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主義烏托邦的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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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體系已隨著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而永久地逝去了。

經歷了當時的痛快淋漓、欣喜異常的狂熱，品嘗到了“資本主義頭啖湯”的唾余，見識到了資產階級國際主義者的真實嘴臉，再以較為公正與冷靜的心態來回顧曾經經歷過和熟悉的卻已永久逝去的一切，卻發現，原來感覺不堪忍受，力圖擺脫的種種禁錮，其實也是對我們的某種保護。

從歷史的一般經驗來看，各個方面對人們禁錮得最為厲害的社會同時也就是在各個方面對人們保護得最為嚴密的社會，當然肯定就是人們最為厭惡，極力要擺脫的一種社會了。

最終，我對那些高尚正直，為了至高、至美與至善的理想與事業奉獻出了自己最寶貴的一切——青春、熱血甚至生命的人們恢復了敬意。他們并沒有沉溺于權勢之中，擺脫了低級欲望，永懷自由與平等、博愛亦博恨的信念，為之浴血奮斗，一往無前。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他們的偉大理想與壯麗事業因人性與智慧的限制而不可行，但豈可因此而痛加詆毀，而忘了所有幸存的人，所有后來的人都因他們的奮斗與犧牲而深受恩惠？

道德理想的破滅，難道就可以毫無顧忌地大力提倡非道德甚至是反道德的理想嗎？！

某些人一貫陶醉于高舉大旗的榮耀，一旦發現這面旗幟不那么光彩奪目了，馬上就換一面大旗！反正就是要高高舉起，根本不愿意退隱到一個安靜的地方去反思！

暴力革命是弱者與窮人的極度反應

共產主義革命的實質是弱者與窮人對邪惡強權的反抗，是對不公正與不平等現象的最激烈的抗議。它的最高理想是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個個幸福的社會。

那些崇尚以強凌弱和以智詐愚等邪惡行徑的野蠻社會的所大力提倡的種種巧取豪奪、鯨吞蠶食、聚斂無度與發家致富的理想究其實質不過是些原始欲望罷了。卻還恬不知恥地聲稱這些原始欲望是具有先進性與合理性。兩相對照，這個偉大理想比那些殘酷野蠻的原始欲望不知道要高尚多少倍了。

共產主義革命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弱者與窮人對當權者最為痛快淋漓的一次大復仇。這場革命不僅從肉體上幾乎徹底消滅了原來的統治階級，而且按照弱者與窮人的立場與“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觀點改寫了歷史，營造了革命者與反抗者的法統，把歷代統治階級的家譜扔到了一邊。

那些在極度殘酷的斗爭中幸存下來并且贏得了勝利的人，心中永懷著極度的仇恨。原來他們不過是想對私有制做出“限制”，并不是要“取消”，只是希望那些富人們能稍稍大方一點，仗義疏財，有飯大家吃。不料那些富人們把財產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為了永遠保持自己絕對有利的政治經濟地位，不惜誅殺一切敢于染指者。

“正是白色恐怖的無比殘暴，這才在后代‘要革命的人們’中間留下了這樣一個無可辯駁的命題：‘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暴’。”（《顧準文集》，367頁，貴州人民出版社）你不仁，我不義，最后就訴諸徹底推翻，永久消滅了。

消滅私有制這個提法，據有的學者考證馬克思從來沒用過，這應該是事實。但是處于極度仇恨中的人們把這一個界限給突破了。（見《書屋》2000年第九期，《〈共產黨宣言〉中一個原文詞Aufhebung的解釋和翻譯管見》，李桐）

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來個天翻地覆，讓“大地象陶鈞一樣翻轉起來”，讓最卑賤的成為最高貴的，讓最高貴的成為最卑賤的！“越窮越革命，越窮越光榮”，把過去的一切丑惡徹底埋葬，在一張干干凈凈的白紙上面任意揮灑，建立一個“最小最卑盡綢緞，男著龍袍女插花”的無比幸福美好的人間天堂！

“殺盡不平方太平”，“均貧富、等貴賤”，“分田地，打土豪”等等諸如此類的殘酷行為不過是弱者與窮人的極度反應罷了。無非希望通過采取這些激烈的措施畢其功于一役，一勞永逸地結束貧富分化與強弱對立，殘酷競爭與無情淘汰的局面。

