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版權頁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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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現代文學作品的版本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這是現代文學研究深入的一種表現。新文學版本研究是相當復雜的，我們應當憑借版權頁來立論，并需要有扎實的考據功夫。

【摘要題】文學與出版

【正文】

對于新文學作品的版權頁，每個研究現代文學的人，都很熟悉，這是每本書上都有一張的。我們編作家著譯書目，編作家年譜，或者研究一個作家的生平和創作，總要提到作品的初版年代和出版處。負責的研究者就是依據作品的版權頁著錄的；起碼是依照可靠的工具書摘抄的。而那些工具書的編者，就是根據作品的版權頁著錄的。可見版權頁與研究的關系之密切！

對研究者來說，一本書的初版年代和出版處，尤為重要。但據我的考察，版權頁所呈現的內容還相當復雜，變異的現象時有發生，還不是從版權頁上抄下來，就可以了。在這里，考據的功夫是需要的。

為了說明問題，這篇短文用釋例的方法，說明版權頁的復雜性，以為同道參考！

一一個應有的共識

版權頁，我國古代稱為牌記，也叫做木牌、牌子。20世紀以來的洋裝書，便稱做版權頁，或叫版本記錄。據魯迅先生說：“中國現行之版權頁，仿自日本，實為彼國維新前呈報于諸侯爪牙之余痕”（1934年10月8日致鄭振鐸函）。版權頁應當有書名、作者、出版發行的處所、出版年月和版次，較為正規的還該有印數和定價。版權頁應當印在扉頁背面或封底前邊一頁（也有在封底）上。

我們編印各種目錄時，著錄書名、作者、出版處和出版時間，必須據版權頁。這里應當有一個共識，就是必須抄版權頁上的內容。如有缺項，則應當空缺；如有錯誤，也需照抄。如果沒有這個共識，必造成著錄的混亂，將不可收拾也。那些需更正的錯誤，那些要填補的空缺，一律要放在按語或說明中去，叫讀者明白是你考據的結果，而不是版權頁上原有的。沒有了這個共識，學術規范就亂了，不少錯誤或歧意，往往就是因為不遵守這個共識造成的，我們千萬要注意。

講版本、講初版年代，版權頁上的內容，就是我們著錄的唯一依據，要忠實的、一字不改地著錄下來。其他內容，你再正確也要在說明、按語中去交代。學術界都遵守了這個共識，這個人人奉為最高原則的規定，正常的學術規范才能維護，我們的研究、著錄工作才能步調一致。

二版權頁上沒有初版年月

在初期的新文學版本上，版權頁沒有標出出版年代的現象是存在的。這在著錄時要特別注意。

例如，魯迅先生的《華蓋集》和《華蓋集續編》，初版本的版權頁上，就沒有注明出版年月。我有幸藏有這兩個初版本，因之可以略作介紹：

《華蓋集》的版權頁上，只有“魯迅雜感集第二：華蓋集”、“北京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北新書局發行”及“第一集：熱風……先已印行”等字樣，沒有初版的年月、印數、初版等字樣。

《華蓋集續編》的版權頁，與《華蓋集》的樣式相似，有“魯迅雜感集第三華蓋集續編”及出版處，也沒有初版的年月、印數、初版等字樣。這里廣告式文字則是：“第一集熱風”、“第二集華蓋集”了，并有兩書定價。

我們都知道，這兩書的封面是魯迅先生自己設計的。《華蓋集》封面上端為著者和書名，下端有“一九二六”字樣，《華蓋集續編》則是用原《華蓋集》封面，僅在“華蓋集”三字上，加了一個長形圖章為“續編”二字。《華蓋集》內所收為1925年作品，那么，版權頁上雖無出版時間，從封面可知，此書初版時間為1926年。至于有的書目上，還有月份，那是從其他方面考證來的，不足信，也不是著錄者應取的態度。

