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基礎常識范文10篇

摘要：心理學的發展有著自己的文化歷史的資源。心理學有著十分不同的歷史發展和長期演變的形態。所有的不同心理學歷史形態都是心理學的發展可以借用的文化歷史資源。心理學資源可以體現為不同的心理學歷史形態，也可以體現為不同的心理學現實演變，也可以體現為不同的心理學未來發展。這包括常識形態的心理學、哲學形態的心理學、宗教形態的心理學、類同形態的心理學、科學形態的心理學。當代科學心理學的發展不應該是拋棄其他歷史形態的心理學，而應該是將其當作自己學術創新的文化歷史資源，從而擴大自己的視野，挖掘自己的潛能，豐富自己的研究，完善自己的功能。

關鍵詞：心理資源；心理學形態；原始性創新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psychologydependsuponculturalandhistoricalresourcesofitsown,soithasconsiderablydifferentformsofhistoricaldevelopmentandlong-termevolution,whichpsychologycancountonforfurtheradvancement.Psychologicalresourcesshowdifferenthistoricalcategories,differentstylesofrealisticevolution,andevendifferenttrendsoffuturedevelopmentofpsychology.Therefore,currentadvancementofpsychologyshouldnotdiscardotherhistoricalcategoriesbutregardthemasculturalandhistoricalresourcesforacademicinnovationtoextendthehorizon,exploitthepotentials,andcompletethefunctionofthediscipline.

KeyWords:Psychologicalresources;categoryofpsychology;primaryinnovation

一、心理資源概述

所謂心理資源是指可以生成和促進心理學發展的基礎條件，如心理學的成長要有自己植根的社會文化土壤，這就是心理學的社會文化資源。心理資源既可以成為心理生活的資源，也可以成為心理科學的資源。心理學面臨著如何理解、看待、保護、挖掘、提取、轉用資源的問題。心理學的發展不應該拋棄自己的文化歷史傳統，而應該將其當作可以借用的文化歷史資源，從而擴大自己的視野，挖掘自己的潛能，豐富自己的研究，完善自己的功能。

1目前鐵路客運培訓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1.1鐵路客運培訓現狀現行鐵路客運職工培訓有三種形式：一是新入路職工的崗前教育；二是職工培訓基地舉辦的客運人員崗位周期培訓；三是客運部門自行組織的業務技術培訓。崗前學歷培訓以鐵路專業基礎知識為主，崗位周期培訓與技術業務培訓以規章、作業標準和操作規程以及客運組織等為主，這些培訓雖然有效提高了客運職工的作業技術水平和工作能力，但實際工作效果卻沒有真正達到“以人為本”。筆者認為這與在培訓中沒有融入心理學特別是旅客運輸心理學有很大關系。

1.2鐵路客運培訓存在的問題

1.2.1對旅客運輸心理學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長期以來鐵路企業奉行“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的生產理念，對崗位作業標準要求很高，許多管理者把安全生產、完成任務作為全部工作內容，忽視了心理對人的行為的巨大影響，缺失對職工和旅客心理需求的正確認識和研究。

1.2.2崗位培訓內容缺乏心理學知識。要從根本上提高鐵路客運服務質量，必須牢固樹立“旅客至上，服務第一”的思想。這就要求客運職工要具有良好的心理分析能力、溝通協調能力、自我調節能力以及發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現行培訓中缺乏提高以上能力所必需的心理學培訓，目前的崗位培訓與心理學培訓存在脫節現象。

1.2.3心理服務不到位，遇突發事件無法正確處理。現職的客運職工大多不具備相應的心理學常識，不能夠換位思考，靈活改變服務方式，也不能妥善處理旅行中遇到的各種問題，特別是面對一些突發事件，自身先驚慌失措，往往不能冷靜應對，造成緊張局面等等，這些均易引起不良的社會反映，影響路風建設。

【摘要】變態心理學的心理過程障礙、人格障礙、神經癥、精神病等一級概念所屬的二級概念，其癥狀、病程、自知力、自控力的內涵外延存在交錯重疊，變態心理學稱為共病現象。當前因為變態心理學的媒體江湖心理學科普，導致常識概念的抑郁癥成為精神病的代名詞。這需要心理教師、心理醫師進行科學的變態心理學和精神衛生學知識普及活動，以免造成江湖心理學對科學心理學的沖擊，形成概念定勢，影響心理障礙和精神疾病的科學治療。

【關鍵詞】變態心理學；共病；抑郁癥；暈輪效應；心理衛生院

早在2011年，筆者就發表論文論述邏輯起點的變態心理學與臨床起點的精神病學的概念整合問題［1］。近幾年，抑郁癥的發病率越拉越高，教育部專門印發文件，將學生抑郁癥檢查列為體檢項目。網絡新媒體更是鋪天蓋地宣傳抑郁癥案例和預防，凡是自殺身亡的干部、教師、醫生、老板、員工、學生都被定義為因抑郁癥而自殺，抑郁癥已經產生擴大效應，成為所有心理問題、心理障礙、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的代名詞。媒體可以科普宣傳和教育報道，但必須糾正片面的錯誤導向，使社會民眾更加科學地認識抑郁癥和各種心理障礙、心理疾病。

