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結構與中央和地方的關系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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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大國是中央集權政治的產物，而中央集權政治又是中國帝王精神意志的產物。中央集權政治避免了諸侯紛爭，減少了地方間的戰爭，但集權政治不僅集中地方的權力，也集中地方的資源，一旦建立起這種機制，這個國家便具有了“虹吸管”效應，地方的資源便要向上集中。只有這種制度才可能支持一個大國的統一和存在。目前的中國，各地區之間的發展非常不平衡。在這種狀況下，如果給予地方過多的權力，將不利于資源在全國間調整，因此還需要借助中央集權的力量來進行地區間的資源配置。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沒有中央力量的參與，各地區間會發展得更加不平衡。但目前我國需要糾正的主要問題似乎是中央權力過于強大，中央資源過多。這種改革的結果出人意料。因此，當前真正要解決的是中央占有資源過多的問題。中國改革的目標雖然是強大的統一大國，但不一定是龐大的中央政府。

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是關系中國政治體制的大問題，如何規定兩者的關系，須根據我國時代的變化制定出正確的法律框架來進行約束，同時又要考慮到歷史的傳統因素來進行切實可行的變革。任何盲目的照搬和模仿都可能帶來不必要的紊亂，因此，在研究這一問題時，首先要對我國的歷史形成進行深入的認識。只有對這一國家和民族特性有了全面的了解，才能有效地指導今天的變革。

一、為什么中國統一，歐洲分裂？中國中央集權政治的強大根源是什么？

中國是一個有數千年歷史的大國，文化傳統悠久而深厚，任何一個這樣的國家在現代進行制度上的變革，都要面對著強大的習慣和傳統。特別是要清醒地認識各個國家之間的不同。譬如同樣是面積和版圖差不多的中國和歐洲，為什么歐洲在歷史上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大國，而中國卻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國？國家的統一如何影響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中國中央集權政治的強大根源是什么？只有搞清楚了這些問題，才會對東西方國家的異同有所了解，才會對中國今天中央地方的關系有清醒的認識。

1，東西方帝王的不同精神意志，

許天田先生曾經因為寫出了《古代中國與早期現代歐洲的戰爭與國家形成》一書而獲得美國政治學會年度最佳圖書獎。他在書中指出：中國的統一和歐洲的分裂都不是必然的和命里注定的，而是偶然的和人為的，中國的統一和歐洲分裂都與地理無關，歐洲境內并沒有大的自然障礙，而中國境內多有高山大河和天塹屏障。然而，中國還是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大國，而歐洲始終處在小國割據的狀態。

許先生看到了人是主要因素，這種分析是有道理的，但許先生的分析可能還不夠深入。我認為，國家不同的形成和模式，應當從東西方不同的人類精神層面上去找原因。國家形態最能體現東西方不同的人文精神，統一的大國與割據的分封小國，最終體現的是東西方兩種不同的精神意志和帝王追求。

中國的統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東方君主的帝王情懷和霸主野心，取決于東西方帝王不同的精神意志。不同的人類活動，產生了不同的國家形態和不同的權力安排。另外，中華民族是一個歷史長達5000年的古老民族，有著三皇五帝的悠久歷史，起源于一個先祖和共同的祖先，這種同宗同族文化產生了心理上的認同，對國家的統一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特別是夏商周三朝和堯舜禹文化奠定了中國統一的基礎，自此以后，即便是有再多民族的參與，也不能改變統一國家和統一民族的格局。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中國古代帝王移山添海般的征服精神。秦國吞滅關東六國，不是逞一時之勇，而是靠七代君王，花了135年時間，打了57場戰爭，才得以完成的。光是秦楚戰爭，整整打了一年多。在一年多的時間里，秦國通往楚國的道路上，運送軍需的大小車輛不絕于途，這種堅韌的意志和鋼鐵般的征服精神，世界罕見。

2，東方的精神意志來源于圣君文明，西方的神權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王權的擴張，

