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產業政策對產業集聚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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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產業集聚作為一種經濟現象，其之所以發生既有市場機制的原因，也受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響。地方政府政策對于產業集聚有很強的相關性，它既能成為撬動產業優化升級的重要杠桿，也能成為產業分散的重要推手。近年來，不同行政區域的地方政府為吸引更多制造業項目而展開競爭，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降低產業集聚度的作用。在制造業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時應該注意導向性，減少行政直接干預，讓市場調節機制更多地發揮作用。

關鍵詞：地方政府；產業政策；產業集聚

產業集聚是指同一產業在某個特定地理區域內高度集中、產業資本要素在空間范圍內不斷匯聚的一個過程。產業集聚作為一種經濟現象，其之所以發生既有市場機制的原因，也受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響。適當的產業集聚能夠帶來生產專業化的提升，進而達到降低生產成本和提高生產效益的目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政策對于產業集聚有很強的相關性，它既能成為撬動產業優化升級的重要杠桿，也能成為產業分散的重要推手。因此，在產業發展過程中，應當關注地方政府政策對于產業集聚產生的影響。

一、相關文獻綜述

自從18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開始以來，伴隨著科技的創新、生產效率的提高以及經濟的快速發展，產業間的關聯程度日益緊密，產業資本逐漸在一定空間匯集，從而形成產業集聚現象。對此有很多學者進行了有益的理論探索。Marshall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就較早地關注到產業集聚這一經濟現象，并提出了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的概念問題。①此后，學界對于產業集聚問題做了更多的理論研究，并產生了許多流派。阿爾弗雷德•韋伯在《工業區位論》一書中第一次提出了產業集聚的概念，并指出產業在一定集聚程度下，單位產品成本指數比工業完全分散時要低。②埃德加•胡佛在《區域經濟學導論》一書中從歷史視角敘述了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區位結構。③邁克爾•波特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指出產業集聚的競爭優勢。④以Krugman等學者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派從空間視角分析了區域長期經濟增長與產業集聚之間的關系。①Krugman還在其《地理與貿易》一書中，分析了專業化產業集聚的成因及其如何使得生產效率提高和報酬遞增。②由于國情的差異，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調控作用存在顯著差異。在西方國家，由于實行市場經濟，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比較有限，主要是通過政府稅收和財政政策等來調節。Baldwin等人探討了產業集聚、國際經濟一體化以及稅收協調之間的關系，他們發現，在經濟一體化過程中，集聚地區可以在不產生資本損失的情況下提升稅收，從而導致不同地區間稅收難以協調。③Otsuka和Goto研究了日本產業集聚和財政轉移政策對于產業生產效率的影響，他們發現，無論是在制造業中還是在非制造業中，產業集聚與生產效率呈正向關系，而財政轉移政策與生產效率為負向關系。④Zhang和Kockelman研究了針對城市擁擠和產業集聚外部性的政府政策，認為政策的干預會降低土地市場的系統效率。⑤從相關文獻可以看出，國外政府對于產業集聚，主要通過稅收和財政等相關政策進行間接干預。雖然間接干預沒有直接干預見效快，但是可以盡可能地降低政府政策對于產業集聚中生產效率的損害。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于國情的不同，政府對于經濟發展有時會采取直接調控，這與西方國家有很大區別。因此，在研究中國產業集聚時，地方政府政策的影響是應當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周兵和蒲勇健在研究財政政策對于產業集聚的影響時發現，在中國基礎設施較差的西部區域，稅收上升會引起產業的分散；而東部地區由于有較好的基礎設施，即便是較高的稅收也會促進產業的集聚。⑥張玉新和李天籽研究了對外開放政策對于產業集聚的影響，發現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化，產業在中國東部和沿海地區集聚，這一現象與新經濟地理學中對外開放會導致產業分散的結論不一致。⑦高煜和張雪凱在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研究中發現，這項建設會促進西部地區產業集聚和承接產業轉移。⑧黃璇和任宛竹研究了中國政府政策對于日本在華企業進行產業集聚的影響，認為轉移支付和土地優惠政策對于日本企業在中國的區位選擇影響顯著。⑨沈鴻和顧乃華研究了產業政策、產業集聚和貿易間的關系，認為中國對于外資的過度依賴和產業政策的過度干預，對于集聚正外部性作用的產生有不利影響。⑩趙波等人分析研究了金融政策、產業集聚和制造業升級之間的關系，認為現有金融政策所構建的金融體制以及企業間由低成本競爭模式導致的集而不聚，是制約中國產業升級的兩個重要因素。11從以上對中國產業政策影響產業集聚的研究可以看出，這些研究基本上是著眼于中央的產業政策，而實際上產業政策包含中央和地方兩個層次，地方政府的產業政策對于產業集聚也有很大的影響，因為中國省份眾多，省情復雜多樣，各省之間不同的政策往往會產生溢出效應，影響其他省份，如果僅僅考慮中央的產業政策，就很難完全體現中國產業集聚的真實變化。因此，本文擬重點考察各地方政府產業政策、經濟區位要素和產業集聚之間的關系，以便于更好地分析近年來中國產業集聚的發展趨勢。

