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直接投資案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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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經濟一體化；跨國公司；投資動機；投資分配

中圖分類號：F830.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8)03-0038-04

1.引言

過去20年，區域經濟一體化得到顯著增長，加速了生產要素跨國界地自由流動，進而是傳統的以要素不可流動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理論失去了解釋效力。這些結果可看作是跨國公司海外生產活動的分配及動機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探究同一經濟一體化區域下，非成員國海外生產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效應，就可以清楚地闡釋跨國公司在此番一體化條件下對外直接投資（簡稱FDI）的效果。

由于歐洲悠久的經濟一體化歷史以及美國在此市場一直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而早年有關FDI的經濟一體化效應的研究大多僅限于美國對歐洲的直接投資。但自1980年代中期起，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迅速增長，歐洲經濟一體化也不斷深化，這樣，有關日本在歐洲的直接投資及美、日FDI的比較研究產生了。特別是與日、美跨國公司在歐的活動有關的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效果，為管理學者及實踐人員提供了富有價值的啟發。由此，本文探討了日、美自1975年起對歐盟（European Union，簡稱EU），直接投資區位分布變化的方式和原因。

2.文獻綜述：經濟一體化及日、美對歐洲的FDI模式

經濟一體化理論建立在巴拉薩的理論成果（Balassa,1961）基礎上。其他學者如羅伯遜（Robson,1987,1993）、EI-Agraa（1977）等都對該理論進行過詳細地闡述。經濟一體化及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最初由傳統的貿易理論發展而來，它們假設市場完全競爭，并將生產的區位分布作為第一要素（伊姆布里婭尼，Imbriani and Reganati,1997）。相比之下，國際生產理論介紹了不完全競爭市場，而將跨國公司視為其中的一個組織上的層級機構，使跨國界的中間產品市場內部化，進而主要關心生產效率的分配問題（Dunning,1993）。

Srinivasan和Mody(1998)根據美、日從1977到1992年對歐共體10國FDI流出量的數據，發現東道國變量（市場規模、勞動力成本）、凝聚要素（先前對外直接投資水平、基礎設施）、經濟開放程度及國家風險是解釋日、美對歐共體國家FDI的重要變量。Neven和Siotis發現，日、美兩國1984～1988年在四大歐共體國家（法、意、德、英）八個產業部門內的直接投資的一個主要決定因素是技術資源，它代表了日、美與東道國之間研發程度的差距。

依據1980～1990年間EC在日、美FDI存量（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和類型的數據分為兩種，即流量和存量。FDI流量指FDI在一段有限時間內的數量，通常以年為單位；FDI存量指初期開始的FDI累積數量）中所占份額的數據，Buigues和Jacquemin研究發現，在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間互補關系方面，日、美兩國有共同之處。然而，非關稅壁壘是日本對EC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的決定性因素，但對美國企業而言卻不盡然。除此之外，根據日、美1984～1989年間對歐共體的直接投資數據，Clegg和Scott Green（1999）發現一體化區域內技術密集水平對日本的投資決策具有高度的影響，而這一變量對美國FDI卻有著消極的影響。他們還發現東道國公司稅率積極影響著日本FDI，卻消極地影響了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

基于經驗式的研究，影響日、美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已變得越來越多維化，它從一國變到另一國、從這個產業跨到另外一個產業（Casey，1998；Seyf，2001）。

3.假設前提

歐洲經濟一體化對日、美MFDI的影響建立在以下假設前提的基礎上：①與日本對歐洲的MFDI相比，歐洲經濟一體化對美國在歐洲制造業FDI分布產生更大的影響。②日本對歐洲MFDI的決定因素更多地受它在全球MFDI的變化的影響――這是與其受歐洲一體化本身的影響相比而言的，因為后者對日本MFDI的影響并不顯著。③決定美國對歐洲FDI的因素，與它受在全球FDI變化的影響相比，更多地受歐洲一體化本身的影響，因為后者對美國MFDI產生很大的影響。④由于歐洲經濟一體化的影響，日、美對歐洲制造業FDI的決定因素差別不大。

4.數據與研究方法

4.1 因變量

因變量是指五種產業部門與日、美1975～1996年對世界制造業FDI總存量的比例。使用FDI存量取代流量的主要原因是每年FDI存量的變動比流量更穩定些。由于本文鑒于一體化區域的擴大（1973年愛爾蘭、英國加入一體化區域，其后1986年西班牙也成為EC成員國），預計到日、美FDI模式可能會發生重組，因而數據包含了1975～1984和1985～1996兩段時期。這樣做的基本原理不僅在于觀測樣本容量有限，而且在于1985年內部市場計劃（IMP）的啟動，以及1985年美、日、英、法、德五國集團（G-5）財政部長及五國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第一次會議（達成了有名的“廣場協議”）之后日元發生急速升值。

4.2 自變量

出口強度、全球化、市場規模、勞動力成本、稅率、基礎設施、通脹率（INF）等是自變量，反映了本國與東道國相互作用的特征，其中的解釋變量包括有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并把它們分為自然資源、市場、效率及戰略性資產尋求幾類。由于無法把某些變量，特別是在L和I之間或者是市場和戰略性資產尋求間進行清楚地區分，所以有些變量不止用于一種優勢。

4.3 統計方法

本文采用布萊克（Bryk）和勞德布什（Raudenbush）創立發展的階層式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對假設1進行檢驗。主要原理是得到回歸參數的最佳估計量，模擬不同層次水平間的影響，并將方差和協方差部分從嵌套的數據中分離開來。由于HLM采用廣義貝葉斯線性模型（Lindely、史密斯Smith,1972），通過用較高水平或集團的信息來估計較低水平或個體的回歸參數，所以可以導出最佳的估計量（Vancouver et al., 1994）。HLM還提供了回歸系數估計的迭代最大似然法。因為隨即誤差非獨立且在估計方程中是非恒定的，方程中低水平模型的截距和斜率就變成了高水平模型的結果變量，所以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在此處不適用（布萊克和勞德布什,1992；霍夫曼Hofmann,1997）。

對2、3、4假設進行檢驗包括如下步驟。首先，我們采用下列假定進行兩階段（廣義線性回歸）估計：①所有跨國公司都受相同區位優勢的推動。②它們受世界或區域經濟環境影響的水平相當。③跨國公司首先決定的是FDI的范圍、程度（Barrell和Pain,1996），而后才決定如何跨區域或跨國家分布（Mody和Srinivasan,1998）。

采用兩階段估計方法的主要原因是修正由混合時間序列和截面數據產生的異方差和自相關。當使用加權最小二乘法時，因為變量是由方差―協方差矩陣變換而來的，所以系數和相關系數并不具備清晰的含義（Neter et.al.,1989）。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估計結果的基礎上，對日、美的方程進行鄒氏檢驗1(即(ESSR-ESSUR)/K)/(ESSUR/(N+M-2K))。ESSUR=ESS1+ESS2, ESS1和ESS2代表回歸方程1、2的殘差平方和。ESSR表示合并1、2的回歸模型的殘差平方和。N和M分別表示回歸模型1、2的樣本容量，K指合并方程待估參數的個數），對所得的系數等式采用標準檢驗。

統計結果：

（表1）顯示了HLM的統計結果。表中列有方差部分的最大估計值。日、美在第一個時期FDI下，位于第一水平（產業內）的方差分別為2.2和5.4，第二個水平（產業間）的方差分別是5.6和15.4。這些估計值顯示，兩國FDI的方差大多數是來自產業間的，而非出自產業內部。而且，在第一、二兩個時期，美國的制造業FDI的方差部分都大于日本制造業FDI的方差。因此，檢驗的結果是，假設1成立，即與日本對歐洲的MFDI相比，歐洲經濟一體化對美國在歐洲制造業FDI分布產生更大的影響。

（表2）和（表3）反映的是分析變量間的相關系數以及方差膨脹因子（VIF）。其中一些相關系數在0.5以上，并且方差膨脹因子足夠大2（“VIF的最大值超過10通常被認為多重共線性可能對最小二乘估計的結果產生不當的影響”，Neter,et. al.,1990, p387），以致應考慮多重共線性問題。日本數據中的稅率以及美國的GDP和稅率數據或許是值得商榷的；但是由于這個變量在理論上非常重要，所以我們決定將其包括在內。

