的角色出發看問題,重視法律的功能效用。我們也可稱之為“基于社會學的法學”。這種研究方式在歐洲很普遍。在美國則是另一番情形:這里的法社會學研究學者中社會學者占到60%之多,研究方式也著重從廣闊背景和多樣脈絡中考察法律現象與本質。作為一種觀察者角度出現的美國法社會學所進行的研究被人們總結為一種“基于法律的社會學”。我們從二者的名義差別對二者研究方法和學科的定位差異也可以略知一二。
在二戰結束后,全世界都開始反思以往的文明和制度,學科融合的研究方式倍受青睞,法社會學獲得長足發展。其發展趨勢就是:強調互動關系和涵義甚于強調恒久制度和功能。法律現實主義的興起更是推動了這一過程。法社會學研究開始摒除孤立的法制觀念,探討社會與個人對審判司法的影響,立意取消恣意,維持司法客觀與中立。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的溝通理論就是把法治運行放在整個社會所有參與者的交涉論爭與溝通合意場景之下探討的。這種后期逐漸成為西方法社會學研究主流的觀點,最終實現了對埃利希與韋伯譜系的相反相成和另辟蹊徑,是集故往之大成。
英國學者羅杰·科特威爾就曾在其著作《法律社會學導論》中表達了“法律社會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勝于學科分類的觀點。這種觀點與當前西方法社會學的研究至今未能形成內在一致的理論結構的現實是有關系的。從長期學術實踐出發,把法社會學著眼于作為研究方法而非拘泥于學術分科對于做好實際的學術研究,其好處是不言自明的。法學和社會學都是地位頗為堅固而研究范圍廣泛、方法眾多的學科,法社會學作為交叉學科實際上在現實研究中走的一直是一條“兼而有之”的道路。
在洪鐮德先生的《法律社會學》中,對于過去那種太過專注法律制度內部邏輯自足和自我循環論證的弊病也有精彩的論述。從此之中,把法律與社會互動的實然面作為法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才是比較中肯的觀點,而且也是為實踐所證明了的。
在法社會學的創始之后,跟隨埃利希的足跡,眾多的西方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法學家都對其研究對象表達了與上述論述類似的觀點。比如以霍姆斯和龐德為代表的目的性法理學就對于以往法學的形式主義和概念主義提出了批評;以詹姆斯和杜威為代表的法律現實主義則在宣揚排除死守法律邏輯推演之不足的工具主義;涂爾干提出的法律和社會連帶關系說,把法律看做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更多的從功能角度去看待法律的價值,從而把法律從神壇之上請到了人間。
所以當西方法社會學發展幾個世紀后,其學說也越來越偏向從更廣視角的研究,即從韋伯視角走向了埃利希的視角。但在這里我們不能下結論說韋伯的研究方式出了問題。而是應該同時看到,其實只是在《法律社會學》這本書里,他站在了一個更加“法學家”的立場,但是他卻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社會學大家,甚至還有過所謂的“社會學決定論”的觀點。所以可以知道韋伯也不是沒有認識到社會學對于法學研究的重要性。同時埃利希則是一位正統的法學家,他的學說著重于對于法律之外的社會因素研究,我們由此知道:只有真正的學術大師才可以走出自我身份和學識的局囿。這無疑是更加科學的研究方法所在。
到此我們可以達成一個共識,即法社會學更多的是作為一種交叉學科研究方法,其研究對象應定位于廣闊社會背景之上的法律現象與本質以及相互關系。
二、法社會學在我國的學術起始和發展
我國的法社會學研究因為傳統學術內涵和研究方式與西方的巨大差異,所以在后續的發展上出現了學術引進較快,但研究實力不足,社會實踐基礎不夠的扭曲結構。
篇7
績效評價體系中的評價主體與評價指標的確定對于評價結果極為重要,通過比較分析美國、英國及法國研究生與我國的教育投入績效評價主體和評估指標,提出增強評價主體的獨立性和建立科學評價指標體系的建議。
關鍵詞:
研究生;教育投入;績效評價
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對教育層次要求的不斷提高,我國研究生培養的規模不斷擴大,高校研究生培養經費配置的問題日益突顯,為明確提高研究生培養的效率以及效益,研究科學可行的研究生教育投入績效評價體系勢在必行。目前,美國、英國、法國的高校研究生培養績效評價體系最為典型,而績效評價體系中的評價主體與評價指標的確定對于評價結果極為重要,通過比較分析這三個國家對研究生教育投入績效評價的評價主體和評價指標,可以為我國研究生教育投入及其績效評價提供借鑒經驗。
一、美國、英國及法國研究生教育投入績效評價主體與評價指標
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分工的多樣化以及專業化,社會經濟對于人們的教育層次要求越來越高,各國政府為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對于高層次的教育越來越重視。研究生作為更專業、更高層次的教育階段,必然會受到高度重視。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數越來越多。美國的研究生學位包括學術學位、專業碩士學位以及專業博士學位。英國在原有的學術研究生的基礎上,很多技術類高校也進行研究生教育培養,還發展了修課式研究生和部分時間制研究生。法國也用不同的方式來擴大研究生培養規模。面對迅速發展的研究生規模,研究生的質量保持是研究生培養持續發展的關鍵。因此,各國的政府以及教育專家在探索建立有效的研究生培養績效評價體系,為研究生培養績效提供量化工具。
(一)評價主體。研究生培養績效評價體系主要根據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建立,而績效評價主體則根據研究生培養的績效評價目標而確立。而各國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具有各自的政治文化特色,從而形成不同研究生培養績效評價主體之間的關系。1、美國研究生教育投入績效評價主體。根據美國的憲法規定,研究生培養主要由州政府管理,聯邦政府并不直接參與研究生績效評價,而美國各州的管理方式、法律各不一樣,并沒有統一的全國標準來評價全美國的研究生培養。這時,社會評價機構成為了美國研究生培養評價的主導力量。比如,全美研究生院委員會、美國大學協會下屬的研究生院聯合會等專業協會通過制定研究生教育的全國性標準,評價美國各研究生教育績效,提出改進方式,并進一步修訂標準。此外,社會新聞媒體、民辦機構與私立評價團體也是美國碩士研究生培養績效評價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評價機構都會根據社會經濟以及科學水平的發展進行不斷的改進,并依靠專家評價等方法,保證了評價結果的權威性。而高校的自我評價同樣不可缺少,在社會機構和州政府進行評價前,美國高校通常先進行自我評價。這時,美國各大高校則根據各學科、專業的特點開始自下而上建立起常規的自我評價制度,來診斷該校研究生培養存在的問題,從高校內部保障研究生培養的質量;雖然政府不直接參與研究生培養績效評價,但州政府通常會確定評價指標體系,然后利用社會評價組織的鑒定評價結果代替審批,認可社會鑒定組織等形式間接參與評價中,為社會評價機構的研究生培養評價提供了積極的支持和保障,并提高了社會評級機構的權威性,從而形成社會評價為主體,政府支持保障,高校自我評價為基礎的評價主體關系。2、英國研究生教育投入績效評價主體。英國研究生培養績效評價主體的特點是由高校自我評價演變為高校與政府為主,外部社會評價機構積極參與。早期英國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數較少,加之英國高校傳統的高度自治性,政府和社會通常不會關注研究生教育質量,高校在研究生培養評價中扮演主體地位。隨后經濟不斷發展,社會對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不斷增大,政府及社會公眾對英國研究生教育的質量要求也在加強,促使研究生外部評價機構出現,從而使得碩士研究生評價主體趨于多元化。根據英國高校自主管理的傳統,已經形成了從校到院、系、所的分層進行內部評價,再由高校的學術團體和專業協會來進行檢查和審核來加以保證。而政府通過建立評價中介組織和機構對研究生培養進行監控,通過把撥款與這些機構的研究生培養評價結果聯系起來,從而日益加強政府對研究生培養績效評價體系的影響。3、法國研究生教育投入績效評價主體。法國早期是以政府評價為主導的研究生評價體系。政府在教育評價中起主導作用。法國在教育行政管理方面實行高度中央集權制的集中統一管理。20世紀80年代,《高等教育法》的頒布正式成立法國國家評估委員會,該機構的評估結果具有社會參考價值,最重要的是獨立于政府,具有完全的行政自主,也獨立于各研究生培養機構。這時法國才正式構建由政府、高校和社會三者共同組成的質量保障體系,共同承擔起碩士研究生培養質量的評價。
