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新聞史研究成果考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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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新聞史研究已經走過了百余年，地方新聞史作為我國新聞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以來受到學者們的關注。然而，對于民國時期的中國地方新聞史研究卻鮮少有人提起。本文通過對數據庫的檢索與整理，試圖還原民國時期學者們對于地方新聞史的研究，總結其經驗和不足，為現今我國地方新聞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視角和路徑。

【關鍵詞】新聞事業；地方新聞史；民國時期

一、民國時期地方新聞史研究之概況

自1917年姚公鶴發表《上海報紙小史》開始，我國新聞史研究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上海報紙小史》更是我國新聞史研究歷程上的第一部著作。地方新聞史研究是我國新聞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百年來，我國地方新聞史研究的隊伍不斷擴大，學術水平不斷提高。然而，對于民國時期的中國地方新聞史研究卻鮮少有人提起。事實上，自1917年姚公鶴發表中國第一部地方新聞史研究《上海報紙小史》起，民國時期已經有不少學者開始針對地方新聞史進行研究，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項士元于1930年發表的《浙江新聞史》、嚴承蔭于1935年發表的《河南新聞事業》、胡道靜于1935年發表的《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蔡寄鷗于1943年發表的《武漢新聞史》等等。除了這類單獨成書的地方新聞史研究之外，還有許多學者將研究地方新聞史的文章發表在當時的期刊雜志上，如李報一于1933年發表在《長沙市新聞記者聯合會年刊》上的《長沙報紙史略》、韋風今于1936年發表在《中外月刊》上的《成都新聞事業之今昔觀》、陳天佑于1940年發表在《新聞學季刊》上的《湘西新聞事業之發展及其現況》等等。總的來看，民國時期學者們對地方新聞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且不僅有對某個具體省市的新聞史研究，還有對某一地區如湘西、西南的新聞史研究，并且涉及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可見研究的覆蓋范圍之廣。本文通過對民國文獻大全、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中國歷史文獻總庫?民國圖書數據庫等數據庫的搜索，整理了從1912年到1949年中國地方新聞史研究的相關史料。因能力有限，不求窮盡但力圖還原民國時期學者們對于地方新聞史研究的狀況，總結當時研究的不足及可取之處，為現今我國地方新聞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視角和路徑。

二、民國時期地方新聞史研究之詳述

通過搜索數據庫，可以將民國時期學者們對地方新聞史的研究大致分為以下三類：單獨成書的地方新聞史研究著作、在新聞學著作中某一章節提及地方新聞史、發表在雜志報刊以及期刊上的地方新聞史研究文章。

（一）單獨成書類

通過檢索與整理后筆者發現，民國時期對地方新聞史進行研究后單獨成書的著作數量并不多。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30年項士元所著《浙江新聞史》，1935年嚴承蔭所著《河南新聞事業》，1935年胡道靜所著《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以及1943年蔡寄鷗所著《武漢新聞史》。此外，程其恒在《戰時中國報業》中也對戰時各個省市的新聞事業狀況進行了詳細分析和論述。在這些書目的謀篇布局上，項士元、胡道靜以及蔡寄鷗從當地報紙的起源入手，整理了當地在不同時期的新聞事業狀況，如胡道靜在《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中將上海新聞事業的發展分為黨政運動時期、民族革命時期、洪黨時期、歐戰時期、時期、五卅慘案時期和國民革命時期，并針對各個不同時期的新聞事業展開了詳細論述。嚴承蔭梳理了汴鄭各報的小史并對此進行了詳細分析，從各報的發展史入手，整理了各報的發行時間、主辦人、版面格式、報紙主要內容以及報社組織結構，內容全面且詳細。除了對各報發展史的分析，嚴承蔭還詳細敘述了河南新聞事業的采訪、印刷、廣告、發行、登記、記聯會等內容。項士元在《浙江新聞史》中除了探討浙江在不同時期的報紙發行狀況，也對浙江的報社組織和記聯會組織進行了研究。蔡寄鷗在《武漢新聞史》中論述了各個不同時期武漢的新聞事業狀況，涉及報人、報館、通訊社、記者公會等不同方面。總的來看，民國時期中國地方新聞史研究的專著數量不多，但研究成果的質量比較高，并且除了有學者們對地方新聞史進行研究以外，官方機構也對地方新聞事業進行了考察，如新民會中央指導部調查科于1938年發表的《京津新聞事業之調查》，詳細考察了北京和天津兩地新聞事業的歷史發展及其現狀。這些研究涉及的范圍和方面較為廣泛，包括報紙、報館、報人、通訊社、記者聯合會、印刷、廣告等各個不同方面，內容詳實豐富，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二）在新聞學著作中某一章節提及地方新聞史