二、測算專業化產業集聚程度與稅收政策偏度的模型

（一）區位商模型。在經濟學中，計算專業化產業集聚程度的方法有多種，其中在Gilmer的文章中提到用區位商（LocationQuotient，LQ）來計算專業化產業集聚，①區位商可以反映某一地區的某一產業在該地區是否產生專業化產業集聚。其計算公式為：LQij=(eij/ej)/Ei/E（1）其中，eij表示i產業在j地區雇傭的勞動力人數，ej表示j地區可雇傭勞動力總數，Ei表示i產業在全國范圍內雇傭的勞動力人數，E表示全國所有i個產業可雇傭勞動力總人數。LQij表示i產業在j地區的區位商，當LQij小于1時說明i產業在j地區的發展與全國相比是存在劣勢的，就能不認為j地區是i產業的專業化集聚區域；反之，當LQij大于1時則可以認為j地區是i產業的專業化集聚區域。因此本文用區位商的數值來判斷某一地區某一產業是否產生了專業化產業集聚。（二）產業區位基尼系數。戴平生所做的有關區位基尼系數的計算、性質及其應用的研究中涉及到產業區位基尼系數，該系數是根據勞動力數量、產值或產業增加值來研究地區產業集聚程度。②產業區位基尼系數取值范圍為0-1，當數值為0時表示某一產業在所有地區中所占比重相等；當數值為1時表示某一產業完全集中在某一地區中。產業區位基尼系數的計算公式為：GINIij=(1/2n2μi)×∑nj=1∑nk=1|yij-yik|（2）其中，GINIij表示j地區i產業的產業集聚程度，n表示所選地區總數，μi表示i產業在所有選擇的地區所占比重的均值，yij表示i產業在j地區所占比重，yik表示i產業在k地區所占比重。（三）政府產業政策的測度。中國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各地方政府均出臺了鼓勵產業發展的產業政策，中國政府還在各地建立了經濟技術開發區、保稅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等產業新區，并且在產業新區中實行配套的產業優惠政策。但由于部分產業的宏觀政策沒有具體的實施細則，因而難以將政策對于產業的支持程度以及對于產業結構影響程度進行量化。有鑒于此，本文考慮用產業的稅收或政府在該產業的財政投入來代表政策對于產業結構影響的因素，由于各省、市、自治區財政投入到大類產業的數據未能獲取，因此，本文考慮用地方政府對于某一產業的稅收水平來度量該地方政府對于該產業發展的態度及政策。根據李昌宇提出的政策偏度計算模型，③再運用政府在某一產業的稅收收入，就可以對政府產業政策在某一產業的影響程度進行測度。由此可得產業政策偏度的計算公式為：Gij=（taxij/T-AXj）-1（3）其中，政策偏度Gij表示j地區i產業的政策偏度，taxij表示j地區政府在i產業的稅收收入，T-AXj表示j地區政府對于所有產業的稅收收入的平均值，最后減去同步性變動因素1。Gij值越大則表示稅收超過平均水平，表明政策扶持力度小，反之Gij越小則表示政策扶持力度越大。（四）數據來源、選擇及處理。在2011年統計年鑒中關于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統計口徑再次發生變動，從之前的主營業務收入500萬元以上變為現在的主營業務收入2000萬元以上。考慮到統計口徑變動前后的數據不具有可比性，本文采用的數據是30個省、市、自治區（西藏相關數據缺失較大故不采用）2013年-2017年（實際年份為2012年-2016年）共5年的《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中國國土資源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稅務年鑒》以及《中國勞動力統計年鑒》中的數據，所選用的數據是C門類制造業所包含的29個大類產業中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數據。由于各省大類產業數量的不同以及統計數據的缺失，在制造業全部31個大類產業中，本文只對各省數據較為全面的大類產業進行比較，因此，最終所涉及的大類產業數為29個。考慮到各產業在一年中雇傭的勞動力數量會出現變動，各地各產業所雇傭的勞動力本應用各省統計年鑒中的從業人員平均人數表示，但由于部分省份統計年鑒中從業人員平均人數這一項數據有缺失，因此，本文使用《中國勞動力統計年鑒》中統計的分地區分行業的勞動力年末人數。由于中國的稅收政策是將中央和地方的稅收按一定比例分成，同時本文考慮的是各地政策的影響，因此稅收數據選用的是地方稅務局稅收收入，以此來計算各地區不同的政策偏度。本文使用Stata軟件對相關面板數據進行計量處理和分析，以便于研究地方產業政策偏度對于地方產業集聚程度的影響。