(二)評價指標。研究生培養績效評價體系最重要的內容就是評價指標,通過評價指標的設計,可以明確研究生培養的績效評價目標,并為提高培養績效、優化教育資源提供方向。而各國各個評價團體都具有各自的專業特色、評價需求,從而形成不同的評價指標體系。1、美國研究生教育投入績效評價指標。Burke和Serban(1998)統計總結了美國11個州研究生教育經費撥款項目績效評價指標,包括投入、過程、產出和成果評價。投入代表了用于支持研究生培養的人力、財務和物質資源;過程是指提供培養教育的過程及方法;產出包括提供教育培養后的結果;成果是指一系列研究生教育的質量。在這4大類的評價指標基礎上,美國的《改進高等教育績效的策略指標體系》把指標分為13個次類,70多個指標。它們是財政資本指標:收入及結構、支出及結構、資源及留存、捐贈與投資、發展;物資資本指標:房地產、設備及消耗;信息資本指標:圖書館、計算機;人力資本指標:學生、招生、教職工、學費與資助、研究。目前,美國高校教育績效指標體系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肯塔基州的高等教育系統管理績效指標體系,包括教育質量(普通教育成果、學位教育成果、學術成果、師生發展機會等)、教育培養(學生保持率、畢業率、合作教育計劃等)、機會均等(就業、招生)、經濟發展和成果質量(勞動力培訓、工業和雇主滿意度、科研、社會服務)、協調與倡議精神(校內合作、計劃、預算和評價的結合、設備管理等)5大類25個指標,包含了整個研究生教育階段應當實現的目標。2、英國研究生教育投入績效評價主體。1985年英國的賈勒特報告將高校的績效指標分為三類:內部指標、外部指標和運行指標。其中,內部指標反映了學校方面的特征;外部指標反映了高校所設置的學科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運行指標反映了學校的資源利用效率。1986年,英國副院長和校長協會與大學撥款委員會聯合工作小組將績效指標劃分為輸入指標、過程指標和輸出指標三大類,其中輸入指標主要指高??衫玫馁Y源、人力和經費情況,是對高?,F有辦學條件的客觀反映;過程指標主要指高??衫觅Y源的使用率、管理行為和組織行為情況;輸出指標指高校通過辦學科研等活動最終取得的成績與產出。英國的莫里斯報告把績效指標擴展為4個方面13條:規模和效益指標(學生人數、完成課程、學生成績、附加價值、用人單位滿意程度和質量概況)、收入水平指標(收入來源指標、設備資金來源指標和建筑來源指標)、效率指標(輸出消耗指標和師生比)、資金來源指標(公共基金占總收入的比例、私人收費和公共資金的比例)。該指標規定了涵蓋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評價以偏概全,最大限度地堅持評價全面性原則。英國的高等學校預算管理的績效評價是依據聯合工作小組編寫的《英國大學管理統計和績效指標體系》中的評價指標對其預算管理做出績效評價。目前,這一指標體系是英國高等學校績效評價指標體系中比較全面的資料。3、法國研究生教育投入績效評價主體。法國碩士研究生培養績效評價指標是由國家評價委員會和大學校長會議共同界定和討論的,評價所采用的主要評價指標有:學校聲譽、師資質量與博士點規模、學生情況、研究資助、論文著作統計與質量等。法國對碩士研究生培養績效的評價不僅僅是對各個高校教學科研及管理的評價,也是通過分析各大學的情況,著重評價整個碩士研究生培養單位的綜合運行水平,也是對法國碩士研究生教育政策的評價。
二、我國現有研究生教育投入績效評價主體與評估指標
(一)評價主體。目前,我國碩士研究生培養管理主體包括政府、社會、高校,因此它們在碩士研究生培養績效評價中發揮各自的作用,影響著績效指標的確定。但是,政府在整個研究生培養績效評價體系中占據著重大比例,限制了社會和高校評價主體作用的發揮。雖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公眾對于高校教育管理的要求在改變,政府也在逐步轉變教育管理模式,將對碩士研究生培養的績效評價權下放給社會評價機構,但是大部分社會評價機構是依據政府對高校管理的評價而進行評估的。比如“985工程”“、211工程”等類型的高等學校是由政府部門重點建設的高等學校,其政府投入的教育經費明顯多于其他高等學校,而大部分的社會機構評價都依附于這類等級評定確定,缺少獨立的績效評價體系,也無法影響政府、社會公眾對高校的評價。而高校自我評價同樣大多應付政府的績效指標,缺乏主動性、積極性,尚未真正發揮高校自主評價認定的體系。
(二)評價指標。由于我國對于研究生教育投入進行績效評價的時間還很短,目前并沒有權威的研究生教育投入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只有少數學者專門研究了高校財政教育投入績效評價指標,樊秀娣(2007)選取了一所具體的大學作為研究依據以給出詳細且有針對性的績效考核指標與體系,選取了較具代表性的一所大學(同濟大學)作為研究對象,通過整個學校有關績效方面的要求安排做出相關考核,最終完成了《同濟大學辦學質量白皮書》。應望江和李泉英(2010)重點以教育部直屬的大學作為研究對象,在對其進行考核框架的研究與設計時,特意將師資力量與學生教育的發展、科研團隊以及資源的有效配置等作為核心考慮因素。陳華和張延清等(2011)認為構建具體的考核框架是需要將所涉及到的相關指標分別占有的比例大小來考慮進去。陳建國(2011)在進行考核框架指標的選取時,分別從投入、產出以及效率三個方面進行了重點考慮,最終建立健全的考核框架。徐航和李小紅(2014)通過對廣西新增博士、碩士學位授予單位立項建設項目進行績效評價,指標體系設置了一至三級,分為共性指標和個性指標,共性指標分別從目標管理、組織管理、預算管理、財務管理等四大方面對試點單位進行績效評價;個性指標根據試點單位的建設目標和建設內容,分別從人才培養、科學研究、隊伍建設、條件建設、服務社會等方面對試點單位進行評價。我國目前采用較廣的碩士研究生培養質量評價方式有三種:(1)質量改進式評價,強調評價過程與質量改進過程的結合,主要在于動態地評價碩士研究生教育過程的主要學術和管理程序,確定碩士研究生教育是否遵循碩士研究生培養的質量標準和質量原則,工作過程是否持續地服務于提高碩士研究生教育績效;(2)績效指標評價方式,針對碩士研究生培養所有主要方面確定并開發一系列核心指標,基于這些指標與實際過程對照的結果來評價碩士研究生培養的質量;(3)學生測評評價方式,以輸出學生質量評價碩士研究生培養質量的評價方法。
三、完善我國研究生教育投入績效評價的建議
(一)增強評價主體的獨立性。通過分析英美法的研究生教育投入績效評價主體,大多屬于間接管理,政府并不直接參與績效評價,由相對獨立的第三方進行績效評價。因此,我國在進行研究生教育投入績效評價過程中需要增強評價主體的獨立性,利用社會中介機構、教育部門管理人員和整合各大高??冃гu價專家,組織建立獨立性強的研究生培養績效評價主體,形成碩士研究生培養單位之間的互相評價體系,由政府管理部門對該主體進行資質認證和監督,保證專業評價團體的權威性和獨立性,在評價結束后還應定期披露碩士研究生培養質量評價的結果,以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和檢查。
(二)建立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高校作為高等教育的實施機構,其投入和產出都不能僅僅使用單一的資金來計算衡量。就投入而言,高校的資金投入需要被轉化為課程教材建設、師資隊伍建設、文化建設、學科建設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一系列中間投入,經過整合之后送達產出終端。就產出而言,高校的產出包括科學研究成果、人才培養、社會服務等,這些也都不是可以使用單一的資金的方式來計算衡量的。因此,在選取其投入與產出的評價指標時,需要充分地考慮高校在投入與產出這兩方面的內容及其特殊性,盡量相對全面地涵蓋高校辦學投入產出的全過程。
主要參考文獻:
[1]樊秀梯.高校管理體制建設的一個開拓性嘗試———同濟大學開展校內院系辦學績效評價的實踐與思考[J].評價與管理,2007.1.
