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行業國際化和FD因果關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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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過應用計量經濟學STATA軟件，主要研究了中國銀行業國際化與對外直接投資fdI之間的動態聯系。本文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中國銀行業的國際化行為和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FDI發展之間的因果關系，即中國銀行業國際化究竟是對外直接投資FDI發展的原因還是結果。得出的結論是我國銀行國際化發展與實體部門的國際化擴展之間相輔相成。

關鍵詞：商業銀行;銀行國際化;對外直接投

關于“銀行業國際化”，中國學者羅熹(2000)對于“銀行經營國際化”的定義是：“銀行按照國際規則，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直接或間接加入全球性金融服務。從廣義上講，凡是在銀行經營中涉及資金跨境流動的，即可視為經營國際化。從狹義上講，經營國際化是指通過大規模設立海外分支機構或建立關系，形成全球性的營銷網絡，在國際范圍內從事金融服務，實現以資本國際化為特征的跨國經營，亦即形成現代意義上的跨國銀行[1]。”中國學者莊乾志(1999)則直接給出了“銀行(業)國際化”的定義：“銀行(業)國際化是指銀行從事國際金融業務，到海外建立機構開展業務，其經營由國內發展到國外，從封閉走向開放的過程[2]。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商業銀行紛紛制定并實施“走出去”的海外發展戰略，將立足境內、面向海外、在主要國際金融中心設立分支機構作為發展的既定方針，同時開始嘗試以資本合作方式引入境外戰略合作伙伴和直接投資參股適合的國外銀行。整體來說，由于目前中國商業銀行跨境發展仍是以滿足中國客戶的基本跨境金融需求為主，因此內生性的擴張是其采用的主要策略。不過，隨著中國企業的跨境金融需求更為多元化，以及中國銀行著眼于自身的長遠發展和增強中國經濟的世界影響力的戰略考慮，以戰略聯盟或海外并購形式進行的海外擴張也會逐漸增多(見表1、表2)。同時，自20世紀90年代起，中國的制造業FDI也發展迅猛。過去30多年，中國一直是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東道國，現在中國對海外的直接投資逐年增加，成為世界主要的對外投資主體之一。根據商務部的統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企業)在2010年末達到了590億美元，同比增長23.4%，是2000年的64倍(見圖1)。銀行國際化的模式與母行所在國家與分行或子行所在國家之間的整合程度有著密切的關系。國家之間的整合程度由經濟變量(比如貿易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資)和非經濟變量(比如語言、法制和文化相似性)共同決定。而通過研究銀行國際化與FDI之間的動態關系，則從動態的角度分析了銀行國際化與國家間實體部門整合程度的關系。