三、市場行為和政府行為對產業集聚的影響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市場行為與政府行為，因此，為了看清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集聚的變化，本文將研究市場行為和政府行為對于經濟發展的綜合影響，其中用區域經濟發展的相關區位條件和專業化產業集聚形成與否來代表市場行為的影響，而用各地區政府政策偏度來代表政府行為的影響。由于中國各省、市、自治區的區位條件和經濟發展現狀存在顯著差異，使得各省、市、自治區政府所頒布的與產業發展相關的產業政策也有所不同，加之各地區對大類產業的政策存在偏度差異，其對于地區產業發展的影響也不盡相同，本文主要考慮產業政策偏度對于產業集聚程度的影響。有鑒于此，文中將產業集聚程度作為被解釋變量，將各地區產業政策偏度作為解釋變量，將其它影響產業集聚的相關因素作為控制變量，來構建計量模型。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產業集聚現象也會越來越多，由于產業集聚中存在專業化集聚和多樣化集聚兩種形式，其對于產業集聚變化的影響是有顯著差別的，因此，本文在研究地方產業政策對于產業集聚的影響的同時，會將專業化產業集聚現象在產業集聚變化中的影響作為控制變量加以考慮。本文中的計量模型為：GINIijt=β0+β1Gijt+β2Bijt+β3LQijt+β4RDjt+β5Rjt+β6Pjt+β7PGDPjt+β8MPjt+μ其中GINIijt代表j地區第i個大類產業在第t年時的產業集聚程度，這里用各地區產業生產總值進行估算；β0到β8為相關系數，μ為誤差參數，其余參數可分為代表政府行為的影響參數和代表市場行為的影響參數。政府行為。政府行為參數用Gijt表示，它代表j地區政府在時間t時對于i產業的政策偏度，政策偏度通過對各地區地方稅收收入的計算得出。市場行為。這里用Bijt表示j地區i產業在時間t內的利潤總額，由于企業在經營的過程中存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動機和行為，因此，各地區產業利潤的多寡會對該地區的產業集聚產生影響。LQijt是區位商值，它是衡量某一產業是否發生專業化產業集聚的虛擬變量，當發生專業化產業集聚時其值為1，未發生專業化產業集聚時其值為0。技術對于經濟發展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無論是在專業化的產業集聚還是多樣化的產業集聚中，技術外部性的影響都是需要考慮的因素。本文用RDjt表示地區的創新研發能力，由地區研發人數的全時當量表示。RDjt越大，表示從事研究和相關工作的人員越多，因此，可以認為信息交流的途徑越多，技術傳播的途徑越廣泛。在新經濟地理學中，交通運輸成本是產業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本文用Rjt代表各地區地面交通網絡（包含正在營運的鐵路和公路）的密集程度。一個地區地面交通網絡密集程度越高（即交通越便利），其運輸成本越有降低的空間。考慮到對于產業集聚產生影響的市場需求和購買能力往往存在空間上的差異，本文用地區人口數量Pjt和地區人均總產值PGDPjt表示本地區內部市場需求和購買能力，用地區市場潛力MPjt表示該地區外部市場需求和購買能力。根據Harris對市場潛力的研究，①地區市場潛力可表示為MPjt=∑j≠kGRPjt/djk，其中GRPjt表示j地區t時的地區生產總值；djk表示地區j到地區k的距離，本文中表示省與省之間的距離，用各省省會城市距離來表示。

