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學報發展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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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過對2001-2002年中國大陸新聞學研究成果的分析和梳理，我們發現，大陸新聞學者一方面在回顧和整理原有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思路，另一方面也注意到新聞學研究也有一個與世界接軌、與時俱進、觀照世界新聞傳媒的發展格局和理論研究新動向的問題。因此較以前的新聞學研究情況相比，學者們的研究視野更開闊了，出現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一些原有的研究領域，發掘得更加深入了。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并沒有什么明顯的變化，推論性的東西、質化研究的東西仍然處于主導地位。

［關鍵詞］中國新聞學；現狀；回顧；總結；2001-2002年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dandcombedthefruitsof2001-2002Chinesemainlandjournalismstudy,andfoundthatthejournalismscholarsinmainland,ononeside,isreviewingandsortingtheprimarystudyobjectsandthreads,andontheotherside,ispayingattentiontotheproblemthatjournalismstudyshouldmoveonwiththetime,shouldobservethedevelopmentpatternoftheworldnewsmediaandnewtrendintheorystudy.Socomparedwiththeprimaryjournalismstudy,thescholarshavebroadenedtheirstudysight,developedsomenewstudydirectionsanddeepenedthestudiesintheprimaryfields.Buttherearefewchangesinstudymethods,andtheinferentialandqualifiedstudiesarestillontherulingpositions.

Keywords:ChineseJournalismStudy;Actuality;Review;Summarize;2001-2002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新聞事業發展速度相當快，WTO的加入、傳媒集團的進一步發展、中國新聞傳播政策的調整等等，為廣大的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者提供了許多新的研究話題。另一方面，隨著中國新聞教育的發展，一批不同學科背景的青年學者正逐漸成長起來，為中國的新聞傳播研究提供了生力軍。本文將梳理2001-2002年兩年的時間跨度內，中國大陸新聞學研究的基本狀況，我們需要能通過我們的梳理,使大家能對進入新世紀以來的中國大陸的新聞學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學者們提出的一些新的觀點有一個大體的了解。為便于分析，本文的研究取樣主要來源于《新聞與傳播研究》、《新聞大學》、《現代傳播》、《國際新聞界》、《新聞記者》、《新聞界》和《當代傳播》，我們認為這幾本刊物的研究取向基本上能體現國內新聞傳播學者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取向。

一、發表文章基本情況

本文粗略統計了以上七種刊物2001-2002年的數量，統計顯示，七種刊物兩年共發表新聞學方面的研究論文286（統計未含新聞業務部分）篇，其中新聞理論方向119篇，新聞傳播法方向54篇，新聞史方向51篇，外國新聞事業方向52篇。從年度發表文章的數量看，新聞理論和新聞傳播法兩個研究方向基本發表的文章數2001年和2002年基本持平，新聞史方向略有下降，而外國新聞事業方向則有增加。

2001年新聞刊物發表5大熱點文章數量統計新聞理論新聞傳播法新聞史外國新聞事業

新聞大學113181

新聞與傳播研究1272

現代傳播411

當代傳播1246

新聞記者1020

新聞界8

國際新聞界3212

合計60272822

2002年新聞刊物發表5大熱點文章數量統計新聞理論新聞傳播法新聞史外國新聞事業

新聞大學91116

新聞與傳播研究5641

現代傳播9211

當代傳播1064

新聞記者81228

新聞界103

國際新聞界8111

合計59272330

二、主要研究方向與熱點研究話題

一）新聞理論研究

對于新聞理論研究的基本狀況，有幾名學者作過描述和總結。童兵教授全面回顧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新聞學研究的發展情況，他認為中國新聞學研究的命運，是同黨的路線方針的正確與否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的[1]。陳建云博士則將20世紀百年間我國新聞學研究劃分為四個時期，即1901-1927年的奠基時期、1929-1949年的研究多元化時期、1950-1966年的理論整合時期和1977-2000的繁榮和深化時期[2]。秦志希教授通過分析指出新時期以來，我國新聞事業實現了重大變革及長足發展，但其學科建設仍處于相對滯后狀態。我們應當重視新聞學關鍵詞及話語的更新，以加快新聞學術自足與完善的步伐[3]。丁柏銓教授撰文指出，中國當代新聞理論有著堅實的現實基礎，主要包括：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黨的三代領導人的新聞思想；中國新聞理論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精華；中國當今生生不息、豐富多彩的新聞實踐[4]。另外程曼麗和丁柏銓教授還分別探討了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探析[5]和黨的三代領導人新聞思想的特色[6]。

新聞理論方向的基本研究話題仍然是新聞的本質[7]、真實性[8]、新聞價值[9]、客觀性[10]、新聞事業的性質[11]、新聞規律等等。各方面都有一些學者關注，但并沒有形成討論熱點。關于新聞價值問題，劉建明指出，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指出了，傳統新聞價值理論的商業濫觴導致了報道的狹窄和黃色新聞泛濫。作者在此文中論證了傳統新聞價值說的自我顛覆過程，以及如何認識和創立現代新聞價值理論[12]。楊保軍則從另一層面探討了新聞價值問題，他認為，新聞價值是新聞客體對主體的作用和影響，這種作用和影響以新聞價值關系的存在為前提。因此，他從靜動兩個方面對新聞價值關系的構成進行了系統的考察[13]。

就兩年來的研究主題看，有如下幾個新的研究方向值得關注：一是新聞商業化與娛樂化問題，二是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問題，三是比較新聞學研究，四是新聞媒介的全球化問題。

