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化研究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地方文化研究，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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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超越地方的地方文化研究

地方文化研究關注的是地方文化，但我們在關注地方文化時，要保持理論高度，應該跳出地方看地方，將地方文化當作鳥瞰的對象。我們作地方文化研究的人往往熟稔地方情況，囿于地方知識，滿足于自己觀察所得，在看問題的時候，缺乏宏觀理解與全局意識，因而在總結地方文化特性時不免有促狹的局限。如何避免地方文化研究變成地方意識，需要我們研究者登高望遠，這樣才能識得“廬山真面目”。如何實現超越地方的地方文化研究呢？我想應該有三方面的考慮。一是從文化整體的角度看地方，將地方文化視為人類文化的一個局部，從地區、國別甚至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其位置與意義。特別是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地方文化與整體文化的關系更是密不可分。②從地方與整體的關系看，我們關注的地方文化是全局中的地方文化，它是總體文化研究的局部研究。不謀全局，沒有文化整體意識，也就不能真正認識地方文化的特性。因此，我們雖然以特定地方文化為研究對象，但我們的研究素養與研究視野應遠遠超出地方。對地方或鄉土經驗直覺與感性認識的超越，自然就會提升地方研究學者的宏觀研究意識，地方研究者也就不是地方學者。這樣我們的地方研究就會境界高邁，視野開闊、大氣磅礴。二是從文化聯系的角度看地方。如果說整體文化是一張網，那么地方文化就是其中的一個網結，對于網結意義的解釋，要從網絡關系中去理解，看網結中絲縷的頭緒從何而來。作為文化網結的地方，它的潛在意義的發掘需要從其關聯的文化體系中著手，地方的文化表現不僅屬于特定地方，地方的文化形態是地方民眾與歷史、社會及整體文化互動的產物，也是其作為特定文化節點意義所在。這一認識十分重要。從文化體系有機構成的角度看地方文化，地方文化不僅不是孤立的存在，而且還是文化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支撐整體文化的基點之一。因此地方的文化研究就具有超越地方的意義。三是宏觀歷史過程中看地方文化。地方文化研究不僅要重視整體的文化聯系的研究，而且還應該特別強調歷史的視角。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像力》中說：“每一門考慮周全的社會科學，都需要具備觀念的歷史視野以及充分利用歷史資料。這種簡單的思想是我要提出的主要思想。”③我們研究的地方是經歷了系列歷史變遷的地方，它是歷史時間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僅是地方自身的歷史時間，還應關注到大的時代歷史給特定地方帶來的歷史印痕與記憶，它通過戰爭、災難、移民、交通、事件、地方行政區劃變遷等深刻影響地方社會構成與人們的思想意識，以致成為地方文化傳統的組成部分。“作為一門學科，歷史學確實要求挖掘細節，但它也鼓勵人們開拓眼光，把握社會結構發展中時代的關鍵事件。”①將地方文化置于宏觀歷史視野之下，我們可能會更清晰地認識地方文化脈絡。地方文化的歷史性，是我們在研究地方文化時要時刻注意的。這一點在作當代地方學研究過程中容易被忽視，值得強調。

二、特定地方文化的微觀與綜合研究

地方文化是存在于特定地區的文化形態，對地方文化的研究除了宏觀視野的整體性、歷史性地關注外，我們的主要工作是深入地方社會內部進行微觀研究。微觀研究是地方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微觀研究需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充分發掘地方文化的資料蘊藏，依照研究專題搜集整理文獻檔案資料、考古資料與田野調查資料，將資料數據化、系統化，建立地方文化資料信息庫，為進一步的研究準備基礎。地方文化資料主要有以下四個部分組成：第一，地方社會、家族或個人有意編寫保存的文獻資料，如政府檔案、地方志、家譜、文集、筆記、雜纂、竹枝詞、碑銘等。這類資料在北京有豐富的積藏，特別官方檔案與個人記述（包括外國人的親歷見聞）方面，北京尤為豐富。第二，地方社會生產生活中的輔實物與文字、圖像資料，這類資料龐雜但有著豐富的地方化歷史文化信息。第三，地方社會活態傳承的口頭與行為性資料，包括神話、傳說、故事、歌謠、諺語、俗語、戲曲、雜耍、游藝、祭祀與日常生活中的儀式行為等。第四，地下考古發現的文化資料，這類資料有助于我們對地方文化歷史的追認。這四類資料各有其特定的文化功能與價值，是地方微觀文化研究的基礎。二是通過大量的文獻檔案材料、口頭訪談資料與考古資料的專題整理與綜合研究，歸納整理出地方文化淵源、文化類型、演化階段、文化運行的內在邏輯，以加深我們對地方文化特性的認識。同時在綜合考察特定地方的歷史與現實之后，對地方文化的發展路徑與趨向進行引導、規劃與預測，以促進地方文化的當代傳承與發展。②總之，地方文化的內在質素需要微觀研究呈現，微觀研究是建立地方學的根基與主要研究方式，是地方社會存在與延展的邏輯梳理與獲得地方性知識與歷史力量的重要方式。

三、地方文化的平行研究

平行研究原屬于文學研究的比較方法，這里借來說明地方化文化研究問題。我們從宏觀文化整體與微觀細部深描的角度說明了地方文化研究的兩個向度。地方文化研究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的研究角度，那就是地方與地方之間的平行比較研究。地方文化的平行研究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對于同類型或不同類型的地方文化比較研究。這種平行比較研究的目的是加深我們對地方文化與地方風土之間互動關系的理解。風土是中國古代觀察地方文化的重要概念，是地方特定環境、人文與歷史的綜合描述。關于風土的文獻是風土記，風土記的文獻性質屬于今天的人文地理學。風土不僅是自然的風土，還是人文的風土，歷史的風土。地方風土制約著人們的生計方式，影響著地方歷史文化傳統的傳承與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說，正是特定地方的風土特性決定著特定地方的文化個性。因此，以人類生態學的視角進行地方文化的平行研究，有助于我們更清晰地把握地方文化的特性。一種是對地方之間互動關系的平行研究。作為特定空間的地方，它是國家或地區的局部，地方與地方之間因為地緣關系、資源關系、移民關系或者歷史文化傳統的關系，彼此之間存在著或強或弱、或深或淺、或明或暗的經濟社會文化聯系。我們在研究中注意這種地方間的文化關系，這樣的地方文化研究就會考慮動態與變量的關系，從而加深我們對地方文化形態形成過程的認識，也促進我們對地方間文化依存關系與文化相互影響的認識。地方間文化的平行研究，屬于中觀層面，它處在宏觀與微觀之間，我們用比較與平視的眼光看待同屬地方層級的城市鄉村，比較不同地方的文化特性，以及形成特性的歷史與未來可能的方向。如果我們在研究地方文化時，自覺運用上述三個維度，我們的研究就自然是較為全面的研究，我們的研究者就是研究地方文化的專家而不是地方文化學者。從這個角度上說，研究對象重要，研究方法更重要。

四、關于北京地方文化研究的幾點看法

北京自金元以來就是首都所在地，作為中國首善之區的北京，強調的是它在全國引領作用與示范性意義。但同時從地理形態上看，北京同樣是地方性的概念。關于北京地方文化的研究同樣可以從以上三個維度中考慮。首先，我們研究北京文化應超越北京地方，從地域空間上看，我們要以宏闊的視野，對北京在華北、中國、東亞乃至世界的位置進行適當的定位研究。北京是華北重要城市，自春秋戰國時期開始，燕薊地區就是華北地區的中心之一，漢唐時仍為北部邊防重鎮。宋遼金元時期北京為北方少數民族控制，并逐漸由地域中心上升為全國性的都城。北京在形成發展過程中，汲納了華北乃至全國的文化因素，因此北京歷史文化豐富多樣。明清時代北京通過傳教士開始接觸西方文化，近現代北京是中國中西文化交匯的重要城市，北京開始轉型為國際都市。因此北京的傳統文化又增添了許多的新的外來的文化成分，使北京文化具有不同以往的風采。從歷史時間看，北京是中國歷史都城系列的重要組成部分，北京的城建格局與功能形態跟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社會文化生活密切相關。因此，北京不是一個簡單的地理單元，以皇宮為中心的核心區域形態結構體現了傳統社會皇權思想，它的居民構成同樣基于宮廷政治與社會生活需要。遼金元時期契丹人、金人、蒙古人以及回教徒大批進入北京，明朝永樂皇帝營建都城、遷都北京，從南方帶來大批工匠、官員及其家屬，滿清入關隨之而來的是大批八旗兵丁。這些不同時期進入北京的北京人，他們不僅帶來了各地各民族的語言文化、生活文化，還有神靈信仰等精神性的文化。雖然改朝換代會造成主流文化的更易，但這些文化一旦成為居民的生活習慣，就都沉積在北京文化土壤中，成為北京文化的底色與文化形態的組成部分，時至今日，我們在北京仍然時時感受到這種文化的影響。對于北京學的研究如果具有歷史意識與超越地方的視野，就會獲得理想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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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地方文化；中式茶具；設計研究

口思五味，日思五色，人們追求口味是人之常情，自然之理的發展，中國茶文化也博大精深，更有人們對美事等美器的高深追求。

一、中國地方特色餐具的設計現狀

由于文化的需求日益加劇，因而中式茶具不僅是承載水和茶的工具，也成為滲透文化內涵的元素，在調查部分茶館以及茶具廠家以后，了解到目前我國茶具生產存在如下問題，餐具不能襯托出茶的特色，不能將中國文化融合到現代化中式特色茶具內，加之，與產業聯系比較密切的茶文化也不能全面理解茶具的使用，導致現在很多文化使用良莠不齊，所以選擇的茶具文化意識缺失，因而要以此為契機研究中式特色的茶具文化內涵，讓中國的茶具文化能夠滲入到各個領域內，同時不斷的傳承和發展下去，在社會發展中有著切實的理論以及實際意義。