那么中國這種帝王精神又來自何處？追根溯源來自于人治文明，來自于圣君崇拜和崇圣文化。由于中國在歷史上誕生過堯舜禹三代圣明君主，后來便成了崇尚圣王政治的國家，崇圣成了中國古代政治學的核心。崇圣政治崇尚的是統治者的個人道德魅力和治國能力，堯舜禹時代都是在部落里選拔優秀人才，政治權力更替不是父子世襲，而是“禪讓”給有德者。因此，從上古時期，中國尚賢的崇賢文化便出現了。

看看孔子在《論語》中對堯舜禹三代帝王的贊嘆：“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痹谶@里，孔子歌頌堯帝效法于天地自然法則，制訂禮樂典章，施恩德于民，取得了豐功偉績，使人民對他無比贊美。這一時代的帝王都是大公無私的領導人，孔子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意思是舜禹掌握國家大權卻絲毫不為自己。

至于大禹，孔子更是崇拜地五體投地，這段話最能表現大禹的偉大和崇高：“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譯文：對于禹帝，我真是沒什么可說的了。他吃的飯食非常簡單，但祭祀祖先和神明卻十分豐盛。他平時穿的衣服很破舊，但祭祀時穿著卻極為講究。他住在低矮的宮室里，整天在外面盡力修治溝渠水道。大禹啊，我們真的無法再形容他了。）

圣王文化和人治文化使后來的中國帝王建立起無可比擬的赫赫文治武功。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和努爾哈赤都是建功立業的功勛顯赫的君主。在這里，東方的人文精神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從秦始皇的統一，到漢唐宋明清的大一統中央集權，以后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建立在這種人文精神和思想之上。

而此時的西方，卻把偉大和圣明交給了上帝和耶穌，交給了自然界的主----law。由于基督教的誕生和傳播，使西方社會在政治權威之外，又產生了一個信仰世界的精神權威。從此西方世界成為上帝的世界和尚法的社會，而東方社會卻把偉大和權威留給了帝王和個人。有神論和無神論文化影響了東西方國家的形態----東方是統一的大國，西方是分散的小國。這也是西方分權思想的淵源。西方政治的分權思想和分權制，根源來自于神權與王權的抗衡。

羅馬帝國時代，歐洲出現過凱撒大帝式的帝王人物，整個中世紀再也沒有一個象樣的君主問世。直到近代法國大革命才出了一個拿破侖，也是曇花一現。之所以西方國家難以誕生偉大的君主，主要缺乏象東方這樣的可以極大地調動個人積極性的圣君文化基礎。

歐洲應當說是有統一的機會的，如15世紀到17世紀的哈布斯堡王朝，但在這一時期，不論是法國還是哈布斯堡王朝，都不是走自強的道路，而是在自我消弱。這不能說不與教會勢力的強大有關。神權與王權的權力爭奪，大大遲滯了歐洲大國的出現。而中國由于沒有神權的制約，帝王可以一心一意地從事自己的擴張事業。

法國直到大革命后的拿破侖時代才達到了古代中國的水平，才像古代中國一樣實行了征兵制，有了職業軍官，拿破侖差一點統一歐洲，拿破侖也像秦國一樣，實行連橫戰略，但為什么秦國也有過多次大的失敗最后卻成功了，而拿破侖在兵敗俄國之后卻一敗不起？主要原因是秦國靠自己的人力物力打仗，拿破侖是靠歐洲各國的錢和歐洲各國的兵來打仗，一場大敗之后就不可收拾。即使法國當時征服了歐洲，時間也不會長久，并且也僅僅是一種文化上和軍事上的征服，而不是政治上征服。

說到底，東西方人治文化和神治文化的差異，最終不僅影響了國家的大小，也影響了國家權力的結構和政治制度。

二、單一制集權政治和聯邦制分權政治的出現

1，中國早已不是封建國家----中央集權制度形成。

東方文化在政治制度上表現的最大差異是中央集權制和多州聯邦制。中國的集權制最早出現在秦朝統一六國。為了保證中央政府的王權，統一后的秦朝廢除分封制，實施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后來漢朝的漢武帝又加強了這種中央集權，削弱了地方諸王的權力，收繳諸王的權力，皇帝的兄弟們可以到各地任地方長官刺史，但不再擁有封地。