[2]應望江,李泉英.高校績效評價指標設計及應用研究———以教育部直屬高校為例[J].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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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教授黃宗智先生所撰寫的,這也是我閱讀關于該作者的第一本書,與《清代地方政府》、《文化、權力與國家》中關注與地方政府的總體運作與宗族作用相比,其落腳點放在了更為細微的環節,即偏向于中國基層社會司法運行的方面。再進一步說,即民法的實踐和表達。
(一)清代法律官方表達的迷霧
正如黃宗智在導言當中所說,本書的出發點試圖回答這樣幾個問題:清代法庭是不是真的很少審理民事糾紛?好人是不是不打官司,而法律訴訟的增多只是由于奸詐之徒和邪惡的衡門骨吏的無中生有,挑唆漁利?再如,縣官是不是偏向道德訓誡而非法律條文,在審理民事案件時他是否更像一個調停者,而不像一個法官?
作者以一一否定的態度回答了這些問題,并進而提出了“清代法律制度是由背離和矛盾的表達和實踐組成的,官方的表達和法律制度的實際運作,既矛盾又統一”①這一中心論點。他認為正是我們單純的理解官方表達的條文及官方意識理念,因此才會產生這些疑問。那么理解這一論點,首先要搞清楚,這個所謂的官方表達以及實際運作究竟蘊含了怎么的一副畫面。
從官方表達來看,構成這副畫面的正是書中所提到的國家的兩幅面孔,即嚴父和慈母,這是國家一開始就擺出的自我形象。這個父母官的形象正是中國傳統法制深受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影響的一個融合體。在法律制度上融合了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的精華而塑造出一個獨特的中國法律體制。
當國家在作為嚴父出現時,體現在國家官方的表達中便體現為所具有的法家的嚴肅一面,君主總攬大權,人民沒有獨立于君權的權利,表現為一套犯禁懲罰的條規中。并將一切儒家社會理想都付諸于作為載體的條文之中,從而成了這個社會最高理想的集中體現。當然這些條文體現在有清一代的律例中也并非完全是理想化的道德說辭,也包含了比較實際的一面。
此外,清政府認為,相對于刑事而言的民事,是中央政府根本就不關心的“細事”,完全不應訴至公堂,民事訴訟不僅不多,而且是不應當有,即使有,也是受了不道德的訟師訟棍的唆使,良民是不應涉訟的。而倘若遇到這樣的景象,縣官采取調處的方法,也應主要是用道德教化,而不是以法律斷案。這種寬容的舉措自然離不開其所倡導的儒家思想的影響,這種文化淵源也使中國自古法律制度的實行都有別于西方,而表現出更大的靈活性,或者說是某種背離性。使官員在治安管理的過程中有了更大的走展空間。這種教化的寬容帶有一種歷史的特殊性在其中。展現了儒家理念中仁慈的一面。在基層社會主要體現在縣官擔任的父母官的角色,特別是在處理案件中“斷之以情”的一面。
但是否地方官真的很少過問民事?事實上,黃宗智在本書第四章中便闡明了這一事實,即清代的審判制度是根據法律而頻繁地并且有規則的處理民事糾紛。他用巴縣、寶坻以及淡新檔案,都說明了這一點,在二百二十一件經過庭審的案子中,有一百七十件(占百分之七十七)皆經由知縣依據大清律例,對當事雙方的一方或另一方作出明確的勝負判決。這種情形在三個縣中無一例外。②因此作者認為以律而斷的事實實際上是十分明顯的。所以本書的第一個貢獻就是顛覆了傳統意義上對清代官方表達與實踐操作一致性的肯定。同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清代法律實踐過程中不僅大量受理民事案件,而且大都是依律而斷的。
(二)清代法律制度的補充:第三領域
此外,作者認為有清一代在解決民事糾紛的過程中發揮主要作用的并不只是官方審判,儒家教化思想仍然貫徹其中,只是這個主要的貫徹者交給了民間社會力量,譬如基層自治社會中發揮主要作用的宗族社會調解體系等,同時,清代這種寬嚴并濟的國家統治政策事實上為社會參與國家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空間與契機,從而引出了其另一個主要的觀點,這就是“第三領域”在司法審判中的存在。
在理想狀態的中國傳統社會中,作為代表“國家”(或官方) 的州縣,雖有囊括一切的職責,但許多領域的實際管理卻是交給“社會”來操作的。③這是一個由國家法庭和民間調解相互作用組成的互動空間,介于正式與非正式之間,介于國法與審判,妥協和調解之間的這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中,社區或宗族的民事調解發揮著主要作用,其為自發的,并得到縣官默認并秉承其基本意志的主要民事調解機構。承受政績考核的縣官不可能將精力完全投入糾纏不清而又連續不斷的民事訴訟中,因此縣官也有受理與否的決斷權,而宗族社會中,其自發的運作體系又恰能包容所謂民事的范圍,因此,官府有時候更寧愿小事化了,讓官司止于調解階段。這不僅有利于減輕政績考核的壓力,也符合“調之以情”的儒家所倡導的對人民的教化。更何況,民間調解其妥協之上的特點,其“情理法”的運用,最終也是為了在一個朝夕相處,緊密組織起來的社區內維護族人和鄰里之間和睦的關系。因此,二者也是存在目的上某方面的統一性的。相信了解這樣的前提讓我們更易于了解第三領域存在的合理性。
但我們應明確,有相當數量的人僅僅是把告狀當做在糾紛中向對方施壓的一種手段,而官府所采取的立場則成了達成調解方案的部分底線。但在第六章中,作者也提到了兩種不同的調解形式,其文提到相對于寶坻――巴縣型而言,在社會分化更高的淡水――新竹型中可能民事調解更為繁復,往往對于官府的判決一再申訴,因此被視為不穩定的因素,有“南省刁黠最多,無情之辭,每出意料之外,據事陳告者不過十之二三?!钡恼f法。當然調解并不總是雙方的妥協,如果是非對錯顯而易見,調解可能像是判決,是對的一方得到明確的“勝訴”但又會對敗訴的一方保留一點面子。
那么第三領域的存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地方的低訴訟率,而這與對腐敗訴訟體系的望而卻步又有多大程度的關聯?從個人而言,我認為作者從已知材料所得出的結論是肯定了第三領域在降低訴訟率的效用的,而對訴訟體系的腐敗卻作出了反駁,地方事務的管理者們的無能以及衙役胥吏營私舞弊都被認為是一種夸張的說法,反而是有相當數量的人將其作為一種手段來達到妥協的目的。
二、書評
一本好書的誕生,猶如一塊石子被投入湖中,總會激起許多波瀾,《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也是如此。其出版后所引起的爭議不斷。再此我將就我感興趣的幾個問題做簡單闡述。
(一)“情理――法律”之爭
事實上,就清代法律審判準據的研究長期以滋賀秀三和黃宗智為代表。但我認為他們二人的判斷都過于絕對。受韋伯“卡迪式”審判的思想的影響,滋賀秀三認為清代法律實踐是以“情理法”為準據的,而且是非實定性的,他認為在“國家的法律或許可以比喻為是情理的大海上時而可見的漂浮的冰山?!雹?平心而論,滋賀秀三以歐洲訴訟形態為參照系來為法設定標準并不客觀,黃宗智雖然通過他的論述闡明清代法律社會依律而斷的事實,糾正了滋賀秀三對于情理法運用的夸大,但由于將法律與情理截然分開,忽視了律例不能涵蓋超出且超出律條之外的那些具有普遍性的社會交往原則也陷入了某種狹隘的立場。