《華蓋集續編》封面上，雖然保留著“一九二六”字樣，但它顯然不是1926年出版的。于是，在各種目錄的著錄上，多為1927年北新書局出版，甚至還有月份，那是依據書信、日記等材料考證、推斷出來的。如此辦法，違反了著錄的共識，是欠妥的。唐弢先生的確為版本學家，他在《重訂魯迅著譯書目》中，就不如此，而是照書封面文字，著錄為：“華蓋集編編二六四面一九二六年北新”。接著有編者按語：“（本書里封及版權頁上均無年月，封面作一九二六年，但書內最后一篇《海上通信》作于一九二七年，二六年出版之書，不可能收二七年文章，意者二六年編定，正式出版發行，當在一九二七年耳。）”（《魯迅全集補遺編續》，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3月初版第909頁）。像唐先生這樣編目，著錄版本，無疑是極妥當的。版權頁是著錄版本時的唯一依據，任何考證性內容，均不可輕易混入其中。原書上有錯誤的時間或文字，一律應當照錄；考辨的、正誤的文字，均應在按語中出現。

三同一家書局會有兩個初版本

一家書局出版了一部書，會按照印刷順序標出初版、再版、三版、四版等等，這是過去的常例；研究、著錄版本的人，對此都很熟悉。這其中，初版的年月尤為人們關注，著錄時要相當仔細。

但是，也有特殊的現象出現，是研究版權頁時要格外注意的。那就是會有標明兩個“初版”字樣的版本出現，我要提請研究者注意。為了說明問題，舉幾個例子：

例一：柳青的《種谷記》。

柳青這部長篇小說，定稿時間為1947年5月22日。第一個出版它的是光華書店，目前有兩個初版本傳世。第一個版權頁上的出版時間為“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印數2000冊；第二個版權頁上則是“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印數為“初版發行五千冊”。兩書的開本、封面等均相同。一般書目上，均據第一個初版本著錄，我所藏卻是第二個初版本，有實物為證，也是可靠的。

《種谷記》后列入《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由新華書店1949年5月初版；又列入《北方文叢》第3輯，由香港新中國書局1949年6月初版。在這兩個版本前，沒見過有光華書店的再版本傳世，大約沒有出版過。

例二：茅盾的《子夜》。

《子夜》由開明書店出版，十九章和一個短跋，共577頁。為大32開平裝，報紙印。1933年1月初版（權威性書目均如此著錄）；1933年2月再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1933年6月三版（我藏有這個版本）。四版沒見過，據《黎明的文學》作者松井博光說，第四版是“一九三四年六月發行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中譯本第171頁）。在平裝本發行的時候，稍后有米色道林紙精裝本發行。在茅盾回憶中，他說到瞿秋白評論《子夜》時，加過一個隨文注：“（瞿秋白此評寫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這是實際出版的時間，開明版《子夜》的版權頁上印的初版時間是三三年四月。）”（《我走過的道路》中冊第11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茅盾先生這里所說初版本，就是精裝本的“初版本”，標明1933年4月。如按平常習慣，此版在順序上應為三版，我藏的1933年6月本則是四版了。茅盾先生大約寫回憶錄時，只有這個精裝的初版本，那個1933年1月的真正初版本，他已經忘記了。

《子夜》的第二個初版本，在上海圖書館藏有實物，我的友人榮君替我看過，除裝幀、用紙不同外，開本、版式與平裝本同，與那個平裝的初版、再版是用一個紙型印的。陳子善先生在日本訪學時，在增田涉文庫中，見到了當年茅盾先生題贈的這本布面精裝的“1933年4月開明書店初版”的《子夜》，扉頁上是茅盾的鋼筆題字：“增田先生惠存茅盾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海上書聲》，東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9頁）。

例三：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這部名著，修改的次數多，出版的書店也多。推究起來，應當是哈爾濱的光華書店最早出版的。出版時間，至少有兩個，那便是因為有兩個初版本造成的。請看兩位見過實物的同志的說法：