可以說自秦漢以后，中國就不再是封建國家了?；适业母缸有值苎夑P系和諸侯關系變成了君臣關系?；首訉Ω赣H自稱“兒臣”，這說明秦漢以后，分封的諸侯政治已經徹底結束。地方與中央的關系是下級與上級的關系，服從與領導的關系。一切權力來自中央。

到了唐代，中國的中央集權政治徹底而牢固地形成，以后歷朝歷代也難以改變這種事實。當然，隨著集權制的穩固，中國的王權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大，皇權專制達到極至。任何一次皇權的衰落，都會有新的皇權再度產生。從宋以后，中國再也沒出現過魏晉南北朝和唐末五代十國那樣的小國割據。《三國演義》中所說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現象實際上自宋以后已經不復存在。這是因為中國的統一性已經牢牢形成，中央集權的習慣傳統已達到一個相當的高度，任何一個地方的封建割據都難以存在。臺灣今天的情況僅僅是暫時的，這種分裂是不會長久的。

2，聯邦制的分權制度。

與中國不同的是西方國家對王權的約束和制衡，西方國家的王權專制程度很少達到中國這樣高的程度。特別是在英國，自《大憲章》誕生之后，國王的權力就被貴族削弱。之后，經過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有的國王甚至被砍頭，王權在更大程度上受到限制，起而代之的是議會權力、地方權力和民眾權力，這就不能不影響到中央政府的權力和權威。但是，聯合和統一的要求，又使地方聯合起來，形成了分權的聯邦制。

在美國，這個新大陸國家繼承了歐洲的傳統，又依照新大陸的特點創造出特色鮮明的聯邦制政治體系。這種政治體制，既保證了地方政府一定限度的自治自由，又保證了國家的統一意志和整體利益。

對于聯邦制的國家來說，各州的聯合是一種自愿行為，一種自發要求，地方政府擁有較大的權力空間。而對于單一制的集權國家，以省為代表的地方隸屬于中央，地方是中央的附屬和從屬，中央的意志就是地方的意志，地方的權力空間相對較小。

總起來看，在西方國家，貴族的權力、個人的權力和神的權力比較大，國王的權力相對較弱，由此形成了神治和法治的傳統。而在東方，王權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強大程度。

三、中央集權政治的特點

東方的崇圣人文精神和中央集權政治更能創造歷史奇跡。幾千年來，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群雄并起，明星璀璨，這是一個可以令帝王創造豐功偉績、施展雄才大略的國家，一個崇仰人治的國家。

如果不是發現了美洲新大陸誕生了美國，中國就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亞洲和歐洲出現了鮮明的大小國對比。之所以東方出現大國，說到底是東方出現了不同的歷史文化和精神文明以及可以維護大國存在的中央集權專制。也就是說，大國往往是中央集權政治的產物。那么，中央集權政治還有什么特點及優缺點呢？

1，中央集權政治的特征：權力集中，資源集中，地方拱衛中央，

中國為什么走上了中央集權專制的道路？主觀目的只有一個，即維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以統治一個版圖廣大的國家。從客觀上講，國家的統一是用一個權威代替了原來的多個權威，這種一權威政治可以減少諸侯之間的戰爭，減少戰爭對國家資源的消耗。

自從中國在秦漢形成統一的大國之后，這一地區的內部戰爭從此消失，長達五六百年的諸侯紛爭從此結束。大國的統一保證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內部安定。這就是中央集權政治的優點。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中央政府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和一個特征，即權力集中、資源集中和地方拱衛中央。

為了達到權力的集中，秦漢朝取消了諸侯分封制，實行中央派員治理的郡縣制。全國按地域劃分出州、縣、道、府、郡，由中央直接任命地方行政官員。

在軍權方面，建立中央軍，由募兵制逐漸取消了府兵制。當然，在這一過程中，也出現過因地方軍隊過大而導致叛亂的情況，如唐朝安祿山之亂。正是為了防止地方勢力過大，“削藩”成為歷朝歷代中央政府時刻謹記的事情。

