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遷移與政治角力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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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發生的國民政府遷移問題及其解決，是國民革命由盛及衰的重要轉折。鮑羅廷為代表，以國民黨左派、國民黨中的反蔣派和共產黨人為一方，與為另一方展開角力。從擱置遷都之議，到黨政中樞遷移武漢，在不同的階段中，鮑羅廷整合各路資源，提出關鍵性的建議，為遷都問題的解決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遷都之爭的勝利不能鞏固，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并與鮑羅廷的戰略、策略相關。

【摘要題】現代人物研究

【關鍵詞】鮑羅廷//遷都之爭/國共合作/國民革命

【正文】

1926年9月，北伐軍進至武漢三鎮以后，國民政府遷出廣州即所謂遷都問題，便提上了議事日程。說是遷都問題，其實也包含著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遷移。直到1927年3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武漢召開，這一問題才得到解決。這期間，圍繞是否立即遷都和是否按原計劃遷都所產生的爭拗，史稱“遷都之爭”。這場政治角力，透射了北伐戰爭期間南方革命陣營不同派別和勢力集團的較量。作為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顧問的鮑羅廷，在國民政府遷移問題的發展和解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于鮑羅廷與遷都之爭的關系，海峽兩岸學者已有相當的研究。（注：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最早論述了這個問題，其對鮑羅廷作用的評價可商榷。張靜如主編的《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第3卷，楊天石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第2編第5卷，以及姚金果《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大革命》，均在論述遷都之爭中涉及鮑羅廷的作用，但限于體例未予深入展開。）隨著有關檔案史料的獲得，進一步探討鮑羅廷之作用以及所發生的互動，就既有必要也成為可能。

一

國民政府的遷移問題，是北伐軍剛得漢陽、漢口，武昌尚待克復的時候，由首先提出來的。1926年9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結束8月6日以來接近一個月的調研活動返回上海以后，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就談到國民政府遷移問題。報告說：“隨著對武昌的必然占領，給國民黨中央提出了在重新占領的各省從政治上鞏固北伐成果的問題和把國民政府遷都武昌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在作為總司令同時又是國民黨中央主席和整個國民政府形式上的領導人在前線領導斗爭的時候提出來的。”[1](p474、475)這個報告簽署的日期是9月12日。據年譜記載，9月9日，蔣致電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代主席張靜江、政治會議代主席譚延闿，稱：“武昌克后，中即須入贛督戰，武漢為政治中心，務請政府常務委員，先來主持一切，應付大局。否則遷延日久，政治恐受影響，請勿失機。最好譚主席先來也。”[2](p677)

9月15日，鮑羅廷致電蘇聯政府駐華大使加拉罕、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和遠東局負責人維經斯基，其中說：“我剛接到的電報，他建議一些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成員去漢口。他也請我立即去那里”。鮑怎樣回應的要求呢？他在此電中稱：“我們回答說，國民政府和中央遷往漢口的問題應在占領武昌后最終解決。”“與此同時，我們派了幾名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去漢口。對此不會樂意。但他必須忍耐。我們不應把廣東置于不顧，因為這里在加強新政權方面有許多工作要做。加之在10月1日前這里還要召開中央和省黨部代表的全體會議。”對于急于遷移國民政府的真實意圖，鮑羅廷洞若觀火，一開始就看得很清楚，他認為：一方面，“蔣請我們到漢口去，為的是以國民政府和中央在當地的聲望幫助他保持住政權”，借以震懾已在軍事上控制了湖北的第八軍軍長兼北伐軍前敵總指揮唐生智；另方面，是要借以控制廣東業已興起的“有利于的左派運動”。[1](p495～496)

鮑羅廷暫且擱置遷都問題，把工作重點放在準備國民黨中央各省聯席會議和加強廣東政權上。如此應對，與他對北伐的性質及其政治前景的觀察密切相關。鮑認為孫中山最后一次發動北伐，在俄國人的幫助下，放棄純軍事討伐的觀念，注入了發動人民群眾參加，軍民聯合，不僅打倒軍閥，尤要打倒帝國主義的革命思想。可是，“三二○事件”以后，北伐的思想失去了這種革命的性質，其結果“將是及其整個集團在政治上的滅亡”。他甚至在同蔣及其親密助手的談話中，也毫不隱諱這一觀點。鮑認為蔣在未來的失敗，可能出現兩種情況：一是隨著武昌的占領，蔣在同以唐生智為代表的保定派的斗爭中失敗；一是蔣預感不利而回師廣州，那則更是等于直接宣布北伐失敗。為應付前一種可能出現的情況，鮑主張在武昌召開國民黨的代表會議，制定左派政綱，使左派與共產黨人合作，恢復“三二○事件”以前的局面。如果出現后一種情況，則可以公開發起反蔣迎汪的運動。他認為，“在這個時候的名字可以把的所有對手都聯合起來”[1](p369～371)。鮑并不排除汪蔣共事的可能性，并設想由汪負責管理國家，而蔣則擔任軍隊領袖。他判斷在看到自己面臨不可避免的政治失敗時，能夠左轉。當然，“如果在最近不左轉，我們同他的斗爭就不可避免。但是進入這場斗爭的時機還沒有到來”[1](p397)。