人性與階級性

革命者要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打倒反動派的統治，必然懷著壯烈的情懷、崇高的信念，鄙棄物質享受，蔑視榮華富貴。只有戰勝這些低級欲望，突破庸俗的生活境界，人們才能獲得為偉大的理想與事業獻身與奮斗的激情。

經過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打倒了驕橫霸道與不可一世的反動統治者，終于可以告往圣，慰先烈了——“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革命成功后，建立了一個“嶄新”的社會。似乎革命者真的有改天換地的本領，真理在胸，法寶在手，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寫了歷史，馴化了人性——“撥開烏云見天日”，“六億神州盡舜堯。”

只是革命者眼見新一代成長后，照樣沉浸在庸俗的生活境界中，追求聲色之好，向往當大官發大財出大名，不由得心急如焚。為了防止新社會重蹈舊社會的覆轍，自己的畢生心血就毀于自己的兒孫之手，不得不永久進行革命傳統的再教育了。

這樣才對那些繼承革命傳統的種種說教有所理解，有所同情。無非是要下一代永遠保持“對一切不平等的現象疾惡如仇與對一切強權同仇敵愾的感覺”，與革命先輩抱有同樣的感受與同樣的理想，以求江山永不變色。

這樣才能理解為什么當年提倡到廣闊的農村中去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在勞動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觀；種種憶苦思甜的拙劣教育方式等等諸如此類。這樣做無非是希望青年一代通過這些方式體驗一下底層階級的痛苦，從而對他們產生同情罷了。

這樣也能夠理解在某個已逝去的特殊年代里，為什么最高統治集團刻意從最普通的工人農民當中栽培國家領導人。任何一個明智的人都可以看出這些人的才智與修養不足以當此大任，偉大領袖與那些革命家們見不及此，難道他們連普通人的智慧都沒有了嗎？這些看起來荒唐輕率的舉動其實蘊含了最嚴肅與最高尚的理想，即革命黨人要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永遠作人民群眾的代言人，永遠保持政權的人民性與革命性。實現這個理想的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直接從工人與農民中尋找革命政權的接班人了！

但是任何人如果不是處在弱勢的地位上，就不會與弱者有相同的感受，就不會同情與尊重他們，更不可能與弱者共享志同道合與同仇敵愾的感覺，而這是將弱者與窮人組織起來鬧革命所必不可少的。歸根到底，人們只有在經歷了極度的仇恨、極度的失望、極度的羞辱與極度的痛苦之后才會產生鄙棄一切低級欲望，痛恨一切不平等現象與打倒一切強權的動力，才會自覺自愿獻身于高尚的理想與投身到宏偉的事業當中去，并且由此才能獲得革命領袖所必備的大道德、大智慧與大勇氣。

試圖通過說教者的不斷的灌輸與偉大領袖的耳提面命來復制合格的革命接班人的做法，恐怕是過于高估宣傳教育與示范的威力，過于低估人的劣根性了。人之善變，隱惡而揚善，隱真而示假，知易而行難，史有明鑒，革命者卻置若罔聞，一意孤行，焉能不敗！

在新社會里人人必讀的那些革命先烈與革命英雄們用鮮血與熱淚寫成的書，語言無味，面目可憎，讀之令人頓生不快。其實這是因為他們的心中蘊藏了巨大的仇恨，以至連美感、平衡感與幽默感都喪失了。革命者恨不得將自己的一切仇恨都統統灌輸進下一代的腦子里，但是下一代早就有了另一套格格不入的想法了。

沒有對屈辱地位與不平等感覺的刻骨銘心的體驗，這一切對于青年一代接班人來說是不可思議與無法理解的，因此革命者就只能把革命的激情與平等的意識強行灌輸給下一代了。不過最后的效果卻是——在青少年看來，對他們進行強行灌輸的這幫成年人，才是真正的反動派，才是真正最可恨的人！因為這些人阻礙了“青年的力量，青春的力量！”

隨著情欲與權力意志的覺醒，在青年一代的心目中，當大官發大財出大名永遠具有無比的誘惑力。在革命的激情與魅力還沒有完全消失的時候，他們可以將這些鄙俗的念頭暫時壓制下去。但是當他們一旦在現實的利害沖突與政治權力斗爭中醒悟過來后，悲嘆被愚弄被利用被耽誤之余，就以時不我待的急迫感與舍我其誰的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到這一切角逐中去了。

