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出版現狀與發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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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高校教材市場的開放、高校教材自主選擇權的加強和教材利潤空間的擴大，高校教材出版暴露出一些問題，突出反映在：同類教材數量龐雜，重復現象嚴重；內容拼湊成風，學術規范缺失；內容相對陳舊，前沿成果吸納不夠；教材開發力度較弱，新興（特色）教材匱乏。提高高校教材出版質量的主要路徑有：完善評價機制，加大考核力度；精選作者隊伍，實行聯合編寫；緊跟學科前沿，開發特色教材；樹立精品意識，打造品牌產品。

[關鍵詞]高校教材出版;　高質量發展　;新聞傳播學

當前，推動出版高質量發展是我國出版業的重要議題。不過，有關出版高質量發展討論最多的還是文學圖書、少兒圖書、出版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中國出版走出去、出版體制改革等方面，有關高校教材出版的討論相對較少。其實，近年來高校教材在急劇增長的過程中也暴露一些突出問題。高校教材事關高等教育發展和人才培養質量，推動高校教材高質量發展不容小覷。

一、高校教材出版存在問題不容忽視

當前高校教材出版是出版社、高校和作者競相爭奪的領域之一。然而，長期以來，由于監管機制缺失、作者隊伍良莠不齊、教材市場惡性競爭等原因，使高校教材出版市場出現一些問題。1.同類教材數量龐雜，重復現象嚴重。當前，高校教材出版數量眾多，同類課程的教材重復現象嚴重，特別是專業基礎課類教材。筆者通過對當當網、京東網等圖書網站或頻道的粗略統計，近5年來，《傳播學概論》類教材有30余種，《新聞學概論》類教材有20余種，《中國新聞史》類教材有15部左右，《外國新聞史》類教材有20余種，《新聞采訪與寫作》類教材有40余種，《新媒體概論》類教材有20余種。這些教材冠以《概論》《導論》《總論》《教程》《新編》《綱要》等名出現。甚至還出現同一主編分別在不同出版社出版內容大同小異的同類教材，一個出版社同時出版多部同一類課程的教材。不可否認，教材數量的增加滿足了各高校教學的差異性需求，避免了“千校一面”現象。但是高校同一類教材數量如此之多，也應該引起我們的一些反思：這些教材是否確實做到了內容差異化。其實仔細比對一下，大多數教材之間的差異性并不大，篇章結構大體一致，教材內容也同質化嚴重，缺乏創新性。如以《新聞學概論》類教材為例，大體內容都是“新聞的起源”“新聞的功能”“新聞價值”“新聞的構成要素與類別”“新聞的特征”“新聞與輿論”“新聞與宣傳”“新聞與市場”“傳者”“新聞媒介”“新聞受眾”“新聞職業道德”“新聞工作原則”等。2.內容拼湊成風，學術規范缺失。編寫教材原本是一項極為嚴肅和重要的工作，編寫者需要在某一領域有著豐富的知識積累和教學經驗。可如今，編寫教材被認為是最容易的一項工作。個別編寫者態度很不端正，在編寫過程中粗制濫造、東拼西湊。有些教材只是根據其他同類教材對內容、章節改頭換面；有些教材由知名專家掛名主編，具體負責的是碩士生、博士生，內容質量難以保證。