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書話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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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全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書話體類之管見。書話之出現，書話體之特點，書話有狹義和廣義之分。新文學類書話之史料價值，目前書話類書中搭車現象嚴重。第二部分，目前出版之新文學書話，史料錯誤之摘誤舉隅。文中按七類列舉失誤，并加以訂正。用以說明失誤之不可免，提請作者注意，并為廣大讀者參考。

【摘要題】思潮與流派

【正文】

近20年來，書話這種短文，被出版界承認，標明書話類的書，出版了不少。其中，有關新文學版本的書話，為數不少。

我是一個多年來沉湎于新文學版本的人，因此，對新文學類書話則分外留心。從中，獲得了不少新文學的版本知識和掌故，同時也發現了一些問題。我認為，這種談版本知識的短章，既然為學術界重視，那么其中存在的版本差錯，也就該加以糾正，以免以訛傳訛，影響史料的真實性。我這篇文章，想分類談談有關問題，以期引起新文學之書話類文章的作者和讀者之注意。

一、書話體類之管見

應當說，書話這類文體，古已有之。但它不是古人那種詩詞話、曲話，也有別于前人的《書林清話》。而是從前讀書人在藏書上寫的題跋、藏書記一類文字。這種札記式的短章，發展到20世紀30年代，就出現了書話。開始，它就是用白話寫新文學版本之書話。最早，是阿英先生寫的《魯迅書話》，1937年10月發表，并標明“為魯迅先生逝世周年作”。雖僅三則，但《域外小說集》一則，已相當完備，有版本、有掌故、有對魯迅先生的懷念，文情并茂，不可多得。到了20世紀40年代，唐弢先生開始了新文學書話的大量創作，從解放前的《萬象》、《文匯報》、《文藝復興》，到解放后的《讀書月報》、《人民日報》，都是唐弢先生發表書話的陣地。我認為，唐先生寫書話，既是他的散文創作，也是他的新文學版本研究。也許后者更被他看重，作為文學史家，他的研究是從原始資料的收集和開掘開始的。研究的筆記，獲得新版本的題跋，就變成了一則則的書話。從版本研究進入新文學研究，是唐弢先生治新文學的特點，葉圣陶先生稱贊唐先生寫書話，談新書的版本，是“開拓了版本學的天地”，是很有見地的。

唐弢先生也開拓書話類文章的新園地，特別是新文學書話。他的《晦庵書話》沒有收入集子，后被收入《唐弢文集》第5卷的書話，應當認為是如今新文學書話作品的典范之作。在《晦庵書話·序》中，唐弢說：“書話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點事實，一點掌故，一點觀點，一點抒情的氣息；它給人以知識，也給人以藝術的享受。”目前書話的作者，都把唐先生這段話奉為圭臬，好像一篇書話，必須具有這四個“一點”；我卻認為不一定如此，也許這是唐先生力求將書話寫成散文的一種體會吧！如將它作為一種要求，卻不是每篇書話都能做到的。

書話這種文體，應當屬于知識性的小品。讀目前出版的各種書話集、書話選本，我認為大略說，書話可以分為狹義的和廣義的兩類。唐弢先生《晦庵書話》中，“讀余書雜”、“詩海一勺”、“譯書過眼錄”三部分，每則千八百字，談及一兩種書的那些短章，應當認為是書話的正宗，它是從藏書題跋中發展來的。這種書話，就一書下筆，說它的版本、作者，有版本知識，有有關掌故，自然也有作者的觀點，就是對該書的評論了，但它是在記敘中帶出，而不是一則書評。我認為這就是狹義書話的樣子，是讀書人應當提倡的。黃裳先生是著名的藏書家，以收藏古籍最富。他有《來燕榭書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和《來燕榭讀書記》(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實則均為藏書的題跋，均是關于古籍的，寫法是傳統的題跋寫法。他寫了八則新文學書話，用《擬〈書話〉》為題發表，說是“仿弢公筆意”為之，認為《晦庵書話》是“兼有文獻價值與文學情趣的隨筆”。這八則書話的寫法，均千字左右，注重版本與掌故，是典型的狹義書話作品。(參閱《黃裳文集》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廣義的書話，往往所談不限于一書，涉及的范圍也廣得多了。在唐弢先生《晦庵書話》中，第一輯為“書話”，這便是1962年唐先生在北京出版社出的那本《書話》了。這里有些就不是40年代唐先生書話作品的寫法了，諸如《朱自清》、《“怎樣研究”叢書》、《翻版書》、《再談翻版書》、《藏書印》、《藏書票》等等，有些類似短評，有些就是知識性小品了。至于《晦庵書話》中的“書城八記”，恐怕連廣義的書話都不是，收在書話類書中，只能算是附錄了。讀讀倒很像《書林清話》中的文章呢！我以為，書話應當有一定的體類，一定的程式。有位先生說，凡是有關書籍的言談，都是書話；書話、書話，就是有關書的話。這樣界定，怕是太寬泛了；如果不用界定，不談體類，那怕也就沒有了書話。

