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象審美與科技的關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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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學家和美學家的爭議：氣象審美需要科技知識嗎

一些文學家認為，科學家或科技工作者在觀測自然現象時不具有審美態度。例如，馬克•吐溫在描述密西西比河的美景時認為：人一旦學會了天氣與河岸的語言，往往只關注航行安全、生活利益等問題，如“看到太陽就知道來日有風，河上有某根漂浮的原木就知道河水正在上漲，看到河面上的標記就知道這里有垂直暗礁”之類；太陽和云層共同描繪的景觀如“各樣絢麗的畫面”“月亮、太陽和暮色在河面上織就的光芒”等則被忽視了。因此，馬克•吐溫得出結論說：“所有的恩典，美麗和詩意已走出了這條雄偉的河流”，于是“浪漫和美麗都遠離了，隨河水而去”。①研究藝術哲學的學者斯圖尼茨也有類似看法。他聲稱，科學家的關注點與美學不相容，因為科學家觀賞云并不是觀賞云的外觀，他們“關注的就不是云朵醒目的外表，而是形成這一外表的原因”。斯圖尼茨的說法涉及兩個問題。第一，他將審美定位在形式主義的美學層面，這種觀點屬于藝術審美，即對云的美學欣賞就是對云的外觀的感知，從而將審美的出發點限定為非功利目的，認為審美是非實際功用性的，即專注于“巖石的模樣，海洋的聲音以及畫作中的顏色”。①這種審美觀念雖然比較典型，但恐怕是一種狹隘的美學觀。第二，他將科學與自然審美割裂并對立起來，認為科學家對云、雨等天氣要素和氣象現象的觀賞不構成審美，因為專業知識和實用目的介入了觀賞過程。斯圖尼茨的觀點是科技知識與審美不相容。也就是說，對于氣象審美而言，如果觀賞主體擁有了氣象科技等專業知識，就會失去氣象審美的能力，或者說失去開展自然審美活動的心情和意向。這種隔離氣象審美與科技活動的說法是事實么？很多哲學家、美學家持相反意見，他們認為，隔離氣象審美與科技活動的觀點存在偏見。日裔美籍學者齋藤百合子認為，馬克•吐溫和斯圖尼茨描述的某些特定情況不能推斷出普適的美學理論。盡管對于普通游客來說，欣賞密西西比河的落日、云層之美的確是美學欣賞，但是這并不是唯一的美學欣賞方式，即不能把在形式和感覺層面的美學欣賞當成美學全部。這種看法符合美學事實，因為美學是一種感性的學問，研究中產生的感性觸動不僅包含美好積極的觸動，也包括痛楚刺激等負面的觸動。比如明代文學家楊慎中年被貶謫到云南四川等地，感受到西南地區的風土與中原存在明顯的差異，他的詩文中呈現了蒼山積雪、下關風、霧凇和水樁、暑熱瘴氣等多種氣象物候，不僅描述了惡劣的環境，還飽含艱難生存的體驗。②齋藤百合子進一步認為，盡管一些人（尤其是擁有自然科學專業知識的人）確實會從實踐和科學等方面考量自然之美，但是這些考量并不總會“消除、干擾或減損感覺層面的體驗”。③關于齋藤百合子的看法，有兩點要注意：第一，美學的形態有多種，形式主義的審美只是其中的一種；第二，科學知識與審美并不矛盾。科學家雖然缺乏或弱化了文藝性質的氣象美學意識，卻并不缺乏氣象審美經驗，同時，這種審美經驗并不與科學知識、科學活動產生沖突，反而相得益彰。尤其對科學家而言，科學技術知識是內在的，他在氣象審美的過程中不會突然失去知識和能力，很多時候，科技知識會內在地支撐氣象審美的過程。加拿大的自然美學家艾倫•卡爾松認為，科技知識與氣象審美不矛盾，科技知識具有促進審美的作用，從而形成氣象鑒賞的自然環境模式。卡爾松在《自然與景觀》中說：“在自然環境中相關的知識是探究環境的常識／科學知識，這些知識為我們提供美學意義的合適焦點與環境的合適邊界，以及相對應的‘觀的行為’……因此，自然科學和環境科學是自然審美欣賞的關鍵所在。”④在《環境美學：自然、藝術與建筑的鑒賞》中，卡爾松提出：“我們必須借助已知的真正知識來鑒賞自然，也就是說，借助自然科學，尤其是環境科學，譬如地質學、生物學、生態學提供給我們的知識，來鑒賞自然。因此，這種自然環境模式既包容了自然的真正特征，也包含了我們日常的經驗和對自然的理解。”