陳子善：“我最近有幸見到丁玲親筆題簽呈贈沈鈞儒先生的此書另一種‘初版本’，版權頁上卻是如下的白紙黑字：‘桑干河上，著者：丁玲，出版者：光華書店，發行者：光華書店，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哈爾濱印造，初版發行一千五百冊。’”（《撈針集——陳子善書話》，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52頁，引用時加了幾個標點符號）。

龔明德：“1983年8月4日我訪丁玲、陳明，他們出示了1948年9月也標為‘初版’的藍色布面精裝《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書名不是四個字，而是八個字，……這個版本也是光華書店出版的。”（《新文學散札》，天地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286—287頁）。北京圖書館藏有這個版本，在他們編的《中國現代作家著譯書目》（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中，著錄了這個條目，并將封面為書影印在書的前邊。

光華書店在哈爾濱出版的同一本書，又有兩個初版本，時間只差一個月，書名卻稍不同，前一個是被改了的《桑干河上》。版權頁的變化，如此復雜！

四一本書會有兩張版權頁

一本書有一張版權頁，這是規矩，也是常識。但也有帶著兩張版權頁的，請看研究版權頁有多么復雜。

1930年前后，陶晶孫翻譯過一本小說集《盲目兄弟的愛》。哪一年出版？丁景唐先生編的《陶晶孫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中，有一條注釋，講到此書，說是“1929年12月”出版（該書第282頁）。《陶晶孫百年誕辰紀念集》（百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中，收有《陶晶孫著譯作品目錄》，則說《盲目兄弟的愛》于1930年4月出版。2000年6月7日，吳曉樵先生在《中華讀書報》上發表文章，提出了兩個初版時間“不知孰是”的問題。為弄清這個年代，《中華讀書報》上還有過小小討論呢！

最后，才弄清了原委，《盲目兄弟的愛》竟有兩種不同的版權頁。丁景唐先生在《陶晶孫選集》里那條注，使用了上海圖書館的藏書，版權頁上是：“1929年12月10日廈門中山路世界文藝書社總發行”。其他著錄，則依據了別一種本子的版權頁，那是：“1930年4月20日世界文藝書社發行”，地址是“上海橫濱路三九”和“廈門中山路口”兩個。兩種版權頁上，印數均為1000冊，定價也相同。

更有意思的是，盧正言先生從上海師范大學藏書中，找到了一冊有上述兩張版權頁的《盲目兄弟的愛》，這可真是罕見的事了。據丁景唐先生估計，這僅印了1000冊的書，可能因為發行不理想，才又換上了1930年的版權頁，不知確否（以上參閱丁景唐：《文字結緣的佳兆》，《中華讀書報》2001年3月7日）？不論什么原因，有兩張版權頁的《盲目兄弟的愛》傳世，就說明了兩種不同版權頁的書，原來是一個；只是換1930年那張時，忘了撕掉了前一張的緣故，所以今天才叫我們見到了這珍稀的版本。版本研究是件相當復雜的工作，一切要靠實物，要依據版權頁；各種第二手材料，只能供我們參考

五印錯了的初版時間

一本書，只要不是初版本，按一般習慣，在版權頁上總有這一版的時間和版次，同時印上此書的初版時間。有些研究者，在找不到一本書的初版本時，則依照后來的版權頁著錄初版的時間。但要注意，后來版本上印的初版時間，有時卻是錯的；它對于初版本來說，已經算是第二手材料了。因此，使用后來版本的版權頁，需要進行考證，以免被誤導。

這里舉兩個例子：

冰心的《寄小讀者》，有兩個版本，第一個是北新書局，第二個是開明書店。開明書店的本子，列為“世界少年文學叢刊”之一種，在40年代出版。2002年12月16日《舊書信息報》上徐靖國先生發表文章，說他藏有此版第5版，據版權頁記載，開明版《寄小讀者》，“民國22年5月初版，民國36年10月5版”。這里初版時間就印錯了。民國22年是1933年，那時冰心《寄小讀者》連同其他作品，版權在北新書局，開明書店不可能出版此書。40年代初，巴金替冰心改編了《冰心全集》，成為三冊《冰心著作集》，交開明書店出版。版權歸開明后，《寄小讀者》才列為《世界少年文學叢刊》之一種，在桂林印行，版權頁上該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初版”。后來的版本印這初版年代時，誤將“三十二”排成了“二十二”，如果據以著錄初版年月，豈不大錯。

