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走向混沌：市場、政治與“東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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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在建立市場經濟新秩序的過程中,政府的定位問題依舊懸而未決。繼"西方模式"、"蘇聯模式"之后,充滿歧義的"東亞模式"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產生著重大的影響。中國目前還沒有在政治經濟體制方面作出決勝的能力,特別需要的是駕馭混沌狀態的智慧。

[關鍵詞]現代化東亞模式混沌價值觀

經過20年的改革、轉變和過渡,中國已進入混沌、模糊而廣袤的灰色空間。轉變和過渡是時下中國的時髦話語,但并不是中國的決策者或普通民眾都明白中國將轉變和過渡到哪里去,盡管模糊和混沌未必全是壞事。

即使建立市場經濟的大方向早已確定,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依舊剪不斷、理還亂,政府在新市場經濟秩序中的定位問題依舊懸而未決,至少在實踐中是如此。中國的現代化已經在風風雨雨中走過了百年行程,似乎在相繼嘗試了"西方模式"和"蘇聯模式"之后,正在將"東亞模式"作為歸宿。然而,"東亞模式"本身的歧義給人們帶來困惑,時下正在肆虐這一地區的金融風波更加令人沮喪。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混沌特征

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社會主義中國進入"改革時代"。經歷十幾年的風風雨雨,由最初羞答答地為"商品經濟"劃出一席之地,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中國政府及理論界的部分人士認為中國改革已找到了明確的目標與途徑,已不再"摸著石頭過河"。但是,實際情形并非如此口如果中國改革的理論與實踐能夠輕而易舉地說個明白,"總設計師"鄧小平在生前也就不會那么厭煩"爭論"了。

其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絕不是中國領導人或理論界的理論創造,而是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理論中一個相當古老的命題。它的最初源頭,至遲可以追溯到布哈林在20年代所提出的關于"通過市場關系走向社會主義"的論斷。①布哈林的理論連同他本人很快就遭到了斯大林的處決,市場社會主義的思想火花也隨之消滅了。30年代西方社會主義經濟學者狄更森(H.D.Dickinson)等人進一步闡發了如何利用資本流動、商品價格、銀行利率等市場手段來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等問題。②這些理論后來被付諸實踐,先是在東歐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國,后來是在斯大林主義的大本營蘇聯,從50年代以來便在不斷地嘗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便克服斯大林體制的弊病。從經濟體制的角度說,中國當年作為"修正主義"來大張挺伐的,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斯大林體制終于維持不下去了。經過20年的改革實踐,神州大地可謂一片混沌,"外資共內資一色,計劃與市場齊飛"。據中國政府公布的統計數字,l996年中國創造的99595億元工業產值中,國營企業占28.5%、集體工業占39.4%、個體工業占15.5%、其它經濟類型工業占16.7%③。在共產黨政權領導之下大行其道的承包、租賃、拍賣、炒股、炒地皮、炒樓花、分紅、外資、獨資、期貨、回扣……實在令人眼花繚亂。難怪一些人趁機興風作浪,利用人們的困惑來挑起"姓社"還是"姓資"的論爭。

從理論的角度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能開拓的,正是一片灰蒙蒙的混沌天地。依據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而創立的經典社會主義,當然沒有市場的合法位置。在經典社會主義的體制下,支配社會行為的是排斥私有制與市場關系的馬列主義國家意識形態,支配社會經濟生活的是龐大的行政調節體系和"官府所有制"。④

所有制當然是社會制度的根本,但從實際經濟運作的角度看,這種體制最關鍵的是行政調節體系。中國在改革前國有經濟和名份上屬于地方政府的集體經濟,實際上就是由一個龐大的黨政官員階層通過行政手段來支配和調節的。這個等級官員階層壟斷了一切社會權力,直接支配了各個經濟單位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以及產、供、銷的全部過程。無論是服從由中央政府制定的指令性計劃,還是將部分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甚至允諾部分"計劃外"生產和對"價值規律"的"利用",都絲毫沒有改變排斥市場關系的行政調節這一本質。這種體制所造成的浪費、停滯和落后等嚴重后果,世人有目共睹,這也是各社會主義國家不得不踏上改革征程的根本原因。