利害關系與權力結構不可改變

社會主義理想就其本質來說并不過分高遠，它的無非就是——誠實的勞動與正直的生活，有做人的尊嚴，有閑暇的時間，來求得人的全面發展。但實現這些目標的條件卻與利害關系與權力結構的存在與運行相悖。

仔細分析“絕不拉下一個階級兄弟”，“先進幫助后進，共同進步”，“反正共產黨不讓餓死人”等等諸如此類的真摯樸素的宣傳與算計，發現其實這不過是弱者希望盡一切努力制止社會地位與權力的分化的善良愿望。

但是就利害關系而言，人們只有在共同遇到極大的危險時，才愿意互相幫助，互相體貼，為的是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戰勝當前的困難，危險過后又會形同陌路人。“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若左右手”，上岸之后則各為其國，刀兵相加。

人們只有在巨大的屈辱、痛苦與仇恨中，才會在政治斗爭中投入絕大部分精力，克制自己自私自利的本性與壓抑自己的低級欲望，聯合一切與自己有相同利害關系的人，以求實現美好的理想，改變自身的處境。在這種萬眾一心，同仇敵愾的狀態下，社會主義的理想的實現變得有極大的可能性。

只是人們尤其是青年一代在永久獲得了相對有利的政治經濟地位后，就會認為這一切是理所當然的權利，不再需要以一種永遠高昂的激情與堅定信念去爭取與維護了。對于他們來說，生活不再是斗爭，而是不斷的享受，以至于比其他人少享受了一點就憤憤不平。心里永遠在算計是不是少分了社會主義的紅利，為了萬無一失，最后就按照社會主義條件下利潤最大化的原則按酬付勞了。

從權力結構的角度來看，弱者要聯合起來反抗強者，必然要有一個或一群才能卓著的人來充當領袖，以便能團結與率領弱者去爭取相對較好的處境，這個領袖或領袖集團就會處在一個各方面都較原來為好的地位上。但是這些領袖們也許就會發現，如果能維持這種相對有利的地位，還去革命干什么？不如就與既有政治勢力相妥協，全力維護這種地位算了。

另外一種情況是，革命接近成功時或成功了以后偉大領袖就把當初的誓言、許諾與革命理想拋到九霄云外，全心全意追求至高無上的權勢，鞏固自己的權力法統，并且大殺不識時務與功高震主者。

二十世紀的最新表現則是，革命成功了以后，革命者集團慢慢地蛻變，變成新的舊式統治集團，新社會最后就向舊社會全面回歸，以至又需要來一次革命。

歷史上還存在過一種特殊的情況，如果一個強烈平等主義傾向的社會，對其臣民一視同仁，按材授官，就極有可能將各個階層的杰出人才都收羅一空。這樣下去，統治集團本身就會變得無比強大，被壓迫階級要翻身將比登天還難。最后的結局就是這個強大的統治集團肆無忌憚，為所欲為，以至與下層階級結下了不可調和的仇恨，最后統統葬身于王朝末年周期性的大動亂與大屠殺中！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至于某些讀書人，除死記硬背，能說會道以外別無長物，又指望借此謀生，甚至出人頭地。如此一來，就只有依附強者與富人，為他們的強權與財富的合法性搖旗吶喊，從他們的嘴里分一杯羹。就象禿鷲一心希望分享獅子吃剩的獵物一樣，這些人怎么會去為弱者與窮人說話！

當弱者與窮人獲得了暫時的勝利后，精明勢利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那些一時沖動，心存僥幸者，對革命只有三分鐘的熱情。革命政權的嚴厲管制，使他們不能圖逞口舌之利，不能以自由之身侍奉強者與富人，于是深悔所遇非人。身處囚籠之中，只覺度日如年，夜夜盼望自由天使從天而降，將自己救出苦海。一旦形勢有所變動，歡呼雀躍西天極樂世界馬上就要降臨，眼中所見全是一片光明，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奮不顧身向前沖去，哪怕前面是萬丈深淵。好一群自由奔放的領頭羊，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資本在人間。

