鴛鴦蝴蝶派文學研究論文
時間:2022-11-23 10: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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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鴛鴦蝴蝶派文學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影響深遠的文學流派,作為一種通俗文學,它的發展和繁榮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文化氛圍。而且鴛鴦蝴蝶派隨時代潮流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其作品有其積極意義。它與新文藝的分歧,實質是文學觀念的分歧。在當前文化背景下,應對鴛鴦蝴蝶派文學進行全面而公允的評價。
【摘要題】思潮與流派
【關鍵詞】鴛鴦蝴蝶派/通俗文學/積極作用/文學觀念
【正文】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鴛鴦蝴蝶派(以下簡稱鴛蝴派)一直遭到新文藝的非難。“五四”以來,新文學陣營對其進行了長期的批判,茅盾把它歸為“金錢主義觀念的文學”、“純粹的封建思想的文藝”;鄭振鐸則稱該派作家為“文娼”、“文丐”;新文學陣線群起而攻之。然而,這一產生于20世紀初,始終以趣味主義為旨歸的文學流派,幾度勢危而又幾度中興,成了唯一橫跨近現代兩個時代,歷時最久而流派特征又一以貫之的文學現象。其作品之巨、讀者之眾、影響之大,令新文學也為之側目。可見鴛蝴派遠非一個簡單、片面的概念所能概括。
一
鴛蝴派文學發端于清末民初,從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是它的鼎盛期,上一世紀20年代幾乎稱霸整個文壇。新文學陣線和鴛蝴派進行了幾次大的交鋒,然而其真正有所衰減是在抗戰時期。由于日寇的入侵,國土淪喪,全民激憤,讀者很難再以閑情逸致來欣賞“卿卿我我”式的鴛蝴派情調。而這時的許多鴛蝴派作家也自覺走向抗戰,用作品來反映現實、揭露現實。解放后,鴛蝴派屬于改造對象,于是銷聲匿跡了三十多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才又在文壇上鼎盛了起來,這就是當代通俗文學。
鴛蝴派文學題材繁雜,從總體上可分為五類:言情、社會、歷史、武俠、偵探。其中以言情和社會小說為最多,影響也最大,言情小說多以悲劇告終,表現了一種有情人終不能成眷屬的悲哀,這就是所謂的“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1](P20)社會小說表現的內容較廣,其主題大多是勸惡揚善。
相對于新文學而言,從文學觀念方面看,鴛蝴派文學的政治功利性目的要弱些,商業性目的要強些;它的趣味更傾向于消遣、娛樂、游戲;創作方法具有明顯的古典小說特征,模式化、程式化的傾向比較突出。由此可知,鴛蝴派是一個以社會言情小說為主,主張強調文學的消遣性、娛樂性和趣味性的通俗小說流派。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通俗性。它的描寫對象就是市民階層。范伯群綜合鴛蝴派的基本特征,把它概括為“中國傳統風格的都市通俗小說”。較新版本的文學史也首次稱其為現代通俗小說。
鴛蝴派文學的產生與發展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清朝以來的諷刺小說、人情小說、狹邪小說及公案、譴責小說等小說類型為鴛蝴派的發展鋪就大道。而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又極大地促進了鴛蝴派這一通俗文學流派的產生。尤其在辛亥革命后,西方的政治、經濟、哲學、宗教、倫理、道德、文藝等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了中國。殖民文化首先侵蝕中國的大都市,當時在商品經濟畸形繁榮的上海,光怪陸離,五光十色,無奇不有。商品經濟的發展為通俗文學的發展和繁榮提供了市場,于是,反映市民生活的通俗文學便應運而生。當時,多達130余種的鴛蝴派期刊,除了《琴心報》與《新聲雜志》、《星》、《星報》是在常州與蘇州出版外,其余全都設在上海。鴛蝴派以游戲、消遣、娛樂為宗旨的文學創作,正是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以上海為中心的市民讀者群的需要。
