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美國有多大經濟差距――兼談匯率偏差與國民生產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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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年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選對了還是選錯了?社會主義在中國，究竟是取得了勝利還是遭到了失敗?

這些問題，對于從舊社會過來的人，以及認真學習過近代史、現代史的中青年人，不成其為問題。因為建國42年，我國已從任隨列強欺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變成了獨立自主、繁榮昌盛，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在美國和歐洲的華人、華僑對此感受最深。過去，他們像美國黑人那樣受到種族歧視，一場抗美援朝戰爭，使美國白人對華人、華僑刮目相看。我國的原子彈、氫彈、一箭三星的成功，使華人、華僑揚眉吐氣。環顧神州大地，已經面目一新，可說是改了天，換了地。我們的生活水平逐年改善，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改善的速度超過世人預料。過去夢寐以求的“四大件”(手表、自行車、收音機、縫紉機)早已不在話下，這幾年的經濟統計公報，連手表、收音機和縫紉機的產量也不再單列了。過去做夢也沒有想過的彩色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照相機、錄放機，已在城市普及。連拉薩的彩電普及率也達到85％，與法國一樣。社會主義道路當然走對了。

但是，隨著對外開放、對外交往的擴大，“社會主義道路失敗論”卻越傳越廣，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主要論點，而且一度使許多人相信了。

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失敗論”者，是把中國的經濟水平、生活水平與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相比，說今日中美經濟差距有六七十倍，所以說社會主義失敗了。普通老百姓看到，美國(以及日本、西歐)來華工作、旅游的人，花錢很闊綽，住的是大賓館，吃飯、坐車、買東西時，大把鈔票往外掏，人人都像舊社會上海的大資本家；而中國人去美國則顯得很寒磣，一個工程師一月的工資換成美元，還不如美國工人一天的工資高，比美國失業工人領的救濟金也差得遠。他們難以解釋這差距，于是慨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雖然成就巨大，與資本主義相比就顯得渺小，所以社會主義道路失敗了。

的確，中國(以及第三世界的許多國家)的經濟與美國相比，差距是巨大的。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種差距被夸大了、膨脹了。國外新興的經濟學——“發展經濟學”早就作了分析解釋，我國那些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既不懂又不學，用一些胡說八道蠱惑群眾，還互相吹捧為“著名學者”、“知識精英”。

比較典型的是上海《世界經濟導報》1988年組織的關于“球籍”的討論。欽本立一伙說，改革10年，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老在300美元上下徘徊，與西方的經濟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越拉越大。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1980年時相當于日本的四分之一，1985年下降到只相當于日本的五分之一，按人口平均計算只有日本的幾十分之一。他們由此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失敗了，改革開放也失敗了，中國快要被“開除球籍”了，只有一條路——搞私有化，走資本主義道路。

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依據的是世界銀行每年公布的《世界發展報告》。可是，如果不是他們故意斷章取義，便是他們沒有把世界銀行報告讀懂。

世界銀行每年發表的報告，是一本厚達250頁的大書，其后面部分(約80頁)全是統計圖表和技術注釋，是頗具權威的。其中有各國國民生產總值(簡稱GNP)統計表，其計算方法，被稱為“世界銀行圖表集方法”，又叫“匯率法”，在世界上影響很大。

在《世界銀行圖表集》中，我國歷年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簡稱“人均GNP”)如下表：

1980年290美元

1981年300美元

1982年310美元

1983年300美元

1984年310美元

1985年310美元

1986年300美元

1987年290美元

1988年330美元

然而，就在同一圖表的另一欄里，赫然寫著：在1980—1988年間，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實際增長率為9．2％，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遞增10．3％，是全世界最高的。同期，日本年均實際增長率為4．0％，美國只有3．1％。

多奇怪，同一圖表中，在“絕對值”欄里，美國、日本的人均GNP年年上升(其中的日本是跳躍式上升)，1992年已超過2萬億美元，中國的人均GNP卻老在300美元上下徘徊；而在：人均GNP年均實際增長率”欄里，中國的增長速度卻比美國快2倍，比日本快1．3倍。這不是矛盾的嗎?