關于新聞專業主義的研究有明顯增多的趨勢。中國傳媒業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從單一的功能角色——即耳目喉舌——向多功能角色的轉變，這些變化不可能不影響到傳媒業的現狀，加上傳媒從業人員數量的急劇增加，新聞教育與新聞實踐的嚴重脫節，等等。使得中國新聞從業人員思想素質和業務素質參差不齊，專業訓練明顯跟不上社會形勢的發展。其結果是，中國傳媒從業人員專業理念意識不明晰，一些人是以社會改革家的理想投身新聞事業的；一部分人看重的則是新聞單位的收入不錯；還有一部分人是希望通過新聞單位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網絡，為自己今后的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如何解決這一問題，自然成了新聞理論工作者亟待解決的難題。從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多數人是從新聞史的挖掘入手的，其中以關注西方職業理念者為多[14]，他們希望通過對西方，尤其是美國新聞專業理念的形成與發展的梳理，為中國新聞業建構職業理念提供一些借鑒。如黃旦的幾篇重要的論文雖然是做思想史研究的，但他的研究必然涉及到這一方面的問題，其中特別需要提及的是他的《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15]一文。黃旦教授在該文中把傳播者界定為大眾媒介組織，并認為其研究的歷史應從新聞學開始。也有人注重國內早期民營報業報人的專業理念的整理，如施潔的論文就試圖通過對張季孿新聞思想的梳理來說明中國民營報業發展的黃金時期，新聞專業理念的建立與矛盾[16]。有學者則試圖通過統計和分析兩次記者節的報道，來審視我國新聞從業人員職業意識[17]。本方向還需要特別提及的是，由陳韜文教授和潘忠黨組織，由復旦大學、浙江大學等單位參加的大型調查項目——《新聞教育及其影響》的課題調查。該項目的數據整合工作正在進行，將可能是對中國目前新聞從業人員專業理念的一次最新、最全面的調查。

關于新聞娛樂化問題，有幾篇文章值得關注。國內學者較早關注這一問題的是李良榮教授，他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娛樂化、本土化正成為席卷全美傳媒的兩大潮流[18]。林暉則認為，新聞娛樂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必然產生的現象，但不可能成為媒介主流，硬性決策參考信息仍將是社會信息需求的絕對主本[19]。蔣曉麗、王炎龍的論文則從心理學的角度展示了新聞娛樂化發展的動因之一。作者認為，財經新聞、紀實新聞、娛樂新聞的熱銷是受眾心理變化使然，因為轉型期受眾心理必然呈現如下趨勢：本位意識的趨利性、自主心理的務實性、接受心理的求俗性[20]。吳飛、沈薈則從經濟、文化與社會等多重角度，集中分析了新聞娛樂化現象產生的原因。作者指出，從心理、市場與意識形態三個不同的層面看，中國新聞娛樂化現象是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的[21]?？聴顒t明確指出，講故事的新聞處理方法固然能夠簡化信息的脈絡、提高受眾接收興趣，但從長期來看，過于依賴提煉故事的方法，容易使傳受雙方互相迎合，會使分辨力不高的受眾對環境的認知受到不良影響[22]。

關于比較新聞學研究，近兩年的研究成果也開始增多。比較新聞學是20世紀初在西方產生的一門新興學科，是一種跨文化、跨學科的新聞學研究，它對中國和西方的新聞現象進行比較和探究；通過異質文化之間的互識、互證、互補和對話來促進彼此的溝通和理解；它在展示雙方不同規律的同時，尋找人類共同的新聞學規律，進一步確定雙方獨立的價值；它的目的是推動地球上的多元文化并存，求同存異[23]。相較于早期的比較新聞學研究成果而言，近兩年的相關研究，一方面對原有的研究作進一步的提升，如童兵教授的著作《比較新聞學》就是在他原有的著作《中西比較新聞論綱》的進一步修訂；另一方面則又在認真梳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和不足，為將來更深入的研究作準備。如黃順銘、蔡尚偉就比較傳播學的幾個基本的理論問題作點學理層面上的分析[24]。張威運用大量實例集中討論了文化誤讀的消極性——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曲解而造成的消極后果[25]。與前面幾篇文章不同的是，孫有中則以布什訪華活動的報道為個案，定量、定性地對比分析了新華網與美聯社新聞網的報道內容、版面安排、標題特征及新聞插圖等。論證指出新聞網在報道布什訪華活動時比較嚴重地背離了“客觀性”這一基本新聞原則[26]。馬少華則為我們提供了一篇中美報紙言論版的比較研究的文章[27]。

關于全球化問題的研究，黃旦教授作過一次很仔細的梳理[28]。他指出，全球化在各學科的研究中扮演著兩個角色：一是作為分析和研究的對象，二是作為分析和研究的背景。前者的全球化是一個客觀實在，是活生生的、發生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它產生的沖擊、影響和相應的不同反應，是具象的。后者的全球化是一種觀念、一種意識、一種認識方法，是人們認識問題的工具或者參照系，同時也可以成為各個學科對話和合作的一個基本前提。把全球化作為一個活生生的客觀實在的具象研究，在新聞傳播學領域數量并不多，視野單一，主要是關注西方尤其是美國媒介的發展變化及其影響。它們或立足于宏觀，透視跨文化傳播的機制、作用及對全球傳播生態的沖擊[29]。黃旦教授總結說，此類研究有如下共同點：第一，以西方的媒介，尤其是美國的媒介為研究對象；第二，重點是媒介集團（跨國公司），尤其是新近實行兼并的大媒介集團；第三，最終關注這些集團對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把“全球化”作為基本的認識方法、視角或者說背景。此類研究的重點，就是把中國的媒介和傳播納入到“全球化”中進行審視，并展示其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需要說明，之所以把這類研究，歸之于第二個層次而不是第一個層次，在于它們幾乎全是學者自己的估計、預測乃至想象，雖言之成理，尚無法檢驗。不像對西方媒介的描述，是已經存在的現象，有具體的數據和事例。對于傳媒入世后的機遇與挑戰問題正是此類問題之一。劉建明教授認為，在全球化進程中，國際傳播引導世界人民認識人類歷史發展的共同規律，堅持科學的意識形態，選擇先進的文化范式，傳播各國的友好合作，才能不斷推進全球化的實現。[30]童兵教授的在文章指出，經濟全球化和隨之而來的西方文化的影響，對中國新聞文化來說是一把雙刃劍[31]。