改革將中國經濟帶人一個新的境界: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國家的意識形態、產權關系都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在這里所關注的是經濟生活中"市場調節機制"的形成以及它與"官員行政調節機制"之間的關系。"市場調節機制"的正常運行與下面這些因素是互為前提、互為因素的:人力、財力、物力的自由流通,法律與合同的尊嚴,價格、利率和匯率依價值規律自由浮動,財政硬約束和優勝劣汰,等等。顯而易見,這與"官員行政調節機制"形成尖銳的對立。在"官員行政調節機制"一統天下的年代,官場取代了市場。改革將那種一統天下打破了,硬是把市場嵌了進來,于是便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不和諧。中國目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是"官員行政調節機制"和"市場調節機制"這兩套機制都同時發揮作用的"雙軌制"。這當然是一種灰色的、混沌的狀態。由于黨政官員支配一切的一統天下已被打破,由于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新格局已經形成,由于各經濟單位和個人利益的剛化,"官員行政調節"在微觀經濟領域的大部和宏觀經濟領域的相當部分已經失靈了;與此同時,由于在指令經濟時代形成的很多觀念和規章制度依舊大行其道,而適合于市場經濟的許多觀念和規章制度尚付闕如,由于等級黨政官員依舊大權在握,更由于一些由舊體制和舊觀念培育出來的黨員官員為了維護既得利益而不情愿給市場機制出讓權力與地盤,市場原則在經濟生活往往不能貫徹到底。兩者互相較量、難分勝負,兩者都很元奈。而當兩套原則都不能貫徹到底時,不同程度上的混沌狀態便會自然而然地出現,而且有可能使經濟完全失控。"蘇東劇變"之前的蘇聯、東歐各國所處的正是那種狀況。劇變的結果是以共產主義制度崩潰、政府屈從于市場的方式解決了兩者之間的對立。中國政府當然不愿重蹈覆轍,而決心另辟蹊徑,其勇氣相當感人。這種嘗試能否成功,世人拭目以待。

二、中國現代化的模式選擇

這是一個也許太老的話題。關于"現代化"的定義,有人側重社會結構,有人側重文化心理(或人的素質),但對"工業化"及其相應體制這一基本指標并沒有多大岐義。⑤但是,無論從哪一角度去定義,西方都是"現代化"的原型。

中國現代化的行程,早可以從魏源等人倡導向西方學習的口號算起,遲可以從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倡導洋務運動或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領導算起,至少已有一百年的歷史。⑥中國人追求現代化,最初所崇拜的是"西方模式"。從最初向西方學習"堅船利炮"、工藝器物(物質文明),到后來學習西方的政治法制、學校報刊(制度文明),以及思想觀念、哲學文化(精神文明),用梁漱溟的話說是"層層剝人"。追求"西方模式"的現代化過程于五四時期達到高峰,其余緒一直延續到40年代,并且在80年代再度復興。在對這一模式的追求中,西方世界以現代工業為核心的工藝技術和科學知識、以代議制為核心的民主政治體制、以及以自由民主為核心的現代文化觀念都被介紹到了中國,并在不同程度上扎下了根。

