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美術匠人精神及當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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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延安民間美術主要源于農耕文化，受到習俗、政治、宗教、歷史等各方面的影響，發展和延續了東漢時期畫像石“以象示意”的審美意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生存空間，傳承了中華民族悠久的藝術技巧，創造抒發了原態本真、精益求精、傳承創新的匠人精神。它產生了強大的向上、向善、向夢、向真、向美的精神力量，是新時代民間美術創作所需要的重要精神和營養，也是當代民間美術創新的靈魂。

關鍵詞:延安;民間美術;匠人精神

當代學者呂勝中認為:“民間美術是生產者的藝術，是勞動人民美的創造，是一切其他美術如宮廷美術、文人士大夫美術、宗教美術及各種專門美術的淵源和基礎。”［1］民間美術的概念是雕塑、建筑、工藝、繪畫等門類在內的集合體，它的概念不以功能劃分，而以創作者區分，是特指由社會普通民眾創作、應用和欣賞的生活美術形式。所以民間美術的創作者不是“藝術家”，而是“匠人”。他們是具有專門技藝的匠人，他們不要求具備高超的藝術綜合素養，但需要熟練掌握某一類創作技能，他們的作品融入了更多的工匠傳承性和來自民俗生活的創作性。與“藝術家”相比，“匠人”的要素是相對嚴謹的制作程序，具有程式化的技藝表現。自古以來陜北人民勤勞耕作，熱愛生活，他們勞作之余，通過藝術的方式祈愿生活吉祥如意。大量的民間藝術文化傳承是由原始的“樸素直接”到工藝制作再到藝術審美的升華，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由技入道，陜北民間藝術脫于工藝，融于文化藝術審美之列。獨特的地域產生的陜北民間美術，雖然不具備平原地區傳承傳播的雄厚基礎，然而陜北民眾對美的追求像涓涓溪流，頑強矍鑠地傳承傳播并歷代創新，最終與中原文化溶于一體，彼此呼應，相互影響。由民族文化認同到民族文化強大，使得中華民族永久立于世界之林。正如西方以及日本等國家在工業領域制造業所提倡的精雕細琢，技藝完美的精神，“匠人”以嚴謹的創作風格和精益求精的技藝成為重要的藝術創作者，而民間美術的工匠精神正是這些“匠人”在一代代的傳承中凝聚的人的精神。正如徐復觀所言:“中國文化的主流，是人間的性格，是現世的性格。”［2］民間美術同樣表現了“人”的精神。陜北延安以質樸熱情的“人”之性格，在歷史發展中凝練出民間美術個性鮮明的“匠人精神”，其匠作之美中蘊含的陜北之“勤勞”“質樸”“執著”，不僅昭示出延安地域文脈的厚重，更能啟迪現代藝術工作者，傳承其匠人之心、匠人之神。

一、地域文脈積淀上的延安民間美術

延安位于陜西省西北部，地處中國文明發源地黃河中上游，具有獨特的黃土高原地貌和悠久的歷史。延安地區歷史文化脈絡可追溯至上古農耕文明初創時期，據順治年《延安府志》記載，唐堯、虞舜、夏商時期，延安名雍州，自周代開始，稱為白翟地，之后名稱各有演替，如漢代時期有膚施、高奴、白土、定陽等名稱，隋朝地理志中標注，“延安”這個名稱是從西魏開始的，之后數次更名，隋朝時期也出現過“延安”之名。唐代又多稱為“甘泉、金明”，且已完善行政建制，逐步形成以“延安郡”［3］命名的傳統。歷代的延安，一直是邊陲重地，漢時，匈奴與漢以膚施為界，宋代亦為兵家重鎮。延安自隋朝形成現代行政規模。有上千年的發展歷史，1935年5月，陜北紅軍始設延安縣;在抗日戰爭時期，延安成為重要的中國革命根據地;1996年，延安成為地級市。