近十多年來，書話在讀書界大受歡迎，書話集很暢銷。因此標明為“書話”的集子出了不少，“書話叢書”就有好幾套。我讀過一部分，請恕我直言，搭車的不少。很有些并非書話的文章，也收在書話集中；有的根本不是書話的集子，也稱為書話。我建議，連廣義的書話都不是的作品，最好不收在標明為書話集的書中。什么樣的文章不是書話呢？我可以這樣說，書評不是書話，短篇的書評也不是；雖然書話有“一點觀點”，那與書評不同。書籍介紹也不是書話，如今一書出版，往往刊發內容介紹式短文，切不可當成書話。一本書要出版，作者自己或請別人為它撰寫“序”或“跋”，那不是書話；它就是出版前的序、跋，也有人稱為前言或后記。札記、筆記式文字，考據、補正的短文，不論長短，都不是書話。雖然常有人將它收在書話集中，其實不是的，因為寫法很不同。有位先生，主張寫書話可以語涉時政、觸及社會的敏感問題，說是不妨“出格”，抨擊時弊。我想，這不是書話，該是雜文了。唐弢先生是著名雜文家，他卻不將那些與書沾邊的雜文收在《晦庵書話》中，也不追求書話的“出格”，就是證明。

唐弢先生說：“現在，書話和書話一類的文字多了起來，這是好現象。至于寫法，樂山樂水，見仁見智，本可以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書話又自有其自身的特點，應當根據這個特點去進行不斷的探索與追求。”(《晦庵書話·序》)唐弢先生的話，值得我們重視。書話寫法雖然可以見仁見智，但畢竟要是書話，它是有體的。我就是據自己的認識，講了對書話體類的管窺之見。既然書話是繼承了古人題跋、藏書記的傳統，那么，我將它定位在版本學研究的范圍內，認為書話應該是版本學的一個分支，書話寫作則是版本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用白話文寫新文學書話，嚴格說是從唐弢先生開始的；而這也是唐先生新文學版本研究的重要內容。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了幾位著名的書話家，他們全按著唐先生的路子，撰寫新文學的書話。如今這些作品，已成為新文學版本學研究的豐碩成果。愛好、研究新文學版本的人，都將新文學書話當成了重要參考內容。可以說，新文學書話日益被學術界看重，它的影響也在日益提高。

已出版的新文學書話類作品，我僅僅閱讀過一部分，確實版本知識豐富、內容翔實。但請恕我直言，其中錯誤也不少。當然，任何著作錯誤是難免的。但是，由于不少人是將書話認做了新文學版本研究的成果，那它的錯訛就有加以重視和糾正的必要了。如今我打算分類講講書話類文字的失誤，以為書話作者的借鑒和廣大讀者的參考。這些例子都是舉隅性的，有取自前輩，有引于時賢，在此一總告罪，唐突了！

二、書話類摘誤舉隅

我是一個很愛讀書話類文字的讀者。雖然唐弢先生在《晦庵書話·序》中曾說：“我以為書話雖然含有資料的作用，光有資料卻不等于書話。”但我讀這類作品，最看重的還是它的版本知識和文壇掌故。我總記得葉圣陶先生對唐弢先生說的：“古書講究版本，你現在談新書的版本，開拓了版本學的天地，很有意思。”(出處同上)因此，在20年前出版的那本《新文學資料引論》中，我認為新版本學家寫的書話，是繼承了古代的題跋、藏書記的寫法，是版本學的一個別支。

我讀書話類文字，總是當版本學研究的。我只讀新文學類的書話，對它們涉及的新文學版本，也分外注意，對其中的版本、史料失誤，也特別看得清楚。現在分類摘引若干，說明廣為流傳的書話類文字之不足，既與各位作者商榷，也提請如我一樣的讀者注意。