①卡爾松正確地處理了科技知識與審美鑒賞的辯證關系。在卡爾松看來，學者帶著科技知識去鑒賞自然可以獲得普通人所達不到、無法知曉的自然真相，同時這種鑒賞也包含了普通人的日常經驗和自然體驗。他稱這種審美為“肯定美學”，一方面能將“原始自然———自然處于自然而然的狀態”呈現為一種無人介入的自在世界之審美理想，另一方面又能“不斷發現或者至少看似發現”自然存在的“統一、秩序與和諧”。人們帶著科學知識去鑒賞自然，自然將呈現出“更完全的美”。②“在藝術鑒賞中，藝術范疇與藝術批評和藝術史的知識相關，在自然鑒賞中，那些范疇是自然的范疇以及那種知識是由自然歷史———科學提供的知識。”③卡爾松認為，馬克•吐溫將“無知過客”的形式審美經驗（傳統的典型審美樣式）與借助教育或訓練獲得知識進而理解自然的認識經驗對立起來，這是不對的。因為，沒有單純的素人，也沒有單純的形式審美。④在卡爾松看來，審美與實踐活動、科學知識并不是對立的，借助各種內化的科技知識，通過科學實踐，人們可以在審美過程中獲得更深刻的體會。比如20世紀30年代，氣象工作者在泰山測候所進行氣象觀測時條件非常艱苦：冬季寒冷風大，工作人員用火爐也不能有效取暖，如果出現霧凇天氣，儀器會被凍結；盛夏季節“雷電繞室……霧日頻仍，衣被易霉”。⑤在比較極端的氣候條件中，氣象工作者對氣壓、氣溫、濕度、風向、風速、云狀、云量、能見度、降水、光的現象、雨滴直徑、雪片形狀、云海等項目的觀測不僅是嚴謹的科學活動，也是對自然之美的體驗，只不過他們沒有專門進行“審美”并寫下來。嚴寒酷暑給氣象工作者帶來了許多身心折磨與考驗。雖然有這樣的感性之痛，但是他們在科學知識和職業操守的支撐下堅持下來。對他們而言，氣象審美實際上是與生活、工作融為一體的長期實踐，并不是普通人站在某種距離之外的偶然一次的觀看、欣賞和體驗。同樣，芬蘭的環境美學家約•帕瑟瑪也認為，自然審美不僅需要審美的知識，還需要自然科學知識。“對于考察環境而言，重要的是對恰當的背景知識進行選擇與熟悉。我們不可能在沒有某種思想框架為參照的情況下就能真正地對環境進行考察。”⑥“人們在考察環境時需要各種關于自然演進過程的基礎知識……環境的考察者需要環境知識。但僅僅有自然知識是不夠的，還需要審美訓練和知曉必要的審美方式。”⑦帕瑟瑪認為科學工作者需要審美訓練的觀點可能有些過當，犯了專業主義的錯誤，將審美表述與審美體驗（面對大自然，審美體驗是人人都有的）混淆起來。但是，他認為自然審美與科學技術認知是融合在一起的，這個觀點則是中肯的。他舉出賈尼那•馬卡塔觀海的例子：科學家擁有自然史、氣象、海洋、生物等方面的知識，他們觀察和研究大海的同時，同樣感受到波濤翻滾的力量和大海的巨大震撼力。①就是說，在氣象觀測等科學工作中，自然現象對人產生的感性沖擊是無法被抹殺的。同樣，普通人的氣象審美活動也飽含著氣象知識與傳統，比如中國的二十四節氣就是將氣象物候與農業生產活動結合在一起的體系，每逢立春節氣，很多地方的民眾就會開展鞭春牛、著春意裝等一系列慶祝活動。②以上主要是文學家、美學家的爭議，焦點在于科技知識對氣象審美活動的意義和作用。否定的一方強調，現代科學家在科技觀測活動中的關注點與美學的外觀審美、詩性體驗不相容。肯定的一方認為科技知識對于氣象審美具有內在支持。我們認為，后者符合氣象科學發展的歷史規律，即氣象科學知識離不開日常觀測和常年累月的經驗觀察。在這樣的活動中，氣象審美與科技知識獲得是融合的。

二、科學家的爭議：氣象科技活動需要審美嗎

那么，科學家尤其是氣象學家對審美與科技知識的關系又有何認識？我們向部分氣象學專家進行過調研。他們大多認為，科學家首先是普通人，對于天氣等自然現象有著同樣的體驗：大熱天照樣流臭汗，大冷天同樣會哆嗦。遇到奇特的天氣現象，同普通人一樣，氣象學家也會欣賞和贊嘆。不過與普通人相比，科學家多了一份好奇心，有進一步解讀自然奇觀的沖動和求索科學答案的習慣。比如北宋科學家沈括在熙寧年間出使遼國，黃昏時分到達永安山下，扎帳休息。恰好雨過天晴，此時彩虹就在帳前的溪澗中。“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綃縠。”沈括和他的同僚更換角度觀察“夕虹”，“自西望東則見”，虹漸向正東方向移去。