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思想范文10篇

在古今中外文學的大格局中，中國古代文學有其自身獨特的思想，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實。我認為，與其討論中國古代文學思想是否存在，不如討論這一思想在現代世界和現代視域中的價值與意義。歷經數千年的文明積淀，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形成了自身獨特的傳統，這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實。我認為，與其討論中國古代文學傳統是否具有自身的體系，不如思考這一傳統存在于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境域之中的價值與意義。

如果我們將西方文學思想（傳統的與現代的）視為一整套體系，并以之作為參照系的話，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在傳承與變異中原本就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體系。這一體系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存在，是一種歷史傳統，只是當我們借用西方文學思想的話語（如本體論、發表論、形式論、鑒賞論等等）時，往往無法恰當地解說它的內涵，甚至無法滿意地勾勒它的輪廓。因此，面對幾千年的文學傳統，我們時時感到惶恐和困惑：我們能感性地感覺到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存在，卻無法理性地把握它、描述它；一旦我們想要理性地把握它、描述它，它要么就像水銀一樣從我們的手指間無聲無息地悄悄溜走，要么就如橡皮塊一樣被我們隨心所欲地拿捏成各種各樣的形狀。這也許正如蘇東坡所感嘆的：“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題西林壁》）中國學人生于斯，長于斯，反而對中國文學傳統難以言說，或者信口胡說。

這是中國傳統文明步入20世紀以來所面臨的最為深刻的文化困境。更準確地說，這并不是傳統文明的困境，而是傳統文明的承繼者或闡釋者的文化困境。例如中醫藥，在幾千年歷史中一直大行其道，成為疾病的克星，病人的福音，《黃帝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方論》、《中藏經》、《神農本草經》、《本草綱目》、《千金要方》等等，數千年來屢試不爽，不知治愈了多少病人，解決了多少病癥?？墒牵?0世紀以來，當人們將中醫藥納入西方醫學體系中之后，中醫藥就似乎不那么靈光了，至少是不能“獨立行醫”了。在一般的醫院里，如果不采用“中西醫兼治”之術，醫生們幾乎束手無策。

于是，“畫眉深淺入時無”，成為中國傳統文明扣擊現代文明之門時經常發出的疑問。在文學研究領域里，前一陣所謂“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現代轉換”，所謂“中國文學的失語癥”，不是被炒得沸沸揚揚嗎？在我看來，“現代轉換”也好，“失語”也好，都是一種漠視傳統的“無根心態”的表述，是一種崇拜西學的“殖民心態”的顯露。“世人都曉傳統好，惟有西學忘不了”，如此而已，豈有他哉？應對現代社會的嚴峻挑戰，我認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不外有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適應現代社會，發掘文學傳統在現代社會中的“實用性”：一種選擇是堅守傳統立場，發揚文學傳統在文化傳承中的“自足性”。章太炎在談到傳統學術研究時說：“學者在辨名實，知情偽，雖致用不足尚，雖無用不足卑。”（《與王鳴鶴書》）也許有感于20世紀初文化傳統在現代社會的嚴重困境，章太炎更強調傳統學術研究的“自足性”，而我則寧可強調傳統學術研究的雙重選擇。我同意魏源所說的：“執古以繩今，是為誣今；執今以律古，是為誣古。”（《默觚·治篇五》）我認為，只有積極地適應現代社會，才能有效地改善古代文學研究的外部生態環境，為古代文學研究的發展尋找更多、更好的契機；而只有積極地堅守傳統立場，才能有效地激發古代文學研究的內在生存能力，為古代文學研究的發展提供更強、更盛的活力。換句話說，古代文學研究的本質特征在于，它是憑借一整套生生不息的傳統學術資源和傳統學術規范，去應對現代社會挑戰，確立自身精神價值，傳播潛在文化意義的。

一方面，“傳統”是古代文學研究的生命之本，是古代文學研究自立于學術之林、自立于社會之中的根基。就其極端的意義而言，“傳統”是拒斥現代化的，是不可能實現所謂“現代轉換”的；如果謀求“傳統”的“現代轉換”，只會傷筋動骨，不能脫胎換骨?？鬃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正表現出對傳統的尊重和珍視。今年年初我曾到意大利講學，在羅馬、那不勒斯、佛羅倫薩、威尼斯等地，親眼目睹了意大利人民對每一處古希臘或古羅馬遺址的珍愛，對每一尊歷史悠久的石雕，甚至每一塊年代久遠的石頭的保護，這既激起我崇高的敬意，也引起我深切的慨嘆。中國作為有著數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曾經損毀而現在仍在繼續損毀的文化遺產是難以計數的。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漸漸淡化了對“傳統”的珍視。50年前北京皇城城墻的拆毀，5年前北京平安大道的擴建，還曾引起激烈的爭論，而對眼下二環路沿線建筑的大規模拆建，人們已顯得“心平氣和”了。損毀了的文化遺產是永遠不可能重新修復的，哪怕是一部古籍，毀了一本，天地間就將少了一本。新修的北京大觀園、武漢黃鶴樓等所謂“古跡”，固然精雕細刻，古色古香，但充其量只能是“假古董”。因此，古代文學研究不能斬斷“傳統”，必須永葆“傳統”，這是古代文學研究的生命所在。當然，在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中，古代文學也不能置身世外，漠然處之。在“技”的層面，古代文學研究無疑需要接受現代化科技手段的洗禮。例如漢字信息的計算機處理等研究的深入發展，的確大大改變了古代文學研究的研究手段、研究工具，為古代文學研究開拓出一片大有可為的嶄新天地。而我更為看重的是在“道”的層面，源遠流長的古代文學傳統維系著中國人的精神，積淀著中國人的智慧，昭示著中國人的心靈，它應該也完全可以為重塑中國人的形象貢獻寶貴的文化資源。荀子說：“善言古者，必有節于今。”（《荀子·性惡》）陸賈說：“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術遠者考之于近。”（《新語·術事》）古今對話，是傳統生生不息的源泉所在。一個國家和民族，需要有自身獨立精神文化傳統。“傳統”的意義，不僅指向過去，也指向現在，還指向將來，是貫穿于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掙不斷的紅絲”，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生命線。正如伽達默爾所說的：“傳統并不只是我們繼承得來的一種先決條件，而是我們自己把它生產出來的，因為我們理解著傳統的進展并且參與到傳統的進展之中，從而也就靠我們自己進一步地規定了傳統?！保ā墩胬砼c方法》）因此，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術走向，不是簡單地汲取古代文學思想的精華，也不是簡單地繼承古代文學思想或宏揚古代文學思想，而是能動地選擇和激活古代文學思想，從而積極地參與現代文學理念的建構，并且不斷地重新構建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思想傳統。