但是,"西方模式"從未在中國取得統治地位。從當權者的角度說,晚清和民國時代對"西方模式"的追求至多也只是半心半意的。倒是現代化的"蘇聯模式"在革命的暴風驟雨中迅速地在中國取得統治地位并鞏固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筆者在另一部著作中曾指出,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選定"布爾什維克主義"作為救國之道,既是歷史機運使然,也是不得已而為之。⑦20年代初先進的中國人和部分西方人都將第一次世界大戰視為西方文明沒落的標志,而將俄國十月革命視為給整個人類帶來光明的壯麗日出。與此同時,當時中國統治者的暴映和帝國主義的驕橫使酷烈的革命行動成為唯一可行的救國救民之道。不過,英國哲人羅素1920至1921年訪華時便語重心長地告誡中國人,布爾什維克的道路只能作為實現中國獨立和工業化的一種權宜之計。因為在革命成功之后將政治和經濟的權力全部集中到不受民主制度約束的國家官員手中,是件非常危險的事情。且不說"革命貴族"們即使能永遠保持"革命情操",他們在管理現代經濟與社會的知識與能力方面的缺陷就足可帶來災難。人們必須面對的現實是,掌握全部社會資源的執政黨,將不可避免地吸引大批利祿之徒側身其中、謀晉身生財之道。"蘇聯模式"的現代化,在一定時期內,確實依靠國家的動員和組織能力,以驚人的嚴酷方式與驚人的代價取得了驚人的高速度。但其進步的能量很快也被耗盡,采納這一模式的各個國家舍改革而別無他途。中國的改革一直是小心翼翼、左顧右盼。從模式選擇的角度說,最初只是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找出路,相繼試圖模仿羅馬尼亞、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后來才審時度勢,理直氣壯地亮出了"中國特色"這面旗幟。但是,在具體操作層面,即便是在"蘇東劇變"之前,中國的領導人及其智囊們就已日益將眼光移向"東亞模式"上。這種傾向在"蘇東巨變"之后就更為明顯了。無論是對日本、新加坡、南韓和臺灣的羨慕與模仿,對"新權威主義"和"新儒家"的期許,還是對"再造香港"的渴望,都體現了這一思路。

其實,倡導"東亞模式"的始作俑者不是在東亞,而是在西方。我們都知道,直到本世紀50年代,使西方學術界困惑的不是東亞的成功,而是東亞的失敗。他們在那時醉心探討的是為什么現代化唯獨在西方成功,而在其他地方都失敗了,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一書最有代表性。只是到了60、70年代,隨著以社會與經濟缺乏活力的"英國病"在西方的蔓延和日本在經濟恢復和經濟發展中創造了"奇跡",西方政界、商界和學術界的一些人開始將目光投向東方,探尋創造這種"奇跡"的靈丹妙藥。于是,人們開始談論"日本模式"與"太平洋世紀"。⑧到了80年代,"亞洲四小龍"(臺灣、香港、新加坡和南韓)以及中國這條東方巨龍在經濟上的高速發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東亞模式"成為國際經濟學界的熱門話題。⑨

不過,對于"東亞模式"的確切含義,人們并沒有達成共識。東亞各國經濟成就的動因何在?"東亞模式"的倡導者們見仁見智、莫衷一是D他們開列的清單包括來自儒家文化的對社會秩序和教育的高度重視和對節儉與勤力的大力提倡;促進勞資合作的團隊精神;政府官員的精明能干和危機意識;民眾的高積蓄率;勤勉而又自律的產業大軍;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等。"東亞模式"還有一個更切合中國人胃口的分支,即"華人資本主義(ChineseCapittdism)或稱"儒家資本主義"(ConfucianCapitalism),其主要標志是"家族企業"和"儒家倫理"的支配地位。⑩

特別是關于市場和政府兩者在東亞各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人們的意見大相徑庭、以至于截然對立。以海倫·休斯(HelenHughes)和世界銀行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派"(Neoliberals)、或稱"新古典主義者"(Neoclassicals)將各國的經濟成就歸功于市場。按照他們的觀念,這些國家的經濟奇跡是市場機制的自由運行帶來的,如合理的價格、合理的貨幣政策、合理的產業結構、合理的積蓄率等。政府的作用只限于提供基礎設施建設、宏觀經濟秩序和法律秩序等"公共產品"("PublicGoods")并制定"與市場親善的政策"("market-friendlyPolicies")。(11)與此相反,以約翰遜(C.Johnson)、艾麗斯·阿姆斯丹(AliceAmsden)等人為代表的"國家主義派"(Statists)則強調政府的決定性作用。約翰遜舉日本的通產省為例,論證日本成功的秘密在于日本的"發展導向型政府"("DevelopmentalState")。在他看來,日本在戰后培養了一個在管理才能和道德風尚等方面堪稱世界一流的官僚階層,而且日本的政治體制保證這個階層能夠在不受外來干擾的條件下制定各項正確政策并得心應手地干預生活,從而使日本在國際競爭中后來居上并立于不敗之地。(12)阿姆斯丹更向前推了一步。約翰遜將政府加大對經濟的干預力度視為30年代經濟危機以后的世界潮流,阿姆斯丹則將政府的中心作用視為"后起工業化"("LateIndustrialization")國家發展經濟的不二法門。她進而提出"充當企業家角色的政府"這個范疇,認為南韓等國的成功秘訣是由政府協助企業家、甚至充當企業家的角色來與早期工業化國家的企業競爭。（13）