葉紹鈞的《倪煥之》，是另一本名著。上海開明書店民國十八年八月初版，民國十九年四月再版。1949年3月為第13版，是開明書店的最后一版。以上都驗證過實物，不會有錯。陳子善先生在東京時，買到了此書第4版，他在《東京淘書瑣記》中說：“葉紹鈞《倪煥之》，1932年7月開明書店第4版精裝本。這部現代文學史上的名著初版于1930年8月，不到二年就重印四次，可見很受歡迎。”（《藏書家》第1輯第156頁，齊魯書社1999年4月出版）。這里初版時間顯然是錯的。開明書店各書，如果不是初版本，版權頁上除該版年代，版次外，總要印上初版的年代。如果我猜測不錯，陳子善先生行文時，《倪煥之》初版和4版年代，應當抄自4版的版權頁上，而這里的初版年代則差了一年，將民國十八年八月印成了民國十九年八月。否則，陳先生翻翻書目，就會知道《倪煥之》的初版是1929年了。從陳子善的小疏漏，證明了4版版權頁上印的初版時間是錯的。

從上列兩例，看出一個規律，印錯的初版時間，總是排版時錯了一個字。為手工之誤又失于校正之過也。請使用這些年月時，要仔細核查才好。

六改換出版的書店，卻抹掉原來店名

新文學出版物，一本書出版后，過些時換一家書店重版，這現象極為常見。在一些比較負責的書店，重印別家印過的書，不僅要版次接著算，還要明確標出原來書店的名字。這做法極好，使讀者知道版本源流，對今天的研究者，也有參考價值。

這里我用《達夫全集》為例，略作說明。在作家創作力正旺盛時就出版“全集”，在現代文學史上有兩位，一個是冰心女士，另一個是郁達夫先生。《達夫全集》有七卷，第一卷《寒灰集》1927年6月創造社初版；第二卷《雞肋集》1927年10月創造社初版；第三卷《過去集》1927年11月開明書店初版；第四卷《奇零集》1928年3月開明書店初版；第五卷《敝帚集》1928年4月現代書局初版。這五卷《達夫全集》分別在幾家書店印了幾版后，約在1929年作者收回了版權，一齊交給北新書局出版；后來又編了第六卷《薇蕨集》和第七卷《斷殘集》，也陸續給了北新書局。我有一套北新版的《達夫全集》，在前五卷的版權頁上，絕大多數記載了北新版之前的版本情況，少數沒有交代初版的時間和書店，但起碼說明了哪年的第幾版是由北新印行的。這里的版本記錄是科學的，很有參考價值，起碼不會誤導研究者。

像上邊這樣的版權頁，畢竟是少數。有些書的版權頁，在換了出版處之后，版次接著排列下去，卻不注明前邊版本由哪里出版。后出的版本，在版權頁上吞掉了原來出版處的店名，好像前邊各版也是他出版的。這往往會誤導研究者，在著錄初版本時，時間不錯，出版處卻變成了后邊的一個，誤人不淺。我發現，越是前后兩個版本關系密切者，這種吞掉初版店名的現象越多，這是要特別注意的。以下舉例說明之：

周作人的《雨天的書》，《周作人年譜》里，說它1925年12月北新書局初版，岳麓書社重印《雨天的書》時，也說是北新書局初版。這都錯了。開始我也如此認為，我收藏了一本《雨天的書》是第3版，在版權上印著：“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初版一九二九年三月三版”、“發行者北新書局”。沒見過初版本前，很自然認為它的初版也是北新書局。岳麓書社的說明里，說是據第8版重排的，如沒見過初版本，自然也被誤導了。直到一位友人給我寄來了《雨天的書》初版本版權頁，我才明白我們全錯了。上邊的文字是：“一九二五年十月付印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初版”、“發行者北京新潮社”、“印刷者北大印刷課”。再版本沒見過，到了第3版，就抹掉了新潮社字樣，使我們以為初版也是1925年12月北新書局呢。目前多種著錄里，說《雨天的書》由北新書局初版，就都是沒見過初版本，而被后來版本的版權頁誤導而錯了的。