【摘要】現代化教育背景下，高校古代文化教學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出來，加強對國學素養視角下古代文學教學改革的深入研究極為關鍵，只有如此，才能將國學素養培養與古代文學教學互相滲透的作用發揮出來，促使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為將來更好的立足于社會奠定扎實基礎。本文第一部分對國學素養進行了概述，第二部分對國學素養培養與古代文學教學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第三部分提出了國學素養培養視角下古代文學教學改革的具體策略。

【關鍵詞】國學素養；古代文學；教學改革；具體策略

大學是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時期，此時期學生需要掌握豐富的國學知識，找到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現代文明之間的契合點，這才應該是大學生必須要具有的基本素養。在國學素養培養視角下開展古代文學教學的過程中，能使學生及時接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對古代文學作品進行有效的解讀，在把握其精髓的同時，塑造積極向上的價值觀，提升學生的道德認知，這樣學生才能更好的立足于社會，獲得更加持久的發展。下面將圍繞國學素養培養視角下如何開展古代文學教學進行討論。

1國學素養概述

國學素養，是指通過對大量國學經典的閱讀與研習，在對國學經典有正確認知的同時，靈活運用其內容來解決現實生活中的難題，通過長期以往的國學經典研習之后，學生能構建起良好的價值體系，并且自身的涵養、素養、品質等也會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簡言之，國學素養折射到教育中，其實就是一種人格教育，以不斷的修身養性來孕育出真正意義上的“人”。當代大學生基本都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個性張揚較為張揚，再加上網絡的不斷普及，他們的行為習慣、價值取向等必然會有些偏差，加強對其國學素養的培養，勢必能讓大學生在不斷的傳統文化學習與吸收過程中，逐漸受到有效的熏陶，將我國的傳統文化得以更好的弘揚與傳播。

2國學素養培養與古代文學教學之間的關系分析

中國古代文學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祖國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經過幾千年的歷史積淀,為后人蘊蓄了取之不盡的精神源泉。在高等學校,中國古代文學是漢語言文學專業最重要的主干課程之一,是傳統的基礎學科,是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學好其它各門課程的基礎,它在漢語言文學專業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領域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傳統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側重于理順文學史的發展線索,側重于對文學作品思想內容及其藝術特點的掌握,教學中僅僅滿足于局部知識的傳授,未能高屋建瓴地宏觀地對待文學遺產。這樣,勢必會挫傷學生學習古代文學課程的積極性,影響教學質量。隨著高校教學改革的逐步深入,重新把握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實質,總結古代文學的教學特點,探索適合古代文學的教學方法,已成了學界同仁共同面臨的課題。古代文學學科的教學目的,應該是知識與能力兼顧,重在學生能力的培養,使學生認識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演變與審美特征,提高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閱讀鑒賞能力與審美感受能力,在潛移默化的古代文學課程的學習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和思想境界,成為知識基礎雄厚、能力素質良好的新型人才。對于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改革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一、更新觀念,增強古代文學教學的現代意識

近幾年來,隨著經濟大潮的沖擊與現代西方思潮的涌入,中國古代文學這一古老的學科日受冷落,古典文學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一度有所動搖,部分學生產生了古典已成過去,沒有必要再鉆故紙堆的想法,厭學的情緒有所增強,這不能不引起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者的深思。而在反思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過程中,不少有識之士都認識到,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觀念的落后和教學方法的陳舊,是導致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滑坡的重要原因;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只有站在歷史的高度,更新觀念,增強古代文學教學的現代意識,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方法,才能激發出學生學習古代文學的興趣。古代文學這一學科其內容凝聚著中國古代人民的智慧,是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結晶,其知識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封閉性,同時又具有一定的變動性。說它穩定、封閉,是因為古代文學的基本框架、基本體系是已經成型了的。說它變化、開放,是因為對古代文學的詮釋都會有那個時代的影子,因此,在挖掘古代文學課程中精華的同時,運用現代意識對古代文學進行詮釋就成為本學科課程的主要內容。古典文學教學內容的重點在于通過對古代作家作品的閱讀,把握文學發展的進程。早在戰國時代,《孟子》就提出了“知人論世”的批評原則,指出與古人對話不僅要“頌其詩,讀其書”還要“知其人”“論其世”。然而古代作家生活的年代距離現代已經相當遙遠,古人的思想觀念、處世原則、文體形式甚至語言習慣都與當今現實生活存在著相當的距離,因此我們與古人對話的障礙不僅僅是文字上的。