（表4）顯示了對日、美在歐洲制造業FDI決定因素的回歸結果。在日本制造業FDI的情況下，第一時期市場規模、基礎設施和稅率的估計系數在1%或5%的顯著水平下都非常顯著，并且第二時期除市場規模和稅率以外的自變量的所有系數在1%或5%的顯著水平下都顯著。兩個時期內勞動力成本、通脹率和稅率的系數的變化方式說明，日本對歐洲制造業FDI的產業分布已經轉向了在歐洲尋找更低勞動成本和更有利的商業環境。不僅如此，盡管出口強度在第二個時期成為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但GDP的變化仍然是最顯著的。

GDP系數明顯增大代表了日本FDI全面分布具有相似的模式，即從資源尋求轉向了市場尋求。這似乎證明了，由于日本是歐洲的一位后來者，日本跨國公司與EU的關系更多是以貿易為基礎的，而不是以投資為基礎（UN，1990），而且它對歐洲的FDI自1970年代初就完全以開發歐洲市場為目標（鄧寧，1994）。在第二個時期，一體化的影響、EXFDI與其他變量相比變得相對次要。換句話說，此次檢驗的結果能夠預知到，EU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已經使日本FDI的類型變為在EU那些日本已具有所有權優勢和區位優勢的產業（如汽車、電氣和電子設備）進行的防御性出口替資，以及進攻性出口替資，目的是提升并使經營更加合理化。

因此，檢驗結果是支持假設2，即日本對歐洲FDI的決定因素與其受歐洲一體化本身的影響相比，更多地受它在全球MFDI的變化的影響。

在美國對歐洲制造業FDI的情況下，第一時期除稅率和出口強度以外，所有變量系數在統計意義上都是顯著的，這表明美國跨國公司投資歐洲的動機是基于其所有權優勢的市場尋求型。但是，在第二個時期，反映市場規模的GDP的重要性明顯降低，而稅率、勞動力成本的重要性在1%的顯著水平上有所增加，這表明此段時期美國跨國公司的動機變為尋求高效率或戰略性的資產。最引人注意的變化還是屬一體化的影響了，出口強度在第一時期并不是重要的變量，但在第二個時期卻變為了最具說服力的變量。在1960年代初期，美國大多數流入歐洲的FDI，以防御性出口替資為特征，在交易成本理論、寡頭壟斷理論的基礎上供應當地市場（UN，1990）。這看似證明了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使美國FDI類型改變為合理化投資和進攻性出口替資（鄧寧，1988；UN，1990）。

應變量是制造業FDI在五類產業部門的份額，產業部門的最大年度觀測樣本容量為5。第一個（1975、1977年）樣本觀測值是由每個產業部門自相關修正時簡化而來的（實際觀測值是變化的）。

因此，檢驗結果是，假設3成立，即決定美國對歐洲MFDI的因素，與它受在全球MFDI變化的影響相比，更多地受歐洲一體化本身的影響。

（表5）是對日、美方程的相關系數等式進行標準檢驗的結果。從統計意義上說，日本第一時期（1975、1977～1984）和第二時期（1985～1996）之間的FDI決定因素，以及美、日在這兩個時期的決定因素，這些所有的情形可以拒絕零假設，即兩段時期間及兩國之間的決定因素在1%的顯著水平下是相同的。但是，F值顯著程度從第一時期的583降低到第二時期的274，這表明日、美對歐洲制造業FDI的差異已經變小。

因此，檢驗結果是，假設4成立，即鑒于歐洲經濟一體化的影響，日、美對歐洲制造業FDI的決定因素差別不大。

5.啟示及局限性

我們的調查為FDI理論和管理實踐者提供了用武之地。首先，經濟一體化通過激發成員國和非成員國在彼此之間進行更多的跨邊界的經濟活動，明顯地增強了歐洲的區位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就日本的情況而言，區位特征變量，如市場規模、基礎設施、稅率在第一個時期在統計意義上都非常顯著。但到第二時期，與O、L、I相關的所有變量都變得相當重要。而美國在這兩個時期中有許多不同的趨勢。市場規模、通貨膨脹的重要性從第一個階段到第二個階段發生了顯著的降低，這明顯地反映了市場尋求不再成為美國對歐洲制造業FDI的主要動機。它暗示了用全部O、L、I要素的配置解釋FDI活動的折中范式，它僅關注三個要素中的一個或兩個要素，發揮了比其他FDI理論更重要的作用。

其次，對管理實踐者來說，本研究或許并沒能提供直接的應用成果，但是，它的確為反映日、美對歐盟FDI決定因素變化的戰略提供了理論和實踐的基礎。歐洲經濟一體化對日、美對外直接投資制造業的影響（EXFDI）只有在第二時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這明顯表明，從第一時期（1975/77～1984）到第二時期（1985～1996），歐洲經濟一體化影響了日、美對歐盟制造業FDI的決定因素。但是，一體化變量EXFDI與其他變量相比，它在第二時期對美國FDI的影響比對日本的影響更大。這意味著，由于美國對歐洲的投資有著較久的歷史，因而經濟一體化在第一時期，對在歐洲范圍內重構原有的FDI產生的影響比激發新FDI的影響更深。相比之下，由于日本在1970年代初才開始對歐洲進行直接投資，而且一直以開發歐洲市場為目標，所以，經濟一體化對日本制造業FDI的影響在第一時期并不顯著，只有在第二時期才產生較深的影響。

本研究的缺陷不在于數據不易獲得，而是檢驗經濟一體化對FDI決定因素的影響非常困難。經濟一體化對FDI決定因素的主要影響在于具體的產業類別，影響來自于其他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因素，如市場規模、經濟發展水平、政治穩定程度，以及成員國之中或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的企業內貿易。而非來自于一體化本身。對所有可能的要素進行全面考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經濟一體化對FDI決定因素的影響。

6.結論

第二時期（1985～1996年）日、美對歐制造業FDI的決定因素與第一時期相比較，其相似的模式不僅可以由歐洲經濟一體化解釋，而且還可以由198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經濟環境發生的變化來解釋。首先，經濟實體（國家和企業）越來越緊密地參與到全球化進程中，以增強其競爭力。全球化促使經濟聯系的紐帶更加緊密并且相互依賴，它又被自由化、市場開放及新技術進一步地激化。其次，日本跨國公司不斷增強的全球化特征是另外的原因。由于跨國公司是在其國界以外開發所有權優勢的主要力量，所以跨國公司相似的國際參與度導致了FDI相似的決定因素。由于重構和重造的幫助以及1980年代日元增值，日本跨國公司趕上并達到了美國跨國公司全球化較高的水平。再次，發達國家當中宏觀經濟集中的趨勢也可以導致相似的FDI決定因素的模式。相似的宏觀經濟條件如生活水平、工作條件和收入結構，通過創造全球消費者和產品，為日本和美國提供了嶄新的機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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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Trends and Deter－minants，United Nations, Geneva and New York,1998.

篇2

1.1 選題背景及意義

1.1.1 選題背景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在近 30 中對外投資的區域和范圍逐漸擴大,遍布世界 170 多個國家和地區,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在世界范圍內所占比例越來越高,中國正成為全球矚目的境外直接投資大國。聯合國貿易發展組織在《2011年世界投資報告》中指出,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年流量保持兩位數的高增長,發展勢頭良好①;中國商務部歷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中國企業近年來在境外直接投資發展呈明顯躍升趨勢,2002-2006 年間,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流量以年均近 50%的速度增長;截至 2010 年底,中國境外投資覆蓋率達 72.7%,共有 1.6 萬多家境外投資企業遍布在世界 178 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亞洲、非洲地區最高,分別達 90%和 85%。境外直接投資流量也創造了歷史最高值,相當于“十五”時期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總額的 2.3 倍,達到了 688.1 億美元;據中國商務部中國對外投資與經濟合作司最新統計數據顯示,至 2011 年底,中國企業共對 132 個國家和地區的 3391 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非金融類境外直接投資累計達到 600.7 億美元,同比增長 1.8%②。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順利實施,中國境外企業項目和人員不斷增加,我國企業持續增長的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己經成為“中國崛起”的新標志,對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日益提高以及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產生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但是,由于國際經營管理環境的錯綜復雜以及中國企業本身的管理能力水平的缺失,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活動面臨著很多的風險,企業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損失。一方面,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利潤率數據被不斷爆出。2009 年,中國貿促會在第三屆中國企業跨國投資研討會上了《2009 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現狀及意向調查報告》,指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盈利率、虧損率和盈虧平衡率相同,都各占 1/3。另據在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2011年度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報告會上,商務部合作司商務參贊石資明介紹,根據商務部統計,中國國有企業在海外設立的企業將近 2000 家,其中虧損的企業占三成,這一虧損率要明顯高于世界投資虧損率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虧損的案例一次一次沖擊著國人的眼球。