二、中國地方特色文化滲透中的餐具設計理念

（一）“精美意識”餐具設計

1.基于茶的色彩餐具設計時需要根據茶的色彩進行合理搭配，由于這類搭配主要適用于中式的湯羹類飲食中，所以為了讓食物的顏色更突出，就要求餐具色彩清淡雅致，主要是白色的瓷質餐具，那么在茶文化中也可以做此研究，將茶的顏色與餐具進行合理配套，同時利用調和色進行搭配也是餐具設計的主要色彩搭配原則之一，即設計的茶具顏色要與差是同一種色系的，借助于調和色的調和與統一，讓其更加樸素和明朗的感覺，在強烈的對比和調和中，了解配色原則，也就是純度或者明度比較好，對比明顯，比如普洱茶習慣運用白色的茶具，展示出紅色的的明亮，讓人更有食欲，但是如果標新立異的運用黑色茶具，也能形成強烈的顏色對比。調和對比的關鍵之處即對比的色彩度或者明亮度比較弱，用以打破單調的品味，暗色系基礎上，加入明亮對比色系，形成點綴，讓整個茶更生動，也符合中國人審美中的“萬花叢中一點紅”，將茶的生動性也能更好地呈現出來。2.茶具中人文精神的滲入以人為本是現代設計的關鍵要素，尤其是進入到現代以后，這種理念的推崇日益冥想，中國古代的茶具設計中更多以人為主導方案，因而人本精神的體現尤為重要，但是茶具是在古人文化經驗上的升華，在改革中適應新時期發展變化的操練，通過時尚的使用，體現出現代文化的精神，更要求實用主義。例如人們生活水平提升就更推崇茶文化，很多人在生活中更要準備優質的茶進行品鑒，但是由于人們日常生活比較忙碌，因而除了在家和工作地點以外，將更多的時間耗費在路途上，特別是有些職場上的“空中飛人”忙碌的生活讓飲茶成為他們生活的奢望，所以很多時候設計除了的茶具是為了適應這一階層的人，也就是腰包茶具，將茶葉罐、茶具和茶杯都放到腰包內，只要有空閑的時刻，就能品茶，并且茶杯設計的部分更凹出一塊，便于人用手拿，也能避免外界顛簸出現手下滑，打碎茶具的情況，這種設計更體現出人的工程學設計理念，縮短飲茶時間，更好的詮釋“一寸光陰一寸金”的理念。3.技術與藝術的和諧與統一技術與藝術的和諧與統一是體現觀賞性能的關鍵要素，兩者的和諧以及統一，能夠兼顧現代人的快節奏生活，忙碌的人們在飲茶的同時，更是想要看到地方的特色。由于南方與北方文化差異的不同，導致南方更看重小巧精致的茶具，北方更看重大氣實用，因而茶具設計上面，可以秉承這兩方優勢，加入地方特色文化，可以在茶具上面鐫刻文字以及圖畫，表現出當地風土人情的內容。例如，東北地域喝茶也叫煮茶，用大的水壺，加上茶和水一起煮沸，然后招待客人或者日常飲用，主要是北方溫差較大，夏季的時候可以喝茶納涼，冬季的時候可以坐在炕頭上喝茶取暖，抵御嚴寒，那么就此，就可以在設計上選擇大的茶壺，配以大的茶碗，外形材質主要以陶瓷為主，讓人在飲用的時候感受到北方人的大氣豪邁。并也體現出北方特色文化，濃郁的黑土情懷大碗吃肉，大碗喝茶。

（二）情理觀念的茶具設計

情感和禮節是中華文化中最重要的社會功能概況，因而茶文化的抒情性能，是要結合飲德食和、萬邦同樂的理念，開展的更具民族特點的飲食方式。1.情感需求下的餐飲需要“飲茶快樂”不僅需要借助于茶本身讓滿足茶客感官到內心的愉悅情況，也是推行情趣化餐具帶給人們享受美的快樂，顏色的協調配合，體味出水變成茶的內在美味，更將事物制作出變化無窮的口味，是中華文明的象征。茶具的設計中可以加入傳統的中國元素，強調自然色彩搭配天然材料的美感，或者運用民間的藝術手法以及自然風格開創出淳樸的鄉村風格，體現出回歸本源的人文關懷。古典的茶具造型能夠讓人回歸到真實的環境內，或者借助于詼諧幽默的造型讓使用者更放松，因而能夠在進餐過程中，體會到心靈快樂，不僅是美味填充人的味蕾，更能讓人放松心態。2.“茶養文化”下的餐具設計我國自古以來的認識是醫食同源，飲食養生，所以藥膳來源于古老的食材，茶也是藥的一種，可以通過茶來養生，這里更是通過茶來平靜自己的心態，通過烹茶讓人看見水的變化過程，通過自然的方式流傳下來，可以運用烹飪的方式，將茶葉的原汁原味呈現出來，通過營養互補，形成風味獨特的飲品。最近幾年興起的藥茶和花茶，不經讓藥膳體現出更多的功能性要求，更要體現自身的美觀性要求，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茶鍋，運用隔熱材質，讓紋理上保有原來的手工痕跡，形成天然以及獨特的機趣形態，并且借助于炒鍋開發適度的茶，如罐、壺等，茶具在設計上面要做到與時俱進，結合西方咖啡壺的原則，不能停留在傳統上，讓現代都市生活的人更體會到中國古老茶文化。

結語

百姓日常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讓人們將關注點更集中在追尋生活品質上面，因而中式特色茶具在物質功能以外更重視文化功能，這就要求重視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并在新工藝上面做好開發以及創新，給中式飲茶文化的開發以及設計創設更廣闊的空間。如果從前瞻性發展的角度考慮問題，現代中式特色茶具設計發展需要朝著弘揚特色文化，結合現代文化，滿足美感需求。

參考文獻：

[1]張黎明.中式茶具設計的文化研究[J].福建茶葉，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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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地方文化；橫店影視傳媒；東陽木雕；田園城市

冷戰結束以后，世界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世界各國對本民族的發展不斷提出新的思考，積極地面向世界。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民族化和全球化相互觸碰，文化強國成為世界各族相互競爭的新策略。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文化的發展成為民族發展的核心競爭，一方面文化是一個民族生存發展的根基和靈魂，是一個民族集體人格與精神的生動寫照；另一方面，文化與工業相結合帶來巨大經濟利潤，文化產業形成的新型的產業價值鏈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推動本國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成為各國國民經濟收入的重要來源。

當前，中國也把文化產業發展戰略提到新的高度，不斷出臺相關政策，大力鼓勵、促進、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浙江作為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強省，在這一方面不斷思考、不斷探索，在取得較好成績的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目，本文將以浙中東陽地區的文化產業發展為樣本，探討其發展策略，解決相關問題。

1 東陽文化產業發展基礎與發展概況

“所謂的文化產業是指以生產和提供精神產品為主要活動，以滿足人們的文化需要作為目標，是指文化意義本身的創作與銷售，狹義上包括文學藝術創作、音樂創作、攝影、舞蹈、工業設計與建筑設計。”[1]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挖掘當地有特色的文化資源，挖掘其潛在的經濟能量。東陽有著良好的工業基礎，文化產業以影視、旅游、建筑、木雕工藝等為主體，帶動相關產業的聯動發展。目前擁有東陽木雕、東陽竹編、東陽盧宅營造藝術和“翻九樓”四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80余個民間文化項目被列入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境內還發現恐龍類古生物化石遺址、西周和春秋戰國人類文明遺址多處。[2]當地豐富的傳統歷史文化資源為當地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新穎獨特的素材，目前已經形成以“古越文化”為源頭、以“建筑之鄉、教育之鄉、工藝美術之鄉”的“三鄉”文化為代表的文化體系。

2 東陽文化產業發展的策略

2.1 著力打造橫店影視傳媒產業

橫店與影視結緣于1997年謝晉導演的《》，2000年以后橫店影視開始著力于全面化的產業發展，2004年橫店成為全國首個國家級影視實驗園區，目前實驗區入駐企業達487家，產業集群的規模得到擴大和完善，發展東陽文化產業必須以橫店影視產業為龍頭企業，目前橫店影視傳媒產業要進一步發展，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創意先行，重視劇本創作。劇本是整個影視作品的靈魂和基礎，劇本的成敗好壞直接影響影視制作的其他各個環節，學習好萊塢嚴謹的劇本創作技法，結合本民族歷史文化、價值形態、生活習慣、風俗人情，當下社會現實，創作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影視作品。劇本缺乏創意是制約當下中國影視市場發展的癥候所在，劇本創作者應該思考生活、認識生活，善于捕捉，提高市場意識，分析受眾心理，創作出消費者易于接受的電影和電視劇作品。

（2）加大后期投入。橫店影視產業歷經十余年的發展，產業集群已初步形成，影視產業鏈構建相對完善，從策劃、創意、拍攝、制作、發行這幾個環節來看，利潤最大的后期制作這一塊比較薄弱，制作公司在影片攝制完成之后，采用外包的形式在海外進行后期制作，技術和硬件設備的落后是導致利潤流失的根本原因。當務之急一方面我國技術研發需要提高，另一方面從國外引進先進材料，促成產業價值鏈的完善發展，值得借鑒的是橫店紅點影視制作公司與日本索尼公司合作，引進4K/3D影視后期制作生產線，在橫店可以實現國內劇組拿著劇本來，帶著片子走。

（3）后產品與主題公園的開發。在好萊塢電影市場，電影本身（票房）只是整個電影產業價值鏈的一小部分，電影工業攫取的巨大利潤在于與電影相關的后產品的開發，例如時代華納用了10年時間將《哈利?波特》打造成了一個集電影、電子游戲、玩具、主題公園等多個領域于一體的產業鏈。“哈利波特”整條產業鏈大約創造了高達2000億美元的經濟效益，其中衍生品的收益占到70%。橫店影視應該加強電影衍生產品的開發，力所能及地拓展產業價值鏈，爭取價值鏈上的每個環節利潤最大化，在電影產品本身取得成功的時候，不全部依賴票房收入來獲取利潤，注重電影相關產品的開發，應具有敏銳的市場意識和市場嗅覺，把握市場動態和消費者心理，將影視產品向服裝、旅游、音像制品、書籍、卡通等產業拓展，拉伸產業價值鏈。

