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學規范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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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學術界重視學術規范的呼聲不小。確立學術規范，對于深化新聞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論文在批評一些不規范現象的同時，提出若干有利于新聞學術規范化的做法：提倡題小文深，反對大而不新；提倡博采百家，不用權威法代替旁征博引的研究；要充分占有學術信，不可大膽立論疏于求證；要甘于坐冷板凳，切忌粗疏浮躁；核對原始資料，不以訛傳訛；重視引證注釋，不侵占別人知識產權。論文認為，掌握和運用好科學的研究方法，是通向規范化的最重要的途徑，也是深化新聞學研究的必由之路。論文從思維習慣和缺乏研究方法的角度，探討了我國古代科學發展緩慢的原因；概述了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各自特征及它們在當今社會科學中的不同的適用范圍。論文還花較多的篇幅介紹了新聞、傳播學中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方法，如邏輯方法、觀察方法、社會調查方法、內容分析方法、實驗方法、個案研究方法和比較研究方法，簡介了這些方法的特征、適用范圍，并舉例說明它們在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中的應用情況。文章認為，如果致力于新聞學、傳播學研究的每一個人，在自己進行某項研究時，先能考慮一下采取何種方法，盡可能把所選擇的方法運用得好一些，并能在寫論文時盡力規范一些，那么可以肯定，這片學術園地將會開滿各種奇光異彩的鮮花。

當今的我國學術界，重視學術規范的呼聲不小。哲學界徐友漁說：“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相當一批學者苦口婆心、堅持不懈地提倡建立和健全學術規范，以保障學術事業的健康發展?！保?）經濟學界林毅夫指出：“近年來社會科學界出現嚴重失序現象，剽竊抄襲成風，問題經常重復討論而又不見水平提高。每年發表的論著可謂不少，但迄今為止國內的經濟學研究在國際上尚未得到多少承認。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情況，就必須規范我們的研究，建立一個大家能夠有共識的，理論創新、接受、修改、摒棄乃至理論批評的規范機制。只有大家都能遵循上述規范，才能避免過去那種低水平的重復，使得我國的學術研究能夠取得重大進步?！保?）

本人也與他們有同樣的體會，并且認為，由于種種原因，新聞學的不規范現象更為嚴重，更加需要強調學術規范，因此最近兩年寫過一些這方面的文章。在本文中，準備談以下分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提倡一些規范的做法，同時評論新聞學研究中的一些不規范現象；第二部分談研究方法；因為只有運用合適的、科學的研究方法，才能使新聞學研究成為真正規范的研究。

重視學術規范促進新聞學術發展

就我們所看到的新聞刊物上登載的、各種論文集中收錄的林林總總的新聞學論文中，自然有些堪稱精品，是作者科研之成果，心血之結晶；但確有不少是陳陳相因，是沒有新意或很少新意的文字組合。沒有新的觀點、新的結論，也沒有新資料的發現，甚至也沒有提出新的問題。通篇是人云亦云，既不錯也不新，或偶爾有一兩句有新意的話，也沒有圍繞它展開。這類文章看十篇所得收獲與看一篇相差無幾。就社會付出的出版、發行成本和讀者花費的時間而言，實在是極大的浪費。

同是社會科學，新聞學研究比不上文史哲研究的深入和深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新聞學學科歷史短（七八十的歷史），內外干擾因素多等原因以外，學術風氣不夠嚴謹，以及不得學術論文的要領，用寫慣了的“急就章”的新聞文體來寫學術論文等等，也是重要的原因。

現在有一些人，把寫論文看作很容易事，將有關的文章找來幾篇，自己做點“整合”的工作，就把其他人的成果整合成一篇新的“成果”，可是“整合”來“整合”去，洋洋大觀的眾多“論文”，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科學發現并沒有增加多少。這種風氣漫延下去，會使學術界像物質商品世界一樣，充斥假冒偽劣之作。就像國家如果不保護專利，為科學技術投入多、貢獻大的人和單位就沒有積極性一樣；學術界不確立規范，種種不良風氣受不到斥責，受到損害最大的是嚴肅治學的人，會使學科的發展速度大為減慢，惡劣風氣還會遺害我們的下一代?？梢姡_立良好的學術規范，培養嚴謹的學術風氣，意義很大。

就在我想寫新的一篇文章，來歸納新聞學論文的不規范現象之時，我讀到了一份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對新聞學中一些基本問題的看法》（以下簡稱《看法》）（3），里面有一些內容與我所要談的不規范現象相符，所以不妨以此論文中的某些內容作例證，來說明不規范的特征極其弊病。

現在，本人試圖列舉一些抵制不規范現象，有利于學術規范化的做法。

（一）提倡題小文深，不要大而不新。

常見一些人寫論文擬很大的題目，比如輿論導向、輿論監督這樣大的題目，你寫我也寫，寫的都差不多。因為題目大，一個大題目下又得分許多實際上還是很大的小題目，光是“題中有應有之義”的交待也得花去很多篇幅，還有多少篇幅去深化獨到見解呢？為何不把大題目分解成許多小題目來寫呢？可以說，大而不新是一部分新聞學論文的通病。題目定得小，又必須有一定的篇幅，論文就得向深度開拓。面對一個很大的題目，在新聞學圈中泡了幾年的人，恐怕誰都能寫出萬字文章來，但是要深、要新就困難了。