1.2 國內外研究文獻綜述

目前,國內外學者已對境外直接投資進行了許多研究,加大了境外直接投資相關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并取得大量研究成果。

1.2.1 國外研究文獻綜述

1、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動因

由于每個國家國情的不同,其進行境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也會存在差異。Wells(1983)認為發展中國家進行境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廉價勞動力和原材料,并降低產品的運輸成本。Lecraw(1993)以印度尼西亞為例進行了研究,發現其對發達國家進行投資是為了獲得技術和管理經驗,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的目的在于占領市場。Stephen(1994)的研究發現:本國政治狀況存在不足時,該國企業就會向具有完善政治體制的國家進行投資。Ozawa(1979)將境外直接投資看做是增強本國競爭實力的途徑。另外,很多學者對中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動因進行了研究。Deng(2004)認為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市場、技術和資源等。Morck 等(2008)分析了中國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指出企業的投資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國家政治目標及政府的影響。

2、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的影響因素

企業境外直接投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Thomas 和 Grosse(2001)利用實證分析研究了墨西哥的境外直接投資,發現自由貿易程度、區域差異性、經濟水平、政治風險是投資的重要影響因素。Buckley 等(2007),Bala Ramasamy 等(2010)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認為貿易聯系、資源稟賦、文化等會對境外直接投資產生正向影響。

政治風險是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Agarwal(1980)很早就進行了政治風險對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他認為政治穩定性影響了境外直接投資活動。而 Dunning(1981)則提出了相反的觀點,他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并沒有受到政治風險的影響。Oseghale(1993)將上述研究結論的不同歸結于實證分析自身存在的缺陷。然而,在 2007 年,EIU 組織在其研究報告中明確提出政治風險是影響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最大威脅。Gatignon 和 Anderson(1986)進一步指出,企業采用合資的形式進行境外直接投資是將面臨更高程度的政治風險。另外,Jinjarak(2007)研究了政策風險與水平型境外直接投資和垂直型境外直接投資之間存在的不同關系,并且 Jakobsen(2010)指出政策風險依舊是境外直接投資者面臨的最大風險。Boddewyn 和 Brewer(1994)認為東道國政策愈加寬松,其境外投資也就愈多。

第 2 章 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理論概述

2.1 基本概念界定

2.1.1 境外直接投資

境外直接投資( Oversea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OFDI,作為國際投資的主要形式之一,也可稱為海外(對外)直接投資。目前,對境外直接投資概念的界定,學術界相對來說比較認可的定義一般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四個權威機構。

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界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 IMF)定義境外直接投資為:投資法人在非本國的國家或者地區所經營管理并持有控制權的投資。直接投資是跨境投資的一種,其特點是:一國家經濟體的居民(直接投資者)對另一國家經濟體的居民企業產生了重要影響或在管理上實施了控制。除了通過直接投資獲得直接的外部股權控制或影響外,境外直接投資者也利用債務、合作控股或者逆向投資的方式獲得間接的企業控制權①。直接投資者指這樣的一個實體或一組關聯實體他能夠對另一經濟體內的另一居民實體施加控制或重大影響。在有些情況下,就經濟實體與其他企業的關系來說,一個實體可能既是直接投資者,又是直接投資企業和聯屬企業。因此,直接投資者可以是: (a)個人或住戶;(b)企業——可以是公司型或非公司型,也可以是

公營或私營企業;(c)投資基金;(d)政府或國際組織。對于出于財政目的而擁有直接投資企業的政府的特別處理;(e)營利企業中的非營利機構,但兩個非營利機構之間的關系不在直接投資之列;(f) 財產管理人、破產管理人或其他信托 ;(g) 或者以上任何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組合②。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007 年公布的《國際收支手冊》,境外直接投資資產包括:如圖 2-1。③

2.2 馬克思的投資理論及風險防范思想

2.2.1 馬克思的資本投資理論

(1)對投資動機的一般論述

資本主義經濟增長從資本主義發展史來看主要來源于資本投資。企業和資本家追求的主要目的是利潤,而要想使利潤不斷增加,單個資本家就要把所獲得的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進行外部活動即投資。這種行為也符合資本主義運行的內部規律,即不斷的占有更多的剩余價值。由于資本家求利的心態是一致的,在市場上,這種競相投資的行為就形成了市場競爭,競爭攤薄了企業的利潤率,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上,最終令企業的經濟利潤為零。在獲利心態的強力推動和競爭規律作用下,資本家會不斷地進行新的投資行為發展新的行業,以獲得相比其他企業或資本家的額外的經濟利潤。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表現為資本的外部運動,……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發生作用,從而……成為單個資本家意識中的動機”①。馬克思認為,剩余價值和超額剩余價值是資本家總在追求的,而剩余價值的一部分作為投資的資本又被投入到生產中,獲得更大的剩余價值。在投資過程中,貨幣作為資本運動的起點,充當了購買手段和支付手段,經過生產過程,生成增殖的貨幣,它是投資過程的終點和又成為投資過程的新起點。這一周而復始的運動過程便是投資。馬克思在對于資本的論述中,認為投資是資本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推動力。貨幣資本被當做“是每個單個資本登上舞臺,作為資本開始它的過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現為發動整個過程的第一推動力”①。

與此同時,投資資本對剩余價值的追逐過程,對利潤率低的行業來說,意味著失業和資本存量的浪費,是經濟蕭條的源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論述了經濟危機:“雖然資本投入的那段期間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②。在經濟危機期間,商品積壓、物價下跌和生產下降等現象變得普遍。為了避免經濟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資本家要摒棄就得生產方式,引進效率更高的機器設備、新的生產工藝方式和新的企業管理理念,這引起了全社會范圍內的固定資產的更新潮流,帶動了與固定資產相關的行業的發展,擴大了生產部門的生產,引導了生產資料部門的部門內的投資,增加了生產資料部門的就業人數,促進了生產資料部門的就業人員素質升級,同時擴大了消費資料生產的市場與需求。這樣,一環扣一環的經濟性蝴蝶效應使得社會的生產擺脫了經濟危機束縛,經濟又進入一個新的循環周期,在新的經濟周期中,資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個周期,社會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最終必然導致社會的總供給要大于社會的支付能力下的總需求,資本家要摒棄舊的生產方式,從而形成一個循環。由此看來,資本投資活動與經濟危機的發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輔相成。

與此同時,投資資本對剩余價值的追逐過程,對利潤率低的行業來說,意味著失業和資本存量的浪費,是經濟蕭條的源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論述了經濟危機:“雖然資本投入的那段期間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②。在經濟危機期間,商品積壓、物價下跌和生產下降等現象變得普遍。為了避免經濟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資本家要摒棄就得生產方式,引進效率更高的機器設備、新的生產工藝方式和新的企業管理理念,這引起了全社會范圍內的固定資產的更新潮流,帶動了與固定資產相關的行業的發展,擴大了生產部門的生產,引導了生產資料部門的部門內的投資,增加了生產資料部門的就業人數,促進了生產資料部門的就業人員素質升級,同時擴大了消費資料生產的市場與需求。這樣,一環扣一環的經濟性蝴蝶效應使得社會的生產擺脫了經濟危機束縛,經濟又進入一個新的循環周期,在新的經濟周期中,資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個周期,社會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最終必然導致社會的總供給要大于社會的支付能力下的總需求,資本家要摒棄舊的生產方式,從而形成一個循環。由此看來,資本投資活動與經濟危機的發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輔相成。

