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文獻考察及新聞傳播學研究
時間:2022-05-11 09:21:41
導語:新文科文獻考察及新聞傳播學研究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新聞傳播學有著源遠流長的學科交叉發展傳統,也有著與科學技術相融合的新文科基因。中國學者以中國人文學科為考察對象,既發現了技術性、商業性引發的人文學科危機,即工業社會文化與農業社會文化的沖突與融合、科學技術文化與人文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也發現了人文學科的中國化問題,即人文學科危機在中國所表現出來的兩重性。前者關注的是人文學科的現代化,后者關注的是人文學科的中國化。中國學者提出的人文學科現代化與中國化的論斷,為新聞傳播學的新文科建設提出了兩個維度:一是新聞傳播學科的現代化;二是新聞傳播學科的中國化。
【關鍵詞】新文科;新聞傳播學;維度
2018年,教育部、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國工程院聯合發文《關于加快建設發展新工科實施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2.0的意見》,明確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發展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簡稱“四新”建設)。2020年11月,教育部新文科建設工作組舉辦新文科建設工作會議,《新文科建設宣言》,對新文科建設做出全面部署。新聞傳播學有著源遠流長的學科交叉發展傳統,也有著與科學技術相融合的新文科基因,其研究領域又作為“社會的皮膚”充盈在社會外層,貫注于人們生活的空間,理應在新文科建設中站在前沿,有所探索。在大力推進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設的今天,新聞傳播學科如果能夠以中國悠久的傳統、偉大的實踐為研究對象,以新技術應用為手段,沿著新文科指引的方向,一定能夠構建起中國特色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理論體系。
一、新文科文獻溯源
新文科是世界各國應對人文學科危機采取的對策[1-2]。文獻考察發現,自1917年以來,西方學界出現了三次以人文學科危機為主旨的學術討論。1.第一次討論發生在20世紀初至中葉,主要議題是兩種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學者們提出的對策是兩種文化的融合1917年,馬克斯·韋伯開展以“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為主題的系列講座,提出了“對學者這一職業更為專業化、商業化的理解”[3],觀察到商業化對人文學科的影響。研究者認為,這是掀起第一次人文學科危機話題討論的起始。1930年,哲學家埃里克·沃爾克對過去十年來韋伯的講座所引發的爭論進行了反思,并將韋伯描述為“現代人文學科危機的典型”[3]。20世紀30年代,科學史家薩頓曾提出“新人文主義”,指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人文主義。薩頓認為,新人文主義不會排斥科學,它將包括科學,也可以說,它是圍繞科學建立起來的[4]。1959年,英國物理學家、小說家C.P.斯諾在劍橋大學作了一場著名的演講,提出當時社會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斯諾認為,在整個西方世界里,作為整體的西方文化中,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正在被分割成兩種文化,這兩種文化之間存在著一條相互隔離且難以跨越的鴻溝,兩種文化的對峙成為西方文化的一大奇觀[5]。斯諾對兩種文化對立的現象進行了闡述,剖析了兩種文化對立的弊病。這一時期,研究者發現,在技術主導的工業社會中,商業化潮流沖擊著人們的社會觀念,人文學科受到了漠視。研究者還發現,在工業社會,成長于農業社會的人文學科的解釋力下降,表現為“難以對當下問題進行把捉”,這在實質上是工業社會文明與農業社會文明的關系問題。