（4）主題公園的品牌鍛造與維護。目前全國影視基地的旅游80%虧損的情況下，橫店的影視旅游業顯然已成為行內佼佼者。橫店影視城有秦王宮、清明上河圖、江南水鄉、大智禪寺、廣州街香港街以及明清宮苑、屏巖洞府、夢幻谷景區都有不俗的旅游成績。影視基地旅游應滿足消費者的娛樂訴求，在增加觀賞性游覽和體驗性游覽的同時，力求建立主題公園的品牌體系，如美國迪士尼樂主題樂園就已成功向服裝、餐飲、文化用品等行業進軍，在世界多國建立其產業價值鏈，為其獲得源源不斷的利潤，橫店夢幻谷主題公園在旅游收入這一塊位居整個橫店影視基地的榜首，但還有可挖掘的空間，盡快將娛樂宗旨、娛樂口號和主題文化更加具象化，在經營管理方面，應該推出更加細節、微觀、人性化的服務。

2.2 傳統文化與工藝的保護與開發

所謂“工藝”指的是“人類用人工手段改變自然、求生存、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活條件……后來因為經驗積累、磨煉了制作技巧或加入了審美意識，提升為精神象征，產生工藝技術的多元面貌，相對地也反映出地方民族文化的內涵。”[3]工藝屬于具有實用功能的造型藝術，具有藝術品和實用器具的雙重屬性，詮釋藝術家和民族（地方）的潛在意識。

加快東陽地區文化產業的發展，除了發展橫店影視傳媒業還需要大力發展當地有價值的傳統文化，隨著當地就有鮮明特色的傳統工藝品――東陽木雕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東陽木雕成為當地文化產業開發的重要資源，當前的木雕工藝在當地和外省已經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譽度，但是傳統工藝在消費社會中應該有新的意義誕生，傳統工藝不僅需要保護，更加需要開發利用，還需要正確的引導，目前木雕市場上專門的技術人員缺乏，市場從業人員創新意識和創意理念，為節省成本而大量拷貝生產，影響產品的長遠發展。

政府應進行正確引導，培養扶持相關生產要素，加大傳統技藝的傳承，設立相應的培訓機構，培養專業人才，發揮創意潛能，將傳統的手工藝與現代家裝工業相結合，以低碳生活、綠色生態為銷售買點占有更多市場份額。

東陽紅木也是當地頗具特色具有開發價值的物質資源，當地建立集原材料生產、加工、銷售為一體的產業價值鏈，但是由于紅木家具體積龐大，不便于旅游者購買欲攜帶，流失了一部分消費群體，東陽紅木重整設計理念，一方面制作一些方便攜帶的工藝制品，以在旅游市場上爭取一定份額；另一方面，把握眼下消費趨勢和消費者審美情趣，將東陽木雕設計創意融入紅木家具中，推動家裝、家具產業的發展。

除了對當地傳統手工藝術項目進行保護盒開發之外，當地另外兩個自然歷史資源也潛藏巨大價值――目前遺留最完善的明清民居“盧宅”和東白山生態旅游項目。近年來“盧宅”的旅游量呈下降趨勢，主要是因為目前眾多古鎮旅游得到開發，類型相似；加之“盧宅”自身特色不夠突出，缺少特別吸引消費者的賣點。“盧宅”進一步整合資源，提煉文化主題，并采用有創意的表現形式在提升旅游價值的同時，傳播當地文化。

東白山生態旅游是一個尚需開發的旅游資源，前期需要更多的政府扶持和引導，保護東白山天然的生態資源，摒棄因生產發展對其過度開發，著眼于長遠利益，出臺有關政策對資源進行整合、重組，優化產業結構配置。

2.3 提高戰略部署，打造“田園”小鎮

著眼于橫店乃至東陽地區的整體規劃，建立發達便捷的交通運營體系，摒棄之前重景區內部環境建設而忽視全局布置的做法，制定小鎮建設風格，在當地已有的地理、歷史、自然環境的基礎上進行加工改建，打造園林式的城鎮建筑風格，使小鎮本身成為一個旅游休閑的消費場所。

參考文獻：

[1] 中國城市低碳經濟網.

[2] 東陽文化產業網.

[3] 郭鑒.地方文化產業經營[M].浙江大學出版社，第314頁.

[4] 赫斯蒙德夫.文化產業[M].張菲娜，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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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生態學；地方文化資源；保護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5）12-0267-02

一、文化生態學的起源

早在1870年，“生態”一詞就被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使用，當時主要是指生物的聚集。上個世紀20年代開始，美國文化地理學之父卡爾?蘇爾從景觀出發，研究文化景觀與生態環境的相互關系，并對文化生態學的方法論進行了探索，創立了“伯克利學派”，又稱“文化生態學派”。1921年，美國學者卜歐克從城市社會學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類生態學”（Human Ecology）這一學術術語，他和伯杰斯開始在芝加哥大學帶領研究生展開對該問題的研究，被稱作是城市科學的“芝加哥派”。[1]同時，美國人類學家弗蘭茲?博厄斯和克羅伯提出了文化的“環境決定論”和“環境可能論”，為文化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生態方向。目前學界比較認可的觀點是，文化生態學誕生于美國，由美國人類學家J. 斯圖爾德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專著《文化變遷理論》中完整地闡述了文化生態適應理論。在該書中，斯圖爾德認為文化變遷就是文化適應，這是一個重要的創造過程，稱為文化生態學。[2]這一觀點的出現也被認為是文化生態學學科正式誕生的標志。文化生態學比較重要的觀點是“文化生態適應”理論、“文化核心”與“文化余留物”理論。

二、文化生態學的發展

斯圖爾德正式提出文化生態學的整個50年代，文化生態學的研究范圍主要局限于人類學領域，并且沒有形成一套正式的方法論和學科范式。直到60年代末，在斯圖爾德的影響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態學著作問世，即R?內廷的《尼日利亞的山地農民》、R?拉帕波特的《獻給祖先的豬》和J?貝內特的《北方平原居民》。這些著作豐富了文化生態學的內容，界定了研究范圍。

70 年代，霍利對贊比亞的多加人繼承模式的變化進行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論”，這些文化生態問題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圖爾德的研究。[3]在這段時期，文化生態學的研究領域也開始擴寬，如加拿大心理學家伯里認為，生態背景與社會政治背景通過人類的生物適應與文化適應發揮作用，人類個體接受生態影響、遺傳傳遞、文化傳遞及文化融合等的作用，產生可觀察的行為和可推測的心理特征。[4]

80年代，美國學者哈里斯創立了文化唯物主義，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文化唯物主義》，這標志著文化生態學的理論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義主要強調“基礎決定論”，即基礎結構決定結構、結構和上層建筑構成文化體系。[5]

90年代，美國學者羅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態理論的實質是指文化與環境（包括技術、資源和勞動）之間存在一種動態的富有創造力的關系。[6]同時期，文化生態學也成為了美國人類學系和人文地理系的核心課程。1994年，芬蘭總統M?阿赫蒂薩里在國際傳播研究年會的致辭中首次用“文化生態”來表現由于信息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造成的嚴重問題以及在“信息有產者”與“信息無產者”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7]1995年，日本學者發起了關于文化生態學的國際研討會，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態學：文化中的傳播》。1999年9月在吉隆玻召開了“文化生態學國際討論會”，來自亞洲和歐美等國的學者分別對本國的研究情況進行了交流。

三、文化生態學在中國

我國早在20世紀初，就有學者開始關注文化生態，如、馮友蘭、梁漱溟等人在研究文化生成機制時，就試圖從生態環境角度說明文化的差異性和民族性，進而進行優劣比較與選擇。[8]盡管這些屬于靜態研究，但是啟發了我國人民對民族文化的認識與反思。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由于民族調查的興起與發展，我國文化生態研究也呈現出一片熱潮。半個世紀以來，我國關于文化生態學的理論迅速增多，學者們不斷對斯圖爾德的理論進行補充和完善。如江金波提出，現代文化生態學理論應包含進化論、人地關系論、文化時空耦合論、系統結構論、生態功能論、景觀感知與映射理論等。[9]尤其是21世紀，文化生態學在我國已經發展成為一門與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地理學、生態學、教育學、傳播學交叉的新興學科，文化學是其研究對象，生態學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文化生態學對地方文化資源的研究意義

（一）有助于深刻認識地方文化資源的本質與特征

一個地區的文化資源由于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在長期的歷史與社會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與地理位置有關的文化特征。如燕趙文化、三秦文化、三晉文化、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齊魯文化、嶺南文化等等，就是不同自然環境下產生的文化資源。在文化生態學的視野下研究不同的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到文化的整體性、延續性和發展性。

（二）有利于提高對地方文化資源保護的意識，使可持續發展理念深入人心

文化生態學主要側重于研究在自然、文化、社會等環境中各種文化的相互關系以及文化對環境的適應性等內容。將文化生態學的相關理論融入對地方文化資源的研究中，有利于提高對地方文化資源的保護意識。文化生態保護理論是一種系統的、整體的保護，在保護過程中既要保護文化資源本身，也要注意環境對文化資源的作用，使文化資源與環境處于和諧狀態。

（三）有利于提高對地方文化資源的利用率，防止出現庸俗化開發

縱觀我國現在的文化資源開發現狀，無不是依托地方文化資源，以地方文化資源為主體。這種資源依托型開發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就是對資源無節制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資源的重復浪費。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庸俗化開發，如對古鎮的開發，全國各地的模式如出一轍，毫無新意。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需要提倡文化生態學中對文化的尊重和認可，讓文化資源體現出它的生命特征與價值。提高地方文化資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就保證了文化資源在時間上的傳承和在空間上的擴布，文化資源也會因此而更多元和豐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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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江金波.論文化生態學的理論發展與新構架[J].人文地理，2005，（04）：122.