的確,從經濟上總結出一個統一的"東亞模式"遠非易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各自的發展道路其實差異很大。政府的積極干預在日本和南韓更為明顯,政府所制定的產業政策、對國內市場的保護和對大公司的津貼扶持,已遠遠超出國際社會所能容忍的程度。新加坡和香港則主要是依靠自由市場,政府基本上是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臺灣介于這兩者之間。雖然臺灣政府積極地干預經濟并維持龐大的國營經濟但在臺灣經濟中最具活力并占主導地位是由市場制約的中小企業。如果從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去作總體上的考察,倒是更能在國際社會中凸現出"東亞模式"的特色:相當時期內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高速發展的經濟以及在不同程度上共同繼承的儒家傳統。

問題不僅僅在于"東亞模式"本身的岐義,也不僅僅在于那種政治集權加經濟自由是否應該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圖景。更加嚴重的問題還在于,當人們滿懷激情地總結和提倡"東亞模式"的時候,這一模式正在裂變、崩潰和消失。對目前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和金融危機作出全面的評價,現在還為時過早。但是,顯而易見,造成這一危機的原因顯然不僅僅局限于金融監管不嚴和國際"熱錢"作孽等技術層面,而且涉及制度層面和價值層面。東亞各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功勞,以往顯然被夸大了。地緣政治、歷史機遇、外來援助等可待而不可求的暫時性因素,被"東亞模式"的倡導者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跡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戰時代的產物。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為了扼制共產主義的擴展而慷慨地給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轉讓技術并單方面敞開市場。在冷戰結束之后逐漸形成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中,歐美各國顯然不再那么慷慨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實際上,當約翰遜在80年代初將日本通產省作為典范介紹給世人時,日本經濟官僚頭上的光環早已在日本民眾的心目中剝落。通產省和財政部的一流官僚在80年代以來幾乎沒有什么突出業績可言,倒是貪污瀆職的丑聞不斷。日本這一"東亞模式"的頭號代表在1991年"泡沫經濟"破裂以來一顆不振、無力回天。1977年以來更有"金融危機"的風暴席券亞洲,泰國、南韓和印尼最為慘烈,貨幣成倍地貶值,金融機構及相關企業紛紛倒閉,不得不請求國際金融組織采取急救措施。

世人現在才能冷靜地去面對"東亞模式"的另一面。就連日本最值得炫耀的"終身雇傭"與"團隊精神",也有其陰暗的一面。"終身雇傭"制是以規規矩矩、服服貼貼、任勞任怨為代價的,而且只限于大公司中的一部分工作人員。由于經濟陷入不景氣,很多公司已不再承擔保證員工終身就業的義務,而很多新的青年員工也不再甘愿承受這種束縛、"從一而終"。日本官僚萬能的神話也已破產,神戶地震中官僚所表現出的無能、財政部上層官僚丑聞的不斷曝光,使世人再也無法從整體上對日本官僚表示敬意與贊譽。世人還將批判的鋒芒指向集權的政治體制口印尼、馬來西亞、甚至于新加坡的集權體制,特別是印尼的"家天下"統治,愈來愈顯露其內部的禍害,深為世人所垢病,并終于迫使蘇哈托在屈辱中下臺。

