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確立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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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3年7月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的時候，《解放日報》上出現一個新概念——思想。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思想被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是全黨的共識。這一共識來之不易。

早在大革命時期，就明確指出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斗爭的極端重要性，以及對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要時常加以提防。這些思想并沒有引起當時黨中央領導人應有的重視。大革命失敗后，成功地把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并在實踐中逐步制定和實行了一整套保存、恢復和發展革命力量，使革命轉敗為勝的路線、戰略和政策。這一切又遭到來自右的特別是“左”的錯誤路線的否定。

“左”傾路線的代表者不了解中國革命的基本特點和基本規律，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實質是農民革命。他們低估農民反封建斗爭在中國革命中的決定作用，低估開展軍事斗爭特別是農民游擊戰爭和建立農村根據地的極端重要性，相反，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以城市工作為中心，幻想通過發動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達到所謂“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形成所謂的全國革命高潮和全國勝利。其結果，首先造成城市工作的失敗，而后使鄉村工作的絕大部分也遭到失敗。

“左”傾路線的代表者不了解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界限，急于求成，幻想超越民主革命去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他們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時還主張反對整個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在農村則強調反對富農。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的階級關系發生了明顯變化，中間階層以至部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地方集團都可能參加抗日，這時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仍無視已經變化了的形勢，依然實行極“左”的關門主義政策，從而使革命勢力被孤立，使紅軍運動遭受挫折。

“左”傾路線的代表者不了解正確的軍事策略必須以正確的形勢分析為前提，不了解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開展人民戰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們不去客觀地考察敵我力量的對比，不去正確判斷革命形勢的高潮和低落。因此，在應當防御的時候由于盲目實行所謂“進攻路線”而失??；在應當進攻的時候又由于不會組織正確的進攻而失敗。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企圖用“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他們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致使革命陷入絕境。

中國共產黨人是在血與火的戰爭中，在成功與挫折、勝利與失敗的鮮明對比中認識到一系列決策的正確性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紅軍喪失了全部中央根據地，不得不踏上長征之路。長征途中在遵義會議上才糾正了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左”傾路線，確立了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從此，在的帶領下，紅軍勝利到達陜北，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再次實現國共合作，開創了抗日戰爭的新局面。

中國共產黨人是通過學習的科學著作，學習馬列主義，總結自己的歷史經驗認識到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的正確性。延安時期在科學研究和理論創造方面取得豐碩成果，發表了一系列科學著作。在這些著作中，馬克思主義被系統地中國化了。一方面，他不僅使馬克思主義從歐洲形式變成中國形式，而且還大膽地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中某些過時的、不適合中國具體情況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代之以適合中國社會發展和中國革命需要的新原理和新結論。另一方面，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來觀察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特點，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總結中國近百年，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開展3次偉大革命戰爭的經驗，經過深入分析、高度概括和多方面展開，創造了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徹底勝利的系統的科學理論。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抽象原理，通過的科學著作成為中國人民容易理解和便于掌握的思想武器，成為中國共產黨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理論、路線和政策。這極大地提高了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有效地促進了全黨在思想上的統一。

1943年7月6日劉少奇在《解放日報》上撰文指出：“在22年長期艱苦復雜的革命斗爭中，終于使我們的黨、使我國的無產階級與我國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同志?！盵1](P291)他認為，我們黨最重要的一條歷史經驗是，必須區別真假馬克思主義。一切錯誤路線實質上都是假馬克思主義，而則代表著真馬克思主義。因此，我們的干部黨員都應該用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用同志的思想體系去清算黨內的錯誤思想。接著，王稼祥在1943年7月8日《解放日報》上發表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明確提出了“思想”這個概念。他說，以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主義，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中國的現實，積蓄了中共22年的實際經驗，經過了黨內黨外曲折斗爭而形成起來的。它是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它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布爾什維主義。

思想的提出是歷史的必然。在此前后，、陳云等黨的領導人也曾使用的旗幟、路線、方向等術語來表達與思想同樣的內容。而且早在1941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者張如心就使用過“同志的思想”這一提法。思想概念提出后，1943年11月鄧小平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指出，遵義會議后，黨的事業完全是在“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即思想的指導之下”勝利地發展著。為此，我們每個同志都感到很幸福，同時也深感三風不正的危害和整風的重要。[2](P88)