此外,鴛蝴派在上一世紀20~30年代的繁榮也與新文學初期的過渡理性化和不景氣有著相當大的關系。中國文學發展到清代,一向被正統文人所推崇的純文學的路子越走越窄,相反,小說這種俗文學的發展則較為迅速。新文學之初雖然出現了大量以反帝、反封建為主題的使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但由于新文學初期本身的不成熟,歐化嚴重,與普通民眾的心理習慣和文化積淀斷裂,使民眾難以接受。張恨水認為:“新派小說,雖一切前進,而文法上的組織,非習慣讀中國書,說中國話的普通民眾所能接受。正如雅頌之詩,高則高矣,而匹夫匹婦對之莫名其妙,我們沒有理由遺棄這一班人,也無法把西洋文法組織的文字,硬灌入這一班人的腦袋,竊不自量,我愿為這班人工作。”[2]鴛蝴派注重讀者的心理接受,注重傳統文化心理的積淀,借鑒傳統手法并加以創新和改造,由此盛極一時。在20世紀30年代后期,茅盾曾經說過一段令人深省的話:“事實是,二十年來舊形式只被新文學作者所否定,還沒有被新文學所否定,更沒有被大眾所否定,這是我們新文學工作者的恥辱,應該有勇氣承認的。”[3]茅盾在這里講的“舊形式”之類,便是指鴛蝴派文學。鴛蝴派在20年代幾乎稱霸整個文壇,它以其通俗性滿足了相當一部分群眾的審美價值需要。鴛蝴派反反復復宣揚“以己身為讀者”,“處處要求讀者思故”,“又恐讀者過思”。[4]認為“一篇小說,能夠得到讀者熱烈的同情,或是反感,才配贊它一聲好。”[5]這種始終不忘讀者的創作宗旨,使鴛蝴派贏得了廣大的讀者。張恨水的《啼笑姻緣》1929年在《新聞報》副刊《快活林》上開始連載時,報紙銷量大增,廣告刊戶紛至沓來。當時的上海市民見面,常把《啼笑姻緣》中的內容作為談話題材,許多平日不看報的人,為看這部小說也訂起報來。在不多幾年時間內,《啼笑姻緣》被改編為電影就達六次之多。
鴛蝴派文學作為一種通俗文學,它的產生、發展和繁榮具有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文化氛圍,同時,它與鴛蝴派作家對文學的理解與追求是分不開的。
二
鴛蝴派追求文學的消遣性、娛樂性和通俗性,并且提出了“游戲”的觀點。雖然不具有現代新文學那種推動社會變革的嚴肅態度,但也并沒有站在時代的對立面,在一定時期也發揮了積極作用。過去文學界對這一流派存在的拜金主義傾向和游戲人生的態度的批判,以及粗制濫造的藝術傾向的貶斥,應該說是切中肯綮、一針見血的。但是,進而說它代表封建買辦勢力,視之為“小說逆流”,則缺乏根據。
其實,鴛蝴派早于新文學運動就有對白話的提倡。1903年,包天笑在家鄉創辦了木刻版印刷的《蘇州白話報》;1917年1月,又在他主編的《小說畫報》上力主“小說以白話為正宗”。在白話創作方面,除了包天笑,如陳蝶仙寫過《淚珠緣》,張恨水寫過《舊新娘》等,時間就在辛亥革命前后。包天笑就說:“提倡白話文,在清光緒年間,頗已盛行,比胡適之那時還早數十年呢。”[6](P68)由于鴛蝴派讀者眾多,因而它對白話文運動的貢獻是巨大的、不容忽視的。以往的評論者大多忽視了這一點。
在小說的形式上,鴛蝴派主要繼承的是我國古典小說的傳統,同時又能有所創新。他們雖然不像新文學倡導者那樣,摒棄一切舊形式,仍然采用傳統的章回體,但也不是抱殘守缺,泥古不化。對國外的新東西,他們注意吸收,對傳統的形式、手法也能給予改造。張恨水曾稱:“我仔細研究翻譯小說,吸取人家的長處,取人之有,補我所無。”[7](P70)在小說形式上,除主要采用章回體之外,對筆記體、傳記體都進行了嘗試。在實踐中,還把西洋小說同改造中國傳統小說結合起來,采取了不同的記敘方法,力求符合現代潮流。以《斷鴻零醒記》為代表的抒情體、自傳體小說開創了中國長篇小說形式的新紀元;以《血魂淚史》為代表的日記體在某種程度上為《狂人日記》的產生作了準備;《玉田恨史》中成功的心理描寫,可以說是意識流小說的先聲。