作者簡介：

篇5

【關鍵詞】多元文化 地方課程 地方性知識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4）01-0008-01

20世紀中期，隨著信息產業的迅猛發展，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交流形式多樣化，各個國家、民族、地區所代表的不同文化間不斷的交流與融合，使得文化呈現出多元性、多樣性的特點。學校課程作為傳遞文化的重要工具之一，文化的多樣性對課程體系提出了新的訴求。因此，學校課程體系設置要充分考慮不同文化的作用，學校除了安排國家課程，傳遞普遍性知識，還應設置地方課程，傳遞地方性知識，弘揚地方的多樣文化。

一、概念界定

關于多元文化的含義，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角度、視角進行了界定。國外的文化人類學家沃特森、詹姆斯林奇、多元文化教育學家詹姆斯班克斯等認為多元文化是一場教育改革，這場教育改革不僅強調文化的多樣性、課程多元化，最終目的在于滿足不同種族、性別、階層、膚色的學生之間平等的交流，改變多種族國家教育的不平等現象以及社會的不公平。我國對多元文化的研究主要是面向少數民族進行多元文化教育，這種教育傳遞我國幾千年積淀的文化知識，其中包括人類不同的價值觀、生活方式、以及行為習慣等，多元文化不僅要體現“多元”，同時也要注重“一體”，即尊重不同文化多樣性、差異性基礎上保證文化的整體性。

我國地方課程的研究歷史較為短暫，2001年，教育部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正式提出三級課程管理體系，給予了地方課程在整個課程體系中一定的法律地位。自新一輪課程改革之后，人們逐漸意識到地方課程在新課程中的重要地位。目前對地方課程解釋有幾十種，地方課程即包括地方本位課程，又包括地方取向課程。筆者將地方課程界定為：按照國家制定的政策與方針，根據當地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現狀、當地學生的興趣與特殊需求，由省、市、自治區、直轄市基于地方資源基礎上開發的教育內容以及地方課程標準、教材和教參等。

二、地方課程開發的理論闡析

1.后現代知識觀

20世紀之前，學校課程中科學知識占據了整個課程體系，所有的知識都是統一的，科學知識以外的知識毫無立足之地。科學知識在一定意義上形成了霸權局面，導致地方性知識、民間知識等無法傳播開來，威脅到人類知識的多元化與多樣性的發展。進入20世紀，后現代知識觀的興起對現代科學知識的控制權提出了批判，他們倡導科學知識與其他知識并重，其他知識不依附于科學知識而獨立存在。后現代知識觀教會人們尊重與學習多種知識，并從中獲得發展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為學校課程的多元性奠定了基礎，知識的多元化為地方課程的開發提供了充分的空間，也為地方課程有效實施提供了理論依據。

2.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是行為主義發展到認知主義以后的進一步發展，建構主義注重學生的“主體性”，強調主體建構知識。其中諸多觀點可以運用到課程與教學理論中，為課程與教學奠定扎實的理論基礎。當今的建構主義者主張，世界是客觀存在的，但對于世界的理解與解釋卻各不相同。個人建構主義者認為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經驗為基礎來建構現實，解釋現實，個體的世界都是用自己的頭腦創建的。建構主義者關注如何以原有的經驗、心理結構和信念為基礎來建構知識，不僅強調學習的主動性，也強調學習的情境性。

3.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最早出現在批判以美國為中心的盎格魯文化同化理論和熔爐理論中，美國早期的歷史學派提出了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即承認并尊重不同文化的存在，各種文化區域內都有自己的風俗習慣、與價值觀等，承認各個民族過去和現在創造的各種文化的價值是平等的，文化相對主義是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論基礎。

三、地方課程開發的思路與方法

課程開發是文化的選擇與構建，多元文化背景下地方課程的構建同樣也是多種文化之間的選擇與重建。基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提出地方課程開發的思路與方法：

首先，地方課程開發的原則。由于地方資源的豐富性與復雜性，開發地方課程應堅持“從地方實際出發”，即按照我國教育政策、方針，從地方的優秀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當地學生的需要等出發，挖掘各個地區的優秀文化成分。

其次，地方課程開發的策略。傳統的課程開發形式往往具有單一性、封閉性，主要由國家自主開發，地方與學校按照國家政策文件實施即可，而地方課程的開發應注重建立合作機制。

最后，地方課程資源開發的結果。課程資源結果通過兩種形式來呈現，其一，被挖掘的地方文化直接進入課程。除了形成地方課程內容之外，還包括課程計劃、課程標準、教科書、參考資料、輔導資料等，它們共同形式非生命的課程資源；其二，具有生命載體的課程資源，包括教師、學生、社區人員以及課程資源的開發者等，他們主動參與課程資源開發過程，是推動地方課程實施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在地方課程的實施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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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徐學俊.周冬祥.地方課程資源開發與優化配置的探索[J].教育研究.2005（12）

篇6

關鍵詞：滁州民歌；方言；地域性；文化因素；保護傳承

中圖分類號：J6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02-0217-03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民歌與方言有其獨特的文化藝術表現形式。民歌以歌唱表現的方式展現地方文化，而方言則通常會成為地方的“官話”。但不管呈現形式如何，民歌與方言都承載著一個地方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生活習慣、審美傾向、民族性格等內容，二者都是該地方向外界展現其獨特性的“文化符號”。因此，民歌、方言與地域文化都有著天然的關聯性，一方面地方文化決定著民歌與方言的表現方式，另一方面民歌與方言則承擔著展示地方人文特色的“文化使命”。那么，地方文化究竟是如何決定民歌與方言，又如何被它們所展現的呢？基于此，本文將結合滁州民歌與方言來具體探討之。

一、民歌的地方特色與文化藝術特征

民歌，就是流行于民間且具有地方色彩的歌曲。從字面意思來看，民歌具有雙層屬性：一為“流行的”社會屬性；二為“地方色彩”的文化屬性。社會屬性賦予民歌“流通”責任，而文化屬性賦予民歌“象征”職能。在地方的某些場合（例如集會、廟會、文藝演出），民歌往往具備語言的功能，供不同地方的民間藝術家切磋交流。而識別一個地方或民眾的精神狀態、心理需求、風土人情、、民間藝術等，民歌則是一個極佳的參照物，具有豐富的民間藝術象征意義。

滁州民歌源起于安徽東部的滁州地區，是長江民歌文化帶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受江南水鄉民歌風格的影響，具有曲調優美、節奏明快、唱詞細膩甜美、歌風純樸優雅的特點。滁州民歌種類豐富、體系完整、題材廣泛，內容往往涉及到實踐生活生產的各個方面，主要包括號子、山歌、小調、秧歌以及革命歷史歌曲等。具體概括，如下表1所示：

從表1中我們可以看到，滁州民歌與當地的生活生產有著緊密的聯系，都從藝術的角度展現了滁州特有的風土人情、歷史文化，都具有濃郁的滁州地方特色。

總的來說，滁州民歌具有如下藝術特點：一是風格多樣，兼容并蓄。其實，滁州民歌是對滁州地區不同民歌風格的總稱，在它之下還有若干民歌色彩區。從總的角度來看，滁州民歌屬于江淮色彩區，與其并立的還有皖北、皖南、大別山等色彩區。就滁州地區而言，定遠、鳳陽、明光等北部縣市的民歌曲調高亢、節奏舒緩剛直，明顯體現出了中原民歌文化的印跡。而南部的來安、全椒、天長等縣市則深受江南民歌影響，曲調細膩優美、唱詞婉轉含蓄；二是結構簡樸，調式豐富。滁州民歌基本囊括了宮商角徵羽五聲調式，其中以徵調式居多、角調式最少。除此之外，滁州民歌的曲式結構相對簡單，要么是起、承、轉、合的一段體式，要么就是上下句結構式。結構的簡單，使得滁州民歌便于理解、易于演唱；三是富有地方特色。我們知道，滁州民歌源起于民間，它與當地人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有些是描述日常生產生活場景的，有些則抒發了滁州人對于生活的態度、人生的追求、歷史的認知。因此，地域色彩濃厚是滁州民歌的最大特征。它首先表現在對當地方言及習慣用語的使用上。例如《張家大姐真正好》中的“對”、“脆”是全椒方言，意思是“正合我心意”。其次表現在對歷史事實的再現上，譬如著名的《鳳陽歌》就生動描述了鳳陽人民背井離鄉、乞討度日的艱難歲月；最后表現在對虛詞的使用上。滁州民歌中大量應用了虛詞，使得民歌過渡自然、情感飽滿。例如《王三姐趕集》中的“呀”、“呀哈”、“呀啊”等虛詞的使用，就準確地呈現出了王三姐青春靚麗、活潑果敢的性格形象。

二、方言的地方獨特性與文化因素

方言是一種獨特的語言表達形式，它是語言因受地理環境、風土人情等因素影響而產生的變體。一般來說，方言的形成與地理環境、人文歷史有著緊密的聯系。而根據語言性質，方言可分為地域方言和社會方言兩種。本文中的方言特指地域方言，即因地域方面的差別而形成的語言變體。我國幅員廣闊、地形多樣，地域差異性較大，語言分化嚴重，以至于形成了多達十七種的地方官話，變種的處于片、小片的地方方言更是不計其數。在1987年出版的《中國語言地圖集》中，滁州方言統屬于漢語官話方言區。其中南部四縣即滁州市、來安縣、全椒縣、天長市（原天長縣）基本屬于江淮官話區，北部三縣即鳳陽縣、定遠縣、明光市（原嘉山縣）處于江淮官話與中原官話的交界地帶，具有鮮明的雙重性特征，尤其是歷史上從淮北地區移民較多的沿淮地帶，如鳳陽縣、明光市（原嘉山縣）的方言大多受中原官話的影響，具有中原官話的顯著特征。

總的來說，滁州方言分為兩大塊：一為北部三縣：鳳陽縣、定遠縣、明光市（原嘉山縣）；二為南部四縣市：滁州市、全椒縣、來安縣、天長市（原天長縣）。它們分屬不同的方言分區，因此本文在探討方言特征時將兼顧這兩大分區。首先全椒、定遠等南部市縣的方言以五聲調為主，即陰平（一聲）、陽平（二聲）、上聲（三聲）、去聲（四聲）以及入聲五個。在現代普通話中入聲已基本消失，但在滁州方言中仍保留有獨特的喉塞音。入聲的存在讓滁州方言說起來稍顯短促，并時常帶有輔音韻尾。鳳陽縣等北方的三縣方言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響，在五調方面最明顯的不同就是“入聲全歸去聲”；其次詞匯的完全差異化，無法用字面意思來解讀。如下表2所示：

再次詞法豐富，極富感彩，例如多用“怪、老、多、很”等副詞表示程度，“怪遠”、“老高”、“多好”等。在表示貶義感情時通常會用“形容詞+不拉嘰（吧唧/歪歪）”句式，譬如“甜不拉嘰”、“爽歪歪”等；在表示程度時還會用“動詞+慌”結構，如：“累得慌”、“痛得慌”。在日常用詞中習慣用有“子”尾的詞語，如：“醬油子”、“一家子”。除此之外，張其昀經過研究后發現滁州方言通常用“并列式”、“副詞式”、“合用式”等來表示正反問，句式結構為“可（克/還）+VP，例如還（克/可）去不去？