現在讀到囊括了新聞學11個問題的《看法》一文，這恐怕是新聞學術史上涵蓋面最廣的論文。學術研究上講究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的學術見解都應符合學術規范，都要接受科研成果標準的檢驗。其中一條重要的標準，就是論文要對它提出的論點進行充分的、扎實的論證。因為論文不是發表看法宣言。

在各種文體中，論文，又稱學術論文，與一般文章不一樣。它是作者用一定的研究方法，研究某一領域中的某一問題所得出的成果的書面報告。對論文的實質要求，是給學術界和社會提供新的觀點、新的資料、新的發現。一篇論文，不是單純的筆頭工夫，它付出辛勞最多之處是作者的研究。所以寫論文，首先是科研活動，其次才是寫文章。

論文講究立論和論證，一篇論文應該由若干進行充分論證的論點構成?！爸R是論證了的認識。因此論證對于科學認識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保?）在科學研究中，任何作者自認為的新觀點，如果沒有經過有力的論證，只不過是提出了一些假說而已?！凹僬f僅僅是嘗試性的、未經驗證的，而研究者認為事實確是如此的陳述?！保?）這也就是有的論文有一兩句有新意的陳述，卻算不得研究成果的原因。一篇論文中擺出很多問題，卻都是蜻蜓點水，不予充分論證，就成為“假說連篇”；倘若假說也是別人說過的話，連假說也算不上，那就更無新意了。

論文貴在新、貴在深，故大而無當，切不可為。

（二）提倡博采百家，不用權威法代替旁征博引。

眾多的論文中沒有新觀點、新見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新聞學領域中，原因之一是對權威法的濫用。有位學者在歸納科學研究中的非科學的方法時，提出有四種，即慣常法（TheMethodofTenacity）、權威法（TheMethodofAuthority）、直覺法（TheMethodofIntuition）、推理法（TheRationalisticMethod）。何謂“權威法”？“此法訴諸權威（個人、團體或典籍），認為某方面的權威所說的事情，便是真實的或可信的?！保?）迷信權威法者，既不需要博覽群書，旁征博引，也用不著去作辛苦麻煩的社會調查、抽樣分析，只要找來幾條權威語錄，就可以拉出長篇“論文”。

由于新聞學的特殊性，權威法在這個學科領域中用得比較多。眾所周知，像文史哲等人文科學和許多社會科學領域，都沒有像新聞領域有那么多革命導師和各時期領袖人物發表那么多的看法，提出那么多的要求，這本來是為新聞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財富，而不會也不應該限制新聞學研究的深入開拓?？墒情L期以來的實際情況是，一些人不是把領袖特定時期對新聞工作的要求，與新聞學本身固有的范疇、原理、規律結合起來研究，不是以領袖們的說法、觀點和方法作為研究的重要基石，向更深的更廣的方向開拓，而是用權威法總結出幾條，一會兒放到“黨性原則”這個題目之下，一會兒又放到“政治家辦報”這個題目之下，一會兒又用類似的幾條放到“輿論導向”這個題目之下。他們不提出新觀點、新成果也是可以的，沒有關系，但另一方面，他們對那些進行新的探索，有些獨立見解的文章，很不以為然，甚至扣以嚇人的大帽子。

黨性原則、政治家辦報、輿論導向，都是對當前新聞工作中極為重要的方針政策，報刊都作了廣泛的宣傳，這是十分必要的。但就理論創新而言，黨性原則、政治家辦報、輿論導向的發明權分別屬于列寧、、等領袖人物。新聞學研究者想寫出體現自己研究成果的論文，僅僅靠演繹推論這些論點，是難以奏效的，必須把新聞的政策與實踐，結合新聞學、傳播學和各相關學科的原理和方法，作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為此，學術界必須鼓勵創新，鼓勵大膽探索，鼓勵不同學術流派的涌現，促成百家爭鳴的真正實現。

正確的態度是把它們結合新聞學的概念、范疇、原理一起研究，結合新聞學和相關學科中的百家一起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說，不能只要權威，不要百家，要博采百家，互相補充豐富。

《看法》一文中，作者談到，他在對香港高級新聞從業人員研討班講課時說：香港的傳媒各自有鮮明的黨性，“對于香港傳媒來說，正確的黨性應當是‘愛國、愛港’。”對香港傳媒講黨性，這簡直是荒唐、滑稽的事。

與各種其他社會集團相比，政黨是具有強烈的階級性或政治傾向性，以及嚴密的組織性的社會集團。所以黨性應該具有階級性和組織性這兩個方面的內涵。從最先使用“黨性”一詞的領袖人物列寧，到，到當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由于他們講黨性時都是對本黨人講的，所以都沒有必要強調組織性的內涵。但是當我們用黨性這個概念去分析一國乃至全世界的報紙時，這個黨性已經不是專指無產階級黨性了，而是抽象為各種政黨都具有的黨性。由于《看法》一文的作者不肯結合新聞領域的這一實際來研究黨性，結果視階級性為黨性的唯一的內涵，最終把“黨性”這個標簽貼到了香港傳媒身上，造成對黨性一詞的濫用，把不屬于任何政黨的報紙強加一個黨性的概念。我相信，作者的用意不會是鼓勵香港報紙加入政黨吧。其實，對香港報紙，用政治傾向性來描述就行了。