應當說，鮑羅廷的觀察和分析有其事實基礎。與唐生智的矛盾，因唐在兩湖戰場獲得優勢和蔣的嫡系部隊作戰不力，日趨表面化，對蔣形成有力的牽制；雖然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整理黨務”以后，陸續有地方黨部吁請銷假復職，但8月20日黃埔軍校內也響起這種呼聲，則使蔣大為震驚，迎汪復職因左派的鼓動在廣州蔚成風氣。8月17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顧孟余同維經斯基會談，提出要在武昌開國民黨代表會議，并認為“占領武昌后不應在那里成立新的國民政府。相反，應當承認和服從在廣州已有的國民政府”[1](p399)。蔣對陳獨秀論國民政府北伐的文章十分不悅，但左派迎汪和部屬不擁的壓力，使他又不得不求助于中共。還在長沙時，蔣就向中共和蘇聯顧問要求“請維持一軍，維持黃埔，維持蔣之總司令威信”[3](p240)，稍后又派人面見陳獨秀，“請C.P.勿贊成汪回”[3](p261)。

早在8月9日，鮑羅廷同到達廣州調研革命形勢的遠東局成員會晤，雙方討論北伐及其政治前景，就提出已經決定當北伐軍占領武昌以后，在武昌召開國民黨代表會議，產生內容廣泛的施政綱領，恢復“三二○事件”以前的局面，“使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聯盟重新執政”[1](p372)。通過這期間的研討，鮑羅廷所設計的汪蔣合作的方案，成為他與遠東局、和瞿秋白、等人參加的中共中央執委會特別委員會、中共中央執委會代表團的共識。8月16日，維經斯基在遠東局同鮑舉行的會議中，不止一次地表示：“我們的做法不是反對”，“決不要打擊”。后來，遠東局在其調查報告中正式提議：“目前最好的出路是和之間，即以左派和共產黨人為一方和以思想上的中派為另一方之間達成協議。”[1](p489)以此為基調，遠東局在同中共中央執委會特別委員會、中共中央執委會代表團舉行的多次會議中，就召開國民黨非常代表大會即中央各省聯席會議、代表大會應制定的政綱、同左派的協議做出決定。這些決定，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贊同。9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第17號通告，9月22日，又發表《對于國民黨十月一日擴大會的意見》，明確提出：反對國民政府遷移武漢；產生左派政綱；汪蔣合作，迎汪而不倒蔣；改造廣東省政府；要求國民政府注重省自治，打破總司令的委任制度。8月31日，顧孟余約維經斯基會談，專談左派與共產黨人合作的問題，表示國民黨左派相信不合作不行，合作也有利于共產黨人加強自己的黨，“共產黨人和左派應當結成聯盟”，“應當讓回來，這會給共產黨人提供發展機會”[1](p422～423)。左派甚至主張就此機會打倒，但鮑羅廷、維經斯基都不贊同。

9月4日，張靜江正式在政治會議內提議召開國民黨大會，研究并決定攻克武漢以后的政策。會議決定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于10月1日在廣州召集中央執行委員及省執行委員聯席會議，并指定政治會議委員徐謙、孫科以及鮑羅廷負責起草聯席會議議事日程。9月11日，政治會議決定聯席會議議案起草人，鮑羅廷為起草人之一。9月14日，議案起草委員舉行第一次談話會。譚延闿、孫科、李濟深、甘乃光、徐謙和鮑羅廷出席。這次談話會重點討論國民政府發展議題，形成7條決定要點，“國民政府地點應視其主要工作所在之地而決定之”；“此種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廣東省實施最為適宜”。[4]這兩點表明，鮑羅廷暫時擱置遷都的主張成為與會起草委員的共識。10月14日，國民黨中央各省聯席會議舉行預備會，10月15日至28日舉行正式會議。會前，中共中央指示各地黨組織要設法促使國民黨左派出席會議，結果，80名代表，“共產黨人占四分之一，左派比此數稍多，再加半左派，所以會場完全為左傾空氣包辦”[5]。徐謙的議案報告，譚延闿關于國民政府發展問題的說明，都闡述了國民政府繼續暫駐廣州的理由。16日，聯席會議無須辯論就通過了國民政府發展問題決議案，指出：“國民政府地點應視其主要工作所在地而決定之，現在國民政府之主要工作在鞏固各省革命勢力之基礎，而以此種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廣東省實施最為適宜，故國民政府仍暫設于廣州。”[6]