滁州地區之所以能夠形成獨特的方言形式，與其悠久的歷史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一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滁州所在的江淮地區是我國古代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很早以前就有先民在此生存。據史料記載，在春秋前期該地區就有淮夷、鐘離、徐、胡、許等古國，此后要么成為藩國屬地，要么就治縣設郡，尤其是到隋以后，滁州地區更是成為商賈云集之地。由此，滁州方言在繼承古漢語的同時兼容了其他語言特點，進而形成了自己的方言體系；二是經濟的發達與頻繁的對外交流，這些都使得滁州當地人性情開朗、心胸豁達，即使遇到生活困境，他們也會以樂觀的心態去勇敢面對。這些我們都可以從方言中較多使用虛詞來窺視之。

三、滁州民歌與方言的保護與傳承建議

根據滁州民歌、方言的生存現狀，本文認為采取機制性、傳承性、研究性措施是比較有效的。

（一）機制性保護措施

機制性保護措施就是以各級政府為主導、由文化部門推動的自上而下的保護體系。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快速消亡的今天，政府出面引導保護顯得格外的重要。這是因政府能夠最大限度地動用起一切積極因素來參與所決定的。為此，政府保護應從以下方面入手：首先建立起一整套由政府部門主導的縱向保護體系。例如對于滁州民歌的保護工作應由市文化局主導，各縣市區文化部門配合進行組織、調研、論證、實施；其次應建立起部門聯動的橫向保護機制，將與民歌保護所涉及的規劃、旅游、財政等部門都納入進來，組成以文化部門為主的聯動機構，利于多管齊下、綜合治理；再次組建專家委員會，專門負責民歌認定、傳承人審核、規劃指導、調查研究等工作，便于從專業的角度出發為滁州民歌提供切實保護；最后建立相應的表彰獎勵機制。對于那些為保護民歌而做出突出貢獻的專家、歌手以及普通民眾應給予相應獎勵，使之發揮示范帶動作用。

（二）傳承保護措施

傳承性保護措施是民歌、方言存在延續的關鍵，它直接作用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是最為有效的保護措施。就保護對象而言，傳承人及作品是傳承性保護措施的主要著力點。對此，我們首先應構建完善的傳承人保護體系，延續民間傳承風俗。綜合實踐作法，我們認為“認定+扶持”的保護措施是比較恰當的。認定的關鍵在于判斷準傳承人是否符合傳承的主客觀條件，主要甄別的標準有：具有較為完整的傳承譜系；在鄉間民俗文化界享有一定的威望；能夠熟練的掌握藝術技藝；具有傳于后代的可能性。認定工作可由各級文化主管部門實施，也可以委托專門的委員會進行。扶持的關鍵在于資助的持續性與特定性，可設立專項資金，定期“輸血”，從經濟上減輕傳承人的傳承壓力。除此之外，對于資金的使用進行專項監督，保證經費使用的準確性。其次拓展傳播渠道，擴大民俗影響。現代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給民俗文化的傳播創造了條件，我們可以利用不同的傳播媒介來進行宣傳。滁州市每年舉辦的“中國農民歌會”是對民俗傳播的有益嘗試，歷經五屆，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三）研究性傳承措施

滁州方言雖不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但它在滁州民眾的日常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滁州百姓中有著深遠的影響。我們需要像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那樣去保護滁州方言。綜合現有的保護手段，我們認為“研究+傳播”是比較有效的策略。據不完全統計，涉及滁州方言的研究文獻已不下百篇，歷經三個發展階段。很多學者都從滁州方言中挖掘到了方言背后的“文化寶藏”。因此，我們需要持續不斷地關注滁州方言，從不同的角度入手，進而得出不同的結論，以此來豐富我們的方言文化學。與此同時，在倡導普通話的同時允許方言的存在，并通過媒體通道對滁州方言進行現代解讀與演繹。

四、結論

綜上所述，滁州民歌與方言具有地域獨特性，都是滁州民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歌、方言與滁州的地域環境、人文歷史、風土人情等方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后者決定前者的表現形式，而前者則是對后者的藝術性反映。因此，在保護滁州民歌與方言時，我們應緊密聯系實踐，一切從實際出發，以此來構建行之有效的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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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低收入者；住房問題；房地產“大盤”

［中圖分類號］F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08）09－0038－03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城鎮人均住房面積為6．7m2，通過上世紀80年代末的“房改”，到1998年，人均居住面積達到了18．7m2。1998年以后，我國提出了停止實物分房，改成貨幣分配，并鼓勵房地產市場的培育和完善，到2006年底全國城鎮居民的平均住房面積達到了27m2。可以說，在住房改革和發展過程中，我們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人們住房條件已經大大改善。然而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環境和住房條件還存在很多問題，改革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條件的任務還十分艱巨。據統計，當前有156萬戶家庭缺房，有1000萬戶家庭的人均住房面積在10m2以下［1］。在這樣的背景下，加大住房改革力度，改善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條件成為我國住房政策的重點。

現有的文獻關于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借鑒國際經驗，如周建軍、靖輝、楊競萌等專家學者就從各國關于中低收入者住房問題的比較出發，在總結并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對我國的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2］，而很少有人直接從我國現實的房地產大背景進行分析以探討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

本文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以有別于他人的分析角度，引入房地產“大盤”的概念，來探討在房地產“大盤”變動的背景下，如何解決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

一、中低收入者住房問題的現狀及解決的必要性

近年來，隨著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住房市場化改革的力度越來越大，全國房價都有了比較大的漲幅。以武漢的房價為例，據統計，2007年，全市商品住房價格為4685．32元／平方米，與2006年相比，上漲了1063．12元／平方米，漲幅達29．35％，上漲幅度為歷年來最高。房價從2600元／m2到3600元／m2，用了2年時間，而從3600元／m2到4600元／m2，僅僅只用了1年時間［3］。從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情況來看，按照武漢市的標準，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大概為1500元左右，一個三口之家每月的總收入大概為2500元左右，一年下來總收入大約3萬元，而按照武漢市的房價，買一套中等面積的房子，大概要60萬元左右，這樣一個家庭不吃不喝要花20年的時間才能買一套住房。

國家在解決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上，相繼制定了針對住房弱勢群體的住房保障政策，采取了包括集資建房、聯建住房、危舊房改造、安居工程、經濟適用住房和廉租住房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鎮中低收入者的居住條件，但是這些政策在制定和執行中還存在一些問題，如政府在房屋補貼上主要是選擇建房補貼而不是住房補貼。以經濟適用房政策為例，政府通過劃撥土地的方式，給房地產開發商提供土地，要求其將利潤控制在3％以內，但是在開發商取得土地后，政府對其利潤比率、房型結構等控制存在很多問題，這就出現經濟適用房不“經濟”現象。并且，政府給中低收入者提供住房保障主要定位于普惠制的政策目標，使得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中目標不能達成，導致最需要住房的居民得不到住房，而投機者利用政策空子進行炒房，從而進一步加劇了住房問題。

由此可見，一方面城鎮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急需解決，另一方面，盡管政府制定各種相關政策，但由于市場力量的作用，在實施過程中往往與初始的目標背道而馳。在經濟社會全面轉型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時期，住房問題是關系到人民安居樂業和切身利益的大問題，是社會穩定健康發展的關鍵，保障廣大的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應成為政府工作的重點。

二、中低收入者住房問題的現實背景

綜觀2007年，中國的房地產行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和調整，國家的政策涉及了土地、金融、稅收、社會保障、產品供應結構等各個環節［4］。如此全方位且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應該會對抑制房價暴漲、控制違規操作等問題起到很明顯的效果，但房價從5月開始一路節節攀升，直到9月底，房價就如同脫韁的野馬漲勢不可遏制。然而到第四季度，從深圳、廣州等珠江三角洲地區城市傳來的房價下跌的消息不斷向全國蔓延，一時間，樓市步入拐點的論斷甚囂塵上，以至于雪崩、崩盤的危言懸在中國地產界的上空。以武漢為例，2007年5月份武漢被批準為“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按照常理，武漢的房價應該會上漲，然而一直到今年“兩會”的召開，武漢市的房價依然沒有上漲的趨勢。在這樣的背景下，持幣待購開始盛行，很多人還是在觀望。尤其是中低收入者，買房作為舉家重視的大事，更是急切地希望樓市從此步入拐點。

然而僅僅從2007年房價變化的總體趨勢就能判斷房價真的從此進入了拐點嗎？在解決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上，我們必須從整體上把握整個行業的動態，了解問題的根本，才能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這里我們撇開傳統的分析思路，借鑒股市的“大盤”思想來作淺析，得出了中低收入者住房問題的發展趨勢。

（一）房地產“大盤”的上漲趨勢――第一大背景

股票的大盤，往往決定了個股的走勢，大盤上漲會導致個股上漲，反之亦然。房地產行業同樣存在這樣的“大盤”，地產的大盤可以從時間和空間兩個方面來解釋：從時間上來說，如果整個房地產長期的變化趨勢是上揚，那么某一個時刻的波動是屬于正常的，但總體來說也會跟隨大盤趨勢上揚；從空間上來說，全國房價總體趨于上漲時，個別城市的房價也會有小范圍的持平甚至降價，但基本上是與總體趨勢一致的。那么對于個別城市而言，其房價到底如何變化我們不能撇開大的背景，必須從“大盤”的形勢來看。這里我們從幾個現象作為突破口，來分析“大盤”的變化。