第一，年代換算上的失誤。

新文學版本，有的用公元紀年，諸如北新書局、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等，有的則用中華民國紀年，像開明書店、商務印書館等，也有時二者并用。總之，這給出版時間的著錄帶來了麻煩。書話作者往往要換算成公元紀年加以介紹，這一般不會錯，但有時也會有疏漏。

唐弢先生是著名的版本學家，又以治學嚴謹著稱，他那大量書話作品中，很少有版本錯誤。《晦庵書話》中，有一篇《半農雜文》，他說：“《半農雜文》分第一冊與二集兩本。第一冊由北平星云堂書店出版，一九二四年六月發行，道林紙印，十八開大本……”“至于《半農雜文二集》，則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半農逝世周年忌的時候，作者遺著，由良友圖書公司出版。”(三聯書店1980年9月第一版第27～29頁)唐先生這里的《半農雜文》(第一冊)的出版時間卻錯了。在該書版權頁上，印的是“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初版”、“發行者星云堂書店”，此書似沒有再版過，換算成公元，該是1934年6月才對，版權頁上也沒有印錯，因為書的第一篇是《自序》，文末是：“二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劉復識于平寓”，這里的“二十三年”應該是“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即1934年。我查劉小蕙《父親劉半農》一書，所附《劉半農大事年表》、《劉半農著譯作目錄》、《自序》、《半農雜文(第一集)》，發表和出版時間，均為1934年。都足以證明唐弢先生在《半農雜文》一文中，將民國換算為公元紀年時，差了十年。

唐先生這個失誤，我是四十多年前發現的。1962年《書話》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著者署名晦庵，我并不知道是唐弢先生。當時我正從中國書店機關服務部先后買到了《半農雜文(第一冊)》和《半農雜文二集》，前者2元，后者1元，那會兒這就不便宜了。讀了《書話》中的《半農雜文》一篇，對照兩書的版權頁和《自序》，我就發現作者換算年代錯了，可還不知晦庵是唐弢先生。后來知道了這是唐先生作的，再后來，不僅寫信向唐先生請教問題，還見過幾次面，也去唐府請教過問題，但始終羞于開口告訴唐先生這個失誤，覺得后生晚輩不該班門弄斧。以至80年代的《晦庵書話》和90年代的《唐弢文集》第5卷，《半農雜文》一文中，那一處年代換算失誤都沒有改正。今天想想，都后悔沒有告訴弢公。我們常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說說容易，要做到是需要勇氣的。當年我聽過唐弢先生的課，還不止一次請教過問題，他確為我的師輩，但到了指出失誤時，就沒有那勇氣了！

第二，版本沒有見全而致誤。

有的新文學書，版本很多，也很復雜。書話作者談自己手頭的版本，一般不會錯；如果講一書的多個版本，講它的版本源流，有時就會錯。許多版本沒有見到，全面介紹，即使是著名藏家，也會造成失誤。下邊舉兩個例子：

黃俊東先生，是香港著名的藏書家，書話家。他的《獵書小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第2次印刷)中，有一篇《〈詩論〉的版本》，介紹艾青先生的《詩論》時，有如下文字：“偶然在舊書店買了艾青……的一冊《詩論》，那是1947年在上海重新印行的新新出版社的新版。此書的版式與1940年重慶初版本一樣……”“《詩論》在1962年，再由上海天下出版社印行新版，內容經過作者若干修改。1953年，再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重新印行”。“1956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印行新版本，這次改橫排，內容又有改動……”“在短短的十多年中，詩論印過5個版本，而且頻頻改動內容和文字。”

黃先生講《詩論》的文字，與實際版本對照，有不少錯誤。《詩論》初版不是1940年，也不在重慶。它最初由桂林三戶圖書社發行，1941年9月初版，我有此版的再版本，時間為1942年4月。第三個版本的時間印錯了，將1952年排成了1962年，失校之誤。但此書名《新詩論》，出版社不在上海，而在北京，該是黃先生弄錯了。艾青的《詩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8月還印過新版本，內容多有增補，大約不在黃先生文章談論的范圍之內，雖然2002年出版的書中，是該補上的。另外，楊匡漢先生撰寫的傳記《艾青》文末，講《詩論》版本，還有“上海雜志出版社1947年版，上海書報聯合發行所1949年版”。(參閱《中國現代作家評傳》第3卷第317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因沒見其書，不敢確說；如果有此一書，那么在短短的十多年中，《詩論》就不是印過5個版本了。錄此備考。