劉半農的《半農談影》，也有類似情況。黃裳說：“……《半農談影》。1927年10月開明書店初版，翌年再版，我所有的是再版本。”（《黃裳文集》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781頁）。姜德明則說：“《半農談影》由上海開明書店初版于1927年，1930年印行了第三版。”（姜德明：《文林枝葉》，山東畫報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198頁）。兩位藏書家都受了版權頁的誤導，黃裳說他藏有再版本，姜德明沒說，實則他依據的是第三版版權頁。我見過第三版，版權頁上是：“1927年10月初版1928年4月再版1930年三版開明書店總發行所發行”。同時，北京師大圖書館還藏有初版本，版權頁上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初版寄售處真光攝影社（北京西長安街二十五號）北京攝影社（北京東城帥府園七號）”。可以看出，初版本是自印的，請了北京兩家大照相館寄售，到了再版、三版才由開明書店發行了。但版權上沒反映出來，從后邊的版權頁推斷初版本，便出現了錯誤。

以上兩則，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前后兩個版本關系極密切。李小峰是新潮社的一員，新潮解體后，他辦了北新書局，新潮社的“文藝叢書”全歸北新書局出版，《雨天的書》也如此。《半農談影》僅66頁，兩個版本是用同一個紙型印的，除封面再版、三版換成了錢君匋設計的那張外，一切全同。我猜想初版本就是請開明書店代印的，否則，就是將紙型給了開明。

七改換出版處，成為兩個版本

新文學作品，在一個書店印了幾版后，換一個書店出版，這是常見的現象；特別是名著，換幾回書店，就有幾個版本了。研究版本的人都知道，著錄初版年代，必須選擇第一個版本的初版本，否則就出現誤差，將初版時間推遲若干年。考據在這里是需要的；考據失誤，就會造成著錄的失察呢！特別是那些真正的初版本較冷僻，印數少又傳世不多者，往往被研究者忘記，將第二個、甚至第三個版本的初版本，誤以為是真正的初版本呢！

下邊舉幾個例子：

老舍的《駱駝祥子》，到50年代初已經有了三個版本，各自有初版本。第一個版本是人間書屋本，1939年3月初版，1939年6月再版，1940年2月三版。到1941年11月第二個版本的初版就出版了，那是巴金主編的《現代長篇小說叢書》本，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第一個版本傳世不多，初版、再版出版在上海，三版則在桂林，直到1945年老舍先生寫《我怎樣寫〈駱駝祥子〉》時，也不知道在上海印過兩版呢！老舍的《四世同堂》，原來都以為是前兩部《惶惑》和《偷生》，是晨光出版公司1946年11月4日出版，這是初版本。其實，《惶惑》上冊，在1946年1月就由良友復興圖書公司初版了，為“良友文學叢書”新編第一種。這是80年代中期，趙家璧先生又見到了實物后，才把出版經過告訴讀者的（參閱《文壇故舊錄》202頁，三聯書店1991年6月出版）。

抗戰期間朱自清寫過一本《經典常談》，向青年學生介紹古代的文化典籍。此書哪一年出版？學術界一直認為文光書店1946年5月渝初版那本，是它的第一個初版本。季鎮淮編著的《朱自清先生年譜》里，是這樣著錄的；朱喬森為他父親朱自清先生編的《朱自清全集》，在第6卷《編后記》里，也是這樣說的。其實在文光版之前，還有一個真正的初版本，我藏有此書，是在重慶出版的一個土紙本，小32開，正文172頁。它的版權頁上是：“中國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初版”、“編著者朱自清”、“印行者國民圖書出版社”。初版共印多少不知道，我的一冊編號為847。從這書叫我們知道兩點：第一，朱自清《序》寫于1942年2月，書在1942年8月就初版發行了，而并非文光書店的1946年5月初版。第二，在文光版的封面、扉頁、版權頁上，均署“朱自清著”；而那簡陋的國民圖書出版社版的封面上，只是“朱自清編”，它的扉頁、版權頁均署“朱自清編著”。可見，尋找真正的初版本版權頁，對版本研究是很重要的。