二

繼9月9日給張靜江、譚延闿發出請政府常務委員赴鄂文電后，9月18日，復電張、譚，稱：“中離鄂以后，武漢政治恐不易辦，非由政府委員及中央委員先來數人，其權恐不能操之于中央，必中央來人另組政治委員會，以代臨時政治會議為妥。”[2](p692)國民黨中央各省聯席會議做出暫緩遷都的決定后，10月22日，蔣仍電張、譚并轉聯席會議，說：“武昌既克局勢大變，本黨應速謀發展。中意中央黨部與政府機關仍留廣州；而執行委員會，移至武昌為便。否則政府留粵，而中央黨部移鄂，亦可使黨務發展也。”同日，電張、譚轉鮑羅廷，提出“如黨部移鄂，其進行必較粵為利，如欲發展，非速移不可。至于國民政府，仍設廣州亦可也”[2](p754)。11月8日，北伐軍攻占南昌，即電宋子文邀同鮑羅廷赴贛商決大計。

11月9日，《廣州民國日報》報道：根據事勢的需要和的要求，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于最短時間內將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同時遷往武漢，并于近數日內做北遷的各種準備。14日，在南昌答謝古應芬代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勞軍，在致辭中說：“現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已議決遷移到武昌，這是我們總理生平所希望的，現在總算能夠達到了。但總理主張建都有兩個地方，第一個是在南京，第二個是在武昌。現在南京雖然沒有打下，武昌已為我們占領，總理主張第一個目的雖未達到，而第二個目的則已實現了。黨部、政府既已議決，仍請早日遷移，這是我們所最希望的。”[2](p792)11月19日，復電張靜江、譚延闿，稱：“聞徐、宋、孫、鮑諸同志來贛，甚喜。務請孟余先生速來。中意中央如不速遷武昌，非政治黨務不能發展，即新得革命根據地亦必難鞏固。此中非有所私。且中以后必不能駐武昌也。如中央與政府未遷武昌以前，中亦不到武漢。以此時除提高黨權與政府威信外，革命無從著手。如個人赴武昌，必有認人不認黨之弊，且自知才短，實不敢負此重任也。”[2](p800)自9月上旬提出遷都主張，期間盡管被聯席會議正式否定，但蔣堅持不懈。

在黨內合作的條件下，共產黨掌控整個局勢的力量實際上是有限的。當得知廣州方面改變初衷，決定將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遷至武昌，中共中央局仍表反對。11月9日，中共中央局根據與遠東局討論的意見，就目前局勢的幾個重要問題發出指示，關于遷都問題，強調“此事必須反對”！已到鄂工作的，對政府遷鄂負面影響的分析與中共中央局相似。他認為：“國民政府太無力量，如即刻遷至武漢：第一，即是表現其軟弱，失其作用；第二，是促進蔣、唐的沖突；第三，是與北方接觸太近，難以應付北方的政局；第四，是張靜江等跑到武漢一定使湘、鄂、贛三省政治發生不好的影響。”與中共中央局一味反對有所不同，他認為國民黨方面已經做出的決定恐難改變，唯有“設法使其延緩時日，在此時日好作些預備工作”[3](p314～315)。

鮑羅廷本非絕對反對遷都。開始，他主張這個問題應在占領武昌后最終解決，并以開好聯席會議，調整廣東政治格局為條件。聯席會議甫告閉幕，廣東省政府改組尚待著手，政治會議就改變暫都廣州的決定。這自然有他的作用在內。中共中央局說：“鮑羅庭對于前方后方的實際情形都沒有看清楚，……關于遷移后所影響于前方后方的各種實際問題都沒有弄好，貿然主張馬上遷移，還發出一篇必需遷移的大議論。”[3](p347)這個抱怨，可作證明。

