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傳播觀念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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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馬基雅維里政治傳播觀念建立于其人性惡的基本假說的基礎之上。它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示了政治傳播的客觀規律，反映了政治傳播的歷史實際；同時又表現出明顯的非道德主義的功利性和反人民性。從傳播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的軌跡來看，馬基雅維里是古希臘柏拉圖和近代集權主義理論之間的過渡。由此決定了學術界對他絕然不同的評價。時至今日，馬基雅維里政治傳播觀念的某些內容仍然保持著較強的生命力。

15、16世紀是歐洲歷史上影響深遠的文藝復興運動時期。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這是一個需要巨人的時代，并且也確實產生了許多巨人。而尼科洛.馬基雅維里（1469—1527）正是這個偉大時代所產生的巨人之一。不論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還是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馬基雅維里都無愧于巨人的稱號。在此后幾百年間，他一直被人們視為當時意大利乃至整個歐洲最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近代資產階級政治學說的奠基人。正是他率先用人的眼光來觀察國家，“從理性和經驗中而不是神學中引出了國家的自然規律，“使政治的理論觀念擺脫了道德，使政治學與倫理學徹底分家，從而使政治學成為了一門獨立的科學。

馬基雅維里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傳世之作有《君主論》、《李維史論》、《佛羅倫薩史》、《戰爭的藝術》、《曼陀羅花》等。其中屬于政治學方面的，主要為《君主論》。《君主論》是馬基雅維里為獻給當時佛羅倫薩執政的美第奇家族而作的。如今已被學術界看作是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十大奇書之一。在書中，他竭力地探索，“拖輪君主國是什么，它有什么種類，怎樣獲得，怎樣維持，以及為什么會喪失。”其中許多地方都涉及到了政治傳播問題，諸如人性、政治形象、傳播的控制、傳播謀略等。對于馬基雅維里的政治學說，前人進行了相當系統的研究。但是，從傳播的角度，探討他的政治傳播思想，到目前為止仍不多見。本文打算主要依據《君主論》，結合其他相關著作，就馬基雅維里的政治傳播思想從如下幾個方面，進行初淺的討論。

一、政治過程中的傳播控制

信息傳播系統之于國家，猶如神經系統之于人體。國家正是在人類生產發展的基礎上，信息傳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國家疆域的廣狹及其組織程度的高低，與信息傳播的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在不同的國家，因地理環境、民族文化傳播的差異，信息傳播系統的社會職能不盡相同。但是在溝通上下，爭取民心及協調、整合社會各階段、各族群、各集團的利益方面，卻是基本一致的。政治過程與傳播過程實際上互為表里，彼此不可須臾分離。鑒于信息傳播在政治過程中的地位及其影響，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把利用控制信息傳播活動作為其施政的重要內容。

掌握控制信息傳播，不僅意味著統治者對傳播的利用，而且還意味著統治者對傳播渠道的壟斷，即統治者保證自己絕對的言論自由，而被統治者的言論權利受到削弱或完全被削奪。馬基雅維里根據對當時政治實踐的研究，認為一個高明的政治家在掌握活完全控制傳播渠道時，不應該徹底地剝奪人民的發言權。盡管一般的民眾智識低下，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別人的說明，他們不可能有自己的真知灼見。但是在群氓和統治者之間，任何一個國家總會有一些賢明俊逸存在。他建議統治者“在它的國家里選擇一些有識之士，單獨讓他們享有對他講真話的自由權，但只是就他所詢問的事情，而不是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對于一切事情都必須詢問他們，并且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后按照自己的看法做出決定。對于這些忠告和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他的為人要使每一個人都認識到誰逾敢言誰就逾受歡迎。除了這些人之外，他應該不再聆聽別人的話。”馬基雅維里一方面主張尊重并保障有識之士的言論特權，另方面又建議統治者在這種對話中絕對地保證自己的主導地位。他提醒有識之士，只是在君主聽取意見時，只有對君主愿意征詢的事情，他們才能自由地不受限制地發言；反之，君主則“應該使每一個人都沒有提意見的勇氣。”在這個意義上，有識之士所享有的言論自由程序，與統治者的賢明雅量密切相關。但是對于這兩者的關系，馬基雅維里與自由主義者的看法大相徑庭。他認為，“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論來自任何人，必須產生于君主的賢明，而不是君主的賢明產生于良好的忠言。”盡管如此，他建議君主廣納忠言的態度仍然是十分真誠的，這在對雅典公爵事跡的記述中表露無遺，雅典公爵不聽忠言，堵塞言路造成的惡果，使他深深地感受到對于有識之士，“要封上他們的嘴，捆住他們的手腳”。會產生什么后果！[page_break]

