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輿論對廉政政策決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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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絡輿論對廉政政策決策帶來新的挑戰

(一)網絡輿論的突發性挑戰廉政政策決策的漸進性

廉政政策決策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它是廉政決策主體圍繞政策方案的達成，相互之間所作的討價還價、談判與妥協的互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涉及眾多的利益主體，眾多的人員，所以常常要面臨“眾口難調”的尷尬，因為每一個參加者都尋求得到最大的收獲，并把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一旦決策失誤，其負面影響和破壞力極強，損失無法估量，因此也就決定了廉政政策決策是一個漸進性的、非常慎重的過程。而網絡輿論則全然不同，其往往具有突發性和迅速性。尤其是關于官員腐敗的輿論，更是能一石激起千層浪。例如，安徽廬江“艷照門”事件，照片主角直指廬江縣委書記和副縣長，一經報道就成了各大網站的熱點，出現了大量跟帖和評論。雖然最后經調查是一起徹底的烏龍事件，但是廬江官方在應對突發的網絡輿論時處理不夠慎重，幾次前后不一的回應，不僅引起了網民的“習慣性質疑”，還加劇了網民的猜測，有的認為背后還有官場內斗、貪腐事件，即便在揪出照片真實人物后網民們還認為是官方使出了“丟卒保車”策略。可見，網絡彰顯出其巨大的輿論聚集功能，往往讓決策者們措手不及。

(二)網絡輿論的主動性挑戰廉政政策決策主體的公信力

廉政政策決策屬于精英決策，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具有廉政決策權力的是決策者，對廉政決策權力有影響力的人是決策參與者，由決策者和決策參與者共同構成決策主體”，決策主體掌握著決策的主動權，及時發現問題進而采取相應的解決辦法，或者在問題暴露出來之后主動采取相應的補救措施。網絡輿論的出現對廉政政策決策的這種主動權和主動性提出了挑戰。網絡事件往往是經過網民的熱切關注之后才進入決策者們的視野中的，要么條件反射式的立即辟謠否認，要么迫于輿論壓力才做出回應，無論哪種都不是網民滿意的結果。這樣一種被動的補救性的措施給政府形象及公民對政府的信任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例如，昆明“艷照門”事件，事件一經傳播立即得到官方的關注，但是在“艷照主人公是否是發改委官員”的問題上，昆明官方多次改口。昆明發改委就艷照當事人問題經歷了“否認—承認—再否認—再承認”的過程，可謂上演了一場“變臉”絕活。盡管最終以“犯罪嫌疑人被控制”與“艷照當事人被調查”告終，但是同時政府的公信力也喪失殆盡。接連不斷的官員丑聞事件的揭露，雖然懲罰了一部分問題官員，但也同時讓作為廉政政策決策主體的其他官員的威信大打折扣。

(三)網絡輿論的非理性化挑戰廉政政策決策的理性化

廉政政策是“公共權力機關特別是反腐倡廉部門為制約公共權力擁有者、治理腐敗現象，經由政治過程而制定的實現廉潔政治的行為準則和行動方向及其過程，它是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戰略、策略、法令、決定、條例、計劃、措施、方案等的總稱”。作為反腐倡廉的戰略策略，實現廉潔政治的行為準則，必然要求廉政政策的決策具有高度的理性化和科學化，以保證制定出來的廉政政策的正確性。但是網絡輿論則不同，一份來自臺灣地區的研究表明，不同人在使用網絡進行政治參與時懷有不同的動機，其使用目的可以分為五類:獲知信息、溝通、展示自我、娛樂和宣泄［5］。這些都帶有主觀色彩，都具有感性和情緒化的特點。由于網絡傳遞信息在形式上是個人選擇的結果，網絡受眾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和興趣選擇信息，將信息“拉”過來享用，這使得原有的“公共關系到群體”發展為“公共關系到個人”，這是公共關系發展的進步，可是從群體到個人的發展也為非理性化和情緒化創造了條件。這種非理性化和情緒化容易導致虛假輿論的泛濫，破壞網絡輿論環境，給廉政政策決策帶來困難。

