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定義傳播學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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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活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徐寶璜、陸定一和范長江都分別對新聞給出了自己的定義，并給予豐富的內涵，可以說，他們的定義從傳播者的角度間接揭示出他們不同的受眾觀，而從歷史的緯度來解讀，能夠發現和他們不同傳播觀的成長變遷。

［關鍵詞］新聞定義;受眾觀;歷史嬗變

中國新聞理論上權威的“新聞”定義有三種:徐寶璜、陸定一和范長江的新聞定義。這里的“權威”不是僅僅指新聞定義界定本身的科學性，更多的則是指新聞定義因為特殊的界定者，在當時以至今天對新聞界的重大影響。至于今天新聞定義的信息說①和手段說②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不是說這些新聞定義與前三者相比不科學，而是說這些新聞定義都是新聞研究者根據時代進步和科技發展，從新的角度對新聞的認識，認識的角度相對比較純粹，比較學術化，沒有或很少新聞傳播史上的歷史糾纏。對本文受眾的考察視角而言，不具備研究價值，故本文不再贅述，而且本文研究的是受眾而不是新聞定義本身。新聞定義只是本文研究受眾的一個載體。研究中國新聞定義就會發現，中國新聞定義在表面上一直有很強的受眾意識，但是，中國的受眾一直是從傳播者的角度建構的，即使在當代，新聞定義依然是把受眾視為一種理論上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受眾不是獨立的，也不是在新聞與傳播的架構下，而是始終處于一種宣傳的語境中，這似乎也注定了新聞與宣傳之間有著永遠糾纏不清的歷史恩怨。新聞定義的不確定性不僅僅反映了人們對新聞認識的多角度，同時更重要的是展示了新聞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時代需要，盡管當時沒有人明確提出過受眾的概念，并不意味著中國的新聞界沒有受眾觀念，新聞史也一再證明，中國每個時代都有著不同的受眾觀，而且彼此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邏輯聯系，和當時的時代有著必然的血緣關系;反之，如果我們從受眾的視角反觀中國新聞定義史，也會驚奇地發現，受眾觀念的嬗變與中國新聞觀念的革命、報紙的改革、發展有著多么密切的因果關聯。縱觀中國報紙的改革史，其背后總是跳躍著受眾觀念革新的身影。

一、徐寶璜的受眾觀:一種權利的視角(知情權)