二）新聞傳播法與倫理道德研究

關于傳播倫理道德方面的研究文章不多，但也有一些值得關注的文章。高亢分析了新聞傳播中的腐敗現象，他指出，腐敗嚴重影響著新聞媒介的公信力和權威性，潛在地誘導著社會的道德水準和價值取向[32]2002年第4期的《當代傳播》發表了一組職業道德方面的文章，算是一次較集中的討論。這些文章涉及了職業意識問題[33]、有償新聞問題[34]，還有文章從記者被打和“黑哨”事件等現象反思新聞職業道德問題[35]。這些文章觀點不盡相同，論述也比較簡單，但涉及到的我國新聞工作中現在的一些主要職業道德問題確實是值得研究的。

新聞傳播法的研究繼續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熱點，近幾年來，新聞法的研究一直較為穩定，這主要體現在一方面，研究隊伍基本穩定，另一方面研究主題也基本穩定。主要的研究內容涉及到了新聞傳播法的各個層面，如新聞傳播法的立法基礎討論、隱匿權（為新聞來源保密）、輿論監督與司法公正、新聞侵權[36]、知曉權與接近權問題、新著作權法[37]、網絡傳播權問題等等。

關于隱性采訪問題，有人試圖通過對《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分析，探討隱性采訪的法律定位問題[38]。對于隱性采訪中引發的言論自由和公民隱私權兩種基本權利的沖突問題。吳凌凌則借用法學中利益權衡的觀點進行分析，并指出對于這一問題的解決應以公共利益為杠桿[39]。2002年《新聞記者》就廣東《新聞周刊》記者在采寫《?？谏榻灰状笃毓狻芬晃臅r使用的暗訪手段一事進行了討論。有人認為此次暗訪有違職業道德。作者指出，記者寫揭露陰暗面的文章，出發點應該是喚起人們的良知和憤慨，引起有關部門的警覺和關注，使危害社會正常生活秩序的丑惡現象早日消除。然而，當罪行就在采訪的記者身邊發生，他卻只是袖手旁觀甚至揚長而去時，這種文章的意義又何在呢？[40]但也有人這次采訪是符合職業道德的[41]。另有學者總結說，記者進行隱性采訪時要有嚴格的限制，不能“誘導”，要盡量追求社會責任和職業道德的統一。[42]關于知情權問題，宋建華介紹了國內外的相關理論和實踐現狀[43]。顧紅梅則注意到，近十幾年來，國內大眾媒體因被公民認為侵犯其名譽權而提起訴訟，已成為尋常事。在諸多名譽權糾紛案子中，越來越多是隱私權侵權。如何既控制侵犯個人隱私，又滿足社會公眾獲得盡可能多的信息的欲望。作者認為，有一條原則是可以確定的，即媒體滿足公眾知情權必須受到法律的限制[44]。顧理平則認為，新聞傳媒固然應以向社會公眾提供真實全面的信息為其基本職能，但是新聞自由必須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媒介的活動應在法律范圍內進行。不能以報道的內容真實為由而隨意侵犯公民依法享有的個人隱私權。[45]李金寶則對《南方周末》頭版兩次刊登了由于信息公布不及時引發社會恐慌的社會安全事件的報道一事進行了反思，作者認為，這兩起事件發生后，當地政府、媒體和警方為了維護民眾的安全和社會的穩定，遲遲沒有公布事情真相。但事與愿違，就是由于信息公布的不及時，引起了當地市民的極度恐慌，甚至是社會的震蕩[46]。

關于傳媒與司法以及輿論監督問題，學界一直給予了高度的關注。一方面，人們認識到輿論監督對民主政治發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47]。但另一方面，輿論監督與司法公正畢竟存在著一定的矛盾沖突[48]。劉太陽對魏永征教授2002年4月29日發表在《經濟觀察報》上的《“媒體審判”有悖法治精神》提出質疑。他不同意魏永征教授在文章中提出“新聞媒介超越法律的規定，越俎代庖，以新聞報道干預、影響審判獨立和公正的現象”是“媒體審判”的觀念。也不同意魏永征教授對“法治精神”概念的理解[49]。對于劉太陽的質疑，吳獻舉則撰文予以反駁。他認為劉太陽混淆了“媒體審判”與“媒體輿論監督”的區別，沒有搞清媒體輿論監督與司法獨立的關系，在實踐中是有害的。因此，媒體對司法進行輿論監督，要冷靜、客觀，要有較強的法律意識[50]。