胡從經先生是另一位藏書名家，在《柘園草》中，有一篇《大濤之微漚巨響之先聲》，是講《域外小說集》的。文章很好，先介紹了周氏兄弟纂譯、東京初版的《域外小說集》第一冊、第二冊，后介紹了增訂再版本《域外小說集》，合為一冊，上海群益書社1921年出版。介紹兩個版本后，胡先生說：“群益版而后，似乎不見有再版了。”(《柘園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第18頁)

胡先生這話說滿了，我手頭就有一本是群益后出版的《域外小說集》，中華書局1936年12月出版發行，內容與群益版相同，該是《域外小說集》的第三個版本，該書為中華書局的“現代文學叢刊”之一種。查《魯迅著譯版本研究編目》可知，中華書局版的《域外小說集》，1939年7月再版，1940年11月三版，那么這個版本不冷僻。胡從經先生《柘園草》中這篇文章，后來又收在《胡從經書話》(北京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中，前引那句話，一字沒改；而著錄《域外小說集》的《魯迅著譯版本研究編目》，在1996年10月就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據說，中華版是用群益版紙型重印的，但從版本說，它畢竟是另一個。用同一個紙型由兩家或三家出版社重印的現象，在新文學領域可太常見了。

第三，因不察版本的變遷而致誤。

1949年以前出版的新文學版本，有時一書由兩家或多家書店出版，甚至幾個版本就是用一副紙型付印的。而在后出版本的版權頁上，著錄情況相當復雜，有的不提過去版本，以自己之版本為初版，有的記錄了真正初版時間，卻抹掉了初版的店名，當然也有對過去版本有清楚記錄的。凡此種種，為書話作者制造了麻煩，如果對這種版本變遷情況不調查明白，僅依據后出版本版權頁所印，談一本書的版本源流，有時是會失誤的。我發現，著名的藏書家、版本家、書話家，有時也難免。以下舉兩個例子：

姜德明先生是著名的藏書家，是當代撰寫新文學書話的名家。他的《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中，這樣說：“《回憶魯迅先生》的版本，在解放前印行過三種。一九四○年七月，重慶生活書店出版的是初版土紙本。抗戰勝利后，一九四五年十月在上海印行了第二版。一九四六年一月又在北平印行過第三版。東北解放區似乎亦曾翻印過。”(《書葉叢話——姜德明書話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482頁)

《回憶魯迅先生》的版本，比姜先生說的要多，我就有兩個版本，據兩書版權頁可知，該是：重慶婦女生活社1940年7月初版，1941年3月再版。上海生活書店1945年10月勝利后第1版，生活書店1946年1月北平第1版。據北京圖書館編的《中國現代作家著譯書目》載，還有“1948年8月3版，1949年三聯書店重版”。(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381頁)如果姜德明先生確見過生活書店1940年7月初版土紙本，那又多一個版本；我那婦女生活社1941年3月再版本，可不是土紙本，而是很好的報紙本。但姜先生所說此生活書店本卻不見各種書目著錄；而東北解放區翻印本，好幾種目錄上也沒有呢！

陳子善先生是又一位書話家，精于版本考據。在《〈郁達夫全集〉出版種種》一文中，這樣講《達夫全集》的版本：“早在郁達夫生前，他就自編了七卷本的《達夫全集》，先后交創造社出版部和北新書局出版。在世作家出版作品全集，既說明了作家的自信，也是當時文壇的一個創舉。”(《撈針集——陳子善書話》，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63頁)

陳先生是研究郁達夫的專家，對郁達夫著作版本相當熟悉，可惜講《達夫全集》版本的這幾句話，卻不準確，有失誤。據我考察，《達夫全集》的版本是這樣：第一卷《寒灰集》，創造社出版部1927年6月初版；第二卷《雞肋集》，創造社出版部1927年10月初版；第三卷《過去集》，開明書店1927年11月初版；第四卷《奇零集》，開明書店1928年3月初版；第五卷《敝帚集》，現代書局1928年4月初版。這五卷在各自的出版處印了兩三版后，大約在1928年，作者收回版權，一齊交給了北新書局。從1928年到1929年，《達夫全集》的前五卷，就由北新書局陸續出版了。新編的第六卷《薇蕨集》，北新書局1930年12月初版；新編的第七卷《斷殘集》，北新書局1933年8月初版。我有一套北新版的《達夫全集》，在版權頁上，差不多每卷都有初版的時間和出版處，陳先生應該講清楚，如今之行文，欠準確、有差錯。