美國《紐約時報》記者遍游中國采訪調查后，從貴陽發出一條電訊，開頭就說：“世界對中國最大的誤解，就是把中國看作人均GNP只有300美元的國家。”

其實，世界銀行的經濟專家是很高明的，并末“誤解”中國(以及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水平，他們另辟“實際增長率”一欄，就有深意在焉。他們早就發現，他們計算各國GNP的傳統方法——“世界銀行圖表集方法”弊端很大，準備改用另一種方法，只是一時還沒改過來。

世界銀行報告附的“技術注釋”里，年年都說明，它列出的各國人均GNP是估計數，方法是以各國貨幣與美元的官方匯率的三年平均數為匯率，除各國用本國貨幣統計的國民生產總值，這樣得出來的(所以這種方法又叫“匯率法”)。它一再申明：“按美元計算的人均GNP……并不能代表或作為衡量一國福利或發展成就的尺度。”因為“把官方匯率換算成本國貨幣對美元的數字這一做法，不能反映與這些貨幣相應的國內購買力”。

80年代，我國國民生產總值(GNP)以每年9％的速度遞增，而按美元計算的人均GNP卻老是徘徊于300美元，主要原因是人民幣對美元多次貶值。從1980年到l987年，人民幣的官方匯率從1．53元換1美元(年末中間價，下同)，依次調為1．75元、1．92元、1．98元、2．80元、3．20元、3．72元換1美元。至U1991年，已貶到5．40元換1美元。U91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19580億元人民幣，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比上年增長7％。1991年全國有人口115823萬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690元人民幣。如果用官方匯率(5。4元換1美元)來除，等于人均313美元，比U82年(310美元)只多3美元。

是不是人民幣自身貶值造成的呢?不是。80年代我國的物價上漲幅度的確很大，使人民幣在國內的實際購買力下降了。但是在同期里，美元貶值幅度更大，美元在國內的實際購買力下降更多。據統計，從1980年到1987年，中國消費物價指數上升34．8％，美國的消費物價指數上升37．9％。如果按國民生產總值價格指數計算，美元貶值更多。根據美國商業部和中國統計局的材料，以中美兩國1978年各自的GNP價格指數為100，到1987年時，中國上升到14l．0，美國上升到161．8。

真正的秘密在于“匯率偏差”，即貨幣的匯率偏離了貨幣的幣值，沒能反映貨幣的真實價值。

由于許多人(包括那些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著名經濟學家”)不了解“匯率偏差”，需要多費些筆墨來做解釋與說明。

一國貨幣的幣值與它的匯率，雖有聯系，卻有差異，有時偏離很遠，成為兩碼事。

貨幣的幣值，過去指貨幣含金量，即：可在本國中央銀行(發行鈔票的銀行)兌換多少黃金(或白銀)。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后，多數國家都因通貨膨脹而取消了金本位制，使鈔票與黃金脫離關系。到二戰結束，只剩下美國一國，還把美元與黃金直接掛鉤。當時，美國擁有世界黃金總量的80％，美國宣布，任何人都可以用35美元向美國聯邦銀行換取l盎司黃金。因此，美元被稱為“美金”，美元成為世界貨幣。后來，美國財政年年虧空，對外貿易逆差增加，黃金儲備銳減，美國只好使美元對黃金貶值，并限制“美元兌換黃金”。隨后改為，只準外國中央銀行用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1973年，美國連這也支持不住了，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讓黃金價格自由波動。現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國的貨幣實行金本位制，所以，現今所謂貨幣的幣值，指的是它在本國的實際購買力(包括商品與服務)。

貨幣的匯率，指本國貨幣能兌換多少外國貨幣(一般指美元)。匯率是由供求關系、對外貿易狀況、國際收支狀況來決定的，所以常常偏離幣值。在各國貨幣都與黃金(或白銀)掛鉤時，匯率偏離幣值的幅度較小；在各國貨幣都與黃金(或白銀)脫鉤的今天，匯率偏離幣值的幅度可能很大，如脫緝之馬偏離跑道。

用一句通俗易懂但可能不大精確的話說，“現今匯率的升降，主要是看誰求誰。你有求于他，你的鈔票就貶值；他有求于你，你的鈔票就升值”。具體說，急需外國貨幣去購買外國商品的國家，急需外幣去償還外債的國家，對外貿易逆差大的國家，國際收支逆差大的國家，本國的鈔票就會對美元(因為它是世界貨幣)貶值。如果上述情況反過來，本國貨幣就會對美元升值，想擋住也難以擋住。匯率的升降，與本國鈔票在國內的實際購買力的升降沒有多大關聯。