第 3 章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現狀................38

3.1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 ............38

3.1.1 探索起步階段............................39

3.1.2 穩步調整階段.........................41

3.1.3 迅速發展階段.......................43

3.1.4 后危機時代.............................46

? 3.2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風險形式 ..........51

3.2.1 政治風險............................51

3.2.2 經濟風險...........................56

3.2.3 文化風險............................61

3.2.4 法律風險.........................62

3.2.5 企業并購風險.........................63

3.3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致因分析 ...........65

3.3.1 宏觀層面的環境性風險因素................65

3.3.2 中觀層面的結構性風險因素................69

3.3.3 微觀層面的操作性風險因素........................71

第 4 章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量化及案例分析..........76

4.1 模型構建 .......................76

4.1.1 構建指標體系..................................78

4.1.2 數據分析方法——F-AHP 模糊層次分析法 .............88

4.1.3 模型應用實例..........................91

4.2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風險案例分析 ...................96

4.2.1 案例一:中國民生銀行收購美國聯合銀行...............96

4.2.2 案例二: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

石油期權交易............100 4.2.3 案例三: 利比亞局勢對我國 企業直接投資的影響.......103

第 5 章 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的國際經驗借鑒...........108

5.1 發達國家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策略 ...............108

5.1.1 美國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風險規避經驗..................108

5.1.2 日本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策略..................109

5.1.3 德國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管理對策................112

第 6 章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機制建構

與企業國內投資的風險相比,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的范圍更大、形式更多、產生的原因更復雜。因此,在積極促進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同時,也應該有效地引導企業控制和防范對外投資風險,這需要政府和企業的共同努力,建設系統性的投資風險防范機制,從系統性的角度降低風險給對外投資企業造成的損失。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控機制的建設由兩個層次組成,即宏觀管理層次的風險控制機制和微觀層面的風險管理機制。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構成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的保障。

6.1 宏觀層面的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機制

6.1.1 創造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良好宏觀環境

1.優化投資環境

無論是國內投資還是跨境投資,企業投資行為依賴于政府提供的良好商業環境。相較于國內投資,企業境外投資的不可控因素更多,維護商業環境是企業一己之力難以掌控的。為此,我國政府可以通過建立區域、雙邊或多邊投資合作機制,為企業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快,且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些東道國對我國企業的境外投資及收購行為抱著敵視的態度。因此,中國政府在國家的層面上與各國建立友好的合作關系,會極大地降低企業在境外投資與經營的風險。企業進行對外投資既是企業自身獲取利益最大化的自主經濟活動,也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實施手段。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活動能充分地利用境外的資源和環境發展我國經濟,同時也有利于引導和帶動國內其他企業的發展。因此,基于宏觀角度,政府除了應對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過程給予積極鼓勵和支持外,還應該創造多方面條件,為企業境外投資提供基礎性公共產品。其中,風險防控機制的建設就屬于涉外經濟中的公共產品范疇,應當由政府提供最基礎的風險管理機制。

結 語

一、本文的主要結論

境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轉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當前國內外經濟環境綜合作用的必然結果。中國企業加大境外直接投資力度,有助于充分利用國際經濟資源,為中國進一步經濟增長提供要素支持。同時也是中國當前緩解流動性過剩,減輕國內通脹壓力,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舉措。然而,由于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起步晚,企業對國外的投資環境還不甚熟知,對國際經濟形勢的研判能力有限。因而面臨的投資風險十分巨大而不可忽視,近年來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績效仍不高,投資風險事件頻發。中國企業在把握東道國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和投資政策和限制方面的能力仍不足。同時,中國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活動存在跟風現象。國內許多企業在選擇投資目的國、投資項目和投資方式都存在相似性,這直接導致了國內企業在海外市場的惡性競爭情況。因此,如何借鑒經驗,避免重復錯誤,選擇一條更有效率的海外之路,是“走出去”的企業值得思考的問題。

篇3

【關鍵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

目前，國際學術界在研究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成果頗豐，但對于發展中國家作為投資國所進行的研究幾近于無，而處于經濟轉型期的中國更需要對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經濟效應進行分析研究，這對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與現實借鑒意義。

一、與技術要素相關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及研究現狀

（一）國外研究成果

20世紀30年代，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提出了產業發展模式，即“雁行模式”，“雁行模式”的起點是引進技術，它所描述的是后起國追趕發達國家的一種產品循環過程。

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學者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利用不完全競爭市場對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進行解釋，該理論很好地解釋了以美國等發達國家為主的跨國公司的OFDI行為，但不能很好地解釋發展中國家的OFDI行為，對OFDI的產業和區位分布也缺乏合理的解釋力。

1966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雷蒙德·弗農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它把產品的生命周期劃分為引進期、成長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并且認為根據產品的不同的生命周期企業的OFDI應采取不同的投資決策和經營策略。該理論對大多數發達國家的OFDI現象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是在實際營銷中，很難準確的劃分產品的生命周期，且跨國公司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其具體決策可能和產品的生命周期不相符。

1970年日本學者小島清在對本國OFDI實踐總結的基礎上，提出了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從母國與東道國的比較成本角度出發，認為OFDI應該從母國的邊際產業開始（已經處于或者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并依次進行。小島清分析OFDI行為是站在國際分工的比較成本角度來分析的，此分析僅限于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投資的解釋，而對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逆向貿易投資缺乏必要的解釋，不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1977年英國經濟學家鄧寧（Dunning）將關于資本國際流動的理論綜合、總結在一起，形成了關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即國際生產折中理論。折衷的“三優勢”理論（OIL理論）為：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而OFDI必須同時具備這三項優勢。該理論可以說從整體上符合各國外資和OFDI的發展現狀，但并沒有很好地解釋OFDI的流向問題。

威爾斯提出的小規模技術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開展OFDI活動具有重要的意義，但也可能導致發展中國家始終處于國際分工的低端環節，對于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獲取逆向OFDI行為缺乏合理的解釋。

拉奧提出的技術地方化理論認為，處于技術劣勢的企業可以對先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和創新，從而形成自身的相對技術競爭優勢。這種創新會給開展OFDI處于技術劣勢的國家不斷提升該國的技術水平，加強產品的競爭力。

坎特威爾等提出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較好地解釋了不具有絕對壟斷優勢的部分發展中國家的開展OFDI，不斷積累與提本國技術水平的現象，但缺乏對資源尋求以及逃避關稅等OFDI現象的解釋力。

1991年，Kogut和Chang首先針對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進行了研究，他們基于日本企業在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提出了逆向技術溢出的存在。以Head、Branstetter等為代表的學者也考察了這一論題，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母國的技術進步，對本國經濟具有積極影響。1995年，Coe和Helpman提出了“國際R&D溢出回歸方法”，證實了進出口貿易所帶來的技術溢出對經濟的促進作用。2001年，Lichtenberg和Pottelsberghe（簡稱LP）的研究表明，對外直接投資是國際技術外溢的重要渠道。

（二）國內研究文獻

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FDI逆向溢出流出效應”也引起了越來越多國內學者的關注。

1.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的存在性

申樸、劉康兵（2012）通過分析市場化進程與FDI的技術溢出之間的關系以及二者對我國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得到相對完善的市場機制即市場化進程水平超過某個臨界值后有利于FDI對我國企業技術創新。何一鳴、張洪燕（2011）運用R&D溢出回歸模型探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所吸收溢出的國外R&D資本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存在逆向技術溢出，對提高國內技術有積極作用。郭鳳華（2011）運用格蘭杰檢驗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技術進步間的關系，表明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了國內技術的進步。

歐陽艷艷運用平均生產率（Malmquist指數）、技術效率（EC指數）與技術進步（TC指數）在2011年對中國各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所產生的外國研發溢出進行灰色關聯進行分析，結果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的逆向技術溢出與行業有很大關系。緊接著她在2012年對逆向技術溢出進行灰色關聯分析，說明中國應調整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在鞏固已有國家或地區市場份額的基礎上，開始向發達國家（地區）傾斜。

2.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因素分析

趙滌非、郭鴻瓊和陳宴真（2012）對我國FDI技術溢出與人力資本互動機制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到我國在工業和服務業方面兩者表現為正向關聯，但在農業方面為反向關聯。劉明霞（2010）利用省際面板數據實證分析顯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全要素生產率存在顯著的逆向溢出效應，我國與西方國家的技術差距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