關于網絡侵權問題，有學者認為網絡傳播雖然具有虛擬性的特征，但在虛擬社區的傳播行為同樣要受到法律的保護并要承擔相應的義務。吳瑛認為，在虛擬社區，對公民對言論自由的保護和侵犯名譽權行為權考慮到兩權平衡，過松的自由空間和過緊的監督措施均不利于兩種權利的實現[51]。林琳博士撰文指出，在技術更先進、手段更隱蔽的網絡傳播時代，隱私權被侵犯的對象范圍更大、侵權造成的危害程度更嚴重。因此她認為一方面要加強網絡法規的建設，但媒介道德的建設意義更為深遠[52]。

關于媒介接近權問題，早些年對這一方面的研究不多，近兩年開始有學者關注這一方面的問題了。1967年，美國學者杰羅姆·巴倫（JeromeBarron）教授正式提出了接近使用媒體權（therightofaccesstothemedia）的概念后，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但大陸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則剛剛起步。有論者認為接近權是現代民主政治參與的最重要途徑[53]，也有學者指出在重視保障接近使用媒體權的同時，我們也要為避免該權利被濫用[54]。

近兩年的新聞傳播法方面的研究與前幾年的不同的是，有一些學者開始從法理學的角度來分析新聞傳播法問題，更多的學者們將目光集中到了傳播法的核心命題——新聞出版自由和表達自由方面問題。繼張昆介紹彌爾頓的出版自由思想之后[55]，丁俊杰仍然采用文獻分析的方法，探討了彌爾頓出版自由思想[56]，足見三百多年前，英國這位思想巨匠的思想魅力所在。關于新聞自由問題，有的研究者認為，這種思想基本是舶來品[57]。有人分析了9.11事件后美國的新聞自由，認為美國的新聞自由理念中包含著政府對媒體施加影響和“必要干預”的自由，包含傳媒服從國家利益和社會責任的義務。美國的新聞和言論自由機制，還有一個很大的制約力量，那就是民意通過市場效應制約媒體，使這個力量龐大的“第四權力”不可以濫用權力。[58]

表達自由的研究難點之一就是保護范圍和界限問題，雖然在西方也曾有過少數的絕對保護主義者，但中國學者持這一態度的人則相當鮮見，主流的觀點是法律要保護表達自由，但這一權利不是絕對的。李斯頤撰文指出，言論和出版自由屬于相對的自由權，既需要保障，也有一個界限問題[59]。對于批評政府的言論是不是導致政府機構的名譽權受損，以及如何對待這種批評性表達問題，侯健博士認為，批評性言論所引起的政府機構名譽問題，主要是一個公法性質的問題，可以考慮以公法方面的規定來代替在私法上賦予政府機構名譽權的做法。免除針對政府機構的批評性言論侵害名譽的民事責任，并不是說這種言論可以免除一切法律責任[60]。如果劃定這一保護與限制的界限呢？吳飛則試圖通過介紹美國著名的明顯與即刻的危險原則的分析，來剖析美國司法界和學界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作者認為，從美國司法實踐看，美國人對于自由言論的主張一直存在著較嚴重的分歧。不同的法官甚至同一法官在不同的社會情形下對類似的案件往往會作出不同的判決，并無一定之規[61]。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司法界對言論的界限問題的思考也在進一步深入，從20世紀中葉始，“明顯與即刻的危險原則”已經被拋棄了。今天，美國最高法院逐漸確立“言論—行為”兩分法，其基本理念是純言論受到絕對的保護，而象征性言論也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同等權利。但“言論—行為”兩分法也未能圓滿地解決自由與限制的界限問題，邵志擇的論文就通過介紹美國法院對于焚燒國旗的不同處理態度和觀念變遷來揭示這一問題的復雜性[62]。張永恒就“憲法司法化第一案”談了一點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在沒有具體新聞法規定的情況下，將憲法原則性規定引入到具體的新聞自由權利保護，是一個必然的選擇[63]。

三）新聞傳播史研究

對于新聞傳播史研究的狀況問題，近兩年一直有人在反思。有的研究者談到，中國當代新聞史以報紙為主，忽略廣播和電視，報紙中以機關報為主，忽略其他報紙，例如晚報、特定群體的報紙。內容上比例失當。主次、輕重、多少的敘述有失客觀和公允，另外，較少研究傳播效果和受眾，媒體經營也沒有提上議程。體例上沿用近代新聞史的，難以包容當代豐富的內容。[64]有的學者談到學習新聞史的意義，指出，許多新聞史常識應該是新聞工作者必須知道的，對于歷史經驗的熟悉往往是從業人員成熟的標志之一。新聞史有獨立的學科體系，它不僅是記錄者，更是真相和理念的探求者。[65]有的研究者進一步提出，應研究大眾傳播史，它不同于新聞史和媒介專史，而是一種大眾傳播層面的“一般史”研究，包括它的多樣化發展和相互交融。將多種媒介綜合、濃縮在一起，這樣可以給學生一幅完整、清晰的歷史全圖。[66]有的學者談到世界新聞通史的體系，認為從縱向方面看，應古今貫通，涉及新聞業、新聞制度和新聞觀念；從橫向看，應包容各主要國家、地區的新聞史，原有中外新聞史分治的研究格局應打破。[67]這方面的研究最值得一提的是卓南生的一篇文章，他指出，報史研究容易掉入早有定論無可研究的“陷阱”。不能盲目地迷信前人的定論，要敢于質疑，“可疑之處”有時正是“誘惑”我們去研究的原因所在。報史研究同時要面對如何判斷歷史的真偽和解析歷史的問題[68]。

