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發行制度改革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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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指標制”，是指按照政府行政部門確定的股票發行指標并運用行政機制推薦發股公司和審批股票發行的制度。其具體運作程序大致是：由國家計委和證券監管部門商議每年發股指標數額，報經國務院批準后再運用行政機制將發股指標分配給各地方政府；各地方政府拿到發股指標后，運用行政機制遴選發股公司，并向入選公司下達發股指標；擬發股公司在相關中介機構的協助下制作好發股申報材料后，報送當地政府主管部門審查，審查通過后，由該地方政府出函向中國證監會推薦；中國證監會接收擬發股公司的申請材料后，進行合規性審查，一旦審查通過，就下達發股通知書。顯然，在指標制中嚴格貫徹著計劃經濟中的行政機制，是計劃機制在股票發行制度上的典型表現。

所謂“通道制”（又稱“推薦制”），是指由證券監管部門確定各家綜合類券商所擁有的發股通道數量、券商按照發行1家再上報1家的程序來推薦發股公司的制度。其具體運作程序是：由證券監管部門根據各家券商的實力和業績，直接確定其擁有的發股通道數量（例如，規模較大的券商擁有8個通道，規模較小的券商擁有2個通道）；各家券商根據其擁有的通道數量遴選發股公司，協助擬發股公司進行改制、上市輔導和制作發股申報材料，然后，將發股申報材料上報券商內部設立的“股票發行內部審核小組”（簡稱“內核組”）審核，如果審核通過，則由該券商向中國證監會推薦該家擬發股公司；中國證監會接收擬發股公司的發股申請后，進行合規性審核，經“股票發行審核委員會”（簡稱“發審會”）審核通過，再由中國證監會根據股票市場的走勢情況，下達股票發行通知書；擬發股公司在接到發股通知書后，與券商配合，實施股票發行工作。顯然，“通道制”基本擺脫了股票發行在行政機制中運行的格局，是股票發行制度由計劃機制向市場機制轉變的一項重大改革。

與這種機制轉變相對應，“通道制”也就有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積極意義：

“通道制”改變了運用行政機制來遴選和推薦發股公司，提高了市場機制對股票發行的影響力度。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在指標制條件下，各地方政府為了獲得盡可能多的發股指標，用盡了各種方式進行行政性“攻官”；各家擬發股公司為了獲得發股指標，用盡了各種方式向當地政府部門“攻官”；券商等中介機構為了獲得主承銷商等資格也用盡各種方式向地方政府部門和擬發股公司“攻官”。在這個過程中，不僅腐敗現象嚴重發生，而且因發股指標具體落實到哪家公司所引起的地方政府部門內部的各種矛盾也不再少數。在通道制條件下，發股通道具體落實哪家公司不再由地方政府部門決定，而由券商根據擬發股公司的具體情況決定，由此，上述現象自然消解了。

“通道制”培育了券商的市場競爭意識和市場競爭行為。2年多來，券商明顯改變了“指標制”條件下的通過“攻官”來爭取主承銷商資格的行為，將主要注意力集中到了發股公司的質量選擇、做好公司改制和上市輔導工作和嚴格審核擬發股公司的申報材料等方面，同時，為了能夠持續地推薦高質量的公司發股，一些券商加大了培育企業的力度；為了保障推薦擬發股公司的工作能夠順利展開，少返工或不返工，有效利用發股通道，爭取較好的發股收入，券商對發股公司申報材料的內部審核制度也逐步嚴格完善。應當說，如今券商在股票發行市場中的行為，與指標制條件下相比，已有了根本性變化。

“通道制”較為有效地保障了“發審會”的工作質量提高。在“指標制”條件下，擬發股公司既擁有發股指標又擁有地方政府部門的推薦函，在申報材料不合規的場合，“發審會”要取消其發股資格極為困難。在1993-2001的7年多時間內，被取消發股資格的擬發股公司屈指可數，絕大多數沒有通過“發審會”審查的公司被要求修正、補充或重新制作申報材料后再上“發審會”，因此，“發審會”的公正評判功能受到明顯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橡皮圖章”會。實行“通道制”以后，“發審會”公正評判的功能明顯增強，一個突出的現象是，2年多來未能通過“發審會”的擬發股公司不論是絕對數還是比例數都明顯增加。

“通道制”的負面效應

發股“通道制”雖有其積極功能，但同時也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負面效應。這些負面效應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發股“通道制”依然在相當程度上貫徹著“指標制”機制，所不同的是，原先發股指標是通過行政機制下達給地方政府，現在發股通道則直接下達給券商；二是發股“通道制”中依然貫徹著“指標制”中存在的“合規性審核”機制，由此，不免引致一系列負面效應發生。