除了行政權和軍權的向上集中，中央集權政治的第二大特征是經濟資源的向上集中，只有有了龐大的經濟資源，才能保證中央在政治和軍事權力上的強大。

以秦朝為例，秦始皇統一中國后，一件最大的事情是搜刮全國的資源。杜牧所寫的《阿房宮賦》中曾有這樣的描述：“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辟Z誼在《過秦論》中也記敘到：“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以弱天下之民?！?/p>

這真是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掠奪。中國的中央掠取地方從此拉開序幕。什么叫中央集權制？中央集權就是中央集中地方的資源，不管是人力物力，凡是好東西，小到珠寶，大的美女，都要象虹吸管一樣吸到中央來。因此，中央集權制非常象“虹吸管”效應，一旦建立起這種機制，地方的資源便要向上集中。

幾千年來，中國延續了這樣一種制度：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中央政府高高在上，地方資源汩汩流出，以供養一個龐大的中央政府。每個朝代的建立，都是一次全國資源向中央的大集中。每個王朝資源財富最多、權力最重的地方都是京城首都。最典型的是明王朝初期，朱棣建都北京之后，整個永樂年間，是一個全國資源向中央集中的時代。朱棣不僅建起新的都城北京，也在全國各地建起了象武當山金殿和已淹沒在丹江口水庫之下的一座豪華宮殿等一批建筑。

2，國家往往擁有強大的國家部門，

延續這種歷史再來看今天的中國，情形何嘗不是如此！一個奧運會，將北京裝扮得如花似錦，富麗堂皇。一個世博會，將上海打造得錦上添花，繁華無比。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央集權的好處：有利于在全國范圍內調動資源和配置資源，可以動用更多的資源辦成幾件大事。如果不是西方的工業革命挑戰了東方的中央集權大國，中國這樣的國家最容易完成一些驚天緯地的業績，如鄭和下西洋等浩大工程。

中央集權政治還有一個特征，即特別容易與計劃經濟這樣的經濟制度相結合，計劃經濟可以使中央集權政治如虎添翼。中國近代革命選擇了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就是與傳統的中央集權政治密切相關。當然，目標是為了追趕世界先進，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如果說計劃經濟是中央集權政治的產物或伴隨物，那么市場經濟就是諸侯政治或民主政治的產物。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建國后計劃經濟時期，經濟資源在全國范圍內的大配置和大調動。西部地區的能源源源不斷地向中東部輸出，農村地區的資源廉價地向城市集中，建國后計劃經濟的幾十年間，建成了一批工業基礎項目。

從國防軍事角度講，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可以極大地調動資源進入國防事業。建國后，中國先后研制出原子彈等戰略核武器，建立起一批支持軍事工業的重化工工業基地。

總起來看，中央集權體制很可能是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的一種有效的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國家一般都擁有比較強大的國家部門。這種狀態往往比較適應應對冷戰的國際關系，使國家保有比較強大的動員和對抗力量。

3，中央集權制的弊端

中央集權制也帶有天然的弊端。由于中央利益絕對高于地方利益，地方利益總是要為中央利益做出犧牲，由此使地方利益受到損害。例如，現在我國有許多城市出現礦竭城衰的現象。中央從這些地方拿走資源后并未能進行有效的補償。更典型的事實是，建國50年來，中央一直從西部地區廉價地獲取礦產資源，西北地區的貢獻很大，但生態資源破壞嚴重，也未能得到很好的發展。

由于地方官吏仰仗于中央政府的提拔和升遷，為中央利益做貢獻往往就成了地方官員升遷的政績，因此，在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下，地方保護主義往往被中央委派的官員所瓦解。這種狀況也反映在今天一些地方官員的升遷往往是由于向中央貢獻了較多的稅收等原因。

如果用人的肌體來形容，這種體制的國家一般具有強大的心臟和動脈血管，但毛細血管相對薄弱。在這樣的國家里，往往有著赤貧的農村和尖端的軍事科技，繁榮的城市和落后的鄉村，地區差別往往也很大。

從政治和文化生活來看，這種制度不僅使地方政府的愿望和能動性受到壓抑，也在兩千多年的時間里，將中國人的個人權利要求淹沒在王權專制的壓制之下。集權專制還往往導致一個國家缺少個性和豐富多彩的多樣性，這是因為在封建的帝王專制下，帝王的意志往往代替了臣民的意志。