一、基于普通心理學概念體系的變態心理學共病現象理論分析

變態心理學按照普通心理學的概念體系，將心理障礙、心理疾病分為認知障礙、情感障礙、意志障礙、行為障礙、人格障礙、神經癥、精神病。其中認知障礙包括感覺障礙、知覺障礙、記憶障礙、思維障礙、注意障礙，綜合為智力障礙。情緒障礙包括情緒高漲和情緒低落，嚴重者被稱為躁狂抑郁雙相障礙；意志障礙包括意志增強、意志缺乏，行為障礙包括攻擊行為、虐待行為、自傷行為、自殺行為、成癮行為、厭食行為等。人格障礙包括反社會型、爆發型、偏執型、表演型、自戀型、邊緣型等，神經癥（神經官能癥、精神神經癥、心理神經癥）中的強迫癥、焦慮癥、抑郁癥、恐懼癥等，還有部分心理行為障礙屬于綜合交叉型疾病，如性愛心理障礙，包括同性戀（尚有爭議）、異裝癖、易性癖、露陰癖、窺陰癖、窺淫癖等，最嚴重的是精神病中的躁狂抑郁雙相障礙和精神分裂癥，精神分裂癥還有青春型、妄想型等亞型。身體疾病臨床診斷往往是采用儀器檢查和生化檢驗，患者首先有嘔吐、腫脹、疼痛、出血等表征，雖然各種部位的疾病會發生輻射和彌散，但通過機器透視和經驗判斷，總可以找到主要患病部位。而心理障礙、精神疾病因為按照普通心理學概念體系分類分型，而認知、情感、意志、行為（知情意行）內部存在時間交融，認知的同時產生情感，情感反應的同時交叉意志沖突，意志沖突的同時發生行為，普通心理學的概念體系是基于生理心理學的形式邏輯需要，結合人類文化社會思想積淀，按照要素主義理論，進行相對分類分型研究。應用于變態心理學和精神衛生學，便出現知情意行障礙和疾病類型癥狀交叉重疊，這就使變態心理學為基礎的精神疾病分類和診斷標準出現困難。以至于精神疾病分類和診斷標準越來越復雜，逐步脫離變態心理學的概念體系，成為臨床心理學體系，許多章節一級概念與二級概念、總概念與亞概念并列，許多行為障礙單列研究和治療。因為個體心理是知情意行和氣質性格的同時性綜合體，根據精神疾病治療歷史積累的概念，如神經官能癥和精神分裂癥，與變態心理學的認知障礙、情感障礙、意志障礙、行為障礙、人格障礙組合成新的精神病學，便出現學術概念與臨床癥狀的沖突，比如神經癥與神經病之間基本沒有關系，但這個概念很容易被人誤解為神經病。比如精神病這個概念，與民族精神、奧運精神、精神煥發、精神抖擻、精神文明、精神實質等無關，但容易發生聯想。比如強迫癥、焦慮癥、恐懼癥、抑郁癥，都有人格基礎，而性格缺陷和人格障礙癥狀與四大神經癥廣泛深入交叉，即使強迫癥、焦慮癥、恐懼癥、抑郁癥的癥狀也是相互交叉，反社會型、爆發型、偏執型、表演型、自戀型、邊緣型等人格障礙類型癥狀和行為更是嚴重交叉，這就是變態心理學無奈提出的共病現象［2］。因此，臨床診斷和治療過程將焦慮癥、恐懼癥診斷為抑郁癥，將自戀人格障礙診斷為表演型戲劇型人格障礙，也就可以理解。網絡媒體和社會民眾將人格障礙和神經癥全都歸入抑郁癥，也就可以理解。

二、抑郁癥媒體報道數量擴大效應的正向和負性后果辨析

我是心理學的愛好者.這種愛好是從我上大學二年級的那一年開始的.當時,我從圖書館里面借了一本日本的心理學大師多湖輝的類似科普讀物的心理勵志小冊子.從中我發現了心理學是如此的一門博大精深而又意義非凡的學問.說實話,我是一個學工科的人,我的專業是生物醫學工程,從課程的內容上,學4年的電子技術和一年的醫學基礎.一般說來,學工科的人很少會對這些偏向于社會科學的學問感興趣的,至少我在天津大學這4年多以來,幾乎沒遇到什么跟我有類似愛好的同學.不過,我從小開始就喜歡社會科學的東西,比如歷史,政治等等.不過高中是由于考慮到就業,所以選擇了理科,而不是文科.