導致鮑羅廷態度改變的因素中，南昌克復、粵、湘、鄂、贛連成一片、形勢發生新的變化等，不失為其客觀基礎。10月30日，總司令部政治部顧問鐵羅尼關于武漢形勢給他的報告，如蔣永敬所指出，可稱另一誘因。鐵羅尼用很大的篇幅報告了唐生智與的矛盾，稱：“國民革命軍來到武漢，卻沒有一個中央政治機構。盡管在長沙我們就主張建立這樣一個機構，但到現在還什么都沒有。國民黨省執行委員會缺乏權力和能力適當地處理政治事務。唐生智獨自主宰形勢，和他對抗的只有鄧演達和陳公博這個懶家伙。”“很有必要有二至三名中央執行委員來此建立委員會。因為不如此，就不可能開始嚴格的工作，不能樹立黨的權力。”[7](p773～776)這個信息，通過鮑羅廷傳遞給政治會議，使政治會議相信：“現在武漢是最糟的，但是武漢是全國一個中心，又是重要的，不可放棄他，所以需要把國民政府拿去壓一壓，有幾個大人物到武漢去或者還可以做一點事，使武漢的現象轉變好一點。”[3](p345)鐵羅尼對唐缺乏好感，認為他把自己裝扮成革命的將軍并不成功。但這并不妨礙鮑改變此前不信任唐的態度，他曾說在廣州寧要不要，而在武漢則寧要不要唐生智。他利用唐的思路，與中共中央局確定“包圍”而不是“抑制”唐，不約而同。

11月16日，鮑羅廷與徐謙、宋慶齡、孫科、宋子文、陳友仁等，由廣州出發經江西前往武漢。這是根據日前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為遷都所做準備之一種，并不是計劃外突如其來的行動。為使遷都問題得到解決，派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總司令部武漢行營主任、湖北省政務委員會主任鄧演達專門從武漢飛抵廣州游說。11月26日，政治會議召開臨時會議，正式決定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移武漢，第一批重要人員將于12月5日以前出發。12月2日，鮑等至南昌。4日至8日，與在廬山開談話會，討論外交、財政、政治、軍事，“對遷鄂問題皆認為甚重要，必須從速準備”[8](p805)。會后，鮑羅廷與徐謙、宋慶齡、孫科、宋子文、陳友仁等，按原計劃前往武昌，并于12月10日抵達。

三

根據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的決定，徐謙、孫科、宋子文、陳友仁到達武昌，意味著由他們分別擔任部長的國民政府司法部、交通部、財政部和外交部完成了遷移。12月1日開始，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機關陸續停止辦公，國民政府并于12月5日發表北遷通電，出發人員分兩批于12月7日和20日前往武漢。按照當時體制，國民政府處理政務必須秉承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的決定。為避免決策中斷，鮑羅廷在已到武昌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談話會上提議：成立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未到之前，執行最高職權。這個提議，得到與會者贊同。[9]12月13日，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以下簡作武漢臨時聯席會議，通電通告在武昌成立。鮑的提議和武漢臨時聯席會議的成立，使處于運動過程的黨政中樞，一只腳跨進了新駐地的門檻，形成了部分既成事實。

12月19日，電鄧演達，稱“武漢聯席會議議決案皆同意”[2](p851)。次日，再電武昌，“贊成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10]。可是，不出三個星期，情況發生變化。12月31日，張靜江、譚延闿、顧孟余、丁維汾、何香凝等到達南昌。1927年1月3日，在南昌召集政治會議臨時會議，決定“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駐南昌，待三月一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開會公決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駐在地后，再行遷移。”此項決議，于次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無異議通過。[11](p374)

此前急于把中樞遷往武漢的，何以一改初衷？根本點當然還是源于形勢的發展和他試圖實施對局勢的絕對控制。與政治會議變更中央各省聯席會議暫緩遷都的決定、把不遷的理由翻炒成當遷的理由類似，將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留駐南昌的意圖，也就是原先主張遷鄂的理由。其核心在于是否有利于他在蔣汪關系、蔣唐關系、國共關系中占據優勢。對于黨政中樞遷鄂，第三軍軍長朱培德、北伐東路軍參謀長白崇禧曾不無疑慮。12月6日，蔣電復朱、白，稱：“政府遷鄂，有益無損。勿念。”可是，廬山談話會期間，議決財政統一方案，有人提議取消主席制；蔣提議請從速回任，與會者均表贊成。[2](p835～836)武漢臨時聯席會議成立，唐生智并未被打壓，反與鮑羅廷結合，似如虎添翼；共產黨因軍事實力人物的支持，操持武漢工運和湖南農運蓬勃高漲。更重要的是，顧問鮑羅廷雖然“拉”蔣，但在私下和公開場合對蔣多所批評。因此，蔣不惜食言，改變決定，將已到贛之赴鄂人員留駐南昌。