“通道制”抑制了券商之間的有效競爭。在“通道制”條件下，雖然證券主管部門在分配通道數量時考慮到了各家券商的實力狀況和業績狀況，采取了一定的差別對待措施，從而，使各家券商所獲得的通道數量不盡相同（例如，有的券商擁有8個通道，有的券商擁有6個、4個、2個通道），但在三個機制的制約下，這種通道的數量差別并沒有有效激發券商在發股市場中的競爭：

其一，排隊機制。券商使用通道采取排隊機制，即按照發股申報材料報送中國證監會和上“發審會”的順序進行排隊，先來后到，發股1家再申報1家，由此，實力較強的券商只能與實力較弱的券商一同排隊，等待審核和核準，這樣，排隊機制弱化了各家券商在通道數量上的差別。

其二，發審機制。發股申報材料上“發審會”后，一旦未能通過，券商和擬發股公司可根據“發審會”提出的修改意見進行補充修改，并可不按照排隊順序再次上“發審會”，由此，使一些實力較弱的券商可通過多次修改發股申報材料來達到通過“發審”，這一過程再次降低了券商之間建立在實力差別基礎上的競爭。

其三，發股安排機制。2001年7月以后的2年左右時間內，股指和股價持續走低，受此制約，證券監管部門在發股上市安排中有意放慢了步速，由此，與排隊機制相聯系就發生了這樣一種情形，擁有8個通道的券商每年實際可發股僅2～4只，而擁有6個、4個、2個通道的券商每年的發股數量也在2～4只。

合規性發審未能有效確立股票發行的政策導向。“通道制”中繼續貫徹合規性發審機制，合規性發審的工作機理是，只要擬發股公司的申報材料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規定（即“合規”），就應核準該公司的發股申請。從理論上說，這一機理似乎是成立的，但從我國實踐情況來看，它實際上存在著明顯不足之處。關鍵問題在于，這種合規性發審缺乏市場競爭機制，給擬發股公司和券商以誤導。這是因為相關法律法規對公司發股的條件只做出了最低線要求（實際上，各國法律法規也只做出最低線要求），由此，在缺乏競爭機制的條件下，就很容易使發股公司和券商等中介機構將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制作合規的發股申報材料，輕視甚至忽視發股公司的素質提高。事實上，不論是“指標制”還是“通道制”都給擬上市公司一個誤導信號——只要各項文件合規就可申請發股融資，由此，只要公司經營業績大致符合發股上市要求，在輔導期內擬發股公司和主承銷商及其他中介機構都集中精力制作文件使其達到合規要求，而對企業的業績成長、市場競爭力、發展潛力等直接關系資金配置效率、上市公司前途和股市發展前景的重大事項卻明顯重視不足，由此，上市公司的整體素質提高也就受到影響。

不利于保薦人制度的切實貫徹。保薦人制度的核心是落實券商等中介機構在推薦保舉上市公司中的法律責任以激勵券商之間的服務質量競爭。在一些發達國家和香港地區，保薦人的法定職責可延續至所推保的公司上市后的兩年時間內，即如若這些上市公司在上市后兩年時間內發生了與已公開披露的信息嚴重相悖的行為或現象，主承銷商或其他保薦人應承擔相應的法定經濟責任；如若發現這種不一致是券商與上市公司合謀的結果，那么，相關當事人甚至可能要承擔刑事責任。但是，在繼續實施“通道制”的條件下，保薦人制度的這些最基本規定，由于以下三個機制，可能難以切實落實或明顯打折：

其一，通道數量。保薦人制度基本要旨是，通過落實券商對所推保上市公司質量的法律責任來推進券商之間的服務質量競爭，實現優勝劣汰，但在通道制條件下，服務質量高的券商受通道數量（和排隊機制）制約難以推保更多的公司發股上市，而服務質量較低的券商則可通過多次修改發股申報材料實現所推保的公司發股上市，由此，在提交發股公司申報材料到“發審會”審核通過階段，保薦人制度的效應不明顯。

其二，實質性發審。合規性發審中實際上貫徹著實質性發審。所謂實質性發審，是指證券監管部門對每家發股公司的申報材料中每項內容進行詳盡的實質性審查，如若發現疑點則要求該公司和券商進行修改完善，待實質性審查通過后再提交“發審會”審核通過。這一機制的運用實際上意味著，每家公司的發股上市都得到了證券監管部門的“信用擔保”，因此，一旦發生上市公司質量發生問題，保薦人雖然逃脫不了干系，但證券監管部門也需分擔責任；可一旦需要由證券監管部門分擔責任，保薦人的法律責任落實就將打折扣甚至處于說不清狀態。通海高科就是一個可資借鑒的突出案例。