（三）要充分占有學術信息，不可大膽立論疏于求證

科學研究旨在作新的發現，因此研究者必須占有充分的學術信息，知道自己領域的研究成果已出了哪些，防止搞重復研究。而且也只有在占有最新學術信息的基礎上才能提出新問題，開拓新領域。我國新聞學者外文水平高者不多，參閱國外文獻受限制，這個問題只能逐步解決。但是對于國內已有的重要著述，已經譯成中文的外國學者的主要著作，總該努力參閱，使自己避免重復研究，同時使自己的論文有豐富的引證。如果占有學術信息不多，卻又敢于作出斷言，就會出現大膽假設，又不小心求證的偏差。

《看法》一文把十幾年前的黨性、人民性問題又翻了出來。這也未嘗不可?？伤f，“據了解，除俄羅斯（蘇聯）外，各國的文學理論、新聞學理論基本上不談‘人民性’。”這確實令人詫異。中國現代和當代史上，新聞界把黨性人民性一起講，發生過多次。胡喬木1945年跟隨到重慶后，在新華日報作了一次演講，其中說到，“我們要使人民的東西能在黨報上反映出來，這要求加強人民報紙的黨性，也就是人民性。說報紙黨性太重，證明我們的報紙和人民還有距離。就是人民性不夠，也就是黨性不夠?！保?）1947年1月11日《新華日報》的一篇文章稱，“新華日報是一張黨報，也是一張人民的報，新華日報的黨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8）建國后的1956年，報紙的黨性、人民性問題被再度提了出來。在后來的反右派斗爭中，這方面的一些言論受到批判。但人民性這個概念，以及把黨性和人民性放在一起談論這個做法，并沒有被否定，這從1957年的《新聞戰線》、《新聞與出版》等報刊上刊登的文章中可以看出。（9）那么多的歷史資料不去占有就妄下定論，必然會使持論者陷入被動的境地。

（四）要甘于坐冷板凳，切忌粗疏浮躁

有位前輩學問家告誡我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笨墒窃谛侣剬W界常能看到一股浮躁之風。浮躁者，輕率、急躁之謂也。新聞學、傳播學領域也頗為廣闊，有的研究者不管自己是否熟悉的領域都敢發表看法，輕率得出結論。像《看法》一文那樣同時縱論新聞學領域中的11個基本問題，就難免露出粗疏浮躁。比如，《看法》斷言：“‘新聞自由’之說不通?！彼麛[出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只有行為才有‘自由、不自由’的問題?！哉摗?、‘出版’是行為，所以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要求和規定?！侣劇敲~，不存在‘自由、不自由’的問題?！?/p>

做學問是件辛苦的事，必須詳細考察研究對象的方方面面，特別是歷史和現狀，不是靠望文生義，耍弄一些語言技巧就能奏效的。出版自由是按英語Freedomofthepress翻譯過來的?！犊捶ā氛f“‘新聞自由’一說不通”，理由是新聞為名詞，可是英語中的ThePress本來就是名詞，原意是“出版物”，只是我們的先人沒有把它譯成“出版物自由”罷了。ThePress還有“報刊”、“新聞”的意思，在現在的臺灣新聞學界，ThePress大多被譯成新聞自由。問題的實質在于，以上各種自由的主體都是人。一切自由都是人的自由，與自由的修飾、限制詞的詞性沒有關系。眾所周知，香港基本法是全國人大通過的一項基本法律。香港基本法第20條規定，香港居民享有新聞自由。非常權威的文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原版中的“出版自由”，在新版中都改成了“新聞出版自由”。（10）

（五）核對原始資料，不能以訛傳訛

寫論文不同于寫新聞，研究成果不能是“急就章”。做學問當是“慢工出細活”。對自己的引文，要認真核對原著。可是，有的人憑自己的印象，甚至是聽別人說，某領袖人物或某權威學者說過某話，自己一時找不到原著出處，就憑自己的記憶寫下大意。等在原著中查到引文，才發現差異甚大?；蛘呗爠e人講到哪里有一段語錄適合自己的立論，尋章摘句地取來引用，卻并未通讀全篇，結果歪曲了原著的意思。

這種現象在《看法》一文中也有所表現。它為駁斥“新聞是商品”的觀點，提出“新聞報道和報紙不是‘商品’，而是‘服務’?！辈⒎Q，“把馬克思的《資本論》與亞當斯密的《原富論》對照著讀，可以發現一個差別。《原富論》談商品、價值、成本，包括了律師、醫師的工作在內-----馬克思談的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商品交換，談的是物質產品的生產、流通與交換。”

可實際情況根本不是這樣。馬克思談的商品，既涉及物質商品，也涉及服務形式的商品。他的《資本論》第4卷中有十幾萬字論述服務業。馬克思明確地指出：“服務就是商品。”（11）馬克思以工人購買縫紉勞動為例，說：“工人自己可以購買勞動，就是購買以服務形式提供的商品，同他的工資花費在購買其他任何商品上，是沒有什么不同的?！保?2）作者說他把兩本書“對照著讀”，才發現兩書的差別，難道就是偏偏沒有讀《資本論》中有關服務業的內容？

（六）重視引證注釋，不侵占別人知識產權

論文是研究成果的書面報告。論文中用來作論據的較為重要的觀點、資料（人們熟知的“大路貨”除外），凡不是作者本人的，都應當交待出處，這等于確認這不是作者的成果。常?？吹揭恍┱撐囊粭l注釋都沒有，或者說只有很少的注釋。有人不止一次地講，資產階級新聞也是講黨性的，卻從來沒能提出一條引文作證。因為資產階級新聞學里恰恰沒出現黨性的概念，而較多地談到客觀、公正，但同時會在各種情況下體現它們的階級傾向性和政治傾向性。由于持論無須資料佐證成了習慣，人云亦云所導致的以訛傳訛也難以發現和糾正。