三、東西合壁非坦途

中國人近年來傾心于"東亞模式",與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等國近年來大談"亞洲價值觀"(AsianValues)一樣,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還有"反殖民主義情結"在起作用。中國及亞洲其他受到西方殖民主義奴役的國家在獲得獨立之后都因為對西方霸權的舊仇新恨而不愿心悅誠服地接受西方的技術、制度和思想。這幾年在東南亞掀起的"亞洲價值觀"熱,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因為亞洲各國的文化差異很大,并不存在一套涵蓋亞洲、可資發揚光大的文化價值。所以"亞洲價值觀"這一話語更多地是借對"西方價值觀"的非難來為存在于亞洲社會的一些傳統價值觀念辯護。據稱,當代西方面對經濟不景氣、家庭解體、吸毒盛行、色情充斥、暴力犯罪等"社會衰變"(SocialDecay)現象,政府與社會都無能為力,這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因于西方個人主義價值觀的泛濫和民主制度的失靈(DefficiencyofDemocracy)。因而,自由、人權、民主等西方觀念及相應的制度并不是一定適合亞洲,也不值得亞洲學習與模仿。相反亞洲人的強調的家庭倫理、集體觀念、尚同精神、賢能政府等反而更有利于本地區社會政治的穩定與經濟發展。(14)最先提出這些觀點是東南亞政界和知識界的一些人士,但在西方也不乏支持者。

這些人士提出"亞洲價值觀"這面大旗,立意本有可取之處。畢竟,西方霸權主義必須反對,文化多元主義值得追求。但是,他們所倡導的"亞洲價值觀"至少有四個方面的問題。其一,這些價值觀絕非亞洲所特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亞洲價值觀"的倡導者們強調最多的家庭倫理,在西方社會從古代至"維多利亞時代"也曾具有不亞于亞洲社會的地位。其二,將服從權威、社會政治穩定至上作為"亞洲價值觀"來提倡,有為集權和專制主義政府張目之嫌。其三,將當代西方文化說成是強調個體而忽視群體、喜歡沖突而不講合作,那是一個常識性大誤會。恰恰相反,如果沒有高度的群體觀念和合作精神,西方的團體生活和民主制度,根本不可想象。試想落選的一方采取不合作態度,來個你死我活,民主制度還能存在嗎?其四,諸如和平、尊嚴、平等、自由等價值,是整個人類的共同理想。為要反對霸權主義而拒絕西方的自由民主并無條件地對西方采取對抗態度,那是作繭自縛、自絕前程之舉。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因為那是因噬廢食的非理性選擇。

現在看來,現代化的"東亞模式"雖不失為特定時期的可行之道,但不見得就比"西方模式"更為優越。當然,這并不是說,人類社會的發展就如蘭德公司的福山(FrancisFukuyama)所說,黑格爾關于歷史終結于1806年的論斷已被證實,任何超越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的嘗試都有害無益。100多年來的社會主義運動絕非一事無成,東方各國后來居上的努力也并非徒勞無功。筆者在另一論著的結尾曾這樣詹望未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些精神品性本就更適合于后工業社會而不適合于現代化,當中華民族把握時機迅速走完了現代化的艱難行程時,人們有理由期待中國文明在后現代社會中煥發出新的光芒和魅力。"(16)但是,可以這么說,"東亞模式"市場那一端是學自西方,政府那一端是采納東、西兩種傳統而有所創獲。最近亞洲金融和經濟危機暴露了"東亞模式"的根本弱點,由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官僚腐敗和資源的不合理配置。正是政府與市場的不正當關系出了問題。官僚腐敗、裙帶關系和缺乏透明度是信貸失序、金融市場混亂并給國際金融投機商創造機會的深層原因。

究竟政府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干預和控制市場,這是一個在東西方都懸而未決的難題。自從30年代經濟大危機、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凱恩斯主義的盛行,西方各國政府確實加強了干預經濟的力度。但這只是于18、19世紀"經典自由主義"而論,絕不是說國家比以往享有更大的權力、特別是中世紀意義上的國家權力。。而且,從政府干預經濟的方式這一角度來看,政府服務于市場與社會的原則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強了。簡單地指責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失靈,更加不妥。西方因為礙于人權觀念,確實不能向李光耀所津津樂道的那樣,用鞭刑來減少青少年犯罪、用將涉嫌者通通過拉去驗尿的辦法控制吸毒。但是,這種制度維持社會的動態穩定并給整個社會帶來好處,其功效有目共睹。