呵呵,說遠了.還是說那本小冊子.從那時起,我就對心理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由于我在社會科學方面的根基比較扎實,所以我對心理學有了這樣的理解:心理學是人類在研究社會和人類自身的關系中發現和總結出來的一種學問,所有的心理學,實際上都是處理人的關系:人的自身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所以,按照我的理解,我便開始從心理學的本原開始看起,那就是哲學.說起哲學,可能很多朋友會覺得頭疼.其實不必如此.我最先接觸的真正的哲學,是大一下半年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當時覺得,那純粹是一種時間和精力上的浪費,根本沒有好好學.但是從我的發現之后,我便又重新拿起了馬克思的哲學原理,認真的進行了學習和研究.而后,我又看了現代西方哲學導論,以便從整體上對西方的哲學體系有一個系統的了解.從中我又發現了心理學的起源便是人本主義.武斷的講,我認為學習心理學,必須了解唯心主義,而不是唯物主義.雖然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不過我必須承認,唯物主義哲學在解決人類自身的思維問題上還遠遠不夠完美.

大家可以看看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讀物,不過<<夢的解析>>不看也罷,因為那本書太艱澀,不太好懂,而且弗老先生太強調他的性學三論了,似乎人類的一切問題都跟性有關系.不過他提出的精神分析療法,卻恰恰是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心理咨詢問題.然后呢,還應該看看貝克萊和休謨的關于存在主義的東西,我覺得這些跟人得意識有一定聯系.另外,我建議大家通讀一下海德格爾,康德,托瑪斯阿奎那,笛卡爾等哲學家的主要觀點.這樣的話,就會有一定的哲學根基了.

然后呢,就是醫學常識了.建議大家學一下生理學,系統解剖學,組織胚胎學,病理學,主要是為了神經內科知識.因為我記得在管理員夏天轉載的那篇關于開心理診所的帖子里面提到了,對一個患者進行心理咨詢,首先你要明白他到底是精神問題,還是心理問題.所以,我認為,相應的醫學知識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我也覺得,人的心理問題,多少跟精神問題是有聯系的,二者不可分.

然后就是正題了.有了以上的基礎,就可以開始學習心理學了.

這時候我覺得你需要一個圖書館.因為學習心理學不是像一般的學科,你需要大量的閱讀和資料的輔助.我記得我看過的書太多太多了,雖然不都是精讀,不過差不多也都過了一遍.具體的書名,我想應該沒什么必要說,因為我自己并不清楚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沒用的,不過我可以指出一個我認為的誤區,那就是有許多人傾向于看一些勵志讀物,認為那些東西就算是心理學的東西,比如說什么心靈雞湯啊,心靈地圖啊,等等.

摘要：心理學的中國化是指中國心理學發展的本土化。中國本土文化中并沒有產生出現代的科學心理學，而是從西方文化中引入的。中國現代科學心理學的發展經歷了非常曲折的過程，這主要體現為三次大的模仿、復制和跟隨，三次大的批判、轉折和重建。可以把中國心理學發展的本土化歷程分為三個階段。心理學本土化的熱點與難題包括科學觀的問題、本土契合問題、文化轉向問題、多元文化問題、方法論的問題、全球化的問題、原始創新問題。心理學本土化的演變與趨勢涉及不同文化中的本土心理學、本土心理學的隔絕與交流、心理學的文化與社會資源、心理學發展的傳統與更新、心理學演變的分裂與融合。心理學本土化的出路與結局就在于將其定位為文化的心理學、歷史的心理學、生活的心理學、創新的心理學、未來的心理學。

關鍵詞：心理學本土化；心理學中國化；本土化發展

一、中國心理學的本土化發展史

在中國本土文化中沒有產生出現代的科學心理學，中國現代的科學心理學是從西方引入的。中國現代科學心理學的發展經歷了非常曲折的過程。這主要可以體現為三次大的模仿、復制和跟隨，三次大的批判、轉折和重建。

第一次大的模仿、復制和跟隨是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當時，西方工業文明的昌盛與中國封建王朝的衰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當時，許多中國學人奔赴歐美，去尋找拯救中國的真理。他們中的一些人留學海外，學習的就是西方的科學心理學。他們抱有的目標是改造和建設國人的心理，以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和民主化。正是他們把西方的科學心理學引入了中國，為中國心理學的起步和發展帶來了研究方法、理論知識和應用技術，也使中國開始有了科學心理學。這包括有了心理學的教學和科研機構、心理學實驗室以及心理學的期刊和著作等文獻。第一次大的批判、轉折和重建是在新中國建立之后。特別是在50年代初期和中期，思想改造運動和反右斗爭使當時的知識分子必須確立自己的政治立場，反對和批判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接受無產階級思想的改造。這包括對西方心理學的批判。