論文不同于一般的報紙文體，報紙文體主要是面向大眾傳遞信息，普及知識，提供消遣等，而且受版面篇幅的嚴格限制，不作引用注釋乃是慣例。論文是科研成果的書面報告。既然如此，論文中凡不是作者自己的，而又比較重要的、有價值的觀點、說法，都應該注明出處，以尊重別人的知識產權。如果不注明出處，讀者就可能視為作者的科研成果，那么作者就有侵占別人成果之嫌。所謂剽竊，實際上就是把別人的科研成果用自己的話表達出來，以顯得是自己的。所以在論文中，對于闡釋立論有重要作用的觀點和資料，如不標明出處就會有剽竊之嫌。至少是不尊重別人的知識產權。

國外有些學者的研究論文中，引證注釋所用的篇幅，竟多達論文的三分之一。我收到留美博士趙月枝助理教授出版的畢業論文《中國的傳媒、市場與民主》，（13）發現書后的引證注釋共有666條。一看就知道論文作者參閱了哪些書籍、刊物和文章，使人不由得佩服作者的學術信息之豐富，治學之刻苦。當然，我國文史哲老學者，也有很多愛作博引，勤于注釋。在本人主編的《華夏傳播論》中，有南京大學高國藩教授寫的“聲與傳播”一節，文長不過6000字，注釋卻有64個。（14）我編輯此節時頗為感動，知道這6000字來之不易。

詳細而規范的引證有以下幾個好處：

1、尊重了別人的知識產權。

2、你提供的某些引文出處，還可能讓某些讀者發現了他們所需要的知識的新的來源，為他們作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幫助。

3、顯示了你是在占有大量知識和信息的基礎上完成著述的，讓讀者增強對你的著述的信心?！犊捶ā芬晃闹杏胁簧偬幵撓蜃x者介紹資料來自何處，而沒有交待，以至令人將信將疑。比如說“西方發達國家也有登記、領取執照的制度，但一般不搞‘年檢’?！边@里沒說哪些西方發達國家辦傳媒要領取執照，也沒有交待資料來自何處。相反，有關資料證明，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瑞典、意大利、葡萄牙、芬蘭、澳大利亞等國家辦報都沒有領取執照一說。（15）這之后說“一般不搞‘年檢’”，言下之意好像還有某些國家搞“年檢”。相信不大可能有什么根據。

4、這種習慣養成后，那些不作深入研究就洋洋灑灑寫大塊的不規范文章的人就吃不開了，有利于嚴謹的學術風氣的形成。

當然引證并不是越多越好。煩瑣引證是不可取的。

至于對于引證注釋的寫法（特別是注釋資料的項數和排列順序），國內尚未見統一的規定。這兩年我發現，有些年輕學者的論文已經在注意作規范的引證注釋了。近讀劉曉紅的《精確新聞報道：現狀、問題和教育》（16），文后有“資料來源”、“參考文獻”（中英文分開排列）、“互聯網資料”諸項。而且文內有插注，比如文中摘引某觀點、某資料后，將作者的姓名和著述發表的年份，寫在其后的括號中，以便不需要從文后獲得詳細資料的讀者也能立即知道引文是何人何時說的。文后的注釋資料通常包括引文作者姓名、書名（或期刊名）、頁碼（或刊物期數）、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等。

研究方法與新聞學研究的深化

掌握和運用好科學的研究方法，是通向規范化的最重要的途徑，也是深化新聞學研究的必由之路。本文以下部分將聯系我國的學術傳統，談談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然后介紹幾種研究方法，并盡力聯系我國新聞傳播學術的實際。

從古代科學看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講究宏觀把握、整體把握。寫文章喜歡由宏觀到微觀，由大到小，由古到今。一本啟蒙讀物“三字經”，從“人之初，性本善”說起；另一本啟蒙讀物，千字文從“天地玄黃，宇宙洪荒”講起。一本小說、一出戲講究有頭有尾。

這種思維方式產生的典型的思想，莫過于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中對天人關系的一個重要觀點，強調“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為”的合一。戰國時子思、孟子提出這種理論。后來漢儒董仲舒即強調“天人之際，合而為一”。這大約是天人合一的的說法正式確立。兩千多年來，很多文人哲人都談到過天人合一，直到程朱理學，都在繼續論證。例如朱熹說，“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17）天人合一思想，被現代環境學者奉為瑰寶，因為我們祖先的思想早就說明，毀壞自然環境就是損害人類自己，天人合一嘛。

但是停留于整體把握，并不能把天人合一的理論向推進。一兩千年前的子思、孟子所說的天人合一，與一兩千年后的程顥、朱熹所講的沒有多大差別，簡直是同義反復而已。沒見到過一本天人合一的著作。

中國文人許多喜歡停留于這種整體把握、宏觀思考，不肯深入下去，作深入、細致的研究，只停留于一般的思辨。中國古代學者在研究方法上幾乎沒有多少創新。至于實驗方法很少有人使用，“君子動口不動手”嘛。中國古代科學在漢代就達到“九章算術”、“黃帝內經”的高度，后來卻長期停滯不前，這當然有著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但僅就科學本身而言，中國人習慣停留于一般的思辨，缺乏對研究方法的孜孜追求，不能說不是原因之一。而在西方，近兩百年來自然科學能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培根、笛卡爾、伽利略等近代科學先驅者對科學研究方法的發明和創造。培根推崇大量搜集經驗材料，進行科學實驗，再叢實驗數據中探求結果的歸納法。笛卡兒則推崇數學和演繹法，而科學實驗主要是作為演繹思想的輔助。伽利略在方法論上的重要貢獻是把觀察、實驗方法與數學方法相結合，定量地表示物質運動的規律。在他們之后，方法論本身作為一門科學不斷地得到發展和完善。（18）