這里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是,中國該不該、能不能學習西方以民主自由為核心的政治制度?中國領導人對于民主歷來有兩種絕然對立的說法。一個說法是中國已經建立了比西方資本主義更高的民主制度;另一個說法是中國還沒有條件實現西方那么高的民主制度。就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領導人不斷強調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這一事實而言,第一種說法只是自壯聲威,第二種說法才是真正想法。以"國情"不同或不逮為由而推開民主,近代以來在中國已不知重復了多少回,但沒有人能夠從實證的角度來論證,當今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通訊交通設施等指標)或國民文化教育水平(如識字/文盲公民比例、公民政治信息量等指標)會低于17、18世紀的歐美國家。(18)還有一種擔心是,民主政治不但沒有促進反而阻礙經濟發展。從短期來說,確有這種可能,而且也為許多國家的實踐所證實。然而,從長時期的角度看,民主制度有利于經濟發展,當沒有疑義。西方在近代以來,經濟發展比其它文明遙遙領先,這只能歸功于民主制度。澳大利亞與拉美各國在經濟上拉開距離,最根本的也是靠民主制度。世人注意不多的是,民主潮流近年來正席卷亞洲。日本早就是一個民主國家,并于1993年結束了自民黨獨攬政權的大黨政治,在政治、經濟各方面都沿自由化的方面進行改革。臺灣已于1986年結束,逐步、全面實現了民主政治,并開始清理"黨國資本主義"的后遺癥。南韓不僅結束了軍政府的統治,而且飽經軍政府鐵窗之苦的民主人士被選為總統,正在全力清理政府與大公司之間的不但至今人類還沒有找到比民主制度更有利于社會長期穩定和持續發展的政治制度。

近代以來先進的中國人一直有東西合璧、取法乎上的愿望。這似乎是最可取的努力方向。對文化和制度的明智選擇,本來就應該只問高低、不問東西。亨廷頓(SamuelHuntington)提出,隨著以意識形態和民族為基礎的沖突正在消失或削弱,在未來世紀代之而起的將是"文明的沖突",這顯然是危言聳聽的挑撥之詞。(19)切莫上當。20世紀確是令人驚心動魄的多事之秋,上半葉打了兩場世界大戰和無數次別的大戰,下半葉小戰不斷并且冷戰和核戰爭的陰云一直籠罩著整個人類。但是,就在這個世紀的盡頭,許多原來認為"必然"會導致血流成河的矛盾沖突,諸如冷戰、阿以沖突、南非的種族沖突、北愛爾蘭各派的沖突,等等,都以和平方式得到了徹底的或基本的解決?？磥碚麄€人類確實在長進,21世紀會是另一番景觀。

中國目前特別需要的是駕馭模糊和渾沌的智慧。有一點倒是很清楚:以往那種依賴行政手段支配經濟與社會的體制，已被反復證明是既不可取、也不可行。人類至今還沒有找到完美的市場經濟,也許永遠也找不到,但消滅市場只會使人類的境況更糟。中國人已經嘗夠了以官場代替市場的苦果,但還沒有來得及從理性上清理造成這種苦果的根由;中國人曾經在單一的體制和思想資源中度過30個春秋,潛意識中對絕對確定性的癖好和非此即彼的兩項思維,還會在相當時間內盤旋于腦海。因而必須特別警惕人們由于無法容忍多元狀態而迷戀于向舊體制復歸。

注釋:

①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三聯書店1981年版,第441頁。

②參閱H.D.狄更森:〈社會主義經濟學〉(EconomicsofSocialism),牛津大學出版社,1939年版。

③〈1997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97年,413頁。

④這里借用南斯拉夫改革派的先驅吉拉斯(MilovanDjilas)所提出的概念。在吉拉斯看來,"官府所有制"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所有制,這種所有權從法理上說不屬于如何個人,誰坐在官府的交椅上,誰就是所有者,從而付以支配相應的生產資料并從中得利,一旦失去了官職,也就不再是所有者了。參閱吉拉斯:〈新階級〉(TheNewClass:anAnalysisoftheCommunistSystem),倫敦:安文出版公司1966年版。