這一時期,學者提出的應對人文學科危機的對策是兩種文化的融合,既是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融合,也是工業社會文化對農業社會文化的傳承與創新。2.第二次討論發生在1960—1990年,主要議題是人文學科在當代社會的歷史限度,以及人文學科過度專業化,脫離大眾土壤的現象。學者們提出的對策是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融合1964年布魯姆(J.H.Plumb)在其著作《人文學科的危機》中闡述了人文學科存在的問題:(1)過渡的專業化,使得人文學科研究領域趨于狹窄;(2)人文學科中晦澀難懂的詞語,使人文學科脫離了大眾的土壤,阻礙了其與社會的溝通;(3)人文學科的課程設置較為松散,不系統;(4)人文學科的教育目標過分空泛,指向不明確;(5)人文學科技術主導的時候不受重視[6]。20世紀80年代,學界對人文學科的危機探討更為充分。1985年,英國的E.H.貢布里希發表了《嚴陣以待的人文學科——大學處于危機中》一文,分析人文學科在大學中的危機現狀[7]。挪威的奎納爾·希爾貝克也發表了《人文學科的危機?》,提出“克服這種危機的前提是意識到人文學科在當代社會的歷史限度,意識到人文學科有必要和研究社會結構性問題的學科攜起手來,一起克服表現為意義喪失、凝聚力削弱和認同危機的文化危機”[8]。3.第三次討論發生在21世紀初葉,始自美國教育界“人文學科危機”的大討論,后演變為世界性的“文理之爭”。學者們提出的對策是人文學科建設要防止科學主義2013年,美國哈佛大學連續了三份針對人文社會學科發展狀況的調研報告,在全美教育界引起“人文學科危機”的大討論。哈佛大學的調研報告《描繪未來:哈佛學院的藝術與人文教育》指出,一些已經選擇人文專業的學生也在不斷逃離。“人文學科失寵”“人文學科危機”已成了西方媒體報道最熱門的話題之一[9]。同年,哈佛心理學家斯蒂芬·平克在《新共和》撰文《科學不是敵人》,提出陷入危機的人文學科需要科學來拯救[10]。2015年,英國文學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在《高等教育記事》上發表《大學的緩慢死亡》一文,指責大學已經喪失其作為人文批判中心的地位,認為大學教育呈現商業化和人文學科逐利現象[11]。2014年,斯坦福大學維克多·漢森發表的論文《人文學科之死》指出,“沒有人在乎人文教授會說什么”,反映了在當時人文學科面對社會評價及社會地位危機的情況[12]。
二、人文學科的現代化與中國化
我國學者自1990年起,開始觀察和討論人文學科危機問題。其中存在兩條學術線路:一是介紹西方學者人文學科危機的研究成果,以及沿著西方學者學術線路所進行的探討;二是結合中國人文學科實踐和中國社會實踐所展開的探討。后者發現了人文學科危機在中國的兩重性,為中國新文科建設指引了方向。從原因上來看,西方學者討論的人文學科危機主要是科學技術和商業功利主義。科學技術重塑了社會生活,人文學科對這樣的新生活難以把捉;商業功利主義塑造的社會生活表現更強的社會科學屬性,人文學科難以提供解釋,難以商業化、市場化,難以獲得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歷史限度”顯露[6]。中國學者以中國人文學科為考察對象,既發現了這種技術性、商業性引發的人文學科危機,并發現了這種危機的性質,即工業社會文化與農業社會文化的沖突與融合、科學技術文化與人文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也發現了人文學科的中國化問題,這就是人文學科危機在中國所表現的兩重性。前者關注的是人文學科現代化,后者關注的是人文學科中國化。人文學科現代化反映的是中國人文學科與世界各國的共性,人文學科中國化反映的是中國人文學科發展的特性。中國學術界對中國人文學科危機的特性有著深刻的認識,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中國人文學科學術西方化。王學典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年來,已經經歷了兩次學術大轉型,我們眼下正在經歷第三次學術大轉型。第一次是用共和國學術來取代民國學術,即用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思想來置換在民國年間占統治地位的胡適實驗主義和自由主義。