四、模型檢驗和實證結果分析

（一）模型檢驗。模型所用數據因時間維度T較小，且相關參數n的數量遠大于時間維度T，因此面板數據屬于短面板數據，并且解釋變量中不存在被解釋變量的滯后值，由此確定面板數據屬于靜態短面板數據。面板數據的分析需要考慮該模型是屬于哪一種效應模型。首先通過Hausman檢驗來判斷模型屬于隨機效應還是固定效應，由于Hausman檢驗結果中p<0.05，拒絕原假設，因此該模型屬于固定效應模型。其次通過模型的固定效應估計后，得到F檢驗結果p<0.05，由此確定模型不是混合效應模型。由于模型中存在時間趨勢變量，且模型是固定效應模型，因此，模型最終確定為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這樣模型就會同時考慮只受個體影響的遺漏變量問題和只受時間影響的遺漏變量問題。在對模型進行異方差和相關性檢驗后，發現部分行業存在異方差和相關性，因此，在Stata面板數據計算時要考慮異方差和相關性。對于模型的單位根檢驗，由于本文面板數據是非平穩面板數據，因此本文選用費雪式檢驗辦法對本文面板數據的單位根進行檢驗。檢驗結果是，除煙草制品業由于數據問題無法進行單位根檢驗外，其余28個行業中有25個行業不存在單位根；存在單位根的行業是造紙和紙制品業，文教、工美、體育、娛樂用品制造業以及化學纖維制造業。筆者考慮到如果對于存在單位根的行業進行一階差分，將會改變其經濟含義，因而繼續對于造紙和紙制品業、文教、工美、體育和娛樂用品制造業、以及化學纖維制造業進行協整檢驗。本文選用Kao檢驗辦法對這三個產業進行協整檢驗，結果顯示造紙和紙制品業以及化學纖維制造業存在協整，因此可以認為造紙和紙制品業以及化學纖維制造業在本模型中存在經濟上的長期均衡關系。而文教、工美、體育和娛樂用品制造業由于數據問題無法進行協整檢驗。從總體看來本文的模型設置較為符合經濟學理論，同時回歸結果不屬于“偽回歸”結果。因此，本文所構建模型的分析結果較為可信。（二）實證結果分析。通過對2012-2016年間相關數據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制造業29個大類產業中，有22個大類產業的擬合度（R-squared）在80%以上，其中，14個大類產業的擬合度達到90%以上。因此，本文所構建的模型可以較好地對實際情況進行測評：第一，地方政府政策(G)對于制造業中21個大類產業的產業集聚程度會有影響，其中對于制造業中14個大類產業產生顯著影響。在這14個大類產業中，11個大類產業的系數為負，這意味著政府政策（G）越大，產業扶持力度越小，產業會出現分散現象；反之，政府政策（G）越小，產業扶持力度越大，產業會出現集聚現象。而余下3個大類產業的系數為正，說明地方政府政策（G）越大，產業扶持力度越小，產業會出現集聚，反之則會產生產業分散現象。因此，可以認為部分產業在地方政府政策扶持下，得以形成集聚；而少部分產業則會因為地方政府的扶持而出現分散現象。因地方政府扶持而出現產業集聚現象的主要因素是：受到地方財政收入方式和地方政府政績考核的影響，地方政府對于地區產業發展一直持十分重視的態度，因此，地方政府制定的產業政策對于當地產業的發展產生顯而易見的影響。最為常見的現象就是，各地建立的產業園區在招商引資的同時，為入駐企業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如稅收優惠、產業補助、基金扶持、租金補貼等。地方政府政策上的扶持會顯著降低生產成本，從而對產業集聚起到促進作用。因地方政府扶持而出現產業分散現象的主要因素是：中國從2013開始提出產業轉型升級，2015年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之為解決城市工業污染日趨嚴重的問題，一些地方政府對于部分產業采取政策性扶持遷移，這也可以看作是某種帶有行政命令式的遷移，在企業轉型升級的同時將企業遷移至遠離城市的區域，以便能更進一步降低產業發展對于城市的影響，在這種政策影響下出現的就是產業分散化現象。這類產業包括煙草制品業，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業，制鞋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這些產業均屬于勞動密集型、資源指向型和高污染性行業。第二，利潤收入（B）對于產業集聚的影響十分顯著，在29個大類產業中，有27個產業的測算結果顯著為正。這表明，在市場行為中，企業對于利潤收入的考量，對其區位選擇有重要的影響。第三，現階段專業化產業集聚（LQ）形成與否對于制造業產業集聚總體影響不大，只有9個大類產業的結果是顯著的。第四，地區研發人數（RD）對12個大類產業有顯著影響，且全為正向關系。但由于科技含量較高的設備制造業等行業的創新能力不足，這幾個大類行業的技術發展對于產業集聚的影響不顯著。第五，地面交通密度（R）對16個大類產業產生了顯著影響，其中3個大類產業為正向影響，13個大類產業為負向影響。筆者認為，交通運輸成本是影響產業集聚程度的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包括土地使用成本、勞動力工資成本等。Venables認為，在多產業模型中交通運輸成本對于產業集聚和產業分散都會產生影響。①因此，在不同時期交通運輸成本對于產業集聚的離心力和向心力的影響是不同的。由于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后經歷40年的發展，各地區制造業產業集聚格局已基本形成，現階段由于受到地方產業政策和環保政策的約束及影響，在交通便利程度不斷提升的情況下，使得企業降低交通運輸成本成為可能，這就為制造業產業的發散創造了條件。劉利民和王敏杰就指出，交通條件改善對產業集聚的影響既可能是促進集聚，也可能是促進產業遷移。②第六，地區人口數量（P）和地區人均生產總值（PGDP）在結果中與制造業產業集聚普遍呈現出顯著且為負向的關系，筆者認為，這是由于近年來中國產業轉型升級、供給側改革、對環境問題重視程度提升、以及人口集中地區和高收入地區成本上升等方面的變化，致使制造業企業從人口集中地區和高收入地區向人口密度較低和收入較低的地區轉移。第七，市場潛力（MP）在19個大類產業中對產業集聚產生了影響，影響顯著的大類產業為9個。這說明除了地區內部市場會對地區產業集聚產生影響外，外部市場也會對地區產業集聚產生影響。