其三，發股上市的行政性安排。由證券監管部門運用行政機制安排發股上市步速，這是中國特有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存在一方面說明了發股上市并非只是一個市場行為，它更多的是一種行政安排，另一方面則給券商回避保薦人責任以口實。一個可設想的例子是，1家擬發股公司在申報材料通過了“發審會”審核后，在行政安排中發股上市所耗費的時間較長（如6個月、8個月等），由此使得原先估算的投資項目因條件變化難以繼續投資或投資收益有了較大的變化，其后果應由誰承擔？如果由保薦人承擔，恐怕不公平。但如果保薦人可因此免責，那么，這一口實將被普遍運用。“通道制”的負面效應還可從其他角度進行分析，但以上足以說明，這種股票發行制度因有著內在的缺陷應予以改革。

取消“通道制”落實保薦人制度

中國股票發行制度的目標模式應是登記制，但立即實行登記制，眼下各方面條件尚不充分具備，因此，需要有一個讓監管部門、券商等中介機構、擬發股公司、投資者等市場參與者逐步了解熟悉股票發行市場內在機制的過程（當然，這一過程不能耗時太長）。由此，從核準制到登記制的路程只能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實行核準制下的“通道制”，第二步是實行核準制下的保薦人制度。

2001年4月迄今，我們已走過了第一步，現在是邁開第二步步伐的時候了，即取消“通道制”、實行保薦人制度。所謂取消“通道制”，是指各家券商在推保擬發股公司過程中不再受發股“通道”的數量限制，由此，實力較強的券商可多推保擬發股公司，在發股市場中充分展示其競爭優勢。在取消“通道制”的條件下，保薦人制度將得到較為充分的落實，主要表現在：

第一，由于發股家數已不再受“通道”數量限制，所以，各家券商承銷股票的家數在很大程度上就取決于擬發股公司的質量和券商制作申報材料的質量，這樣，券商就不得不努力提高其選擇高質量擬發股公司的能力、對這些公司進行輔導和培育的能力和制作既合規又具競爭力的發股申報材料的能力，而這些能力的提高與保薦人制度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由于發股家數不再受“通道”數量限制，通過發股市場所供給的股票數量將明顯增加，由此，一方面將改變長期來由“指標制”和“通道制”所造成的股票供給嚴重不能滿足投資需求從而發股高溢價的狀況，推進股價向投資型回歸；另一方面，又將促使證券監管部門將主要精力從實質性審核和控制發股步速轉向監管發股行為，迫使券商在充分預期股市動態的基礎上優化服務質量、注重培育發股公司、完善股票承銷機制，變以數量取勝為以質量和信譽取勝，變爭取短期收入為爭取長期市場。這些變化與保薦人制度的要求是相符的。

第三，由于發股家數不再受“通道”數量限制，擬發股公司不需再為獲得發股通道而向券商“攻關”，實力較弱的券商不再可能以“合作”為名將通道賣給實力較強的券商，證券監管部門也不再面臨券商為增加發股通道而進行的“攻關”。由此，圍繞“通道”而發生的各種不規范甚至腐敗現象將自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擬發股公司、券商、證券監管部門彼此間的約束機制有效形成。如若擬發股公司不重視自身素質的提高，券商將不再選擇它；如若券商不重視行為的規范化，證券監管部門將對其進行嚴厲監管乃至懲處。這種各個主體各自履行自己的職責并相互制約的機制，是保薦人制度的內在要求。

一些人強調，一旦取消了“通道制”，各家券商報送的發股申報材料將大幅增加，由此，證券監管部門將處于兩難境地：要按規定期限審核完這么多的發股申報材料，人手不足；要推延審核時間，又違反有關審核期限的規定。

這種認識是不能成立的。審核發股申報材料的人手不足，完全可以通過增加審核人員的數量來解決（增加審核人員數量的方法也多種多樣）；而如果考慮到，按照登記制要求，逐步取消實質性審核，則審核人員數量不足的問題就更容易解決（原因是，在登記制條件下，本來就不需要對發股申報材料進行全面詳盡的審核）。