有人對“‘十一五’國家規劃教材”“‘十二五’國家規劃教材”進行研究后發現，“實際上，某些規劃教材不過是剪刀加糨糊的作品，只是將以往的教材進行輾轉騰挪，七拼八湊就進入了課堂”。[1]由于是教材，一般同行專家也不會詳細閱讀，對教材的學術規范問題也較為寬容。這些教材大多以“主編”“編”“編寫”“編著”等標識著作形式，由于學術界對“編”這一行為的界定較為寬泛，容忍度較高，大多也不算作學術成果，因此，很少用嚴格的學術標準考量，使得編寫者規避了學術失范的懲罰。如大篇幅使用他人成果，引用比例嚴重失范，有些教材使用他人成果時甚至不加注釋；有些教材只是象征性地在書后列出一些參考文獻或書目；有些教材由于引用的是二手、三手資料，對原文不加核對，導致引用錯誤、扭曲原意等。3.內容相對較為陳舊，前沿成果吸納不夠。新聞傳播類教材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時效性強。然而，許多新聞傳播學類教材內容陳舊、知識落伍，不注重最新案例的選用和知識的更新。教材出版后，雖多次再版，也不及時進行修訂。這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新聞業務類教材內容陳舊。如《新聞采訪與寫作》《新聞評論學》《新聞編輯學》等教材，所選的案例很多都是20世紀90年代左右的，部分案例甚至還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雖然這些選用的案例確實有一些是經典，值得入選，但是，新世紀以來所出現的大量優秀新聞報道卻沒有選入，確實讓人感覺編寫者缺乏責任感。還有一些新聞業務類教材中的新聞技巧遠未跟上形勢發展，如《新聞采訪與寫作》類教材中的“導語”“標題”“主體”等的寫作規則，《新聞編輯學》類教材中的“標題的制作”“版式設計”等，仍然停留于傳統紙媒時代。在新媒體飛速發展和藝術設計學日新月異的今天，這些教材已經嚴重脫離了時代。二是基礎理論類教材缺乏前沿關注。一些《新聞學概論》《傳播學概論》類基礎理論教材，缺乏對最新前沿理論的關注、缺乏學術史的系統梳理、缺乏最新成果的引介、缺乏學術批判精神、缺乏跨學科的融合視野。如《傳播學概論》類，對近年來所出現的民族志、媒介人類學、媒介文化批判、計算傳播學、網絡分析等傳播理論與方法鮮有涉及；對“使用與滿足”“議程設置”“第三人效果”等理論缺乏學術史的梳理和批評。4.教材開發力度較弱，新興（特色）教材匱乏。高校教材的編寫和出版，主要集中在一些適用較廣的基礎類教材，一些新興（特色）專業（學科）的教材嚴重匱乏，凸顯高校教材開發力度較為薄弱、教材探索性不足。近年來，隨著網絡與新媒體技術的發展，新聞傳播教育面臨嚴峻的挑戰，這也促使各高校不斷調整培養方案，增加新興專業課程。然而這方面的教材建設卻相對較為滯后。近年來新增的“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已經陸續在全國200余所高校開設，也有高校編寫了相關教材。然而，至今仍沒有一套能夠被廣泛接受的專業教材。一些高校開設的新興（特色）課程，如《數據新聞》《虛擬現實設備（VR）與無人機》《用戶行為分析》《數據可視化》等教材，很多還停留在理論層面，缺乏與實踐密切結合的可操作性教材。