徐寶璜的新聞定義是:“新聞者，乃多數閱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實也。”［1］10這里，受眾的對應詞是“閱者”。徐寶璜認為受眾就是能夠看報紙的人，而不指通過他人讀報而獲得新聞的人，而“閱者”在當時的中國，是數量很少的一部分人，因為很多人都不識字。因此這些不能讀報的人當然不在徐寶璜的受眾之列。按照徐寶璜的邏輯，不認識字的人所注意的最近事實就不是新聞。不難看出，即使留學美國的徐寶璜對新聞的認識還是受到了時代技術和觀念的局限。當然有人會提出這樣的疑問，徐寶璜所說的“閱者”是泛指“聽、讀、看”的人，不是僅僅指“看報的人”，但是，縱觀《新聞學》全書，徐寶璜始終是站在“辦報之主”［1］113的角度來探討其對應的受眾———“閱者”的，因此徐寶璜的“閱者”就是具體指看報的人。在《新聞之定義》中，徐寶璜還特別將“社會中人”和“閱者”做了區別:“又‘社會中人’四字，亦不如‘閱者’二字之較適，因‘閱者’固社會中之分子。‘社會中人’所注意之事，‘閱者’亦必注意之，此理之當然者也。例如外國人之注意歐戰之開始議和者，僅讀書識字能看報之人。至社會中之大部分，則不注意。然歐洲開始議和消息之為新聞，則無疑義。故謂新聞為閱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實，范圍實未見其窄小也。況定義僅以閱者所注意為至少之限度，若能全社會或其中多數人之注意，則為新聞，更不待言亦。”［1］12這里，徐寶璜把“閱者”作為新聞定義的充要條件，顯然邏輯上是錯誤的，言外之意，只要是多數“閱者”注意的就是新聞，當然“社會中人”對新聞事實的關注新聞價值就更大。若按照徐寶璜的邏輯，僅僅有“社會中人”對事實的關注是不能成為新聞的。徐寶璜的受眾觀只少有兩點值得商榷:1、“閱者”和“社會中人”在邏輯上是一種怎樣的關系，概念模糊，盡管他也曾指出，“‘閱者’固社會中之分子”，但是這樣的表述顯然存在著混亂，而且在新聞價值上也違背常理，“社會中人”關注的就不能成為新聞，那新聞豈不是成了“貴族消費”?況且“社會中人”必然比“閱者”要多。這樣一來也就違背了新聞產生的歷史基礎———新聞是為了更多的人獲取信息的需要而不是一種官方文書，否則就不是新聞;2、怎能推斷“社會中人”關注的事實“閱者”就一定關注?反之，又怎么推斷，“閱者”關注的事實，“社會中人”就一定不關注?只能說，“社會中人”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沒辦法獲得自己欲知的新聞，而不能說“社會中人”就絕對不關注“閱者”關注的新聞。徐寶璜這樣的新聞定義得從出版《新聞學》的初衷上尋找原因。盡管沒有相關的歷史資料證明，但是通過《新聞學》的內容可以判斷，《新聞學》是一本新聞實務方面的經驗總結，還談不上是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新聞學研究著作，徐寶璜當時也無意從理論上對新聞定義做出深刻的研究。只是為了研究新聞實務的方便，而對新聞從實際操作上做的一個說明。不難看出，徐寶璜的受眾觀是有歷史局限的。他眼中的受眾是一種精英，而“社會中人”某種意義上不在他的受眾范疇。因此，在此基礎上，徐寶璜的受眾觀很接近西方，認為記者寫新聞是對受眾(“閱者”)權利的一種尊重。和今天的受眾觀十分接近，但是他眼中的受眾不是今天的“公眾”而是公眾中“僅讀書識字能看報之人”。在談到報紙上的新聞應與意見分開時，徐寶璜認為，新聞中不能加雜編輯的意見以免影響受眾判斷，“否則為有意剝奪閱者之權利”［1］12。這里就流露了徐寶璜新聞受眾觀的原始思想———新聞是對受眾(“閱者”)知情權的必然義務。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徐寶璜也不可能對受眾知情權詳細展開，很可能徐寶璜也沒有十分明確的知情權理論，畢竟徐寶璜不是專攻新聞學的，“留學期間，他主攻的是經濟學，其次才是新聞學。”［1］1但是他在美國的留學生活必然感同身受了美國的新聞思想和受眾觀念。在《新聞學》中沒有詳細展開，筆者認為原因有三:一是知情權不是《新聞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新聞學》以研究新聞實務為主;二是在徐寶璜看來知情權是最基本的常識無需多談，因為他的新聞思想是美國的舶來品，在美國，知情權是人所共知的，無須多談;三是即使當時談知情權也有點不合時宜。《新聞學》成書于1918年，當時的中國連“閱者”就很少，談何知情權?在一個文盲占多數的社會里，即使談知情權也收效甚微，而且中國當時正處于宗法社會，對很多人而言知情權離自己十分遙遠。但是徐寶璜《新聞學》卻滲透了受眾知情權意識。《新聞學》從一個“辦報之主者”(傳播者)的角度如何采訪到真實、客觀為“閱者”而不是“辦報之主者”所注意的事實來衡量一個新聞是否成其為新聞，盡管徐寶璜沒有正面直接談到受眾，但是我們卻能夠從他所談到的“辦報之主者”的職業行為看到他對受眾(“閱者”)的基本價值判斷及重要性的認識。這樣的受眾思想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十分先進的。在徐寶璜提出“權利”(知情權)受眾觀的89年之后，中國社會才真正開始步入受眾知情權時代，確實耐人尋味。當然，這樣的觀念也得益于徐寶璜的留學背景:“伯軒先生是以官費生的名義赴美留學，一九一六年學成歸國后。服務于社會的”［1］1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現在的新聞受眾意識和20世紀初期的美國相似。從下文陸定一及范長江新聞定義的受眾觀眾可以找到出現這種情況的歷史脈絡。