人性就是如此，認為自己比較聰明能干，就不愿意與其他較為愚鈍的人平起平坐；能說會道者就整天嚷嚷他們理所當然要比那些笨口拙舌者多享受一些好處；覺得自己比較漂亮性感，就一心指望受寵愛，被呵護，以至于受到一點冷淡就憤憤不平，怨天尤人，要移情別戀，離婚改嫁，棄暗投明。

這類人濁氣一涌，慷慨激昂，又是大書火燒某某某，又是表態永遠跟著某某某走；熱血一冷，顧影自憐，又是反思，又是懺悔。豈有它哉？無非就是自憐自艾，搔首弄姿，粉墨登場罷了。

只有那些不可腐蝕與不可收買的理想主義者，才會迷信自由、平等與博愛的原則，真誠待人。只是這些人并不精于算計，更不會拉幫結派，趨炎附勢，見風使舵，借刀殺人。自己的日子并不怎么好過，怎么能夠去幫助別人？這些人如果去從事政治斗爭，或是被人利用，身敗名裂；或是眾叛親離，一敗涂地。慈不帶兵，義不生財，古往今來，無一例外。

學術中立，真的能夠做到嗎？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短。既然打算吃或者已經吃了資本家的殘羹剩飯，不為他們說幾句話恐怕在良心上會感到不安吧？再說也違背普遍的道德律令與神圣的等價交換原則。還是勸百諷一，小罵大幫忙，逢場作戲，點到即止，對得起觀眾吧。

與弱者與窮人的痛苦相對應是強者與富人的幸福，負一加正一等于零。物質不滅，信念永恒，價值中立，太上忘情。殘酷丑惡的現實世界非幾個書蠹所能改變，還是視而不見，無動于衷，超脫于利害關系之外吧。

強弱之別由力量對比與權力結構決定

經典作家所津津樂道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你死我活，不可調和的對立與斗爭從權力結構的角度看來應屬于強弱之間的對立與斗爭的一種表現。但是強者與弱者并不能特指固定不變的人群，強弱之別完全由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以及特定的某個社會的權力結構決定。在共產主義的政治理論體系中，還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這對范疇更能表達這個意思。

革命黨既然已經掌握了政權，當然就不能再稱之為亂黨。但它是否還能如它自己一貫強調的那樣繼續以為勞苦大眾謀福利為宗旨，以無產階級的政治代言人而自居也大有疑問。也許在政治法統上可以這樣強調，但是從利害關系的角度來分析，隨著官僚制與權力等級制的鞏固，革命黨必然在政治上與經濟上與黨外的一切勢力產生不可調和的利益沖突。從力量對比與權力結構的角度來分析，革命黨無疑就是真正的強者，而黨外的一切集團與個人都是弱者。

這樣強弱斗爭也就有了更深刻的含義，不僅意味著革命者集團全面蛻化與變質以至革命者被革命的歷史循環的不可避免。更體現在權力結構一旦確定，將發揮不可抗拒與不可戰勝的威力，以致任何在內部扶弱抑強，利益均沾的改革都會遭到當權派與既得利益集團最為激烈的抗拒。

隨著革命的激情與幻影的逐漸消逝，普通人就會發現掌權者高高在上，既不能監督又不可罷免，現實中種種嚴密的控制措施與不平等的待遇令人難以忍受，極力要加以擺脫。于是乎人心思變，人心思亂，只要自由，不要平等，一心求解放，哪怕上刀山，下火海，吃資本主義的回頭苦都不怕。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共產主義者認為自己已深知歷史的奧秘，因此處處以強者，以先知先覺，先見之明者自居，自覺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塑造歷史與馴化人性。同時又自認為是“無產階級”（弱者與窮人的共產主義學名）的先鋒隊與代言人，扎根于人民群眾，為勞苦大眾謀福利。這一切豈不是自相矛盾？豈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革命者的那些狂熱宣傳與過激行為分明都是些虛矯之舉，不過是弱者基于永久的恐懼與不安的極度反應罷了。革命者既嘴硬又死要面子，還不承認自己是弱者，還要把自己打扮得多么的強大。

真正的強者哪會對全世界宣布自己是偉大、光榮、正確、戰無不勝的？這些人一貫隱真示假，知雄守雌，能而示之不能，為而示之不為。借刀殺人，坑蒙拐騙，渾水摸魚，嫁禍于人，一切下流卑鄙的伎倆全都是這些人的拿手好戲。