通過，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思想被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黨章的總綱中明確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的偏向。在黨章的條文上還規定：努力地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基礎，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義務。當時，劉少奇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說：“我們的黨，已經在中國革命的長遠道路上，在中國革命的這些特點中，在思想指導下，發展了與鍛煉了自己。我們的黨，在今后的長時期中，還要在繼續深入地認識與利用中國革命的這些特點中，在思想指導下，去為達到自己目標而戰斗，并繼續發展自己與鍛煉自己?！盵1](P341)這是全黨的共識，是全黨和全國人民審慎選擇的結果。

二

思想的提出和確立具有深遠的意義。從實踐上看，它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凝聚了全黨的力量，從而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從理論上看，作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領域。

馬克思主義產生于19世紀40年代的歐洲。唯物史觀是馬克思最偉大的科學發現之一。馬克思發現唯物史觀之后，立即把它運用于對現實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規律的研究。這一研究取得的成果使唯物史觀獲得科學的證明。后來，馬克思又依據人類學和歷史學提供的新材料進一步探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直到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發展，不斷拓展唯物史觀應用發展的新領域。這些新領域的開拓反過來又繼續證明、補充和完善原有的科學結論。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從來就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不斷吸取實踐發展和科學進步提供的新經驗和新材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之所在。

然而，馬克思主義仍有尚待開拓的領域。由于馬克思從事理論和實踐活動的地域主要在歐洲，他自然對西方資本主義有更直接、更深切的了解。盡管他作為科學家曾敏銳地觀察到東西方社會之間的差異，作為革命家又理智地關注著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暴行和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抗，但是這種遠距離的觀察和關注只能是概括性的、原則性的。他雖然一般地提出了“東方問題”，卻沒有也不可能具體展開和深入實際地解決，更不可能創造關于中國歷史、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系統理論。

列寧主義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時代特征和俄國社會，解決俄國革命問題并取得成功的光輝典范。這一典范使馬克思主義由科學變成了現實。中國人正是通過這一典范認識了馬克思主義。盡管共產國際曾經給予中國革命許多具體指導和實際幫助，但是由于缺乏對中國社會歷史及現實情況的深入了解和對中國革命特殊性的準確把握，有些指導是行不通的，有些幫助是錯誤的。盲目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的結果只能給中國革命造成嚴重災難。因此，俄國的經驗不一定適合中國，也不應該原封不動地照搬到中國。中國革命需要自己的理論。

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和中國命結合起來，科學地分析了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貧窮落后的東方大國的歷史和現狀系統地闡述了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路線和政策，成功地解決了中國革命的諸多復雜問題。這一理論成果再次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普遍意義，同時也為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形態的學說和社會革命的理論增添了新內容，為研究東方社會和解決“東方問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實例。

新中國成立前夕，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系，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3]這段話同時也說明了思想對于傳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意義。使馬克思主義適合中國社會的需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并且為中國人民所掌握，這正是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發展作出的貢獻。

三

建國以后思想的發展走過一段曲折的道路。人們對思想的認識也不是一帆風順的。

首先遇到的是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之間的關系問題。思想的提出強調的是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它說明，只有適合這種特殊性的革命理論，才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思想的確立實際上表明中國共產黨的一種決心，即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獨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這樣做在當時是非常必要的。然而，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人們在強調思想的時候往往忽略馬列主義；將馬列主義和思想并列又容易使人產生一種誤會，認為二者是兩回事。

最先意識到這個問題并予以糾正的人是。早在建國前夕就產生了在出版物和黨的文件中不再使用“思想”概念的想法。1949年1月他在修改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章草案時指出，將草案中“思想”一律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將學習和宣傳“思想”改為學習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建國后，在編輯《選集》過程中他又提議，將《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文中的“思想”、“思想體系”用語統統刪去。根據的意見，1956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不再使用思想這一提法。[4]之所以這樣做，原因之一是在他看來，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之間的關系是學生與先生的關系，二者是一回事，而不是兩回事。

接著出現的問題是在宣傳中將思想庸俗化、簡單化。60年代初開始恢復使用思想概念。由于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思想日益受到全國人民的擁戴。在這種情況下，公開站出來反對思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于是，、“”就采取種種手法，割裂、歪曲和篡改思想。他們或者把思想的作用庸俗化，不管什么人只要有點進步就說運用了思想，不管什么事只要做好了就說成是思想的勝利；或者把思想的完整體系加以割裂，把思想的豐富內容簡化為“老三篇”、“老五篇”，說只要熟記這些著作就掌握了思想；或者斷章取義，抓住的一兩句話、一兩個觀點，拋棄的另一些話、另一些觀點，片面加以引申，歪曲的文藝方針、教育思想、實踐觀點、知識分子政策和建黨學說等等；或者移花接木，把在此時此地此種條件下講的話搬到彼時彼地彼種條件下，隨便解釋、肆意篡改。這一切嚴重地損害了思想。