第二次大的模仿、復制和跟隨是在20世紀中期。新中國建立后，開始接受蘇聯大規模的援助，大批蘇聯專家進入中國。同時一些蘇聯心理學家進入中國大學和研究機構。大學心理學教學開始講授蘇聯所謂唯物主義心理學，特別是巴甫洛夫學說。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也逐漸成為心理學的代名詞。第二次大的批判、轉折和砸爛是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時期。當時，心理學被看作是唯心主義的偽科學，是必須要清除的。由此，隨之而來的是解散心理學的教學和研究機構，遣散心理學研究人員，停止出版心理學專著和期刊。

【關鍵詞】經濟倫理學數理方法博弈論

【摘要】最近幾年，西方學界流行這樣的觀點，即博弈論能被用來研究社會和政治哲學。雖然有眾多的政治哲學教授們利用博弈論來研究這些問題，但是專業的博弈論專家們一直都保持著沉默，直到賓默爾將他的研究興趣轉移到公正理論領域來。之后，該方法不斷得到重視和發展。

伴隨著著數理經濟學的蓬勃發展以及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誕生，以博弈論為主要標志的數理方法在經濟倫理學中廣泛運用，形成了經濟倫理學里的“數理學派”。并不斷擴大影響力，我國學界也開始了相應的研究。

一、經濟倫理學里的“數理學派”誕生

西方經濟學家、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們對世界頂尖級的博弈論專家——賓默爾的《博弈論與社會契約》寄予了厚望。當賓默爾論著的第一卷《公平博弈》和第二卷《正義博弈》分別于1994年和1998年問世時，在學界引起在轟動。在這部兩卷本的著作中，賓默爾對一個龐大的問題做了全景疏理，并且在其中大量的采用了數理方法尤其是博弈論的方法，因為他很清楚他的讀者，一部分就是專門研究博弈論和實驗經濟學的經濟學家。賓默爾試圖“告訴人們博弈論是研究政治哲學必不可少的工具”。賓默爾寫作這本書的理由在于，他“相信從博弈論的角度對倫理問題進行研究可以使人得到很多領悟。”

另一位著名博弈論學者薩金對賓默爾在這部著作里表達的思想提出了異議，由此導致了“兩個博弈論學家之間的戰爭”，這場“戰爭”將道德倫理學爭論引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同時，伴隨著著數理經濟學的蓬勃發展以及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誕生，以博弈論為主要標志的數理方法在經濟倫理學中廣泛運用，形成了經濟倫理學里的“數理學派”。在這一領域，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前面介紹過的賓默爾、薩金、高德、薩利、阿克斯羅德、ChristinaBicchier、帕菲特、黃有光、赫伯特·金迪斯和薩繆·鮑爾斯等人，也出現了大量用數理方法進行經濟倫理思想解釋的著作和論文，其中《博弈論與社會契約》、《協定道德》、《權利、合作與福利的經濟學》、《CardinalWelfare,IndividualisticEthics,andInterpersonalComparisonsofUtility》以及,《強互惠的演化：人類非親緣族群中的合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摘要：二十世紀初，美國法學進行了一場與心理學的交叉研究嘗試。心理學家閔斯特伯格首倡進行法學與心理學的交叉研究，受到著名法學家威格摩爾的激烈反擊以及一些心理學家的反對。但是，也有部分心理學家隨后開始進行法律行為實驗研究及法律心理學研究,法學界的著名學者哈欽斯針對一系列具體主題進行法學與心理學的交叉研究，而威格摩爾在反擊之后也開始在這一領域展開研究。此次交叉研究為二戰后行為法學派在美國法學界的興起提供了基礎。我們可以由此思考法學對于交叉研究的接受度，以及那個時代心理學影響法學研究的可能。并通過20世紀美國法學各類交叉研究的繁榮，反思我國當下司法實踐的現代化變革及法學研究范式的發展。

關鍵詞：法學實驗；實驗心理學；交叉研究；行為法學；研究范式

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隨著大數據、現代化技術的突飛猛進，法學一改原來的研究模式，逐漸開始擁抱其他數理、自然學科的知識。早在20世紀的美國，在六、七十年代已經興起了行為法學派，法學與心理學、行為學進行了交叉研究。此后的七、八十年代，法律經濟學也在北美興起，并逐漸影響部分國家的法學研究。在更早之前的20世紀初，美國法學界已經開始了一場與心理/行為科學之間的交叉研究活動。這是法學的一次重要研究活動，是法學進行科學、數理、實驗交叉研究的一個初步嘗試。雖然在此之前的一、二千年中，法學受到了語言學（如中世紀歐洲的注釋法學派、后注釋法學派）、歷史學（典型如歐陸私法領域的歷史法學派、英國的歷史法學派）以及哲學/神學等學科的長期滋養，并在19世紀末興起了社會法學派，但均是來自人文社會學科的影響。而此次交叉研究活動卻更多地以法學研究結合科學化、數理化的研究模式，是人文社會科學之外的其他交叉研究新模式。所以，有必要回顧一下這段歷史歷程，歸納此次交叉研究的各類學術成果，研討不同學界的各種觀點和理論，對其進行思考和總結。

