踐行“八榮八恥”要充分利用“恥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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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行“八榮八恥”要充分利用“恥感文化”

總書記不久前關于“八榮八恥”的重要談話，抓住了促進黨風政風進一步好轉的根本，在全國激起了強烈反響。從目前各黨政機關采取的措施來看，大家似乎不約而同地都想到了教育：比如在中央紀檢監察機關舉行的座談會上（3月21日新華網）以及中組部日前發出的通知中（3月21日《廣州日報》），都把“加強教育”作為官員落實“八榮八恥”最重要的一項措施。本文來自

加強教育重不重要呢？當然重要。但這是不是就是問題的全部關鍵呢？我卻有一點不同看法。道理很簡單，總書記的概括固然是高屋建瓴，振聾發聵，但“八榮八恥”的內涵應該說都是常識。一個人能夠過關斬將，躋身于黨政官員之列，對這些“榮、恥”早就應該了然于胸，不至于像小學生似的要等教育之后才能明白。但從目前的“黨風政風”的情況看，他們做得并不好。

答案也許應該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當中去尋找。學術界公認，和西方的“罪感文本文來自化”不同，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恥感文化”。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人生來就有“原罪”，個人直接面對上帝，直接體驗自己的良心感受，道德約束是內在的。而中國的“恥感文化”則強調外在的約束力，罪錯暴露，受到了他人的譴責與懲罰，才會產生心理壓力。假如罪錯不為人知，那么也就會滿不在乎，悠然自得。

“恥感文化”深深地滲透于我們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層。我們看到，從《水滸傳》中的一百單八將到金庸筆下形形色色的各路豪杰，在關鍵時刻，他們口中往往會吐出同一句話——我要是如何如何（或者相反），“豈不被天下英雄恥笑？”——至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他們考慮的倒不是很多。概括地說，恥感文化中的個人，其所作所為首先考慮的是他人的、社會的評價，以受人贊許為榮，以受人貶斥、嘲笑為恥，并由此決定自己的行為。

從這個角度來看，總書記提出的“八榮八恥”能不能化為官員的行動指南，關鍵取決于官員的行為能不能為公眾所知！這就必須要求限制官員們的隱私權。如果官員們意識到自己的一舉一動都處于公眾的注視之下，都可能受到公共輿論的贊許或者批評，那他們的行為就會可能會謹慎得多，就可能更接近“八榮八恥”的要求，反之就會肆無忌憚得多。

也許有人會說，難道官員和官員之間就不會相互監督嗎？應該承認官員之間的相互監督也是存在的，但同時更應該指出的是，由于腐敗的泛濫和長期化，在一些地方官員們的小圈子里，“榮、恥”的標準完全是顛倒的，比如有的官員原本沒有情人，后來發現相互交往的同僚們人人都有情人，便為了避免被嘲笑就也找一個情人。諸如此類的事情頻頻見諸報端，早就不算什么新聞了。所以單純依靠官員們之間的相互評價是不行的，必須要引入社會公眾的評價。

此外，從現代政治文明的角度來看，官員作為“公眾人物”，其隱私權本來就是應該受到限制的。可惜在中國由于種種原因，這一點始終未能以法律的形式得到確認。

要讓官員踐行“八榮八恥”，就要充分利用“恥感文化”，讓社會公眾來參與監督評價官員的行為。馬克思曾說過：“羞恥是一種內向的憤怒”，可以預期，社會輿論和公眾評價的壓力將會有效喚起官員們的這種“內向憤怒”，并使這種“憤怒”指向他們自己的不良行為，進而使他們的行為變得對社會和公眾更有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