1研究前提和假設

從上面的統計結果可以看出，近幾年來，中國銀行業國際化和FDI總體上都處于迅速發展的狀態。本文要解決的問題是，銀行國際化和FDI發展之間的因果關系，即銀行國際化究竟是FDI發展的原因還是結果。因此本文可以做出兩個假設：第一，中國銀行向海外國家的拓展導致了中國FDI的增長。這一假設成立的兩個前提是：(1)中國的銀行在海外的直接投資早期就可以實現。(2)金融市場的開放加快了FDI的增長。另外，根據Dages，etal.，(2000)的文獻，外資銀行的進入使得金融系統變得更加穩定[3]；根據Clarke，etal.，(2003)的文獻，外資銀行的進入可以減輕信用約束，盡管外資銀行并不愿意借錢給小企業[4]。第二，相反的假設則是中國的銀行是跟隨它們的客戶走向國外的。根據這一假設，中國的制造業公司首先增加了其與海外國家間的FDI，第二階段銀行看到了在這些國家擴張業務的商機，即借款給貿易伙伴或者新成立的跨國公司，或者跟隨原有客戶將業務轉移到海外國家以保持原來的總體風險不變。近年來有很多文獻分別研究了銀行國際化和非金融公司國際化。接下來我們分類做一下概括和總結。1.1銀行國際化促使公司向海外擴張。根據國際化的程度，公司被分為三類：第一，沒有任何海外聯系的公司，在國內生產并在國內銷售商品；第二，在國內生產向國外銷售商品的公司；第三，除了出口之外還將工廠轉移到國外的公司。公司在向海外擴張的初期必須承擔一定的沉沒成本，而針對這一沉沒成本必須提前進行融資。這樣一來銀行在公司國際化進程中的角色就十分重要。產品國際化的成本有很多種不同的形式。比如說投資者要承擔原先有利的經濟條件隨后變得不利的風險等。因此，產品國際化對于大公司來說更加可能，根據Helpman，etal.(2003)的文獻，大公司能夠承擔更多的沉沒成本[5]。不同形式的公司國際化都需要外部融資。DeBonis，etal.(2008)的文獻指出，兩種形式的國際化對于公司的外部融資具有雙重影響[6]。一方面，外部融資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獲得外部融資會變得更加困難，這是因為公司融資需求增加的同時，由于沉沒成本的存在，公司資產對于外部投資者特別是銀行來說變得更加不透明了。沉沒成本必須得到融資，同時它又把一些公司資產轉移到了國外。從會計的角度來看，公司的商譽資本增加了，并且一部分轉移到了國外。從經濟理論的角度來看，這增加了公司相對于國內銀行的信息不對稱型，因為公司的無形資本(商譽部分)相對于有形資本的比率提高，而只有有形資本可以用來抵押貸款。更重要的是，無形資本發生在國外，對于國內銀行來說是十分遙遠的，因此銀行評估該公司信貸可靠性的能力比原來大大下降了。母國金融部門發展與公司國際化的聯系是顯而易見的。顯然，當借款銀行在公司的直接投資目標國運營的時候，影響公司融資能力的信息不對稱的負面效應會大大降低。因此，當公司在銀行已經涉足業務的國家進行擴張時，銀行更愿意為公司的國際化投資。如此看來，外資銀行能夠從母國拉動FDI。1.2實體部門國際化促使銀行國際化。顯然，與上述相反的關系，即實體部門導致的銀行國際化也是說得通的。根據Farabullini和Ferri(2005)的文獻，銀行出于不同的原因選擇國際化[7]。第一，風險分散化：在不同國家活動可以幫助銀行應對某一國家出現的異質性波動。第二，銀行國際化是為了尋求利潤更高的市場，比如，成長速率更快的經濟體；在新興國家外資銀行的存在能夠提高金融系統的有效性。根據Focarelli和Pozzolo(2001)，購買外國子公司的銀行通常規模較大，并且來自發達的信貸系統；這些大型中介機構進入銀行效率較低的市場，目的在于重組那些銀行并節約成本[8]。第三，銀行向海外擴張是為了尋求規模經濟。第四，高度集中市場中的銀行往往被迫向外國發展，因為反壟斷機構限制了其在國內的發展。從銀行國際化的形式來看，銀行分支機構在資金的批發市場較為常見，而銀行的子公司則集中在零售市場。根據Focarelli和Pozzolo(2005)在倫敦這樣的大型金融中心，銀行分支機構變得本土化；而在新興市場，銀行的子公司則比較常見[9]。在現有實證文獻中，一個傳統的假設就是銀行國際化是跟隨公司國際化之后的。雙邊國家間的整合程度，是銀行向海外擴展模式的關鍵決定因素。但是，從Sethetal.(1998)之后，很多學者發現“跟隨客戶”這一假設太過嚴格，因為銀行在外國貸款的大部分并沒有服務于本國的公司。Ruhr和Ryan(2005)的文獻表明起初工業FDI吸引了銀行FDI；隨后銀行FDI又吸引了工業FDI[10]。He和Gray(2001)分析了中國的例子，發現在銀行過去投資過的地區，非金融部門的FDI迅猛增長[11]。Focarelli和Pozzolo(2005)研究了29個OECD國家銀行國際化的模式，有力證明了銀行走向海外的動機不僅僅是跟隨國內的客戶，更是為了尋求獲利機會。上述討論引出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即銀行和公司國際化以及時間上的聯系。的確，像RuhrandRyan(2005)一樣去假設銀行跟隨客戶并發展新客戶是合理的。根據Nicastro(2007)，這一過程受到增長目標和利潤機會的指引；這一戰略與“預期客戶行為”的觀點相一致[12]。歐洲頂級跨國銀行之一的聯合信貸集團總部位于意大利，但在中東歐國家也有業務，正如其總經理Nicastro說的那樣，即使與初始的目標不同，現在銀行國際化對于整個意大利經濟系統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競爭要素。因此，重要銀行的外國零售網絡是中小公司的發射臺，如果失去這一網絡，它們就不能實現國際化。為了闡明上述兩種假設是否正確，本文使用了2000—2013年中國主要銀行國際化特征的數據，以及同一期間中國FDI的數據進行分析。中國主要銀行國際化特征的數據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統計調查司和各商業銀行各期年報，中國FDI的數據來自中國商務部。解決因果關系的問題主要方法就是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2實證分析