近兩年新聞傳播史的具體研究文章，涉及面相當廣。曾憲明撰文指出，大陸私營報業的消亡，既有社會制度更迭的原因，也有歷史的和其自身的原因。大陸私營報業在無產階級政權建立后的消亡是歷史的必然[69]。《大公報》作為我國歷史上一份著名的文人報紙，一貫奉行“言論報國”的宗旨，在長期的辦報歷程中，逐步形成并鞏固了個性鮮明的“敢言”傳統。這一傳統貫穿于《大公報》的整個言論實踐之中，成為《大公報》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2002年第3期的《新聞與傳播研究》雜志上發表了幾篇與《大公報》有關的文章。吳廷俊、范龍撰從“敢言”傳統的思想基礎與文化底蘊兩個方面展開論述，試圖勾勒出《大公報》“敢言”傳統的基本面貌，為對此問題的深入研究提供一點思路。作者認為《大公報》“敢言”傳統的實質，歸根到底，就是站在愛國主義立場上，秉持大公之心，以言論報國，代民眾說話[70]。周葆華對傳統的視“小罵大幫忙”為《大公報》所持立場的評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作者指出，從《大公報》1926～1949年間的實際表現看，《大公報》對國共兩黨都有“罵”，也都有“幫忙”，要衡量“大”與“斜”是困難的。分析《大公報》的辦報思想，它基本堅持了其創刊宣稱的“四不主義”，也找不到“小罵大幫忙”的理論來源[71]。

新聞界人物或人物的新聞思想研究近兩年受到更多學者的青睞。周葉飛比較分析了王韜和洪仁王干的新聞思想[72]。單波則為我們展示了漢奸報人管翼賢的新聞理論觀與新聞業務觀的矛盾，反映了其人格的分裂[73]。侯東陽則介紹了林語堂英文版《中國新聞輿論史》[74]。秦志希、汪霞通過比較分析發現梁啟超以報刊服務于“新民”、救國的政治目標，是一個熱情執著的“殉道者”；李普曼致力于以新聞為公眾預卜吉兇，是“一個冷靜的觀察者”。[75]

[page_break]四）國外新聞事業

此方面的研究涉及多方面的內容，從新聞傳播體制、法律到新聞傳播的運作，都有涉及，從2001到2002年的發表文章數看，這方面的研究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重視。由于前文的本著部分已經涉及到國外新聞事業的一些基本內容，故在此僅略作補充。

邱林川采用建構主義理論框架和包含多重現實之儀式性傳播模式分析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洛杉磯時報》于李文和案的報道，發現三份報章之間，甚至同一報章在案件發展的不同時期，都有明顯差異。作者認為，這些差異表明，美國主流媒體在報道該案過程中不僅對華裔的刻板印象進行了定型化處理，而且也存在爭辯。不同的采編風格和處理手段反映出各新聞機構出于政治文化及報業競爭的需要而在選擇客觀真實、處理法理真實的基礎上建構媒介真實，形成了李文和案報道過程中的多重現實景觀，作者的分析可能對我們了解美國媒介市場的內在運行機制有一定的幫助[76]。吳澤霖在介紹俄國報業發表情況時指出，目前的俄國報刊業是喜憂參半的，它既增強了信息性和生動性，貼近了生活和讀者，又時時蒙垢于各方面社會勢力的壓力而違心偽造、粗制濫作，蠱惑炒作、華而不實[77]。郭鎮之則通過采訪介紹了韓國的衛星與放送事業[78]。《真理報》曾是世界上發行量最大、影響最廣的報紙之一，《真理報》模式曾對我國報業的構建產生深遠影響。張丹通過對《真理報》的歷史變遷和經驗教訓的分析指出，黨報一定要置于黨的監督領導之下，在國際環境仍復雜的情況下，不給敵對勢力可乘之機；黨報要堅持社會主義新聞理論的中國特色；黨報改革應與黨領導下的改革開放步調一致；黨報必須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忠實喉舌，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樹立正確是非觀，堅信社會主義必勝，維護社會穩定和黨的形象，為黨在新時期的改革目標服務[79]。周小普介紹了法國國家電視臺綜合頻道，法國電視二臺是法唯一全國性國有綜合電視頻道，它的特點是新聞節目少而精，專題節目針對性強，游戲節目多，節目內容綜合度高，各種節目設置考慮多數受眾的接收需要，注重其公益性和對社會的良性作用。在專業技能上，其節目的表現形式運用恰當，演播室布置雅致、多樣，主持人與節目風格協調一致。對我國眾多的綜合頻道節目有一定啟示[80]。鄧曉璇撰文介紹了誹謗法令在馬來西亞傳播實踐中的現狀，并分析誹謗案例中高額索賠對傳播的負面影響[81]。陳中原則介紹了東歐媒體變化情況以及東歐各國媒體與政府的關系呈現出多樣性[82]。

五）新聞業務研究

大陸對新聞業務方面的研究成果，仍然停留在傳統的層面，大部分文章的研究“落點”繼續在新聞采寫編評的原理、技法技巧、規則等方面“糾纏”。雖然可以較為明顯地看出研究者在努力地追求“視野的拓展，研究的深化”，但是“業務總結式”的經驗性文本居多而學理性的研究文本偏少，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具體從新聞采訪、新聞寫作、新聞編輯和新聞評論四個方面分而述之。

新聞采訪的研究成果涉及新聞采訪心理、采訪策劃、采訪工作路線、記者新聞敏感及采訪提問技巧多個方面。有學者提出，采訪首先是心的溝通，采訪的過程，實際上是一種心與心交流的過程，只要記者放下“架子”，真正將自己融入到采訪對象的生活和情感中，設身處地去想他們所想，問到他們的心里去，就能達到預期的采訪效果[83]。還有人論述了新聞策劃與現場采訪的互動關系，認為策劃不能一錘定音，要全程跟進，即時調整；策劃不宜過細，既要重點框定，也要激發記者開闊采訪思路；強調現場應變，創造性地與策劃初衷相結合；允許突破策劃設想，寫出與策劃初衷不同的好稿件[84]。