馬基雅維里認為，掌握控制信息傳播系統對于統治者而言，還有如下幾項重要作用。首先，統治者可以利用信息傳播手段，激勵、鼓舞、感染國民，使普通國民具有和自己同樣的品質。要建立一個與世長存的政治體制，保持社會的穩定，只能寄希望于那些“至少每隔十年出現一次”的表現出超凡德性的領導者。他必須能對一般國民產生影響，使自己的美德被人們所接受，即將其“極其重要的品質銘刻在他的追隨者身上，即使他們可能完全沒有這方面的稟賦。”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辦法是利用一切有效的宣傳手段，如果一個君主將自己的權力基礎建立在人民之上，“并且及其精神意志與制度措施激勵全體人民，這樣一個人是永遠不會被人民背棄的，而且時事講會表現他已經把基礎打好了。”

其二，統治者利用傳播渠道以為自己的耳目，直接了解、觀察現實世界的變動，及時發現危險的苗頭，防禍于未然。馬基雅維里認為，任何事物的發展變化都有一個過程，由微而著，由量變到質變。社會現象、國家事物也是如此。利用信息傳播渠道，直接傾聽民眾的心聲，對于潛伏中的禍患就能預察于幽微，就能夠迅速地加挽回。

其三，禁止誹謗，阻止不利于統治者的消息流傳。馬基雅維里認為，政治家要實現自己的目的，不僅要有適當的手段，而且還要有足夠的力量。無視力量的差距，而空言正義必得勝利，罪惡的勝利不會長久，在現實中必然碰壁。力量決定一切，而“力量常常依靠輿論，輿論又靠宣傳。”在政治斗爭中，政治家表面上顯得比對手更有道德往往是力量的重要源泉。要顯得自己有道德，就必須阻止敵人蓄意的誹謗。馬基雅維里在《李維史論》中提醒人們，一個城邦如果要保存它的政治自由，其“憲法就應當包括一些反對誹謗和猜疑杰出公民的習慣行為的太寬。”如果讓誹謗不受限制地傾泄到政治家的身上，就會為國家造成無窮的麻煩。

其四，是杜絕獻媚。作為誹謗的對立面，對統治者的獻媚，也是一種極大的危險。因為不管什么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即他們“對自己的事情是如此地自滿自足，并且自己欺騙自己。”以致于他們難以抵御獻媚這種瘟疫。要防止人們阿諛奉承，最好的辦法就是讓知道你對他講真話也不會得罪他；同時還須堅決地切斷阿諛奉承的渠道。統治者一旦控制了傳播系統，一旦克服了人性的弱點，阿諛之風就自然會消滅于無形。

最后，政治家控制傳播系統，限制民眾的表達自由權，阻止輿論的生成與擴散，還能減輕其決策過程所面臨的壓力，使統治者的政治行為不受社會輿論的約束。這是集權制社會統治者的共同理想。

因此，馬基雅維里主張不惜代價，不擇手段，盡一切可能控制、壟斷信息傳播系統，即便是非法的不道德的手段。他深信，目的總會證明手段正確，勝利者不受審判。他在《佛羅倫薩史》中借用一個起義工人的話說：“勝利者不訟是用什么手段取勝的，人們考慮到的只有他們的光榮。良心這個東西和我們毫無瓜葛，不必考慮它。”在某些時候，“雖然行為可以非難，結果卻應使人原諒他；只要結果是好的——就像羅繆拉斯的結果那樣——就總會被原諒。”這一觀點，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傳播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0世紀前半期，墨索里尼、希特勒采取的新聞傳播政策，就不難看到馬基雅維里思想的影子。