也就在1月3日，英國水兵刺殺武漢集會民眾；6日，在九江制造流血事件，引發中國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的斗爭。獲悉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暫不遷漢，1月6日，徐謙、孫科密電、張靜江和譚延闿，要求贛方暫守秘密，以免民眾恐慌，影響武漢大局，并請電示留贛理由。[11](p374)7日，陳友仁、宋慶齡、蔣作賓電復蔣、張和譚，申述不宜變更遷鄂決議理由，內稱“最近占領英租界之舉，內順民心，外崇威信，務希堅持到底”，“茍非有軍事之急變，不宜變更決議，坐失時機”[11](p375)。蔣沒有來得及提出應付武漢臨時聯席會議的方案時，徐謙等人一封電報讓他正中下懷，電文提議兩點：“一、組織政治分會。二、請南昌同志先來鄂，隨后再決地點。”[12]南昌政治會議取其所需，決定成立政治會議武漢分會，并指派宋慶齡等13人為委員。分會不能代行最高職權，不能指導國民政府各部，照此，遷都武漢的問題自然也就消解了。

鮑羅廷的態度如何呢？1月7日，鮑致電南昌，內稱：“弟稍留數日，中央及政府地點贊成，但須稍緩”；“并陳緩遷理由三種”。[13]鮑使緩兵之計，可能與他等待莫斯科的指示有關。1月13日，斯大林電鮑羅廷，稱：“近期不能等待。何況您的建議是有益的，即赴南昌說服，要他相信他的建議不恰當。您應該同能夠影響的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一起去。在您到達南昌前先告訴蔣，說不去，這可以減輕他對武漢的擔心。作為妥協，可以同意總司令本人和司令部因前線關系駐在南昌，但國民政府和中央則駐在武漢。主要可提出如下理由：撤離武漢會導致帝國主義和北方軍的進攻，因為他們會把撤離武漢看作是廣州軟弱的表現。”“我們將通過邵力子直接向轉達我們的意見，即武漢應成為首都。”[14](p66～67)

南昌的決定，對鮑羅廷和武漢方面顯然是一個打擊。鮑本來持抑蔣立場，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做出反制動作。出師北伐以來，鮑多次提出要解決農民問題，要召開省民會議，希望爭取到更廣泛的支持。他在南昌歡迎大會上說：“我們俄國同志要幫助的是中山先生的整個的三民主義的國民黨，而不是一民主義的，也不是兩民主義的。”“如果不能解決人民的生計問題，便不是真正的國民黨，便不是三民主義者。”[15](p133)在武昌歡迎大會上，又提解決土地問題，重申“實行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不是一民主義的，也不是兩民主義的”[16]。在1927年元旦漢口群眾大會上，鮑稱：“國民政府遷到全國中心點的武漢來了”，“這個國民政府是建筑在人民身上的，是我們人民的政府”，“人民是政府的基礎，所以你們應該管理并監督國民政府及省政府”，其辦法是組織省民大會。[17]1月12日，到訪武漢，爭取武漢方面返回南昌。15日以前，鮑羅廷同蔣長談數小時，申述他本人和在漢人員的主張，建議就在武漢召開中央政治會議，把政府、黨部遷鄂問題定下來，但蔣仍堅持一星期以后在南昌由政治會議再作研究。鮑的努力，未能奏效，而莫斯科的意圖，亦告落空。

1月15日，武漢臨時聯席會議舉行第十三次會議，徐謙主持。會議首先討論了政治會議武漢分會問題。孫科認為按照政治會議決定，在武漢設立分會已無問題，但分會的權限需要向南昌請示。宋子文也認為最困難的是分會權限問題。陳友仁認為設分會，辦外交不能代表政府。鮑羅廷接著做了長篇發言。他把以上發言焦點歸納為權力和權限兩個問題，指出：“中央機關的權力一定要集中，不能分離，在革命進程中，如同時發生兩個對等的權力機關一定要失敗，因為有了兩個對等的機關，一定要發生抵觸。”設立臨時聯席會議，是因為原有的最高機關在移動中，不能實施其權力。“現在，政府已遷至長江，我們即不主張再有此種機關。關于分會的權限問題，我們一致贊同，政府及中央黨部應即遷至武漢。”根據同蔣的交談，他建議在目前一個星期內，“或開政治分會，或開聯席會議，或者兩會都暫時不開，均無不可，或者開政治分會但對外不必宣布”。鮑最后強調：“如南昌政治會議對于地點問題，已有最后之決定，則孫同志所提之權限問題，確是一個問題，因武漢為革命中心。南昌似尚未有最后之決定，故權限問題不必討論。”