新聞寫作方面較有特點的研究成果分成兩大類。一類是比較集中地研究新聞寫作敘事技巧和筆法的，在全國各地的期刊都有一些文章發表。如關于新聞“故事化”的話題，多篇論文見仁見智。有人認為新聞故事化能使報道生動、鮮活；新聞故事化中除了保證新聞的真實性，通過新聞講述故事時的視角調整，盡量挖掘新聞事件人物性格中的多面，并抓住其中最驚人、生動的特征[85]。也有人認為一些媒體的極力渲染和新聞“故事化”的包裝、炒作，其煽動和迎合作用是極不恰當的[86]。還有學者著眼于法拉奇這位20世紀國際新聞界的風云人物鮮明、尖銳的個性，而她的新聞，也是貼有“法拉奇”標簽的“個性新聞”，是對傳統的“客觀主義”新聞觀念的叛逆和創新，但同時也有爭議[87]。另一類成果是對各種不同類型的專業報道的研究，角度各異。有人鑒于長期以來一些報紙對社會新聞的報道陷入“殺人放火”的怪圈，提出要尋找社會新聞的最佳坐標點，就是用社會精神文明的濾光片來投析一切社會新聞事件，篩選、采、寫、報道社會新聞。在對社會新聞的理性探索中，瞪大眼睛發掘出社會文化精神的新亮點，尋找人倫架構中的新變化[88]。有作者從媒體對“炭疽”的報道引發對科技報道的不規范思索，并提出了幾點對策，如對科技內容的報道須引起足夠重視，加強科技知識學習等等[89]。

2002年新聞編輯學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所涉范圍較為分散，除了標題制作、版面設計等一些老生常談的話題外，對?？笨难芯砍尸F一個新的熱潮。有學者描述了20余年來我國報紙?？陌l展脈絡，對大陸專刊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軌跡作了全面、系統的梳理，資料性和學術性兼備[90]。欒軼玫著重從網絡新聞編輯實務的角度來論述網絡新聞編輯過程中傳者、受者的各自特征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通過對目前網絡編輯現狀的分析，找到傳受雙方互動過程中的“良”與“不良”表現及成因，借此探索網絡新聞編輯的一些基本規律和操作技巧[91]。電視編輯方面的話題也有所涉及，且體現出更為理性的思考，使這方面的研究上升到一個較高的層面。張曉鋒認為，電視編輯是一種信息的選擇、加工、組織和傳播的思維過程，技術和思維是電視編輯的兩大基本支柱，思維居于核心地位。正確認識電視編輯的各種思維形態，樹立正確的思維觀念，這是電視編輯必須解決的一個理論和實踐問題[92]。

2002新聞評論的研究成果從數量上說，可謂是個豐收年。但有很多文章針對操作層面，且是具體的事例，沒有太大的普適性，對基本理論各個方面雖有涉及，但有建樹的文章不多，并未形成規模。不過還是有一些文章值得一提。如楊新敏認為新聞評論的特點需要根據發展了的新聞評論實踐進行重新認識，把新聞性、政治性和指導性作為新聞評論的特點是不合適的。研究者在把政治性與指導性兩個時代特點從評論中抽離，對新聞評論的內涵進行新的審視的基礎上，概括了新聞評論的五大特征：以新聞事實為依托、時效性、思想性、論理性和大眾性[93]。劉宏則認為我國的評論傾向于官方和民間兩個層次，而缺乏專欄作家這個環節，即評論的專業和基礎層次的分別。從專業的角度看，我國的評論比較多的是社論和本報（本刊）評論員文章，再或者就是眾多雜文作家。從理論上講，社論和本報(本刊)評論員代表著編輯部的聲音，顯示著集體的影響力；散見于讀者來信版或者聽眾熱線以及網絡論壇的讀者之聲，代表群眾的呼聲，是一種基礎觀點；而專欄作家則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專業的聲音，是個人的深層次發言，可以讓言論更加深入人心[94]。

三、總結

通過以上的分析和梳理，我們發現，中國大陸新聞學者一方面在回顧和整理原有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思路，繼續在關注中國特色的黨報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的新聞理論；但另一方面，學者們也注意到在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我們的理論研究不可能躲進小樓成一統，理論的研究也有一個與世界接軌的問題；而且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改革也在逐漸推進，理論的研究也需要與時俱進。因此大陸學者一方面觀照世界新聞傳媒業的發展格局和理論研究的新動向，另一方面本著中國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進行了一些深入的討論。因此較以前的新聞學研究情況相比，我們的研究視野更開闊了，出現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一些原有的研究領域，發掘得更加深入了。當然我們也注意到，從研究方法上看，大陸的新聞學研究并沒有什么明顯的變化，因此推論性的東西、質化研究性的東西仍然處于主導地位。

注釋：

[1]童兵：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新聞學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01年第3期。

[2]陳建云：中國理論新聞學研究世紀回眸，《當代傳播》2001年第4、5期。

[3]秦志希：由新聞學關鍵詞看新時期新聞理論的變遷，《新聞與傳播研究》2001年第3期。

[4]丁柏銓：論中國當代新聞理論的現實基礎，《現代傳播》2002年3期。

[5]程曼麗：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探析，《新聞與傳播研究》2001年第3期。