二、政治形象的設計

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馬基雅維里始終用人的眼光來觀察政治現象，他不相信命運的主宰力量，反對讓事情聽從命運的支配而無所作為。他十分看重人本身的力量，看重人的自由意志。在他看來，命運至多是人們半個行動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幾乎一半歸我們支配。”政治家尤其如此，他決不能將一切交給命運，任憑命運的擺布，而必須為自己確定明確的目標，并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奮斗。馬基雅維里認為，作為一國之君的統治者，其最起碼、最基本的目標，必須是保持國家的生存，即維持政治現狀，特別是保持對政府權力的控制。除此之外，他還必須追求更為遠大的目標，那就是財富、世俗的名聲和光榮。要實現這些目標，離不開人民的理解、支持和或干。如果人民對統治者心懷不滿，君主是永遠得不到安全的。所以君主必須想方設法使“曾經信仰他的人們堅定信仰”，同時使那些“不信仰的人們信仰。”建立并且保持與人民的友誼，培養人民對自己的好感，這樣統治者不僅能保證自己的安全，而且能得到人民的支持。[page_break]

馬基雅維里認為，人民對于統治者的好感、友誼主要取決于統治者的政治形象。一個君主如果在人民心目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自然易于贏得他們的信賴和支持。他以佛羅倫薩的統治者科斯莫為例。說明了形象的重要。科斯莫富有財產和權威，康慨豁達，精明謹慎，常常不用請求就主動救濟貧困，從不炫耀，行事節制，在與人民的交流中處處表現出廉遜的態度。他愛好廣泛、學識淵博，尊重人才。故其當權之時，全城上下的支持幾乎是沒有保留的；死后葬禮也極為隆重，全城男女老少為他送葬，以至馬基雅維里在描述他的事跡時“不得不多使用一些不平長的頌詞。”根據馬基雅維里的論述，統治者的政治形象主要是由兩大要素所決定的，其一是統治者本人的道德品質。正是這種品質使他受到人民的贊揚或責難。道德品質包括慷慨、樂善好施、慈悲為懷、言而有信、勇猛強悍、和藹可親、純潔自持、誠懇、穩定、虔誠等。一旦具備這些品質，就容易得到人民的贊美。反之，如果統治者在人民的心目中顯得吝嗇、貪得無厭、殘忍成性、食言而肥、軟弱怯懦、矜傲不遜、淫蕩好色、狡猾、輕浮、虛偽，則會招致人民的譴責。其二是統治者的政治行為。如果統治者的行為符合通行的道德準則，就容易為他贏得好名聲；反之，則會被人們視為倒行逆施，從而激起人們的不滿。

在馬基雅維里看來，統治者具備各種美德固然是再理想不過的。但是，由于生活在他周圍的盡是那些自私自利、背信棄義之徒。完美的品德反而會成為君主的拖累。所以，對于一個君主說來，事實上沒有必要具備上述的全部品質，“但是卻很有必要顯得具備這一切品質”。馬基雅維里斷言：統治者“如果具備這一切品質并且常常本著這些品質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顯得具備這一切品質，那卻是有益的。你要顯得慈悲為懷、篤守信義、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并且還要這樣去做，但是你同時要有精神準備作好安排：當你需要改弦易轍的時候，你要能夠并且懂得怎樣做180度的轉變。”換言之，作為一國之君必須學會并且善于偽裝，不管他是否具有好的品德，都要顯得象真的具備；不管他的行為是否符合公認的道德準則，都要把它裝扮成善行。在可能的情況下，他應該用美德善行去實現的目標。但是他還必須時刻準備著取得“邪惡的權力”，并且按照必然性的命令去運用它，不過，他還必須時刻小心謹慎，不要因此“獲得一個邪惡者的名聲”。