針對二者的爭論,里贊所提出的觀點似乎更具有說服力,他認為理解州縣審斷的關鍵既要看州縣審斷使用了何種依據,更要看州縣為何會如此靈活地運用依據。⑤如果把州縣審判視為地方官“治理過程”的一部分,那么這種依據就是以化解糾紛,維護地方穩定與和諧為價值取向的,根據具體需要綜合、靈活運用具文之法,情理之法,以及經義大法進行糾紛裁斷的政務性活動。因此他認為“律例往往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利器罷了”。⑥這里我們應該明確的是,我們不應當將州縣審斷以西方理論生搬硬套,而應該考慮到中國的具體實際,州縣審斷在當時的社會中可能只是政務而非司法。黃宗智雖然盡力想擺脫西方中心論,但在竭力尋找類似西方司法中依法而斷的事實中卻又陷入了西方中心論,因此他所參照的也仍是西方訴訟體系。
楊森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13世紀末在意大利各城市興起的文藝復興運動,影響了歐洲的法國、德國、英國,并且最終擴展到整個歐洲,而西方的史學同樣要求擺脫中世紀的宗教色彩,在文藝復興的浪潮之下追求新的發展、新的突破。本文主要要講的是西歐文藝復興時期的史學及其特點,和它對歐洲傳統史學的超越和影響。
關鍵詞:文藝復興 西歐史學 特點 超越 影響
中圖分類號:G77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1-0000-01
13世紀末在意大利各城市興起的文藝復興運動在翻越阿爾比斯山脈和遠渡重洋之后,不但影響了歐洲大陸上的法國、德國,還影響到了英國,并且最終擴展到整個歐洲,其影響遍各個領域。當中世紀的大幕在人文主義思潮的勃興之下謝幕時,西方開始步入近代,而西方的史學同樣要求擺脫中世紀的宗教色彩,在文藝復興的浪潮之下追求新的發展、新的突破。
一、文藝復興前的西歐史學。
文藝復興之前的西歐,基督教籠罩了社會上的一切,宗教與政治結合,政教合一的體制,宗教對人性的束縛和教會的腐敗等對西歐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史學也不例外,“古典史學的傳統中斷了”,基督教神學史觀的制約與束縛,使得史學的發展相對而言比較遲緩”②。
二、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歐史學。
14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產與發展,不僅要用火與劍為自己開拓道路,也要用筆和舌為自己的合理性辯護,從意識形態上向封建主義舊文化發起挑戰”,這就是文藝復興,歐洲思想家“沖破了天主教神學的牢籠,拋棄虛妄的、禁錮思想的宗教史觀”,批判《圣經》,“狠狠打擊一猶太教和教會史為核心”的史學,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人文主義史學家,“從現實出發,把‘人’和‘人的歷史’記載下來,撰寫出大批的戰爭史、政治史、建筑藝術史、人物傳記以及文化史等等”。③
1、意大利?!耙砸獯罄麨榇淼娜宋闹髁x史學突破了基督教神學的牢籠,開拓了史學世俗化道路。史學家們用人的觀點考察歷史,從社會現象的因果聯系上來解釋過去”、“他們摒棄了基督教史學以上帝為起點歷史分期法,代之以前古代――中世紀――近代三個階段的分期法”, “改變了借歷史宣揚教義的治史態度,用實用主義的態度來看待歷史,關心史學的社會功能”,并且“歷史研究和編撰不復為教會和封建社會上層任務所壟斷”。④
2、法國?!?6、17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擴展到阿爾比斯山脈以北歐洲地區,宰相西歐諸國輻射過程中,純粹意義的‘古典學術復興’特性逐漸消弱,相反,君主國家意識、民族意識、宗教改革思想成為當時社會文化的主流形態,人文主義與上述思潮碰撞、重疊、融合后,失去了主體性意義,僅弱化為其中一個元素”,“具體表現在,歷史學科學意識的崛起、歷史研究與現實政治的結合、疑古精神與文獻??睂W的興盛”⑤。
3、德國。15世紀德國的一些城市建立大學,成為古典研究隊伍的集中之地,一部分歷史學家開始以新的思路重構德國過去。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對德國史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宗教論戰中,歷史學未能置身事外,導致其仍然在宗教框架內徘徊,德國的歷史學仍未擺脫神學。
4、英國。英國離文藝復興的起源地意大利也相距甚遠,文藝復興的浪潮波及英國較晚,玫瑰戰爭之后,都鐸王朝實現中央集權,英國的文化事業才在國家的倡導和扶植下發展起來。尤其是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成為人文主義者活躍的中心,由于歷史原因和文化傳統的原因,英國人文主義者對于復興古希臘羅馬的輝煌不太感興趣,反而更有興趣致力于英國自己的起源和發展。
三、結語。
在文藝復興背景下發展起來的歐洲史學,是在古希臘羅馬的古典史學與中世紀的史學傳承與發展,有背道而馳,也有一脈相承,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并且對后世史學的發展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1、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歐史學對古典史學和中世紀史學的超越。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主張以人為中心,提倡人權,否定神權,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歷史學家們把矛頭對準基督教史學觀中的神本思想,不再以上帝史觀作為撰寫歷史的準繩,重新將“人”擺到了歷史舞臺的中心,古典的人本史觀經過一次否定之否定后重新回到了歷史著作之中。⑥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本主義史學對古典“人”的超越表現在:一、對人的理解,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史家眼里“人并不象古代哲學所刻劃的那樣根據自己的智力作用在控制自己的行為和創造自己的命運,而是像基督教思想所刻畫的人,是一種具有激情和沖動的生物”⑦,對“人”的理解實現了超越,大有追求人性永恒的氣魄;二、突破命運的“束縛”,人不但可以了解自己的命運,并且可以改變,甚至征服它;三、史學“實用主義”上升到了新的臺階,當史學脫離宗教改變奴隸的命運后并沒能正真的遺世獨立,時代賦予了它新的作用,政治與歷史的緊密結合,使史學的工具化更加嚴重;四、“世界史”觀念的繼承和發展,由于地理大發現,人們在文藝復興時期開始重新的認識世界,世界史的概念更加清晰的展現在歷史學者們面前,如波丹在《理解歷史的便捷方法》中就指出人類史應以人為主體,他把整個世界史的歷史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試圖創立以人為中心的關于世界歷史進程的新學說。⑧
2、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歐史學的特點。首先,史學的世俗化。史學的世俗化的表現是多方面的,史學創造不在為宗教壟斷,有條件的人,無論你富?;蚴瞧礁F、高貴或是低賤,都可以進行歷史創作;歷史學基本脫離神學(除德國外),不在處于奴隸地位;人本精神滲入史學,神學史學觀遭到了抨擊,代之的人本主義史學觀得到了巨大的發展。其次,史學方法及理論的進步。在史料方面,開始注重史料的考證和辨偽;在理論方面,從橫向上看“世界史”成為一種時髦的寫作方向、區域史流行起來,從縱向上看對于歷史的分期開始打破四分法,古代、中世紀、近代史的概念被明確的提出來。最后,歷史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出現新的問題。歷史學與政治學的結合使我們看到歷史的一部分社會作用,更重要的是歷史學與哲學的結合與滲透深深的影響了后世的史學發展。