[6]丁柏銓：論黨的三代領導人新聞思想的特色，《新聞與傳播研究》2001年第3期。

[7]陳謙：新聞是新的事實信息，《當代傳播》2001年2期；李希光：新聞事實論，《國際新聞界》2001年3期；劉宏：媒介理念質疑，《新聞記者》2001年11期。

[8]秦志希、涂艷：對新聞真實及“宏觀真實論”思維的反思，《新聞界》2001年2期；徐壽松：論新聞“真實性”訴求主體之變化，《新聞記者》2001年第2期；程旭輝：論“新新聞主義”內在的不平衡性，《當代傳播》2001年3期；陳力丹：假新聞何以泛濫成災，《新聞記者》2002年第2期；陳力丹：用理性和知識考察新聞源——再談識別假新聞，《新聞記者》2002年第3期。

[9]梅松武：從新聞創新看新聞價值，《新聞界》2001年5期；司景新：對新聞價值理論的考察與思索，《新聞大學》2001年夏季號；杜駿飛：Internet：被解放的新聞價值觀，《現代傳播》2002年第1期；余天、汪森：傳統新聞價值在現當代的嬗變，《新聞記者》2002年第11期。

[10]趙彥華編譯：保持新聞的客觀性，《國際新聞界》2002年3期。

[11]何光珽：新聞創新的思考——學習江總書記“七一”講話體會，《新聞界》2001年第3期；徐人仲：我們新聞的鮮明性質——學習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新聞與傳播研究》2001年第3期。

[12]劉建明：傳統新聞價值觀的自我顛覆（上下），《新聞界》2002年第期。

[13]楊保軍：論新聞價值關系的構成，《國際新聞界》2002年第2期。

[14]這一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黃旦：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對西方大眾傳播者研究歷史的解讀，《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年第2期；沈浩：新聞理念與市場理念——兩種新聞制作理念在當代美國的交鋒，《新聞大學》2002年夏季號；陸曄、潘忠黨：成名的想象：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蘭州：世界華人新聞傳播學術研討會，2001年8月。

[15]黃旦：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對西方大眾傳播者研究歷史的解讀，《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年第2期。

[16]施潔：自由主義職業報刊的理念的探索與游移——張季孿新聞思想評析，《新聞大學》2002年秋季號。

[17]葉青青、倪娜：從記者節報道看新聞工作者的職業意識，《新聞記者》2002年第11期。

[18]李良榮：娛樂化、本土化——美國新聞傳媒的兩大潮流，《新聞記者》2001年第3期。

[19]林暉：市場經濟與新聞娛樂化，《新聞與傳播研究》2001年第2期。

[20]蔣曉麗、王炎龍：趨利、務實、求俗——控析傳媒受眾心理變化的新動向，《新聞界》2001年第2期。

[21]吳飛：現代傳播、后現代生活與新聞娛樂化，《浙江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

[22]柯揚：新聞“故事化”潛藏的危機莫斯科人質危機報道方式淺析，《新聞記者》2002年第12期。

[23]張威：比較新聞學：界定、依據和研究方法，《新聞與傳播研究》2001年第4期。

[24]黃順銘、蔡尚偉：比較新聞學的幾個基本問題初探，《當代傳播》2001年2期。

[25]張威：文化誤讀與比較新聞學，《國際新聞界》2001年第2期。

[26]孫有中：布什訪華——新華社新華網與美聯社新聞網的比較分析，《國際新聞界》2002年第2期。

[27]馬少華：沖突與寬容的言論生態——中美報紙言論版的比較研究，《國際新聞界》2002年第3期。

[28]黃旦：全球化：中國新聞傳播學者的理解與構想——轉型期中國媒介研究掃描，《新聞記者》2002年第11期。

[29]陳衛星：跨文化傳播的全球化背景，《國際新聞界》2001年第2期。

[30]劉建明：全球化的終極與國際傳播架構，《國際新聞界》2002年第3期。

[31]童兵：經濟全球化和中國新聞文化的消長，《當代傳播》2001年第6期。

[32]高亢：當今新聞傳播活動中的腐敗現象及其治理，《現代傳播》2002年第2期。

[33]趙曉霞：新聞記者應具有“三種意識”，《當代傳播》2002年第4期。

[34]何振波：對有償新聞本質的認識和對策，《當代傳播》2002年第4期。

[35]曾憲明：記者被打的逆向思維——關于記者職業道德的話題，《當代傳播》2002年第4期；鄧天穎：新聞異化：調查性報道的傲慢與偏見——以“黑哨”事件的新聞調查為例，《當代傳播》2002年第4期。

[36]顧理平：論新聞侵權的構成要件，《當代傳播》2001年第3期。

[37]魏永征：新《著作權法》對作者和傳媒關系的調整，《新聞記者》2002年第10期。

[38]曾勵：試論隱性采訪的法律定位——解讀《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年第3期。

[39]吳凌凌：公共利益是桿稱——論隱性采訪中的公民隱私權和言論自由的利益權衡，《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年第3期。

[40]王建：有違職業道德的一次暗訪，《新聞記者》2002年第4期。

[41]夏萌：符合職業道德的一次暗訪，《新聞記者》2002年第4期。

[42]郭赫男：關于隱性采訪的幾點思考——兼談《海口色情交易大曝光》的是與非，《新聞記者》2002年第7期。

[43]宋建華：談談知情權和隱私權之間的界限，《新聞記者》2002年第12期。

[44]顧紅梅：新聞報道中知情權和隱私權的沖突與解決，《新聞記者》2002年第12期。

[45]顧理平：謹防在追求新聞真實時侵犯他人隱私權——從兩起多胞胎事件談隱私權的法律保護，《新聞記者》2002年第8期。

[46]李金寶：社會公共安全事件中的民眾知情權——由《南方周末》兩則報道引發的思考，《新聞記者》2002年第12期。

[47]蘇保忠：輿論監督對民主政治發展的功能模式探析——透視“焦點訪談”，《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年第3期。