在思想內容上,鴛蝴派基本上沒有突破他們的創作旨趣,未能像新文學那樣站在反封建斗爭的前哨對社會潮流進行導引,而也能順乎自然,迎合潮流的發展。新文學是要改造國民,鴛蝴派則是適應國民。正因為是要適應國民而且主要是都市市民的要求,就不可避免地在創作中呈現出新舊雜陳的復雜局面。過去的評論者只片面地指責它封建落后的一面,卻忽略了它的積極意義。例如,包天笑的短篇小說《一縷麻》寫一才貌雙全的佳人與鄰居某才子常在一起,論文談藝,甚為相得,漸生感情。但佳人卻因父命嫁與一癡郎。不久,癡郎病逝。才子再向佳人求愛,而佳人卻要為癡郎守節。它以悲劇性的結局批判了封建倫理道德及舊式婚姻制度對人性的摧殘。像周瘦鵑的《恨不相逢未嫁時》、《真》等也都表現了作者在婚姻愛情上的覺醒,意識到封建婚姻的違反人性,在不太拂逆舊禮教的風范中,歌頌著自己的理想愛情。徐枕亞的成名作《玉梨魂》寫家庭教師何夢霞和寡婦白梨影的愛情故事,渲染了何、白這一對才子和佳人愛的純潔,愛的痛苦,也體現了作者對理想愛情的追求與向往,是對否認婚姻需要愛情的封建禮教的反駁。鴛蝴派的這一類言情作品,一般都以才子和佳人為主角,才子大都是正派人物,佳人則大都是良家婦女,也有的是對愛情忠貞不渝的妓女。對愛情的描寫,反映了父母包辦的舊式婚姻給青年男女帶來的痛苦和不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產階級個性解放、婚姻自由的要求。雖然對封建禮教不是抱徹底否定的態度,但它們大多數在某種程度上表現了對封建禮教摧殘人性的不滿,某些小說在描寫青年男女的愛情與命運時,對舊社會的黑暗與腐朽,對上流社會人物的貪婪和無恥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此外,鴛蝴派雖然主張趣味主義,但也不是在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異常尖銳時刻,只躲在象牙塔內求娛樂、尋趣味。該派的主流,不斷面向社會、面向時代,反映民族階級矛盾。鴛蝴派的《紅》雜志1卷39期“赤子愛國”增刊是針對日本拒絕取消“二十一條”而出的國恥專號之一。有的報紙在“五卅”運動中拒登英商廣告,在“九·一八”事變中拒登日貨廣告。上海事變后,鴛蝴派就寫了許多“困難小說”,用小說來表現自己對抗戰的理解,以歌頌軍民抗戰的英雄事跡來喚醒國人,鼓勵民氣。在文藝界抗日救亡活動中,1936年10月,鴛蝴派的作家包天笑、周瘦鵑等與文藝界各方面代表人物聯合簽名發表《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辱與言論自由宣言》,自覺地與新文藝合流,走上了抗戰的道路。茅盾曾公允地說:“但在五四以后,這一派中有不少人也來趕潮流了,他們不再是某生某女,而寫家庭沖突,甚至寫勞動人民的生活了。”從追趕時代潮流而逐漸加強其作品揭露性的作者在鴛蝴派中是大量存在的。周瘦鵑在他的自傳中寫到:“自從當年軍閥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二十一條賣國條約后,我痛心國難,曾經寫過《亡國奴日記》、《賣國奴日記》、《祖國之徽》、《南京之圍》、《亡國奴家的燕子》等許多篇愛國小說,想喚醒醉生夢死的同胞,同仇敵愾,奮起救國,以至引起上海日本領事館的注意,曾派特務到報館找我,險遇不測。”而鴛蝴派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張恨水,他作品的揭露性則一以貫之。他從不作黃色下流描寫,格調、情趣也略高一籌。即使早期作品《春明外史》對舊社會的揭露也是較有力量的,而《金粉世家》、《啼笑姻緣》的思想內容則更加深刻,其揭露面也更為深廣。在抗戰時期,張恨水的思想和創作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他創作了大批反映抗戰的作品。他謳歌抗日戰士,抒寫民族英雄的感人業績,表現中國人民不做亡國奴的凜然正氣,同時把批判矛頭指向利用非常時期大發國難財的腐朽透頂的國民黨官僚。這其中以《八十一夢》最為成功。它以荒誕的形式真實地揭露了國民黨官僚依仗職權,投機倒把,巧取豪奪,大發國難財的丑惡行徑。這部作品曾經受到的高度評價。抗日戰爭時期,許多鴛蝴派作家用他們的作品自覺走向抗戰。
新文化陣線曾尖銳地指出了鴛蝴派思想藝術上的弊端,但排斥了鴛蝴派進步的一面,并從根本上否定了鴛蝴派,這是有失公允的。
三