范泉主編的《寰星文學叢書》中，有蕭紅的《呼蘭河傳》。版權頁上印有“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版”和“發行者：寰星書店”。對是否第一個版本，沒有交代。而前邊茅盾的《序》，則寫于1946年8月，這就更容易被認為這是第一個初版本了。細心的讀者也許會從書中駱賓基的《蕭紅小傳》中，發現疑問。小傳說，蕭紅42年1月22日在港病逝，“而《呼蘭河傳》剛在桂林出版，作者逝世前未得手讀”。但既不能知道桂林出版的是不是書，也不能知道寰星本是第幾個版本。其實，寰星書店已經是第三個初版了，在它之前，1941年有上海雜去公司初版本，1942年有河山出版社初版本。研究版本的最早出版年代，考察各種版權頁是相當緊要的。

八改了書名，又換了出版處

在新文學版權頁研究中，還有一種現象也很常見，就是一本書既改了書名，又換了出版的書店。這種情況，研究者是較為熟悉的，但也要加以考察；否則，將一本書當作兩本書著錄，也是要鬧笑話的。

改書名又換書店的原因，第一種是為了與檢查機構斗爭。這種情況，大家最熟悉的是巴金的《萌芽》和郁達夫的《她是一個弱女子》。巴金先生描寫煤礦工人的小說《萌芽》，1933年8月由現代書局初版。被禁后，作者改變幾個重要人物的名字，并改寫結尾，交開明書店改名《煤》付印，打好紙型就被禁了。巴金買下紙型，改書名為《雪》，自印了一版，托名美國舊金山平社出版部出版，秘密發行。后又用《雪》的紙型，在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1月出版（參閱《巴金全集》第5卷，第275頁）。還不只此，據唐弢先生考察，《萌芽》被禁后，此紙型還用新生出版社名義，用《萌芽》、《朝陽》等書名出版過（《晦庵書話》第130頁）。足見，《萌芽》的版本之多，書名之多了。

郁達夫的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湖風書局1932年4月初版，不久被禁。湖風書局被封后，現代書局買了紙型，例填年月，用1928年12月初版又印了一次，立刻又被禁，交涉后說刪改后可以出版。刪改后，現代書局改名《饒了她》于1933年12月初版（參閱唐弢《晦庵書話》132—134頁）。書名、初版年代是如此復雜，都是版權頁研究的內容。

改書名又換書店，還有另一種情況，什么原因就不好說了。以下舉兩個例子：

魯彥的長篇小說《野火》，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7年5月初版，為《良友文學叢書》之第38種，用此書名40年代還出版過。抗戰勝利后，改名《憤怒的鄉村》，作為魯彥遺著由中興出版社出版，為《中興文叢》之一種，版權頁上是“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滬初版”。書中沒有前言、后記，也不交代過去的版本，所以有的書目便將它作為魯彥的小說與《野火》并列了。

吳組緗的長篇小說《鴨嘴澇》，重慶文藝獎助金管理委員會出版部1943年3月初版。抗戰勝利后，改名《山洪》，上海星群出版公司1946年4月新一版。也是一書兩名之例。

艾青的詩集《黎明的通知》，桂林文化供應社1943年5月初版。第二年改名《愿春天早點來》，由桂林詩藝社1944年8月初版。兩書均118頁，僅僅前者為小32開本，后者為36開本，怕紙型都是一個呢！

總上各點，足以說明新文學版本研究是相當復雜的。我們應當憑借版權頁來立論，但版權頁的變異情況又甚多，不小心就會出現失誤。為了說明問題，用釋例方式評論一二，若有不妥，乞盼方家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