3、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歐史學對后世史學的影響。首先,豐富了歷史學的內涵。這種豐富包括由理論和技術的兩方面。其次,開創了“工具歷史學”。純粹的歷史學可以說在任何時代都是不可能的,在文藝復興之后很多時候歷史學是作為工具和手段,而不是作為最后的目的為人們所用。最后,歷史哲學的濫觴。培根將哲學和歷史放在一起后形成后世歷史學上的一個永恒的話題――歷史哲學。
注解
①本文簡單介紹的是意大利、英國、德國、法國這幾個西歐國家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情況。
②張廣智著:《關于深化西方史學研究的若干問題》,《文史哲》,2006年,第4期,第96頁。
③李紅著:《眾里尋他千百度,暮然回首――淺析文藝復興時期萌法的當今哲學、史學和政治學等學科思想》,《青年文學家》,2009年,第9期,第54頁。
④譚英華著:《十六至十七世紀西方歷史思想的更新》,出版社、出版日期及年代不詳,來源于中國知網,第28-29頁。
⑤張井梅著:《嬗變與轉型:文藝復興后期法國史學析論》,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來源于中國知網,第43頁。
⑥馮英著:《人文主義歷史觀對古典人本主義的超越》,《安慶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11月,第20卷,第6期,第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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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665年法國議院參事戴.薩羅所創辦的《學者雜志》與英國皇家學會出版的《哲學匯刊:世界各地有創造才能者當今的探索、研究和勞動的若干總結》出現,學術期刊已經經過300多年的發展,《學者雜志》于1938年???,而《哲學匯刊》一直出刊至今,所以它被國內外學術界與期刊界公認為世界卜創刊最早并且壽命最長的學術期刊。我國學術期刊的出現要晚于國外100多年,創建最早的是1815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和米憐創辦的《察世谷每月統紀傳》,屬于最早的綜合性學術期刊。學術期刊是應科學研究發展之需要而出現的一種刊物存在形式,是科學研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承擔著思想文化和科技成果的傳播功能,承擔著引領學科發展方向的示范作用,是學術創新與學術交流的重要載體,是學術研究成果的重要體現,并且與學術研究是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關系。學術期刊評價則是學術期刊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學術期刊自產生起,就成為人們獲取和了解學術研究最新進展的重要載體之一。學術期刊產生初期,期刊種類比較少,數量也不多,依托其承載的各種學科信息相對容易獲取。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科技文化事業的突出猛進,學術期刊種類以及所承載的文獻量急劇增長,據資料顯示,1971年世界各國出版的期刊總數已經達到約20萬種,科技期刊有8萬種左右<<}。面對諸多的文獻數據,如何更快、更有效地獲取所需要的信息,成為學術研究人員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如何篩選出影響力大、利用率高的期刊,使研究者快速、方便、有效地獲取學科研究領域內價值較大的信息數據,成為文獻學與信息情報學學科研究的主要目標,在此背景下,學術期刊評價應運而生。因此,一般認為,學術期刊評價是學術期刊發展到一定階段,出于研究者對文獻信息的迫切需求而對期刊進行篩選的一種行為,它是信息發達的必然結果,是學術期刊發展到一定時期的必然要求。
二、學術期刊評價體系
1934年英國文獻學家布拉德福提出的“文獻聚散定律”開啟了期刊評價的先河,出現“核心期刊”概念。我國期刊評價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踐踐行都要晚于西方,并且也都源自于西方。理論研究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初核心期刊概念的引人,評價實踐則興于1981年《世界圖書》雜志主編陸伯華對國外科技核心期刊的遴選并刊發了專輯。我國學術期刊評價發展至今已基本形成了兩大主要體系,即政府主導的定性學術期刊評價與各學術團體主導的定量學術期刊評價。
(一)政府主導的定性期刊評價
政府主導的定性期刊評價工作始于1964年,以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編譯出版委員會出版的《檢索類期刊質量要求》為標志,該文件對期刊的政治質量、編輯質量以及印刷質量等方面進行規定。1988年,新聞出版署出臺的《期刊管理暫行規定》進一步提出所有期刊都應遵守的規范與標準,為后期學術期刊的評價奠定了重要基礎。這種期刊評價應是“合格評價”,主要是對期刊質量、編輯出版過程和發行服務質量等進行系統檢查,通過對期刊進行科學合理的綜合評價使各類期刊互相學習不斷提高期刊質量。1992年,原國家科委頒發了《科學技術期刊質量要求及評估標準》,這是從國家層面提出的科技期刊質量評價指標體系,是第一次由政府的期刊評價體系12],該體系提出四個評價標準,即政治標準、學術標準、編輯標準和出版標準。1994年,原國家科委在對該評價標準進一步修改完善的基礎卜又頒發了《關于頒布五大類科技期刊質量要求及評估標準的通知》l,〕,1996年又出臺了《中國社會科學期刊質量標準》,這兩個由政府部門制定的標準,成為我國此后較長時期內進行各種期刊評價工作的重要指導準則,并對我國期刊結構的優化、期刊編輯質量的提高以及學術期刊的品牌建設發揮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二)各行業組織、學術團隊主導的定量期刊評價
政府主導的定性期刊評價關注更多的是期刊的管理,主要目標在于實現對期刊的規范化與標準化,然而這與社會對學術期刊的功能期望并不一致。學術期刊本身就起源于科學研究社會化交流的需要,沒有社會對學術交流與學術思想傳播的需求,就不會有學術期刊的產生,社會性是期刊存在的基礎,也是期刊發展的源泉。因此,學術期刊的發展理應與社會期望相一致,對學術期刊的評判更應該把其能否實現社會功能、滿足社會期望以及實現滿足程度作為重要的衡量指標,學術期刊評價需要社會的共同參與。基于學術期刊評價的社會性需求,學界開始引進“影響力”概念對學術期刊進行綜合評價與社會定位,這在一定程度卜反映了學術期刊社會功能的實現以及實現程度。1992年,北京大學圖書館出版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以此為標志,全國大規模的期刊定量統計與評價序幕由此拉開。