歐陽艷艷（2010）的研究表明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的三大因素是東道國的研發資本存量、人均國民收入和中國的GDP。王英和劉思峰（2008）在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提出逆向技術溢出的四種方式：外國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鄒玉娟和陳漓高（2008）分析顯示，我國FDI流出增長率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之間存在一定的協同關系，并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這種協同關系會更加明顯。

3.對外直接投資尋求技術進步的政策建議

郭鳳華（2008）分別從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和技術進步的關系。最后，從國家、產業、企業的角度給出了政策建議。汪思齊（2010）系統研究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產業技術進步效應。鄒明（2008）為中國開展以技術尋求型為主的對外直接投資提出了政策建議。趙天培（2010）實證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為我國技術導向型對外投資提供依據。

二、研究中現存在的問題

縱觀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逆向技術進步的研究，可以發現：

1.目前從國外學者對逆向技術溢出的研究來看，對發達國家研究多，對發展中國家研究少，如：Kogut和Chang的研究集中在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而國內學者較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FDI流出”對國家競爭力、經濟增長、貿易等的影響效應。技術尋求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較少并且主要集中在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存在性和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因素分析。技術尋求型的FDI研究大多還停留在案例和理論研究階段，實證研究較少，其影響因素的研究還沒有系統地論述，只有一些零星的研究，其中王英和劉思峰分析了逆向技術溢出的影響因素，但不夠系統。

2.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渠道的逆向技術溢出已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但有關的行業分析尚不多見。盡管歐陽艷艷證明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的逆向技術溢出與行業有很大關系，其中第二產業（制造業、建筑業）的關聯度較強，而第三產業中技術含量不高的行業具有較高關聯度，但是技術含量高的行業不具較高的關聯度，但我們可以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3.由于數據有限使得學者不能采用各行業的面板數據對各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研發資本存量（包括人力資本）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如郭鳳華、鄒明等的研究。另外，由于我國改革開發初期和現在對數據的統計口徑也不一樣，再加上匯率的較大變化，所以有些文章在實證分析時沒有對數據采取恰當的處理方法。

三、深化研究的思路

從上述文獻不難發現，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不斷深化，在世界經濟的地位不斷提高，未來研究的可能方向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獲取逆向技術溢出不僅僅是發達國家之間相互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而且也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但是，已有的國內外研究成果還沒有對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的影響因素進行深入分析，我們可以以中國作為研究分析的對象，在這一方面做出新的研究。

2.可以在回顧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基礎上，歸納了對外直接投資影響母國技術進步的主要決定因素，通過建立計量經濟模型，如協整分析、因果分析和誤差修正模型等，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行業的逆向技術溢出進行實證分析或者考察我國在不同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的技術進步影響的差異。

3.可以利用統計分析方法、計量經濟學方法、歸納演繹方法、比較分析方法、實證分析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搜集數據時要在不同數據庫尋找數據，要對數據進行恰當處理，在對比分析基礎是盡量做到指標統一，盡量使研究結論更為客觀、可靠。在擴大樣本數據的基礎上，用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相結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有創造性地進行研究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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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劉明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基于技術差距的影響分析[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0（3）.

[23]趙天培.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研究[D].中南大學，2010（11）.

[24]汪思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母國產業技術進步效應研究[D].武漢理工大學，2010（11）.

篇4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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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直接投資 趨勢 策略

當今，亞洲金融危機仍然影響著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日本經濟持續低迷，次貸危機造成美國經濟千瘡百孔的背景下，國際直接投資是否會持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輝煌？國際直接投資的地區流向、產業流向、投資方式等將會如何變化？國際直接投資在經濟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的形勢下呈現出怎樣的新趨勢？2008年3月末，我國的外匯儲備余額為16822億美元，如何利用這些外匯儲備值得研究與探討。我國應該怎樣合理有序地運用來之不易的外商直接投資，又應該怎樣充分利用我國的外匯儲備資源真正走出國門進行跨國直接投資顯得格外重要和緊迫。

面對這樣的新情況，我國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趨利避害？對這些看似脈絡清晰，實則錯綜復雜的問題的回答和預測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國際直接投資新趨勢

近幾年來，受世界經濟持續繁榮，跨國公司迅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程度繼續加深等因素的影響，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呈現出了繼往開來的新趨勢。

（一）國際直接投資總量和主體持續增長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報告—《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跨國公司、采掘業與發展》指出，2006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連續第三年呈現增長趨勢，達到13060億美元，增長38%。這一數字接近2000年創造的14110億美元的歷史紀錄。可見，國際直接投資總量持續增長，投資主體也不斷增長，只是增長速度有所放緩。

（二）以發達國家為主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將繼續增長

2007年的世界投資報告數據表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都出現增長。其中，發達國家增長45%，增幅遠高于前兩年；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的外資流入量都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分別為3790億美元和690億美元。但是，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將會繼續增長，規模也將會有所擴大。

（三）發展中經濟體和經濟轉型體發展為國際直接投資來源地

《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的相關數據報告表明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的企業越來越在國際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們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為母公司提供了新的發展機會。另外，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促進了大規模的南-南直接投資流量，從而促進了南南國家在投資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四）全球當地化

經濟全球化和激烈的國際競爭，促進了國際產業轉移，跨國公司為提高全球競爭力，紛紛對外投資。而進入21 世紀，當地化和全球化一樣變得越來越重要 ?？鐕Y本不僅在全球范圍內實現一體化的生產活動，而且還要認識東道國的具體特征 ，要考慮當地的供給能力、當地消費者的偏好、政府規章制度等。跨國資本在當地化和全球化之間不斷地尋求平衡。

我國的國際直接投資概述

（一）我國國際直接投資所取得的成就

我國改革開放的30年也是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30年，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和企業實力的增強，我國企業跨國投資也蓬勃開展起來，成為主動參與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有關人士在“第二屆中國企業跨國投資研討會”新聞會上指出，截至2007年底，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類）累計達920.5億美元。如今，我國繁榮的經濟和龐大的外匯儲備使得來自我國的資本正成為全球市場上的重要投資者，此前，我國資本已經進入了多個世界級的公司。在過去的一年里，我國在多元化投資方面已經做出了很多努力，收購了摩根士丹利、黑石集團等金融巨頭的部分股權。

（二）我國國際直接投資所面臨的問題

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仍是我國參與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但同時也應當看到，在我國經濟開放程度不斷提高、國際經濟聯系日益增強的大背景下，積極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將對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起到更為深遠的促進作用。從根本上說，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決定于其經濟發展水平。鄧寧的投資發展周期論對此做出了科學的解釋。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不可能很大。除此之外，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仍處于穩定低水平。另外，在國際直接投資問題上，我國仍然存在著體制上和資金上的障礙。

（三）適合我國國情的國際直接投資策略

政府的政策支持。這是一個資本高速流動、跨國公司競爭異常激烈的時代，面對這樣的競爭格局和發展趨勢，我國政府在政策上對跨國企業的支持對我國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至關重要。

企業的開拓進取。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我國企業不可避免地將會遇到一系列的策略選擇問題，如投資國別的選擇、投資所有權形式的選擇等。許多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失敗的重要原因就是在這些策略選擇上出現了失誤。因此，必須特別注意對外直接投資策略的選擇，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區位是跨國公司從事國際直接投資所必須考慮的極為重要的因素。選擇國別或地區時應遵循的總原則是加強國際直接投資的區域選擇，開拓發展中國家和周邊國家的投資市場。

最大化地利用發達國家技術集聚地的外溢效應，實現“研發在外、應用在內”的發展戰略。我國經濟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快速發展，資金、技術已發展到一定階段，這就需要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外資的涌入，需要逐步從承接轉移來的產業轉變到從國際生產體系中引進更多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我國企業要想獲取技術這一產業競爭中最為關鍵的戰略要素，在強調“自主創新”、“科技強國”的同時，也應當積極主動“走出去”，開展以技術獲取為目的的對外直接投資，最大化利用發達國家技術集聚地的外溢效應，將海外研發機構的研究成果在國內迅速轉化、投入生產，實現“研發在外、應用在內”的格局。