但中國的中央集權又有著相應的文化思想來進行制約。中國既是一個集權專制的國家，又是一個對帝王個人修身要求最高的國家，任何帝王從少年起都要進行嚴格的儒家文化訓練。修身、齊家、平天下是封建帝王的必修課。

當然，中央集權肯定意味著專制，并且這種專制往往是非常嚴酷的。這是因為，一旦放松中央的控制，地方就容易出現獨立。因此，任何大國都必須具備強大的中央控制力，才能保證國家的完整和統一。總起來看，中央專制是為了國家統一而付出的代價，是古代社會維持一個大國必備的條件。

四，中央集權政治與現代民主政治的關系

世界自進入近代以來，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政治受到了民主政治的猛烈沖擊。中國的辛亥革命終于推翻了王權，建立了民主共和國。盡管皇帝消失了，王權消失了，但我國的中央集權政治并未消失，起而代之的是黨權和更加強大的中央政府。這一切原因在于我們沒有建立起現代民主政治意義上的共和國，而是用代替了過去的帝王統治，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未有任何改變。

為什么中國會出現這種狀況？原因在于中央集權政治與民主政治存在著一定的沖突。假如中國真正實行了民主政治，假如地方的官員來自于民選，中央的利益和權力便要受到削弱。正因為這一原因，中國政治遲遲徘徊在民主政治之外。但不管怎樣，中國政治已經面臨著下面幾個問題的挑戰：

1，官員出自中央還是地方?

目前擺在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官員出自中央還是地方，這一問題直接涉及到地方選舉還是中央任命的政治模式。如果放開地方選舉，地方官員便要更多地考慮地方的要求，聽取選民的呼聲。這樣便在一定程度上會與中央或上一級領導發生矛盾。如果官員出自地方，便會更多地考慮地方的利益，中央的權力和利益便會被削弱，全國的統一性便會受到威脅。

當前，社會對政府異議最大的是官員的選拔方法。各級地方官員是組織任命、上級提拔，還是民主選舉？這關系政治官員的公認度和公信度問題，關系到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的關系問題。

一個地方的政府首長與當地人民不發生關系，在一個全球大多國家都實行了民主選舉的時代，這種做法已經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挑戰和疑義。如何解釋我國的這種現象？我認為即使中國有著自己獨特的國家歷史，也需要適應世界潮流。

不言而喻，在中國的傳統政治里，權力的獲得主要是靠武力和暴力，暴力和強權就是合法性。但在今天，面對腐敗、低效、昏庸等問題，傳統的中央選拔和任命、方式已經越來越遠離民意,民主化的地方選舉已經成為社會的迫切需求。因此,中國政府必須考慮下一步的政治改革舉措。

2，中國要把科舉選拔與西方民主選舉相結合，

從歷史上看，中央集權政治離不開科舉選拔制度，甚至可以說，中央集權制就建基于科舉制度?？婆e制是對世襲制的一大進步。沒有科舉制度，就不會有強大的中央集權，中國就會退回到分封和世襲制、門閥制。

但是，科舉制是王權政治的產物，它不能改變既定的最高王權。因此，科舉制對官吏的選拔是有局限性的。它只能選拔普通官員，而不能選拔政府高級官員以及最高國家統治者。

民主政治解決了選拔國家最高領導人的難題，改變了以往暴力武力競爭的模式，而是以全民投票的方法來確立國家和地方的最高領導人。中國今天恰恰需要引進民主政治來解決歷史難題。

我們不應當拒絕外國的先進經驗，就象西方國家不拒絕我國的科舉制一樣，正是由于16世紀之后外國傳教士的介紹，中國的科舉制傳到了西方，由此誕生了西方國家的公務員選拔和考試制度。

今天我們要學習西方國家選拔政治首長的方法，來改進傳統的中央任命制，改變人治政治的弊端，而人治政治的主要弊端是使人民遠離政治，執政者與人民難以保持密切的關系，從而產生政治淡漠和疏遠。因此，新形勢下的中國，必須參考國外的一些先進方法，從而改善我國的政治質量，提高我國的執政水平。