那么，統治者怎樣才能不之蒙受罪名，在人民心目中樹立良好的形象？馬基雅維里在《君主論》中從如下七個方面進行了分析。第一，要正確地處理慷慨與吝嗇的關系。在一般人們的心目中慷慨是一種很好的品質，有些政治家也樂于在民眾中保有慷慨之名。但是慷慨往往具有豪奢的性質，常常使統治者耗盡財力。到最后，如果統治者要想保持慷慨之名，就不得不加重人民的負擔，橫征爆斂，從而招致人民的仇恨；如果半途收手而有所節制，就會立即獲得吝嗇之名。因此，統治者除非自己承擔損失，否則就不能使慷慨的德性揚名于世，所以“為了不去掠奪了百姓，為了能夠保衛自己，為了不陷于窮困以至為人們所輕蔑，為了不至變成勒索強奪之徒，統治者對于吝嗇之名就不應該有所介意。第二，要處理好仁慈與殘酷的關系。每個統治者都會希望被人認為仁慈而不是被認為殘酷，馬基雅維里提醒他們不可濫用仁慈。如果過分仁慈，坐視社會動亂而不加以鐵腕制止就會使整個社會蒙受災難。要維持國民的團結和政治的穩定，統治者有時必須使用殘酷的手段。他以漢尼拔為例，說明殘酷無情的手段，使他在普通士兵心目中感到既可敬又可畏，保證了軍隊的戰斗力。所以統治者對于殘酷的惡名亦不應有所介意。第三，統治者“應該努力在行動中表現偉大、英勇、嚴肅莊重、堅韌不拔。”如果他給人們的感覺是變幻無常、輕率淺薄、軟弱怯懦、優柔寡斷，就會受到人們輕視。他必須做與其高貴的身份相適應的事物，絕對不能貪戀女色，不能與滑稽小丑在一起，更不能于嬰兒嬉戲。第四，統治者還應該愛才惜才、近君子遠小人。馬基雅維里在《君主論》中指出，“一個君主必須表明自己是一個珍愛才能的人，引用有才藝的人們，對各個行業中的杰出人物給予榮譽。”同時鼓勵公民們安居樂業。對于品格低下的獻媚者，君主必須避開。因為獻媚就其本質而言，基危險不亞于瘟疫。第五，統治者應該與民同樂，體驗民情。在每年適當的時候，使人民歡度節目和賽會。經常會見各階級各部族的代表，在保持威亞的同時，做出“廉虛有禮和寬厚博濟的范例。”第六，統治者應該一言九鼎，不輕易改變自己的決斷。如果朝令夕改，就會喪失人們對其決定的信賴。最后，統治者在信義問題上也要善于權變。盡管人們都希望統治者篤守信義，立身行事不使用陰謀詭計。但是由于人性是那么的惡劣，他們對統治者也不總是信守不渝。所以統治者也無需對他守信。特別是“當遵守信義反而對自己不利的時候，一位英明的統治者絕不能夠，也不應該遵守信義。”[page_break]

由此可見，馬基雅維里心目中統治者應有的形象既令人愛戴又令人畏懼。那究竟是被人愛戴好還是被人畏懼好呢？馬基雅維里認為最好是兩者兼備。但是他又指出，一個統治者同時兼具這兩者是很難的。如果兩者必取其一，那么選擇被人畏懼比選擇被人愛戴要安全得多。這是因為“人民愛戴君主，是基于他們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懼則是基于君主的意志。愛戴是靠恩義維系的，由于人性的惡劣，在任何時候，只要對自己有利，他們便會將這條紐帶一刀兩斷；可是畏懼則由于害怕遭受絕不放棄的懲罰而始終保持著。在一般的情況下，人們冒犯一個自己愛戴的人比冒犯一個自己畏懼的人較少顧忌。因此，一個明智的君主應當立足于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于他人的意志之上；應該選擇被人畏懼，而不是被人愛戴的形象。馬基雅維里同時還指出，統治者在選擇被人畏懼時，還必須努力避免招致人民的仇恨，這是他對付一切陰謀的主要法寶，“如果君主避免引起臣民的憎恨和輕視，使人民對他感到滿意，他就能夠穩坐江山了。”反之，如果人民對他抱有敵意，懷有怨恨的話，他對任何一件事，對任何一個人就必須提心吊膽。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保衛君主最堅強的堡壘，就是他自身不被人民所憎恨的政治形象。