二、提高高校教材質量時不我待

提高高校教材出版質量，離不開編寫者的責任感和敬畏心，知名專家要愛惜自己的聲譽，年輕教師也要有自知之明。然而，僅僅依靠教師的自覺還遠遠不夠，最關鍵的還是要靠完善的制度約束。1.完善評價機制，加大考核力度。目前高校教材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已經進入評價體系的教材。如入選國家和省級規劃（精品或品牌）教材，或以國家和省級的精品課程、品牌專業等為依托的教材。另一類是高校自行編寫、未入選該類項目的教材。后一類教材是目前高校教材市場的主要部分。且不說未曾入選各級項目、游離于評價體系之外的自編教材，即便是已入選各級項目的教材，其評價機制也不夠完善。有些教材連續入選“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規劃（精品或品牌）教材，然而對其不同版本進行比較后發現，大多數多次入選的教材，內容基本一致，沒有進行多少修訂；有些入選的教材，其內容也存在陳舊過時、拼湊和錯誤等問題。因此，主管部門、高校和出版社等有關單位，應進一步加強各級規劃（精品或品牌）教材的評價機制，嚴格評選標準，公開評選過程；加強入選項目的后期管理，跟蹤教材使用評價，督促其再版時進行修訂；完善教材的選用評價機制，組建政府主管部門、專家、出版社、學生等成員構成的評價隊伍，通過訪談、問卷調查、主動投書等多種評價形式，嚴格考察教材質量，建立教材“退出已獲項目、退出使用”的雙退出機制；嚴格控制已有數量較多的同類教材的自編現象；對內容質量不合格、學術水平不高的教材，應對出版社、高校和作者進行問責，加大懲處力度；完善高校評聘職稱時以教材作為學術成果的考核標準和評價過程。2.精選作者隊伍，實行聯合編寫。提高高校教材出版質量的關鍵在于作者隊伍。出版社、高校和編寫者應該共同組建作者隊伍，充分開掘出版社、高校、作者三方資源，整合學界和業界的作者資源，組建跨高校、跨學科、跨行業、老中青相結合的編寫隊伍。如吸納業界作者參與編寫一些實務類教材，組織從事計算機科學、信息工程技術、藝術設計等專業教師和實務從業人員編寫《數據可視化》《數據挖掘》《新聞編輯學》《網絡編輯學》等類教材。同時，教材編寫也要加強各高校之間的合作，特別是一些開設不多的專業新聞和新興專業的教材編寫。如“經濟新聞專業”“體育新聞專業”類教材，由于目前開設的高校不多，教材的使用數量較少；雖然新增的“網絡與新媒體專業”類教材數量較多，但認可度不高。當前各自為戰的教材編寫模式不僅使得教材的質量得不到保證，也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出版資源。通過組建多元作者隊伍和完善教材編寫協作機制，出版社、高校和編寫者能夠充分發掘優秀作者，出版社也可以在此基礎上建立作者資源庫，加強作者隊伍的管理和開發，為以后編寫教材奠定良好的基礎，提高工作效率和教材出版質量。3.緊跟學科前沿，開發特色教材。目前新聞傳播學類教材缺乏時新性、獨創性和新穎性的教材。出版社、高校和作者應著力在三個方面加強。一是把握最新動態。正如前文所說，當前的教材內容陳舊、理論停滯。新聞傳播學類教材的編寫應該注意吸收最新理論成果、實踐案例、學科前沿知識。這就要求教材編寫者緊跟學界和業界發展，在案例選擇、理論引介等方面，注重時效性、前沿性，不斷豐富和完善教材內容。二是創新編寫視角。《新聞采訪與寫作》《新聞學概論》《傳播學概論》《新聞史》等專業基礎類教材需要具有創新的編寫視角，借助跨學科知識完善教材編寫。有一些學者已經進行了嘗試，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從社會史角度編寫《新聞傳播史》，從新聞生產角度編寫《新聞寫作學》，從社會學角度編寫《傳播學》等。三是開發新興教材。新聞傳播學的發展日新月異，媒介技術的影響不斷深入，新的知識層出不窮，媒介技能要求越來越高。新聞傳播學類教材也應該著眼新聞傳播學的發展，開發新興專業教材。如圍繞新媒體內容生產、新媒體技術編程、新媒體用戶行為、人工智能、大數據、新聞設計等方面編寫相關教材。4.樹立精品意識，打造品牌產品。說到高校教材的泛濫，很多批評者都指向高校的學術考評機制。其實不然，近年來隨著各高校學術考核標準不斷提高，除入選國家或省級“規劃（精品）教材”外，普通自編教材被認定為學術成果的高校越來越少。高校自編教材的泛濫，究其實質還是因為利益驅使。一些出版社和作者片面追求經濟效益，目光短淺，急功近利。因此，出版社、高校、作者等利益相關者，應該通過多種方式提高教材質量。加強教材的選題策劃，對同類教材加強選題的論證、內容的對比，分析其創新的可能性；建立一支優秀的編寫隊伍和管理隊伍，加強與編寫團隊的日常聯系和指導；制定教材編寫制度、寫作目標，嚴格把關教材編寫的學術規范；編輯要提高知識水平和閱讀面，熟知該類教材的整體情況和該學科（專業）的發展態勢；依據教材質量、發行量、市場反響等因素，綜合考慮編寫隊伍的稿費標準。

總之，出版社、高校和作者只有樹立精品意識，打造品牌產品，才能真正實現高校教材出版高質量發展。

參考文獻：

[1]范運年.高等學校教材出版：要經典還是要定制？[N].出版商務周報，2016-11-06

作者:周根紅 單位:南京財經大學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