在教學中找到一些至今也仍有現實意義的話題切入,不失為消除障礙,進而激發學生興趣的途徑。例如講授《離騷》以及先秦諸子散文,就可以把表現在屈原、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莊子身上各有側重的那種對國家、民族的強烈責任感,對現實的積極參與意識,以天下為己任的豪邁氣概,憂世與憤世精神凸現出來,而這些正是當代知識分子依然承襲著的美德?？梢娭R分子階層與它誕生時期的春秋戰國時代的士階層之間有著割不斷的血脈聯系。當今知識分子的許多優秀品質,正是士階層某些特質的延續。這樣便拉近了古代與現代的距離。學生會理出從屈原的“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到杜甫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到東林黨人的“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樣一條一脈相承的紅線,從而理解了古人對“士”的種種解釋,如“士,事也”,“凡能事其事者曰士”,“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等等;也更加深切地認識到弘揚古代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在當今振興國家與民族大業中的現實意義。在講述古代文學作品時,要著重于對作品的現代闡釋,發掘其民主性的精華和藝術上的創造性成就,突出對于現實和未來具有重要意義的東西。這就要求我們能運用現代意識觀照古代文學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例如《老子》有云:“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p>

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蔽覀儾荒苤徽J為它是玄而又玄的玄學,其實這里含有宇宙形成的科學。試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8年世界科學報告〉摘要》中這樣一段話:“(宇宙)大爆炸以前是什么樣子?嚴格地說,什么也沒有,就連空間或時間也沒有。”這段話的意思與兩千多年前的老子的認識竟有著驚人的相似!這正說明我國先哲的高度思辨的偉大成就。《詩經》中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惫湃诉@種提倡、崇尚、高度重視創新的思想正是推動我們中華民族進步和發展的動力。對此我們都要用現代意識加以闡發。一部中國古代文學史,其實就是一部不斷創新的歷史,一種新的文學體裁的誕生、新的文學觀念的形成、新的文學思潮的出現,無不包含著創新意識和創造活動。我們也要把古代文學教學視為一種創造性的活動,它的作用不僅在于闡明作者和作品原來怎么樣,更在于闡明文本及各種文學現象對我們有什么意義,或者說,通過教師運用現代意識,創造性的闡釋、激活作品,使之與現實世界發生意義聯系,并轉換成一種精神滋養。這樣,古代文學教學也就成為一個創造性過程,一個審美過程。例如,蘇軾膾炙人口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傳統的解釋是表達了蘇軾思想的苦悶,反映了它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這個說法自有其道理,但僅僅這樣理解顯然是不夠的。有一位老師通過對此詞的深入鉆研,聯系現實的人生體驗,在講課時著重分析了它的動人之處:一是揭示了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生哲理:人生的缺陷是絕對的,我們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無缺,只能在絕對的缺陷中尋求相對的完滿;二是蘇軾以博大的胸懷對人們發出的深情的祝福:“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因為人生的缺陷難以避免,人與人之間更需要互相關懷和撫慰。因此蘇軾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終撥動著人們的心弦。由于教師注意用現代意識對古代作品作合乎情理的闡釋,激活了作品的內在價值,拉近了古代作品與現實生活的距離,從而引起了學生的強烈共鳴,取得了育化心靈的效果。可以說這是古代文學教學改革所追求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文史結合,加大與歷史學科的橫向聯系

摘要：古代文學的教育法是位于古代的背景下分析文學問題的一種教育模式，在文學的課堂上融入混合多元的教學方法能夠讓學生與課堂進行融合，從基礎知識的層面上升華為學生的內外品質培養。學生對于古代文學的學習不僅僅局限于語言文字和背誦記憶，更多的是需要學生結合古代詩詞文學或者散文文學的背景，進而不斷地形成發散性思維，通過對于文章內容的解讀，再次上升到思想情感的升華。培養學生對于美感的意識和積極向上的情感的態度，有利于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語文的學習需要融入生活，更要時刻創新課堂模式，混合多元的教學模式能夠讓更多的學生用心感受語文的美感和獲取知識的意義。

關鍵詞：混合多元教學法；古代文學；應用分析

古代文學的課堂是一個充滿韻味的課堂，主要由教師的引導和學生的發散性討論組成，對于大學生的教育模式是自由化管理，以教師教授為輔，引導為主，學生進行自主化的學習課堂,培養學生學習的主體地位，大學課堂模式和教師的授課技巧區別于初中高中而言，更是側重韻律感的把握，讓學生愛上語文，敬仰文學，字里行間透露出唯美的氣息。通過日常的熏陶和培養讓學生能夠感悟自然和文學，進而引發對于生命和美的思考，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積極陽光地面對社會和生活，這種積極的氛圍的培養利于打造互幫互助的課堂氛圍，也利于和諧社會的建立。