目前延安市包括寶塔區、安塞區、延川縣、子長縣、甘泉縣等兩區十一縣。尤為重要的是，當代延安因其悠久深厚的歷史積淀和革命貢獻，成為國務院首批公布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一)多元融匯的地域文脈。延安地域文脈具有多元融匯、歷史久遠的特點。其一有原始巫圖文化和農耕文化，原始社會時期人們對大自然認知有限和崇敬形成了原始神秘文化，包括巫術、民間信仰和圖騰文化。圖騰紋樣表現在剪紙、建筑裝飾等視覺藝術上，成為具有地域特色的藝術形式，延安這塊黃土地上的民眾傳承了祖輩們的原始神秘文化，帶著強烈的農耕習俗，形成了自給自足、天賜自得的精神圖騰。如傳統民俗觀認為雞、魚代表著天地交合，是原始文化中出現的裝飾主題，在延安剪紙藝術中也有“雞銜魚”紋飾的表現。在黃土高原居民的傳統觀念中，順應天意才能帶來生活的美滿幸福，這種民間文化早已形成血脈融入代代延安人的基因中。其二是中華民族本原文化，中華民族本原文化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核和生活哲學，包括“天人合一”“陰陽相合”“逝者永生”等命題，在延安剪紙、匠作建筑彩畫中多有體現。其三，延安因歷史與地理原因，是中國傳統農耕文化和草原文化交融之源，兼具兩者文化的精髓，黃土高原獨特的地理因素決定了農牧業水平發展緩慢，延安生產活動皆以村莊宗族為主，在封閉的農牧經濟發展中，反而保護了傳統民間美術的古樸與稚拙。其四，延安所在的黃土高原地域，有普遍的敬鬼神、重務實、尚武力的社會心態，這與延安復雜的歷史狀況關聯緊密，是典型的多宗教、多信仰和多神化突出的地域，包括了佛、道、泛神教、巫術等多樣化的民間信仰，這種多神信仰的千年發展，為延安民間美術提供了多樣化的創作題材，是延安剪紙、繪畫、雕刻、彩畫等藝術內容豐富、精繪細作的重要靈感之源。延安地域文脈豐沛，不僅蘊含著上古農耕文明，更受到匈奴異族農牧文明的滋養，秦漢時期重鬼神的浪漫主義精神亦融匯其中。而在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傳承了“塞上咽喉”的歷史傳統，成為中國革命重要的落腳點，更是新中國勝利的起點。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共同凝練出個性鮮明的“延安精神”，而這些歷史亦反哺藝術，與秦漢以來的文化一起形成延安厚重的文脈積淀，催生出延安民間美術個性強烈、質樸熱烈的藝術風格。呂勝中曾把民間美術喻為沉浸在文化長河中的“水面以下的半個木頭”［4］，雖然是默不作聲，但實質是中國傳統民族文化形象的內在托力。延安民間美術出自延安人，是延安人最原始但也最熱烈，最質樸但也最精致，最實用但也最審美的內在品格表現，這種內在品格，即是延安民間美術的“匠人精神”。(二)地域文脈隨歷史進程孕育匠人精神。匠人精神是對生活的熱愛，對本土藝術的執著，對所產生的藝術歷代傳承和生活記錄，求精細琢的專注。西方以及日本等國家所提倡的匠人精神為工業領域里的精雕細琢，技藝完美，在工業領域制造業中產生了極大的作用。《莊子•庖丁解牛》是中華民族獨特的技與藝的交融，是謂中國專注式的匠人精神。陜北民間美術體現了匠人精神與地域文脈的深度交融表現，延安人民有著樸實淳厚的民風、民俗，沉淀為綿延千年的傳統地域文脈，更外化為當地民間美術作品中的匠人精神。匠人精神與地域文脈緊密相關，地域歷史是民間美術匠人精神的沉淀，地域文化是匠人精神的風骨，地域資源是匠人精神的物化表現。