⑤強調文化心理的現代化理論源于韋伯(MaxWeber),強調社會結構的現代化理論源于斯賓塞(HerbertSpencer)。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流行的現代化理論,當首推羅斯托(WaltRostow)的"五階段論",參閱羅斯托:〈經濟發展的階段:非共產黨宣言〉(TheStagesofEconomicGrowth:ANon-CommunistManifesto),劍橋大學出版社1962年版。

⑥近來關于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理論總結參閱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社1993年版。

⑦參閱馮崇義:〈羅素與中國〉,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四章。

(8)參閱馬克萊(NMacme):"太平洋世紀:1975-2075?",〈經濟學家〉1975年1月4日;傅高義:(E.Vogel)〈日本第一〉(JapanAsNumberOne:LessonsforAmerica)哈佛大學出版社1979年版;約翰遜(T.Johnson):〈通產省與日本的奇跡〉(MITIandtheJapaneseMiracle),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

(9)參閱柏格(P.L.Berger)和蕭新煌編:〈探索東亞發展模式〉(InsearchofAnEastAsianDevelopmenttModel),新澤西:交易圖書公司,1988年;世界銀行:〈東亞的奇跡〉(theEastAsianMiracle:EconomicGrowthandPublicPolicy),牛津大學1993年版;懷特(GoldonWhite)編:〈東亞的發展導向型國家〉(DevelopmentalStatesinEastAsia),圣馬丁出版公司1988年版;傅高義:(E.Vogel)〈四小龍:東亞工業化的歷程〉哈佛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海倫·體斯(HelenHughes)編:〈東亞的工業化〉(AchievingIndustrialzationinEastAsia),劍橋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艾麗斯·阿姆斯丹:(AliceAmsden)〈亞洲的下一個巨人〉(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Industrialization),牛津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10)參閱列丁(S.G.Redding):〈華人資本主義的神髓〉(theSpiritofChineseCapitalism),紐約:葛雷特出版公司,1990年版。

(11)羅伯特·威德(RebertWade):〈駕馭市場〉(GoverningtheMarket:EconomicTheoryandtheRoleofGovermentinEastAsianIndustialmuon),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版;海倫·休斯(HelenHughes)編:〈東亞的工業化〉(AchievingIndustrialzationinEastAsia),

劍橋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世界銀行:〈東亞的奇跡〉(theEastAsianMiracle:EconomicGrowthandPublicPolicy)牛津大學1993年版。

(12)約翰遜:〈通產省與日本的奇跡扎特別是第1章和第9章。

(13)艾麗斯·阿姆斯丹:〈亞洲的下一個巨人〉。強調政府作用的其它代表作還包括艾培班(R.P.Appelbaum)和杭德森(J.Henderson)編:〈亞太圈里的國家與發展〉(StatesandDevelopmentintheAsianPaciflcRind,賽格出版公司1992年版;懷特編:〈東亞的發展導向型國家〉

(DevelopmentalStatesinEastAsia),圣馬丁出版公司1988年版。

(14)馬哈迪爾(MahathirMohmad)和石原慎大郎:〈亞洲能說不〉,東京:弘文社1994年版;馬布班尼(MahbuaniKishors):"衰微之虞:其他文明能教些什么給西方?"載〈外交事務〉第72卷第4期,1993年9-10月;莎克麗亞·法里德(ZakariaFareed):"文化就是天命:李光耀訪談錄",載〈外交事務〉,第73卷第2期,1994年3-4月。

(15)福山:"歷史的終結?",載〈國家利益〉(NationalInterest)第16期·1989夏。

(16)馮崇義:〈羅素與中國〉,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221頁。

(17)其實,如果考慮到18、19世紀西方各國的經濟與政府進行的戰爭及殖民擴張之間的密切關系,政府對經濟放任自流的說法是很值得懷疑的。

(18)陳師孟等:〈解構黨國資本主義〉,澄社1991年出版。

(19)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載〈外交事務〉第72卷第3期,1993年。（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