一、混合多元化教學模式的途徑分析

混合多元化的教學模式更多的是利用多媒體手段或者新型的教學途徑，通過結合班級學生的具體情況，因材施教，讓學生通過教師的講解盡可能地了解多元化教學的模式，引發學生對于人生的思考。關于混合多元化教學途徑可以采用小班授課形式和課堂頭腦風暴的模式，讓學生積極地參與到課堂教學中來，頭腦風暴可以激發學生的原創性思維和動腦能力，讓學生積極地融入到課堂的氣氛中，以一個參與者的姿態對待日常的學習。自主化課堂模式更適合大學生的學習方式，將此教學模式進行推廣，并激勵學生制訂相應的計劃和目標。中國古代文學教程是北京大學文學系教授編寫的，是通過長期的課堂實踐提煉的一本優質的教材，將教材與課程相融合才能夠充分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和思維，但是對于教材的學習如果一味的循規蹈矩，反而會適得其反，引得學生對于學習的厭倦，只有讓學生的態度轉變為課堂的主人，才能讓其在課堂中高效的理解和應用學到的知識。

二、混合多元化教學模式進入古代文學課堂的應用探究

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論文選題（一）寫作流程：

1）學生根據下面分設的專業選擇一個，作為畢業論文的專業方向

2）在所選擇的專業方向里面在指導教師指導下自擬論文題目，開始論文寫作流程。參考論文選題附后（學生論文選題不宜相同）：

（二）專業類別：

1．文藝學

文學概論文化詩學中國文學批評史語文教學法美學概論

摘要:明確播音主持專業文學課與人才培養的關系及意義，并圍繞專業特點進行課程定位，制定教學計劃和大綱，根據文學作品的特點進行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改革，促進人才培養。

關鍵詞:播音主持專業；文學課；教學改革

一、播音主持專業文學課程的概況

（一）作為播音主持專業學科基礎平臺課的開設概況

及與人才培養的關系播音主持專業的文學課屬于必修課中的學科基礎平臺課，包括現當代文學、古代文學和外國文學。開設文學類課程目的是提高學生的文化素質，增強學生的語言能力。播音員主持人在有聲語言傳播過程中需要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表達能力。有稿播音能深刻理解，有效表達；無稿主持能現場發揮，出口成章。根據項目申請者的調查和訪問，了解到各類新聞媒體對于主持人口語傳播能力愈發重視，他們最需要的是采編播一體，綜合素養高，反應敏捷有實力的人才。編導型的主持人才更具有競爭力。目前每年有2萬~3萬播音主持專業的畢業生走向社會，但媒體提供的崗位有限，另外還會有一些非科班出身的綜合素質高的人才加入競爭隊伍，所以學院就要根據就業市場確定培養目標。字正腔圓卻是播音機器，形象好卻是繡花枕頭的畢業生是不好就業和發展的，但很多學生是專業好形象好缺乏內涵。在眾多的人才中讓自己的學生脫穎而出，成為就業市場上強有力的競爭者，需要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文學課的開設符合當前就業和課程的基本要求。文學課在播音主持專業課程中屬于文化基礎課，目的是在提高語言文學欣賞水平的基礎上，促進學生言語表達、寫作、審美等多方面能力的發展。它在夯實學生專業基礎，開闊學生眼界，將知識內化為學生個人修養，從而提升學生綜合素質方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當前文學課教學面臨的艱巨任務及凸現出來的問題

敦煌文學是指敦煌遺書中保存的文學活動、文學作品和文學思想。文學本身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敦煌文學也一樣，所以要從內涵和外延上給它劃分一個明晰的界限，是比較困難的。本文所說的敦煌文學作品，主要有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指的是敦煌遺書中僅存的文學作品；第二層次既包括敦煌遺書中僅存的文學作品，也包括敦煌遺書中保存且見于傳世文獻中的文學作品；第三層次則指敦煌遺書中具有文學性的文獻，包括上面一二層所說的文學作品，還包括一些有文學性的應用性文章，如世俗應用文和宗教應用文等。而敦煌的文學思想，主要指敦煌遺書對有關文學的看法和論述以及從敦煌文學作品中發掘出來的文學觀念。

敦煌文學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中國古代文學的一個分支，而具有相對獨立性?！鞍彩分畞y”后，唐王朝由盛而衰，敦煌及整個河西地區被吐蕃人占領，與中原王朝基本上處于文化隔絕狀態。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敦煌人張議潮率眾推翻了吐蕃的統治，收復了瓜、沙諸州，建立了以敦煌為中心，長達180多年的歸義軍政權。歸義軍政權一開始雖則得到中原王朝的認可，但由于種種原因，中原王朝的政令并未真正影響敦煌地區，敦煌地區基本上處于自治狀態。在這個獨立的文化圈內，由于受印度文化、西域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影響，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敦煌文化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漢文化圈的組成部分，敦煌文學有自己鮮明的個性。