面對、“”的胡作非為，鄧小平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早在1960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會議上就明確提出“正確地宣傳思想”這個問題。他說：“對待思想是一個很嚴肅的原則性的問題，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對我們不利，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不利。”他還援引的話說：“提法要合乎實際，不合實際就站不住腳。”[2](P284)1975年鄧小平重新出來主持工作，在開展各方面整頓的同時，他再次提出“恐怕在相當多的領域里，都存在怎樣全面學習、宣傳、貫徹思想的問題。”[5](P37)

逝世后，在怎樣對待思想問題上又出現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搞“兩個凡是”，凡是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一種是懷疑、反對和否定思想。鄧小平撥亂反正，及時發表了題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思想》、《高舉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等講話。在這些講話中，他依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科學地回答了怎樣看待和理解思想，什么是思想的精髓，什么叫高舉思想的旗幟，為什么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

鄧小平指出，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其精髓是實事求是。對思想要完整地、準確地加以理解，不是去照抄、照轉、照搬說過的話和做過的事，而是要善于學習、掌握和運用思想的體系來指導工作。所謂高舉思想的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思想這個思想體系，就是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就是要搞好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他說：“堅持完整地準確地掌握馬列主義、思想的科學體系；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這就恢復了思想的本來面目，維護了同志作為一個偉大革命家在中國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應當享有的崇高地位?！盵5](P165)

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再次確立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在鄧小平親自主持下起草的。其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仍然是堅持和發展思想。在此意義上可以說，這次會議是對確立思想歷史地位的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回歸。然而，這種回歸決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一種在更高層次、更深意義上的回歸。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給思想下了如下定義：“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個定義給思想增添了新內容。其中不僅包括在民主革命中制定的一整套理論、路線和政策，而且還包括思想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取得的新發展。此外，這個定義還有兩個鮮明的特點，即強調“被實踐證明”和突出“集體智慧”的結晶。

“被實踐證明”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也是思想中應有含義。在的《實踐論》中就有“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的明確論斷。[6]思想本身作為真理當然離不開實踐。然而，在一段時期這一論斷卻有意無意地被遺忘了，以致于70年代末由于“兩個凡是”的禁錮，為了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需要重新討論什么是真理的檢驗標準。

強調“被實踐證明”不僅恢復了思想的本來面目，而且對于堅持和發展思想具有深遠意義。一方面，對于那些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觀點和做法要予以拋棄和糾正，把它們與思想的科學體系區分開來；另一方面，對于那些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要予以堅持和發展。所謂堅持思想，就是指堅持被中國革命長期實踐反復證明是正確的那些貫串于全部科學著作中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主要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這是思想的活的靈魂。所謂發展思想，就是指運用這些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

“集體智慧的結晶”也是思想的原有含義。思想作為中國革命的經驗總結就含有這層意思。把這層意思更突出地表達出來不僅絲毫沒有貶低思想，而且使思想的意義愈發厚重。正如鄧小平所說：“同志的事業和思想，都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5](P172)，“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沒有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5](P148-149)。這番話語重心長，寓意深遠。由此可見，否認思想決不是僅僅否認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也必然否認由思想培育的整整一代人，必然否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同樣，離開思想，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國共產黨艱苦卓絕的斗爭歷史和中國人民繼續前進的現實基礎，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鄧小平理論的精神實質。

思想的再確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次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凝聚起全黨的力量，從而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同時也為鄧小平理論的創立提供了必要的歷史前提和可靠的理論根據。

思想永遠是中國人民的精神財富。

收稿日期：1999-09-01

【參考文獻】

[1]劉少奇選集：上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鄧小平文選：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選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

[4]胡喬木回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8-329．

[5]鄧小平文選：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選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

【內容提要】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思想被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領域。建國后思想的發展走過一段曲折的道路。1981年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再次確立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凝聚全黨的力量，不僅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而且為鄧小平理論的創立提供了必要的歷史前提和可靠的理論根據。

【關鍵詞】思想/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