在筆者的檢索與整理中，民國時期除了上述專門寫成著作的地方新聞史研究書目以外，還有一部分地方新聞史的研究摻雜在某一新聞類專門書目的某一章節中，如郭箴一1931年所著、復旦大學新聞學會所出版的《上海報紙改革論》。該著作主要討論了上海報業改革應注意之點和具體計劃，分析了上海報業改革的困難之處。但同時，作者在該著作的第二章節，論述了上海報紙的沿革，考察了上海各報的發展史，包括申報、新聞報、時報、時事新報和民國日報。但每一報紙論述的篇幅并不長，內容并不多，只是概述。同時，郭箴一對上海新聞史的研究，也僅僅停留在報紙本身，并未過多涉及通訊社、記者、廣告等方面的內容，可見其對于上海新聞史的研究并不十分深入。除此之外，胡道靜于1940年發表的《報壇逸話》，在第一章節“報紙的起源”中論述了上海最早的報紙以及上海新報的十二年；第二章節論述了邊疆報紙的發展狀況，但其所涉及的邊疆報紙并不多，只論述了《西藏新聞》一家。由此可見，胡道靜在《報壇逸話》中對于地方新聞史的考察遠不如在《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中的論述來得詳細全面和系統。

（三）發表在雜志報刊以及期刊上

民國時期學者們對于地方新聞史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發表在當時的期刊雜志上。根據筆者的檢索與整理，1912年至1949年間，發表在當時期刊雜志上有關地方新聞史研究的文獻共計32篇，且除了姚公鶴于1917年發表在《東方雜志》上的《上海報紙小史》以外，其余所有文獻均發表于1930年以后。這些文獻研究所涉及的地區范圍廣泛，涵蓋了中國大部分地區，包括京津、江浙、華北、華中、華南、西南、西北，以及西藏、新疆等邊疆地區。如柯善虞在1934年發表于《新聞學期刊》上的《平津新聞事業概況》中介紹了北平和天津兩地的新聞事業發展狀況，涵蓋了中文報紙、外文報紙、通訊社，以及新聞教育等多個方面；黃萍蓀在1935年發表于《浙年》上的《浙江的新聞事業》一文中，將浙江新聞事業的發展分為萌芽時代、鼓吹民族革命時代、軍閥壓迫時代，以及國民革命軍奠定浙江以后等不同時期進行了詳細論述與考察；史紀言在1932年發表于《夜光》的《太原新聞事業概觀》一文中，論述了太原新聞事業發展的黃金時期，并羅列出當時的報紙及通訊社；《中外月刊》于1936年刊登的《湖南新聞事業之過去與現在》（作者不詳）一文中，作者提到“湖南新聞事業在民國紀年以前，雖已具有規模，但多官報性質。至民間能自由辦報，自由言論，則自民國紀元以后。”[1]并從報社、通訊社以及新聞團體三個方面論述湖南新聞事業從過去到現在的發展歷程；程其恒在1940年發表于《新聞學期刊》上的《江西新聞事業的概覽》一文中，對江西新聞事業的發展歷史作了詳細論述，他提到“戊戌政變以后，江西開始擁有現代化的報紙出來和世人見面，到現在不覺已有了四十多年的歷史”[2]；凌企云在1945年發表于《青光半月刊》上的《重慶的新聞事業》一文中詳細論述了重慶各報紙在抗戰八年期間的發展；黃鴻銓在1936年發表于《四川月報》上的《成都新聞業之今昔》一文中，將成都新聞業的發展分為萌芽時期、進展時期、穩定時期進行論述；宋念慈在1943年發表于《新新疆》上的《十年來新疆的新聞事業》一文中，將新疆的新聞事業發展劃分為不同時期并分別進行了論述……縱觀這些文獻，可以發現，民國時期學者們對于我國地方新聞史研究所涉及的地理范圍廣泛，不僅有內陸新聞事業發達地區如上海、北平，也有中西部、沿海地區，更有邊疆地區如西藏、新疆，基本上涵蓋了我國大部分地區和省市。從研究的內容上來看，大多數的文獻都是按照時間邏輯來對當地的新聞史進行研究和論述，同時研究不僅僅局限于報紙本身，還包括對通訊社、新聞團體，甚至是新聞教育的研究，可見研究內容的范圍之廣。

三、民國時期地方新聞史研究之總結

（一）從數量上看

民國時期學者們對于我國地方新聞史研究成果的數量并不很多，且系統整理成專門地方新聞史研究書目的更是少之又少。數量較多的就是發表在期刊雜志上的研究地方新聞史的文章，且發表時間大多集中在1930至1949年間，1910至1930年間幾乎沒有有關地方新聞史研究的文獻。由此可以看出，雖然我國新聞學界對于新聞史的研究開始較早，但民國時期學者們較晚才關注到地方新聞史的研究。