降低或者提高本國鈔票的匯率，是政府調節進出口的一個重要手段。匯率下降了，本國鈔票對美元貶值了，可以刺激本國商品出口，抑制外國商品進口。比如：一雙鞋在國內賣10元，運到國外賣1美元，如果匯率是10元換1美元，鞋廠把鞋拿到國內賣與拿到國外賣，所得的錢相等，它就不熱心于使鞋出口；現在匯率降為12元換1美元了，這種鞋在國內國外市場上的售價都沒變，鞋廠把鞋運到國外賣1美元，用這1美元到本國中央銀行換得的卻是12元。鞋廠出口一雙鞋可以多得2元的超額利潤，就會積極地把鞋出口外銷。同樣道理：一部外國機器標價l萬美元，在匯率為10元換1美元時，國內廠家用10萬元換1萬美元，就能買回那部機器；現在匯率降為12元換1美元了，廠家得花12萬元換1萬美元才能買回那部外國機器，等于那部機器漲價20％。這會迫使廠家考慮，不買外國機器而買本國機器。

近一二十年，美國對日本的貿易，每年都有七八百億美元逆差；日本一些高技術產品比美國好，甚至是美國生產不了的。所以，美元對日元貶值，日元對美元升值。以前是203日元換1美元，80年代中期升值為130日元就換l美元。在世界銀行圖表上，按美元計算的日本人均GNP已高于美國，但日本人承認，日本的實際人均GNP只相當于美國的七成左右。聯合國調查，日本實際人均GNP為美國的74％，世界銀行調查為68％。這就是“匯率偏差”造成的，只不過偏向日元，使日元的匯率大大高于日元的幣值(在本國的實際購買力)。日元升值后，西方各國駐日本的外交官和商人叫苦連天，埋怨東京物價太貴，生活費用太高(世界第一)，受不了。道理很簡單，過去用1美元可以在東京買203日元的商品，1990年用1美元只能在東京買到130日元的東西，等于工資減掉1／3，怎不叫苦!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急需美元，以便從美、日等西方國家進口先進的機器設備、高技術產品和專利技術；而我國能出口換取美元的，主要是農產品、原料、材料、半成品和低技術產品。我們明知這些初級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被壓得很低。為了換取美元，只能忍痛出口。為了鼓勵出口，所以人民幣連年對美元貶值，1992年貶到5．4元人民幣換l美元。這十幾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用美元計算的人均GNP老在300美元上下徘徊，原因就在這里。

我第一次聽到“匯率偏差”，是在1986年。那一年，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訪華，對我國領導人說，以他為首的美國20幾名高級專家組織的委員會，仔細研究了中國經濟，發現人民幣在中國的購買力與美元在美國的購買力是相等的，按實際購買力算，1元人民幣等于1美元，中國的經濟水平被嚴重低估了。

還有一件事可以印證。當時我正在采訪三峽工程，碰到一個問題：按照我國專家計算，三峽工程(150米低方案)大壩的造價為150億元人民幣，而美國專家算出的造價為150億美元。于是，反對興建三峽工程的一些人大嚷，指責我國專家做的預算打了埋伏，故意把造價往低處說，用來“釣魚”。我去問水利電力部部長錢正英，她正好完成了這項研究。她在中美兩國各選了幾個規模相同的水利工程，要來了這些工程的預算決算，用電子計算機來研究，發現一個規律：在美國需要10億美元才能建成的工程，在中國只需要10億元人民幣。錢部長對我說，由此可見，我國專家對三峽工程造價的計算沒錯，美國專家的計算也沒錯。她談得很高興，我聽得也很高興。我從中悟出一個道理，基辛格他們的算法是對的，．就工程建筑而言，也是1元人民幣等于l美元。

1990年亞運會時，有關方面說：北京亞運工程的規模與漢城奧運會工程規模大體相等，韓國花了24億美元，我國只花了21億元人民幣。我看，這不僅反映了我國工人的聰明才智與奉獻精神，也證實了錢正英同志的計算。

1991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經濟學教授、前美國財政學會會長梅農·戈登，與中國留學生羅飛、王爭平合作寫成了一個長篇研究報告。他們認為，即使按l978年時人民幣的官方匯率(1．68元換1美元)不存在匯率偏差，由于美元在美國的貶值幅度大于人民幣在中國的貶值幅度，所以，按國內實際購買力(即幣值)計算，l987年時，l元人民幣應當等于1．47美元。

有些同志不相信會有這樣大的“匯率偏差”。他們說：5．4元人民幣換1美元是中國人民銀行1992年的官方牌價，黑市上的價格是6元人民幣買1美元，最高時達到過8比1。由此可見，人民幣的官方匯率定得并不低。