三、政治傳播的謀略

鑒于政治過程與傳播過程互為表里、相輔相成的關系，和信息傳播在樹立君主形象，爭取民心，溝通上下及協調社會各階級、各族群利益方面的作用，馬基雅維里對于政治傳播的謀略也作了比較深入的論述。總體而言，他對傳播謀略的闡述，是站在政治家的高度進行的，在一定的范圍內，傳播謀略就是政治謀略。其內容主要有如下幾條。

第一，利用宗教情緒提高宣傳效果。與中世紀經院學者的神權政治原則不同，馬基雅維里不僅對宗教的真理性問題不感興趣，而且堅決地反對宗教至上，反對世俗權力從于教會權力，并對羅馬教會進行了猛烈的批判。認為正是羅馬教會阻礙了意大利的統一，使世界衰退下去，成為壞蛋們的犧牲品。但是批判羅馬教會并不等于全盤否定宗教。在他看來，對于國家、對于統治者而言，宗教還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哪里有宗教，哪里就容易確立紀律，哪里就容易維持秩序。只不過，在國家與教會的關系上，應該是教會服從國家，教權服從王權，教會和宗教應該成為國家政權手中的工具。一個高明的政治家應該充分地利用宗教，利用人民的宗教感情，因為信奉宗教的人往往易于管理。如果在宣傳過程中也利用人們的宗教情緒無疑會取得更好的效果。馬基雅維里在研究古羅馬歷史時，發現了古羅馬人的一個重大秘密，即利用宗教“來激勵——如果必要的話甚至恐嚇——普通大眾，勸導他們寧可選擇他們的共同的幸福，而不要斤斤計較于其他的利益。”對于羅馬統治者以宗教在群眾中喚起恐懼心理的做法，其印象尤為深刻。他認為這種宗教感情，不僅能鼓舞人民，使人們保持善良，使壞人羞恥，而且能培養其絕對服從的品德，宣傳家、統治者如果棄之不用是不明智的。

第二，暴力配合宣傳。馬基雅維里認為，政治家要實現自己的宏圖大略，有兩個基本方法，一是說服人民，懇求他們的支持；二是使用強迫的、暴力的方法使他們服從。在他看來，由于人性的原因，第一種方法很難奏效。只有把這兩種方法配合起來，即以武力強制的手段配合說服。他堅信強權即公理，因而贊賞漢尼拔的做法，因為后者認識到有必需靠他個人的圍巖把恐懼灌輸到他的軍隊中去，威嚇他們不另作選擇，從而保持隊伍的統一、肅靜和絕對服從。他從歷史上看到，“所有武裝的先知都獲得勝利，而非武裝的先知都失敗了。”因而建議統治者，當人們不再信仰、不再服從時，“就依靠武力迫使他們就范。”否則，他們就沒有辦法使不信仰的人信仰，使不服從的人服從，使曾經信仰的人更加堅定自己的信仰。但是，馬基雅維里又提醒統治者，對暴力、殘酷手段的利用，應該是有條件、有限度的。只有在維護自己安全所必需，并且能為臣民謀利益的情況下，才“可以偶爾使用殘暴手段”。如果滿無限制地使用武力手段，不僅對于宣傳無益，就是統治者本身的地位也難以確保。[page_break]

第三，口是心非，偽裝騙人。馬基雅維里認為，政治家面對他的臣民，該不該守信義，應該講真話還是應該講假話，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在于怎樣做對他有利。如果講真話、守信用有利，自然守信誠實；反之，他完全有理由不守信用，進行欺騙。他主張，君主不僅必須善于騙人，“必須做一個偉大的偽裝者和假好人，”而且還要善于為其背信棄義的行為涂脂抹粉。這種蒙蔽視聽、口是心扉、謊話連篇的本領，可以說是任何君主成功的主要武器。他以亞歷山大六世為例，說明任何一個想要欺騙人的統治者總是可以找到某些甘愿上當受騙的人：亞歷山大六世除了欺騙人們之外，既不曾做過其他任何事情，也從來不曾夢想過其他任何事情。可是他的欺騙總是稱心如意地獲得成功。這種欺騙的實踐何以能夠成功？馬基雅維里提出了兩個與眾不同的理由，一是大多數人頭腦簡單，易于自我欺騙，且受到當前需要的支配，所以他們通常是毫無批判地從表面價值來看待事物。二是君主的行為受到政治權威的保護，加上君主與人民的隔離，人民觀察君主只能得到他的“表面現象”，很少人能知道他的真實面目。對此政治家完全可以利用。