步入現代，苦難的中國，飽受凌辱、抗日烽火燃遍大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古老的陜北民間美術更是發揮了特殊的藝術魅力，無論是軍民，還是藝術家，他們積極投入到救國救亡、民族獨立的運動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期間產生了貼近社會、貼近生活，眾多五彩繽紛的民間政治宣傳藝術作品，迅速地從陜北延安傳向抗日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形成強大的積極向上的號召力，使苦難的中國瞬間有了政治文化的向心力。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從勝利走向勝利，這種軍民一體齊生產共抗戰的藝術作品形式，在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下，產生的號召力具有著愛國主義式的匠人精神，使之有了牢固的民族基礎，帶有濃厚陜北意味的創作也成為了烽火年代不朽的藝術作品。

二、延安民間美術匠人精神的特征

徐藝乙在《工匠與精神》一文中指出:“認真的態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最大限度地發揮產品的作用，就是中國人的手藝精神。”［5］這一點在陜北民間美術中表現的淋漓盡致，無論是安塞的農民畫和剪紙，還是延川的木刻版畫和布堆畫，包括洛川的面花和毛麻繡，富縣的薰畫等等，無不體現著民眾質樸的內心和認真的態度，無不體現了精益求精的執著之心，通過對陜北民間美術創作的梳理與研究，陜北延安民間美術匠人精神有三個突出的特征。(一)原態本真的藝術天性。原態本真的藝術天性是陜北民間美術最為突出的匠人精神表現，原態是重視材料的原生態，更是對藝術的原生態追求;本真則是重視最直接、最純真的情感表現。1.改變惡劣自然條件、創造美好生活的創造精神圖1楊梅英《花瓶》在陜北，黃土高原是地域典型特征表現，黃土高原不像江南的水鄉、中原的平地沃土，對農耕文明來說，并不具備農耕的優勢，但面對這樣的惡劣自然條件，陜北人民利用“黃土”進行美術創作，陜北延安農村的居民窯洞中，用黃土做的圍墻、黃土盤的土炕，處處充滿了泥土的氣息，民眾應用黃土高原特有的泥土制作具有陜北特色的泥塑，成為民間美術重要的類別。如洛川泥塑藝人楊梅英，她運用洛川本地的傳統方式捏制泥塑(圖1)，利用洛川土崖上獨特的膠泥土和泥，通過對生活的理解，在面花的造型基礎上，設計捏制而成。這種充分應用自然資源，美化改變自然條件的美術創造精神也表現在陜北剪紙藝術中，陜北延安民眾，用剪紙裝飾簡陋的黃土窯洞，里里外外張貼了色彩各異的剪紙，如同一個原生態藝術展區，剪紙中包括了窯洞外部的裝飾如窗花、墻花和門花等;窯洞內部的裝飾如炕圍花、碗架云子、板架云子、筷簍花、坐帳花和頂棚花等(圖2)。陜北剪紙最常見的是紅色，古時中國人對日神的崇拜以及對火的皈依，是族群共同的心靈記憶和文化認同，紅色的剪紙寓意著驅邪、祈佑、喜慶、紅火、幸福、美滿。此外，陜北延安民間剪紙在紅色中搭配一些“藍色、綠色、黃色、桃紅、黑色，表達了匠人樸素而艷麗的審美意識”。［6］(圖3)剪紙藝術在陜北家居生活中隨處可見，充分表現出陜北延安人民在美術創作中的樂觀積極、富于創造的匠人精神。原態精神也表現在延安民間美術的造型中，安塞農民畫表現了濃郁的原始美術造型觀念，具有強烈的裝飾意味。如安塞朱光蓮的作品《領頭羊》(圖4)，以羊為主題的農民畫，直觀的將人俯視羊在田間吃草的景象大膽繪制，減弱透視形成二維平面化造型空間，造型夸張、簡潔，突出表達了羊的本質性特征，植物與谷物生長于羊的身體和兩側，極具想象力，充分體現了富于創造的原態精神。2.汲取自然靈感、率真表現的本真精神陜北民間美術流暢自然，毫不造作，與創作者率真的匠人精神緊密相關，20世紀80年代陜北延安縣級文化館組織了對傳統剪紙藝術的搶救活動，輔導教師建議剪紙的大娘們試著開始繪畫，而這些樸實的創作者一揮而就的在紙上描繪出圖像，這種極自由流暢的創作風格得到專業美術界的肯定。