中國目前的實踐是，在組織部和上級領導選拔任命的同時，輔以群眾評議選舉。今后是否可以更進一步，在保持本國特色、努力獲得人民擁護、努力提高自己執政的道德水平的情況下，選擇適當的時機，逐漸轉變權力更替的方式。譬如，可以在幾個地方縣市進行民選試點，總結出經驗，逐漸向全國擴散，逐漸培養公民與官員的民主選舉意識。中國如果將歷史傳統與國外經驗相結合，相信會產生一種更有活力的執政方式來，中國將出現更加蓬勃、欣欣向榮的和諧社會新局面。

中國今后的政治改革方法是明晰的，那就是承襲歷史上嚴格考試的科舉制，更要把民主選舉這一方法建立起來。然而實行民主選舉還需要另外一些條件，這就是多黨性的問題，而多黨性問題恰恰集權政治最大的挑戰。

3、集權政治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政治多中心問題，

其實進入近代社會，集權政治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利的沖突。近代以來的民主社會是個人權的社會，在國家權利、元首權利和公民權利之間，公民權利上升到第一位。公民的意志成為國家的意志，政治家的意志必須服從公民的權利。現代政治解決的是國家利益、地方利益和公民利益的矛盾沖突。

集權政治的改革還涉及到政黨權利的問題。之所以有政黨的存在，主要是有社會階層的存在。政黨是社會群體利益表達的代表，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是結社組黨的自由，這也是公民的基本權利。

今天的中國，如果放松黨團的管制，社會將出現政治多中心現象。如果各政治團體能進行公平競爭，能者上，劣者下，中國可能會進入一個平穩過渡的政治轉型歷史時期。但目前的執政黨能否開明到開放黨禁？還需要社會的大氣候來配合。

中國今后到底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政體，是象西方國家那樣的多黨制，輪流坐莊式，還是一黨制，政治協商式？是繼續中央集權制，還是聯邦式的地方自治制？中國政府今后政治轉型的主要內涵是什么？我認為目前一階段仍然是在一黨制下的多黨政治協商制，在中央集權的中實行有限的地方分權，不過要對執政黨進行必要的制約和約束。

總之，中國的改革必須在平穩的前提下進行，既要保證國家的和諧發展和社會安定，又要跟上世界潮流。

五、中國的命運與選擇

如果說中國的傳統政治模式在近代受到西方的挑戰，發生了推翻帝制的改革，那么今天中國傳統的政治方式也在承受著西方政治模式的挑戰。東西方之間兩大政治模式的較量至今還未見分曉。

在這一歷史時刻，擺在人們面前需要思考的是這樣一個問題，中國這個東方的大國能否按自己的習慣和意志，堅持自己的單一制政治模式，一路走到底？中國的歷史精神還有沒有價值去挖掘？東方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否繼續下去？今天的中國社會還有沒有歷史上的那種移山添海般的精神意志？中國人有沒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心壯志？中國還有沒有那種社會基礎？無論如何，今天的中國都需要一種思想和意志來進行指導和配合。而這一切都要從中國人的人性中去尋找。

今天我們研究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研究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主要著眼解決這樣幾個問題：一是如何照顧好各地方的經濟利益，給地方政府一定的權力空間，二是如何保證國家的統一和完整，不至于出現地方獨立和分裂主義，三是如何在地方建立起民主政治，四是能否利用這一體制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強大。無論如何挑戰依然是嚴峻的。中國文明能否繼續發揮作用？人的因素能否再度發揮作用？歷史的天平會傾向傳統的人治還是法制？這些問題都需要認真考察。

特別是我們還要從經濟方面考慮問題，目前的中國，各地區之間的發展非常不平衡，發達程度拉開了較大的差距。在這種狀況下，如果給予地方過多的權力，將不利于資源在全國間的調整，因此還需要借助中央集權的力量來進行地區間的調整。