目前國內期刊界、學術界普遍公認的有七大核心期刊遴選體系,分別為:(1)《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1992年由北京大學圖書館首次編制出版;(2)《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每兩年一次;(3)《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出版;(4)《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由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編制出版;(5)《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SCD),由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出版;(6)《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2003年由清華大學圖書館與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首次出版,當時名稱為《中國學術期刊綜合引證報告》,2009才更為目前名稱;(7)《中國學術期刊評價研究報告:RCCSE權威期刊、核心期刊排行榜與指南》,由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編制并出版。
三、學術期刊評價體系對學報產生的影響
(一)學術期刊評價制約了高校學報對本校學科建設的帶動作用
高校學報是高校主辦的以自己校名命名、主體反映本??蒲械目铮菍W術期刊的重要組成部分。據最新數據統計,全國學術期刊中由普通高校主辦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有1000多種,學報占據500多種。高校學報已成為學術期刊陣營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學科建設是高校發展的關鍵,學校能否快速發展,關鍵取決于學科建設的成果。學報對學科建設具有很大帶動作用。首先,高校學報通過宣傳學科建設成果擴大了學科的影響力。高校學報憑借自身學術信息平臺能及時將各學科尤其重點學科的學術成果迅速傳播,帶來良好社會效益,學科的影響力得以擴大。第二,高校學報通過優先發表本學科相關學術論文,及時報道對該學科研究進展情況,對該學科的學術研究方向起到引領作用,形成學科特色。第三,高校學報作為科研信息交流平臺,使學校教師與科研人員從中獲取更多相關學科的信息,掌握本學科研究現狀以及發展前沿,有利于在此基礎卜快速研究出新成果,推動學科向前發展。根據目前學術期刊評價體系,期刊層次由高到低依次是國外影響因子較高的學術期刊、國內專業性核心期刊、國內其他核心期刊、非核心期刊。因此,高校校內的作者往往優先投稿于專業性核心期刊,并且在核心期刊論文獎勵制度的引導下,非核心期刊的高校學報也很難吸引到本校內的優秀稿源,無法發揮反映學報的窗口功能,也限制了其推動本校學科建設的作用。
(二)單一的學術期刊評價標準使學報辦刊定位不清
高校學報是高校依據本校學科特點主辦的學術性期刊,具有很強的綜合性,即學校涉及的主體學科專業,在學報刊發文章中都有體現。教育部對學報的定位使它具有了學科眾多的“綜合性”,但同時造成高校學報“千刊一面”、低水平重復建設、專業性不強的問題。對此問題,教育部于2004年開始倡導“名欄”與“名刊”工程,其目的在于鼓勵學報彰顯各自特色,提倡學報擺脫學報界出現的同質化、欄目雷同、大拼盤的局面。學報界開始向特色化方向發展,在此過程中有些高校學報的特色欄目得到很高評價人選“全國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欄目”,如《山西農業大學學報》的“三農問題研究”,但其中不乏一些地方特色的研究由于參照統一的期刊評價標準,從而該特色欄目對于學報整個影響因子的提升貢獻很小,挫傷學報發展特色欄目的積極性。如《麗水學院學報》特色欄目“舍族研究”雖然許多文章是由該研究領域的名人專家所寫,學術質量過硬,但在2010-2014年刊發的所有相關研究的論文中,最高下載頻次與最高被引頻次都不理想。而專業性期刊的影響因子遠遠高于學報類期刊。在此導向下,許多高校學報為了提高影響因子,進而把“專業化”作為辦刊目標。國際關系學院學報為了走專業期刊道路,已經明確不再接受非“國際關系”學科類的投稿,學報反映本校教學與科研成果的社會功能也逐漸喪失。足以看出,高校學報在發展過程中定位不清,盲目徘徊,在“綜合性”、“特色化”“專業化”中舉棋不定,沒有明確一致的指導思想,反而為迎合當前與資源分配密切相關的學術期刊評價標準,偏離科學合理的軌道,扭曲了學術研究的本意。
(三)完全量化的學術期刊評價制度使高校學報學術性漸行漸遠
1998年,由教育部頒發的《高等學校學報管理辦法》中第二條明確指出“高等學校學報是高等學校主辦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學成果為主的學術理論刊物,是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的重要園地?!笨梢?,高校學報的本質屬性在于學術性。然而,目前學術期刊評價體系基本都采用數據統計方法,以被索量、被摘率、被引率、載文量以及影響因子等作為數據遴選指標,高校學報的內容本是涉及本校各個學科領域,具體到某一學科領域內發表的論文數量自然是無法與專業期刊相抗衡,所以學報在引用率與被摘率等方面的指標數據都偏小,自然也就很難成為核心期刊或排名靠前者。眾所周知,當前學術期刊評價與學術資源分配密切關聯。高校內外任何一位學者所能擁有的全部資源,如職稱的評定、科研項目申報、研究生指導資格以及國家和社會所能給予的種種榮譽與地位等等無一不是與所的多少以及所發論文期刊的級別密切相關。一些高校實行的重獎核心期刊論文制度是最好的例證。期刊界內評價學術期刊級別高低也是以影響因子的大小、載文量的多少等數量指標為依據,當前的各種學術期刊排名榜都囊括了卜述量化指標。在此導向下,高校學報表現出明顯的功利性特征,非核心期刊的高校學報為能進人核心期刊方陣中,都在努力迎合核心期刊的一些遴選指標,通過各種方法甚至不正當手段如互引、自引或者花錢買引用等提高各種影響因子和統計指標。有些高校學報甚至改變辦刊宗旨,純粹圍繞“核心期刊”指揮棒調整欄目,卻放棄自身多年培育并發展起來的精品欄目以及重點科研優勢,其結果使高校學報的價值取向發生偏離,堅持學術質量與學術價值的辦刊理念演變成為追逐“名家名稿”“熱點焦點”被引被摘等影響力的功利性訴求,高校學報的學術性本質漸行漸遠。
(四)外部評價的主導性導致學報在高校內的邊緣化發展
高校學報身處高校,但與高校其他部門相比有明顯的區別。由于高校學報水平是由外部評價機構根據學報往年相關數據來裁定,而且雖然學報編輯部行政事務管理權屬于主辦高校,但在業務層面更多是由新聞出版部門管轄,因而難免出現學報編輯部門的工作未能引起主辦高校領導的充分重視,最后形成學報編輯部在高校內被置于邊緣化發展的局面。在1998年教育部頒發的有關高校學報管理辦法中曾明確指出,“學報編輯人員屬于學校教學科研隊伍的一部分,學報編輯人員在職務評聘、考核評定、項目申請等方面應享受與教學科研人員同等的待遇”。并且之后于2002年教育部又印發相關文件重申了學報編輯人員屬于高校教學科研隊伍的一部分,學校應該重視,并給予其與學校的教學科研人員同等待遇。但從各個高校學報的發展境地來看并不理想,很多高校無視文件規定,學報編輯部門依然處于被邊緣化狀態,在編輯部的編制卜一再設關卡,許多編輯的職稱評審受分配名額限制而遲遲不能評聘,在科研項目申報以及出國訪學等項目申請中也都沒有把編輯人員考慮在內,使學報編輯隊伍人員感覺沒有發展前途,對或缺人員難以引進,即使在崗人員也人心不穩,影響了整個學報編輯隊伍的健康發展??傊?,外部評價體系的主導性以及學校對學報編輯部門管理的多重性使學報部門在高校發展中備受漠視。
四、學報應對學術期刊評價體系的發展對策
(一)正確定位,利用優勢學科辦出學報特色