是的，黑市上的美元價格更高。但這只能說明，黑市上的“匯率偏差”更大。

要明白這個道理，不需要特別請教金融專家。把中美兩國市場1992年初的價格作一對比，就懂得了。

1992年初，一件中國產的襯衣在中國市場賣20元，在美國市場上至少賣60美元。以襯衣價格算，1元等于3美元。

男子理發，在北京是1．2元，貴的不過2元。在美國同等理發店里，至少要10美元。以理發計，1元等于5美元。

一部美國電影在美國放映，票價是20一30美元。把它買來譯制成華語對白，在北京的高級電影院放映，票價不超過2元。以電影票計，1元等于10一15美元。

如果算吃飯、吃菜、坐火車、住房、醫病，1元人民幣等于一二十美元。

但是，在美國賣300美元一臺的錄像放映機，在北京市場上至少賣3000元。在美國市場賣250美元一部的18英寸彩色電視機，在北京要賣2500元。以彩電、錄像放映機價格計，要10元人民幣才等于l美元。(原因是我國的電子工業比美國落后，經營管理差、勞動生產效率低，產品質量不如美國而成本卻很高，所以提高進口關稅，用以保護本國電子工業)。

如果算進口的洋酒、化妝品，以及外國名牌皮帶、皮鞋、牛仔服之類的價格，可能要幾十元人民幣才相當于1美元。(原因是國家用高稅收控制這類奢侈品進口。此外，國營商店高價出售這類商品可以為國家回籠貨幣，增加收入。)

普通美國人無求于人民幣，不會貪圖便宜而專程跑到中國來，用美元換人民幣去理發、看電影、吃飯、住房、醫病、買襯衣，所以這些商品和服務的低價格，不會反映到匯率上。也就是說，不會因此而抬高人民幣的匯率。

相反，中國許多人追求美元，以便從國外買回彩電、錄像放映機、攝像機等等高技術產品，于是把美元價格抬高了。

倒兒爺們1990年以6比1的價格，在黑市上花1800元人民幣買到300美元，若能用走私、套購等法從國外買回一臺錄像放映機，就能在北京市場賣得3000元人民幣，一轉手賺1200元。這就是黑市美元價格高的原因。1988年最高時，黑市美元曾暴漲到用8元人民幣買1美元仍有錢賺。這些年國產彩電、錄音機、照相機、電冰箱、洗衣機的質量過了關，價格也合理，一般人家不需要換美元去國外買，1990年美元的黑市價格回落，連續幾年穩定在1比6上下。

我國每年有成千上萬大學畢業生報考“托福”，想去美國留學。考“托福”要交40美元報名費。于是每到報考“托福”的季節，黑市美元便上漲。

黑市美元價格上漲太高，就會拉動國家銀行的外匯牌價，使人民幣匯率降低。

世界銀行早就察覺了“匯率偏差”問題，早就發現用“匯率法”(即“世界銀行圖表集方法”)來衡量各國國民生產總值帶來的偏頗。他們準備采用聯合國的新方法——“國際比較項目方法(簡稱ICP方法)”，又叫“購買力平價法”。其方法是：列出各國人民都需要的151類500種商品和服務項目，用加權平均法算出各國貨幣在本國的實際購買力(真實幣值)，然后按幣值(而不是匯率)將各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換算成美元數。世界銀行已將這種比P方法運用于60多個國家，之所以沒有在全部國家運用，一是復雜，技術上有困難；二是一些發展中國家不贊成改用ICP方法。因為在世界銀行里，人均GNP400美元以下的國家，可以享受許多優惠。以印度為例，按傳統的“匯率法”計算，印度的人均GNP只有246美元，改用ICP方法計算則是872美元，兩倍于400美元這條線。日本的人均GNP，若改用ICP方法計算，則大幅度下降。

除了“匯率偏差”，還有產業結構不同、統計口徑不同，也影響國民生產總值的計算。

所謂“國民生產總值”(GNP)，是指一國居民在國內和國外的生產與服務的總和。

西方國家都輸出資本，在國外(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有大量投資，賺取利息和利潤；加大了本國的GNP。比如，日本在國外的投資高達3500億美元，1988年所得利息和利潤為811億美元，比我國全部出口產品賣得的錢(1990年620億美元)還多。我國在國外的投資極少，勞務輸出的增長雖快，所得工資不多。

我國的第三產業(服務業)至今仍很不發達。1987年，美國的GNP中，第一產業占2．1％(中國占到28．2％)，第二產業占34．6％(中國46．2％)，第三產業占63．3％(中國只占到25．6％)。