19世紀俄國生理學家巴甫洛夫說“科學是隨著研究方法所獲得的成就而前進的。研究法每前進一步，我們就更提高一步，隨著在我們面前就開拓了一個充滿種種新鮮事物的、更遼闊的遠景。因此，我們頭等重要的任務乃是制定研究法。”（19）劉蔚華主編的《方法學原理》一書指出：“大凡有遠見卓識的科學家、哲學家都會對方法問題給予高度的重視。當他們要突破一種舊的理論體系時，首先要審查形成這種理論體系的方法有何缺陷，如果不能在方法上有所革新，要想突破舊的理論體系，只不過是一種空洞的愿望而已?！保?0）

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實證研究

研究方法是一個大家族，大到哲學思維方法，如矛盾分析法、邏輯和歷史相統一的方法等；其次為一般科學思維方法，如數學方法、符號學方法、系統方法、信息方法、控制方法、結構—功能方法等；小到具體學科的特殊方法。里面包含數以百計的成員，一個長輩成員下面還會有許多下輩成員，有的成員還有多個名稱。而且隨著科學的發展，還在添丁加口，使家族越來越興旺。

本文不涉及作為體系的方法論層次（不少方法論與世界觀緊密相連），只談操作層面的具體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按其適用范圍和普遍性程度，又可以分為多個層次，比如可以分為專門方法和普通方法。專門方法是指某一學科專用的方法，如地質學中采用碳14測定年代的方法，化學中的PH值測定酸堿度的方法，人類學中的文化層次分析方法，社會學中的抽樣調查方法。普通方法是指許多學科都采用的方法，比如邏輯學的方法；或者某一類學科（如社會科學）都采用的方法，比如文獻研究方法。有些起初可能是某一學科的專門方法，但后來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也都借鑒采用，也就成了社會科學中的普通方法，比如社會學中的抽樣調查方法，現在是社會科學的普通方法。就新聞傳播學而言，還沒有哪一種方法可以算作該學科的專門方法。但是，只要認真借鑒和運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普通方法，也足以改進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毫無疑問，研究方法是否多樣，運用得是否很好，是衡量一個學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

現在我們把話題縮小，只談社會科學，特別是新聞學、傳播學中的研究方法。

社會科學中的研究方法，分人文主義或解釋學的方法范式，與實證主義的方法范式兩大類。這兩種范式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是研究者通過操作概念得出研究結論，后者是研究者通過操作事實得出結論。（21）

操作概念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思辨的方法。人文方法來自哲學思辨的研究傳統，所以，思辨方法代表著研究方法中的一個大的類型。我國傳統的新聞學研究，主要是依靠思辨的方法，“從概念到概念”。如研究新聞的黨性、階級性、群眾觀點性、真實性，戰斗性，指導性等等，都是靠的哲學式的思辨。

操作事實是實證研究的特點，實證研究主要依靠收集和整理事實。而因收集事實的方式不同，形成實證研究的兩大分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是通過不斷地采集和積累事實來發現理論結論。其基本過程是一個歸納的過程，即先積累事實，后進行推論，其研究目的是理解事實。（22）當然，這是指研究過程是這樣，而不是說論文寫作時也必須是這個順序；論文寫作時往往是先寫出結論，然后擺出事實來論證。這就是說，研究時從具體到抽象，寫論文時從抽象到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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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方法有利于對傳播的歷史過程、事件發展、人的相互關系和行為等難以量化的問題進行研究。定性研究比定量研究更容易發現理論和形成有意義的假設。定性研究的方法主要來自人類學的觀察、訪問方法，以及政治學的文獻分析方法?？坑^察和文獻分析的方法采集的事實，一般是難以量化的，所以只有通過收集事實、分析和解釋事實，來建立某種因果關系。

定量研究則是通過有目的、有計劃地收集事實來證明假說。它是根據研究者現有的對某事物的認識提出假說，然后根據檢驗假說的需要收集事實，以對假說進行證實或者證偽。定量研究有助于人們更精確地把握事物的全貌和變化情況，及時地了解突發事件產生的反應。定量研究的方法主要來自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研究傳統——社會調查的方法和控制實驗的方法。以社會調查和控制實驗方法采集的事實，大多數是可以被量化的。（23）

上面實際上談到了研究方法的三大類型，思辨研究（屬于操作概念的人文主義的方法范式），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均屬于操作事實的實證主義的方法范式）

這里，有一點需要說明一下。由于思辨研究與定性研究有一些相似之處，比如其表現形式都是詞語（不是靠大量的數據分析），容易使人產生定性等同于思辨的印象，因此在我國學術界，被認為是定性方法的研究，不少是屬于思辨范疇的。其實，思辨研究與定性研究是有區別的，思辨研究的對象是不可直接觀測或調查的抽象概念，比如新聞與信息的定義、新聞的傾向性與真實性、傳播的本質、信息的本質，等等。而作為實證研究之一的定性研究的對象，則是可直接觀測或調查的經驗事實。定性分析，在內容上是對事件或現象的主要性質和特征的解釋，而在形式上是非量化的，比如新聞事件、信息流通極其不公平分配、流言傳播、傳播的長期效果和社會文化效果，等等。