1．住房痛苦指數。用商品住房均價除以全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即得出普通百姓得用幾個月的薪水方能支付一平方米的商品房房價，有人形象地將其稱為“住房痛苦指數”。例如，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7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月收入為1149元，當年7月的房屋銷售均價為每平方米3383元。由此得出的2007年7月中國住房痛苦指數為2．94。對比中部的幾個城市，2007年12月，上海“住房痛苦指數”為5．30，杭州為5．92，南京為3．97。其中指數最低的南京市，百姓也得拿出將近4個月的工資才能買到一平方米的住房。于是就形成了一個共識，認為房價已經超出了多數人的購買能力。但果真如此么？這個指數的分子我們且先不說，單從分母――城鎮居民月收入來看，關于收入的統計上，存在很多的不科學的地方。居民能夠統計到的收入往往只占所得總收入的一部分，而且收入越高的精英階層，其不能統計的灰色收入越多，如沒有統計到的紅包、禮品、補貼、獎金、過年（節）費，乃至于有些官員收受的賄賂，等等。這個問題在國外可能不存在，至少沒有在中國嚴重，越是市場經濟運行規范的發達國家，這種居民收入統計的不真實性越小，但在中國的特殊環境里，很多人有這種不能統計到的收入，且這個收入占到總收入相當大的比重，這部分人群占總人口相當大的比重。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經常說到的這個住房痛苦指數并不像所說的那么痛苦。

2．商品房供不應求。市場經濟是一只無形的手，會自動調節價格和需求量之間反向變化，當需求量較多時，價格自然會上漲，價格漲到足夠高時，需求量又會下降，如此相互作用以達到市場價格與數量的均衡。在我們一致認為房價過高的時候，市場上的商品房仍然供不應求，還有很多的人對大戶型的房子趨之若鶩，這也從另外的側面反映了房價并沒有高到均衡點，還有上漲的空間。在市場經濟已占主導地位的今天，一般說來市場能夠反映商品的價格與需求量之間的關系（當然有時候也存在失靈），消費者都是理性的經濟人，最知道市場的行情。關于市場上價格到底是高了還是低了，我們應該拋開感情的因素，讓市場本身顯示的信號來說話。

3．市場上買得起房的人還是很多。房地產市場的火熱形勢，推動了房價的進一步上漲，盡管如此，只要稍微有經濟實力的人，都很希望能夠在所在的省會等中心城市買房。據國家發改委、統計局數據顯示，2007年1～5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環比繼續上漲，普通住房上漲7．2％，漲幅最高；經濟適用房上漲2．0％、高檔住房上漲6．5％。在房價一路高漲的前提下，人們買房的熱情卻絲毫沒有下降。以武漢市為例，2007年上半年銷售面積一路創新高，全市商品房網上備案銷售面積達631．57萬，與2006同期相比增長24．10％；全市登記備案銷售57312套，成交量比2006年同期大幅上升［5］。究其原因，可以從幾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是物價和工資的輪番上漲，改變了人們的預期，使一些人對未來的消費持樂觀態度，以前不敢買的東西，現在也敢于以貸款的形式買下來；二是中心城市的中小城市中的高收入者也有在中心城市買房的愿望，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中心城市的商品房找到了銷售的出路；三是城市居民可能通過舊房出租的形式回收一部分租金，從而大大減小分期付款的壓力。由于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即便大家都在叫嚷房價過高時，仍然有人能夠買得起房，甚至對大戶型的房子情有獨鐘，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房價并沒有高到人們普遍接受不了的程度。

（二）收入差距的擴大化不可避免――第二大背景

1．收入差距擴大化的現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社會生產力水平顯著增強，人們生活水平明顯改善，國家整體實力不斷提高。與此同時，居民收入差距也不斷擴大，從基尼系數來看，2000年起，我國的基尼系數就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2002年到達了0．458。差距主要表現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和社會各階層之間，而且收入差距存在繼續擴大的趨勢。從增長速度來看，2005年占最高收入組的10％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一年增長13．4％，而占最低收入組10％的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一年增長9．5％［6］，可以說收入差距擴大化的趨勢不可避免，這是我們在解決收入差距問題上不得不正視的一個背景。

2．解決收入差距擴大存在的難題。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有利于效率而不利于公平的經濟，即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推進，如果不加干預，這種差別還會進一步擴大。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另一原因在于對外開放（當然對外開放本質上也是市場經濟的要求）使然。隨著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深化，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都要求與國際接軌，這必然也包括工資在世界范圍內的接軌。而工資能夠在國際接軌比較通常的是精英階層，精英階層屬于世界范圍內的人才，如果國內開出的工資過低，他們必然外流。所以，為了吸引人才，國內對于精英階層的工資要采取與國際接軌的辦法。但是對于體力勞動者，他們的工資卻沒有也無需與國際接軌，而是普遍偏低。這也正是我國的勞動力存在比較優勢的原因所在。這樣在精英階層的工資國際比較而中低收入者的工資國內比較的前提下，形成了收入差距的另一個原因，給我國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帶來了一定的客觀困難，也為解決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三、解決中低收入者住房問題的對策

借用了“大盤”的思路，從“大盤”上漲的趨勢不可避免和收入差距擴大化的角度，我們分析了解決中低收入者住房問題存在的大背景。也給我們解決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對于問題的解決，不能只盯在房價過高這個說法上。或者與其說我國目前的房價太高，倒不如說是收入差距太大。因此，應該轉變思路，跳出就價格談價格的怪圈，從更深的層面去解決問題――調節收入差距，將中低收入者與高收入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

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是市場失靈的地方，自然不能企求市場來解決。而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彌補市場失靈，因此政府在該問題上必須要有所作為。2007年8月7日，國務院出臺了《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簡稱24號文件），該文件中有關措施的實施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中低收入者住房問題的解決。

對此，我們從宏觀的國家層面、中觀的行業層面提出幾點政策建議。

（一）國家層面的政策

從整體上看，國家層面的政策在于提供一個好的市場經濟秩序和必要的公共產品。就當前我國房地產市場而言：

1．調節收入差距。市場經濟是一把“雙刃劍”，有利于經濟效率的同時必然不利于公平，我國基尼系數從改革開放初期0．3左右，已經達到了現在的0．45以上，就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明。在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上，國家也采取了各種政策措施，但是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仍然存在兩個難點：一是防止和消除兩極分化，而我們現在的政策主要限于補救窮人，基本上沒有觸及富人；二是現有的政策干預主要集中在再分配領域，通過政府的轉移支付來減小差距，還沒有真正進入初次分配領域，而造成分配不公的原因卻主要在初次分配領域。因此，要調節收入差距根本的問題還在于要實質性地改變財政支出結構，建立“民生財政”，而不能僅僅增加解決民生問題的財政支出。

2．對中低收入者的補貼從間接到直接。國家為了解決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采取了多種措施，這些措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時仍有許多沒有解決的問題。比如，關于經濟實用房政策，政府的補貼主要是通過劃撥土地對開發商進行補貼，希望通過降低房子的成本以間接補貼中低收入者。但是在政策實施的過程中，存在很多的漏洞，許多開發商為追求利潤，對經濟適用房的房型控制缺乏規范，導致經濟適用房不經濟；又如，有的富人通過關系去買這些經濟適應房等。基于這些問題，筆者認為，政府如果能夠改變補貼的方式，變間接補貼為直接補貼，如對符合標準且愿意購買二手房的中低收入者給予直接的補貼，不僅能夠推動二手房市場的發展，而且克服了間接補貼的許多漏洞。

3．嚴厲打擊投機房行為。許多地方政府基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往往縱容炒作，樓市一偏冷，便出臺“購房落戶口”等優惠政策，更有甚者組團到外地推銷房屋，或者吸引外地“炒房團”前來炒作。同時，由于房產的投資品屬性，一些高收入者在看到房產穩定且客觀的投資回報率，傾向于將房產作為投資理財的手段之一。這些現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投機房的出現。因此，為了給房地產行業提供良好的市場競爭秩序，國家必須給予相關的政策規定，打擊買房投機者。近年來，國家也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比如對已利用貸款購買住房、又申請購買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貸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等條款的出現。這些措施雖在一定程度上規范了市場上房產的需求，從而為營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還需要進一步加大力度，并完善相關的細則。

（二）行業層面的政策

1．打破壟斷。目前我國房地產已經發展成為了一個寡頭壟斷的市場，在一個城市（區域）內，通常是幾家或十幾家大的房地產商所控制，他們聯合控制著房價，導致在這個市場上達到的均衡價格要遠遠高于完全競爭市場上的均衡價格，房地產商獲得了較多的超額利潤。這也使得高收入者面對一路高漲的房價還對買房投資樂此不疲，而廣大的中低收入者，對寡頭壟斷下的樓市只能“望樓興嘆”。因此，房地產行業必須打破壟斷的格局，走向競爭的態勢，其措施可以有多種：如將大樓盤分成小樓盤招標，使更多的小房地產商進入；提供更多質優價廉的商品房；鼓勵消費者購買二手房等［7］。

2．建立房地產的良性生態。所謂房地產生態，這里是一個形象的說法，我們從自然界的生態平衡中引申出了這樣的概念。同自然界要求生態平衡一樣，房地產行業同樣存在這樣一個生態平衡，從房子的供應來看，廉租房、經濟適應房、商品房、高級別墅等各種類型的房子都要有，同時從各類型內部來看，小、中、大戶型的房子都必須要有，這樣就構成了一個完整而且合理的房地產良性生態。要形成房地產的競爭態勢，不僅僅是房地產需求方的競爭，更需要形成供給方的競爭，方能在整個市場實現良好的競爭態勢，讓眾多的中低收入者根據自身的收入狀況選擇適合自己的住房。而形成房地產良性生態，更有利于形成供給方的競爭，從而推動整個行業競爭態勢的形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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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軍，許小蒼，鞠方．低收入者住房問題的國際比較及借鑒［J］．生產力研究，2007，(7)．

楊競萌．從國際經驗淺析我國中低收入者住房問題解決之道［J］．房地產信息，2007，(7)．

［3］http：／／news．fdc．com．cn／lsdt／175386．htm．

［4］賈臥龍．調控組合拳完美落幕 政策重壓下一路前行――2007年房地產市場回顧及2008年展望［J］．房地產信息，2007，（9）．

［5］http：／／news．fdc．com．cn／sd／74588．htm．

篇8

關鍵詞：懷化市；房地產發展現狀；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F29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10-0148-03

自1998年，中國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以來，房地產取得了長足發展，并已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近幾年來，懷化市房地產發展迅速，房地產開發投資保持高位增長，并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隨著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大湘西地區開發”戰略、懷化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構筑商貿物流中心，建設生態宜居城市”戰略、“大懷化發展”戰略及近期國務院出臺的《武陵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2011―2020年）》等重大戰略、規劃的逐步實施，懷化市房地產將迎來投資發展的期，發展潛力和空間巨大。