農民出售糧食、肉類的價格，我國高于美國(按1元人民幣等于1美元算)。加工成食品，尤其是端上飯館餐桌，美國價格就遠高于中國。美國人買制成的食品來吃的多(這反映他們的生活服務水平比我們高)，食品工業發達，加大了美國的GNP。

住房開支是美國的一個大項，占美國家庭收入的20—30％。這是要計入GNP的。我國的房租很低，只占家庭收入的1％左有。我有一個學生，小兩口在北京新建的高層公寓里住一室一廳帶廚房、衛生間和陽臺的套房，1991年時每月付房租5元。她到美國留學寫信來說，她與一位女同學合住一間12平方米的小房，每人每月交房租210美元，倆人共交420美元。也就是說，北京這套住房每年給中國創造60元GNP，美國那間小房每年給美國創造5040美元GNP。

第三產業包括很廣。商業、金融、教育、科研、醫療、訴訟、咨詢等等都算服務業。連國家財政支付的(我國叫“吃皇糧的”)議員、政府官員、雇員、軍隊、警察人員都算服務業。計算方法是，政府給了他們多少工資，就算他們提供了價值多少錢的服務，給國家創造了多少GNP。

越是經濟發達的國家，“吃皇糧的”越多。美國等24個發達國家，平均占總人口的7．1％。他們的工資高，計入GNP的也多。我國“吃皇糧”的人數少(約占總人口的2．8％)，工資又低(但其他收入和福利多)，計入GNP的也少。

醫生看病的診費是計入GNP的。我國的診費極低，北京協和醫院的診費(掛號費)長期是3角，1992年才提高到5角，根本不在話下。在美國，醫生給病人看病，動輒幾十美元，生病是家庭一大災難。西藏來的朋友給我講，拉薩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對美國夫婦是中學教師，去拉薩旅游，住、吃、用、玩、買東西都很闊綽。一天，由于高山反應和勞累，妻子突然休克，倒在八廓街。當地居民立即抬她去醫院。醫生急救后要她住院治療一周。夫妻倆堅持不肯，硬要立即出院，后來才亮底：付不起住院費和醫療費。醫生拿價目表給他們看，他們不相信會那樣便宜，以為是哄騙他們的。最后，醫院院長親筆寫下書面保證，那位美國婦女才留下住院治療。一周后出院，果然只花了很少一點錢，折成美元簡直微不足道。這對美國夫婦千恩萬謝，感嘆不已。

律師收律師費，咨詢公司收咨詢費，都要計入GNP。我國的律師收費很低，全國加起來也不足掛齒。美國的律師收費很高，與律師談話按時間收費，一小時要幾十上百美元。如果是財產官司，律師幫你爭得的財產，他要取30％。這也加大了美國的GNP。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學生交學費，計入GNP。美國大學收的學費很高，最便宜的州立大學一年要6000美元，名牌大學一年高達6萬美元，全國的學費總數頗為可觀。1992年前，我國大學生基本不交學費，GNP里沒有這一項。

教育、科研也屬服務業、第三產業，其GNP的計算方法是，花了多少教育費、科研經費，就算創造了多少GNP。美國在這兩方面的數額都比我國大許多倍。(順便說說，1986年時，方勵之在一些高等學校大講：不是政府撥給學校多少教育經費，而是學校給政府上交了很多錢。他那套“理論”就是從這里來的。他只知道美國的教育事業計入了國家的GNP，不知道那是帳面上的數字，并非“上交”數)

那么，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GNP)究竟是多少呢?與美國的差距有多大呢?我國沒有專門機構研究，這里只引國外權威機構、權威學者的意見。

l984年，世界銀行派經濟考察團來我國考察，他們所寫的主報告《中國：長期發展的問題和方案》認為：“發達國家的實際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約比中國高10倍。”據他們估算，中國1984年的人均GNP為1100一1600美元。中國與美國(1984年人均GNP為15540美元)的差距為1比9到1比14之間。(見1991年1月2日《經濟日報》)。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兩位經濟學家用“購買力平價”計算，得出結論：以美國為100，則中國為19，聯邦德國為84，法國為79，日本為77，英國為66，意大利為54，印度為7。中國與美國的差距為1比5．3。(美國《幸福》雜志1987年9月14日號)。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梅農·戈登與中國留學生羅飛、汪爭平臺著的長篇報告《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國際比較》，詳細分析了我國的三大產業，計算了我國商品和服務的總量與價格(對我國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打了很大折扣)，得出結論：1987年中國人均GNP應為1707．7美元，與美國的差距為1比10．7。他們認為，中國的主要問題是農民太多，耕地等農業資源太少，因而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太低(農民人均GNP為400美元)。如果只算非農人口，中國的人均GNP為7804美元，高于臺灣省和韓國。