出資方式策略。境外投資企業有不少是拿外匯資金（貨幣資本）作為出資物的。其實，到境外辦企業不一定都拿資金去，拿機械設備、技術(專利、商標或專有技術)、管理折股投資都是可以的。我國企業在機械設備、技術和管理方面已經具有一定的相對優勢，應鼓勵更多的企業利用這些優勢從事境外投資。即使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必須投入一定量的貨幣資本，也不一定都從國內輸出，而是要盡可能從當地或國際金融市場上籌集。

經營當地化策略。經營當地化又稱經營屬地化或經營本地化，是指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以東道國獨立的企業法人身份，按照當地的法律規定和人文因素，以及國際上通行的企業管理慣例進行企業的經營和管理。

對我國國際直接投資的展望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是新世紀我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十年，2008-2010這三年更是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決定性意義。今后一段時間，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將呈現以下趨勢：

（一）行業選擇上將突出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行業

首先，今后將加大對發達國家前瞻性高科技產業的學習型投資，這既是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調整對先進技術的現實需求，又是我國獲取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最有效途徑。其次，對外投資于成熟技術的過剩產業，擴大出口貿易量。擴大這些產業的投資不僅能優化國內生產、產品結構、促進勞務和設備產品出口，而且能擴大出口份額，為高科技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積累和提供外匯資金。

（二）地區分布日益多極化

發達國家仍是投資的重點地區，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由于其經濟的普遍轉好、市場潛力巨大、優惠的政策以及為我國企業相對優勢的發揮提供了便利條件等因素，而被我國企業所看好。

（三）投資方式靈活多樣

隨著更多的企業走出國門，企業對投資方式的選擇將更加靈活多樣。除了繼續采取并購方式，縮短進入進程，盡快得到技術和市場。在投資于發達國家高新技術領域的大型企業時，我們更可能會嘗試以戰略聯盟的方式進入，充分享用戰略聯盟形式帶來的好處。

在當今世界經濟中，各國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已形成趨勢和潮流。面對21世紀，能否利用國外資源和市場在發展中國經濟中取得新的突破，是關系到我國今后發展全局和前景的重大戰略問題。在當前經濟全球化和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良好機遇下，在我國政府的大力支持與企業的共同努力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必將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在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和長期持續發展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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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摘要在政府 “走出去”政策的指引下，對外直接投資已成為現代企業發展戰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種國際和國內大環境下，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出國門，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參與國際競爭。但應當看到中國企業在參與國際競爭中遇到了很多挑戰。研究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指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對現代企業和國家發展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現狀及現狀分析 解決途徑

一、導論

投資發展周期理論認為，一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等于對外直接投資額減去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額）與該國人均GDP具有密切的關系。鄧寧將一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其中第三階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間的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不斷增加，而外資輸入的規模同時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凈額依然表現為負值，但絕對值有縮小的趨勢 。IMF的報告中，中國人均GDP有4382美元 ，正好處在第三階段。所以，研究現在中國企業的二

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1．對外直接投資規模

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化促使中國企業積極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從1979年中國友誼總公司與日本一家株式會社合資在東京成立了“京和股份有限公司”開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從無到有，并逐漸發展壯大。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565.3億美元 ，較上年增長1.1%。其中非金融類478億美元，同比增長14.2%，占84.5%；金融類87.3億美元，同比下降37.9%，占15.5%（表1）。聯合國貿發會議《2010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09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出）流量1.1萬億美元，以此為基期進行計算，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占全球當年流量的5.1%，位居發展中國家、地區首位，名列全球第五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連續八年保持了增長勢頭，年均增長速度達到54%。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取得了較大進展，并呈現加速發展態勢。

2．企業對外投資地區分布

2009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565.3億美元，共分布在全球177個國家，覆蓋面達到80%以上。從投資分布的國家看，地區分布并不均衡。2009年末，中國在亞洲地區的投資流量404.1億美元，占全部流量的71.40%；拉丁美洲73.3億美元，占13.00%；非洲14.4億美元，占2.60%；歐洲33.5億美元，占5.90%；大洋洲24.8億美元，占4.40%；北美洲15.2以美元，占2.70%（圖1）。

3．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

隨著我國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程度的不斷加深，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領域不斷拓展。從流量上看，商業服務業、采礦業、金融業、批發零售業、制造業、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等領域的投資占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95.40%，成為主要投資領域（圖2）。

三、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現狀分析

1．機遇與風險并存

在“走出去”政策的指引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邁出了國際化發展步伐。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加上充裕的外匯儲備，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強大的經濟支持。此外，中國經濟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世界主要大國還處在經濟危機的陣痛中。這給了中國企業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以較低的成本進軍國際市場。然而，有投資就會有風險，越來越多的失敗案例為正在或已經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企業敲響了警鐘。當聯想并購IBM個人PC業務的消息傳出，中國人無不振奮，認為這是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的一大壯舉，然而，這么多年過去了，聯想并沒有因為收購IBM個人PC業務為自身帶來實質性提升，反而為此背負了沉重的債務，業績出現了下滑。沒有獲得IBM個人電腦的核心技術，對IBM公司整合也遇到了巨大阻力，使得這項并購事件保受爭議。

收購只是企業對外戰略的第一步，真正困難的是如何進行企業資源整合，巨大的企業文化差異帶來的沖突，加之中國企業本身國際經驗不足，國際經營人才匱乏，管理體制與國際跨國公司還有很大差距，這一切都表明，中國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中如不進行科學合理的決策，面臨的風險可能遠遠高于其收益，甚至會波及其長遠發展。

2．核心競爭力不足

企業核心競爭力是企業在較長的特殊歷史進程中積累的，是企業的“管理遺產”。北大教授張維迎對企業核心競爭力有生動解釋，他認為企業核心競爭力“偷不去，買不來，拆不開，帶不走，溜不掉”。

然而，中國企業在三十多年的成長中，論整體競爭實力與國外跨國公司還有很大差距。一、中國企業缺少企業所有權優勢，所有權優勢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由于獨占無形資產所產生的優勢，另一個是企業規模經濟所產生的優勢 。中國企業本身技術創新優勢不足，缺乏自己的核心技術，很多都是模仿別人的技術，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因此企業實力、科技水平和產品競爭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差距，企業規模經濟自然無法與跨國公司相比，這樣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經常處于不利的地位。二、企業現代管理制度不完善?，F代管理制度強調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而中國一些企業產權制度缺失，內部治理機制不足，缺乏科學決策制度，從而使企業在管理上效率低下，員工積極性、創造力沒有發揮出來，企業管理風險較高，有可能因為決策錯誤為企業帶來風險。三、缺乏國際經營的人才儲備。人才問題是國際化經營發展的重要瓶頸，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的《中國企業戰略：現狀、問題及建議――― 2010中國企業經營者成長與發展專題調查報告》的調查顯示，超過六成企業認為“缺乏合格的國際化人才”是企業國際化進程中的最大困難。

四、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策略

1．從政府角度尋求解決途徑

（1 ）建立健全境外投資法律體系

跨國公司境外投資的經驗告訴我們，為了保證境外投資戰略的順利實施，必須建立一套符合本國情和當代國際投資特點的法律體系。應盡快制定對外投資法律，對對外直投投資的方向、經營主體、投資方式、組織結構、產業布局等進行法律規范和指導；并對海外直接投資公司的立項、審批、稅收等做出原則性規定，鼓勵更多的企業走出去。

（2）以第三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為重點發展方向

第三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水平體現了一國經濟發展水平，發達國家代表了世界第三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最高水平。國家應積極支持第三產業和高科技產業企業的對外投資，通過并購國外高科技企業或與國外企業合作，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經驗，改善自身發展中存在的不足。在通過有效的傳遞機制，傳遞到國內，形成輻射效應，來帶動國內相關產業和行業的改革，才能加快國內產業結構升級。

2．從企業角度尋求解決途徑

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提高企業競爭實力才是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保障。一、企業要樹立全球競爭意識，學習國外企業先進技術，培養自己的技術人才，努力讓企業在技術上成為行業的領先者；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管理永遠是企業的永恒主題，要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建立自我約束、自我激勵、自我發展的內在機制，使企業具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和科學決策能力；三、培養具備國際化視野的高素質復合人才。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需要一大批熟悉國際慣例、國際市場又具備較高管理水平，較強公共關系技能和適應能力，以及強烈的開拓精神和獻身精神的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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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鄔紅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研究.華中科技大學博士論文.2006.