一些人強調，如若大規模發股上市將嚴重影響股市投資者的利益，因此，還需要運用行政機制“有序”地安排發股步速。

這種認識是似是而非的。股市投資者并非僅以目前已入市的投資者計算，它應包括擁有資金而有意向入市的投資者。在中國13億人口中，已入市的投資者還只是一個小數；在上千萬個企業中，已入市也只是一個小數。中國股市的發展應著眼于眾多的投資者要求，只有股票供給規模達到比較充分從而股價具有投資價值的時候，才可能使真正的投資者大規模入市，這決定了發股規模必須著力擴大。

另一方面，限制發股步速并不能真實有效地維護現有股市投資者的利益。股市投資者的收益直接來源于股價的變動，其實質是股市投資者的可選擇空間。在控制發股步速的條件下，眾多中小投資者無法預期股市走勢，其操作機制是，每當股市走勢好轉就加快發股步速，每當股市走勢下落就放慢發股步速，結果常常是“莊家”獲利而中小投資者利益受到嚴重損失。2000年的“賺了指數賠了錢”，2001年7月以后的股指持續下落，都引致了大多數投資者利益的損失。毫無疑問，在取消“通道制”條件下，發股規模可能有一個快速擴容的過程，它可能引致發股價格從而交易價格的下落，就此而言，現有投資者的利益可能暫時受到某些影響，但因上市公司質量提高了、股市具有投資價值了，這樣，就長遠而言，投資者的利益是能夠得到市場機制保障的。事實上，即便不講發股規模擴大，隨著公司債券等非股票類證券品種的增加和規模擴大，股市價格也將面臨回歸本位的走勢。

切實貫徹保薦人制應重視的幾個問題

值得強調的是，取消“通道制”只是推進保薦人制度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發揮保薦人制度功能的充要條件，要切實貫徹保薦人制度，在繼續實行核準制和股票發審制度的條件下，應重視解決好如下幾個問題：

逐步弱化證券監管部門對發股申報材料的實質性審核。合規性審核有兩種情形：實質性審核和報備性審核。二者的差別不僅在于審核程序、審核內容的不同，而且在于審核目的、審核機制的不同。實質性審核中貫徹的基本機制是行政機制，其內在涵義是只有經過監管部門審查通過的公司才是具備發股條件的“好”公司，但無數的事實證明，行政機制并不具備選擇“好人”的功能，因此，經過實質性審核的發股公司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還有“壞”的。報備性審核，只要求券商和擬發股公司將發股申報材料按照規定內容報送證券監管部門備案，一旦發現其中有不實內容（包括虛假內容），則后果完全由券商和擬發股公司承擔。中國現今暫時難以達到報備性審核的條件，但應努力向這一方向進取，因此，在實施保薦人制度的同時，應逐步減少實質性審核的內容并積極簡化實質性審核的程序。2001年4月以來，中國證監會在這方面已做出了大量努力，但也還有相當多工作需要做。

調整發股排隊機制。在“通道制”條件下，發股審核中需要排兩個隊：一是根據申報材料的送達順序進行審核排隊，二是在初步審核通過后進行上“發審會”的排隊。如若擬發股公司不能通過“發審會”，則只需加入上“發審會”的排隊，無需加入前一排隊。這種排隊機制不利于鞭策券商制作高質量發股申報材料，不利于支持券商之間的市場競爭，也與保薦人制度的要求相差較遠，因此，有必要予以調整。

調整排隊機制的建議是，變兩次排隊為一次排隊，即不能通過“發審會”的擬發股公司應根據其修改后的申報材料送達中國證監會的時間，重新加入按照申報材料送達次序進行的排隊，不再直接上“發審會”排隊，由此，迫使有關券商和擬發股公司提高申報材料的制作質量。

弱化發股步速的行政安排機制。在“通道制”條件下，擬發股公司的申報材料通過“發審會”審核后，證券監管部門運用行政機制，根據股市走勢狀況，再決定何時下達股票發行通知書。半年多前就已通過“發審會”而迄今尚未獲得股票發行通知書的公司已達幾十家之多。這種狀況不改變，既不利于保薦人制度的功能發揮，也使股票發審工作復雜化，鑒此，應采取積極措施，弱化根據股市走勢決定發股步速的行政機制，使通過“發審會”的擬發股公司能夠及時展開股票發行工作。

積極創造條件，變核準制為登記制，取消“發審會”。保薦人制度是發股登記制的產物，只要還實行核準制，還由證券監管部門組織力量對發股申報材料進行審核，保薦人的責任落實就難以充分完備，股市投資者也必然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將投資結果與證券監管部門的信用連接起來。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積極創造實行登記制所需要的條件，并適時取消“發審會”制度，真正實現中國股票發行市場按市場機制的要求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