一、心理學家閔斯特伯格的開創性工作

法學與心理學之間的交叉研究，主要是將心理學的研究方法、結論引入法學研究、法律實務工作中。因此，心理學家自然成為這方面的主要推動者，此次交叉研究活動的首倡者就是著名的實驗心理學家閔斯特伯格（HugoMuensterberg）。（一）背景。閔斯特伯格的學術研究模式源于其導師，著名心理學家馮特（Wundt）。后者在心理學領域受教、受益于赫爾姆霍茨（Helmholtz）、杜布瓦•雷蒙（DuBois—Reymond）等唯物主義心理學大師，較為嚴格地遵守了自然科學研究的范式[1](P.46-47)。他將心理學從19世紀中葉之前的哲理性、先驗性為主導的研究范式，轉變為19世紀末以自然科學、數理模式、實驗模式為主導的唯物主義研究范式。馮特在德國開創了實驗心理學這一里程碑式的研究范式，為心理學成為一門科學（而不是哲理）奠定了基礎。在法學與心理學的交叉研究方面，在19世紀，法醫學家、心理學家們雖然參與了部分犯罪學的生理、精神、心理方面的研究。但這畢竟是針對罪犯的研究，是對變態人格、精神的研究，而不是針對普通正常人的具有法律意義的思維、行為、決策的研究。此外，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詹姆士•休謨（JamesHume）等心理學家參與了推動禁止酒精的立法活動，然而這些心理學家們反對酒精的原因是其道德觀念，而非基于自身的心理學研究的理論或者知識。在19世紀末之前，現代的、科學的心理學雖然開始崛起，但是其在法律領域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2](P.82)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這一時期，實驗心理學也不斷地成長，并能夠與相關學科展開交流互動。作為馮特的學生，閔斯特伯格從德國來到美國，在哈佛大學創立了心理學實驗室。在此期間，他除了進行工業心理學方面的研究，還力主在法學與心理學之間進行交叉研究。在這一領域，他于1908年出版了著名的、富有爭議的《在證人席上——心理學與犯罪論文集》（OntheWitnessStand:EssaysonPsychologyandCrime，以下簡稱為“《在證人席上》”）一書。在該書中，他呼吁進行法學與心理學之間的交叉研究，并且在法學、犯罪學的諸多具體問題上進行交叉研究。之后，其受到了法學界和心理學界的批評，尤其是著名法學家威格摩爾（JohnH.Wigmore）的嚴厲批評。雖然西方主流學界普遍認為閔斯特伯格是法學與心理學交叉研究的首倡者，但在此之前其實已經出現了相關的著作。如早在1906年，既非法律人也非心理學家的公務員阿諾德（G.F.Arnold）已經出版了《適用于法律證據及其他法律部分的心理學》（PsychologyAppliedtoLegalEvidenceandOtherConstructionsLaw）一書[3](P.210)。而在著名證據法學家威格摩爾洋洋灑灑千頁巨著《司法證據原則》（ThePrinciplesofJudicialProof）一書中，也較多地引用了阿諾德的這部作品。即便如此，主流學界（心理學界和法學界）依然普遍認為閔斯特伯格是法學與心理學交叉研究的首倡者。（二）提倡法學與心理學的交叉研究。在《在證人席上》一書中，閔斯特伯格指出，隨著實驗心理學不斷發展進步，心理學的科學性和實驗性逐漸提升，“實驗工具現在被系統地應用于研究記憶和思想的聯系，然后是注意力和想象力，空間知覺和時間感；慢慢地，他們開始研究感覺和情感、沖動和意志、模仿和推理等問題。”[4](P.6-7)而這些領域的研究成果與法學研究、法律實務特別是庭審、證據等領域具有密切聯系，是相關法學問題的知識基礎。因此，在法學研究、法律實務中很有必要引入心理學、實驗研究的模式和知識。他認為，“心理專家在法庭上的觀點不能從公眾的討論中退出；精神生活，感知和記憶，注意力和思想，感覺和意志在法庭程序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能拒絕那些致力于研究這些功能者的建議”[4](P.117)。因此他甚至提出，在司法某些領域中的每一個心理實驗都有助于實現法庭和法律的目的，而“現代心理學家的計時器對于研究犯罪的學生而言就像顯微鏡對于研究疾病的學生一樣重要”[4](P.76-77)。閔斯特伯格一方面倡議法學領域要結合、借鑒心理學、實驗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另一方面，他也發現了法學界、法律界的保守狀況。他驚訝地發現，“到目前為止，律師和其他人都沒有注意到實驗心理學近年來發展起來的關聯測量方法，這是令人吃驚的，而且似乎是沒有道理的。”[4](P.76)德國、法國和美國的新心理學（實驗心理學）已收集了豐富的材料；但總體而言，法學和司法實踐卻對其并不知曉。他遺憾地指出，“雖然在法庭上，精神病學家總是受歡迎的客人，但心理學家在那里仍然是陌生人。”