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姜貴我國傳統思想道德升華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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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姜貴；傳統倫理道德；文化反思；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

論文摘要:姜貴的小說并非純粹的“反共文學”。他的創作，一方面通過古代婦女和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顯示出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意旨，另一方面又從中國社會現實出發，對西方文化潮流秉承了審慎的態度。對傳統倫理道德層面的揚棄與堅守，是姜貴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做出的可貴嘗試。

現存文學史中，姜貴是五六十年代臺灣“戰斗文學”的得力健將，他的長篇小說姐妹篇《旋風》、《重陽》被看作“反共文學”的代表作。由是，以往論者多從反共的政治角度去評判姜貴的文學成就。時移世往，當評論者們意識到政治標桿乃是衡量文學最愚蠢的尺度時，當姜貴筆下的鄉土中國早已成為歷史遺跡時，姜貴這個名字是否會隨著政治歷史的煙塵滾滾而去?海外著名的文學史家夏志清先生對姜貴文學創作的評價甚為貼切:“他正視現實的丑惡面和悲慘面，兼顧‘諷刺’和‘同情’而不落人‘溫情主義’的俗套，可說是晚清、五四、三十年代小說的集大成者。”①經歷了中國最為動蕩不安的時代，目睹了各種各樣的社會怪現狀，自身亦如浮萍一般四處漂泊，姜貴不能不思索這一切一切的根源。他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對古老悠久的文化傳統與流云般飛逝的時代思潮審慎反思，幽默諷刺地激濁揚清，由此顯示出他批判的銳利與堅守的執著。

姜貴本名王林渡，一名王意堅。一九0八年十一月三日出生于山東諸城縣相州鎮。他們這一代人從小深受傳統文化的熏陶，稍長又恰逢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日本侵華戰爭開始后則紛紛從軍保家衛國，其所置身之沖突復雜的文化語境、顛沛流離的生活閱歷，無不為激發其創作準備了豐沛的源頭活水，盡管作者本人也許更希望放棄這種“文章憎命達”式的生命際遇。

姜貴小說的時代背景，絕大部分以其大陸的生活閱歷為藍本，集中于清末民初至四十年代。他曾經說過:“我所謂自己的東西，既不離經，也不叛道，更不違反國策:不過是我所熟悉的，我所能深人體會的，我認為值得寫，適合自己寫，寫著順手的一些東西而已”。正是在這些非常熟悉的、融合個體感性體驗的過往生活中，姜貴開始經營自己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宏大主題。

姜貴反思的焦點重在傳統文化中摧殘個體生命的封建禮教，這主要體現在兩類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其一為婦女形象。古老的傳統中國，受禮教壓制最深者莫過于女性，婦女總體上處于社會的最底層。姜貴的故鄉相州是山東諸城的一個大鎮，封建文化思想的影響根深蒂固。《無違集》中，姜貴回憶道:

“相州稱鎮，有個土圍子，辛亥時候已經開始倒塌，鎮在由北而南去諸城的通衙之上，從北門到南門號稱五里，實際不過三里，這條南北大街相當繁榮，雖然一下雨就變成一條泥潭，但‘奉旨’的‘貞節牌坊’卻不少，隔不多遠就有一座，石料質地細密，規模高大，雕刻精致，初次到相州的鄉下人，看牌坊也算一景兒。

寡婦用一生的壓抑與孤寂換來的貞節牌坊居然沿街林立，甚至成為一大景觀，姜貴故鄉民風之保守閉塞，禮教觀念對人們思想的鉗制之深可見一斑。也許正是為故鄉的“名勝”貞節牌坊所震撼，姜貴才對封建禮教“吃人”于無形的本質格外關注。