這一現象符合虹霓與太陽相對的道理。③第二天繼續前行，沈括一行人又看見了彩虹。他引用唐代孫彥先的說法進行解釋，認為虹是雨中太陽的影子，只要太陽照雨就會有虹出現。④這種說法具有一定的科學性，比英國科學家培根的發現早了五百多年。再比如晚明地理學家徐霞客，他不僅是一名觀光者，也是一位地理環境的考察者和研究者。在游覽和考察中，他除了體驗和描述風物———“每日必記，白天依石為案，晚上執燈奮筆”，還尋求或驗證科學原理。明萬歷四十一年農歷四月初，徐霞客游歷浙江天臺山，感受了陰晴不定風雨多變，看到了植被發育的垂直差異。登頂之時，他看到山頂上“荒草靡靡，山高風冽，草上結霜高寸許”；俯瞰四周山巒，則“四山回映，琪花玉樹，玲瓏彌望”。他自然地發出感慨：“嶺角山花盛開，頂上反不吐色，蓋為高寒所勒耳。”⑤這是一種科學的判斷，只不過，這種科學判斷是融匯在自然審美之中的。可見，溫度隨海拔而垂直變化的科學原理并不會妨礙人觀賞自然沉浸在美景之中；可見，自然審美并不妨礙人們接受科技知識，科技知識完全可以介入自然審美的過程之中。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柯爾利斯整理了《自然》雜志和《科學》雜志的合訂本，輯錄了其中有關天氣的神奇現象。從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科學家對于各種反常天氣現象的描繪和感嘆，他們如普通人一樣，視、聽、嘗、嗅、觸，用各種感官去體驗大自然，他們在仔細觀察形狀和色彩，記錄氣溫和濕度的同時還會自覺地探究緣由。①我們可以明確地感受到，科學家和普通人一樣，樂于欣賞緩慢降落的冰雹、帶火花的雨等自然奇觀，并懷有好奇之心。不過，他們比常人多一份解答的素養和尋源的習慣。因為擁有更多的科技知識，科學家們對于大自然奇觀的理解會更加深刻，描繪得非常細膩。這些來源于《科學》《自然》雜志的文章都是科學家親身經歷、觀察氣象現象的結果，關于數量和大小的描述相對標準化，有時還會結合圖片，涉及情感體驗和聯想的語言較少，多是客觀地尋求答案。②當然，也有一些科學家認為科技與審美不相容。這種觀念主要基于科技主義的專業偏見。他們認為，審美雖然不會妨礙科技活動，但是現代科技本身不需要美學來指引。也就是說，沒有審美科學照樣發展，尤其是現代科技早已擁有一套成熟的方法、標準、規范和話語，就更不需要美學的支撐了。這個觀念明顯是科學至上主義的，既沒有考慮自然科學觀察到的感性事實，也沒有正視氣象科學發展的歷史規律，更沒有考慮普通大眾對自然知識的感性需求。表面上看，科普工作只需要科學家將科學知識淺顯化、通俗化，實質上，科普工作者要將科學知識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經驗、感性體驗融會貫通，讓科學更有溫度和情懷。從文明發展和文化建設的角度來看，科技與審美不相容的看法是狹隘的，不利于將“科學普及放在與科技創新同等重要的位置”。③因此，科技活動不僅不能脫離審美，還要積極與審美活動對接，尋求感性體驗的內在支持。

三、現代學科分工：美學與科技出現分歧的緣由

科技與美學，從來就是隔離且不相往來的么？從科學史來說，科學不僅不與美學發生矛盾，而且還是一對很要好的“兄弟”，氣象學科的發展歷程更加典型。早期關于風、云、雨、雷、電等天氣現象的知識以及植物生長、動物遷徙等物候的學問都源于人們對生活的體驗和觀察。可以說，樸素的氣象學原理早已浸潤著人們的生活。在現代氣象學成熟之前，人們對氣象現象的準確描述往往帶有“生活氣”，感性十足。《詩經》中有很多符合科學原理的氣象觀測結果和描述，如“終風且霾”（《邶風•終風》）揭示了河南淇縣以北、湯陰縣東南一代的邶地多風沙的特點。又如唐代科學家李淳風在《觀象玩占》中對風力進行了標準化的規定，根據樹木受風影響之后的變化大小和損壞程度，風力可以分為八級，標準分別為動葉、鳴條、搖枝、墮葉、折小枝、折大枝、折木飛砂石、拔大樹及根。④這個標準雖然不夠精準，但是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也有美學性。現代氣象科技研究能夠利用一些紀實的文學性文本作為佐證的文獻資料，因為文獻記載的天氣現象和氣候現象源自生活，不僅包含美學體驗，還反映了科學原理。