第四，回憶的內容，不經核實，會致誤。

在書話文字中，如果是回憶性內容，作者寫出時不進行核實，有時會失誤。因為回憶有時是靠不住的。如果用回憶錄中材料，寫入書話，也需進一步核實，否則也會導致失誤。

下邊各舉一例：

鯤西先生的《圖南追憶》(《清華園感舊錄》第5～1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中，多有書話類文字，可惜下筆失于核實，不免有失誤之處。有這樣兩段文字：“景超師夫人龔業雅女士……善屬文，多年后她為梁實秋的《雅舍文集》寫序，此序現在的梁著刊本署名都刪略，而世人多不知撰序者為何人。朱自清先生《為猶賢齋詩集》有贈吳夫人詩，所以在清華園吳夫人是以能文名的。”“戰時的昆明是一座大學城……這樣我認識了沈從文、詩人馮至和那時也在聯大教課的卞之琳。與馮先生交往最頻繁，恰好馮先生的《十四行詩集》由桂林明日社刊印，書到馮先生送我一冊……書都用那時的土報紙印，我珍藏至動亂中散失。”

兩段引文，字數不多，錯誤可不少。大約鯤西先生僅憑印象下筆，是沒有對相關史料進行核實。第一段里，龔業雅寫序的書，書名該是《雅舍小品》，卻錯成了《雅舍文集》。我手頭有兩種《雅舍小品》，《序》全都在，署名也沒有刪略，均署“業雅”，原書就如此，也沒刪“龔”字。兩書一為《雅舍小品》，是上海書店1987年12月據臺灣版影印的。一為《雅舍小品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相反，鯤西說的那種刪去序言作者署名的《雅舍小品》，卻沒有見過；當然，梁實秋雅舍小品文字的選本，沒有業雅的序，好像也不該有。朱自清先生的舊體詩，書名不是《為猶賢齋詩集》，而是《猶賢博弈齋詩鈔》。此集先收在《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里，后收入《朱自清全集》第5卷，都不算冷僻書。第二段里，馮至先生的詩集，書名就錯了，該是《十四行集》，雖是詩集，書名沒那“詩”字。說它都用土報紙印，也不準確。我恰好有一冊明日社版的《十四行集》，先抄這初版本版權頁上一段文字：“本書初版用上等重紙印三十冊，號碼由一至三十，為非賣品；用瀏陽紙印二百冊，號碼由一至二百。”版權頁上之印數則是“1—3100冊”。《十四行集》印得講究，有230冊就不是用土紙印的。我那冊為瀏陽紙本，編號93，封面上有“從文用書”，該是沈從文先生的舊藏呢！這足證明，當年明日社印《十四行集》時，并非全為土紙本了。鯤西先生原書已失，寫這段文字時如果先考核一番，就不會弄錯書名，也不會憑印象說什么了。失誤均因失于核實了。

錢君匋先生在《我在開明的七年》一文中，有如下回憶：“我在開明除了編輯出版這些美術書籍之外，同時要為開明所出的書籍設計書面。我進開明最早設計的書面是汪靜之的詩集《寂寞的國》，……周作人的散文集《兩條血痕》、《談龍集》，胡愈之的《東方寓言集》、《莫斯科印象記》，葉紹鈞的長篇小說《倪煥之》、童話《英雄的石像》……還有記不勝記的各種書面設計，約共數百種。”(錢君匋：《書衣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第135～136頁)錢先生晚年回憶年輕時設計的幾百種封面，哪能那么準確，錯誤是難免的。比如，說周作人兩書是散文集，不準確，《兩條血痕》是翻譯的小說和戲劇，《談龍集》則是關于文藝的評論和序言，《談龍集》的封面，周作人在《序》中說：“談龍談虎兩集的封面畫都是借用古日本畫家光琳(Korin)的，在《光琳百圖》中恰好有兩張條幅，畫著一龍一虎，便拿來應用，省得托人另畫。”而葉圣陶的童話應當是《古代英雄的石像》，錢先生丟掉了“古代”二字。此書有20幅插圖，為豐子愷所畫，插圖的第三幅“半夜里，石像忽然倒跌下來。”就做了書的封面。回憶文字有錯誤，有不夠準確的地方，怕是難免的。但書話作者使用或摘引時，一定要認真考核，否則會跟著回憶而造成失誤。例如，宋慶森先生寫書話《書籍裝幀百年觀花》(《中華讀書報》2000年4月26日)時，講錢君匋書籍裝幀，就使用了這些不夠準確的回憶，也不進行考據，連葉先生那童話集，也是《英雄的石像》，我想，他并沒有見過那書，更不知這封面畫是豐子愷先生的。