當然也有一些研究對象，如新聞自由，既能用上思辨方法（分析新聞自由的相對性，新聞自由與新聞法的關系等），又能用上定性的方法（如分析新聞自由在某國某社會的表現與特征），還能用上定量分析的方法（如研究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新聞自由度）。由此可見，這些研究方法都不是絕然分開的，在實際應用中是可以各自發揮特長，又互相補充的。

介紹幾種重要的研究方法

以上所談的畢竟還是比較宏觀，為了促進研究方法在新聞學與傳播學領域中的應用，有必要介紹幾種重要的具體方法。在思辨研究下面，打算著重介紹邏輯方法，特別是定義的方法；在定性研究下面，著重介紹觀察方法。在定量研究方面，著重介紹內容分析方法、社會調查方法和實驗方法。還有對多種研究法綜合運用的方法，如比個案研究方法、較研究方法。

一、邏輯方法：

思辨研究的起點是概念。由于許多思想資料不能用日常語言來準確、有效地表達，所以思辨研究需要建立科學概念。然后依靠相應的邏輯來組織，概念被發展為命題，由此產生了系統的知識，同時，又可依此推演出新的知識。（24）無論社會科學研究還是人為科學研究，都必須依據邏輯，當我們選擇的研究對象有較強的哲學思辨性時，就更需要使用邏輯的方法。現在新聞刊物的上不少文章，都只是經驗或印象的描述，缺乏新意和理論深度。就是因為作者既沒能從歸納事實中得出新的概念，也沒能使用已有的概念去邏輯地推演出新的命題，靠一些老生常談的論點，加上自己的經驗與印象，就構成了論文的全部。自然沒有邏輯力量，也沒有思辨性。

在邏輯方法中，定義法的使用很重要，有利于保證論文沿著界定的含義，集中地深入下去。

常見一些論文作隨感式地論述，作為研究對象的概念的含義并不確定，時而狹義，時而廣義，甚至時而指這，時而指那。這樣論文就不可能有邏輯力量。論文作者要重視對作為研究對象的概念下定義，或對其內涵、外延作出界定。許多語匯有多種含義，“定義是規定一個符號應在什么意義上使用?！保?5）雖然恩格斯說過“在學科上，一切定義只有微小的價值”（26）但那是因為隨著社會的發展，定義的內涵、外延都會發展。如新聞媒介，原來指報紙，后來也包括廣播、電視，以后還可能包括更神奇的媒介。但是一個研究者在作研究時，必須對其研究對象的概念作出界定。這具有正本清源的意義。這種界定可以是下定義的方式；如果下定義困難，也可以采用說明內涵和外延的方式?？傊?，要使讀者明確你在何種意義上使用這種概念。這之后，讀者可以看出你在論證時是否沿著這個意義走下去。這樣，就便于檢驗你的論述、推理是否具有邏輯力量?！犊捶ā芬晃脑谡撌鍪裁词切麄鲿r，竟說“對別人講話，就是宣傳。”按此“邏輯”，說話、宣傳、口頭傳播都是一回事。在科學意義上，宣傳是為著一定的政治的、社會的或經濟的目的，而進行的一種傳播和說服活動。宣傳方式可以是說話，而說話不一定是宣傳。如果作為研究對象的概念，都可以隨意夸大和變形，就會有大量的概念雷同，以至混亂不堪，科學研究就無法進行下去。

二、觀察方法：

觀察方法的特點是實地觀察到現象或行為的發生。當時當地的觀察可以把握事物的全盤面貌，可以領略其特別情境，感受其特殊氣氛。而且，很多情況對當事人來說，都視之為當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一般都不會作為報導資料報道。但研究者的當場客觀觀察，會敏銳地感受到一些具有特別意義的資料。

滇西北的瀘沽湖畔居住的摩梭人，處在世上僅存的母系社會，實行走婚制。報刊對他們有很多報道，游人蜂擁而至。《文化間傳播——瀘沽湖畔的傳播學隨想》一文（27）的作者，靠實地觀察和訪問，發現那里人們的婚姻觀念在開始發生變化：有一些人向往一夫一妻制；經商觀念與圍著游客兜售生意的做法，與外界毫無二致；物質生活與精神生與外界趨同，從可口可樂到卡拉OK到處都有。文章認為這是與外界文化交流的結果，是傳播的產物。傳播的途徑有四條：現代交通；摩梭人外出經商，做工、求學；游客涌進；電視、電話。最后文章對文化的獨特性與地理環境的封閉性的關系，以及何種文化能傳承久遠展開論述。這是使用觀察法（包括必要的入戶訪問），獲取資料進行定性研究的一個例子。雖然運用得不很規范，但基本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觀察方法特別適用于那些不肯直接報道或接受面談的對象，因為對他們既不宜采用社會調查的方法，也不宜采用實驗的方法，只有觀察法較為適宜?？茖W的觀察法，應該在事先具有研究目的或假設，有系統的設計，有系統的記錄。假如在特殊的設計下（如單向透視玻璃），觀察者不為被觀察對象所注意，因此可以在最自然的情況下不受打擾的行動，由此觀察所得到的資料是任何其他搜集資料的方法都不能得到的。（28）可惜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嚴格按照科學的觀察法進行操作的研究，一時還難以舉出實例。