聯合國國際開發署1990年的人文發展報告，公布了用購買力平價法測算的130個國家的人均GNP，報告認為：1987年中國人均GNP為2124美元。中國與美國(17615美元)的差距為1比8．3，與日本(13135美元)的差距為1：6．2。

1991年12月17日《紐約時報》把中國人均收入定為1000一2500美元。美國《幸福》雜志“精確計算出”1990年中國人均收入為2472美元。香港《鏡報》月刊1992年第二期文章，列舉了西方經濟學家的許多研究報告后說：“由此推斷，中國人均收入在2000美元以上之說，絕不為過。”(喻按：他們說的是“人均收入”，換算成“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將更大)。

世界銀行1992年報告，第一次公布了該行用購買力平價法計算的1990年各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中國是1950美元，與美國的差距為1：11，與日本的差距為1：8．7，與意大利的差距為1：7．5。

綜合國外專家們的分析研究，以實際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計算。中國與美國1990年的經濟差距不會超過1比11。美國大約是中國的11倍。

由于美國的軍火工業、航天工業比重很大；美國又是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國家，而人均GNP是把億萬富翁與窮光蛋拉在一起計算，所以，中美兩國普通老百姓的實際生活差距，小于1比11。有人估計為1比8。

為什么美國等西方國家來華旅游的人顯得那么富，而我們去西方顯得那么窮呢?現在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了。

—、美國1990年的人均GNP是我國的11倍，人均收入也是我們的好幾倍。這是根本原因。

二、美國等西方國家來華工作、旅游的人，多屬“中產階層”或“白領階層”，窮人是來不了的，“藍領階層”來的也很少。我國能出國訪問、工作的人。多數也是知識分子、干部和技術工人，應為“白領階層”或“中等收入階層”，但我國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嚴重，“腦體收入倒掛”或“腦體收入一樣”的問題至今沒有解決，“白領”與“藍領”的收入差不多。拿著中國“藍領”的工資去與西方的“白領”打交道，差了一大截。

三、“匯率偏差”問題。保守地估計，1990年時，按實際購買力算，人民幣與美元至少是l比o．8，而匯率卻是5．4比l。美國等西方人來中國，占了匯率上的便宜，等于手上的鈔票突然膨脹了四五倍，所以顯得很富(我國一些賓館客房、飛機票、火車票實行雙重價格，對外賓收高價，就是要抵銷一部分匯率偏差)；我們中國人去西方國家，在匯率上要吃大虧，等于手上的10元鈔票突然縮小，變成了l元或2元，怎能不窮?

日元與美元是另一種“匯率偏差”，日元的匯率大大高于日元的幣值。日本人用日元換成美元，到中國后用美元換成人民幣，等于手上的鈔票突然膨脹7倍，所以顯得比美國人更加財大氣粗。中國人到日本，吃一碗普通面條，折合人民幣15元以上。靠中國的收入在日本生活，簡直活不下去。

我與科技界朋友交談時，常講一個“如果”。我說：如果我國的科技和工藝能超過美國、日本、德國，我們有一系列高新技術產品是他們非花錢來買不可的，不是我們急需美元而是他們急需人民幣，致使“匯率偏差”倒轉過來，1元人民幣換5．4美元；那么，我們取出2000元人民幣存款(這是許多人能辦到的)，就能兌換11000美元。用這筆錢去美國旅游一圈，也會是風風光光的。

科技界朋友聽了笑著點頭。不過，這大概不是二三十年時間能做到的。

說來有趣，本書尚未脫稿，新情況出現了。從莫斯科等地回來的朋友對我說：你的“如果”已經在獨聯體各國和東歐各國變成現實。蘇聯、東歐劇變后，經濟混亂，商品奇缺，急需中國商品，他們的貨幣對我國人民幣大幅度貶值。人民幣在那里成了“第二美元”。中國人帶500元人民幣再提幾瓶廉價的“二鍋頭”酒，就能在那些國家風風光光游一圈。我國留學生突然成了“大款”。北京的小販去那里成了“闊佬”，住高級旅館，進高級餐廳大吃大喝……。這就是“匯率偏差”帶來的。由于這不是憑高技術產品取得的商業競爭勝利，我看這種“匯率偏差”長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