定位是給事物明確一個位置,它是事物發展的邏輯起點。期刊定位是期刊創辦者根據市場情況,確定期刊的辦刊宗旨、讀者對象、主要欄目以及主要內容。定位是一種期刊區別于其他期刊的明顯標志,只有定位準確,才能顯示出自身的價值,才能尋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一般期刊是這樣,高校學報也亦如此,并且它作為一種特殊的學術期刊群體,其定位應與學校的辦學理念以及發展目標相一致。總體來講,目前我國高等院校有綜合類院校與專業院校之分,高校學報辦刊應根據所在高校的發展目標而確定自身定位,然后在同類高校學報中爭創一流。對于專業特色比較明顯的專業院校,依托本校多年學科專業性優勢,辦成專業性期刊也是順利成章之事。而對于諸多綜合性較明顯的高校,專業設置較多并且重復,如果要辦成專業性期刊一是沒有條件,二是也沒有必要,并且也不現實。這類高校學報應深人了解本校重點學科現狀,依此明確本校的學科優勢以及潛在發展方向,進而在欄目設置時向重點學科和優勢學科傾斜,同時適當兼顧新興學科建設,辦出特色。同時,學報的特色欄目又可以推動優勢學科建設。比如,河北科技大學的省級重點學科是化工專業,河北科技大學學報編輯部圍繞本校的化工學科發表了大量化學、化工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論文,不僅有力地推動該學科的發展,同時該學報在化工領域的學術影響力也逐漸得以擴大,影響因子也大幅提高[4]0
(二)努力創新,堅守學術質量生命線,杜絕學報學術失范
學術質量是高校學報生存與發展的關鍵性因素。高校學報必須努力提高學術質量,以高質的學術性刊物來發揮對本校教學與科研成果的傳播交流作用,發揮對本校學科建設的帶動作用,進而提升學報在高校中的地位,使學報能夠良性循環發展。然而,當前學報學術質量的評價采用與所有學術期刊統一的評價體系。出于功利性需求,學報以評價指標作為辦刊導向,過分注重指標的統計數據,導致學術不端、學術失范現象時有發生,學報學術質量大打折扣。因此,學報要努力創新,堅守追求真理、宣傳真理的精神,以服務于學術研究為宗旨,以提高學術質量、提高學術水平為辦刊目標,為學界營造良好的學術自由與學術民主的研究氛圍,拒絕刊發低水平重復性論文,采用雙向匿名審稿制、編委會集體定稿制等方法采用稿件,堅決抵制人情稿、關系稿、造假抄襲稿,杜絕學術腐敗的滋生。學報編輯部應建v.權威專家對稿件的匿名審稿制度,以達到客觀、公正篩選稿件,保證學報稿件的學術質量;學報必須引進培養優秀的編輯人才,學報刊文質量一方面取決于稿源,另一方面還決定于編輯人員的素質,編輯人員必須有較高的政治素質、文字功底深厚、科研能力強、信息收集能力強等方面的素質,只有具備一支優秀的編輯隊伍,才能保證學報辦刊水平和學報質量的不斷提高。
(三)正確認識學科差異,嘗試依從學科特征評價,改變量化準則
在當前各種期刊評價體系中,影響因子都被作為一個非常有效的量化指標,因而各高校學報也把影響因子作為一普適的學術期刊評價工具進行評價,然而這實際卜并不科學。因為不同學科具有自身不同的特點,其學科領域論文的影響因子也是千差萬別的,尤其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政治學、經濟學以及法學等學科的論文受關注的程度往往高于文學、歷史學、哲學等一些基礎學科的論文,因此在被引用的相關數據卜,前者明顯高于后者。不同高校的優勢學科、學科傳統以及學科結構是不同的,必然所主辦的學報對卜述兩類論文的比重劃分也會很大不同,結果出現注重基礎研究或者文史哲學科的高校學報處于不利地位,而注重經濟學、法學等學科的學報處于有利地位,兩者之間影響因子的差別有數倍或十倍之多。為了能有效地抑制給學報辦刊帶來的不良導向,采取分學科評價更有意義,這樣可以避免把學科研究規律差異帶來影響因子的巨大差異等同于學報本身的質量差別。
(四)遴選學報評價專家,充分發揮學術共同體的評價主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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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 涂爾干 道德 教育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步伐加快、社會結構深刻變遷、思想意識的多元化與離散化,社會問題也層出不窮,特別值得引起重視的是兒童、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狀況。新世紀以網絡為首的虛擬媒體大行其道,也與學校、家庭相互作用,共同塑造著兒童、青少年的價值觀。鑒于此,如何通過道德教育重塑兒童、青少年價值觀,成為教育界面臨的重大問題。本文基于涂爾干的教育思想,以現代性社會為背景,對涂爾干的教育思想重新梳理,期待為中國兒童、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提供良好的智識資源。
一、現代性、社會與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作為當今社會重大問題,是隨著現代性變遷而出現的。無論是在西方或是中國,教育在傳統社會中都受著當權者的思想禁錮與社會結構的制約。在西方傳統社會,神學與信仰主宰著人類的基本意識取向,人們的生活與交往由于受神學信仰的規制,越軌事件極少發生,道德從而從未成為中古世紀的主要問題。再者,知識的獲取必須通過教會的僧侶集團,他們壟斷著知識的生產與消費。此類狀況持續了多個世紀,直到啟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個體,作為自身的主人,開啟了理性為王的時代。正如康德所言,什么是啟蒙,“dareto know”,個人敢于運用自身的理性去尋求真理。同時,科學技術的急速發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進步促使人們相信,這個世界一定存在著普遍真理,而且,這種真理也一定能夠為人類所掌握,從而為宇宙間的事物與現象提供普遍性答案。
個體理性的申張與工業革命大幕的拉開,加速了社會流動,傳統的以血緣、地緣為載體的人類生活共同體趨于瓦解,正是在這里,開啟了涂爾干關于“社會”作為專門學科研究的大門。傳統社會中,個體從屬于群體,群體生活有著自身特有的規范對社會中的個體行為進行調整,并對失范行為作出處罰,生活的秩序有著自身的軌道與整合手段。然而,隨著社會分工與社會流動速度的加快,傳統社會的規范受到了現代性變遷的巨大挑戰,社會失范問題層出不窮,如何在傳統道德資源式微的狀況下重建社會團結,就成為涂爾干思考的重大問題。
涂爾干對于社會本身的來源與走向進行了廣泛而又深入的探討,無論是其早期的博士論文《社會分工論》或是《自殺論》以及《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專著都集中討論了社會變遷過程中的道德秩序問題。在涂爾干看來,人類生活從來就存在著一種集體意識,這種集體意識不但規范著傳統社會人類的基本行為,也是社會團結的基本紐帶。社會變遷導致了傳統紐帶的衰弱,引發了社會大量的失范行為,要尋求對社會道德的重新整合,就必須重建社會中介團體,特別是職業群體,職業群體作為連接個人與國家的紐帶對社會秩序重新整合。對于學生的道德教育,也是涂爾干晚年所關注的重點問題。我們可將涂爾干的教育思想視作其社會理論的延續,道德教育思想也正是在社會傳統道德式微的前提下重建社會道德的方式之一。
二、涂爾干道德教育觀的再審視與評價
涂爾干的道德教育思想并非局限于教育本身,更是為分化社會危機涌現開出的治療藥方,對其思想的深入了解必須明確三個問題:第一,道德教育為什么在現今社會如此重要?第二,道德教育思想的具體內容是什么?第三,社會作為整體與道德教育間的互動關系是如何的?