第四，信息傳播要適應時勢的變化而變化。根據馬基雅維里發展的歷史觀，歷史不是凝固不變的，時代與世事永遠不停地在變化著。由于世事復雜、變幻莫測，政治家的性格、治國方法及宣傳方式也必須隨之改變。“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時代的特性，他就會得心應手；同樣地，如果他的行徑同時代不協調，他就不順利。”因此那些僵化的、以不變應萬變的統治者必然會時而遇到好運氣，時而遇到壞運氣。馬基雅維里建議政治家與時共進，隨著時代的時世而改變自己的性格，改變自己行事的方式，改變自己宣傳的內容和形式，真正做到“知時勢而通權變，”只有這樣才能將“命運永遠掌握在他手中，”才能真正地主宰自己的命運。

第五，利用歷史進行道德訓戒，報喜不報憂。如前所述，馬基雅維里還是文藝復興時期最杰出的歷史學家之一。他深信歷史著作應該向人民灌輸道德精神，用最詳明的方式傳達最有益的道德訓戒。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對史料進行精心的挑選和組織，選擇組織那些看起來“值得記錄的部分”，以便顯示出強有力的道德教誨力量。他認為，那些值得記錄的東西，應該是我們祖先的最好的成就和偉大的實際。通過它不但能幫助人們回顧美好的時代，增強民族自豪感，而且還能鼓舞人民模仿他們的光榮事跡。對于這些能激起人們雄心壯志的歷史事跡，政治家應該而且必須加以充分利用。不僅如此，現實生活中的偉大事件，也應該成為道德訓戒的教材。特別是統治者的某些善行及良好的道德品質，要加大宣傳。如果這些美德善舉不能見知于人，統治者就難以避免與此相反的惡名。至于統治者的貪婪虛偽、獸性發作、背信棄義，則應該盡力掩飾，不讓人民知道。這種隱惡揚善的策略與古代東西方各國專制君主之所為實出一轍。

第六，旗幟鮮明，不含糊其詞。在意見必然分歧的現實環境，在對立雙方尖銳沖突中，政治家是應該觀望中立，還是公開表態，直接地參與其中？歷來是人們爭論的重要課題。馬基雅維里認為，政治家應該公開表態并且支持其中的一方，成為其真正的朋友，這樣有利于他獲得別人的尊重。反之，如果采取滑頭的騎墻的態度，置身事外，則不僅不能贏得真正的朋友，而且還會增加更多的敵人。

第七，不斷地樹立新的敵人，干大事，吸引人民的注意。政治家要想獲得世人的尊重，樹立自己偉大的形象，就必須干一番偉大的事業。這種事業既可以是攻城掠地，也可以是改革內政。前者要求不斷地為自己樹立新的敵人，并且找出種種理由，然后一個一個地加以制服，這樣他才能憑借著敵人“給他的梯子步步高升。”后者則在于他能非使自己治理的國家面貌煥然一新。這樣一來，人們的注意力全被集中于君主所干的大事，君主成了社會權力的中心，其偉大的形象自然就會樹立起來。[page_break]

馬基雅維里的傳播謀略直接服務于一個目的，既樹立政治形象，爭取人民的友誼理解和支持，強化統治權力，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安全。在論述這些謀略原則時，其不受道德約束的功利意識表露無遺。在他的心目中，充滿了技術，而沒有正義和非正義之別，目的總將證明手段正確。與古代希臘、羅馬、中世紀政治家大相徑庭。他們都堅持，不但目的應該是高尚的，而且手段也應當是正當的，手段的目的應該一致。馬基雅維里則主張，目的是唯一的，手段是從屬于目的的；只要目的正當，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同樣，不論是什么手段，只要能答到目的，也都是好的，不能因為手段的惡而影響目的的善。正是基于這一立場的差異，在馬基雅維里的謀略庫中，雜生著善與惡的諸多手段，而這些手段由于切中人性，至少在他那個時代是有助于實現政治家的目的的。

