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退稅政策效應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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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通過回顧出口退稅思想的理論發展，從稅收思想的演化、稅收法理角度，以及國際貿易、進出口關系等方面研究了出口退稅的必要性。其次通過對出口退稅的成本效益分析，探討出口退稅所引致的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說明出口退稅是我國一項必要的政策，關鍵是中央和地方共同負擔出口退稅額，調動兩方面的積極性，最后從不同角度為完善出口退稅政策提出建議和對策。

關鍵詞：出口退稅；出口貿易；成本效益

出口退稅就是將出口貨物在國內生產和流通過程中繳納的間接稅予以退還。出口退稅是我國一項主要的促進貿易措施。準確的把握出口退稅所引起的財政收支平衡問題，通過對其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不僅是順利實施出口退稅政策的重要前提，也是我國“入世”后外貿發展的迫切需要。

一、出口退稅思想發展回顧

（一）、出口退稅思想的歷史研究

有關出口退稅思想的理論來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倡導國際貿易的重商學派，并由重農學派的先驅者布阿吉爾貝爾（PierreLcPesandeBoisguiuebert）和古典學派代表人物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及亞當·斯密（AdamSmith）所發展。布阿吉爾貝爾最早提出了進口商品征稅出口商品免稅的思想，他認為：“關于法國的進口稅，稅額應保持現狀但應消除手續上的麻煩，因為這對國王絲毫無益，卻會使外國人望而卻步。至于出口稅，則絲毫不應輕饒，而應全部取消。因為這是國王和王國前所未有的敵人”。威廉·配策進一步發揮，他認為出口商品不應該課征消費稅，因為它們不是以實物形式在本國消費。不過，如果出口商品未課征消費稅，用其交換得來的將要在本國被消費的進口貨物就一定要課征消費稅，由此看來，配第已經意識到重復征稅問題和流轉稅是由消費者負擔的情況。實際上，配第無意識中已經接觸到稅收來源地稅收管轄權問題。亞當·斯密是集古典政治經濟學之大成者，他認為高關稅比低關稅危害更大，出口稅比進口稅危害更大。他指出在各種獎勵出口措施中，要數退稅最合理。商品輸出國外時退回其國內交納的一部分或全部稅金，既不會使貨物的輸出量減少，也不會驅使資本違反自然趨勢轉投入某些特定產業，破壞社會資本的自然平衡和勞動的自然分配。雖然亞當·斯密首先提出了出口退稅的思想，但他僅從自由貿易，有利于商品出口的角度考慮，沒有從稅收來源去認識。直到大衛·李嘉圖（DavidRicardo）才從稅收來源及轉嫁認識出口退稅。他宣稱，某個國家如果對其享有特殊便利的生產條件的效率高于別國的某些輸出品課稅，這種稅會完全落在外國消費者身上，該國政府支出的一部分就將由外國的土地和勞動所有者負擔。例如，如果中國政府在商品輸出時課稅，這些稅就將由外國人交給中國政府享用，而不是向現在這樣由外國政府花費。但是，“如果一個國家閉關自守，不與鄰國通商，就不能把賦稅的任何部分轉嫁出去。因此，從稅收方面來看，對出口產品征稅是進口國消費者負擔的，即不公平又不合理。從道理上講，出口退稅是必要的。

（二）、出口退稅思想的現期發展

隨著經濟理論的不斷發展，對出口退稅的研究也在不斷前進。從不同角度進一步考慮出口退稅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稅收的法理進行分析，間接稅屬于轉嫁稅，雖是對生產和流通企業征收，但實際上是由最終消費者負擔。根據間接稅的屬地主義原則，各國消費者只負擔本國的納稅義務。由于出口貨物并未在國內消費，而在國外消費，因此應將出口貨物在國內生產和流通環節所繳納的間接稅退還；同時，出口國將貨物出口以后，根據領域權原則，進口國為保護本國的工農業生產，增加財政收入，還要依照本國的稅法規定對進口貨物征收間接稅。這樣即不歧視為內銷的生產，也不歧視為外銷的生產，即不歧視國內貿易，也不歧視國際貿易，而且符合當代稅收的公平原則和中性原則。

第二、從發展國際貿易的需要來說，不同國家的貨物要在國際市場上公平競爭，就必然要求在稅收負擔上享有同等待遇。但是，由于各國的稅制不同而使貨物的含稅成本相差較大，這樣無法進行公平競爭。要消除這種不利影響，就必須使出口貨物以不含稅價格進入國際市場。所以說，只有對出口貨物退（免）稅，才能使本國的出口貨物具有競爭力，從而達到公平競爭，促進出口的目的。如果不實行出口退稅，實際上是限制出口，最終影響出口國的經濟發展，尤其是間接稅所占比重較大的國家，實行出口退稅具有更為重要意義。