這是一個及時而重要的具有引導性質的發言。放棄討論武漢分會的權限，實際上就是擱置成立分會之議。中央的權力是一定要集中的，按鮑的意思是要往武漢集中。接下去的討論，就明確了。彭澤民指出：“如政府設在武漢，何必再有分會。聯席會議為應付時局而設，現在政府已收回英租界，各國人看到革命的民眾這樣熱烈，政府如能于此時遷來，實為最好之機會。現外交、交通、財政各部已在此成立，如再遷開，則對外(外交)對內(民眾)均將發生懷疑。如政府在此，則整個的政治會議即在此，不必再有分會。”他主張仍用聯席會議名義。蔣作賓亦主張仍用聯席會議名義。宋慶齡指出：“政治不能統一，什么事不能統一。本人不贊成分會。如武漢設立分會，將來杭州、上海等處，均可設立分會，政治不易統一。”于樹德認為組織分會并未接到正式通知，權限也未劃清，在接到正式通知以前，暫時維持聯席會議。王法勤先同意以分會名義開會，后贊成繼續開聯席會議。會間，只有何香凝認為可以分會執行職權。徐謙以“臨時聯席會議暫時繼續進行”付表決，與會者“一致贊成”。當日會議即將結束時，鮑羅廷聲明：“本人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聘為中央執行委員會顧問，后又聘為國民政府顧問，不能出席政治會議分會，現以顧問資格出席本會議，應有聲明。”徐謙表示：“在此時期中無問題”。[18]鮑的聲明，本質上在于強調聯席會議的地位及其繼續存在的必要性。

鄂贛間的對峙，由文來電往擴展到社會層面。1月15日晚，歡宴武漢各界，與會農、工、商、新聞各界代表一致要求國民政府立即遷鄂。鄧演達甚至在會上領頭高呼：“中央黨部立即遷駐武漢！蔣總司令長久坐鎮武漢！”蔣表示：“各界要求黨部政府來駐武漢，我需向中央轉達，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夠滿足。”[19]但是，21日，蔣電致武漢，要求組織政治會議武漢分會，聯席會議毋庸繼續。

1月24日，武漢臨時聯席會議舉行第十七次會議討論聯席會議結束問題，何香凝主持。何提出聯席會議不再繼續，于外交頗不方便，應立即去南昌將此事決定下來。鮑羅廷沒有出席當日會議，徐謙稱張太雷前來轉達鮑的意見，聯席會議即使開會，也不好議決。對此，他表示有同感。彭澤民提出：“依目前外交形勢，聯席會議不能即停，這是黨的事情。”董必武表示：“在南昌政治會議開會以前，聯席會議應繼續開會。”詹大悲也認為：“目前需要有聯席會議”。結果，會議同意在武漢的政治委員盡快去南昌，并決定“中央臨時聯席會議在南昌中央政治會議未開會以前暫不取消”[20]。

聯席會議在武漢照開，政治會議在南昌照開，“遷都之爭”升級。1月25日，鮑羅廷電，稱如有必要，他隨時可到南昌。而蔣則滿懷憤懣，把賬都掛在鮑的身上。19日，蔣上廬山訪張靜江、譚延闿等人，“直言與鮑羅廷不相容”。21日，在致黃埔軍校教育長方鼎英并轉李濟深電中，聲稱對鮑“誓必驅而逐之”。[21](p22～27)2月22日，在九江與維經斯基談話，稱：“南昌和武昌之間沒有任何沖突。沖突的根子在武昌。”“對這一沖突的大部分責任要由鮑來負。”“近來鮑開始執行分裂國民革命運動的政策。這樣的政策對于中國革命今后的命運非常危險。”23日，蔣繼續對維經斯基說：“即使我現在反對鮑，也不等于我反對共產國際。我想您是相信我的。政府任何時候都可以遷往武漢。但有兩點很重要：(1)遷政府同鮑離開有關系，(2)必須在黨內確立嚴格的紀律。”[14](p132～134)蔣把目標集中于鮑羅廷，由于時機的關系，他暫時還不能拋開共產國際。26日，南昌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會，請其自動撤回鮑羅廷。

四

2月8日，南昌政治會議決定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遷移武漢。至此，遷都之爭似可謝幕。但是，譚延闿等人的行期一拖再拖，直到3月7日，譚才同何香凝、丁維汾、、陳果夫等抵達漢口，而、張靜江則根本沒有真正準備動身。遷都問題并未塵埃落定。