四、結論

以上我們從人性與政治、政治過程中的傳播控制、政治形象及政治傳播謀略等四個方面對馬基雅維里的政治傳播思想進行了簡要的勾畫。這一思想建構于對人性認識的基礎之上，換句話說，是他用人的眼光觀察政治現象和傳播現象的成果。站在今天心理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較之于近現代政治傳播的具體實踐，馬基雅維里的政治傳播思想既有一定的科學依據，又有鮮明的非道德主義和反人民的色彩。所謂科學依據是指他在一定的程序上揭示了傳播系統的溝通上下、爭取民心、道德教化方面的作用，他建議君主要加強對信息傳播活動的控制和利用，但又同時提醒統治者表現出一定的氣度和胸懷，廣納忠言，容忍不同的意見。他十分重視政治家的形象問題，并對決定形象的各種要素進行了分析，認為形象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政治目的的實現與否。特別是對傳播謀略，馬基雅維里著力尤深，他建議統治者利用宗教，煽動人們的恐懼心理，以暴力配合宣傳，制造謊言，隨時變化，報喜不報憂等，表明了他對宣傳對象心理的深刻把握。另方面，馬基雅維里又表現出明顯的非道德主義傾向和反人民性。在他的心目中，沒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別，只有目的和手段，只有技術。他相信目的會證明手段的正確，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他還堅持人性惡的理論，信奉英雄歷史觀，輕視普通民眾的智慧和改變歷史的能量，認為人民知識淺陋，缺乏理性和鑒別能力，容易陷于自我欺騙和被他人欺騙。他崇拜權力，主張將武力和說服結合起來。他建議統治者模仿獅子和狐貍，大膽地利用“獸性”。這些觀點與近代自由主義政治學說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是背道而馳的。

從傳播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演變的軌跡來看，馬基雅維里可以說是介乎柏拉圖與希特勒之間的中間環節。在他的觀念中，既可以看到柏拉圖的影響又可看到希特勒的影子。三者之間存在著許多共同的東西，如他們都信奉英雄史觀，鄙視人民大眾；他們都崇拜權力、力量，主張將強制與說服結合起來；他們都承認宣傳、傳播、說服的作用與影響，主張絕對地掌握控制信息傳播系統；在傳播策略方面，都主張利用情緒，因時制宜，無中生有等。但是它們之間也有明顯的差異。柏拉圖總的來說是一個學識淵博的捉學家、倫理學家、思想主義者，他比較偏重于信息傳道德教化、塑造人性的功能，其表達自成體系，具有較強的神秘性和理論色彩。希特勒則是典型的法西斯主義者，極端現實、極端功利、崇拜力量，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其表述淺顯，理論性不足。馬基雅維里則既有理想主義的成分，又有現實主義色彩，表現為柏拉圖與希特勒之間的過渡。三者之間的差異，取決于多種因素，一是時代、環境的不同，信息傳播發展水準的差別；二是思想家角色的不同，柏拉圖是純粹的學者，希特勒是政治統治者，而馬基雅維里則是半學者半政治家式的人物。

時至今日，馬基雅維里的政治傳播觀念仍然具有較強的生命力。在西方自由主義國家，政治家的形象設計、選舉宣傳，集權國家新聞媒介管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宣傳戰略等都可以從他那里獲得教益。其揭示的船舶原理和策略原則，對于我們的宣傳實踐也應該有所啟發，但是我們更應該注意其中的糟粕部分，不然的話，我們就會在吸取精華時把糟粕也一并接受了。[page_break]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128頁。

（2）1953年12月1日馬基雅維里政F.弗郎切斯科的信。轉引自《君主論》（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50年7月版。

（3）（意大利）尼科洛.馬基雅維里著，潘漢典譯：《君主論》（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112頁。

（4）同（3），114頁。

（5）（意大利）尼科洛.馬基雅維里著，李活譯：《佛羅倫薩史》，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108頁。

（6）（英國）昆廷.斯金那著，王銳生、張陽譯：《馬基雅維里》，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115—116頁。

（7）同（3），48頁。

（8）（英國）羅素著，馬元德譯：《西方哲學史》下卷，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