一、懷化市房地產發展現狀

1.房地產開發投資快速增長。懷化市房地產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快。2005年以來，懷化市房地產正式步入發展的快車道，房地產開發投資規模逐年增大。雖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一定影響，但房地產投資仍保持了平穩增長的良好發展態勢，特別是2006年、2009年、2010年房地產投資額分別達到12.5億、33.29億、44.73億，增長率分別為38.5%、57.5%、34.4%。同時，房地產的發展有力推動了懷化市城市建設步伐，城市品位不斷提升，城鎮化率由2005年的25.5%提升至2010年的36.1%。

2.商品房銷售持續增長。近年來，隨著懷化市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城市擴容提質進程的加快，城鎮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居民改善性住房需求的釋放，推動了懷化市房地產的投資發展，商品房建設規模不斷擴大，且商品房市場呈現出供需兩旺的局面。據統計，2010年全市房屋施工面積達672.62萬m2，房屋竣工面積180.14萬m2，同比分別增長36.3%、73.3%；銷售面積402.86萬m2，同比增長66.46%，銷售金額72.86億元，同比增長123.91%。保障房建設也取得了跨越式發展。截至2010年底，全市累計建成廉租住房91.03萬m2，累計解決廉租住房保障戶28 744戶。城鎮居民的居住條件大幅改善。目前，懷化市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增加到33.5m2，高出全省人均住房面積3.4m2。

3.房地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日益增強。“十一五”以來，在國家“把住宅建設培育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政策驅動下，懷化市房地產發展提速，并成為拉動全市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同時，房地產業的發展帶動了金融、建筑建材、機械、家電、家具、五金、裝飾、商貿、物流等多個相關產業和行業的發展。據統計，2010年懷化市完成房地產開發投資44.73億元，占固定資產投資額的11.71%和GDP總量的6.63%，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14.5%，帶動相關產業增加值63.34億元，拉動GDP增長2個百分點以上。此外，房地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這對緩解社會就業壓力，保持經濟穩步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

4.房地產市場服務體系初步建立。（1）房地產開發企業快速增加。2005年以來，懷化市房地產開發企業逐年增加，現已達到179家，企業數量的增加及規模的不斷擴大，有效促進了房地產開發市場的發展和規范。（2）中介服務企業穩步發展。資產評估、咨詢、經紀等中介服務企業發展較快，現已發展到42家，房地產一、二級市場初步建立。（3）物業服務不斷完善。全市物業服務企業由2005年的32家發展到現在的102家，物業服務水平不斷提高。

二、懷化市房地產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1.房價上漲過快。隨著懷化市房地產投資開發的持續升溫，房價在不斷攀升。房價上漲因素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行業成本上升，主要是：勞動力、建筑材料成本和拆遷成本增加。（2）土地成本上升。（3）房屋建筑檔次的提升。據統計，2010年懷化城區商品房住宅均價為1 976元/m2，增長13.82%，其中高層住宅均價為2 255元/m2、多層為1 883元/m2。如以懷化城區居民單戶（按3人計算）年可支配收入為3.7左右，購買一套房（按100m2，1 976元/m2計算）在20萬左右，房價收入比約為5.4，處于合理房價收入比4~6的臨界點附近，而實際上城區局部房價收入比已超出了合理范圍，大多居民購房壓力較大，同時，超前消費現象也比較突出，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房地產的投資發展。

2.房地產市場供應結構不合理。（1）商品房供應結構失衡。第一，住宅與非住宅的結構比例失調。非住宅過剩，空置率較高，特別是商業用房（專業市場同質化嚴重）總量上嚴重過剩。第二，高檔住宅、別墅供給量較大，普通商品住宅供給量小，且商品住宅開發戶型偏大。第三，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建設相對不足。（2）二手房市場發展緩慢、交投不活躍。（3）房屋租賃市場不完善，居民主要是通過購買商品房解決居住問題。

3.房地產企業整體實力弱。目前，懷化市有房地產企業179家，其中，一級資質企業1家、二級資質12家、三級資質118家、四級資質48家。企業數量較多，資質水平偏低，處于“小、散、弱”的發展水平，且企業自有資金少，主要依賴于銀行貸款，市場抗風險能力不強。

4.房地產市場缺少有效監管。懷化市房地產市場借資質開發、無資質開發、私下開發等非法開發、變相開發的現象較多，缺少有效監管和完善的市場運行機制，這不利于房地產市場的公平競爭，房地產市場秩序有待進一步規范。

5.房地產市場風險加劇。房地產業屬資金密集型產業，資金需求量大。自2010年下半年以來，國家加大了對房地產業的調控力度，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各商業銀行提高了房地產放貸門檻，使得懷化市房地產企業通過銀行融資的難度進一步加大，部分企業面臨資金斷裂的風險，民間融資現象較多。同時，貸款利率的提高，也增加了房地產企業融資成本和經營風險，這無疑加劇了房地產市場的投資風險和金融機構的信貸風險。

三、引導懷化市房地產發展的對策及建議

1.加強市場調控，抑制房價過快上漲。（1）轉變政府職能，實現從房地產市場經營者向監管者轉變。（2）進一步規范土地市場管理、完善土地收購儲備供應制度，合理調控土地供給價格，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主要包括：第一，完善城市建設規劃，合理、節約使用土地資源，優化土地資源配置。第二，建立和完善土地市場配套。包括：土地使用權交易市場、土地中介服務市場、土地開發市場等。第三，合理規劃各類房地產用地的布局和比例，保證土地使用結構的合理性。第四，完善土地“招、拍、掛”制度，堅決抑制居住用地出讓價格非理性上漲和過快上漲。第五，加強土地出讓的動態管理，加大土地執法力度。（3）簡化房地產開發項目審批手續、費用，降低建設成本。（4）加強房地產市場價格監管，打擊哄抬房價、價格欺詐等非法牟利行為，規范房地產市場秩序。

2.優化商品房供應結構，引導合理消費。（1）嚴格控制住宅與非住宅項目開發的建設比例，盤活和消化非住宅項目存量。（2）重點發展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3）倡導正確、健康的消費、投資理念，引導居民梯度消費、理性購房。（4）加大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投入建設力度，增加保障性住房的有效供給，充分滿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5）進一步完善房地產二、三級市場。繼續完善住房一級市場，搞活住房二、三級市場和租賃市場，發揮存量和增量住房聯動效應，刺激和擴大居民住房的有效需求。

3.強化市場競爭，提升房地產企業整體競爭力。（1）進一步開放房地產市場，引進戰略投資者，強化市場競爭，實行優勝劣汰，優化房地產企業結構。（2）鼓勵房地產企業通過兼并、收購和重組等方式，提高資質水平和綜合實力，走集團化、規模化發展道路。（3）加強行業協會指導。積極發展房地產行業協會的指導作用，幫助企業提高市場競爭力、抗風險能力和應對房地產形勢變化的能力。（4）以地方政府為主導，搭建銀企溝通平臺，協調解決房地產企業融資問題。

4.加強房地產信貸管理，防范信貸風險。（1）商業銀行要重點加強對房地產開發貸款、土地儲備貸款的跟蹤管理，防范信貸風險。（2）實行差別化信貸政策。（3）進一步優化房地產信貸結構，加大對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建設等“民生工程”的信貸支持力度。（4）完善個人和企業住房貸款信用體系，從源頭上控制信貸風險。（5）提高預警能力。商業銀行要廣泛搜集房地產市場信息，建立動態的統計、分析、監控體系，重視房地產市場研究，及時規避風險。

5.加強房地產市場規范和監管力度。（1）建立和完善房地產市場信息系統和預警體系。各職能部門建立聯動機制，加強市場動態監控，適時調整宏觀調控的目標和手段，使房地產市場供求總量保持平衡。（2）加強對新聞媒體和社會輿論的管理和引導，努力維持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3）加大規范房地產市場的力度，打擊非法違規開發行為，維護房地產市場公平，同時要整合監管資源，避免多頭執法。（4）加強房地產市場誠信體系建設，懲戒市場失信主體，促進公平競爭和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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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地產發展問題及對策[J].中國房地信息,2010,(4).

篇9

隨著我國住房制度改革進程的加快，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需求量和實際發放量迅速增長。但是當住房抵押貸款發展到一定規模時，商業銀行就會面臨較大的資金缺口，出現資金來源的短期性與貸款資金需求的長期性的矛盾。借鑒國外經驗，我國要繁榮房地產市場，發行MBS將是一個必然趨勢。

它的積極意義主要表現為：首先，發行MBS可以使商業銀行通過出售抵押貸款債權實現提前套現從而增加銀行資產的流動性，還可以將住房抵押貸款的風險分散，并且可以把抵押貸款業務從資產負債表內移到表外，就可以回避資本充足率的限制；其次，MBS具有信用級別高、收益率較高、流動性較好、未來現金可預測性強等優點，會非常受投資者歡迎；再次，發行MBS可以擴大住房貸款市場的規模，提供長期穩定的貸款資金來源，使銀行有能力延長個人住房貸款期限，調低貸款利率，增加貸款額度。這對于鼓勵個人貸款購房、增強居民購房的支付能力必將起到積極作用，也必將會使住宅產業顯示出強勁的增長勢頭。

勿庸置疑，我國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對商業銀行、投資者、貸款者來說具有很大的積極意義。從學術界到政府有關部門對盡快發行MBS的呼聲也很高，工商銀行、建設銀行等機構都對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進行了研究并且提出了一些研究方案，但證券化的實施卻依然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始終“呼之不出”。筆者認為，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具體操作方案之所以遲遲未見推出，是因為目前我國實現抵押貸款證券化還存在很多障礙。

一、目前我國住房抵押貸款一級市場發育不成熟

1.一級市場規模太小。截至到2001年末，我國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發放個人住房貸款余額為5072億元，雖然比年初增加了1994億元，增幅達65%，但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占各項貸款余額的比重為2%.占GDP的比重為5.2%.從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來看，1999年底，住房抵押貸款余額占GDP的比重，英國為56%、美國為54%、日本為33%、香港地區為31%，可以看出，我國目前住房抵押貸款的規模還很小。而創立MBS市場時，需要將抵押貸款債權構建成標準化的資產池，如果沒有相當規模的貸款積累，就無法找出足夠多在還款期限、利率標準、房產性質、違約率等方面相同的債權，當然就無法實施“打包”“重組”等標準化操作，發行MBS的資產池也就無法建立。