第三、從進出口的對應關系來講，出口退稅表面上使國家財政少收了出口貨物的間接稅，實際上由此可降低出口商品成本，提高競爭力，擴大出口，增加創匯。出口創匯是為了支付進口用匯，進口用匯多了，就有可能多進口商品，進而增加進口關稅的收入，上述一增一減，兩者相抵后，國家財政收入并不一定會減少。如果出口貨物含稅，其國際競爭力勢必大大下降，出口創匯會因此減少，進口用匯也會相應減少。進出口貿易萎縮不僅影響稅源，而且將產生諸多嚴重的社會問題。

二、出口退稅成本效益分析

宏觀經濟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提高出口退稅率，將刺激出口的增長，并且由出口擴張引致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因此，雖然提高出口退稅率會增加財政支出，但由此導致的經濟增長也會使財政收入增加。只有全面的從財政收支兩方面分析，才能較準確地把握出口退稅率的效應。

（一）、模型的設定

假設其它條件不變，以匯率變化近似替代出口退稅率變化（由于出口退稅率提高相當于出口成本降低，與匯率貶值有相同的效應）。首先測算出口額增長對出口成本降低的彈性，依據出口額與匯率之間的相關關系，建立模型如下：

X＝f（E）

設X代表出口額，E代表匯率，上述公式經過變形，可轉化為如下回歸模型：

LN（X）＝a＋b×LN（E）……（1）

設LN（X）是以人民幣表示的出口總額的對數，LN（E）是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對數，a為常數項，b為匯率對出口額的彈性，也就是要計算的回歸系數。

其次，采用支出法計算出口擴張對GDP的拉動度，其公式如下：

外貿對GDP的拉動度＝外貿對GDP的貢獻度（率）×GDP相對增幅……（2）

第三、設出口創匯后一半用于進口，測算進口額增長對進口關稅收入的彈性，從而引致的財政收入提高幅度。

最后，測算出口退稅引致的財政支出大小，并比較出口退稅率提高一個百分點，使GDP提高的百分比，進一步使財政收入提高的百分比，分析出口退稅率提高一個百分點的成本與效益。

（二）、計算及結果

根據以上思路，首先測算出口增長對出口成本降低的彈性。根據1985－1999年以來出口總額與人民幣匯率的相關關系測算，依據公式（1）計算得出：

LN（X）＝3.8604919＋2.6638054LN（E）R2＝0.980417

（21.072305）（25.511348）

以上估計式匯率變化對出口額X的解釋度達到98.04％，出口X與匯率E呈正相關關系，t統計值也比較顯著，通過了5％的檢驗。表明出口匯率貶值對出口擴大有顯著作用，即匯率貶值一個百分點，將使出口額提高2.66個百分點。

假設出口退稅率提高一個百分點，相當于一般貿易出口成本下降1％，與匯率貶值1％的效應是一致的。由于一般出口貿易占全部出口總額的比重約為42.22％（2000年度），這樣出口退稅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將使出口額提高1.12％（這里提高退稅率對加工貿易當地采購的作用暫不計算）

其次，利用支出法測算外貿出口對GDP的拉動度，按此方法計算（根據測算1975－1999年度外貿對GDP的貢獻度為21.06％，2000年GDP比上年增長8％）：

2000年外貿對GDP的拉動度＝21.06％×8％＝1.68％

由此可見，貨物凈出口對國民經濟的拉動度為1.68個百分點。依此計算，出口退稅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將使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88％。

根據對1985－1999年進口額與進口關稅之間關系的測算，進口額增長對關稅收的彈性為0.375個百分點，解釋度達到77.06％，t統計值為6.6096196，顯著性一般，但可以通過檢驗。假設出口提高所創外匯收入一半用于進口，則出口額每提高1％可使進口關稅收入增加0.1875個百分點，由于出口退稅率每提高1％可使出口額提高1.12個百分點，所以出口退稅率提高1％可使關稅收入增加0.21％。

再次，1994年新稅制改革以來，我國GDP每增長1％，稅收總額平均增長1.26％，依此計算，出口退稅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將使稅收總額增加2.31％。

最后，利用上述數量關系分析出口退稅率提高對財政收支的影響。出口退稅率提高一個百分點，按2001年出口總額增長25％（2000年為2492億美元，增長27.8％），且一般貿易出口占出口總額42.22％計，將使國家財政支出增加172.25億元。但出口增長導致GDP增長（按8％計），以及由此引致的進口增加和進口關稅收入提高為1.18億元，國家稅收總額將增加293.627億元，比較上述結果可以看出，出口退稅率的提高總體上會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出口退稅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將使財政增支172.25億元，增收293.627億元，凈增收121.38億元。但由于在現行稅制下出口退稅完全由國家財政負擔，（按目前情況中央財政大約占51.1％，地方財政約為48.9％）對國家財政而言，增收150.0434億元，增支172.25億元，凈支出22.2107億元，增收的好處完全被地方財政所享有，地方財政凈增收143.5836億元。