篇7

在世界經濟中，國際直接投資是最能體現經濟全球化概念的經濟運作方式之一，且與國際貿易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從總體上看，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擴大。但具體而言，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是具有互補性還是具有替代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還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國政府和企業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規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促進貿易出口的增長，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分析。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篇8

9月5日,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的《2009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迄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連續8年保持了增長勢頭,年均增長速度達到54%。上述《公報》顯示,截至2009年,中國1.2萬家境內投資者在全球177個國家(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1.3萬家,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2457.5億美元,境外企業資產總額超過1萬億美元。

看到這一組讓人喜不自禁的數據,考慮到目前我國還持有高達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再加上今年上半年我國GDP增長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讓人不禁深切感受到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之快、企業并購擴張力度之猛。

不光如此,在近來一段時間內,每逢國際金融資本市場傳出大的資產并購或資產出售的消息時,不管中國企業是否有意參與,國際媒體都對可能參與的中資企業大加猜測。就拿前期被炒得沸沸揚揚的英國石油公司出售資產之事來說,外媒對中石油還是中石化是否參與競買品頭論足,搞得跟真的似的。近來為阻截必和必拓390億美元收購加拿大鉀肥,據外電9月6日報道稱,中化集團已聘請匯控為顧問,幫助研究關于競購加拿大鉀肥的可選方案。但如此龐大的收購資金對年收入不足10億美元的中化來說,絕對是大手筆開銷,因此外媒為了坐實此事的可靠性,又把擁有巨額現金流的中投拉入想象中的并購聯合體中,中資企業如今已經儼然成為國際資產并購市場上的投資大鱷。

中國企業海外資產的迅速擴張,與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對資源的迅猛需求上升密切相關。從中國鐵礦石進口談判的前車之鑒可以看出,要想獲得進口產品的價格話語權,必須有資源產品的資產擁有權。中國企業把海外資產并購首先瞄向資源產品分布密集地區。據上述《公報》,從分布區域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亞洲、非洲地區的覆蓋率最高,分別達到90%和81.4%。其中,亞洲是中國設立境外企業最為集中的地區,而亞洲和非洲地區也是目前全球各種資源分布最為密集的地區。

篇9

我國“走出去”戰略實施以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據商務部統計，截止到2005年底，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69.2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5.8%，直接對外投資存量達到517.2億美元；對外承包工程累計完成營業額1357.9億美元，簽訂合同額1859.1億美元；對外勞務合作累計完成營業額356.1億美元，合同額403.6億美元，累計派出各類勞務人員346.6萬人；對外設計咨詢累計完成營業額14億美元，簽訂合同額23.4億美元。2005年，經商務部核準和備案設立的境外中資企業共計1067家，中方協議投資額69.54億美元，比上年增長87.3%。

但另一方面，在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也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走出去”企業的業績難如人意。

近年來，“走出去”成為國內一些大企業共同的戰略選擇，2003年以來，我國陸續出臺了一些政策，放松了對資本項目的外匯管制，中國企業開始涉足海外資本市場。據不完全統計，2005年一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交易額高達62億美元，然而一些研究表明，60―70%的合并案例是失敗的，其中，收購企業中有四分之三股價下降了20%以上，僅有36%的企業能維持收入增長。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曾列為2004年度我國最大海外投資案例之一的TCL和阿爾卡特案，該投資使TCL損失巨大。

更有研究指出，我國海外投資企業僅有3成盈利，3成虧損，4成維持。最明顯的例子便是中航油事件，由于監管不到位，2004年中國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投機期貨虧損5.5億美元，造成了海外企業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

2.“走出去”的規模仍然偏小。

雖然我國“走出去”的發展速度較快，但規模仍然偏小。在過去20多年里，作為“走出去”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我國海外企業數量和對外直接投資額的年均增長率都達到近50%，但盡管發展迅速，與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體情況相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所占的比重很小。截止到200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別相當于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流量、存量的0.9%和0.55%。從平均投資規?？?，海外投資多以中小型企業為主，除少數資源開發型項目和跨國并購項目，相當一部分項目的實際投資額只有幾十萬美元。根據2003年底的數據計算，目前境外投資企業累計平均項目投資額為153萬美元（見圖1）。

3.對外直接投資行業格局仍停留在較低層次。

雖然對外直接投資行業不斷拓展，但低層次的格局仍未改變。中國企業跨國經營所涉及的行業領域極為廣泛，幾乎囊括了三大產業的各個領域，并且企業在境外投資中越來越多地呈現出不同行業交叉投資的多樣化發展趨勢。但從總體上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不盡合理，表現在：對外直接投資過分偏重初級產品產業，主要以資源開發和初級加工制造業為主，缺乏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層次服務業的投資；從事商品流通的貿易企業偏多，而生產性企業和金融服務性企業偏少。例如，在2004年55億美元的對外直接投資中，采礦業投資為18億美元，高達32.73%。雖然技術密集型項目的投資近年有所增加，但比例還很低，對外投資的低技術格局仍未改變。

4.“走出去”的模式比較單一。

雖然“走出去”的形式日趨多樣，但仍然是以對外承包工程的模式為主。如表1所示，在整個2005年營業額（投資額）當中，對外承包工程收入為217.6億美元，占64.56%比例；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部分）部分占20.53%；而對外勞務合作、對外設計咨詢分別僅占14.24%和0.67%。

問題產生的原因

制度經濟學認為，在任何社會中資源配置的實際決定因素是那個社會有組織的結構，即制度。同時，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科斯認為：只要交易費用為一正數，產權制度就將對資源配置效率產生影響。因此，從制度分析入手，才能真正發掘出我國“走出去”的問題在種種表象下的根源。

1.產權界定不清晰是我國國有企業“走出去”業績不佳的主要原因。

科斯認為，在公司內，主要是通過計劃、權利來配置資源，而這一點顯然不同于基于價格調節的市場機制。由此，科斯強調產權制度、所有權結構對公司內資源配置所起的作用。產權明晰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帶來效率，而排他性的產權之所以有效率則在于它是有效激勵機制和交易產生的基礎。目前，我國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產權殘缺問題，產權制度的缺陷嚴重影響了企業“走出去”的目的、途徑和對外投資管理的效率，從根本上制約了“走出去”的業績。

目前，我國國有企業實際上普遍存在所有者缺位現象，這就使國有企業的經營者雖然享有了國有資產的控制權，但并沒有享有與其控制權相應的收益權，所以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就缺乏足夠的激勵去正確行使權利和履行相應的責任。這就導致了國有企業經營者為獲取控制權收益而進行一系列短期行為，致使企業“走出去”目的不是以市場為導向，而是受內部管理層或者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影響，從而使“走出去”的國有企業的投資項目出現明顯的投資決策失誤等先天不足的現象。

另一方面，產權安排也決定著管理制度。由于國有企業產權制度對經營者缺乏有效的激勵、監督和約束機制，無法使經營者合理地行使其權利，從而造成國有企業母公司本身管理制度上的缺陷。而境外子公司（機構）的治理機制實際上又是國內母公司治理機制的延伸，這就造成了我國境外公司（機構）內部管理混亂、內部人控制等嚴重問題，進而直接導致了大部分國有企業海外經營失利。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中航油事件和中國銀行紐約分行事件。

2.產權安排不合理是我國民營企業“走不出”、“長不大”的主要根源。

從產權安排最基本的層面上看，民營企業的產權關系是明晰的。但要想使企業有效運作，產權還存在一個結構與層次的問題，即企業內部的產權安排問題。由于產權安排不合理，我國民營企業始終難以擺脫個人和家族對企業的控制。這就從根本上限制了企業多渠道吸收人才，不利于技術專業化與管理專業化的形成，弱化了家族以外成員對企業的凝聚力。正是由于這種產權結構安排的不合理，我國現階段民營企業規模普遍較小，由于自身管理體制也存在缺陷，專業人才匾乏，開拓國際市場能力不強。這就使得產權相對清晰、機制靈活、市場取向顯著的眾多民營企業，面對誘人的市場機會、有力的政策導向，仍對“走出去”決策持謹慎態度，或者是采取小規模試探性的措施。