2.一級市場貸款條件不統一。住房抵押貸款在全國剛剛興起，雖然1997年我國出臺了一部《個人住房擔保貸款管理試行辦法》，但它對具體的實施細則并未明確規定，還沒有形成全國統一的住房抵押貸款體系。各地、各銀行之間的情況不同，在貸款標準、貸款格式、發放程序、信息管理等方面有很大差異，貸款條件的不統一，也使得構建標準化的資產池步履艱難。

二、商業銀行壓力和動力不足

1.目前我國住房抵押貸款在銀行資產中所占份額較低，還沒有對銀行資產的流動性造成威脅。國外銀行之所以實行抵押貸款證券化，主要是為了解決資金流動性不足帶來的資金結構不匹配及防范流動性風險。根據國際經驗，住房貸款占全部貸款比例達到30%左右時，可能給銀行帶來流動性威脅，商業銀行就會提出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的要求。可是，我國目前住房抵押貸款的規模還很小，僅占總貸款余額的2%左右。從整體上來講，我國商業銀行存款的總量大于貸款，有大量的閑置資金，并且我國居民的儲蓄總量屢創新高，目前商業銀行發放住房抵押貸款的資金非常充足。所以盡管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數量增加很快，但還沒有給銀行造成流動性的威脅。

2.目前住房抵押貸款的違約率較低，還沒有對銀行資產的安全性造成威脅。我國銀行資產的質量很差，其中不良資產所占比例至少在25%以上，而1999年美國花旗銀行的不良資產率僅為0.6%.在我國銀行目前的資產中，住房抵押貸款一直是國有商業銀行的少有的優質資產。雖然利率的波動、就業收入的增減、借款人的健康狀況、房地產價格的震蕩等因素也會使住房抵押貸款存在一些安全性風險，但目前它的違約率卻很低，其不良資產率僅為0.23%.另外，隨著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在銀行總資產中比重的不斷增加，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所占的比例也會逐步下降，將使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得到明顯的改善。

因此，商業銀行不愿把自己的優質資產出售給其他投資者，當然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的腳步也就無法前行。

3.實行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會使銀行的收益率降低。如果將住房抵押貸款的債權出售，原本由銀行一家獨享的貸款收益就要大部分隨著債權而轉移給投資者，進行證券化操作的特別機構也需要從中獲得證券發行的手續費和管理費。一盤美餐被多方分食，那么銀行就只能通過發放和回收住房抵押貸款取得一些中間的服務費用，不能像現在這樣獲得由于存貸利息差帶來的明顯的收益。所以，目前商業銀行要求實行抵押貸款證券化的意愿不強烈。

三、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不夠完善

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是一項程序性強，涉及多方經濟利益的工程，只有完善的法律、法規才能確保它的有效運行。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我國先后頒布和修改了二系列經濟法律、法規，以維持經濟秩序。但由于我國抵押貸款市場起步較晚，相關的法律建設還很不完善，尤其是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的政策法規還未出臺，對于證券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尚無明確的法律依據。現行某些法律法規與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的某些操作手續還有許多相違背的地方，這些都極大限制了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的發展。因此在法律上亟待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1.住房抵押貸款證券的潛在投資者很多，尤其是一些機構投資者將是購買住房抵押貸款證券的主力軍，但在我國目前法律環境下，一些擁有長期資金的投資者卻不能進入證券市場。在穩定金融秩序的前提下，應該制定相關的法律，允許其中一部分進入MBS投資領域。

2.當商業銀行或發行住房抵押貸款證券的公司破產時，需要進行破產隔離操作，并且需要一個信托公司介入，但在目前我國還沒有《信托法》對此項內容做出規定。

3.住房抵押貸款的債權轉讓是該資產證券化的一個重要環節，但是現行法律規定，該債權轉移時，必須抵押人到場同意才能完成，而實行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涉及的抵押人數目龐大，不可能要求其一一到場，所以，現行的法律法規必須調整。

4.在實行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的過程中需要涉及到很多中介機構，如資信評估機構、房地產評估機構、擔保與保險機構、公證機構等的參與。這些中介機構彼此之間關系的協調，職責的分配等問題，目前還沒有法律做出明確的規定，而這些中介機構的共同配合對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市場健康有序的發展將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四、有關會計、稅收制度的欠缺和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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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視唱練耳；教材；民族音樂；西方音樂；民族音樂思維

視唱練耳課程受到其起源、發展的地域影響，在教學內容上大多采用西方音樂的范疇，具體體現在該課程教學的各個環節，如：視唱、聽記、音樂分析等。此種教學模式與教學規劃對學生西方音樂思維的培養與發展有著一定的教學強化作用，但不利于發展我國民族音樂思維并建立民族音樂情感與自信。我國擁有歷史悠久、體系完整、影響深遠的文化主體，忽視對本民族特色音樂文化的教育教學和音樂內在聯系的培養，會很大程度的導致民族音樂文化在世界音樂文化中的銷聲匿跡。縱觀音樂歷史長河，音樂之父巴赫、樂圣貝多芬、鋼琴詩人肖邦、歌曲之王舒伯特等知名的音樂家無一不把自己深深的植根于本民族的音樂土壤中。在多元文化發展的時代背景下，音樂的種類與形式得到并列的發展，在學生的音樂思維中得到不同的體現。作為音樂基礎教育的必修課――視唱練耳課程，滲透教學民族音樂，有利于避免學生的自我否定意識、增強民族自信意識，以民族音樂文化為教學著眼點，為振興發展民族文化、傳承優秀民族精神而努力，從而推動音樂素質教育的發展，進而推動我國音樂教育改革的發展。

一、視唱素材的選擇

關于民族音樂，在俞仁豪等人編寫的《音樂學基礎知識問答》一書中是這樣定義的：“我國的民族音樂是一個包容面很廣的概念范疇。它既包括漢族音樂，也包括少數民族音樂；既包括傳統音樂，也包括現代音樂；既包括民間音樂，也包括專業創作音樂。可以說，民族音樂不僅是音樂本身，還包括我國歷史文明的發展歷程、各地域風俗人情和各個時期不同民族的等，通過對民族音樂各個類別的接觸與分析，一方面有利于學生從感性上體會一個民族存在歷程的、痛苦和歡樂，另一方面有利于學生從理性上理解一個民族的精神與生命力。

在目前大多高校的視唱練耳課程中對民族音樂各類別的音樂素材涉及較少，甚至有的類別完全沒有涉及。在部分院校的教學應用中，把民族音樂做為一門獨立的課程設立于視唱練耳課程之外，大多采用音樂欣賞的形式進行，并沒有將其與傳統音樂教學理念相理合。視唱練耳作為音樂教學的基礎課程，其教學任務不僅體現在較高難度的技能訓練，更多的應體現于音樂語言的感知訓練。因此，將傳統民族音樂的各個類別素材按教學進程合理的融入教學內容中，是目前視唱練耳課程甚至整個音樂教學課程的發展方向。

二、節奏訓練的范疇

節奏是音樂旋律的骨架，同時，也可以獨立于旋律之外，作為單獨的音樂元素而存在。在視唱練耳課程的教學中，一般將節奏分為幾個部分進行練習，一方面同旋律相結合，按著難易程度逐步訓練；另一方面，將其作為獨立的章節，按著單聲部與多聲部的順序逐步訓練。在傳統的視唱練耳教學中，多將節奏劃分為相等的份數進行組合訓練，所采用的節奏型也多以西方音樂素材為主。在我國傳統民族音樂中包含有很多具有我國地方音樂特色的節奏，如：戲曲中的“鑼鼓經”、中國傳統的鑼鼓樂等已形成固定規范的演奏模式，將其應用于視唱練耳教學中，不僅有利于對我國傳統民族音樂節奏本身的學習與傳承，而且有利于對民族打擊樂器，如鼓、鑼、擦、拔、板等的了解。

三、多聲部音樂的方向

對于多聲部音樂的訓練在傳統的音樂課程規劃中大多局限于合唱課程，在其它課程中體現較少。作為音樂基礎技能課程的視唱練耳課程，不僅包含單聲部的音樂訓練，而且應該包含多聲部的音樂訓練。在訓練形式中，可以有人聲，也可以有樂器；可以有音高，也可以無音高；可以一個人完成，也可以多個人完成。在訓練內容中，可以是人聲合唱作品，也可以是器樂合奏作品；可以是西方音樂作品，也可以是我國民族音樂作品，尤其是少數民族音樂作品。完整的多聲部音樂教學不僅應將其作為音樂合作的一種體現形式，更應將其看作立體音樂思維的一種培養方式。在教學中，還可融入音樂創作的相關知識，鼓勵學生活學活用，在傳承傳統音樂文化的同時，結合創新適應新時代的音樂形式和作品。

四、教學樂器的選擇

傳統的視唱練耳課程中，多采用鍵盤樂器――鋼琴或相關的替代樂器等作為教學樂器使用，對其它樂器，尤其是我國民族樂器基本沒有涉及，容易造成音樂聽覺的局限性，出現聽覺能力受音色影響的情況，不利于全面培養學生的音樂感知力。作為音樂基礎課程，視唱練耳課程不僅應針對歌唱課程進行訓練，更應廣泛地結合中西方樂器進行綜合的、全面的訓練。在針對不同樂器的學習中，學生不僅可以對樂器的存在因素、發展進程等有所了解，而且可以通過不同的樂器了解不同民族、不同時代的文化語匯，將枯燥的音樂理論生動起來，拉進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生活，培養全面的、具有本民族文化情懷的復合型音樂人才。

將不同的音樂課程相結合，將不同時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的音樂文化相結合，將音樂教學作為一個整體，將民族音樂傳承作為一項事業，地方高校在實際教學中，不僅要考慮音樂本身的教學，而且要考慮音樂內含的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視唱練耳課程作為音樂技能的基礎課程、音樂思維的啟蒙課程，更應該將民族文化傳承視為己任。

【參考文獻】

[1]俞仁豪，周青青，李詠敏，蒲方.音樂學基礎知識問答[M].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