二、陸定一的受眾觀:“灌輸”、“教育”的對象

陸定一的新聞定義是“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2］187陸定一當時在《我們對新聞學的基本看法》發表于1943年9月1日。嚴格地講，陸定一此時也不是專門為定義而定義的，只是他的新聞定義一再被后人引用反倒讓人們看不到其新聞定義產生的歷史環境。若套用格爾茲的話，定義里面著實隱藏著一張“由他們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3］5。“所有定義均是特定的。它們與某些目的或某些情勢有關，因此，僅適用于一個嚴格限制的領域或‘論域’。”［4］111當時陸定一也是為了解釋新聞問題的需要，而其也正是在闡釋記者(傳播者)階級立場的基礎上提出什么是新聞的，不像今天的新聞理論給新聞專門下定義。某種意義上，新聞學上的新聞定義都是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中對新聞傾向性的解讀，它反映的是新聞工作者的特殊語境及在當時環境下必須而且應當承擔的歷史使命，而不是純粹為了下定義而下定義，因此后人如果僅從技術的角度去評判當時的新聞定義，不管怎樣分析，總是認為不夠科學，殊不知，這樣的研究一開始就違背了新聞定義產生的歷史語境。陸定一《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看法》一文的重要目的是要求記者改造世界觀，即要具有唯物主義的也就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他認為，也只有具備了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記者才可能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新聞工作者，同樣也只有無產階級的新聞記者，才是一個真正的“人民”記者。因此，要想使自己成為“人民”的記者，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接受共產黨的思想教育，否則就不可能成為一個“人民記者”，因此也就無法真正客觀報道新聞事實。因為“只有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才能做個徹底的唯物主義的新聞工作者”，“尊重事實是與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結合不可分離的”［5］1－5陸定一認為，“辯證唯物主義就是老老實實主義，就是實事求是的主義，就是科學的主義。除了無產階級之外，別的階級，因為自己的狹隘利益，對于事物的理解是不能夠徹底老老實實的或者是干脆不老實的。只有無產階級，由于它是最進步的生產者的階級，能夠老老實實的理解事物，按其本來面目而不加以任何曲解、任何加添和減損，不但這樣，而且它能夠反對一切不老實，反對一切曲解。”［5］1－5也就說，衡量一個記者報道的事實是否客觀，不僅僅要看到他描寫的事實本身，更重要的是要看這個記者的立場即看這個記者是否具有無產階級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覺悟。因為在陸定一看來，如果一個記者沒有無產階級的立場是不可能客觀報道事實真相的，按照文章的邏輯，這樣的記者也就必然是資產階級的立場，或者或多或少地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陸定一新聞思想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抗戰以來，“黨的新聞事業是大大的發展了，吸收了大批新的知識分子到這部門事業中來”，“但隨此以俱來的，則有事情的另一方面:抗戰以后，參加黨的新聞事業的知識分子，乃是來自舊社會的，他們之中，也就有人帶來了舊社會的一套思想意識和一套新聞學理論。