薛玉琴創作的《牛頭》(圖5)獲1982年法國獨立沙龍展圖5薛玉琴《牛頭》覽的一等獎，是一幅局部特寫作品，畫面上出現了三個牛頭，一個側面，兩個正面。三種姿態，大大的眼睛，彎彎的牛角，無身無蹄的造型，突破了安塞農民畫求全的繪畫思維，表現出現代主義繪畫夸張而浪漫的風格，而薛玉琴繪制這件作品完全出于自己在自然田間勞作時所見的情景，是自己眼中看到的一瞬間擺了擺頭的牛的造型。她在日常生活中觀察仔細，汲取了自然賦予的創作靈感，融合自己內心對吉祥、富足生活的向往，傾注了內心的真情實感，充分表現出延安民間美術匠人精神中原態本真的精神特征。(二)精益求精的藝術追求。延安民間美術作品雖然有些是神似而形簡，有些描摹細致，但總體來說都表現出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通過對作品的梳理分析，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在陜北民間美術中主要表現在執著追求和創造精品兩個方面。1.專一執著的藝術品質在民間美術中，執著追求的藝術品質首先表現在創作者的年齡和環境中，典型的有陜北的高鳳蓮，她一生極為坎坷，飽經命運之苦，但她性格堅韌，生命力旺盛，對追求美好生活有著極為強烈的愿望。她創作的剪紙《虎》(圖6)以富于動感的刀法描繪了一只憨態可掬的老虎形象，在陜北的民俗文化中，人們把虎和貓都視為人類的保護神。很多剪紙、農民畫的創作者從十幾歲就開始剪紙，到現在過了幾十年了還都在剪，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熱愛。農村較差的生活環境并未阻止他們追求藝術、創造美的內心渴望，如今已68歲的侯雪昭隨手拿起剪刀就可以剪出栩栩如生的作品，幾十年來剪刀一直陪伴著這位勤勞、執著、質樸的陜北民間藝人，侯雪昭對民間美術的熱愛與崇敬表現了陜北藝人執著追求美的藝術品質。圖6高鳳蓮《虎》陜北民間美術創作者們更執著追求作品的文化內涵，他們將剪紙和刺繡等藝術手法融合在一起，認為作品不僅要美，更要有吉祥的意韻。所以他們著力創作繁復的紋樣花卉裝飾，對造型進行夸張想象，如張芝蘭創作的農民畫《毛猴抽煙》(圖7)，在猴子身上加上了“魚、太陽、鳥、彩陶紋等多種裝飾圖案，獲得了國家文化部農民畫大賽三等獎”，［7］表現了民間藝人對細節的刻畫和對藝術之美、之趣的執著追求。圖7張芝蘭《毛猴抽煙》2.創造精品的藝術思考陜北民間美術創作者不僅有著執著的藝術創作精神，更在藝術理念中突出創造精品的審美內涵，在陜北，人們對藝術精品有著系統的藝術理念，首先是都有“大美”的精品藝術理念，民間藝人認為大等于美，在其作品中著力刻畫創作者認為最能體現事物本質特征的部分。如朱光蓮的農民畫《領頭羊》著力刻畫羊頭的造型，將花卉、鳥禽等形象融入進去，進行多樣的紋樣表現，是創造精品藝術理念的表現。再如前文所示的以“牛”為主題的農民畫，著力刻畫牛頭的造型，以花卉、彩陶紋樣等藝術語言進行細致的裝飾，表現出對藝術精品的創作理念。其次是認為精品作品應充滿“生命力”。如李秀芳的剪紙《打腰鼓》(圖8)，表現了安塞腰鼓打起來的猛勁、虎勁、蠻勁、巧勁、野勁和能勁，強調超越現世生活的美好藝術世界的營造。最后是“求全”的藝術精品創作理念，在陜北民間美術創作中，創作者們不以西方科學透視為準則，而是表現出對“全”，對“圓滿”世界的向往。如郭佩珍的剪紙《農村風情》(圖9)，表現山就會表現出山的上下左右所有角度的動植物和人物，其畫面是超越時空的多維表現。陜北民間藝人通過系統的藝術理念表現了對藝術精品的理解，更表現出了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圖8李秀芳《打腰鼓》圖9郭佩珍《農村風情》(三)傳承創新的藝術理念。