回憶的東西不核實，使用回憶錄的材料不考據，怕是書話類文字失誤的重要原因呢！

第五，猜測和推論，也能造成失誤。

雖然書話中要有觀點，也可以有些情愫，但畢竟要以版本，要以事實為基礎。書話里出現硬傷，往往是這方面出了毛病。猜測是忌諱的，推理要有根據；否則是會出毛病的。以下舉一個例子：

陳子善先生有一篇《〈桑干河上〉和〈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陳先生依據丁玲題贈沈鈞儒的本子，告訴我們：書名為《桑干河上》，出版發行者，光華書店，“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哈爾濱印造”、“初版發行一千五百冊”。這是真正的初版本，書名為四個字的“桑干河上”。陳先生又提出了一個問題：“它又是何時改名為‘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呢？”依照他見到的一個精裝本《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版權頁：“1949年11月北京新華書店初版1952年4月北京重印第一版1953年1月北京第四版”。作者的結論是：“由此可見，《桑干河上》易名《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而不是袁先生所說的一九四九年五月。這個時間差可不容小看。該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東方紅，太陽升’，‘紅太陽’已朗照中華大地，作者因此把這部描寫農村，迎接新中國誕生的長篇易名‘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重新出版，也就順理成章。”(《撈針集——陳子善書話》，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53～154頁)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早期版本，確實較亂，不易厘清其源流，陳子善先生指明它的第一個版本是1948年8月光華書店初版的《桑干河上》，這很好，有價值。但他的其他結論，恐怕就錯了，其中多有猜測、推想的成分，則是寫書話的大忌。我參考龔明德先生《新文學散札》及其他材料，辨證如下：1983年8月4日，龔明德訪問丁玲、陳明，見到了一本藍色布面精裝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光華書店1948年9月初版。封面為張仃設計，右上方飾有帆船線條圖案。這不同書名的又一個“初版”，不是孤證，在北京圖書館也藏有一冊。在北圖編的《中國現代作家著譯書目》(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中，第100頁著錄了此書，而且在書前插頁里，有它的封面書影。據龔明德考證，此書原名就是“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送審后印那個8月的初版本，嫌書名太長，改成了4個字。但丁玲喜歡那8個字的書名，9月的初版本就改了回去。這樣兩個版本并行了一段時間，到1949年5月，該書收入《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時，經作者同意，改為《桑干河上》。如今有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的新華書店印本傳世。1950年11月，北京新華書店出版校訂三版時，作者又恢復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原名，書名后來沒再改動過。由于此書早期版本較多，其中之源流關系較難厘清，以上簡述，或有欠準確處。但兩個書名的兩個初版本是明白的，這就證明了陳子善先生的1949年11月的改名說是不成立的，那么他的“東方紅，太陽升”的推測也就錯了，他說的“順理成章”的結論，就難以令人信服了。足見寫書話用猜測和推論，有時會造成失誤。

第六，有些失誤，是作者筆誤造成的。

目前，有些出版物編校不精，錯字不少。自然書話類著作，也不能免。因失校出現的錯誤，這里不談；要說的是因作者粗心而筆誤，這樣出現的失誤。這里不是要批評作者，而是說書話作者要小心，特別是有關人名、書名、版本、年代等方面的筆誤，影響著作的科學性。