“解鈴還需系鈴人”，中央集權時期拉大的差距，仍然需要集權體制來解決。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沒有中央力量的調整，各地區會發展得更加不平衡。但目前我國需要糾正的主要問題似乎是中央權力過于強大，中央資源過多。這種改革的結果出人意料。因此，當前的中國，真正要解決的是中央占有資源過多的問題。中國改革不能在防地方分權的同時，改出一個龐大的中央政府。

歷史告訴我們，物極必反，這是當前中國尤其值得注意的。

六、改革為什么總是加強中央集權？

面對今天越改越大的中央政府，我們發現了中國古今歷史驚人的相似之處：每次改革都是對政府權力和利益的一次加強；每次改革都是對衰弱政府和危機政府的一次挽救；每次改革都是一場政治經濟利益在政府官員間的一次重新調整；每次改革都是對民間資源的一次聚斂；每次改革都是一次政府腐敗的加深。更令人注意的是：有的改革甚至是加速王朝滅亡的前奏。

曾有人對宋代王安石變法發出過這樣的疑問：“改革為什么會幫腐敗的忙？”而今天的改革不僅幫了腐敗的忙，也極大地加強了中央的集權?？纯赐醢彩斈曜兎ǖ膶嵸|，那就是使國家的財政稅收大增。神宗新建的32座內殿庫房堆滿了金銀絹段，只好再造庫房。王安石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以抵抗北部民族侵略。這樣的改革，說得好聽叫理財，不好聽叫聚斂。在那個年代，只不過是剜得心頭肉，醫得眼前瘡。

但當變法將民脂民膏吸盡之后，宋朝不久便衰亡了。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公元1085年和1086年），沒多久就發生了“靖康之難”（公元1127年初，皇帝被掠走）。從熙寧變法到北宋亡國，前后不過五十多年。這就是王安石變法的結果。說到底，是透支國力的結果。如此看來，王安石變法的效果如同吃激素：暫時把人吃胖了，吃壯了，但這些激素過早地調動了人肌體內的潛能，過早地消耗了北宋社會的民力，到一定時候，終于使社會早衰。天的中國也要特別注意吃激素式的改革和經濟增長。看看當今我國的改革，似乎也是一次國庫聚斂，從1994年到現在，中央財政稅收連續增長了13年?，F在國庫已經富得流油了，政府開支已經大得不能再大了，和當年的王安石變法時非常相似。經濟增長也是如此，連年10%的高增長，時刻提防經濟過熱，這種狀態都不一定是好兆頭。公務員之家:

如果說當年宋神宗改革的目的還是為了抵抗北部民族的侵略，那么今天中國增加政府財力的目的是什么？中國今天有北宋那樣的邊境壓力嗎？應當說中國今天的外部環境要比北宋時好得多，但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中國為什么還要如此不遺余力的增加GDP和財政收入？顯然是過分的政治追求。如果這種追求不加以收斂，中國下一步最大的危險是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由此導致更大的經濟衰退和社會紊亂。

過分追求國家的發展，對宋神宗和王安石來說是過早地透支國力，對今天的中國來說是過早地透支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和生態環境。因此，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必須把握好一個度。

中國的改革是要藏富于民，還是富國強兵？是發展地方還是發展中央？這是關系到國家長久發展的戰略大計。當今的中國，很多政府部門都在以改革的名義搞腐敗。因此，今天中國的改革要警惕宋朝變法的后果----無限止地擴張中央的權力，無限止地耗用民間和地方資源，結果拔苗助長，不旋踵便滅國。

剩下來的是分裂和混亂，于是分裂成了抑制中央集權的唯一手段。難道今天的中國還要靠歷史的地方分裂來抗衡過分龐大的中央集權嗎？如果不是分裂，那又是什么方法？

參考書籍及文章：

1，許天田（VictoriaTin-borHui），《古代中國與早期現代歐洲的戰爭與國家形成》

2，仲大軍：《中國的第三次政治選擇》，2007年，1月。

3，仲大軍：《對中國政府執政方式轉型的思考》，2005，5。

4，王思睿：《被綁架的憲政：黨國與邦聯纏繞政體》，2004，1。

5，仲大軍：《王安石變法對當今改革有什么啟示？》，2007，3，

6，李毅：《西方國際社會學述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