二、網絡輿論對廉政政策決策的積極影響

(一)網絡輿論降低廉政政策決策風險

廉政政策的科學決策與決策所面臨的體制密切相關，當代中國實行的公共決策體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黨在決策體制中處于核心的領導地位，政府在決策過程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因此決策體制中權力分配結構上集權色彩較為濃厚。我國的廉政政策許多都是黨內出臺的一系列規章條例，是黨在執政過程中推進廉政建設的經驗總結。在這些政策的出臺過程中，由于政策對象的特殊性以及黨的決策體制的特點，使得人民群眾在廉政政策決策中所能起的作用非常有限，由此加大了廉政政策的決策風險，可能導致部分政策因脫離群眾而難以得到社會公眾的信服和支持。尤其是部分領導人多年來形成的“拍腦袋決策”和“一言堂”的不良作風，更是加劇了民眾對這種“革自己命”的廉政政策的不信任感。網絡時代的來臨，電子政務的實施，網絡輿論的形成，使得廉政政策決策主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收集到決策所需的信息。“互聯網上的信息從到被用戶終端獲取幾乎可以做到同步，而且對于信息者的技術要求很低，與此同時渠道廣泛，信息流轉速度快”。鼓勵、支持網絡輿論參與、介入廉政政策決策活動，或者說在廉政政策決策中充分尊重、考量網絡輿論，既是密切聯系群眾、走群眾路線的重要體現，更是黨和政府政治自信、提高民眾信任度的直接表現，同時還將有效避免廉政政策決策中的“獨斷”，從而降低廉政政策的決策風險，防止廉政政策決策錯誤的發生。

(二)網絡輿論提高廉政政策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

科學和民主決策是“我國現代行政體制改革及社會主義現代民主發展的一項基本任務和長期準則，也是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客觀需要”。科學決策是指決策不僅要符合人民群眾的意愿，更要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符合科學的決策程序。民主決策是指要讓每個公民都能平等地參與決策活動，管理社會事務。通常認為，民主決策又包括兩個方面的民主:一是決策內容的民主，即決策應當采納群眾的意見，反映民意;二是決策程序的民主，即決策過程應當公開透明，按正確的程序進行決策，以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信息和民意是公共決策的基礎，是實現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的保證，科學的決策需要有充分的真實客觀信息作依據，充分的信息必須反映廣泛的民意，如果不能獲得足夠真實客觀的信息，決策者將難以作出正確的決策。在傳統的廉政政策決策活動中，決策層獲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單一，信息在傳播過程中有可能失真，所以很難掌握相對全面的信息，嚴重影響著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的實現。而“網絡輿論是人類文明新開辟的處女地，是一片肥沃的土壤，在這里能夠生長出公平、公正、民主和進步”。政府的重視、網絡的開放、上網的便捷，實現了對普通民眾話語權限的解放，網絡輿論成為社會民意的一個重要反映，同時也成為廉政政策決策必須充分尊重的民意基礎。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絡輿論極大地提高了廉政政策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

(三)網絡輿論監督廉政政策決策主體

由于權力和信息的不對等，在傳統媒介時期，決策主體總是處于強勢的一方，即便出現民眾痛恨的各種腐敗行為，大部分人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又或者是因為缺乏有效的渠道，即使敢言也申訴無門，好不容易申訴成功還存在遭遇打擊報復之危險。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外部監督乏力，決策主體容易出現權力濫用和腐化行為，不利于廉政政策的制定。網絡的特點之一就是公眾能毫無顧慮地自由發言，在網上獲取的信息是海量而又迅捷的，其速度比起政府的信息搜集毫不遜色甚至更加快捷。互聯網是一個參與性的信息網絡，網民不但是一個觀眾，同時他(她)也是導演和演員。人們不再像以前那樣由于自身面臨困境，被社會的腐敗問題困擾才去反饋信息，才去嘗試尋求建立更加有效的廉政政策的途徑，而是只要發現了腐敗問題，就會主動去進行審視和評價，開始積極主動地構建良好的廉政政策體系。網絡輿論和網絡舉報直接給公共權力部門造成巨大壓力，迫使決策者迅速做出回應，并且要公正決策，不徇私情，否則將面臨一波比一波更嚴厲的輿論拷問。網絡輿論很好地監督著我國的公共權力機關，廉政政策決策者及時地做出符合廣大網民意愿的正確決策，再也不敢像以往那樣官官相護，怠慢百姓。所以，網絡輿論作為一種新型的監督形式，有效地監督著廉政政策決策主體的決策行為。

(四)網絡輿論增強廉政政策決策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廉政政策的生命。美國著名政治學者李普塞特將合法性定義為“政治系統使人們產生和堅持現成政治制度是社會的最適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一項政策具有合法性是得到公眾認同并自覺貫徹執行的前提和基礎。一般認為，代表有關群體的利益要求和愿望的程度，是一項政策合法性的最主要來源。網絡輿論是網民利益要求和愿望的一種表達方式，決策主體尊重網絡輿論，是對網民參政議政權利的認同和肯定。自網絡誕生以來，我國政府對待網絡的態度已發生了根本改變，改“堵”為“疏”。從最初的“一味隱瞞”到現在的“主動公開”，尤其是新一屆黨中央領導班子在廉政建設方面，充分利用網絡手段，主動問計于民，開通官方舉報網站，鼓勵網民積極參與、建言獻策。這是對網民正當權利要求的滿足，這樣制定出來的決策能最有效地維護公眾的利益，能獲得公民對政策心悅誠服的認可和支持，能有效地增強廉政政策決策的合法性。因為“在現代社會，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必須對民意作出一定的回應，否則就難以取得民眾的認同，并進而在民眾中失去合法性，而網絡公共輿論又恰恰是當下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民意”。在廉政政策決策中，越尊重網絡輿論，也就越能反映社情民意，進而越容易得到社會公眾對廉政政策的認同，自然也就越有利于提高廉政政策決策的合法性。