[48]張恒：重構新聞與司法的關系，《現代傳播》2002年第3期。

[49]劉太陽：“媒體輿論監督”有悖法治精神嗎？——與魏永征教授商榷，《新聞記者》2002年第7期。

[50]吳獻舉：“媒體審判”是“媒體輿論監督權”的濫用，《新聞記者》2002年第9期。

[51]吳瑛：網絡名譽侵權與言論自由，《新聞大學》2001年冬季號。

[52]林琳：網絡時代與隱私權，《新聞記者》2001年第5期。

[53]劉榮忠：《關于媒介接近權的研究——從讀者來信看受眾對媒介的接近權》，《新聞大學》2001年春季號。

[54]張毓麟：臺灣受眾“接近使用媒介”概況——兼論“接近使用媒介”存在之必要，《新聞記者》2002年第7期。

[55]張昆：約翰.彌爾頓的出版自由觀念，《當代傳播》2001年1期。

[56]丁俊杰：簡論彌爾頓的出版自由思想，《現代傳播》2002年第5期。

[57]李五洲：論近代中國對新聞自由思想的認識偏差，《新聞大學》2001年冬季號。

[58]康興平：9.11后看美國的“新聞自由”，《新聞記者》2001年11期。

[59]李斯頤：言論和出版的自由與界限，《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年第1期。

[60]侯?。狠浾摫O督與政府機構的“名譽權”，《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年第3期。

[61]吳飛：在思想與行為之間擺動的言論自由，《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年第3期。

[62]邵志擇：表達自由：言論與行為的兩分法——從國旗案看美國高等法院的幾個原則，《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年第1期。

[63]張永恒：憲法司法化與新聞自由權利的保障，《新聞記者》2002年第2期。

[64]白子超：中國當代新聞史的缺憾，《新聞記者》2001年9期。

[65]金羽：訪丁淦林教授，《新聞界》2001年4期。

[66]楊鵬：呼喚中國的大眾傳播史研究，《新聞大學》2001年春季號。

[67]張昆：世界新聞通史體系芻議，《國際新聞界》2001年第1期。

[68]卓南生：新聞傳播史研究的“誘惑”與“陷阱”——與中國青年談治史的苦與樂，《國際新聞界》2002年第3期。

[69]曾憲明：解放初期大陸私營報業消亡過程的歷史考察，《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年第2期。

[70]吳廷俊、范龍：《大公報》“敢言”傳統的思想基礎與文化底蘊，《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年第3期。

[71]周葆華：質疑新記《大公報》的“小罵大幫忙”，《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年第3期。

[72]周葉飛：王韜、洪仁王干新聞思想之比較，《新聞大學》2001年冬季號。

[73]單波：論管集賢的新聞觀，《新聞與傳播研究》2001年第2期。

[74]侯東陽：林語堂的新聞輿論觀——評林語堂的《中國新聞輿論史》，《新聞與傳播研究》2001年第2期。

[75]秦志希、汪霞：梁啟超與李普曼：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新聞觀，《現代傳播》2002年第4期。

[76]邱林川：多重現實：美國三大報對李文和的定型與爭辯，《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年第1期。

[77]吳澤霖：蘇聯解體后俄國報刊業的發展態勢，《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年第2期。

[78]郭鎮之：韓國的衛星與放送事業，《現代傳播》2002年第2期。

[79]張丹：《真理報》的歷史變遷和經驗教訓，《新聞與傳播研究》2001年第3期。

[80]周小普：法國國家電視臺綜合頻道節目給我們的啟示，《國際新聞界》2002年第3期。

[81]鄧曉璇：淺談誹謗法令在馬來西亞傳媒中的現狀及其影響，《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年第3期。

[82]陳中原：東歐媒體變化及現狀——來自第五屆世界傳媒經濟學術會議的信息（之二），《新聞記者》2002年第11期。

[83]韓銘李鴻建：采訪是心與心的溝通，《新聞記者》2002年第8期。

[84]于建坤：新聞策劃與現場采訪的互動，《新聞戰線》2002年第1期。

[85]唐迎春：新聞要善于講故事，《中國記者》2002年第11期。

[86]柯楊：新聞“故事化”潛藏的危機——莫斯科人質危機報道方式淺析，《新聞記者》2002年第12期。

[87]邵薇：“以我的方式寫作”——法拉奇“個性新聞”考察，《現代傳播》2002年第2期。

[88]朱學文、陳雅珍：尋找社會新聞的最佳坐標點，《中國記者》2002年第2期。

[89]楊家復：從“炭疽”譯名談科技報道的規范，《新聞記者》2002年第12期。

[90]施鷹：面向市場貼近讀者——近年來我國報紙?？膸状伟l展，《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年第1期。

[91]欒軼玫：從受眾多元需求的角度探索網絡新聞編輯規律，《現代傳播》2002年第3期。

[92]張曉鋒：電視編輯思維論，《現代傳播》2002年第2期。

[93]楊新敏：重新認識新聞評論，《現代傳播》2002年第4期。

[94]劉宏：媒介評論六題，《新聞記者》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