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醫病理參與醫療損害鑒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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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涉及患者死亡的醫療糾紛中法醫病理的重要性及在檢驗中常出現的問題。方法將本司法所于2020年7月-2021年7月進行涉及患者死亡的醫療損害鑒定共96例進行分析，所有的醫療糾紛相關尸體均進行了法醫病理鑒定、個體診所、醫院門診、基層衛生院檢測，同時分析在法醫病理等多種不同方式檢驗后對患者死因診斷的結果、醫療糾紛科室分布及法醫病理鑒定與臨床之間的診斷符合率。結果研究表明，最終法醫病理鑒定結果同縣、市醫療機構的診斷符合率為100.0%，而在個體診所或醫院門診、基層衛生院相符合的幾率相對較低，對比統計學差異明顯（P<0.05）；另外分析可見，法醫病理鑒定對患者死因的診斷準確率明顯更高于個體診所、醫院門診、基層衛生院，對比統計學差異明顯（P<0.05）；本次涉及患者死亡的醫療損害鑒定中可見，外科50例尸體、內科15例，兒科11例，其他科室共有20例。結論當前醫療損害鑒定中涉及患者死亡并需要法醫病理鑒定的情況較多，多在外科中，其次為內科，及時處理醫療糾紛事件，在醫療損害鑒定中法醫病理鑒定能夠有效提高死者死因檢出率，具有較高的診斷符合率，對于醫療糾紛法醫病理鑒定有著較高的作用價值，值得當前臨床廣泛推廣應用。

關鍵詞：法醫；法醫病理鑒定；醫療糾紛；尸檢；常見問題

近年來，隨著我國群眾對于醫療救治認知程度及觀念的不斷提高，群眾對醫療服務的要求也逐漸增高。而當前，受到多種原因的影響導致醫患關系逐年變得復雜，醫患糾紛層出不窮，而醫患糾紛則是醫生職業及患者家屬、醫院與社會之間一個關鍵問題，應從法律的層面出發，追求公平公正[1]。一般情況下，死亡判定需要確實的鑒定結果解決醫患糾紛，因此，尸體的尸檢結果就顯得尤為重要，而法醫鑒定能夠根據鑒定結果為臨床醫療糾紛提供準確的檢測數據，判定真正的死因，從而達到科學、有效地解決當前醫療糾紛[2]，詳見下文所示。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將本司法所于2020年7月-2021年7月進行涉及法醫病理鑒定的患者資料共96例進行了分析，其中男50例，女46例；年齡3~68歲，平均（42.62±2.54）歲。

1.2方法

相關鑒定人員需要收集患者生前所有的相關資料，主要包括了患者的年齡、性別、用藥史、疾病史、手術等相關病史，同時需要觀察患者的死亡鑒定結果，還需要收集患者家屬依據醫院出示的陳述資料、組織病理學相關的檢測結果，并整合患者的尸檢信息分析患者死亡的真實原因及導致醫患糾紛發生的主要原因。

1.3觀察指標

同時分析在法醫病理等多種不同方式檢驗后對患者死因診斷的結果（包括心血管系統、呼吸系統、神經系統、消化系統、其他相關疾病）、醫療糾紛科室（包括兒科、內科、外科及其他）分布及法醫病理鑒定與臨床之間的診斷符合率。

1.4統計學方法

本次研究中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分別表示為（%）（χ—±s），使用SPSS20.0軟件計算，如P<0.05，則表示對比存在明顯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分析法醫病理鑒定結果同縣市醫療機構的診斷符合率

研究發現，法醫病理鑒定診斷準確率為100.0%，而個體診所診符合率為88.5%，醫院門診符合率為90.6%，基層衛生醫院符合率為92.7%，研究表明，最終法醫病理鑒定結果同縣、市醫療機構的診斷符合率較高，而在個體診所或醫院門診、基層衛生院相符合的幾率相對較低，對比統計學差異明顯（P<0.05）。

2.2法醫病理鑒定、個體診所、醫院門診、基層衛生院

對患者死因的診斷準確率對比分析另外分析可見，法醫病理鑒定對患者死因的診斷準確率明顯更高于個體診所、醫院門診、基層衛生院，對比統計學差異明顯（P<0.05），詳見表1所示。