這套新聞學理論，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實實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實實的，也就是不大科學的，甚至很不科學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會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就無法把黨的新聞事業做好。”［5］1－5而且后來的歷史也印證了陸定一的看法，“政治立場問題的重要性，在1947年展開的反‘客里空’運動中有了更深入的認識。根據新華總社對該運動的成果總結和原因分析，第一，在發現嚴重的‘客里空’作風的同時，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發現了新聞工作的階級立場問題;第二，檢查出虛構新聞、道聽途說等不認真不精致的作風。之所以如此，均和階級立場有關:或者是因為新聞工作人員的階級出身所致，特別是在中，在有關農民與地主的關系中，這種出身導致立場模糊;或者是因為在參加黨報工作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一部分人帶來了沒落的封建階級思想意識與陳腐習慣，隨之就與當時的整風運動相結合，進行‘三查’(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和‘三整’(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1948年華北《人民日報》所發表的《全區人民團結斗爭，戰勝各種災害》的錯誤報道，進一步證明了尊重事實和政治立場的重要關系。”［6］上述分析證明，陸定一發表《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看法》的根本目的是想改造記者的階級立場問題，這不是本文的研究對象，但是，與徐寶璜對受眾的關注路徑一樣，我們可以從陸定一對記者(傳播者)的要求，可以反觀其對受眾(“人民”)的基本觀點。不難分析，當時的記者就有這樣的階級立場問題，那文化水平、政治覺悟相對較低的“人民”就更有改造之必要，或者說，這些階級立場不堅定或不夠堅定的記者就來自“人民群眾”中，或者受到“人民群眾”中某些政治、階級立場模糊的人的影響或腐蝕，那么，在記者對應面的受眾———“人民群眾”就理所當然地成了無產階級思想“灌輸”和“教育”的對象。這就是陸定一隱含的受眾觀。因為特殊的時代環境，他不可能直接提出受眾的問題，但是他對記者的要求就是建立在對受眾分析的基礎之上的。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受眾，才會這樣要求記者。在當時，受眾不是一個突出的問題，而記者卻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角色，在新聞的主要功能還不是傳播信息而是宣傳黨的政策和斗爭工具的情況下，首當其沖的當然是對傳播者(“記者”)的強調，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陸定一不重視受眾，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他看到了受眾(“人民”)對革命的重大作用，才一再三令五申地強調傳播者(“記者”)改造階級思想的極端重要。因為當時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受眾(“人民”)的主要作用或者說主要權利也只能壓縮或集中于當時的國內革命戰爭，這是歷史的必然，受眾(“人民”)不能有也不該有超出這個范圍的選擇，同時又由于受眾(“人民”)的文化、政治覺悟等方面的限制，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無產階級思想“灌輸”的必然對象。不能因此說，陸定一的受眾觀是單向度的，我們不能用現在傳播學受眾理論去肢解特殊歷史時代的受眾生態，因為，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新聞不是純粹的新聞，而是與當時的社會、政治、階級等生死與共、休戚相關的，與歷史上的政治風浪有著不可切斷的血緣關系，同樣，受眾也是這種母體下的必然胚胎，有什么樣的時代就有什么樣的受眾，反之，有什么樣的受眾就能折射出什么樣的時代。