道德教育的問題指向集中于變遷社會中失范行為的增多,傳統社會道德紐帶的式微所作出的時代反應。現代化的變遷消解了傳統的生活共同體,社會開始從機械團結向有機團結轉變,隨著社會分工的日益精化,社會空間內的人口密度與精神密度都快速發展,傳統的壓制法與道德資源已經無法為社會提供有效的規范方案,壓制法逐漸讓位于恢復法。所謂的恢復法,即是將事物恢復到其本身的狀態。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壓制法或是恢復法,都不過是修復社會失范的手段而已。在涂爾干看來,也正是分化社會的道德式微,才造就了當今失范行為不斷增加。作為人類生活的共同體,社會是否就只能從屬于市場社會的契約主義個人呢,個體相對于社會而言真的具備優先權嗎?涂爾干給出了否定的回答。社會本身就具備自身的神圣性,社會永遠優先于個人。涂爾干通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書,從澳大利亞圖騰出發,從而完成了其對于神圣性的論證,即社會本身限于個人存在,社會自身的神圣屬性就要求我們必須在神學衰落的時代,在現實社會里,通過道德,重建社會的神圣性。道德教育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整合社會分化、加強社會團結的重要工具[1]。
涂爾干對于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與社會學》、《道德教育》以及《教育思想的演進》。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現在以德育教育為講課題目,這不僅僅是因為它在教育學者看來始終占重要地位,更因為它在今天顯得特別緊迫”[2]。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對于道德教育的論述中,涂爾干肯定了教育本身的地位,對教育緊迫性的強調也正是對社會失范與道德缺失現象的回應。在《道德教育》一書中,他分別從世俗道德、道德要素以及怎樣培養道德三個方面對教育問題進行了回答。涂爾干對教育的回答,既是著眼于法國社會現實,也是為未來社會的道德構建提供了理論指導,期待著能夠在世俗社會中,通過道德教育,形成新的社會團結,從而重建社會的神圣性。
那么,究竟道德包含著哪些要素呢?道德教育的實踐指向必須為道德本身服務,在涂爾干看來,道德包括了三種要素,分別是紀律精神、群體依戀與自主性的培養。
道德的首要要素是紀律精神。紀律作為規范手段,能夠糾正個體的失范行為。涂爾干生活的法國,正經歷著現代性的巨大變遷,特別是市場化的高速擴展,貨幣使用的普遍化,促使人類行為與道德受到了極為嚴峻的考驗,人類行為開始偏向于量化思考,貨幣提供了將所有關系都化約為數字符號的可能,更加威脅到傳統道德。對于紀律作為道德的首要要素,其內涵在于,通過紀律這種手段,我們可以增強自我控制能力,學會對欲望進行控制。伴隨著市場化所造就的生產力大幅提高,人類的欲望也隨之增長,如何在欲望與道德之間建構起個體約束的普遍性工具,紀律的教育必不可少。紀律不但對個體的行為起到規制作用,在學生時代所形成的紀律習慣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人格的長遠發展。所以,紀律精神必然為道德的首要要素。道德也因此具有限制和抑制的功能,所以過多的財富很容易會變成不道德的根源。
道德的次要要素是建構個體間的相互依戀。正如古希臘先哲亞里士多德所言,人天生就是政治動物。城邦,作為基礎的生活單位,可以促使個體未開化的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馬克思也指出,人的根本屬性是社會性。道德的起點就是社會生活的起點。人的發展與生存離不開群體,人總是生活在許多群體之中,人是社會的人,社會是文明的全部財富的生產者和貯藏者,沒有社會,人就會降至動物的水平,道德當然也無從談起。涂爾干道德教育中道德的第二要素就是建立起個體與群體的相關性,糾正自由契約論作者所謂的原子化個人的道德理念。市場化與理性化催生出的個人主義既是現代性急劇擴張的根本動力,同時也是消解傳統道德的有效武器。在市場化社會中,原本脫胎于群體生活的個人,在市場競爭過程中,脫離了傳統的道德紐帶,并有進一步成為社會團結威脅的重要來源之一。建立起個體對群體的依戀,首先可以促使個體能夠將個人的努力與社會發展結合在一起,使雙方的目標趨于一致,從而更好地為社會總體發展貢獻個人的力量;其次,群體與個體間的依戀也會形成一種道德與紀律的規制,個人在越軌或發生失范行為時,群體能夠對個體形成較強的道德壓力,提高個體的道德素養,從而從根源上減少失范行為的發生;再次,作為一名社會學家,社會本身的神圣性在涂爾干眼里不言而喻,也正是要通過建立起個體與群體的依戀,才能使社會的神圣性成為可能。
道德的第三要素就是自主或自決。涂爾干對于自決的理念來源于康德的《判斷力批判》,個體要合乎道德的行動,僅僅遵守紀律和效忠群體是不夠的,不管是出于遵從規范還是忠于集體理想,我們必須對我們行為的理由有所了解,而這種了解也就蘊含了自我與自決的意涵。兒童、青少年在學校還未能建立起固定的人生觀與社會觀,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其行動一定要在學?;蚣彝サ膰绤栆幏吨?,兒童、青少年本身具有自我學習、自我思考、自我更新的能力。因此,自我理性的運用是兒童、青少年獲得自主和自決精神的過程,具有啟蒙意義。
總體而言,涂爾干的教育思想是基于整體社會變遷的視角下出發,在面對社會失范行為頻頻發生的背景下重整社會團結的重要手段,但是教育在西方思想界的功能與作用也一直在歷史的變化中不斷定位,不斷調整。教育,原來作為家庭的私人事務,隨著民族國家的出現,課堂被從家庭轉向了公共場域,基本而言,是由國家來代以實行的。近代國家的教育觀的改變主要由兩個基本前提構成,第一,將學生的潛能盡最大可能發揮出來。以帕森斯觀點視之,即通過教育作為選拔人才與甄別人才的手段,將個體放置于適于其能力能夠充分發揮的地方。第二,教育也是國家總資本成長的重要方式。國家總資本在近代民族國家崛起過程中作用巨大,特別是科學技術理性的不斷伸張,人力資本成為了國家間極為重要的競爭要素,而生產力發展所依托的科技理性必須要依靠教育功能才能實現。教育成為了形塑現代文明與國家發展的重要手段。
三、涂爾干道德教育思想與中國社會:簡短的總結
作為一名社會學家,涂爾干的道德教育既是對現代轉型社會中失范問題的擔憂,更是為了社會的未來,將道德教育視為重建社會的重要方式。今天,中國社會也在經歷著巨大變遷,以涂爾干理論為基礎,也可以對中國社會的道德問題加以診斷,并塑造中國社會的神圣性。
中國傳統社會正是建立在普遍道德基礎上的文化社會,儒家思想化約了家庭與國家間的緊張,重新建構了家國一體的道德體系,并為社會與個人的行為提供了普遍規范。道德,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社會運轉的基礎理念價值。然而,隨著現代性的變遷,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以及傳統共同體的示弱,道德問題已經躍然成為中國社會健康運轉的首要問題。而這種社會轉型所引發的的道德危機不只是出現在社會,作為社會的子系統,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兒童、青少年也正經歷著普遍道德缺失的考驗。各個媒體也競相報道關于兒童、青少年的道德失范問題,比如校園暴力問題,留守家庭道德教育缺失問題,甚至有部分兒童、青少年為了網絡游戲而殘害家人的事情發生,當然,這不是普遍現象,但是也足以引起社會的警覺。從這個角度而言,涂爾干的道德教育問題不只是19、20世紀初的法國問題,也是中國社會經歷轉型而面臨的問題,對于涂爾干的道德教育思想的回溯,當然也不能只留于表面,而是通過對其理論資源的提取從而為中國社會的道德建設服務。
同時我們也應明確,正是因為中國與西方文化傳統不同,社會結構與發展階段不同,對于西方的教育不能全盤接受,應更多關注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區別,應更多注意教育與社會變遷與社會價值的關系統一,從而加以批判與吸收。現代教育的道德功能在很多西方后現論家眼里成為了一種規訓工具,以福柯為例,??峦ㄟ^對瘋人院、監獄與課堂教師等微觀空間的考察,認為微觀權力無所不在地蔓延在現代社會,而作為人的主體性早已被權力建構,從而無法發揮出人的全部潛能。換句話說,現代社會的物質性成長,是以犧牲一部分人本真的創造力為代價得以實現的,這一點特別要引起中國教育的重視。這也就進一步要求我們現代的教育更要注重個體的主體性的發揮,實現個體的潛能,從而實現人的全面解放。
參考文獻
[1] [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中央編譯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