真正的強者哪會對社會問題與民生福利大包大攬？這些人恨不得將弱者的一切都剝奪得干干凈凈，一貫拒絕向弱者承諾與提供任何保障，極力將弱者逼得走投無路，以便心甘情愿被他們驅使，為他們賣命。最后還厚顏無恥美其名曰，這一切都是人身自由，遷徙自由，契約自由，個人奮斗，自力更生等等。

承認自己是弱者，的確不夠聰明，不夠堅強，不夠勇敢，那么就要力求自己的所作所為符合更高的道德標準，以謙虛的態度更加勤奮地學習與工作，善于團結與自己有相同處境的人。承認自己是弱者，并不是從此就萬念俱灰，聽天由命，任由強者擺布，而是要以視死如歸的勇氣與心無旁篤的專著以弱抗強，由弱轉強，扶弱制強！

黑格爾有言，“罪惡是人類歷史的杠桿。”應該加以補充的是，只有強者才會去提倡進步，歷史的進步哪次不是以犧牲弱者為代價的？弱者往往安于現狀，害怕知識與技術的進步導致的權力結構的變動，憑本能他們就可知道，不管是任何一種變動，最終的結果就是強者處在更有利的地位上。共產主義者言必稱科學與先進，他們可曾認真思考過，在這些貌似無害的觀念下面隱藏了血淋淋的殘酷現實？

強弱的分化與對立由永恒不變的人性所驅使，由不可改變的權力結構所決定，不可能壓制與消除。打倒了原有的強者，新的強者又將產生。由此看來，永遠站在弱者一邊，扶弱制強，防止強者徹底壓倒與奴役了弱者以及由此引起的弱者的激烈反抗造成兩類截然對立但是有又必然聯系的權力大集中的政治格局，這是不僅是自由主義者，而且也是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在人類爭取自由與解放、平等與博愛的無盡的旅程中，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就象彼岸的天國，永遠也不可能到達，又象遙遠的地平線，永遠吸引著人類前進。讓我們如實的承認吧，最高理想永遠也不可能完全實現，因此人類尤其弱者與窮人為爭取自己的權利與改善自己的處境而進行的斗爭永遠也不會結束，斗爭就是現實，斗爭就是自由，斗爭就是一切！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好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

革命導師說，共產主義全面地繼承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此言不虛，共產主義不僅全面繼承了人類歷史上所有未竟的正義事業與未實現的高尚理想，而且基本上符合邏輯地回答了以往歷史上的一切哲學政治經濟與社會難題。

共產主義也吸取了歷史上的一切反面教訓，對如何扶弱制強，如何反對獨裁專制，堅持民主，以及如何防止革命集團蛻變都做出了精心的設計。只是它的一切政策與制度都建立在一個有著極大說服力卻又極不可靠的基礎上——改造人性（即大名鼎鼎的改造世界觀）！

之所以有說服力是因為人性惡是萬惡之源，改造人性可算是認準了革命的對象；極不可靠則是因為，人性絕對不可馴化，獸性與魔性都根植于人腦的生理結構中。

共產主義表面上極為推崇科學，但其所提倡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卻不是實驗科學意義上的觀察與歸納的笨辦法，而是唯理主義的宗教性的冥想與思辯。其必然后果就是自以為全面掌握了絕對真理，唯我獨尊，唯我獨革，壟斷真理的講壇與現實的權力。

共產主義者本來都崇尚平等主義、民主主義與人道主義的價值觀，但為了革命大業的成功，不得不權行領袖獨裁與暴力革命的策略。最后發現木已成舟，騎虎難下，崇尚暴力至上與暴力萬能的魔鬼已經從瓶子里放出，不把全世界殺個天昏地暗，血流漂杵，反動派與革命者兩敗俱傷，同歸于盡，是不可能再把它裝進瓶子里的。

共產主義者狂熱的非宗教與無神論的宣傳下隱藏著的是基督教傳統的救世主情結，自相矛盾卻渾然不知。共產主義者刻意隱瞞共產主義與基督教政治哲學傳統的繼承關系，以及與其它普世性宗教運動在政治境遇上的一致性，四面出擊，到處樹敵，得罪了一切異己的宗教政治勢力。一朝受到致命打擊，墻倒眾人推，雄圖霸業，數十年苦心經營，頃刻間灰飛煙滅。