舉幾個例子：

姜德明先生是書話大家，目前在讀書界很有影響，我是他作品的忠實讀者，從他書話中我獲得了許多版本知識。但他在《余時書話》中，有一處明顯的筆誤，我摘引下來：“清華文學社除了辦刊物以外，還出版了‘清華文學社叢書’，……第一種是聞一多和梁實秋的合集《冬夜·草兒評論》，聞一多批評俞平伯的詩集《冬夜》，梁實秋評論陸志偉的詩集《草兒》。”(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32頁)《草兒》的作者錯了，德明兄將康白情誤寫成了陸志偉。熟悉中國新文學的讀者，一看就知道是作者的筆誤，但也是不好的。聽說《余時書話》很暢銷，有機會再版千萬改正。(也許有再版本，且已經改了呢，但我沒見過。)

陸昕先生的《閑話藏書》(學苑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也是部書話類作品。在第201頁，有這樣一句：“我仔細一看，急忙抓在手里再不肯撒開。那是一本蔡元培著的石印線裝本《紅樓夢索引》。”首先，這個“引”字不對，書名該是“隱”字。這本書中的“索隱”，與今天常用的“索引”意思不同，我認為作者是寫錯了，筆誤之故。另外蔡元培此書很有名，該是《石頭記索隱》，前輩學人多有征引，均名《石頭記索隱》。線裝本的我沒見過，常見為商務印書館1917年9月初版的鉛印本，我有一冊1922年第6版，書名都是《石頭記索隱》。有一部名《紅樓夢索隱》的書，是王夢阮、沈瓶庵撰，中華書局1916年9月鉛印本。以上所言，僅供參考。

徐重慶先生的《文苑散葉》(東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中，有兩篇文章講到北大的趙蘿蕤教授，“蘿”字全寫錯了。我想，這不是排錯了，而是作者寫錯了。因為在《翻譯家趙籮蕤》中，全文有20個“籮”字，全是竹字頭的。而在《談陳夢家和他的〈夢家詩集〉》中，講到趙教授時，又成了“趙羅蕤”。這大約是作者的筆誤，但將人名弄錯，總是不大好的，寫書話該避免這種筆誤。

第七，其他失誤。

以上六項，是粗疏的、不科學的分類，僅為舉隅的方便。但還有難以概括的實例，摘舉一二，以見一斑。

2004年12月，湖北十堰《書友》工作室，編印了一本大書《民間書聲》，其中有不少書話類文字。谷林先生的《關于羅隆基》一文中，有這樣幾句：羅隆基“慧有口辯，應對敏捷，在任天津《蓋世報》主筆時，予人印象最為輝煌，卻迄未見過其文集，獲得此書，不勝歡快。”(《民間書聲》第9頁)“蓋”字錯了，該是《益世報》，這大約是排印之失。羅隆基是否任過《益世報》主筆呢？值得推敲。《辭源》和別的詞典中，確有此說，也有的書說他曾任天津《益世報》編輯，也不一定對。我查《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里，有“益世報”詞條。告訴我們該報為天主教教會在中國辦的中文報紙，羅馬教廷指派天津教區副主教比利時人雷鳴遠所辦。詞條中說：“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后，聘羅隆基、錢端升任社論主撰，主張抗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440頁)若從《益世報》的背景考慮，當年聘羅、錢撰寫一些社論，可能更符合實際。天主教辦的報紙，請他當主筆，可能性小一些。兩種說法，哪個準確，值得考慮。

徐重慶先生在《文苑散葉》中，有一篇《談王瑤1957年的一封信》，作者說：“先生著述甚豐，是海內外極享聲譽的文學史家。他是我國最早在大學開設中國現代文學史課的教授……”(《文苑散葉》第130頁，東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徐先生這話說滿了，其實王瑤先生只是解放后較早在清華大學開設新文學史的，而此課早在解放前已有大學開過。像我們知道的，王瑤先生的老師朱自清先生，1929年就在清華大學講過“中國新文學研究”，還在北師大和燕京大學講過，從留下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看，那就是新文學史。沈從文先生1930年就在武漢大學講授新文學課，有《新文學研究》講義傳世，那是講新詩發展史。周揚在延安魯藝講過新文學運動史，有部分講義提綱留下來。恐怕1949年以前在大學開過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教授還有吧，總之，王瑤先生絕不是我國最早講授此課的人。

以上各項，是自己在閱讀書話類文章，學習和積累新文學版本知識時，發現的失誤。不當之處，歡迎作者和廣大同行批評指正！分七類來寫，完全是為了行文的方便，沒有科學性。舉例也是為了說明問題，語涉前輩和時賢之處，先此告罪，敬請原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