這次大轉型奠定了我們今天文科發展的基礎。第二次大轉型是改革開放之后,我們用現代化(西方化)的學科體系來取代以階級論為基礎的學科體系。”“而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所謂第三次學術大轉型,就是用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取代從西方直接移植照搬過來的那些學科……未來中國30年的哲學社會科學,主要解決的是我們學科的中國特色問題,改變長期以來學術西方化這樣一種趨勢、一種模式。”[13]新文科建設就發生在第三次學術大轉型。二是中國人文學科學術問題輸入化。尚德平、范大武認為,“我國當代人文科學,在經過了20世紀80年代初的短暫‘繁榮’之后,到了今天正面臨1949年以來思想文化史上的深刻危機”,其表現之一就是人文學科學術問題提出路徑的輸入化[14]。為什么需要反思問題和理論輸入式的人文學科學術發展線路呢?朱國華認為,一方面,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或應用科學共享某些根本的方法、論證線路或者觀物方式,它們都共同指向真理;但是另一方面,人文學科始終與傳統、經驗、語言、記憶、理解、生活習俗尤其是價值觀緊密相連,它無法做到符號化、形式化”[15]。也就是說,人文學科的研究對象根植于特定的社會和文化,因而結論也存在著相應的差別。三是人文學科學術研究的唯科學化傾向。有研究者認為,社會實踐和學術研究中科學文化的“唯科學化”和人文文化的科學化傾向,值得注意。“科學主義的‘唯科學化’,意指科學在取得對認識自然、認識社會,乃至認識人自身方面的突破性進展的同時,有意識地將自身打扮成新的‘萬能的上帝’,進而取消其他認識自然、社會、人性的方法和途徑。而人文文化的科學化,在人文學科內部指的是人文學科方法論上的科學主義傾向。它的一大特點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將自然科學中的實證原則和方法引入人文研究,歸納為一系列可操作性的程序。這就是擺在人文學科眼前最為緊迫的現實——引發了人文學科自身合法性的危機。因此,重振人文學科的首要意義就是維護自身的合法性。維護的途徑大致有二:一是維護自身的‘非科學性’;二是與科學交融互補。”[5]四是人文學科追求目標的實用化傾向。韓益風在《大學的人文危機及其反思》中提到人文學科在大學的邊緣位置,“對人文學習的致命打擊還來自相信實用,要求每個學習者必須是所謂社會體系中的角色扮演者,學習被迫向‘社會化’投降”[16]。中國學者提出的人文學科現代化與中國化問題,描述了中國當前新文科建設的兩翼。一是吸取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成果,推動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融合,推動工業社會文化與農業社會文化之間的傳承與創新;二是以中國社會實踐為研究對象,以中國與世界有機聯系為研究對象,吸取世界各國學術界的成果營養,培育中國特色的人文學科理論體系。前者反映的是新文科建設的方法和路徑,后者反映的是方向和目標。
中國學者提出的人文學科現代化與中國化的論斷,為新聞傳播學的新文科建設提出了兩個維度:一是新聞傳播學科的現代化;二是新聞傳播學科的中國化。1.新聞傳播學科的現代化問題新聞傳播學科現代化的內涵,蘊含于中外學者對人文學科危機的探討之中,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現代科學技術與新聞傳播學知識體系的融合;二是現代工業和信息社會傳播觀念對傳統農業社會傳播觀念的繼承和創新。現代科學技術與新聞傳播學知識體系的融合處于新文科建設的最前端,具有當前性和首先性。這種當前性和首先性是由媒體和傳播的社會實踐決定的,當前,新媒介技術支撐的媒體與傳播實踐已在規模和社會影響上占據傳播的主體性地位。媒體與傳播格局的這種變化,使現代科學技術的邏輯與新聞內容生產、傳播的邏輯發生著相互作用。一方面,從事信息技術、通信技術、計算機科學研究的學者進入新聞采制、呈現、管理和傳播研究領域,使新聞傳播的技術知識迅速增長;另一方面,新聞及新聞傳播過程中出現的大數據現象,使建立在小數據基礎上的新聞傳播學知識體系顯示手段性和視野性的缺陷。作為自然科學知識的科學技術,與作為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新聞生產、傳播實踐之間,在實踐上進行融合,驅動著新聞傳播學科的現代化。