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文學的自覺是一個免不了的問題。中國文學自覺的時代，除了比較通行的“魏晉說”外，還有“先秦說”、“漢代說”和“六朝說”等。各家都能擺出很多文學史實，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我們認為，文學自覺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不同的文學體裁自覺的時代并不相同，不同地域、不同的文學創造者和接受者對文學的自覺也不相同；對于中國最下層的老百姓來說，他們對文學的自覺更是一個慢長而懵懂的過程。研究敦煌文學，應當清楚這么一種情況：對唐五代敦煌民眾來說，他們對文學并不是像一般文人那樣的自覺；對他們來說，文學僅是某種社會文化活動的一種形式，或者說，是某種社會文化儀式的組成部分。正是從這種認識出發，我們認為，敦煌民眾心目中的文學，和文人心目中的文學并不完全相同。比如，敦煌遺書中保存且見于傳世文獻的文學，像《詩經》、《文選》、《玉臺新詠》及部分唐代詩人的作品，以及獨賴敦煌遺書保存下來的一部分文人作品，如韋莊的《秦婦吟》等，這是文人心目中最正宗的文學，但它們是不是敦煌民眾心目中的文學，還要做具體分析。因為敦煌民眾心中的文學是某種社會文化儀式的一部分，敦煌民眾并不把文學作為案頭欣賞的東西看待。所以，這些中原文人的作品只能是敦煌文學的哺育者，是敦煌民眾學習文學、創造文學的樣板，其本身并不是他們心中的文學。然而，這當中還有一種情況要區分。從中原傳來的文人文學，當敦煌人把它們運用到自己生活的各種儀式中的時候，敦煌民眾已賦予他們另一種涵義，在這種情況下，它們已經變成敦煌文學了。敦煌文學寫卷中有諸多民間歌賦和文人作品混淆雜抄在一起，其原因也在于此。因此，敦煌文學最典型的特點是：以口耳相傳為其主要傳播方式，以集體移時創作為其創作的特征，以儀式講誦為其主要生存形態，而在我們看來隨意性很大的“雜選”的抄本也比較集中地體現著這種儀式文學的意義。文學的口耳相傳主要通過各種儀式進行。儀式是人類社會生活高度集中的體現形式。人類在長期的生產和勞動中，創造了各種各樣的儀式。這些高度凝煉的禮儀，是人類告別野蠻而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志。所以，儀式是文化的貯存器，是文化（文學）產生的模式，也是文化（文學）存在的模式。從文學角度看，儀式的一次展演過程就是一個“文學事件”。敦煌民間儀式，大致可分為世俗儀式和宗教儀式。世俗儀式主要包括人生里程儀式，如冠禮、婚禮、喪禮等；歲時禮俗儀式，如辭舊迎新的驅儺儀式、元日敬親儀式、三月三日禊潔儀式、七月七日乞巧儀式、九月九日登高避邪御寒儀式、臘祭儀式；還包括其他儀式，如各種祭祖儀式、求神乞福儀式、民間娛樂儀式等。民間宗教儀式主要指世俗化的佛教儀式，如俗講儀式、轉變儀式、化緣儀式等。在這些儀式中，唱誦是必不可少的內容，唱誦的內容，除了少量的佛經、道經外，大都是民間歌訣。正是從這一認識出發，我們對敦煌文學作了如下分類。

一、敦煌寫卷中的經典文學和文人創作的典雅文學

敦煌寫卷中的經典文學主要指唐前文學，像《詩經》、《文選》、《玉臺新詠》、諸子散文和史傳散文以及文學批評著作《文心雕龍》等。敦煌出土的《詩經》有30個卷號。這些寫卷，皆為毛詩本，大多數為故訓傳，也有白文傳、孔氏正義、詩音。抄寫的時間，在六朝至唐代。綜合序次，《詩》之《風》、《雅》、《頌》，經、序、傳、箋、詩音、正義，皆可窺其一斑。抄寫的詩篇達218首。以之對校今本，其勝義甚多。或能發古義之沉潛，或能正今本之訛脫，片玉零珠，彌足珍貴。同時，我們還可以由此研究六朝以來《詩》學的大概情況，并考究六朝以來儒家經典的原有形式[1]。敦煌遺書中的《文選》寫卷現在所能看到的有29種，包括白文無注本、李善注本、佚名注本、音注本等。寫本涉及的作品有賦7篇，文85篇（包括48首《演連珠》），詩18首。雖然與《文選》收錄513篇的總數相比，僅占百分之二十過一點，但有很高的文獻學價值。從抄寫時間看，有陳隋間寫本，有唐太宗到武則天時期的寫本，白文無注本可反映蕭統三十卷本的原貌；李善注本的抄寫時間距李善《文選注》成書不久，最能反映李善注的本來面目；佚名注本大部分為李善注之前的《文選注》，在《文選》的研究史上，彌足珍貴。敦煌本《玉臺新詠》雖只有一個寫卷（P.2503），保存了張華、潘岳等的10首詩。但作為唐人寫本，比今傳《玉臺新詠》的最早刻本要早數百年，其文獻價值也是很珍貴的。