1.傳承傳統的藝術信仰。魯迅曾說過“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由此可見，傳承是創新的基礎，更是創新的根基。陜北民間美術中，農民畫可謂是傳承民間藝術的豐碩成果。陜北延安市的農民畫最初是由剪紙藝人開始創作的，他們傳承了傳統剪紙中的造型和圖式，更參考了木雕、磚雕的某些藝術特點，形成特色鮮明的藝術風格。此外，延安剪紙，也繼承了傳統的民俗文化和吉祥紋樣。如高如蘭的《抓髻娃娃》(圖10)表達了民間樸素的天人合一的觀念，一手抓雞(陽)，象征鳥、天，一手抓兔(陰)，是地上跑的動物，象征地表達了天地人交融的傳統觀念。《抓髻娃娃》與商代青玉女佩藝術風格非常相似，很可能是商代文化在陜北的遺存，這種傳承傳統的藝術創作意識是傳承傳統的藝術精神表現。如延長劉蘭英的剪紙《毛猴戲魚》(圖11)，猴在民間是陽性符號，表現了具有生殖意味的傳統思想;安塞李秀芳的剪紙《掃天媳婦》(圖12)，表現了一定的巫術思想，以祈禱云散天晴，代表了對傳統原始宗教的傳承表現。在陜北民間美術中，創作者們對美術作品中的文化內涵和審美意蘊以及意象造型都進行了一代代的傳承，民間藝人認同并且傳承著這些紋樣和紋樣背后的人文情懷、民俗規矩，傳承著對生命和繁殖的美好愿望。［8］如在剪紙藝術創作中傳承了代表陰性的水紋、蓮花紋、蛙紋、兔子紋、魚紋和花瓶紋，代表陽性的鷹紋、雕紋、云鉤子紋和龍蛇紋等，這些都是傳統剪紙中既定的紋樣，有著既定的符號意蘊，能夠得到藝術創作中普遍的共鳴，正是這種傳承傳統的精神使陜北民間美術越來越豐厚，散發著積淀深厚的傳統醇香。2.創新發展的藝術動力。傳承傳統并非是一味的復制，而是在傳承基礎上展開創新，城市的快速發展影響著陜北農村生活的變革，時代的不同也會帶來審美的變化，創新發展成為陜北民間美術的突出特征。如安塞農民畫就是在這種基礎上對多種民間美術種類，如剪紙、刺繡進行傳承，最終創新發展，成為極具特色的現當代陜北民間美術的表現形式。陜北安塞農民畫中出現了與傳統迥異的構圖和藝術表現語言。如曹殿祥創作的農民畫《吹手》(圖13)，構圖就選擇了更加現代的半身人物形象，這與傳統求全、求飽滿的民間藝術觀念不同，但在紋樣上也裝飾了傳統的陽紋，體現了傳統與創新的結合，是農民畫創新發展的新探索。不僅如此，還有藝術語言的創新，安塞農民高金愛的農民畫《婆姨》(圖14)中，著力表現具有濃淡效果的水墨形式語言，水墨語言的形式突破了傳統的藝術表現手法。延安民間美術是在創新發展的道路上成長起來的，在抗戰時期，解放區新剪紙的出現就是對傳統剪紙藝術的創新發展，革命藝術工作者的主動創新，為陜北民間剪紙拓寬了發展之路，影響了當地的民間剪紙藝術的民眾。如古元創作的新剪紙《識一千字》(圖15)，引領了延安小寫意的創新剪紙形式，表現出了濃郁的革命勞作的風格。20世紀中期，延安民間美術適應新的時代內容和風格，創造了新的剪紙題材。如劉金蘭的剪紙《一個孩子》(圖16)中出現了電燈、高跟鞋、收音機，表現了現代生活。這種具有時代特征的創新剪紙對后來的創作者具有極高的價值，陳山橋老師曾說陜北傳統民間剪紙人物較少，多是花卉和動物，或者神仙和擬人化題材，這是傳統和傳承。20世紀80年代這種觀念得到了革新，通過對西方藝術和木刻的學習，融入了人物剪紙的題材。不僅如此，剪紙也登入大雅之堂，成為各類書籍的封面，如新中國成立之初柳青的《種谷記》封面(圖17)就應用了民間剪紙為封面。江豐曾說，延安剪紙的美是健康樸素的，運用在裝飾美術上，運用到插圖和其他創作中，豐富表現手法，促進藝術形式的革新和民族化。可見，民間美術的應用范疇不再僅是村居生活裝飾，而是拓寬了新的范圍，走向創新發展之路。

三、延安民間美術匠人精神的當代價值

