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少數民族文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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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透過文化人類學考察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不僅可以拓寬多元化的人類文明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歷史傳承性視野，而且還可以從人類文明發展的一般規律中找尋不同文明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發揮“和諧酵母”的方式及其獨特功能。與之相關的少數民族文化傳播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無論對于國家還是人類整體而言，少數民族在促進人類文明不斷從低級向高級發展進程中發揮了無與倫比的功能和作用。它是多元化文明形成和人類探索自身種類變遷標本及活化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應該注意文化傳播中有可能出現的文化沙文主義和文化中心主義問題。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人類學；少數民族文化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的哲學意涵及其人文價值取向

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演講時指出，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會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在對外場合向世界闡明人類文明的未來發展趨勢。自此之后，在不同場合從不同視閾對人類命運共同體進行了100多次的闡釋和說明。特別是在2015年參加聯合國總部舉行的70屆聯大一般性辯論中，發表了《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伙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自此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巨大反響，并被寫入聯合國多項決議中，其中包括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和人權理事會決議。它不僅反映了合作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被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認可和贊同，也標志著中國在全球治理中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時，還彰顯了中國特色國際話語權構建和對外傳播效果正在逐漸顯現。

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不僅從國與國之間相互聯系的角度勾勒了未來世界向著合作共贏、權責共擔的趨勢發展，更從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的關系角度揭示了人類整體作為生物體的一個類別相互依存、和諧共生的人類文明不可逆轉的走向，從根本上反映了世界人民在動蕩不安、復雜多變的國際政治格局中對尋求人類利益最大公約數的深切期盼和強大動力。首先，人與人作為生物體意義上的類，本質上休戚與共。與其他生物體類一樣，人就是宇宙萬物生物鏈條中的一個類別，它既有區別于其他生物體類別的獨特特征，也有人作為生物體類別自身生存和發展的法則。人類作為生物體類的發展歷史證明，合作可以共享成果，沖突和戰爭導致災難。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對信息時代的人類發展尤其具有重要的啟發性意義。一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包容，這既是人類作為生物體生存需要同類相互幫扶的本能，也是人類具有高級思維能力并由此產生理想精神生活追求而區別于其他生物體的本質；另一方面，人類文明發展史表明，由不同地域習俗、思維模式、倫理和行為規范構成的形態各異的文明不僅在本質上沒有相互沖突的內在規定性，而且不同文明的交融更將人類命運密切聯系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共同體。其次，人類命運共同體關涉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簡單講就是人如何適應自然并在符合客觀規律的基礎上改造自然并為人類自身利益所增益。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質量高，那么人類生存及由此獲取的自身利益就越多。而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質量從根本上則取決于人類共處的質量。中國古代傳統哲學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精粹就是關注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共生。它強調天道與人道、自然和人為關系之間的相通和統一。

正如老子所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說，在追求人與自然相通的同時，也努力求得人與自然的和諧一致。科學研究證明，人類自身活動對自然界所產生的災難性影響和作用已經遠遠超過了人類用以補救的能力。無論是二戰后期在廣島和長崎投放原子彈，還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都是最好的明證。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倡導人類相互之間和平友愛、互助共贏，而且從人類自身活動的目的性方面勾畫了熱愛生命、熱愛大自然、互相信任并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美麗圖景。核武時代，如果人類相互之間關系到了睚眥必報之境地，那么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也將不復存在，而人類的存續也就無從談起。從根本上說，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是人類技術發展的一種結果。而人類由利用自身技術發展導致的最終結果就是對自然環境的致命摧殘，這種致命摧殘又反過來對人自身生存形成根本性的損害和威脅。再次，人與社會的關系說到底是人與人互動關系的一種結果呈現。也就是說，就人與社會的關系而言，究其根本是由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的各種互動關系而決定。這種互動關系體現了作為特殊生物體類別的人如何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各種因果關系共生。

人與人關系好，社會運轉相對暢通，社會和諧程度就高。人與人反目成仇，不僅影響到人所生存的自然環境，而且更無從談起由人的各種關系構成的社會和諧環境。中國儒家倡導“天下大同”意在追求人類親如一家、情同手足的理想世界，代表著人類對美好社會的希冀。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些都反映了人們對人人親近、和諧禮敬社會關系的向往。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倡導以和為貴、親仁善鄰，而且崇尚和而不同。正如所說：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會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二、文化人類學視閾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