《文心雕龍》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空前絕后的偉大著作。S.5478《文心雕龍》寫本是敦煌抄本中為數不多的蝴蝶裝殘卷，共22頁，44面，起《原道篇》贊“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效”，訖“諧隱第十五”篇題，抄寫者為唐玄宗以后之人，用章草書寫，筆勢遒勁。著名學者趙萬里、楊明照、鈴木虎雄、饒宗頤、潘重規、郭晉稀等先生都曾對唐寫本進行過研究。日本學者戶田浩曉在《作為?？辟Y料的文心雕龍敦煌本》一文中說：“敦煌殘卷有六善：一曰可糾形似之訛，二曰可改音近之誤，三曰可正語序之倒錯，四曰可補脫文，五曰可去衍文，六曰可訂正記事內容?！盵2]這些經典文學，被敦煌人民傳閱珍藏了數百年，其養育敦煌本土文學之功不可磨滅。文人創作的典雅文學主要指保存在敦煌遺書中的唐代文人的創作。敦煌遺書中保存了數量甚夥的唐人詩文[3]?！度莆难a遺》第九輯（三秦出版社，2007年）收錄的敦煌文近600篇，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收錄的唐人詩包括殘句合計為1925首（不包括王梵志詩、應用性的民間歌訣、曲子詞及民間俗曲、作為散文之一部分的詩歌、詩體宗教經典以及宗教經典中的詩歌作品、宗教贊頌作品）、張錫厚主編的《全敦煌詩》收錄敦煌出土的俗詩、歌訣、曲子詞、詩偈、頌贊等4501首。這些作品集中有相當多的是文人創作的典雅作品，它們是哺育敦煌文學的源泉之一。敦煌遺書的散文類作品大部分為傳世文獻所不載，而與民間儀式、宗教儀式相關的應用文居多，不屬于我們所說的典雅文學。敦煌遺書中的文人典雅詩歌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見于《全唐詩》及其他著作的傳世詩歌，一類是歷代不見記載而獨賴敦煌遺書保存的佚詩。前一類詩，如劉希夷詩、李白詩、王昌齡詩、孟浩然詩、白居易詩等，敦煌本具有校勘和考訂的重要意義。黃永武先生著有《敦煌的唐詩》和《敦煌的唐詩續編》，集中討論今存詩篇的文學文獻價值。其文獻考證與辭章辨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充分展示了敦煌詩歌的文獻價值和文學藝術價值。后一類詩則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文學資料，對我們全面了解唐詩的繁榮盛況，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比如晚唐詩人韋莊的《秦婦吟》238句，是現存唐詩中最長的敘事詩。它以恢宏的結構，滿腔的激情，借秦婦之口，生動地描寫了黃巢起義軍攻克長安后的情形，以及給唐王朝的沉重打擊。這首散佚千年的著名詩篇，借敦煌石室而得以重見天日，真是文學史上的大幸事。

一南朝文學形式美學傾向的哲學基礎

弄清南朝文學的形式美學傾向的成因和它導致的結果，是重新認識這一現象的關鍵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學哲學在思維上的語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趨勢中，佛經翻譯對語言與文體的探索風氣的直接影響，因而有著深刻的哲學思想變革的背景。眾所周知，東晉南朝時期，社會文化較西晉有很大的變化。從根本上說，先秦以來中國哲學在實踐中體味哲理的思維方式，在玄學哲學中發生了趨向于形而上學的轉變。正是這一轉變，使具體的社會規范與人間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質疑和追問，世界萬物的終極性問題被凸現出來。湯用彤曾指出，從漢末到魏晉，思想和議論從“具體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進是學問演進的必然趨勢③。宇宙萬物、社會倫常等實體性問題不再是哲學家關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與終極的依據就成了核心話題，而“有”與“無”、“言”與“意”就成了思想史的關鍵性詞語。思想界形成了熱衷于探討宇宙本原等形而上問題的風氣。依照哲學發展的一般規律性，哲學思想的形而上學傾向，必然會引發人們對于表達思想的工具——語言的重新認知這一時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躍，掙脫了一尊儒學與一統帝國文化統治的十字轉換思維角度，從群體轉向個體，從共性轉向個性……生動地顯示了時人對于宇宙間物質多樣性法則的特殊注意。這種致思趨向，引發了人們對于兩漢以來掩蔽于經學羽翼，桎梏于儒學一統格局的文化各門類的全新認識，從而推動文學、藝術乃至史學進入本體獨立發展的軌道④。玄學哲學的語言策略，即玄學家通過對傳統經典的重新詮釋活動而完成對玄學哲學體系的建構。玄學家大多借助于對經典（儒家經典如《論語》、《周易》等，道家經典如《老子》、《莊子》等）的再詮釋而闡明己說。玄學在對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與調和中，發展了文士的語言邏輯思辨能力，并把語言從業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經典章句注疏）和內容（禮教）中徹底解放出來，使之成為玄學體認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龐蒂說：“只有通過語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維和自己的實存?！雹菪W家正是借助于語言這一媒介，經過對經典語義層面的顛覆，進行對傳統哲學觀的改造。玄學清談的形而上學特征，導致哲學對語言問題的高度關注；后期玄學甚至發展到不重視談論的內容，而專注于其語言形式⑥。談者出言須“辭約而旨達”，言語特別注重簡約，要能片言析理⑦。玄學不再是處于原創階段的思想，真誠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漸淡化，更多的是作為語言訓練式的思辨游戲和表達人生態度的文學演練。東晉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進一步本土化，使“禮教”與“性情”之爭、儒學與玄學之爭終于以彼此和解告終，推動大規模的漢譯佛經以及梵唄誦經活動。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館；宋明帝立儒、道、文、史、陰陽五部。齊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譯經、說法及唱導誦贊活動⑧，上層文人如謝靈運、顏延之、沈約、王融、張融等都熱心參與。譯經文體常在不失原義的前提下，采用漢文學的形式⑨。梵唄與唱導歌贊，俱為佛法傳入以后產生的宗教詩歌，它們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據載南朝時有些唱導師在齋會上從事唱導，競能連續詠唱出一長串五、七言歌贊。他們宣唱的歌辭體制鋪張恢廓，聲音貫若連珠，往往達到使聽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強的文學色彩⑩。這從聲韻、詞匯、語法、及文體風格等諸多方面影響及于文學文體11。玄學哲學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過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無限的世界本體。佛教本土化的關鍵也倚重于語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詮釋、談說、論辯、譯經、著述等語言活動為策略對“有無”、“形神”等命題進行邏輯推論?？梢娝枷虢绲母锩鼘嶋H上是從語言的革命開始，又是以語言功能的分化與廓清為終結的。在這一人潮流中，以詩賦為主的文學的本體特點，從語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來越明晰的界定。文學語言沒有了載道宗經、敘事記言的種種束縛，進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學語言形式的探索為焦點的“形式主義”文學思潮，確立了語言形式在文學藝術中的主導地位。沈約、王融、劉勰、鐘嶸、蕭繹、簫綱等人以文學語言形式的演變為尺度考察、評價此前及當時的文學，并建立了以形式為主要視點的文學觀，并提出了對詩賦創作的具體要求。