現代科學技術與新聞傳播學知識體系的融合是表象和手段,現代工業和信息社會傳播觀念對傳統農業社會傳播觀念的繼承和創新則是本質和目的。從社會生產的組織方式上看,傳統農業社會是亞細亞生產方式,亞細亞生產方式下的人們之間的聯系主要是靠血緣關系,而不是靠生產交換關系[17]。現代工業和信息社會是社會化大生產,人們之間的聯系主要是生產交換關系。建立在亞細亞生產方式上的血緣關系之間的傳播觀念,以及在這種觀念基礎上的傳播知識,與建立在生產交換關系上的傳播觀念,以及在這種觀念基礎上的傳播知識是有著質的不同的。今天,正在進行著的現代科學技術知識與新聞傳播學知識的融合,是以社會化大生產的經濟形態為基礎的,這與基于傳統農業社會所形成和綿延的傳播觀念經濟基礎不同。在媒體和傳播實踐中,這種綿延、繼承和創新仍在發生著,新媒體形態讓這個變化顯得更加激烈。從社會的組織方式上看,傳統農業社會因為交往多發生在血緣關系之間,是倫理化、小團隊化和地域化的;現代工業和信息社會因交往多發生在生產和交換關系之間,所產生的關系是法律化、組織化和廣域化的。這種交往對象、內容的變化,反映著傳播對象、傳播內容、傳播規則和傳播方式的變化。當前,這種變化正實際發生著,但舊的觀念仍然試圖將新事物舊觀念化,如“網友”概念的普遍使用,這里的“友”顯然不具備傳統農業社會的親密性。這表明,這種變化雖然在實際上發生著,但仍與文化藕斷絲連,在傳播的知識領域亦然。現代科學技術知識與新聞傳播學知識體系的融合在實踐領域發生著,但在傳播觀念上——現代工業和信息社會傳播觀念對傳統農業社會傳播觀念的繼承和創新,在知識體系和文化領域存在著意識的反作用,也存在著舊觀念熔化新事物的現象,即用舊觀念定義新事物。所以,新聞傳播學科的現代化,既是科學技術知識與新聞傳播學知識體系的融合,也是現代工業和信息社會觀念對傳統農業社會觀念的繼承和創新。2.新聞傳播學科的中國化問題新聞傳播學科中國化的內涵,同樣蘊含于中外學者對人文學科危機的探討之中。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基于中國樣本的理論概括問題;二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問題。在學術實踐中,基于中國樣本的理論概括,有三條基本的學術路線:一是考察中國的樣本,基于中國的學術傳統,從中概括出一般性的知識;二是考察中國的樣本,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指導,從中概括出一般性的知識;三是考察中國的樣本,以西方的新聞學和傳播學理論為指導,從中得出一般性的知識。現在,基于這三條不同學術路線所形成的學術成果規模如何,需要進行嚴肅認真的文獻統計和分析,不能妄斷。但從新聞傳播學科中國化的要求來看,從人文學科危機的化解與新文科建設的要求來看,基于中國學術傳統和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來考察中國樣本,是建設中國特色新聞學和傳播學的首要學術路線。中國的學術傳統源遠流長,文獻充棟,對政治傳播、文化傳播、危機傳播有著深入的探討,并形成了自己的學術話語。我們至少需要從先秦文獻的考察做起,研究中國的媒介史和傳播史,梳理中國關于傳播的思想文化傳統,作為我們研究中國樣本的理論資源。可以說,發生在中國過去和當下的傳播現象,中國傳播思想史中都有解鎖的鑰匙。中國社會從古至今,經歷了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和信息社會的轉型,其間新舊的交替至今仍在碰撞和生發。這需要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作為指導,使我們能夠識別傳播現象中的進步和落后現象,使我們能夠識別各種理論背后的睿智與虛偽,古為今用,西為中用,既建設好中國特色新聞學理論體系,又為新時代的傳播實踐提供理論工具。以上的思考和分析,是基于人文學科危機學術研究進行的考察和思考,存在著認識的局限性。比如,新聞學和傳播學是人文學科嗎?有的研究者雖然認為傳播學有著深厚的人文因素,但更傾向于將傳播學歸為社會科學門類等。新文科建設意義深遠,本文愿意拋磚引玉,見教于大方。
作者:韓立新 楊潤東
- 上一篇:臨時轉水工程工藝技術研究
- 下一篇:小斷面長距離水工隧洞施工技術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