文化人類學致力于不同族群和社會的文化起源及其差異比較研究，從而歸納人類文化的特殊現象。特別是通過對少數族裔文化現象的研究，力圖在不同風習、特征及呈現方式的各種特定文化之間尋求它們相通的表現形式。透過文化人類學考察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不僅可以拓寬多元化的人類不同文明如何在全球化進程中既保持自我文明獨特的歷史傳承性的視野，而且還可以從人類文明發展一般規律中找尋這些不同文明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發揮“和諧酵母”的方式及其功能。

首先，文化人類學研究證明，人類各種不同文明之間具有相融相通的本質特征，這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要求所有國家、種族和習俗都向著某一種文明“標準”發展，這與作為文化帝國主義理論源泉的文化同質論有著本質的區別。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人類生存的一種狀態，也是人類文明交融互通、和諧共生的過程。這個過程要求不同文明在發展過程中既要保持自身的獨特性，又要尋求與其他文明和諧交融的最大公約數，從而為不同文明個體特殊性與整個人類文明的普遍性之間搭載互通互聯的平臺，真正做到“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進而推進不同文明間的交融共享和互學互鑒。

其次，文化人類學通過對人們思維模式、民族心理及宗教風習的研究，總結人類不同文明的起源和變遷的規律，從而揭示文化的本質。這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提供了啟示：各個民族、國家在歷史發展進程中所積淀下來的文化合理性就在于，這些不同文化已經成為它們所適應民族延續生存的血脈，人類之所以能夠不斷地將文明提升到更高的階段，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各民族和國家在不同歷史階段找到了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正所謂鞋子合不合腳，只有穿它的人才知道。就此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關鍵在于尊重各個國家的制度選擇和道路選擇。也就是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根本點和出發點就在于和而不同及求同存異。

再次，文化人類學研究已經證明，少數民族文化是促使世界多元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當今世界，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將地球變成了超越時空的“村”，少數民族無疑也是地球村重要的成員。因此，如何在信息化時代更好地保持少數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延續已經成為人類面臨的嚴峻問題。歷史經驗表明，無論對于民族國家還是人類世界整體，促進少數民族文化有效傳播的重要途徑就是在遵循人類“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前提下，“理解少數民族文化個性乃是相對于整體的局部性和特殊性”。這里的“一體”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也就是說，少數民族文化傳播必須將自身的特殊性客觀真實地呈現出來，進而發揮其在促進本民族不斷發展中的內在作用，為人類整體文明提供通則性的經驗啟示。顯然，這種特殊性的呈現和內在性因素作用的發揮離不開其他文化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充分尊重和包容。

三、少數民族文化傳播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作用和功能

無論對于國家還是人類整體而言，少數民族在促進人類文明不斷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進程中發揮了無與倫比的獨特功能和作用。它是多元化文明形成和人類探索自身種類變遷標本及活化石的重要組成部分。以中華文明為例，正如學術界已經達成的基本共識，單純的漢文明顯然難以獨立支撐整個中華文明的全部，而從文化人類學視閾觀察，少數民族文化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不僅被漢文明同化，而且有更多現實和理論的證據表明，漢文明中的很多優秀傳統因子顯然是被少數民族文化同化的結果，從而形成了費孝通稱謂的“多元一體”中華文化。就此而言，少數民族文化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不僅不可能失語，而且還會發揮所謂主流文明無法比擬的特有功能。原因很簡單，少數民族及其聚居地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重要角色和場域。

首先，少數民族文化傳播的異質性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助推劑。正是種類繁多、品質各異的少數民族文化才賦予人類文明多姿多彩的無窮魅力。歷史經驗證明，少數民族文化也是推動社會更新與進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古“絲綢之路”及“茶馬古道”不僅從商業角度展現了中華文明“和合”的本質，而且對于促進整個人類社會共同發展更是提供了歷史鏡鑒。當今世界，信息技術發展及全球化趨勢為世界范圍內少數民族文化的弘揚傳承提供了強大動力。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一方面為少數民族文化傳播搭建了平臺和載體；另一方面，少數民族文化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必將發揮助推劑的功能，從而助力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大放異彩。僅就“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而言，大多是少數民族種類和語言眾多的發展中國家，這些不同民族數千年來與其他民族一樣，為當地甚至整個人類社會包容性的發展進步作出了各自的貢獻。