延安民間美術匠人精神是民間美術的靈魂，它匯集了一份責任、一份擔當、一份情懷、一份堅守，是中華民族精神文明的具象載體，在提倡和諧社會的今天，中華民族優秀傳統藝術、優秀的民間藝術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是當代社會發展城市文明，推動鄉村振興政策建設的根本所在，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這種具有家園信念、自信理念的優秀精神是我國當代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匯聚起來，產生了強大的向上、向善、向夢、向真、向美的力量，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建設的道路上承擔起重要的社會責任。(一)本真樸素的當代審美價值。陜北民間藝人的原態本真精神極為突出，他們通過作品形象傳遞出了一種可以感知的、觸摸的，更可以看到的實體藝術形式，陜北民間藝人通過剪紙和年畫等創作，將自己的生活精粹化，以原態活潑的艷麗色彩，以本真而夸張的意象造型裝飾鄉村生活，成為鄉村農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節氣時令，在傳統年節和廟會，代表了人們美好愿望的剪紙和年畫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在窗欞山墻，在門板家具等處出現，更遍布在陜北廟宇樓臺的公共建筑中，在樹木植物等自然景觀中，與人們活動空間和自然景觀空間均巧妙結合，成為富有人文特色的鄉村人文景觀，成為陜北民眾精神世界的藝術物化視覺形象，為鄉村生活帶來火熱的節日之貌，更表達出人們對生活美好的祝愿。這種夸張的形象、艷麗的色彩，表達了人們對原生態，對質樸和本真的審美認同，其藝術作品的內容也以“善”為主，無論是“掃天媳婦”的夸張，還是“猴子戲魚”的生動，無不將這種“善”的精神放置于生活的方方面面，通過積極向上的藝術態度創作出來，這種“善”實質就是民間藝人對質樸之美，原態之美的推崇與肯定，是對生活本原之物的敬畏與傳承。如當代陜北民間剪紙傳承人余澤玲創作的《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圖18)，即延續了傳統對讀書的尊重和敬畏，又結合當代文化自信的精神，運用傳統技法表達了當代生活的剪紙作品;陜北泥塑民間藝人王文瑜則通過泥塑作品(圖19)，將陜北民間生活場景一一再現，帶給民眾一個質樸、祥和、原生態的鄉村生活情境，喚醒了民眾對村莊的記憶，表達了對樸素之美、自信之美、本質之美的贊賞與肯定，突出體現了陜北匠人王文瑜對傳統民間藝術的高度自信，也是當代陜北民眾審美價值的集中體現。(二)求精尚巧的藝術創作價值。中華民族文藝復興是當代文藝界重要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在當代提倡民族文化復興的背景下，陜北延安民間美術的匠人精神以“求精尚巧”的精神內涵體現出濃郁的當代藝術創作價值。民間傳統技藝是“技術”與“藝術”的結合，陜北延安民間美術通過“手作”的方法提倡“精益求精”和“巧奪天工”的匠人精神。如郭如林的剪紙作品《十二生肖•兔》(圖20)將小巧的兔子與蔬菜巧妙結合，纖毫畢現，融花于兔，表現出極致的精美手工;其布堆畫《馬上封侯》(圖21)中，則借諧音表達了巧妙的構思，表現出求精尚巧的藝術創作精神。同樣在延安民間剪紙傳承人余澤玲的創作中，以現實題材為內容創作了《一帶一路》(圖22)，采取中軸對稱的構圖，端正莊重，“絲綢之路”與“一帶一路共發展”前后呼應，選擇了中國現代建設符號如高鐵、輪船與傳統形象符號如西安古城相融合，表現出極為巧妙的構思，而兩旁的瀚海駱駝則通過剪紙的紅白形式描繪出兩條纏繞的“龍”的形象，不僅加強了中國形象氣質，更體現出精致巧妙的藝術構思。