這正是竺可楨先生運用中國古代各種文學、歷史、哲學文獻來論證或佐證氣候變化的內在緣由。①既然科學與審美的關系如此密切，那么為什么有人認為科技與美學是隔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專業偏見，這與近代以來形成的專業分工思維、行業視野、職業習慣等有密切關系。面對一些天氣現象時，氣象科學研究者盡管也會與普通人一樣產生某些體驗和感受，但是他們并不會往審美（尤其是文藝審美）這方面去“想”，最多只是自然和無意識地體驗，因為氣象現象背后的原因和規律才是科學工作者關注的焦點。對于現代美學家而言，他們關注的是光電、線條、力的各種形式，是結構美，并且他們的注意力被這些形式和結構所給予的感覺、情緒、心理、思想所吸引，科學知識不是他們關注的焦點，他們當然也不會用科學話語來描述自然現象。②如高爾基借海上的暴風雨抒發革命激情，呼喚社會的暴風雨。大氣環流運動的復雜性、不確定性在豪梅爾斯•洛斯頓、馬達麗娜•代克努等美學家眼中只是一種至善、崇高和宇宙的野性。③這些分歧與專業分工、職業習慣塑造的思維方式有關，導致科學與人文之間產生隔閡。“文藝界的美學所針對的文學藝術都是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傳統，他們不大關注應用美學和實踐行業的美學問題，認為后者太功利（因為經典的美學觀念是主張無功利的）。其次，在氣象科學界，又特別看重行業性和科學性，而對文藝性、美學性重視得不夠，甚至打心眼里瞧不上文藝和美學等人文學科的東西。”④人文社會學界也有成見，或者說文學家、美學家不希望科技等“功利性知識”觸及美學的怡然自得領域。在他們看來，在開展自然審美活動時，如果“這是積雨云，那是雷暴云”的知識介入其中，“詩情”可能蕩然無存。同樣，科技工作者對文學家、美學家的超然移情也不屑一顧。總之，這種隔閡和偏見是客觀存在的。從文明史來看，這種隔閡和偏見是專業分工、學科分化、行業細化的結果。在人類的童年時期，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是彼此相融的。諸子百家經典和古希臘哲學著作中蘊含著各個學科的思想種子。人類社會發展到18世紀，科學與人文逐漸分離。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提出了“審美無功利”的“距離”學說，這種“無功利”的美學思想對科學與美學的分離進行了哲學化和系統化的論述。康德認為，如果把觀賞海洋和生物知識、工作等聯系在一起，就會阻礙海洋成為崇高的情感象征。康德這種啟蒙主義思想的核心就是將美學與工具理性（各種科學認知）分離，以此形成自然審美的崇高美學范疇。從美學上說，正是因為阻止科學技術的介入，保持人與審美對象的功用距離，審美才能夠脫離實用性的考量，保持純粹性。這樣，氣象學、生物學、海洋學等科學技術與美學漸行漸遠，科學與美學的范圍越來越明晰，各自形成專業的系統，甚至具有一定的封閉性。就美學而言，將各種科學認知驅除出去，保留自然帶給人類的神秘感，這是經典美學的特點。只有這樣，人類才能更好地抒發對大自然的敬畏之情，而科技恰恰會削弱這種敬畏感。因此，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科學與美學的隔閡似乎越來越大。

四、現在與未來：具有科技含量的氣象審美

那么，面對現代科技與美學隔離的局面，科技工作者需要做些什么，人文社會學者需要做些什么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對歷史規律的一種概括，就審美的深入和科學的發展而言，這個規則或許也是適用的。現代科學成熟以前，審美活動與生產活動、認知活動是融合在一起的；到了近代，美學和科學有了分工，兩者相對獨立，有了巨大的發展。在當代，審美與科技又出現了融合的趨勢，例如氣象審美就是審美與科技交叉融合的領域，“風暴追逐”（StormChase）、氣象科普等是典型的跨界、跨學科活動，是以氣象體驗與氣象科技為中介的審美過程。