（二）從研究內容上看

民國時期學者們對于中國地方新聞史研究內容涵蓋的范圍十分廣泛，這首先體現在這些研究所涉及的地理范圍十分遼闊，不僅有內陸新聞事業發達地區如上海、北平，也有中西部、沿海地區，更有邊疆地區如西藏、新疆，基本上涵蓋了我國大部分地區和省市。同時，這一時期地方新聞史研究的對象并不僅限制于報紙這一傳統新聞媒介，還涉及了諸如報館、報人、通訊社、新聞團體等不同新聞媒介類型進行了研究。如項士元、嚴承蔭、蔡寄鷗等在《浙江新聞史》《河南新聞事業》和《武漢新聞史》中都涉及到了當地的通訊社以及記者聯合會的發展歷程，還涉及采訪、印刷、廣告、發行、登記等多個方面；《平津新聞事業概況》中介紹了北平和天津兩地的新聞事業發展狀況，涵蓋了中文報紙、外文報紙、通訊社，以及新聞教育等多個方面；《中外月刊》于1936年刊登的《湖南新聞事業之過去與現在》從報社、通訊社以及新聞團體三個方面論述湖南新聞事業從過去到現在的發展歷程……可見民國時期學者們對于地方新聞史研究對象之廣，研究內容之豐富和詳細。

（三）從研究方法和表現形式上看

總的來看，民國時期學者們對于中國地方新聞史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原創研究法，這可能是基于前人鮮少有對地方新聞史的研究，可參考的史料較少，因此當時的學者們大多采用的是此種研究方法。正如嚴承蔭在《河南新聞事業》的序言中所談到的：“欲知新聞之淵源，可詳讀出版之各國新聞史，欲知我國之新聞來歷，則有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可孜。若就一省之新聞事業‘詳查細究’，則僅有項士元之《浙江新聞史》可讀矣。”“而此種專門學者對于地方新聞事業，鄉村新聞事業，呼吁者尚屬少數。”[3]由此可見當時對于地方新聞史研究的單獨著作之少，可參考的材料和史料之少。但是，盡管當時可以借鑒的材料較少，還是有學者能夠引用前人的研究來為自己的研究佐證，如胡道靜在《報壇逸話》“上海最早的報紙”一章中引用燕京大學新聞學系白瑞登教授：“上海的中國現代化新聞紙曾有一時期是摹仿香港報紙，而后來把握了中國現代新聞事業進展中的領導地位。”[4]此外，在研究的表現形式上，民國時期學者們對于研究成果的表現形式比較多樣，并不僅僅局限于文字表述，也有圖表、表格等形式。如天君于1931年發表在《新漢口》上的《漢口之新聞事業》中就運用了表格的形式將漢口當地的報館、通訊社及其主辦人、地址、發行時間等一一羅列，使人一目了然，清晰整齊。

結語

民國時期學者們對于我國地方新聞史研究的成果雖然數量不多，但這些研究成果覆蓋的地理范圍之廣、研究內容之豐富和詳細，為后人的地方新聞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在當時的研究條件下，學者們能夠做出此等質量的研究成果，已經是非常之不易。總的看來，民國時期學者們對于中國地方新聞史的研究呈現以下特點：地理涵蓋范圍廣、內容豐富詳細，涉及新聞事業的各個方面；表現形式多樣，有表格和圖表等豐富的表現形式；并且能夠將研究系統整理成書，且具有全面性和系統性；同時，在當時，對我國地方新聞史進行研究的不僅有學者個人，還有官方的部門機構，這些都是值得后人在研究地方新聞史時借鑒和學習的地方。但除了這些優點之外，還應看到當時學者們對于我國地方新聞史研究的不足之處。如史料運用和開發的不足、缺少對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史的研究等等。中國的新聞史研究已經走過百余年，在信息化、數字化的新時代環境下，我們的地方新聞史研究也應該在前人的肩膀上有所創新，加大對新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并且關注和堅持對少數民族的地區新聞史研究，使我國的地方新聞史研究更上一層樓。

參考文獻：

[1]湖南新聞事業之過去與現在[J].中外月刊,1936:104-105.

[2]程其桓.江西新聞事業的概覽[J].新聞學季刊,1940:63-64.

[3]嚴承蔭.河南新聞事業[D].1935.

[4]胡道靜.報壇逸話[M].臺北：世界書局,1935:13

[5]倪延年.論民國時期的新聞史研究成果敘述體系[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37(01):121-131+163-164.

[6]白潤生.中國地區新聞史研究之我見[J].青年記者,2018(34):83-84.

作者：林思靜 單位：重慶大學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