[4](P.46)而在他看來，心理學、實驗的研究模式就是一種更受歡迎的新模式，因為“政治家需要知道和抓住（群眾）的心靈，自然主義者需要運用其心智以服務于探索發現，而官員則需要保證紀律，牧師則需要對于靈感開放心靈——所有人都準備看到應用心理學的某些章節為他們提供幫助和力量，但是唯獨律師是頑固的。”[4](P.10)所以，他對法律職業共同體漠視法學與心理學的交叉研究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提出，法院應當充分利用所有的現代科學方法而不應當使用最不科學的和偶然的方法，也不應當根據常見的偏見和無知的精神結果做出決策。他批評法官、律師以及陪審員們習慣于依照法律本能、感覺進行工作，“律師、法官和陪審員確信他們不需要實驗心理學家。他們不希望看到應用實驗心理學在這一領域取得重大進展。……他們繼續認為，他們的法律本能和常識為他們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甚至更多。”[4](P.10)對此他提出，法院早晚將不得不認識到，今天可以用實驗心理學的方法來檢驗人的個體差異，這遠遠超出了常識和社會經驗所能提供的范圍[4](P.63)。尤其在涉及事實認定方面，例如證人的記憶報告、檢查等，更應當借鑒心理學的最新研究成果。（三）進行法學與心理學的交叉研究。在法學與心理學的交叉研究方面，閔斯特伯格并非只是進行了呼吁與批評。在《在證人席上》一書中，他在該領域的多個主題上也進行了研究。除了前言和簡介之外，該書分成八個部分，主要內容為：錯覺（Illusions）、證人的記憶（TheMemoryoftheWitness）、犯罪偵查（TheDetectionofCrime）、情感的痕跡（TheTracesofEmotion）、不真實的招供（UntrueConfessions）、法庭建議（SuggestionsinCourt）、催眠與犯罪（HypnotismandCrime）及犯罪預防（ThePreventionofCrime）。這八個部分涉及到事實認定、偵查、犯罪等多方面內容。作為心理學家而非精神病學家，他比較強調對于普通、正常人的不同認知偏差的研究。例如在第一章開頭，他以一個車禍案件中目擊證人的證言為例，認為可以通過關于記憶的實驗協助研究。他指出，在此類案例中，兩個證人對于事件、地點、人群都有明顯不同的看法[4](P.16)，且已經排除了存在各類神經疾病的可能[4](P.18)，這就是心理上的錯覺問題。正常人在正常的精神狀態下，個體之間的認知都可能存在較大差異，甚至同一家庭內部對于食品的味覺都會有較大差異。所以他指出，許多司法判決中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含有某種“共識性（CommonSense）”的考慮[4](P.19)，共同體需要通過“共同的感覺”以及“共同的語言”以進行交流。然而每個人的器官功能不可能如機器制造的產品那樣整齊劃一，所以個體之間的感覺、認知有所差異，而這樣的差異對于案件的事實認定就會產生顯著的不同影響。（四）進行司法裁判實驗。作為實驗心理學創始人馮特的學生，閔斯特伯格顯然會在法學研究領域進行實驗研究。有別于之前法醫學、犯罪心理學家所做的犯罪學實驗研究，他還在法學更為主流、核心的領域——庭審領域進行實驗。這就更能夠契合法學研究主流領域的要求，而司法裁判實驗也是20世紀下半葉行為法學派的核心研究方法和內容。1914年，閔斯特伯格針對性別問題進行了陪審團事實認定的實驗。但是，他的測試方法并非如20世紀下半葉行為法學派實驗那樣以真實或者模擬案件事實刺激陪審員被試者，讓他們做出判斷。他僅僅是拿出兩板貼有數量較多的各類不同形狀紙片（數量多到他們在統一規定的時間內無法完全識別完）的紙板，讓被試者辨識兩板紙板中哪一板的形狀類型數量較多。然后讓他們討論十分鐘，之后再進行表決。男性被試者在第一輪識別的正確率是51%，經過討論后的第二輪的正確率為78%；而女性在第一輪的正確率是54%，第二輪的正確率也是54%。由此，他得出“女性忠誠于其原來意見”的結論。但是，該實驗也受到了一些批評。特別是在被試者的選擇方面，男性被試者為哈佛大學的高級研究生，而女性僅僅為其他大學的肄業生而已。這樣，在樣本方面，除了性別不同之外，雙方在教育程度上也存在較大差異。由于樣本選擇不嚴格，實驗結果就難以保證較高的精確性[5](P.128-129)。閔斯特伯格結合心理學進行法學研究的倡議引致了法學界的嚴厲批評，心理學界內部也有學者反對其跨學科的研究模式。但其在工業心理學、應用心理學等其他領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而且，此次的倡議與工作，逐漸被部分心理學家、法學家所接受。這也為幾十年后的行為法學派在美國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二、心理學界的批評與研究工作