2.3分析醫療糾紛科室

本次醫療糾紛法醫病理鑒定中可見，50例尸體為外科，占比52.1%，內科15例，占比15.6%，兒科11例，占比11.5%，其他科室共有20例，占比20.8%。

3討論

3.1當前涉及患者死亡的醫療糾紛中法醫病理鑒定的重要性

當前臨床中關于醫療糾紛涉及到的層面較多，醫療糾紛往往是臨床最難解決的問題之一，而為了順利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加強對法醫病理鑒定的管理，以法醫病理鑒定具體結果保證醫院的形象，解決醫患糾紛。在任何一個醫療單位中，死者家屬對醫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仇視態度，因此，醫院出具的一切關于死者的病理結果都無法穩定死者家屬的心理情緒，尤其對于死亡原因分析的結果，由于死者家屬處于仇視醫院層面中，因此導致了醫院出具的檢查結果及死亡證明實際無效[3]。在這樣的前提下，司法鑒定這一機構逐漸介入進來，其獨立于醫院，始于醫學但也依附于法律，根據我國相關法律、法規檢查，決定了司法鑒定的公平及公正性，正是因此，死者家屬更愿意接受司法鑒定機構的鑒定結果，司法鑒定結果能夠較快地獲得家屬的認可，在醫療糾紛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4]。而在當前，我國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相關人員與醫務人員有一定的不同，而尸體及活人的身體體征也有一定的不同，因此對于尸檢的結果也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同，一般情況下，醫務人員主要依靠人體整體判定，這一情況下死者的具體部位可能已經受到人為或其他原因的破壞，因此并不能作為死亡原因的判定依據[5]。而在法醫病理檢測中，主要從整體至具體層面，從死者死后的多個器官、組織等進行判定，法醫類司法鑒定人能夠通過某一部位判定死者死亡的主要原因，這一方面是普通醫務人員不會學習到的層面[6]。

3.2法醫病理鑒定在醫療糾紛中出現的常見問題

當前，雖然法醫類司法鑒定人在醫療糾紛檢查中有著科學及合理性，但當前法醫類司法鑒定人參與醫療糾紛鑒定仍存在較多的問題，其一，與醫院交接并不完全，主要包括了死者的臨床資料，在臨床糾紛中，需要解決糾紛就需要了解到死者真正的死亡原因，而法醫類司法鑒定人需要先了解到死者的具體資料，并根據臨床資料分析醫療事故發生的主要原因，這樣能夠保證在提高檢查效率的同時提高檢查結果的準確性，如出現臨床資料交接不完全等情況時可能導致出現醫療事故的環節被忽略掉，也可能忽略到死者由于并發癥等多種原因致死，導致法醫類司法鑒定人無法明確死者的主要死因，從而影響到醫患的糾紛解決[7]。其次，司法鑒定觀念問題，法醫類司法鑒定人對于事業的重視程度，如果檢測的法醫類司法鑒定人對于自身職業的司法觀念不高可能導致對尸檢工作本身的不重視性，在檢查過程中出現對死者死因檢查不細致，并沒有對死者開展詳細的檢查，甚至在粗略地找到死因后隨意蓋棺定論，并不會對死者進行詳細的檢查更不用提更加深層次的探索死因；最后，在法醫檢查中，受到我國傳統觀念的影響，大多數人對于法醫類司法鑒定人這一職業仍舊存在一定的偏見，因此導致了法醫專業的學子較少，同時，法醫行業專業人才較少，多數法醫類司法鑒定人缺乏相關經驗，因此不能準確地分析死者的臨床資料，且由于知識不牢固等多種原因的影響可能導致檢測結果的報告并不規范；另外，有人發現，在醫療糾紛事件發生后大多數事件中并不會第一時間尋求司法鑒定，而這一時間可能導致藥物藥效消失或死亡特征消失從而影響到鑒定的最終結果，因此無法有效的解決醫療糾紛[7]。

3.3法醫鑒定改進

在醫療糾紛發生后，醫院及患者家屬均需要保存好相關的臨床資料，當法醫類司法鑒定人需要時應將資料完整的交由相關機構，可同時備份資料，也可尋求相關的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員對臨床資料進行分析，保證在檢查結果判定后能夠較好地開展責任劃分[8]。另外，應加強對法醫類司法鑒定人的教育，端正法醫類司法鑒定人對工作的態度，糾正法醫類司法鑒定人對工作的錯誤認知，認清自身的使命，做到對每項任務都仔細對待，認真仔細地進行每一例法醫病理鑒定，并需要在鑒定前先對死者的臨床資料進行分析，保證鑒定的準確性和高效性。同時年輕法醫應積極向老法醫求教相關的臨床經驗，加強法醫之間的溝通交流，為臨床培養更多優秀的人才[9]。而在醫療機構中當出現醫療糾紛無法合理解決時應及時聯系司法鑒定機構尋求幫助，以最快的速度接軌以保證檢測結果的準確性[10]。本次研究針對本司法鑒定所參與的關于醫療糾紛的96例涉及患者死亡的醫療損害鑒定的情況進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最終法醫病理鑒定結果同縣市醫療機構的診斷符合率為100.0%，而在個體診所或醫院門診、基層衛生院相符合的幾率相對較低（P<0.05），提示在醫療糾紛中用法醫病理鑒定能夠有效提高死因符合率，另外分析可見，法醫病理鑒定對患者死因的診斷準確率明顯更高于個體診所、醫院門診、基層衛生院（P<0.05），由該項研究數據可見，法醫病理鑒定能夠準確推斷出死者主要的死亡原因，對醫療糾紛的解決有重要意義。此外，本次涉及患者死亡的醫療損害鑒定可見，外科50例、內科15例，兒科11例，其他科室共有20例，提示醫療糾紛發生的科室多見于外科，其次為內科，臨床需要加強對科室的管理，積極預防醫療糾紛發生。綜上所述，當前涉及患者死亡的醫療損害鑒定發生的科室較多，多在外科中，其次為內科，及時處理醫療糾紛事件，在涉及患者死亡的醫療損害鑒定中進行法醫病理鑒定能夠有效提高尸體死因檢出率，具有較高的診斷符合率，對于醫療糾紛的解決有著較高的作用價值，值得當前臨床廣泛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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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雨 蔣勁鵬 單位：廣東經緯司法鑒定所 廣東明鏡司法鑒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