《曲巷幽幽》中姜貴所描寫的小鎮，極有可能以其故鄉為原型。小鎮上“正經人家”的婦女，平日里不能踏出院門半步，不能在陌生男人面前拋頭露面，需要買日常用品時則自有專業的賣婆上門。小說中息秀才家的大兒媳婦毓金枝，丈夫早死，她與外界唯一的接觸，只是窗子底下巴掌大的一塊玻璃。玻璃雖小，卻為她提供了全世界。她從小接受傳統禮教的熏染，跟自己的小姑說:“做女人省了操心自己的事，不像男人辛苦。出嫁以前，聽從父母;出嫁以后，聽從丈夫公婆;老了，聽從兒子。一輩子都圖個現成。這樣的福氣，男人沒有。”④可是她卻未有子嗣，她的出路似乎只有一條—真熬不過了唯有聽從東跨院里那棵大棗樹(上吊的意思)。活著沒有機會體味生之歡樂，死亡于她反倒是一種解脫，但是她卻沒有怨尤，稿木死灰般忍受一切，誰讓自己命不好呢?《人面?榴花?朝陽》中的媳婦王惜嬌命運本來更為悲慘:為沖喜而匆匆忙忙嫁與病危的丈夫，過門當天就從新娘子變為寡婦，成親幾年只出過家門三次，還是為祭奠丈夫。但她也無怨無悔地堅信這是前生的罪孽、今生的宿命。這一類善良懦弱的女性死守著傳統社會腐朽的倫理道德，受盡寂寞與凄涼，卻還夢想著有一天能“苦盡甘來”，得一塊貞節牌坊以“流芳百世”。盡管最后礙于現代讀者審美心理的慣性，姜貴為她們安排了命運的轉機，但如果不是新思潮影響下社會風氣的開放，她們也許只能無可奈何地做封建禮教的殉葬品了。姜貴以冷峻細致的筆觸描摹她們柔弱與屈從的生命軌跡，寄寓了深切的同情。

古代的知識分子是封建禮教熏下的又一類受害者。海外著名的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畢其一生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他認為中國古代自先秦時期即出現了“士”，其社會功能與西方近現代所界定的知識分子非常接近:“他們是人類基本價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維護者。知識分子一方面根據這些基本價值來批判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的現象，另一方面則努力推動這些價值的充分實現。”然而，所謂的士畢竟只是一種“理想型”的知識分子，在封建皇權的高壓統治下，數千年來能真正以身作則或發揚光大者寥寥無幾。尤其是明清以來，極權政治幾乎完全窒息了知識分子自由思想的活力，使之成為比普通百姓更服帖的順民。魯迅先生曾塑造出遷腐可憐的孔乙己形象，激切悲憤地批判科舉制度對讀書人精神的摧殘。姜貴的筆觸卻更為含蓄蘊藉，《曲巷幽幽))中他用諷刺手法勾勒出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假秀才“息三世”:

“這個秀才，他也不真是秀才，他是秀才的孫子。因為物以稀為貴，在人們的口頭上，他世襲了。雖是口頭世襲，他本人卻弄假成真，仿佛他就是真的。五冬六夏，長袍馬褂;走起路來，踱著方步;兩撇八字胡，道貌岸然，其實他才四十多歲，字也并不識得多少。”

息秀才非常講究禮教觀念，不讓家中女眷出門半步，動輒要“亂棍打死”;每天夜爬大棗樹窺探隔壁檢家(實為娟妓)的動靜，冠冕堂皇曰“鑒察人間罪惡”，其實是為滿足自己的淫欲;不事生產卻偏要裝清高、強撐門面……直至房產被人訛占、女兒被人羞辱仍不知覺醒。雖然主人公并非貨真價實的秀才，但由此更能見出封建禮教侵人民眾心靈之深。對于舊禮教的荒謬可笑、扭曲人性之處，姜貴沒有激切直白、聲淚俱下地揭露與批判，而是完全用白描的手法，通過人物形象種種心口不一、言行舉止的錯位來自暴其短，莞爾之余令人深思。《曲巷幽幽》依稀可見吳敬梓《儒林外史》的影子，雖然，對于傳統文化腐朽陳舊層面的批判乃是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但在文學的表達層面上則明顯是承襲了晚清諷刺傳統的精髓。

姜貴的創作一方面不遺余力地繼承了五四先驅者反封建禮教的重任，而另一方面，對所謂西方現代文化思潮的態度又有所保留。經過那個狂飄突進的年代，姜貴對于一個典范失序的社會有了更為切身的體驗，他以略帶夸張的諷刺之筆，細細烘托那一場道德失序的惡的嘉年華場面，為的是達到他“紀惡為戒”的寫作主旨。《旋風》描寫大家族方家生活腐朽糜爛:方家大少爺浪蕩無行，三妻四妾尚不滿足，寧愿傾家蕩產也要娶一個品格低劣的妓女;方老太太則是抽鴉片、養小生，更以折磨老姨太太西門氏為生活樂趣，因為她在老爺生前讓自己倍受冷落。小說其他的主要角色不是軍閥，就是土匪，或者是妓女等等，人性中的色欲、淫欲、貪欲、報復欲……無限膨脹，匯集為一個道德秩序極度混亂的人間地獄。《重陽》更是借柳少樵這個集人性惡之大成的角色，反思種種激進潮流中隱藏的負面作用:柳少樵不喜歡父親為他挑選的品貌端淑的妻子，卻在洞房之夜將其強暴后拋棄，美其名曰反抗包辦婚姻;他又打著破除貞操觀念的名義奸污了下級洪桐葉的妹妹洪金玲，甚至連洪的媽媽也不放過;對于洪桐葉更是威逼利誘軟硬兼施、無所不用其極……他為種種反倫常、反倫理道德的變態行為加上一頂頂“反叛傳統”的冠冕堂皇的帽子，其實不過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姜貴用細致的筆觸描摹著這個欲望放縱的世界，卻沒有絲毫個性解放后的歡躍，其冷嘲熱諷的行文倒是透露出作者對倫理失范的社會混亂狀況的批判與憂思。