1心理學與水利行政執法

心理學是研究人的行為與心理活動規律的科學。人類早在幾千年前就注意到了心理現象，在許多聞名于世的古代學者的著述中都談論到它。心理學可以說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科學。同時心理學既是一門理論科學，又是一門應用科學。它研究人的各種心理活動和個性心理是如何形成和發展變化的，其目的在于采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人性并發揚人性中的優良品質，以期為人類社會創造福祉。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心理學理念，雖未能隨時代的變遷演化為科學的心理學，但是蔣干盜書、空城計等古典案例為應用現代心理學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心理學謀略。在當前的社會形勢下，從事水行政執法工作，更是需要學習和應用心理學。水行政執法，是水行政執法機關依法采取影響相對人權利義務的行為以及對相對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進行監督檢查保障的行政管理過程，本質上就是對人的管理過程，是一個與當事人進行溝通的過程。從這個層面上講，溝通需要一定的技巧，這種技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心理戰術的運用，是與當事人的一個心理博弈的過程。從另外一個層面講，社會對水行政執法者的期望值提高，要求行政執法者不僅能夠全方位、多層次熟練掌握水法律法規，還需要熟悉行政許可程序和相關行業的法律法規知識及相關技術標準，甚至了解法律的盲點、空白，在執法中注意的事項。作為執法者，都有著追求事業成功、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求，希望案件成功結案，當事人對處理結果能心服口服，因此執法者的工作不僅僅是合格和勝任，更重要的是通過案件起到有效的社會作用，通過高質量的案件實現執法者自身的社會價值，樹立全社會對水行政執法的良好形象。水行政執法人員即背負著水事管理的責任，又背負著自身執法責任的壓力，同時執法者在執法過程中也有著對自身價值實現的心理需求。將心理學適當地運用在水行政執法工作，對緩解執法人員自身壓力、提高執法辦案質量都有一定的改善和促進作用。而心理學越來越寬廣的應用領域，也為更好地開展水行政執法提供了更多的可鑒之處。

2執法人員自身要有過硬的心理調控能力

通過在前期的調查取證過程，及時、全面地掌握當事人的違法心理。作為個體，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心理特征，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將人的心理結構劃分為：本我、自我、超我。強調人在不同的環境中的人格多樣化特征。違法當事人的行為也往往因不同事件、不同場合下的多種因素產生多樣化的違法心理。現代心理學認為：人的心理活動受其性別、文化氛圍、成長經歷、家庭背景、接觸環境、氣候、突發事件等諸多因素影響。心理學家從不同的劃分角度闡述了違法心理的不同驅動力、成因、機理、不同的結果，揭示了違法動機支配違法行為，違法行為是違法動機的外在表現，其心理過程分析為行政執法工作提供了指南。執法對象的違法心理動機類型相對于其他部門而言比較簡單，概括包含：膨脹欲望刺激需求型、社會道德責任感缺失型、虛榮心理滿足型、嫉妒或報復社會型等。當事人在執法人員詢問前的心理活動比較復雜，既有可能存在畏懼、僥幸、抵觸、戒備、觀望、對立等對抗性心理，也有可能出現搖擺反復的交替心理。詢問過程中當事人努力通過觀察執法人員的言語、態度來揣度詢問的真實目的與證據掌握程度，及時調整自己的應對策略，以達到“兩益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目的。談話詢問階段結束后，當事人對于自己的違法行為性質有了了解，其心理活動的焦點從是否如實全部交待違法事實轉變為推卸違法責任、減輕違法處罰，千方百計找關系達到目的。而當行政處罰決定書下達之后，當事人則表現出不滿、抱怨、悲觀、急躁甚至避世的復雜心理活動。不同時期、不同的當事人將演繹心理表現的一切可能行為。

3通過學習行政執法工作的心理學常識，真正做到“知己”