（三）、分析及評價

從以上的出口退稅成本效益分析可以看出，實行出口退稅政策對我國外貿發展是有利的，但由于我國總體財政資金緊張及現行出口退稅由中央一家負擔的機制和實際少征多退的情況，迫切需要通盤考慮和加以解決。出口退稅政策的實施很大一部分受財力的制約。目前，我國出口退稅金額是作為財政預算支出的一部分，以計劃額度下達的，而財政預算安排供出口退稅的財力在實際操作中，不僅總量上跟不上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速度，不得不將本應及時退給出口企業的稅款，延遲到一下年度兌現。另外由于出口商品退稅稅負結構差異不明顯，這樣即不利于我國外貿出口的長期穩定發展，又不利于外貿出口對GDP增加發揮更大乘數作用，而且企業逆向逃稅動機強，不利于稅務機關加強管理。因此，可以選擇適當時機進一步提高出口退稅率，調整出口退稅結構，使出口產品退稅率穩定在合理水平。出口退稅政策不應受財力制約，本質上應由“征多少，退多少”的原則決定，只要堅持這一原則，出口退稅政策就將擺脫財力制約，向接實退稅和積極支持外貿發展的方向邁進。為此，筆者認為出口退稅既要堅持“征多少，退多少”這一基本原則，實行按實退稅，又要在貫徹這一基本原則過程中尋找中央與地方在新的財政體制下共同負擔的有效機制，調動兩個積極性和發揮兩級職能管理，完善現有出口退稅管理辦法。

出口退稅作為一項稅式支出，對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產生直接影響。出口退稅究竟由誰負擔為好，就財力利益而言，這個問題本身并不重要，其結果無非是在中央與地方兩極政府間作進一步的均衡與調整。但是由此衍生出的出口退稅管理上的優劣，其效果卻大不一樣。出口退稅共同負擔機制有利于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有利于加強兩級政府的監督和控制，而由中央財政全部負擔，等于放棄了地方的監督和控制，必然造成出口退稅管理上的被動與少數地方政府行為不當。尤其個別地方政府從地方利益出發，忽視對出口退稅的監督，容易使違法騙取出口退稅的活動有機可乘。這幾年來出現的“假出口、真退稅”的重大案件，以及目前出口退稅所面臨的征少退多的矛盾和客觀上存在的管理松懈等問題，都與此有著一定的內在聯系。

比較我國實行出口退稅政策前后，外貿出口額在1984年前平均年增長為74.4％，而85年外貿出口額猛增到808.9億元，比上年同期外貿出口額增長198.277％，關稅收入達到205.21億元，比上年同期提高100％，取得了較大幅度的提高，出口退稅政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我國自1985年實行出口退稅政策以來，出口退稅率變動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產品出口退稅率相當于名義征稅率。第二階段從1995年7月1日起逐步調低出口退稅率。第三階段從1998年7月1日起逐步上調出口退稅率。從這三個階段退稅額、出口額、進口關稅收入、GDP值的變化情況來看，基本上呈現出這一變化趨勢，但也應看到，由于影響這幾個指標的因素較多，出口退稅只是其中之一，故個別年份出現例外，也是有可能的，如1996年年底亞洲金融危機的出現，對我國外貿的影響，國內經濟緊縮的影響，我們都應加以考慮。

三、結束語

出口退稅作為我國擴大外貿出口的一項重要政策和國際上通行作法，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為了使這項既定政策的政策效應達到最佳狀態，必須對目前出口退稅實施過程中不正常，不合法現象進行綜合治理，即要在政策上及時完善，又要在管理上加大力度，以維護出口退稅的正常秩序。

為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出口退稅政策應盡早統一起來，實行不分出口企業所有制性質、不分隸屬關系、不論工業產品、農業產品、也不論貿易方式，對所有境內企業的產品出口實行零稅率，這是我國出口退稅政策的最終目標。目前，首先要統一內外資企業和統一新老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退稅政策。統一以后，老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退稅額將比現行的“出口免稅，進項不扣”的辦法有所增加，其影響財政收入的部分應從實行增值稅稅負返還額中扣除，以保持受益與負擔的一致性。此外，內資企業及新老外資企業出口退稅的計算依據和管理辦法也應統一。

從目前情況看，一要加強對一般納稅人資格認定的嚴格審查，對已經認定的要做到檢查清理常抓不懈。在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發放量上采取果斷措施，從嚴控制。二要嚴格專用發票的檢查，作到定點檢查與全面檢查相結合，結果檢查與過程檢查相結合，并把工作重點放在過程檢查。三要有層次地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一個票據的計算機管理系統，成立專門的計算機數據處理部門進行交叉檢查。四建議對享受先征后退優惠政策的民政福利企業、校辦企業使用與一般企業不同顏色的增值稅發票，防范此類企業為他人代開發票，避免重復退稅。五建議恢復“專用繳款書”制度，與增值稅專用發票并行，增強出口退稅的可靠性和清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