二形式美學觀照下的

文學觀、語言觀南朝哲學思維的語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創作中對語言潛在表現功能的進一步發掘。在先秦學術的“自家爭鳴”和秦漢以來文學創作積累的經驗的基礎上，受玄學思辨及佛經的轉譯等風氣的影響，南朝文人對語言和社會文化、思想情感的表達之關系有了充分的認識。漢語的語法特點、表現功能在和梵文的對比中更加明確。玄學講“寄言出意”，佛教也以為“非言無以暢義”?！把砸狻标P系是重要的玄學命題。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雖認為語言只不過是表達手段，但意的表達義不得不依靠語言。所以他們雖然在理論上講“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認為“名”“言”皆非實相，但實際仍很重視語言。歐陽建、王導等主言能盡意論的一派則充分肯定語言對哲學實踐的重要性，認為是語言給了人認知世界的契機。歐陽建《言盡意論》云：理得于心，非言不暢；物定于彼，非名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

與為二矣。這段話十分精辟地說明了語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關系：理得于心，非言不暢，二者猶如形影，不能分割。王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論文摘要：田錫推崇自然、尊重個性的文學批評觀，為活躍宋初的古文觀念，豐富宋代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在宋代文學批評史上應享有一席之地。

論文關鍵詞：田錫；宋代；文學批評

田錫，字表圣，嘉州洪雅(今屬四川)人，生于后晉高祖天福五年(公元940年)，卒于北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進士及第，官至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端问贰肪矶倬攀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今傳世。在宋初，田錫是作為一位政治家出現的，然而．他的文學批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對活躍宋初的古文觀念，豐富整個有宋一代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在宋代的文學批評格局中應該有一席之地。

宋初的古文觀念雖然是唐代古文觀念的延續，但是，在延續的過程中也顯示出自己不同的氣象。宋初的古文家們繼承了唐代古文“文以明道”的理論宗旨，韓愈、柳宗元幾乎毫無爭議地成為他們摹仿和學習的范本，成為他們的精神偶像。在對古文進行具體批評的過程中，宋初的古文家們提倡文道合一，為文平易，反對艱澀，其目的在于糾正晚唐五代以來的頹靡文風，引導整個宋代的文風，使之向雅正的方向發展。

在宋初，最早提倡古文的是梁周翰、柳開等人，其中，柳開的成就較為突出。柳開，初名肩愈，字紹元，后更名開，字仲鱉，意在表明他努力開辟古道的誠心。在著名的《應責》一文中，他明確指出：“今之世與古之世同矣，今之人與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義，今之教民亦以道德仁義，是今與古胡有異哉?”由今古的世道相同，推導出今古的道德仁義相同，表達道德仁義的文章也應該沒有什么差別。這本身就犯了一個邏輯錯誤。由此。他又進一步說：“古文者，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在這里，柳開落后保守的思想傾向表現得非常明顯。問題不在于他反對辭澀言苦，而在于“古其理，高其意”和“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那種亦步亦趨地摹仿古道、古文的思想，缺少變化與通脫的眼光，并不符合文學發展的實際需要。