究其實質,新文學陣營長期對鴛蝴派的抨擊主要源于文學觀念的分歧。以鄭振鐸、茅盾為代表的文學研究會強調文學為人生,要求“血和淚的文學”。他們認為文學應該肩負起社會人生的職責。在文學的功能上,他們堅信可以啟蒙、可以觸動、可以召喚。鄭振鐸曾把文學分成兩大派:一派主張“文以載道”,以文學研究會為代表;另一派則認為“文學只是供人娛樂的”。而鴛蝴派正是打著“游戲”、“娛樂”、“消閑”的旗號登堂入室。
長期以來,“游戲”說一直是文學史家和評論家鞭韃的對象。文學研究會因反對“游戲”和“消遣”而得到了極高的評價。其實,游戲、消遣、娛樂本身沒有罪過。魯迅曾經說過:詩歌起源于勞動,小說起源于休息。其目的是為了娛樂自己,調劑精神,減輕勞動的痛苦。可見娛樂性和消遣性是人類創造文學時的初衷。朱自清1947年曾發表過一個大膽的見解:“在中國文學的傳統里,小說和詞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為是消遣的、不嚴肅。不嚴肅也就是不正經……鴛蝴派小說意在供人們茶余酒后的消遣,倒是中國小說的正宗。”[8]朱自清還指出了趣味性在小說中的重要性。
“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界,基于其崇高的社會責任感,十分強調文學的政治功利性、社會教化性,而對文學的審美娛樂功能采取了堅決摒棄的態度。嚴格說來,并不是鴛蝴派有什么反動守舊立場而橫遭批判,而是因為他們這種“游戲”、“娛樂”的文學觀被看成了封建余孽。其實,文學的功能是多元的,它不僅有審美認識、審美教育功能,也應該有審美娛樂享受功能。鴛蝴派文學作為一種通俗文學,它的讀者選擇主要是現代都市的市民社會,或者準確地說,是現代都市的市民社會選擇了這種文學品類。鴛蝴派正是適應市民社會的欣賞要求而產生,并規定自己總體功能特征的。它更強調文學的通俗性、娛樂性、趣味性。他們的刊物直接以《禮拜天》、《快活》、《游戲雜志》等命名,以突出其“趣味”性。新文學由此認為鴛蝴派追求純粹的享樂、消遣,因而是墮落的。我們應該從“小說必為純文學”、“小說必為宣傳教育工具”的認知模式中走出來。從文學的讀者對象、類型、功能和審美規范等方面的差異中去重新審視鴛蝴派,把鴛蝴派文學放在通俗文學的范圍中去考察、去評價。
此外,鴛蝴派雖然標榜趣味性,以娛樂功能為旨歸,但并非毫無社會批判和教育作用,只不過是根據市民社會的心理要求而采取了溫和委婉的勸誡方式罷了。鴛蝴派刊物《游戲雜志》的《序》是這樣闡述的:“游戲豈細微事哉,顧游戲不獨其理極玄,而其功亦偉。”鴛蝴派另一刊物《眉語》也稱:“錦心秀口,句意香雅,雖曰游戲文章,荒唐演述,然譎諫微詞,潛移默化于消閑之余,亦未使無感化之功也。”可見,鴛蝴派并沒有完全沉醉于愛河恨海之中,也不只是一味追求文學的趣味性,而是對社會有所針砭、有所揭露,也重視文學的社會教化性,在趣味中求教化。1914年1月1日創辦的《中華小說界》發刊詞寫道:“小說界于教育中為特別行動隊,于文學中為娛樂品,促文明之增進,深性情之戟刺,抗心義俠,要離之斷頭何辭。矢志國難。”1915年出版的《小說大觀》中申明:“所載小說,均選擇精嚴,宗旨純正,有益于社會,有功于道德之作,無時下淺薄狂蕩誨盜導淫之風。”雖然不能單憑這些發刊詞來評價鴛蝴派,但是,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認為鴛蝴派僅僅只追求無聊的游戲,肉麻的艷情是不全面的、不真實的。鴛蝴派文學作為一種通俗文學,它并沒有拋棄文學的社會教化作用,它追求的是一種廣大市民都能接受的勸誡方式,這就是寓教化于趣味之中。這正是文學功能的題中之一義。范煙橋在1932年7月1日創辦的《珊瑚》發刊詞中說:“以美的文藝,發揮奮斗精神,激勵愛國情緒,以期達到文化救國的目的。”同時,他又認為:“救國不能自恃著鐵和血,世界上有把文化來作侵略工具的,那么我們可以把文化來救國。”鴛蝴派的這個觀點不僅彌補了文學研究會過分強調文學的政治功利性而對美的規律認識不足的缺陷,而且對文學觀念的完善有積極意義。
重新審視鴛蝴派文學,必須植根于對通俗文學正確理解的大框架之中,必須適應現代文學觀念的發展變化,否則只能以傳統的文學觀點挑一些鴛蝴派的作品加以指責,而忽略其合理的積極進步的一面。如何評價鴛蝴派文學,這不僅涉及到歷史文化現象,而且對當前的通俗文學建設具有切實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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