三、網絡輿論對廉政政策決策的消極影響

(一)網絡輿論的極端從眾化增加廉政政策決策的難度

社會心理學家歐文•賈尼斯指出，決策者在危機期間容易出現從眾綜合征，也就是說，與群體保持一致的愿望，壓倒了理由充分的慎重思考，于是產生失敗的政策。其實，網民在發表言論、看法的時候也容易出現這種從眾化現象，大多數人總有一種慣性思維模型，習慣于站在多數人的一方去看待問題，總認為多數人支持的就是對的或是有理的，這樣帶有太多的感性色彩而忽略了自身的理性思考。這就容易使得網絡輿論被扭曲，偏離原意，抑或是可能因極端強化某種觀點而變得偏激，以偏概全，造成民意失真。廉政政策的決策者和執行者是否有能力甄別這些信息，以及如何回復這些信息來源，都成了信息時代政策反饋所面臨的棘手問題。決策者要保證廉政政策決策的正確性和科學性，就必須對這些海量的甚至是不理性的網絡輿論進行甄別，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常常由于技術的有限性和網絡的難控性，導致這種甄別極為困難，從而增加了廉政政策決策的難度。

(二)網絡輿論的情緒化損害廉政政策決策的合理性

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帶來了網絡輿論表達的井噴，也造成了網絡社會的無序化。在網絡表達和使用過程中容易體現出道德的缺失和客觀性的偏移，常常出現隨便對人進行“人肉搜索”現象，這不僅侵害了公民的隱私權，而且還會對公民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盡管對“表哥”進行“人肉搜索”是一個成功的反腐案例，揭露腐敗行為本身是正義的，被揭露的腐敗內容是客觀的、真實存在的，對罪犯進行法律懲罰也是必要的，但是這種方式畢竟是不道德的，具有非程序正義的特點。網絡反腐作為一種新的反腐渠道值得肯定，但“人肉搜索”并不是我們應該倡導的合理合法的方式。此外，隨著收入差距拉大、就業形勢嚴峻等一些社會問題引起弱勢群體的被剝奪感和心理失衡的加劇，一些網民把眾多對社會不滿的情緒注入網絡這樣一個自由的平臺里，把網絡當成情緒發泄的“垃圾場”，隨意謾罵，仇官仇富等。一旦遇到官員貪污腐敗、以權謀私、性丑聞等，網民們經常是火上澆油，把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和憤怒淋漓盡致地在網上宣泄，網絡輿論有時迅速升級成網絡冷暴力，形成“偽民意”。決策主體如果在這種民意基礎上做出有關廉政政策的決策，這種決策的合理性顯然要大打折扣，甚至使得有些廉政政策的決策不具有合理性。

(三)網絡輿論的虛假性降低廉政政策決策的效率

網絡是一個虛擬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無法輕易得知對方的真實信息。由于網絡的虛擬性、網民的匿名制，使網絡輿論的真實性也難以衡量，一些網民覺得反正也沒人知道我是誰，所以經常會發表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說，這種“去責任化”導致虛假網絡輿論的泛濫，“有些人基于網絡的虛擬性隨意發表未經證實的腐敗線索，給當事人帶來極大的困擾”。以“房嬸事件”為例，2012年11月21日網上貼出了一份家庭房產一覽表，顯示李蕓卿名下擁有24套房，據估算價值數千萬元，網友戲稱其為“房嬸”，并引起廣泛熱議。針對此事，廣州市紀委于2012年11月21日16時56分通過官方微博及時回應稱:“正在核實了解。”2012年12月20日廣州市紀委監察局在新聞會上證實，經過調查，所謂“房嬸”李蕓卿并沒有違法違紀問題，其購房資金來源清楚，所擁房產屬合法致富，并指出有關部門存在違規查詢并泄露公民個人隱私信息的問題。一份網絡舉報，廉政部門花了近一個月時間進行核實，結果證實是虛假信息，這是對行政資源的極大浪費。如果廉政政策決策者面臨大量這樣的虛假信息，網絡輿論不斷提供這樣的虛假信息，必將大大降低廉政部門的決策效率，給廉政政策決策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

作者:劉雪明 禹黃姣 單位:廣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