與柳開同時的王禹傅則從另一個角度發表了對古文的態度，他說：“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為之也。”…實際上，王氏是反對“句之難道”、“義之難曉”的古文的，他也主張為文平易，但是．他卻抓住了“傳道明心”這一核心內容．認為文章乃“圣人不得已而為之”，看到了文章是作家思想情感之郁積，繼承了韓愈的“不平則雞，有感而發”的文學思想的精華。這種古文觀念，和柳開相比，要開通得多，也有價值得多，更加切近文學創作的本真。作為詩人、文學家的王禹傅．由于對文學的意義有比較準確的理解與把握．理論的視界比柳開開闊、通達，是自然而然的。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20世紀是社會變化最大，發展速度最快，最曲折復雜，因而也是最激動人心的世紀。作為社會人文科學一分支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本世紀的變化程度也非常之大，可謂前所未有。古典文學研究，在中國向為顯學，擁有數千年繁榮興旺歷史，傳統深厚，在本世紀新的歷史條件下，它也咸與維新，不斷改變著自己的體制和面貌，取得了新的與時代相適應的成就。在世紀末的今天，回顧本世紀古典文學研究的百年歷程，總結其成敗得失，可以使我們對本學科在本世紀走過的道路有一個清醒的自我認識，同時也為下一世紀本學科的健康發展提供重要的參照和依據。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本世紀內，總體上說，走過了一條由古典型向著近代型不斷演變的道路。學術的近代化，在這里成為百年發展的主線。近代化過程，涵蓋著本學科的全體和各個方面，它包括學術觀念和學術方法，以及作為學術觀念和方法的結果——學科成果的產生，還有學術觀念和方法的體現者——學科人才的養成。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近代化的學術觀念，主要包括本世紀初傳入中國的近代具有啟蒙性質的觀念，如平民文學的觀念，文學為人生的觀念等；近代科學觀念，如進化論的觀念等。這些觀念，明顯不同于中國傳統的征圣、宗經的觀念，文以載道的觀念，復古的觀念。近代化的學術方法，是指近代科學的方法，它們也明顯不同于中國傳統的經學的、文章學的方法。當然，近代化的學術觀念和方法，還包括隨后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觀念和方法，以及二三十年代傳入的“現代主義”，80年代傳入的“后現代主義”的觀念和方法，這些觀念和方法，彼此性質不同，存在很多差異，甚至是根本性的差異，情況很復雜，但與中國傳統的古典性的思想學術相對而言，它們都無疑具有近代的性質。

本世紀的古典文學研究，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四個時期。劃分這四個時期的依據，主要就是各時期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基本狀況，以及主要由這種狀況所決定的學科發展近代化的不同程度。第一時期為1900年至1928年，這是學科近代化的起步時期。第二時期為1928年至1949年，這是學科近代化的發展時期。第三時期為1949年至1978年，這是學科統一的時期，也是近代化的曲折時期。第四時期為1978年至本世紀末，這是學科撥亂反正和多元化發展時期，也是近代化的再發展時期。

一

第一時期，是古典文學研究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初期。本時期內，思想文化方面的主要趨勢是近代思想觀念在中國的傳播和確立。近代思想自19世紀中葉即已開始從西方引入中國，本世紀初，正是處于“西學東漸”的關鍵時刻。西學新思潮的傳入，對當時維新改良派及反滿革命派人士都有影響，對當時中國的文化學術，也頗有觸動。例如梁啟超在世紀初提出的“小說界革命”，極力推重小說的社會“群治”作用，指出小說有“四種力”，主張提高小說的地位，就是受了西方近代小說觀念的影響。不過“小說界革命”、“詩界革命”等文學改革主張，雖形成了一定聲勢，主要卻是針對當時創作而發；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也許由于這塊古老的學術領地與時政的距離較遠，所以影響還不大明顯。本世紀初的古典文學研究，應當說基本上還是經學（包括清代“漢學”）與桐城派文章學的天下。當時的古典文學研究仍以古籍注疏、版本?？?、軼文收輯、文章評點、詩話詞話等為主，其成績當然不可否定，如孫詒讓《墨子閑詁》、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等，但這已是千年傳統學術的強弩之末，卻也毋庸諱言。

然而新學侵入這塊舊學的傳統領地勢不可免，當時有人以先覺者的姿態，將近代觀念和方法引入古代文學的研究中，此即王國維。王氏于1904年寫出《紅樓夢評論》，文章從人生與“美術”的關系論起，指出有“優美”“壯美”之區別，接著論述“《紅樓夢》之精神”，又分析“《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雖然他受叔本華悲觀主義哲學的影響甚深，其具體結論未必十分正確，但重要的不是此文的具體結論，而是他將文學作品與人生聯系起來，與美學、倫理學聯系起來，其研究的視角是全新的，其觀念完全是近代性的。在《紅樓夢》研究史上，在整個古典文學研究史上，這是破天荒第一次近代式的研究，而這篇文章也是第一篇真正的近代式論文。所以王國維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邁向近代化道路的第一人。王國維之后，古典文學的近代式研究仍頗寂寞，仍然是“義理、詞章、考據”之學彌漫于世。不過也有少數呼應者，這就是林傳甲和黃人兩位在中國文學史編寫方面的嘗試努力。林氏為京師大學堂教員，1904年編撰了《中國文學史》講義；黃氏為東吳大學教員，約1905年編寫出了《中國文學史》講義。編寫中國文學史之舉，無疑是受了外國學者的影響，當時俄國人瓦西里耶夫、英國人翟理斯和日本人古城貞吉等，早已有《中國文學史》問世。林氏之史，即有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學講義的痕跡。這兩部文學史，作為國人草創之作，水平都不高：林史對象不明，體例混淆，書中文字學、書法、訓詁學、經學、史學等與文學一道出入其間，黃史則大量抄錄原著文字，浩繁蕪雜。然而編寫文學史一事本身，已屬近代學術行為，仍具近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