圖20郭如林《十二生肖•兔》圖21郭如林《馬上封候》圖22余澤玲《一帶一路》陜北延安民間藝人的匠人精神以“質樸”“原態”，以“求精”“尚巧”的精神內涵在當揮出更高的藝術創作價值，創作出新時代富有“大國復興”面貌的美術作品，創作出更具新時代氣息的精品力作，抒寫了新時代陜北民間美術的輝煌篇章。(三)尚新和諧的當代精神價值。民間美術藝人多以傳承傳統形式和題材為主，但其具有的強勁生命力在于其嚴謹傳承中的發展與創新。如前文所提到的余澤玲，不僅在傳統的剪紙題材中得心應手，更緊隨時代，在形式和題材上展開了創新，他們的藝術作品開始表現當代生活的內容，增加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諧社會”“一帶一路”等新內容，更增加了“男女都一樣”“手機與網絡”等當代生活內容的題材。其應用范圍也不僅是傳統裝飾建筑的純粹裝飾品，而拓展到室內裝飾畫、服飾紋樣、墻面宣傳畫等多樣化的范圍，走入中小學、走入社會，越來越多的群體感受到了民間美術的藝術魅力。隨著時代的變化，延安的地理環境產生了越來越好的變化，民間藝人緊隨時代，表現了突出的藝術敏感力。如余澤玲創作的剪紙《歡慶十八大》，寶塔山下，延河水畔，陜北農民打腰鼓、吹嗩吶、扭秧歌，臉上洋溢著幸福、燦爛的笑容，用陜北人獨特的歡慶方式，表達對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八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喜悅;余澤玲的另一幅創作《中韓體育交流》更通過牡丹、五環和運動形象表現了中韓友好體育運動的當代內容，表現出尚新和諧的現代文明圖景。延安民間美術不是為生計和利潤產生的商業繪畫，而是創作者隨性情而發的精神娛樂和情感表達形式，它沒有功利目的，沒有情緒宣泄，反而極為自然的傳遞出陜北人民樸素價值觀和原態審美意識，是陜北人民最真實的精神家園的呈現，這樣和諧的匠人精神告訴了當代美術工作者，要靜下心來，精益求精搞創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創作表現新時代美好生活的藝術作品。在這種匠人精神的內涵引領下，當代美術工作者們要擔當起為民眾樹立正確的審美意識，掃除頹廢萎靡之風，凈化人類心靈的責任。在當代多元文化發展的過程中，陜北延安民間美術也是中華民族優秀的藝術形式之一。研究其中蘊含的匠人精神，不僅是挖掘延安民間美術中的“原態本真”“精益求精”和“傳承創新”，更要在當代文藝創作中，追求樸素的審美價值、求精尚巧的藝術創作價值、尚新和諧的精神價值，集中體現社會整體文明觀的塑造和當代藝術創作的內在精神。中華民族所具有的獨特的“匠人精神”，是傳承、創新的動力和靈魂，具備了匠人精神的優秀品質，才能堅定民族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律;才能使民族傳統筑基穩固、開拓創新、匠心筑夢。同時，美術工作者自覺傳承陜北民間美術獨特的人文藝術內涵，自覺承載展現人民幸福生活和祖國宏偉藍圖的使命，創作出無愧于新時代“大國復興”的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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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曉紅 路璐 單位:延安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