武漢臨時聯席會議成立以后，中共中央改變了反對遷移的立場，表示“事實上我們不能不贊成此政府”[22](p22)。2月，彭述之在《向導周報》撰文，論說了國民政府應當遷至武漢的理由，并進一步指出：“國民政府目前的問題不僅只是遷移問題，尤其重要的是民主主義的統一集中政權的問題”，“第一，須徹底打破軍事的獨裁，第二，須真正的革命民眾參加政權”[23]。南昌的遷鄂決定公布后，武漢地區掀起新一輪要求黨部政府立即遷鄂的浪潮，并把當前的矛盾和斗爭提升為建設民主、提高黨權的高度。2月11日，《漢口民國日報》發表《時局進展與吾黨目前之責任》的社論，論述了提高黨權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提高黨權等問題。16日，該報發表鞏固黨的權威、統一黨的領導機關、實現民主政治掃除封建勢力等黨務宣傳要點。17日至26日，鄧演達撰寫的《現在大家應注意的是什么？》，由《漢口民國日報》以代論連載。他呼吁人們“認識目前的爭斗是恢復黨權，增進黨權，是封建與民主之爭，是革命與妥協之爭，是成功與失敗之爭”。一些團體、機關紛紛通電，要求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從速遷鄂，并響應黨權運動。

2月21日，根據孫科的提議，擴大聯席會議準期舉行，25人出席，孫科主持。會議聽取徐謙關于臨時聯席會議經過報告和陳友仁的外交報告，肯定臨時聯席會議成立的必要，并對其工作深表滿意。聽取了孫科的政治報告，決定即日結束中央臨時聯席會議，同時決定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即日正式開始辦公。聽取了顧孟余的黨務報告。顧稱：“我們要黨的存在，要實現民主的集權制，必須黨有最高權威。至于南昌、武昌的問題非偶然的，乃根本之矛盾，現在應如何解決，手段之緩急，須大家決定。”[24]孫科隨即提出召開中央全會的問題。召集二屆三中全會，本是廬山談話會的共識。1月3日，鮑羅廷就提議：由聯席會議在政治會議內提議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政治會議未到前，由聯席會議先通知不在武漢各委員速來。會議通過了他的提議，[25]會后了通告。南昌方面亦于同日做出3月1日在南昌召開中央全會的決議。2月8日，又決定俟東南戰事告一段落另定開會日期。對于孫科的提議，吳玉章、于樹德、徐謙、鄧演達、陳其瑗、惲代英、詹大悲、均表同意。鄧演達說：“開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本席以為如待東南軍事解決后再開是很錯的，必至許多問題不能解決，無異于自殺，無異于自行宣布滅亡。”陳其瑗說：“數月來黨內情形是專制，而非紀律，長此下去，不是國民革命是湯武革命了。目前各省黨部處于混亂之中，非先將中央改組好不可。”說：“聯席會議可以建議決定三月一日開會，由常務委員會發送通知，至于人數問題，本人以為夠固很好，即不夠亦須開會。這是革命的勝敗關頭，如不開將來在歷史上要負重大罪咎的，故就令只有幾個人亦應開會，凡事利于革命的要求即不妨做去。”經反復討論，會議一致決定“中央執行委員于三月一日以前在武漢自行開全體會議”[24]，進一步行使了中央全會的召集權。

2月24日，武漢地區國民黨員大會在武昌召開。大會主席、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常委董必武，號召“要實行黨的民主化，鞏固黨的權威，打倒一切封建勢力”。與會人員氣氛十分高漲，“雖風雨淋漓，群皆露立雨中，不稍退卻，聽至激烈處，群眾且高呼‘打倒老朽昏庸份子，掃除封建勢力，提高黨的威權，一切權力屬于黨’等口號，呼時聲震天地，革命空氣緊張萬分”。徐謙在演說中公開提出：“集中革命的力量，使共產黨同志參加我們的中央”。[26]

從1月21日到2月21日，鮑羅廷僅出席過一次臨時聯席會議，21日的擴大聯席會議沒有出席。由于反蔣的氣氛已經形成，并因武漢與南昌的尖銳對峙而不斷高漲，故并不妨礙武漢方面的局勢沿著既有軌道發展。

聯共(布)、共產國際關注著這場角力。2月1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據鮑羅廷2月7日至10日發回的專電，向鮑發出指示：“我們認為國民黨中央對的方針是正確的。要采取措施，第一，不要突出鮑羅廷，‘免得人們認為這場沖突是鮑羅廷和之間為爭奪影響而進行的斗爭；第二，不要把事態發展到與決裂的地步，以完全服從國民政府為限。’”同時給達夫謙發出電報，指示“最高領導機構堅決要求采取一切措施敦促盡快來莫斯科，以便共同討論有關最高事務的問題”[14](p118～119)。3月1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給鮑羅廷發出由布哈林根據共產國際委托簽署的電報，并轉國民黨中央成員，抄送中共中央，強調中國南方不能存在兩個中心；絕對有必要在武昌召開統一的國民黨中央全會，務必參加，國民黨全體中央委員必須無條件服從國民黨中央決議；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絕對需要密切合作。[14](p149～150)