由此可見，產權制度作為最基礎、最有效的激勵制度在我國并未真正地發揮其作用，反而成為制約我國各類企業“走出去”的制度根源，這也直接影響了我國“走出去”企業的績效。

3.政府宏觀制度安排不合理，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走出去”戰略的實施，這直接決定了我國現階段“走出去”的模式比較單一、對外直接投資行業仍停留在低層次的格局。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政府宏觀經濟制度安排一直是為公有制經濟保駕護航。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可相應的宏觀經濟制度的改革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例如，我國目前尚無《對外投資法》，這不利于企業依法開展跨國經營和政府依法行使管理權，已有的一些法規和政策也往往由于不完備、不配套而難以落實；我國尚缺乏海外投資保險制度，對海外投資者在國外可能遇到的風險不能提供充分的保護；我國駐外使館所獲得的商業信息一般都反映到中央有關主管部委，按行政隸屬關系再向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傳遞，基本上是一條單向、封閉的線路。

政府宏觀經濟制度安排不合理，致使我國“走出去”企業在遭受突發事件時，不能及時得到政府的合法保護。例如，2004年9月17日發生的西班牙焚燒中國鞋暴力事件，直接經濟損失高達800多萬元。

正是因為缺乏足夠合理的宏觀制度安排，所以相對而言，我國“走出去”的企業大多選擇了具有勞動力密集型優勢的、風險相對較小的“走出去”模式――對外承包工程和我國經濟發展急切所需的資源型行業――采礦業。

政策建議

總體而言，我國“走出去”戰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的問題。要有效解決這些問題，核心還是在于制度創新。

對于企業，應力求建立起能有效降低交易費用、激勵企業“走出去”的新的制度安排。

篇10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綠地投資；跨國并購；SWOT

一、背景及現狀介紹

20 世紀90 年代初，中國利用外資已由借用外國貸款為主轉為吸引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為主?？鐕镜闹苯油顿Y有兩種方式：一是 “綠地投資”，即外商在東道國，按照東道國的法律，建立合資企業或獨資企業；二是跨國并購，即跨國公司通過收購目標企業的部分或全部股份，取得對其控制權行為。相比之下，跨國并購主要在工業化國家之間進行，在發展中國家逐漸活躍。而對于綠地投資，跨國并購會帶來裁員、技術和資產流失等風險。發展中國家在與發達國家的競爭中往往處于劣勢地位，而發展中國家更關心民族工業的發展，因此對跨國并購持懷疑謹慎態度。對于中國，跨國并購的案例越來越多，諸如聯想收購IBM的PC部門、吉利收購沃爾沃、TCL繞過歐洲的貿易壁壘收購了德國的施耐德。

二、跨國并購與綠地投資的比較

（一）綠地投資的優缺點分析

1．綠地投資的優點

第一，擁有較強的自主性。利用綠地投資方式創建新企業時，跨國企業有更多的自，能夠獨立地進行項目的籌劃，選擇適合本企業全球發展戰略的廠址，并實施經營管理，能在較大程度上掌握各個項目策劃各方面的主動性。

第二，較少受到東道國產業保護政策的限制。如果跨國公司通過向東道國企業提供技術、管理、銷售渠道參與東道國企業股權無關的的經營活動，因而不會激起東道國名族主義的排外情緒，從而減少政治風險。

第三，企業能更大程度維持公司在技術和管理方面的壟斷優勢從而擊敗東道國市場中的競爭者。

2．綠地投資的缺點

第一，綠地投資需要大量的籌建工作。因而建設周期長，速度慢，缺乏靈活性。對跨國公司的實力要求較高。

第二，在企業的創建過程中，跨國公司完全承擔其風險，不確定性較大。

第三，跨國公司要在東道與東道國的管理方式以及東道國管理不適應，而在東道國符合其管理、生產要求的技術人員相對缺乏。從而導致競爭相對激烈，比較難以進入東道國市場。

（二）跨國并購分析

1．跨國并購的優點

第一，市場進入方便靈活，可以利用已收購企業的市場份額減少競爭。并購方式可以大大縮短項目的建設和投資周期。從供求角度分析，不會增加東道國原有的市場供給，從而降低了競爭的激烈度。

第二，容易獲得現有的經營資源，擴大產品種類獲得范圍經濟。跨國并購能獲得現成的管理人員、技術人員以及生產設備。如果收購目標與本企業的相關產品差異較大，收購方必然可以迅速增加企業的產品種類。于是在獲得規模經濟的同時得到范圍經濟。

第三，企業融資更為便捷?？鐕①徶螅瓉韺δ繕似髽I的提供的信貸的金融機構可能繼續維持與該企業的借貸關系，為企業的融資提供的更大的方便。

2．跨國并購的缺點

第一，國際會計標準差異、信息不對稱導致無形資產評估等問題的存在，使得評估企業價值難度大，造成跨國公司決策困難。

第二，東道國的政策限制和地方保護主義的抵制。為了保護本國產業，東道國政府和公民有時會某些特殊行業的并購進行限制。

第三，容易受到企業規模、選址上的約束。由于被收購的企業規模、行業和地點都是固定的，所以跨國公司很難找到一個符合自己全球戰略所要求的地點進行跨國并購。

（三）綠地投資于跨國并購的直觀比較

下面基于上述分析以及羅列其他可能存在差異的項目進行比較直觀的短期比較分析（見表1-1）

表1-1 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的比較

三、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SWOT分析

（一）優勢分析

1. 我國企業具有大中小并存的特點。

一方面，我國已經擁有一些實力較強的企業，資本雄厚，信用等級高，技術較為先進，產品具有一定的壟斷優勢。另一方面，我國中小型企業具有規模小、靈活性強的優勢，更適應于發達國家的投資需求。

2. 一些行業具有比較優勢。

我國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國際競爭中具有相對的比較優勢。

3. 低廉產品的成本優勢。

我國擁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相對便宜的零部件和機械設備等。能以較低的價格占領東道國市場。

（二）劣勢分析

1. 我國對外投資企業規模普遍偏小，企業開發國外市場的能力不強。

由于企業規模較小，而對外投資風險較大，無力應對國際市場上日益激烈的競爭。

2. 我國企業開展國際經營的歷史不長，缺少經驗。

我國的企業從總體上來看，技術水平偏低，缺乏技術優勢，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在主流市場或主流產品中，自主的核心技術少，技術劣勢比較明顯。

3. 缺乏高級涉外經營人才。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相當一部分管理人員缺乏跨國經營應有的素質，制約了我國企業跨國經營規模以及水平的提升。

（三）機會分析

經濟全球化進程進一步加快，國際產業轉移有利于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其次我國綜合國力日益提高，國家為對外直接投資制定了寬松和鼓勵的政策。另外遍及世界的華人網、唐人街將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供難得的機會。

四．中國企業對直接投資方式的選擇

跨國并購方式的缺陷往往是綠地投資的優點，而綠地投資方式的不足又是跨國并購的優勢所在。因此我國企業應當對照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這兩種方式的優缺點，結合自身的特點進行綜合考慮。

（一）綠地投資的選擇

第一，擁有先進技術的壟斷力，和其他資源的壟斷。采取綠地投資的企業應當有較強的壟斷力，從而充分占領目標國市場。

第二，東道國經濟欠發達地區，工業化程度較低。綠地投資可以增加東道國的就業人員，并提高其生產力的發展。而并購僅僅是股權的轉移，不增加東道國的資產總量。

第三，在本國與國際上享有較高的品牌名譽。

（二）跨國并購的選擇及案例分析

第一，經濟發達地區，工業化程度高的國家。由于現有的管理體系和技術水平較高，符合跨國公司的發展要求。從而降低整合成本，能夠迅速進入正常生產銷售軌道，占有市場份額。

第二，跨國公司能夠較好地實現產品多元化，可以采用跨國并購的方式。這樣可以彌補我國企業對新行業生產和經營經驗不足的缺點，采取收購方式可以迅速融入市場以取得戰略平衡。

第三，選擇華人網較為龐大的地區，形成華人商業網絡，在這些地區投資容易獲得相關信息和迅速進入當地市場。一方面，國外華人是我國境外企業的一個很大的目標消費群。另一方面，由華人網帶動東道國本土居民進行產品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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