2.1變量選擇與數據來源。根據前文的理論闡述，本文選擇三組指標變量，通過回歸分析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對上文理論闡述進行實證分析。2.1.1銀行國際化發展指標主要有：(1)中國商業銀行的海外機構數量(FBN)；(2)四大國有銀行及交通銀行的國外資產(FA)；(3)四大國有銀行及交通銀行的國際結算(IS)；(4)中國金融機構的外匯存款(FRD)和外匯貸款(FRL)。在樣本區間內，四大國有銀行和交通銀行在中國銀行體系中處于寡頭壟斷的地位，它們的國際化發展情況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國銀行體系的國際化發展水平。2.1.2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值(FDI)基于數據的可得性與可比性，本文以2000—2013年為樣本區間，全部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統計調查司、中國商務部、中國海關總署、《中國金融年鑒》以及各行年報，并將所有數據按2000年不變價格進行調整，從而消除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使用的計量軟件為Stata10.0。2.2經濟計量檢驗。為了解決因果關系的問題，本文采用的模型如下：=++.FDI=α+β1FBN+β2FA+β3IS+β4FRD+β5FRL+ε；FBN，FA，IS，FRD，FRL分別表示通過銀行海外機構數量、海外資產、國際結算、外匯存款、外匯貸款實現的銀行國際化表現。α、β用來估計方程系數，ε是誤差項。以對外直接投資的年流量為因變量，以表示銀行國際化的五個指標的各種組合為因變量，建立模型進行回歸檢驗。發現顯著的回歸結果是銀行海外機構數量與銀行海外資產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回歸結果，見表3。而外匯貸款、外匯存款、國際結算額與國家直接投資的關系不顯著。計量分析的結果表明，銀行海外機構數量和銀行海外資產與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擬合關系通過了F檢驗，調整后的R2在0.9以上，說明方程對樣本的解釋力是顯著的。再看各個解釋變量的具體情況，銀行海外機構數量和銀行海外資產的系數都為正且都通過了t檢驗，說明在控制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銀行海外機構數量和銀行海外資產都能正向影響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以上結果說明，增加銀行海外分支機構的數量和增加銀行海外資產都有利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也就是說，只要在外國設立我國銀行的分支機構，不論這種分支機構是大型的還是小型的，都有利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2.3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為進一步考察銀行國際化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因果關系，本文采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對有關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分析。銀行國際化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下。以上結果說明，在變量滯后一階的情況下，銀行海外資產、外匯存款和外匯貸款在5%的水平上表現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格蘭杰原因，而且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10%的水平上表現為外匯貸款的格蘭杰原因。

3結論與建議

本文主要研究了中國銀行業國際化與FDI之間的動態聯系。本文使用了2000—2013年中國主要銀行國際化特征的數據，以及同一期間中國FDI的數據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如下：(1)中國銀行向海外國家的拓展導致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銀行向海外拓展的形式當中增加銀行海外資產的方式對于促進對外投資增長的正面效應最為明顯，另外增加銀行海外機構的數量也能夠間接地通過其他途徑對促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產生積極影響。以上實證結論與現有文獻的理論是相一致的，母國金融部門發展與公司國際化的聯系是顯而易見的。顯然，當借款銀行在公司的直接投資目標國運營的時候，影響公司融資能力的信息不對稱的負面效應會大大降低。因此，當公司在銀行已經涉足業務的國家進行擴張時，銀行更愿意為公司的國際化投資。如此看來，外資銀行能夠從母國拉動FDI。(2)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增加能夠促進我國銀行國際化的發展。擴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能夠通過增加外匯貸款的形式促進我國銀行的國際化發展。以上實證結論與現有文獻中銀行“跟隨客戶”的理論是相一致的，我國銀行出于分散風險、追求高利潤、尋求規模經濟等原因跟隨實體經濟向海外的投資而走出國門。從以上結論可以看出，我國銀行國際化發展與實體部門的國際化擴展是相輔相成的。在國家政策層面應該給予更多的配套措施，積極推動銀行國際化與實體部門國際化的共同發展。

作者:張萬剛 劉潔 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