由此，對于時人盲目迷信的西方思潮，姜貴亦同樣秉持了一種謹慎審視的反思態度。雖然，五四以后此起彼伏的思想潮流早已是塵埃落定，但他堅信這種“后知后覺”文化反思的必要性:

“我的目的只在重現那一時代那一種特異的氣氛，給人重新感受，重新體會，用以‘紀惡為戒’而已。或有人以為這個想法有近冬烘，而且為時已晚，我卻并不那樣悲觀。胡適之先生一再提及的‘功不唐捐’，我相信那句話。”

長篇小說《旋風》即是出于這種深思遠慮而產生的杰作。小說塑造了一個讀書人“方祥千”的形象。方祥千深受傳統儒家文化影響，先天下之優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他非常關心國家的前途與命運，為了改革社會而學習、宣傳共產主義學說，耗費了大量財力物力，甚至不惜變賣家產支持革命。然而，他所有行為的動力與其說來自于那些還不甚了解的共產主義思想，不如說根源于他潛意識中儒家文化的烏托邦理想。試看他如何跟自己的侄子解釋共產主義社會:

“俄國經過十月革命以后，社會革命成功了。大家做工，大家種田，大家吃飯，大家一律平等，大家都有自由。結婚自由、離婚自由。……國家設有育兒院，孩子養下來，往育兒院一送，你就不用管了，一點也不牽累你!病了，國家設有醫院，免費替你醫治。老了，國家有養老院給你養老送終。總之，人家俄國是成功了。”“這就是孔夫子所理想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方祥千的革命理想并不是腳踏實地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解決問題，他積極借鑒外來學說卻又不求甚解，只管按照自身的文化心理和主觀意愿片面地闡釋外來文化思潮，用獻身理想的激情掩蓋嚴峻的現實何題。雖然，受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的影響，姜貴將方祥千革命理想的失敗歸結為“共產黨的興風作浪”，但是，其小說的可貴之處在于姜貴并未完全局限于政治意識形態的陰影，他從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出發，意識到:方祥千正是近代中國社會轉折時期某些知識分子的典型，他們對中國的現實境況深惡痛疾，試圖完全拋棄傳統的一切，移植西方文化來挽救中國亡國滅種的危機。殊不知，粗暴地拒絕傳統、否定傳統并不能回避傳統的陰影，他們對外來文化的主觀選擇仍然潛在地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所以，盲目迷信于外來文化思潮的魔力無濟于事，對其吸收借鑒最終仍需建立在反思中國傳統文化本身的根基上，否則只會弄巧成拙。文化傳統的變遷原是一個緩慢滲透的過程，狂飄突進式的思潮如五四新文化運動也許能在短時間之內達到摧枯拉朽的目的，但真正將外來的文明吸收化用、以便能有所裨益于本國文化傳統的更新則仍需要長期的理性與耐性:理性地認識本土傳統文化根源上的利弊，同時系統了解外來文明的來龍去脈，在此基礎上耐心地做一番文化嫁接工程。

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熏陶，姜貴能夠跳出封建禮教的束縛，但他又無法完全認同極端激進的社會失范狀態。姜貴幼時讀的是舊制中小學，每天下午三時放學后，沒有功課需要帶回家去趕做，善意的老師即給他們上兩個小時的課外之課，選讀《昭明文選》、《古文觀止》、《論語》、《古詩源》、《全唐詩》等等。山東本來就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再經過著意的培養熏陶，姜貴思想觀念中傳統文化的影響更為根深蒂固。他一面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弊端，一面又希冀發掘其有價值的部分，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基礎。姜貴發掘到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倫理道德層面的操守。公務員之家