三、范長江的受眾觀:受眾(“群眾”)是報紙的評判者

范長江在《記者工作隨想》中說:“其次，寫好新聞也必須到群眾去。什么算是新聞呢?我覺得，新聞，就是廣大群眾欲知、應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實。這說法不一定全面，但是它貫穿了一個為群眾服務的精神。所謂‘欲知’就是所關心的事物，就是從群眾出發;所謂‘應知’就是從領導的角度考慮，群眾應該知道的事物;所謂‘未知’，記者還要考慮未知的方面和程度;至于重要與否，那要靠記者的水平、敏感和對群眾的熟悉等條件去判斷。”［7］1083范長江這篇文章發表于1961年，當時正值1957年“”之后和60年代大興調查研究和“全黨辦報和群眾辦報”時期［8］198。某種意義上講，這就是群眾路線在新聞領域的直接反應。任何定義都不是孤立的反應，都是對特殊時代精神、思想和路線等整個社會思潮的投影。同樣，范長江的新聞定義也不是為了新聞定義而定義的，從其文章的標題《記者工作隨想》來看，除了其本人的謙虛以外，也確實有跟隨時代對新聞“隨想”的意思，至少說明，他這篇文章的考察視角不是很全面的，是站在當時特殊時代背景下用新聞的方式對當時社會思潮的一個回應。從其文章內容看也的確如此，文章重點突出的是新聞工作者如何做好新聞，也就是如何從群眾路線出發做好新聞，進而提出，也只有從群眾路線出發才能成為合格的新聞工作者。“一個記者好壞，不是編輯部批準就算數的，首先要由群眾批準。”［7］1083對報紙而言也同樣如此，“報紙辦得好不好，要有群眾來回答，群眾喜歡不喜歡，總是有道理的。要不然就沒有個標準。”［7］1083“我們報紙公費訂閱的居多，報館的企業經營、記者的薪金雖然不受發行量的影響，但是看不看，喜歡不喜歡看，還是廣大讀者說了算。”［7］1083在具體新聞業務中，也要深入群眾，“記者應該活動在群眾中，他是人民群眾中間的一個活動家，了解廣大群眾的動態、思想感情、熟悉群眾的生活和問題，知道什么是群眾懂的，什么是不懂的。懂得群眾的心思，在寫稿的時候，哪些地方應該詳寫，該用什么材料，就有根據了。”［7］1083對于什么是新聞事實也得從人民的立場出發，“所謂事實，應該從人民報紙的觀念出發，不是從資產階級報紙的觀念出發。”［9］1027對于什么是新聞的最終衡量標準也是看新聞同人民的關系，“新聞是有代表性的，新的事實，并且還要有利于人民的，才是新聞，不利于人民的，不是新聞。”［9］1027這是從傳播者(新聞記者)的角度來說明群眾對新聞的重要性，反之，范長江新聞定義中受眾的對應詞就是“群眾”。“人民”和“群眾”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身份，他是與“敵人”相對的，可見，范長江的受眾不是像徐寶璜的“閱者”那樣中立，而是更加突出受眾的政治背景和潛在的階級立場。與陸定一的受眾———“人民”相比，表面上似乎沒有什么本質區別，但是他們關注的側重點是不同的，如果說陸定一側重于對“人民”無產階級思想的“灌輸”和“教育”的話，那么，范長江的時代就把陸定一的思想推進了一步，即承認了人民的思想本身就已經是無產階級的或群眾的原始立場或本質都是傾向于無產階級的，一句話，群眾絕大部分是好的，盡管可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小毛病，在這樣的基礎上，一個新聞工作者的主要任務就不再是“灌輸”和“教育”，而是要虛心學習和深入調查，用的話說，就是記者以前是做“先生”現在是做“學生”。歸根結底，范長江的受眾是決定新聞、評判新聞的裁判員、測量器和指南針。其實，范長江的受眾觀，不是從新聞傳播的角度去審視的，他是一種政治話語，是政治路線在新聞事業中的反映，盡管他的受眾觀很接近今天的“公眾”，但是還不是一回事，前者更突出政治路線視野中“群眾”的方向性地位，即一個記者是否從群眾觀點出發，不僅僅是一個新聞業務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一種世界觀、階級立場、政治路線的大是大非問題，在當時看來，這是致命的，也容易犯“左傾”錯誤，也就是說，一個記者，不管是出于什么樣的原因，只要沒有從群眾出發，都是在根子上———是站在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立場上的問題，一言以蔽之，范長江的受眾是在一個政治制度的話語體系中看待的，突出受眾的作用，與其說是突出“群眾”倒不如說是強調當時的政治路線。而今天的“公眾”是從獨立個體的權利意識中來看待新聞信息價值的，不是從一個政治包裹的生態里看待個體，即前者是一種集體意識，后者更強調個體權利。盡管如此，范長江的受眾觀對今天依然有很重的現實意義。至少強調了深入群眾和把群眾作為衡量報紙辦得成功與否的一個標尺，既在經濟上也在思想上加強了對群眾的血緣關系，但是今天的大多數傳媒卻僅僅把受眾作為一個消費主體，很少在乎受眾真正意義上的權利，因此反觀歷史上的受眾觀，這些現代傳媒似乎已經剝離了受眾的精神內核，而是將之作為一種牟利的手段，很難說這是時代的進步還是媒體的退步。

作者:胡忠青 單位:漢江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