三、社會調查方法：

社會調查方法是社會科學的典型方法之一。它是以客觀的態度，通過對受眾的系統提問，收集并分析有關研究數據，以描述或解釋傳播現象及其各相關因素之間的關系的實證研究方法。社會調查方法可以獲得一個群體、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的某項情況，可以解決新聞傳播學研究中特定的問題，如受眾與媒介的各種關系，受眾對媒介傳播的態度，以及受眾的媒介觀念等等。在這些方面，是其他研究方法無法替代的。

社會調查的第一步是決定題材，分析理論和擬定研究假說。第二步是問卷設計。問卷是依據有關理論和假說而設計的。任何組成假說的自變度數或應變數，均必須用一題或多題的問卷來表示。第三步是選取取樣本，就是從成員總體中抽取一部分能夠代表總體的樣本。這種選取樣本的過程即為抽樣。抽樣方法很多，主要分為隨機抽樣和非隨機抽樣。樣本的多少與樣本代表性成正比。樣本數最好是整個總體數的5%以上，但最少通常不得低于500個樣本。（29）第四步為訪問，分入戶訪問、電話訪問或郵寄問卷等。第五步是統計分析，得出結論，撰寫報告。

自80年代以來，我國新聞界運用社會調查方法已經很多次?！吨袊鴤鞑バЧ敢暋罚?0）一書收錄了十幾次報紙、廣播、電視的受眾調查，以及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新聞改革態度的調查，可以說已為社會調查方法的運用積累了比較成熟的經驗。

四、內容分析方法：

“內容分析是一種對具有明確特性的傳播內容進行的客觀、系統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技術。”（貝雷兒森定義）它是傳播研究中的一種重要的、常見的方法。內容分析“一方面可以避免定質分析過于主觀，一方面也可以做較大范圍之抽樣，但在分析過程中，除了傳播內容量的分析外，亦注重其質的分析，這種綜合的內容分析方法，可以避免兩種方法的缺點，增加內容分析的正確性和有效性。”（31）

內容分析方法與大眾傳媒及其研究的發展密不可分，在西方自本世紀初以來一直進行著。我國自1987年以來，亦不斷有內容分析的研究成果出現，如《市場分析》（孫五三，《新聞學論集》第12集）、《國產與進口少兒電視節目制作形態與傳播觀念的比較研究》（王怡紅，《北京廣播學院學報》1993年第4期）、《北京地區少年兒童節目內容分析研究報告》（楊瑞明，《新聞研究資料》第60輯）、《我國電視廣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劉伯紅等，《新聞與傳播研究》1997年第1期）。

內容分析常見的有三種形式：描述傳播內容的傾向或特征，如上述研究電視廣告中的女性形象；描述傳播內容的變化趨勢（這需要分析若干年的樣本），如研究我國10年來對環境保護的報道情況；比較不同樣本的內容特征，如研究國產與進口少兒電視節目的情況。

內容分析主要分以下步驟：第一步是決定研究題材，進行研究假說的設計。第二步是抽樣，通常采取隨機抽樣。第三步就是設計類目與分析單元，即決定統計哪些要素和使用何種單位（如單字、主題詞或篇）。第四步就是統計分析，撰寫報告。比如有位研究生研究中共十四大至十五期間（1992—1997）人民日報的批評報道，就以這5年間人民日報的所有的批評報道為總體，用間隔抽樣法，共抽得樣本420天的批評報道1802篇。根據這頂研究，發現在這些批評報道中，有58.6%是讀者來信版上的；而批評報道的對象是以現象為主（不涉及具體的人或單位），占半數以上（53.2%）。針對具體的人或單位的批評比較少，針對集體或單位的，占批評報道總量的17.8%；針對不法分子的，占17.1%。其中針對各級干部的批評，不到總量的十分之一（占8.5%），而批評報道針對處級和處級以上干部的僅為2.6%。且大多是根據有關部門查處的結果報道的，完全由報紙自己揭出來的很少。（32）

五、實驗方法：

實驗方法又稱控制實驗方法，這種方法曾為傳播學的一些重要理論的確立做出過貢獻。它起源于二三十年代美國的佩恩基金會所進行的“電影對青少年的影響”的研究，后經二戰中的霍夫蘭的大眾傳播實驗和戰后的耶魯說服實驗而達到高峰。

實驗法從本質上說也是一種觀察事實的方法，但它是一種有控制的觀察。美國學者貝利指出：“實驗是試圖顯示一個或多個自度量與一個或多個因變量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的高度受控方法。（33）

它的方法是：研究者從600部電影中挑選了16部有某種傾向的電影，作為實驗中的刺激物，來觀察兒童在看電視前后的社會態度的變化。他們利用最新研制的社會態度量表，測試了兒童的態度，一兩天后，請兒童看電影。隔天再對兒童進行測試。半個月至18個后，研究者進行第三次測試，以檢驗電影的影響是否存在。結果認為，電影會改變兒童的社會態度。（34）

如果對實驗對象沒有一定控制，研究就無法辨別因變量的變化是由實驗刺激引起的，還是由實驗或實驗操作引起的。因此要特別設置不接受實驗刺激的控制組來作對比。

實驗法多適用于微觀的傳播效果研究領域，比如宣傳、宣服、態度的改變等方面的理論假說，適宜于使用實驗方法來檢驗。那些涉及心理因素明顯、涉及社會因素較少的問題，更適宜于實驗方法。兒童也許是被施用實驗方法的最佳群體。