他的小說堅守著傳統儒家文化“忠”、“孝”的倫理價值觀。儒家文化乃是由宗法~農業社會孕育出的倫理型文化系統，家族倫理中的“孝”正是其最為核心的倫理價值觀。家國一體的政治結構下，“忠”其實是“孝”的倫理價值觀的外延。封建集權的高壓統治下，傳統倫理觀念日益僵硬化、教條化，忠只能是愚昧地順從君主意志，而孝也逐漸演變為窒息個體個性發展的鐐銬，是以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協傳統的忠孝觀念受到猛烈的抨擊。但是，姜貴小說中維護的忠孝觀念顯然有所不同。

首先，姜貴把忠的觀念改造成了一種可貴的愛國情感。《旋風》本是人性之惡集中展示的舞臺，但作者仍然禁不住塑造了一個方八姑的形象:面對日本人的威脅，她寧死不屈;當周遭的人或為虎作悵、或忍氣吞聲與日本人打成一片時，她說:“我情愿犧牲我自己，為天地間留一線正氣!“我要叫日本人知道;我們這里不只有土匪、妓女、土豪、劣紳、地痞、流氓，也還有百折不撓的硬漢子!”姜貴正是試圖以方八姑的形象作為民族正氣的化身，雖然她最終被黑暗的惡勢力所吞沒，但她所代表的“富貴不能淫，貧殘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則長留天地間激勵后來者;《重陽》中的朱廣濟、錢本四也是這一類堅貞不屈、不向他涌惡勢力低頭的民族英雄。總體來看，他們皆能拋棄愚忠于封建統治者的思想，而以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作為立身處世的根本出發點，其忠貞不屈已成為一種可貴的愛國情感，這無疑是姜貴為忠的觀念注人的新鮮血液，也是內優外患的時代環境下傳統文化仍具有頑強生命力的表征。

其次，姜貴以一種現代意識改造了傳統孝道而又不違背其美德的本質。《曲巷幽幽》中，幽幽曲巷住著兩戶人家。息家的息秀才斗大的字不識得一籮筐，卻硬要假裝斯文、承襲祖父遺風做秀才，結果日子越過越寒酸;非但如此，他居然還死撐面子講究秀才的禮數，看不起靠勞動吃飯的毓家山的親家，認為“他這種人家，逼到最后，也只可窮，而萬不可賤。一論到買賣，不拘是工是商，都歸是賤，那就對不起祖先了。這樣的不顧現實環境變化、盲目地遵循祖制，也無怪乎他成為時人眼中窮酸的典型!他的大兒子聰明伶俐，卻被父親用孝道逼著在家做酸腐秀才，結果越來越文弱、竟至喪命;他的二兒子息硯孫在賣婆宋三妹的指點下勇敢地走出家門，到遙遠的城市去自己創業，反倒能衣錦榮歸，成為父母老來的依靠。何為真正的孝道?姜貴通過息秀才一家祖孫三輩的生活軌跡進行了形象的說明:所謂的孝道仍然應當從內心深處孝敬父母，但絕非因循保守地盲目聽從，而是盡量發揮個體才智、創造出屬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只有立己才能立家進而立國。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隔壁的“檢家”。檢家實為暗娟窩點，極喜追求時代潮流，他們積極地讓自己的孩子走出去闖天下，但是，他們的孩子卻沒有一個落得好下場:女兒做娟妓，最終被人暗殺在火車上;兩個兒子則被培養成日本人的走狗。他們拒絕與自己的父母相認，完全為日本人盡忠盡孝去了。究其根底，還是因為檢家家風糜爛、缺乏傳統倫理道德的浸潤，才使其在動蕩社會中迷失了方向。兩相對比中，姜貴的創作主旨呼之欲出:傳統文化的倫理道德觀固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它們乃是中國倫理型文化的根基所在。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型中，積極吸收外來文化以適應社會環境變遷固然可以使國家民族擺脫危亡的境地，但如果沒有中國本土的傳統文化做根基，所謂的現代化也會因迷失方向而轉人另一種歧途。

五十至七十年代，大陸文壇上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成為衡量文學的首要標準，中國傳統文化或被按照政治標準改造，或被作為封建遺毒徹底摒棄。臺灣文壇方面，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慘敗亦使痛定思痛，反省共產黨以“筆權”打垮了國民黨“軍隊和政權”的歷史教訓，于是亦鉤織起嚴密的文學監控網絡，運用各種行政手段倡導“反共文藝”、“戰斗文學”。無論哪種意識形態之下，中國傳統文化都被擠壓到了潛隱或邊緣狀態。此時的姜貴，能夠偏離臺灣文壇的主流審美傾向，秉承五四文學傳統開拓的現代視野、謹慎地回頭審視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并以此為本位激濁揚清兼收并蓄地進行文學創作，不僅在邊緣地域延續了中國傳統文化，從長遠來看，更對其現代轉化有著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