共產主義的哲學政治理論，辭藻華麗，語調煽情，直指向人腦的原始的感情皮層——對群體的依戀、對一致性的渴望與滿足一切虛榮心的愿望。不愿意指向人腦的理性皮層——對人性惡的不可改變、人的理性與能力的有限性作如實的承認。

共產主義的革命者與統治者，在奪取政權與掌握政權的斗爭中固然會依照政治斗爭的普遍規律而行事，但是應該承認，他們對人民群眾的苦難還是未能忘情。只是他們的那些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自甘淡泊，艱苦樸素以求保持革命激情與革命法統的種種表演與設計未免有違人性。古人云，“太上忘情，其次任情，再次矯情。”革命黨人逆人性而動，矯情若此，其能久乎？

一種社會制度一旦激起了人們的厭惡與懷疑，不把它徹底拋棄，人們是不會善罷甘休的。公眾的不信任感一旦被觸發，統治者不得不矯枉過正，事倍而功半，并且還未必能如愿以償。

革命黨人對自己與社會都提出了過高的要求，以至于沒有回旋余地，要么就將理想全盤否定與放棄，要么就堅持這種不近人情的制度。導致社會主義制度被絕大多數人厭惡，最后被徹底拋棄，連一部分可行的合理的制度也被當作臟水潑出去了！

革命就是循環，革命就是輪回，革命就是報應

革命的歷史經驗——革命的西方詞源是Re´volution（法文），即循環，原指古天文學意義上恒星的周期運動（天空中的星座在同一區域再現）。與革命有關的中國詞源是革故鼎新、知天命、移天祚、順天應人等等。通俗的解釋就是尊重歷史規律，順應歷史潮流，爭取人民的同情與支持，推翻現政權取而代之，其實就是造反與暴力殺戮。中西文化綜合起來理解，革命也就可以理解為輪回與報應了。對前人喪失了尊重、理解與同情，將過去說成是一切罪惡的淵藪，采取極端的行動來否定與推翻，這將成為歷史慣例與行為模式。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革命者終將輪到自己被革命的一天。

革命的行為模式——不把現在的痛苦夸大一百倍，并且許諾在未來給人們以百倍的幸福，公眾是不會對革命者推翻現存制度袖手旁觀甚至熱情贊助的。但是一旦他們發覺新社會并不象某些宣傳鼓動家所說的那么美好，并且還要伴以激烈的頻繁的思想改造、政治學習與斗爭甚至還要求節衣縮食，壓抑種種欲望等等，就會認為新不如舊，以致又會忘掉舊世界的種種罪惡，把過去想象得無比美好與人道。人心向背的結果就是大革命所締造的新社會逐漸向舊制度屈服了。

革命者的利害沖突——同利相嫉，同利相害，革命者最大的敵人其實就是自己的革命同志。爭正統，爭法統，搶靈牌，爭權奪利鬧名，戰天斗地整人，斗得氣候反常，水土流失，生態失去平衡，得不償失，還是全心全意與人斗吧。教猱升木，率獸食人，革命的種子千千，反革命的種子萬萬，殺不完，斗不絕，其樂無窮也。

對革命社會的循名責實——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統治階級在本質上的一致性遠遠大于同一國家中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一致性。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與生活方式由宗教文化傳統決定，而統治手段是由人性、利害關系與權力結構決定的。說穿了，意識形態不過是一種包裝，生活方式無非就是一種表演，而任何一種統治手段歸根結底是為鞏固統治服務的。其間最多只有嫻熟性與技巧性的區別，不會有本質性的區別。透過千變萬化，紛繁復雜，令人目眩神迷的表象與假象，就可以發現，他們何其相似！

強弱對立，貧富分化，階級斗爭，這就是人類文明的永恒的主旋律。而人們互相嫉妒，互相仇恨與互相殘殺的必然結果就是大崩潰、大屠殺與大毀滅，最終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凈！

人類一切精巧復雜的設計與組織都崩潰了，一切都恢復到無序的狀態，向混沌回歸。從混沌中又將產生出新的組織與秩序，一切都將重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