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網絡輿論的影響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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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網絡傳播方式已成為公眾表達民意、參與政治生活以及進行輿論監督的重要平臺，近年來發生的與網絡輿論相關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網絡輿論對我國公共政策制定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公民影響公共政策制定的一個新途徑。但網絡輿論對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存在一些不利影響，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應正確利用網絡輿論。

關鍵詞：網絡輿論政策制定影響。

近年來，被稱為“第四媒體”的網絡迅速崛起，其影響力也越來越大。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公共政策制定除借助于傳統的信息收集外，越來越受網絡的影響，網絡輿論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成為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徑。

一、網絡輿論：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徑

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逐漸出現了一些公眾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徑，如：選舉、決策聽證、公眾咨詢、政治結社、信訪、協商對話等方式，同時，從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看，立法聽證會、行政聽證會、政策研討會等，對公民直接參與政策制定過程以及擴大政策議題來源也起到了積極作用。這些經傳統途徑進行溝通的方式雖然對公眾的政治參與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致使有些嚴肅的、重大的、反映社會主流思想的內容往往沒有機會成為議題，阻礙了政府對民意的了解。隨著我國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以及政府對信息化的大力推動，近年來，中國網民數量逐年遞增，“互聯網已成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和社會輿論的放大器”，也是政府了解民情民意的聚集地。網絡的開放性、互動性成為民眾表達情緒、發表觀點的重要平臺，逐漸形成了頗具影響力的網絡輿論，網絡輿論使得民眾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對公共政策的話語權，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公民通過BBS、新聞跟貼、網上簽名、網上論壇、專題討論、網上征詢意見、網上民意調查、網上議政等多種方式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網民與政府官員進行在線交流，通過網絡投票、網上建議征集參與政策制定。今年兩會前夕，總理走進中國政府網、新華網直接問政于民，表明互聯網已經成為民意的直通車。網絡輿論與傳統途徑相比有很多優勢，比如網絡信息一經便能得到快速的傳播，增強了網絡輿論的影響力，有利于吸引政府的注意力，同時網絡的交互性也有利于促進政府與公眾的溝通，從而使政府透過網絡輿論更加準確地了解民意。網絡輿論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越來越大，逐漸成為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一個新途徑。

二、網絡輿論對公共政策制定的雙重影響

自2003年孫志剛事件引發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廢除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的出臺后，網絡輿論對公共政策制定的影響和作用開始受到關注。

近年來發生的與網絡輿論有關的事件，說明了網絡輿論對公共政策制定的影響越來越大，網絡輿論對公共政策制定的影響有積極方面也有消極方面，主要表現在：

（一）有利方面。

1.打開“政策窗口”，推動公共政策議程。

社會公共問題轉化為政策問題，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環節，而社會問題轉化為政策問題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一方面社會公共問題要反映公眾的普遍訴求并在社會上廣為傳播，另一方面政府認識到此社會公共問題有解決的必要并列入政府議事日程。政策議程的建立是社會公共問題轉化為政策問題的關鍵一步，政策議程分為公眾議程和政府議程兩個階段，網絡的發展使得公眾關心的問題能夠更快的傳達到政策制定者，同時政府也可能迫于網絡輿論的壓力把某一社會問題提上政府議事日程，這就縮短了公眾議程到達政府議程的時間，使公眾參與公共政策制定過程成為可能，同時也增加了政府了解社會問題的來源，從而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社會信息，使社會問題盡快進入政府議程。如2003年孫志剛事件，事件發生后，《南方都市報》首次披露了孫志剛慘死事件，此后全國各大媒體紛紛轉載此文，并開始追蹤報道，同時在網上也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文章被各大網站轉載，網絡輿論對于“孫志剛事件”的高度關注和有力報道，讓人們了解到事件的發生，許多專家學者紛紛上書中央政府，把“孫志剛事件”推入了決策者面前，使這一社會公共問題很快進入了政府議程。公務員之家

2.拓寬政策方案的選擇空間，使政策制定更科學。

公共政策制定的最終目標是為了實現公共政策最優化，政府部門只有了解公眾的切身需要，才能制定出更合理的政策。從各種政策方案中選擇出一個最優的是政府部門的職責所在，互聯網上的信息量與知識量是任何媒體都無法代替的，政府部門可以從中選擇解決社會問題最有利的信息來制定公共政策。國家法定節假日的調整，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2007年11月9日，國家法定節假日調整方案（草案）在新華網、人民網、國家發改委等網站上公布，并向社會各界征求意見，引起了強烈反響，最終在綜合網絡輿論與各方意見的基礎上，國務院對原有三大“黃金周”進行調整，減少了“五一”假期，增加了清明、端午、中秋等傳統節日，這說明網絡輿論有利于公共政策方案的抉擇，同時節假日調整向網名征求意見也說明了政府注重運用網絡信息對政策方案進行抉擇。