本文面板數據使用的是2012年至2016年跨度為5年的數據，但是由于在計算時間固定效應時2012年作為基期帶入計算，因此實際顯示的時間固定效應結果為2013年至2016年共計4年時間。時間固定效應的結果普遍呈現出1%顯著性，說明產業集聚程度會隨著時間而改變，且由于大部分時間相關系數為負，表明中國制造業的地區產業集聚程度是逐年下降的。五、結論本文運用2012年到2016年間各省區層面的相關數據構建短面板來進行計量分析，并著重研究地方產業政策對于當地制造業產業集聚的影響。計量分析結果表明，大部分產業的擬合值較高，這說明地方產業政策對于當地制造業產業集聚產生了重要影響。從宏觀層面上看，地方政府產業政策對產業集聚有顯著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是降低了產業集聚程度，由此可見，地方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干預，反而會對地區經濟發展起到一定的阻礙作用。中國現階段產業發展政策主要圍繞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供給側改革以及新舊動能轉化等展開，制定這些政策是為了改變中國傳統制造業高污染、低效能的生產模式，通過中國傳統制造業與新技術的結合，提升產業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污染程度，最終強化中國制造業的市場競爭能力。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實施相關產業政策時走入了誤區，從而使得部分傳統制造產業被簡單地直接淘汰，而未能得到轉型升級，并且市場正常的競爭淘汰機制也有一部分被地方政府產業政策替代。在處理傳統制造產業現存問題的同時，地方政府也出現了扎堆發展新興產業的現象，雖然短時期內是對發展新興產業的鼓勵與支持，但從產業的長期發展來看，過度的政策干預阻礙了新興產業的市場競爭淘汰機制的形成，這對于產業發展的創新驅動和產業集聚是不利的。政府的產業政策在短期內可以有效調控產業結構轉變和產業集聚，但是對市場在產業發展中所起的作用無疑產生了干擾，這是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時應審慎考慮的問題。

作者:吳喬一康 馮曉 單位:同濟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