六、個案研究方法：

個案研究可以用某一種方法，也可以用多種方法，如把觀察法、訪問法、問卷調查法等綜合運用。

個案研究法很適宜于對那些難以量化統計的，涉及思想觀念、道德標準、心理沖突等的事物進行研究，同時也不排除在其某一個具體層面上進行量化。個案研究法有利于詳盡深入地進行某一事物的研究，因為它不僅有表面的觀察，各種書面資料的收集，而且還有深度的探討。例如對臺灣傳媒對白曉燕被綁遇害的報道進行個案研究，可以探討司法與新聞的關系、新聞職業道德等諸多問題。

如果把香港回歸報道、1998年抗洪報道等作為個案研究，那更需要多種方法的綜合運用，特別是內容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恐不可少。

七、比較研究方法：

比較研究方法有利于對有某些類似之處的事物的研究，便于評論優劣，總結經驗。尤其運用于新聞觀念、新聞業務的研究。樊凡、單波的《中西新聞論比較論》（35），就是一種有趣的嘗試。

比較可分為“共時性比較和歷時性比較”。前者指同一時期事物的比較，后者指不同時期的事物的比較。筆者曾帶一為研究生嘗試這兩種比較方法。作為“共時性比較”，1995年，美國《紐約時報》對俄克拉何馬州聯邦政府大廈爆炸的報道，日本《讀賣新聞》對阪神大地震的報道，中國《人民日報》對湖南、江西水災的報道，比較這三個報道，可以看出不同國家報紙對災害的不同特點。另一種是“歷時性比較”，我們曾試圖把1980年、1988年、1997年這三年7、8、9月《人民日報》上的批評報道，從數量和內容上進行比較，看輿論監督有些什么發展，應該遵循什么樣的規律才能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發展。由于資料獲得或者時間安排上的原因，這兩項研究都沒能進行到底，但我一直認為它們都是很不錯的選題。不難看出，比較研究的開展，對新聞實際工作的促進，對新聞傳播學的發展，都會是很有意義的。

研究方法多種多樣，因研究的對象和題材不同，各有適用；因研究者愛好和特長不同各有選擇。如果致力于新聞學、傳播學研究的每一個人，在自己進行某項研究時，先能考慮一下采取何種方法，盡可能把所選擇的方法運用得好一些，并能在寫論文時盡力規范一些，那么可以肯定，我們這片學術園地將會開滿各種奇光異彩的鮮花。

注釋：

（1）徐友漁《為提倡學術規范一辯》，《中國書評》（香港）1995年第8期

（2）林毅夫《本土化、規范化、國際化》，《經濟研究》1995年第10期

（3）《對新聞學中一些基本問題的看法》，《新聞大學》1998年秋季號第5頁。

（4）阿邁納《方法論導論》第181頁，三聯書店，1991

（5）余輝炳等編譯《社會研究的方法》第25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6）楊孝榮《傳播社會學》第70頁，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

（7）載《新華報人》，1945年12月30日出版

（8）《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下冊第78頁

（9）出版處王謨說：“黨性和人民性是完全一致的，黨性是無產階級性集中的表現，也是人民性集中的表現?！保ā缎侣剳鹁€》1957年創刊號第46頁）鄭遠（人大新聞系主任安崗）說：“我們報紙的人民性同我們的階級使命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們的黨性正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現。”《新聞與出版》第8號，1957年1月25日）安徽日報總編輯歐遠方說：“黨性，階級性，人民性是統一的?！保ā缎侣剳鹁€》1957年第10期第15頁

（10）參見陳力丹《新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一項重要改動》，《新聞戰線》1996年第10期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分冊第149頁

（12）同上，第436頁

（13）YuezhiZhao,Media,market,anddemocracyinChina,1998bytheBoardoftheUniversityofIllinois

（14）《華夏傳播論》第175-185頁，人民出版社，1997

（15）參見《各國新聞出版法選輯》、《各國新聞出版法選輯（續編）》和新聞法起草辦公室編的新聞法參考資料之七《關于公民創辦報刊的有關資料》。有的國家如法國，有申報制度，但那只是報個“戶口”，不需要批準，更不存在“領取執照”。

（16）《新聞與傳播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編，1998年第1期

（17）參見《辭海》“天人合一”條目

（18）陳波等編著《社會科學方法論》第21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19）《巴甫洛夫選集》第49頁，科學出版社，1955

（20）劉蔚華主編《方法學原理》第10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

（21）（22）（23）卜衛《傳播學方法論導言》，《國際新聞界》1996年第3期

（24）卜衛《傳播學思辨研究論》，《國際新聞界》1996年第5期

（25）阿邁納《方法論導論》第181頁，三聯書店，1991

（26）《反杜林論》80頁，人民出版社，1970

（27）孫茗《文化間傳播——瀘沽湖畔的傳播學隨想》，付因中

（28）楊孝榮《傳播社會學》第102—103頁，臺灣商務印快餐館，1995

（29）楊孝榮《傳播社會學》第82—84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30）陳崇山、弭秀玲主編《中國傳播效果透視》，沈陽出版社，1989

（31）楊孝榮《傳播社會學》第93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32）李曉明碩士論文《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民日報批評報道》，1998

（33）余炳輝等譯《社會研究的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34）卜衛《控制實驗——一種常用的傳播研究方法》，《國際新聞界》，1997年第2期

（35）樊凡、單波《中西新聞比較論》，武漢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