3.及時調整公共政策，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質量。

政府出臺的每一項公共政策都要經過理論的評估和實踐的檢驗，如果發現某項公共政策已經不適合社會的需要，不宜繼續執行，或者此項政策的負面作用太大，就需要對此作出必要的調整。2003年6月20日，國務院宣布廢除實行二十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兩天后頒布了《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這意味著1982年5月12日頒布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同時廢止。兩種政策最大的不同就是由前者的社會救濟和治安管理職能轉變為后者的在自愿基礎上的社會救助，從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收容遣送制度的進步，新辦法更加體現了政府“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在“孫志剛事件”中，網絡輿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網絡輿論有利于及時調整公共政策，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質量。

（二）不利方面。

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網絡輿論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逐漸成為公眾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徑，但網絡輿論在影響公共政策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負面影響，表現在：第一，可能造成“假民意”的流行與制定政策的非代表性。網絡是民意表達的平臺，但網絡民意與網絡輿論則是既密切聯系又不完全等同的概念。網絡民意可分為“原生態民意”和“真實民意”，“原生態民意”的存在可能造成“假民意”的流行。此外，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雖然網名的數量越來越多，但是總會有一些人因缺乏起碼的信息技術能力而被排除在網絡參與之外。比如農民由于經濟原因的限制并不能熟練掌握計算機技術甚至買不起電腦，這使得農民不能充分利用網絡資源，農民在網絡參與中喪失了“話語權”。這種不均衡的政治參與使政策的制定無法完全代表真實的公眾意愿，造成政策制定的非代表性。

第二，網絡上的虛假信息可能會造成決策者的決策失誤。由于互聯網具有虛擬性，網絡輿論的參與實行匿名制，一些情緒性的宣泄只要不觸及法律法規，就可以免受責任的約束，因此在網絡空間中，缺乏自律的網民就有可能不加證實隨意信息，甚至有意制造假消息，決策者可能會因網絡上的虛假信息造成決策失誤。

第三，過量的信息提供會引起決策者的“盲目決策”。科學決策需要適量、適時的信息支持，網絡條件一方面改變了信息量過少的弊端，但另一方面信息量過多也會產生盲目決策。信息量過多導致方案決擇困難，在過量信息的條件下，多種方案的利弊難以權衡，使得決策者無所適從，只能閉著眼睛“跟著感覺走”，從而使方案選擇帶有較多的隨意色彩，即產生所謂的“布里丹效應”。

而且，公眾在網絡上的信息常帶有個人傾向，帶著個人情感傾向的過量信息，使決策者疲于應付，貿然決策。

三、完善網絡輿論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的對策建議

網絡輿論拓寬了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徑，增強了公民的政治參與性，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科學、更合理、更能真實反應民意，但網絡輿論存在的消極影響也不可忽視，因此要完善網絡輿論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需要從以下幾方面努力：

1.培養高素質的網民，提高其網絡參與能力。

沒有網絡素質過硬的網民和干部隊伍，網絡參政就會失范，就有可能成為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因而，政府有責任采取措施鼓勵、支持提高網民的網絡素質，加強網絡教育，造就具有較高政治素質和網絡素質的網民，是適應網絡時代的政治參與的需求，也是提高公民網絡參與能力的途徑之一。加強網絡教育最重要的是要加強其網絡道德教育，網絡以其自由、開放的特性給網民提供了一個能使個性盡情釋放的空間，但也正是由于缺乏現實道德規范的約束，使得網絡上普遍存在一些不道德、不健康的言行，所以必須普遍開展網絡道德教育，規范網絡政治參與言行。

2.對網絡進行管理，規范網絡輿論。

虛假的網絡輿論，不僅不能有效地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而且會打擊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對網絡輿論的信任度，對社會公共秩序產生一定的影響。要避免虛假輿論操縱公共政策制定，應讓民眾認識到網絡輿論不是“宣泄不滿”的空間，更不是隨意虛假信息甚至網絡犯罪的平臺，而是公民向政策制定者“表達民意”的途徑。一方面要完善網絡管理的相應法律法規，同時要對網絡犯罪進行嚴厲懲罰，另一方面可考慮建立和推行網民身份認證制度，通過各種方式鼓勵網民實名登陸，規范網絡輿論，營造良好的網絡環境。

3.建立現代化的政策信息網絡系統。

掌握全面、準確的信息，是各級政府決策避免失誤的基礎。

信息情報量的大小、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到決策質量，政府要想在決策上不失誤，必須有豐富可靠的情報來源、迅速的情報傳遞、準確的情報研究，因此，要建立現代化的政策信息網絡系統。現代化的政策信息網絡系統應包括：（1）專門化的信息機構和信息隊伍，以提高信息工作人員的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充分發揮信息機構在政策制定中的職能作用；（2）現代化的信息工具，即以電子計算機和現代化通訊設備相結合，形成網絡系統和電子計算機系統；（3）網絡化的信息傳輸渠道，形成一個四通八達、縱橫交錯的信息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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