行政執法工作從表象上分析是一個說謊與反說謊、掩蓋與反掩蓋的博弈與斗智過程。從心理學角度分析則是執法主體與客體雙方的心理學水平與應用能力的較量。那么執法辦案該如何運用心理學謀略呢？古人云：不戰而屈人之兵為上上策。《三國演義》、《孫子兵法》等古籍更是提供了大量心理學謀略的案例教材。就行政執法工作而言，行政執法人員必須根據辦案前期的調查工作與違法第一現場中所獲得的材料，運用心理學知識，采用特殊的語言技巧和完備的詢問能力，分析當事人的心理特征與行為特征，結合當事人的個人歷史資料，在詢問過程中準確把握各階段當事人的心理活動動態，積極制定“因材施教”的心理學系統組合應對謀略，引導當事人按照預期目標如實、全部交待違法事實（明確違法當事人的五個W與一個H，即時間、地點、人物、為什么、什么事、方式），同時在詢問后根據其心理發展，制定策略，使違法案件圓滿得以處理。執法人員應當善于在各種分析的基礎上按照各種謀略制定有效措施，將心理學知識轉化為辦案生產力。

摘要:容格理論的神秘主義色彩很難理解和評價,但其對心理學的貢獻又是無法替代的。本文從容格對無意識的解說、人格理論、夢的解釋、神秘體驗以及容格理論與東方文化的淵源等方面詮釋了容格對心理學的獨特解說。

關鍵詞:容格;意識;無意識;心理

在心理學史上,卡爾·古斯塔夫·容格(Carl.Gustav.Jung)可能算得上是最難理解和最難評價的心理學家之一。容格理論的神秘主義色彩使許多人望而卻步。一般對容格的介紹和評述都是在精神分析學派的理論背景下進行的,即以容格和弗洛依德在諸如性、夢、力比多和人格結構等一些基本問題上的分歧為線索來評介容格心理學。帶著對現代心理學的基本問題的困惑看容格和弗洛依德的對立時,我隱約看到了貫穿心理學始終的兩種基本取向的對立,即機械論和靈魂論、還原論和整體論、科學心理學和常識心理學以及決定論和非決定論的對立。

一、容格與弗洛依德心理觀點之比較

談起容格,不可避免地要說起弗洛伊德。眾所周知,在弗洛依德眼里,一切皆性。對他來說性是一種神圣物,一切不能被直接解釋成性的東西,都被認為是心理上的性。弗洛依德要求容格永遠不要放棄性理論,他認為性是所有事物中最本質的東西,必須使它成為一種信條和一座不可動搖的堡壘。然而在容格看來,若將弗洛依德的性假說引申到其邏輯的結論,將導致一種對文化的毀滅性判斷。文化成了一出丑劇,一種被壓抑的性能量的病態產物。弗洛依德認為這正是人類無力與之抗爭的厄運,但容格不同意此觀點。

弗洛依德的科學信條是牛頓式的,他相信存在著確定無疑的終極真理,他認為科學的結論必定是相同的,盡管它們的表達方式可以不同。作為一個還原論者,他傾向于把事物簡化,用簡明的結構和規律老把握事物。而容格卻是酷愛沉思冥想的人,喜歡事物的原始豐富性,不愿把完整的世界打碎。美國學者施陶德說:“容格是一位有直覺的思想家,氣質上屬于自然神秘主義者。”①他把承認人類理性的有限性視為人類至高的智慧。

摘要:積極心理學是20世紀末興起于美國的一個新的心理學研究領域，它的出現給傳統主流心理學注入了新的活力。它倡導把心理學的研究重點從“心理問題”轉向“人的積極力量”，目前已經逐漸形成一場“積極心理學運動”，影響著心理學的各個領域。本文就積極心理學的產生背景、研究概況做一綜述，找出積極心理學研究的積極意義和不足之處，并對其發展趨勢做出展望。

關鍵詞:背景；研究概況；評價；趨勢

一、積極心理學產生的背景

積極心理學（positivepsychology）是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一個新的心理學研究領域，它與傳統心理學主要關注消極和病態心理不同，積極心理學是利用心理學目前已經比較完善和有效的實驗方法與測量手段，來看待正常人性，關注人類美德、力量等積極品質，研究人的積極的情緒體驗、積極的認知過程、積極的人格特征以及創造力和人才培養等，成為心理學的一種思潮（SheldonM.&KingL,2001）。

積極心理學的研究領域涉及有價值的體驗，如幸福感、滿足和滿意（對過去而言）、希望和樂觀（對未來而言）、充盈和快樂（對現在而言）。在個體層面上涉及積極的人格特性，如愛與召喚能力、勇氣、靈性、人際交往技巧、審美觀、韌性、寬容心、創造性、對未來的憧憬、洞察力、天才和智慧。在群體層面上涉及公民道德和推動個體更好地發展的社會機能，如責任、教養、利他、禮貌、適應、容忍力和職業道德（MartinE.P.Seligman&MihalyCsikszentmihalyi,2001）,以尋求人文關懷為宗旨，致力謀取人類幸福和社會繁榮，也就是說，積極心理學以積極的價值觀來解讀人的心理，試圖激發人類內在的積極力量和優秀品質，幫助個體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潛力并獲得美好的生活。

（一）積極心理學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