其次，少數民族文化傳播能夠促進人類不同文明共享，從而在構建平等、公正、道義和包容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顯現其非同一般的地緣特質。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倡導世界上所有民族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而少數民族文化則是各少數民族在一定地理空間內長時期不斷積淀而成的、與其生存環境相適應的、特有的族群內在精神活動和物質體現的總和，其獨有的地緣特質不僅能夠豐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內涵，而且在客觀上促進了作為生物體的人類世界更加不斷重視同類平衡發展，從而在整體上全面提升人類互利共存的素質。以馬鐙的發明為例，正是由于生存在多民族地域內的古代中國少數游牧民族對馬鞍的創造性貢獻，才深刻造就了中世紀以來的歐洲騎士集團，也使古代戰爭的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遷，這無疑推動了文明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可以說，馬鐙的出現不僅對騎兵發展史具有重大的推進作用，而且對于人類多元文明的融合進步具有重要的啟發性意義。

就此而言，少數民族文化傳播作為人類整體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能夠發揮以點帶面的示范效果。再次，少數民族文化傳播有利于豐富和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跨文化傳播的方式及其內涵。正如前文所述，作為跨文化傳播的重要參與者，少數民族文化是人類文明和進化必不可少的基本因子。從文化人類學視閾看，由語言、習俗、倫理規范及思維模式等差異而形成的不同文化間的交往互動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形成的文化交融構成了跨文化傳播的基本維度。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既需要不同意識形態國家間的和平合作、互鑒互學，更需要不同區域、族群文化之間的密切交流、溝通和融合。少數民族文化最能展現人類文明的異樣性，是跨文化傳播和影響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的活躍要素。充分發揮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少數民族文化的優勢，不僅有助于消弭一些民族間因歷史問題或宗教、信仰及意識形態差異等原因而造成的民族隔閡或對立，而且可以通過少數民族文化傳播進一步增強人類之間較為全面的相互認知，從而在理念上進一步完善諸如“一帶一路”等行動舉措實施的針對性，強化并豐富跨文化傳播意識和途徑。因為各少數民族文化中蘊含的獨有的地緣特質構成了差異性跨文化傳播的互異性理解基礎。

四、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少數民族文化傳播需

要注意的文化冷漠和文化中心主義問題少數民族文化冷漠主要是由文化沙文主義和文化中心主義誘發，前者由于對屬于“自我”的文化的極端偏愛而導致對“他者”文化的蔑視甚至排斥，而文化中心主義主要是生活在同一社會群體內部的成員由于彼此間擁有相似的價值觀念、態度、傳統、風習、生活方式等社會特征而形成的對其他文化的漠視。兩種文化傾向皆因對自我文化的極端欣賞導致對其他優秀文化特別是少數民族文化的冷漠，甚至粗暴詆毀其他文化，從而形成文化對立和矛盾。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核心就是以尊重文化多樣性為出發點，既不對文化按照所謂優劣劃分等級標準，也不以某種強勢文化為主導強行進行文化輸出和價值觀滲透，而是以平等均衡的觀點集聚包括少數民族文化在內的各種文化優勢，共同促進人類文明不斷向更高層次發展。所謂跨文化傳播其實就是文化交融的過程和狀態，它是一個不同地域人們在追求物質和經濟以及其他精神生活過程中所形成的對“他者”文化認知及理解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僅僅具有認可和尊重的意義，而且往往還伴隨著錯誤或恐懼。

“地理位置分割開的不同文化可能會由于人對物質和富裕生活的需求而開始了文化間的互動，每一次商品交換都會增加商品成本，降低可能的利潤，同時也使人們意識到其他文化的存在，當然也導致了對其他文化的許多錯誤認識。如“絲綢之路”使東西方的貿易更加頻繁，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沿著“絲綢之路”傳播開來，也增加了對于遠方的陌生人的恐懼。需要指出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涉及人類整體未來發展命運，其場域包括人生活和發展的整個地球和外太空空間領域，構建主體則是全部人類自身。這就是說，世界上不分國家、種族、膚色和語言，都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主體，各個地區少數民族顯然也毫不例外作為主體參與其中。就此而言，少數民族文化也就理所應當地成為這個命運共同體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不僅如此，還應該在某種程度上凸顯少數民族文化傳播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現實和理論意義。這就要求必須將作為人類未來發展趨勢的命運共同體構建與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具體舉措如“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有機聯系并嚴格區分開來。

否則就會造成思想上的混亂和理念上的偏差。實際上，類似“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成功實施，與其講述故事給別人聽，不如讓別人親身感受并講述這些舉措在自己身上所發生的故事更有說服力。換句話說，對外傳播中需要講故事，但所講的故事應該是自己所親歷而別人所不曾知曉的事情或感受。或許這給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少數民族文化傳播提供了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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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宇豪 單位: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