3月7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南洋大樓召開預備會，10日至17日召開正式會議，沒有理會延遲至12日開會的要求。10日，剛剛到漢開會的當場退會并立即返贛，向蔣報告了會議情況，蔣憤怒至極，大罵“鮑氏之肉，尚足食乎”[21](p117)。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案》、《統一革命勢力案》、《修正政治委員會及分會組織條例案》、《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執會第三次全會宣言》等文件，改選了國民黨中央各機構成員和國民政府委員。會議反對的分裂主義，在有所限制的同時保留了蔣的地位。3月20日，新一屆國民政府委員在武昌宣誓就職。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遷都問題最終得以解決。

五

綜上所述，對于鮑羅廷與國民政府遷移的政治角力，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這場博弈，其實質是國民黨左派、國民黨中的反蔣派和共產黨人聯手為一方與另一方圍繞領導權所展開的斗爭，鮑羅廷充當了前者的代表。遷都問題的解決，鮑羅廷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一些關鍵性的建議都是他提出來，經國民黨政治會議或武漢臨時聯席會議議決而得以實施的。具體說來，第一階段，在提出遷都動議之后，他設法將其擱置，把工作重點放在準備國民黨中央各省聯席會議和加強廣東政權上；第二階段，中部地區形勢變化，他不顧中共中央的繼續反對，主張政府遷移；第三階段，倡議成立武漢臨時聯席會議，代行最高職權，并設法堅持臨時聯席會議；第四階段，促成在武漢召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鞏固遷都、反蔣成果。

另方面也應看到，遷都的實現非鮑羅廷一人所能為。參加革命資歷不淺，但直到國民黨二大才成為黨、政、軍領導集團之一員。“三二○事件”后，被排擠離職，蔣通過“整理黨務”和準備北伐，把黨、政、軍大權全部集中在手中，他向財政部長直接下指令，也等于控制了財權。短短半年多的時間走到這一步，如同一個暴發戶，因而黨中不同勢力對他的反對比較普遍地存在。1926年7月，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臨時全體會議改選常委會主席，出席會議35人，僅以18票當選，[27]就是一個證明。這是遷都之爭中，鮑羅廷能夠整合到各種資源的客觀前提條件。國民黨左派、國民黨中的反蔣派、共產黨，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發揮了作用。特別是徐謙、孫科、陳友仁、宋慶齡、鄧演達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譚延闿亦被爭取過來。如果單憑鮑羅廷“劫持”，那是不可想象的。

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最終完成遷移武漢，鮑羅廷的主張得以實現。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真正的勝利。在是否立即遷都的問題上，一度受挫，繼而如愿；在遷往武漢還是暫留南昌的爭奪中，蔣被迫放棄立場。然而，他以退為進，通過經營東南，取得了挑戰武漢的強大資本，并集中了反共、倒汪勢力，在決裂中占得優勢，并進而導致國民革命失敗。

遷都之爭的勝利不能鞏固，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并與鮑羅廷的戰略、策略直接相關。北伐之初，鮑就奉行守株待兔式的利用北伐投機的方針，等待失敗，等待他向左轉。[28]遷都之爭的全過程，都體現了他迎汪、扶唐、抑蔣的主張和策略。對抗暫駐南昌期間，鮑擺出反蔣的架勢，但并未突破“抑蔣”的范圍。武漢的統一戰線是廣泛的，但政治面貌的復雜性和目的的多樣性，使它難以形成持久的合力。宋慶齡、鄧演達、彭澤民等站在民主立場，反對蔣的專制；顧孟余、陳其瑗等則主要站在擁汪的立場；徐謙、孫科等人自身與蔣的矛盾占有較大分量；唐生智的反蔣顯然更多具有個人原因，他們的反蔣都是暫時的；共產黨人對蔣斗爭堅決，但一般說來也不是沒有限度。這樣，鮑羅廷周遭的陣容看似強大，實際上卻并沒有什么堅不可摧的力量。

鮑羅廷的戰略和策略，追根溯源，來自于聯共(布)和共產國際，是聯共(布)和共產國際照搬俄國革命的經驗，為中國革命制訂嚴重脫離中國國情和實際的戰略和模式，并加以集權制指導的結果。聯共(布)和共產國際把看作中國資產階級的代表，整個遷都之爭直到“四一二”大屠殺前夜，都企圖以相當的妥協和退讓來拉住，維持國民黨的統一，維持黨內合作形式的國共合作。這既是對鮑羅廷，也是對中國革命統一戰線極大的束縛。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對蔣的容忍，讓他得以繼續以總司令的名義號令部隊，克復滬寧，把握東南，“四一二”大屠殺更使共產黨措手不及，便是有力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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