風暴追逐活動在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開展得更多一些，代表人物為德國的奧斯華德，①美國的雷構、麥克•霍林斯赫德、麥克•歐賓斯基、查德•科旺等。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追逐閃電、颶風、超大冰雹等極端天氣，留下影像和文字，如攝影作品集《制冰機：查德•科旺的超級風暴》《風暴追逐者》等。風暴追逐活動是自然審美與科學技術的完美融合：捕捉風暴等極端天氣現象需要等待一定的自然條件，不僅要在車上裝載測算系統以計算風暴形成的時間和路徑，還要配備發達的氣象觀測系統和聯絡系統；為了捕捉風暴的真容，追蹤運動的軌跡，風暴追逐者不僅需要專業的拍攝設備，還要具有較高的攝影技術和美學素質。②《后天》《不懼風暴》《天地大沖撞》《海云臺》《水嘯霧都》《地球湮沒之驚濤大歷險》等影視作品都利用了風暴追逐者拍攝的影像資料，再加上先進的后期制作技術，氣象奇觀和災難景象令人異常震撼。因此，這些影視作品可謂將審美和科學技術結合起來的杰作。這意味著氣象科技的發展不僅能提高天氣預報和災害預測的準確性，也可以提高公眾的審美能力，更好地傳播科學技術成果和生態價值觀。2004年上映的美國電影《后天》講述了氣候變暖帶來的災難———酷寒。《后天》是一個很好的案例，代表了美學與科技的融合，不僅展現了氣象科技的前沿知識，也展現了震撼的氣象景觀，還有氣象災難中個人的悲歡離合。同樣，氣象科普工作不僅要求創作者具備氣象學功底和氣象專業素養，而且還要有氣象觀察的經驗，具備文學、歷史、藝術和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知識。比如氣象學家林之光先生深入淺出地闡釋了2008年冬我國南方地區發生冰雪災害的科學原因，既通俗又具有較好的生活基礎。關于“冰雪災害為何不發生在嚴寒的北方反而在溫暖的南方”，林之光指出，冰雪災害是短時間內的冰雪量大（要求溫度低和空氣含水量大），令人猝不及防才產生的。北方雖然嚴寒，但空氣中含水量少；江南的中南部雖然空氣含水量大，但很少出現低溫情況。所以，江淮及其附近的地區更容易滿足這兩個條件，經常“燕山雪花大如席”。因為人們有所防備，所以很少造成巨大的災害損失。而2008年，強冷空氣越過江淮地區不斷南下，與同樣強勁的偏南暖濕氣流持續交鋒，形成了拉鋸式的持久戰，令人猝不及防，由此形成了江南地區反常的冰雪大災。①科學本來就源自自然和現實生活，源自人們對各種奇異現象的感知和探索。所以，科技活動及科普工作只有與生活體驗、審美經驗、文學書寫結合在一起，才能有更大成效，不能為了普及而普及。林之光感慨“氣象學和文學、哲學相結合研究的文章極少”，于是三寫《氣象萬千》，重新出版《氣象新事》，以此見證氣象學與文學、哲學相結合的思考過程。②這是一種符合歷史、面向未來、發展科學的觀念。科技工作尤其是科普工作忌諱“高冷”的姿態，應該盡量與自然現象和感性體驗結合起來，后者正是美學的要旨。除了上文提到的風暴追逐和氣象科普工作，氣象科學考察寫作、描述氣象物候等都是將氣象審美與科技知識結合起來的活動。比如，氣象學家王鵬飛先生不僅親自觀察體驗研究海市蜃樓、峨眉寶光、極光、閃電、光柱等大氣光學現象和鳴沙等大氣聲學現象，還時常創作一些詩詞和文章，并自覺引用古人的詩詞文章作為科學論證的材料。這樣，他的研究不僅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和技術性，還具有一定的通俗性和審美性，這種寫作事實上也產生了一定的氣象科普效果。今天，盡管科學技術已經很發達，但是一些自然現象仍然是難解之謎，吸引科學家關注。他們的科學研究往往會緊緊跟蹤自然界的某個難解之謎，就像20世紀前期《自然》《科學》等雜志登載的類似文章一樣。科學的進步源于大自然中的美麗奇觀，科學的發展壯大是以揭開自然神秘而美麗的面紗為動力的。正是隨著科學的日益發展，大自然對人類而言不再神秘莫測，與自然現象相關的神話、傳說、巫術、迷信、風俗、習慣等逐漸淪為歷史的記憶。

作者:王東 上官張帆 單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